对调乡部分群众进京上访的思考

今年8月7日，嘉陵区土门乡7、8、9村56名群众以东西关电站淹没补偿问题为由进京集体上访。上访发生后，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经过市、区两级深入细致地工作，事态得到了及时有效化解，主要挑头人物杨发万已保证不再上访；广大上访群众普遍情绪稳定，生活安定，正一门心思抓发展；库区呈现出和谐稳定、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态势。近期，笔者就此事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一、土门乡部分群众进京上访的经过及原由

嘉陵区土门乡与武胜、岳池、高坪三地交界,1995年东西关电站关闸蓄水后（该乡共有1561.5亩土地被淹没，其中7、8、9村有1398.6亩，为重淹区），嘉陵区严格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及时进行了补偿（并在某些方面给予了超标准补偿），但7、8、9村部分群众始终认为补偿标准偏低、补偿面积不够。

1995年3月18日，土门乡8村代课教师杨发万带领部分群众集访东西关电站并发生骚乱，进而演变成后来的暴力抗法、袭警、抢夺枪支的“4.29”恶性事件，杨发万因此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并被取消了民办教师及可能转为公办教师的资格。此后十多年来，杨发万等人就以此为由不断挑唆煽动并带领部分群众以上诉和其他方式到区、市、省上访。

今年5月15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杨发万等人起诉嘉陵区人民政府的上诉要求作出了不予受理的终审裁定，杨发万等人感到通过法律起诉无望，就企图通过带领群众集体进京上访来达到为个人翻案和获得经济赔偿的目的。今年8月部分上访人员躲过稳控视线上访到北京，市委对此高度重视，王宁书记亲自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化解调处工作，将上访的52名群众接回。

此次土门乡部分群众集体进京上访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一方面土门乡7、8、9村群众对政府积怨较深，加之杨发万等个别挑头人蛊惑、煽动，部分群众就跟风撵盘；另一方面也存在政府脱离群众，信息掌控不灵、调处化解不够及时等问题，致使延误了最佳劝返时机。

二、土门乡部分群众进京上访后的调处及成效

上访发生后，南充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嘉陵区委迅速行动，当天下午，区委书记何智彬就迅速带领20名干部组成三个驻村工作组进驻土门乡7、8、9村，开展了深入细致的化解帮扶工作。

1、以稳控和教育转化上访群众为重点，迅速平息上访事态。我区坚持稳控和教育转化相结合，成立以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调处工作领导小组，同时组建政策清理、情况收集、驻村帮扶和综合协调四个工作组，要求涉及淹没补偿的8个乡镇务必全面摸排群众思想动态，及时落实稳控措施，防止新的非正常上访发生。市长高先海深入土门乡7村9社与群众座谈，耐心做群众思想疏导化解工作。区委书记何智彬连续三天蹲点土门，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区上组织召开了进京上访群众学习《信访条例》、《社会治安处罚条例》及《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淹没区安置补偿政策、政府后期帮扶措施等，上访群众普遍认识到我区执行的淹没补偿政策是正确的，标准不可能更改；集体进京上访是错误的，也是不划算的，并承诺今后不再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表示安心在家发展生产。

2、以帮扶解困和加快产业发展为关键，不断解决百姓疾苦。针对土门乡8村5社、12社和9村1社、2社残疾人、五保户、特困家庭及失学青年较多的现状，先后为生病和家庭贫困的群众捐款3200多元，帮助30多名失学青年重返校园，使20多个大病家庭获得医疗救助，200多名特困人员享受农村低保。根据库区实际情况，引导和帮助群众重点发展粮油产业，加大开发两季田，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土地利用率，着力解决人多地少的突出矛盾。同时，因地制宜地加大水果业、蚕桑业和稻田养鱼、网箱养鱼等养殖业技术培训，筹资为8村5社新建2口屯水田；为9村维修1处提灌站并启动村道公路和红层找水工程建设；为9村整治3处码头；同时，启动了搭建便民桥、修建排洪渠、设置医疗站、建设沼气池等惠及整个库区群众的数十项工程。

3、以乡、村两级干部队伍建设为保障，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此次上访事件发生后，区委常委会迅速研究决定，对原土门乡领导班子集体免职，选派熟悉土门情况、群众工作经验丰富且责任心强的干部到该乡工作。调整充实了联系土门乡的县级领导和区级帮扶部门。责成土门乡新一届党委及时对7、8、9村两委班子进行整顿调整，加强党员干部培训教育，大力培养党员后备干部，不断增强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使其成为促发展、保稳定的坚实堡垒。建立健全村规民约，不断加强村民法制教育，切实推行村务公开。

三、由“乱”到“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几点启示

三个多月来对上访群众的调处化解，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和感悟。

1、由“乱”到“治”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培育产业，不断增强地方经济实力。东西关电站淹没后十余年来，土门乡7、8、9村由于人多地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个别群众甚至不升反降，而库区外这十多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不论是纵比还是横比，群众感到反差强烈，怨气很大。为此，我区将库区产业发展放在突出位置，围绕种养习惯抓“水上渔业、地上果业、庭院蚕业”培育，并主动送去“三秋”种子、肥料，仅两个多月时间，“三秋”生产及渔业、蚕业发展已初见成效；政府务实的举措和规划增添了百姓发展信心，其心思也由谋划上访转向发展生产。这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只有加快产业培育，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才能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

2、由“乱”到“治”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百姓疾苦，努力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在深入一线帮扶时，驻村工作组同志看到肖昌照一家仍住在四壁透风的破茅草棚里，主动捐助部分建房款；了解到叶超华夫妇因病致残，子女无钱读书，干部自愿与其结为长期帮扶对子；得知一“哑巴”长期病卧在床，又送去现金与药物……群众利益无小事，正是解决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小事”，拉近了干群之间的心理距离。这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只有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才能收获民心、化解民怨。

3、由“乱”到“治”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创新维稳机制，实现“保稳定”向“创稳定”转变。纵观土门乡库区群众多次上访，此前历次调处重在说服教育、监督稳控、依法处置，干部一门心思“保稳定”，群众被动参与维护稳定，两者站在对立面各打各的“小算盘”；此次土门乡部分群众进京上访后，我区变“堵”为“疏”，对上访群众既说服教育、监督稳控，又问计与民、倾听民声，共谋发展稳定大计，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创稳定”，开创了维稳工作新局面。这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维稳工作只有变“治”为“防”，才能吸引更广泛的群众自觉参与其中，才能真正将各种矛盾和隐患控制在基层、化解在当地、消除在萌芽状态。

4、由“乱”到“治”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夯实组织保障。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土门乡7、8、9村部分群众十余年来持续集体上访，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乡村两级班子软弱涣散，基层干部队伍缺乏战斗力。个别村两委干部缺乏坚定的政治立场，每次集体上访都有党员参加；村支部会议一年难得开一次，上访会却频频召开。群众进京上访发生后，我区迅速选配了新一届乡村党政班子，过硬的干部队伍为调处及后期帮扶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这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只有按照省委“举旗帜、抓班子、带队伍、促发展”的要求，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才能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