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游戏监管策略

摘要：伴随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游戏应运而生，作为技术支撑下的众多数字艺术产品的一种，为用户带来了全新的游戏体验与娱乐价值，但其强烈的致瘾性也严重地危害用户尤其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因此，良好的监管是保障游戏能健康发展，减轻对用户身心健康损害的必由之路。本文率先从游戏的传统监管机制出发，厘清当下网络游戏监管的不足之处以及网络游戏的本体特征，并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探讨新型的网络游戏监管策略。

关键词：网络游戏；监管策略；数字艺术；人工智能

网络游戏的发展史至今已逾50年，大体经历了预备阶段—崛起阶段—稳定阶段—多平台阶段等几个阶段，呈现出互动性、不确定性、高碳性的特征。尤其是21世纪以来，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游戏的发展进入新时代，而网络游戏的致瘾性也逐渐暴露出来。2021年12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该《报告》的重点指出，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游戏产业的发展，把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防沉迷工作作为重中之重。

1网络游戏的传统监管模式的困境

通过对网络游戏本身的特点及其致瘾机制的分析，以及对网络游戏致瘾性监管相关研究的梳理发现，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原因导致监管机构对网络游戏的监管始终力不从心。1.1网络游戏本身所带有的双重互动不确定性[1]机制导致传统的对网络游戏的监管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双重互动不确定性是数字艺术中网络文艺类的艺术产品所特有的运行机制。而网络游戏又是网络文艺中最为典型的产品，实现人与人、人与机器的双重交互特性，加之人与人间交互的陌生机制，将网络游戏的致瘾性诠释到了极致。单纯这种双重互动性就已足以让用户“愿者上钩”，而网络游戏又能带给用户极强的娱乐体验，二者相加，使用户沉迷其中而不自知。从用户的对立面出发实现对网络游戏的监管正是其众多难点之一；1.2监管机构本身工作能力的不足，是导致网络游戏监管失范行为的另一重要原因一方面，监管人员中缺少大量的能对网络游戏的致瘾机制熟练掌握的人。这就为监管带来天然的缺陷；另一方面，这种监管又要分为两个层面看，一方面，工作人员作为普通大众，不可能对网络游戏环境进行全时段、全领域的实时监控或是实时处理；另一方面是工作尺度与监管标准也存在较大差异。这就导致监管机构在监管时的力不从心；1.3网络游戏管控的技术手段落后这也是当前网络游戏监管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网络游戏运行的手段已大踏步进入智能化时代，但其监管的技术手段却明显滞后于网络游戏本身运行的技术，这就更加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游戏监管策略研究刘中锦（山东华宇工学院德州253034）剧网络游戏监管的难度[2]。以《王者荣耀》为例，游戏规定12岁以下的用户，每天只能在特定时间玩一小时，成年用户可不间断玩七小时。但就实践来看，12岁以下用户使用成年用户的账号密码进行登录游戏的比比皆是。纵然游戏本身带有人脸识别等技术机制，但其识别精度与准确性存在较大问题。

2网络游戏的本体特征探究

一方面，基于场景搭建与技术融合的现状，虚拟现实性可作为网络游戏的本体特征之一，但这并非网络游戏的独有特征。众多类型的游戏都带有类似的特征属性。如孩提时代的“过家家”游戏等，都是游戏玩家潜意识中对现实世界的虚拟展现或者刻意模仿。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3]。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作为数字艺术典型代表的网络游戏也呈现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但令人费解的是，虽两种游戏类型都具有虚拟现实的特征，但所带给游戏玩家的体验却截然不同。这是因为网络游戏的模仿与前面提到的模仿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一本质区别则一定程度上导致网络游戏带有强烈的致瘾性。如“过家家”这类游戏，虽也有虚拟现实的特征，但其虚拟性仍是在现实世界中进行且严重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使游戏者难以实现随心所欲或出现严重超出游戏者本体属性的技能或行为。而网络游戏则不然，网络游戏背后有一个强大的设计制作团队，为用户打造一个从感官体验到精神体验都极度符合受众需求的虚拟世界，这一双重体验时刻刺激游戏玩家的本能欲望，体会着在现实世界中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的幸福感而无以自拔。当然，基于以上研究有一点也必须提前声明，即尽管不同类型的游戏虚拟现实特征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虚拟现实性确实会导致游戏致瘾的发生，且虚拟现实程度越深，致瘾性越强，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高度自由性是网络游戏的又一突出特征。如果说虚拟现实性是从存在方式上为网络游戏界定了特征，那高度自由性则是从审美诉求上规定其特性。著名的数字艺术研究学者、数字艺术低碳美学创始人马立新教授指出：“网络游戏的自由性集中体现在其无功利性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诠释着人只有在无功利性的活动中才能获得纯正的精神自由，而网络游戏在无功利性这一点上具备独特的审美价值。上文提到的网络游戏的虚拟性给游戏玩家带来较好的游戏体验，成为网络游戏致瘾性的客观条件，但如仅具虚拟现实性，还不足以让玩家沉溺于游戏世界不能自拔。例如虚拟现实技术（VR）所能带给受众的感官体验远比网络游戏的感官体验更加直观也更具真实性。但VR技术却没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因此，高度自由性就成为网络游戏致瘾性的充要条件。即网络游戏不仅能为受众搭建一个高度虚拟的世界，让玩家在其中畅玩，且更为必要的是在这一世界中，这种畅玩还是高度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为用户带来感官体验外的愉悦的情感体验，且这是玩家自己的选择。纵然这种情感体验是沉浸性的、低质的，但游戏世界中感性思维完全占据主动，自由情感的质量谁又会去追问呢？正是这样的的审美诉求使得网络游戏与其它艺术形式划清界限，但同时也为网络游戏的监管带来矛盾点。

3构建新型的网络游戏监管模式的方式

当下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游戏的发展已全面进入智能化，因此，对于其监管也必然应该走以技术为核心，以法律与德性为两翼的智能化监管之路④，才能在保障用户身心健康发展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游戏产业的平稳发展，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的统一。首先，从人工智能技术的角度出发对网络游戏实行监管。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展现关键事件间的相互作用，例如游戏制作方对监管方施加影响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等。基于此，我们提供一个过程模型，概述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监管网络游戏的框架过程如图1所示。采用递归的方式将过程理论化，这反映适应和复制的持续循环过程；其次，人工智能话语启动通常由一个或几个利益相关者群体驱动，他们强调人工智能问题（如安全性、可靠性或问题）的监管。进一步的利益攸关方如游戏制作方、游戏玩家等加入讨论并成为积极的参与者，他们以不同的视角进行贡献，指出实施中的关键问题，支持监管，呼吁、告知社会、使人工智能对各类数字艺术类型，尤其是网络游戏的监管进入实践领域并合法化。我们将这个阶段命名为话语锚定。国家或全球政策文件越成为话语或论述的一部分，越反映新兴话语的事件越有组织，这就越导致话语的合法化。这些文件大多是像CSIRO的《Data61人工智能伦理框架》一样的行动呼吁文件、调查文件或建议文件。有趣的是，仅拥有强大的合法性还不足以实现人工智能对网络游戏的监管。因为，想要实现这种监管，除合法性外，还需监管效果的监控。这就类似于数字媒介传播效果的测评，有实施就要有测评。而真正的测评发生在什么时刻呢？就发生在那些由监管部门的监管难以奏效而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却能轻松应对的关键时刻。例如，网瘾所带来的重大公共安全隐患，网瘾所导致的青少年身心障碍等，我们将此定义为关键事件。在这一关键事件发生时，即执行此流程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关键事件中的核心作用如图2所示。除以技术为核心的监管手段外，以法律和德性为两翼的监管思路为新型网络游戏监管模式的构建提供必要的保证。

3.1建构责任明确、标准统一、执行规范的监管德性

对于网络游戏的德性监管是整个网络游戏监管模式建构的重要一翼，它弥补了由技术监管与法律监管所带来的教条性。网络游戏产业的良性、健康发展需各部门的鼎力执行和负责，需文化部门和相关责任机构的监督、管理来保障实施。从目前来看，对网络游戏的监管德性失范是监管乏力的重要方面。“明确相关企业的责任、义务、惩罚力度和赔偿机制。责任不够透明、明确，是目前监管部门监管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5]例如，设计开发出带有色情、暴力及其它危害用户身心健康和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违规游戏时，应进行怎样的惩罚？对不同的违规成分具体的惩罚举措是什么？对违规游戏或违规游戏情节的标准如何实现统一？监管人员出现不作为的情况应怎么办？这些问题，是德性建构机制中都必须明确的方面。

3.2健全数字艺术法律、法规体系，建立专属的网络游戏监管法条

目前，在网游的立法方面存在较大缺陷，很多规定模棱两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执行难的问题。对健全网游的法律体系，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更能实现全领域的监管：3.2.1网游的生产法性建构数字艺术尤其是网络游戏生产的非义行为[6]较之原子艺术生产非义具有更复杂的背景、更宽广的领域等，比原子艺术非义行为要复杂得多。因此，需在网络游戏生产的环节就制订完备的法律法规从生产源头开始即进行严格的监管；3.2.2网游的传播法性建构数字媒介时代，网游的传播渠道较之原子艺术时期更多、更宽、更灵活，真正实现多层次、宽领域的传播格局，并且传播者与接受者的界限已变得十分模糊，加之网络传播的匿名化机制，使网络游戏的传播行为存在众多不规范之处。而纵观这类传播行为，依靠德性与技术的监管往往收效甚微，必须将其纳入“法性”进行考察；3.2.3网游的消费法性建构这也是较少的针对数字艺术行为消费者提出的法律措施。在数字时代，艺术消费或网游消费主要包括盗版消费和损害他人利益的传播行为。长期以来，众多消费者认为在网络领域的消费行为属无人监管的“三无地带”，肆意消费。不仅损害自身健康，且无节制地传播行为同样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将这种消费非义行为纳入法律范畴，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3.2.4网游的监管法性建构监管机构一方面承担维护数字艺术生态环境，引领网游健康发展的职责；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监管不能的现实问题。造成现今的境地，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监管者自身能力素质不足，确实难以胜任监管任务；一种是监管者渎职懈怠，致使整个监管机制处于不利地位[7]。鉴于此，前者无可厚非应更换更有能力的人接任，但对后者则应从监管法律出发追究其责任，将该类行为的出现概率降至最低。

4小结

综上，网络游戏作为数字艺术的一种特殊类型与典型代表，为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带来众多的利益，但其自身的双重互动不确定性机制以及极强的致瘾性也给社会健康发展和用户的身心健康带来不良影响；同时，这种特殊致瘾机制也极大程度上挑战原有的监管秩序，必须引入新的监管技术与监管模式，才是保障网络游戏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马立新.感性·德性·法性———数字艺术三大哲学元问题研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5（02）：145-156.

[2]孙司芮，刘亚娜.我国网络游戏监管模式问题研究[J].理论月刊，2015（10）：160-164.

[3]卢霞.网络游戏监管德性建构策略[J].青年记者，2013（32）：70-71.

[4]苏竣，孙浩.网络游戏对青少年教育期望影响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7（02）：185-200+217.

[5]马立新.数字艺术法哲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6]朱立元主编.西方文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7]邹帆.网络游戏政府监管问题研究[J].人民论坛，2019（23）：124-125.

作者：刘中锦 单位：山东华宇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