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业论文范文10篇

重工业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重工业化差距硬化差距强化对策

我国制造业发展与重工业化趋势

（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

社会分工与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的结构化，社会经济必须选择或确立自己阶段性的重点。一旦这种结构形成，经济发展将确立发展的中心，并形成发展阶段上可依赖的路径，而对路径的依赖将直到条件完备时，结构被调整或者是被强制。

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演绎了上述的规律性。就我国制造业自身的发展来看，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制造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04年制造业增加值达到了45778亿元，比上年增加34%。2006年我国工业完成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1%，而当前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近3/4来自重制造业。产业体系中制造业的地位被凸显出来，成为推动我国长时期内经济快速增长的支撑点和产业发展的中心，“中国制造”也蜚声海外。

（二）对我国重工业化趋势的认识

基于现状和规律的判断。“人类所经历的、以主导产业为划分标志的各个阶段的主要内容，划分为七个阶段。第四个阶段为工业化中期主体阶段，即以加工组装型重化工为主导的阶段。这时，技术复杂程度不高的机械、钢铁、造船等低度加工组装型重化工发展受到这一中间产品市场的强烈拉动，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我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这条发展的“快车道”是不争的事实。“随着一国工业化的进展，霍夫曼比例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并表现为重工业化”。笔者认为，从实证的角度分析经济发展呈现的基本特征，不难判断我国正处在快速向重工业化转变阶段，重工业化的趋势已经显露。

基于评价的判断。“在劳动力丰富和资本稀缺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特征尚未得到改变的条件下，只是由于政府人为地扭曲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导致仍然稀缺的资本定价过低，从而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这是违背市场作用的结果。如果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却出现重工业化趋势，一定是生产要素价格遭到了扭曲”。尽管笔者并不完全赞同所谓的政府扭曲要素价格，但政策的干预通过引导国际资本流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资金瓶颈，从而营造了重工业化的条件。

我国重工业化趋势的成因分析

（一）政府主导

经济发展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更加突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遗余力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发展中实施有效追赶，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最终实现国富民强，成为为政者坚持的基本方针。于是，市场一旦产生有利于发展的契机，便会近乎必然地得到政府的首肯，从而付诸政策化，推动实现制度化，并导致观念性非制度土壤的形成。这些因素势必会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中，导致某种决定和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向性的强化。

我国制造业作为重工业的代表，其发展在极大程度上受益于这种政策、制度及有利氛围的支持，从而得以主导我国经济的增长，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点。

（二）市场引致

政策意图的强化作用与经济上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条件表现为市场反应，即市场主体对政府政策意图表现一致的回应。政府主导提供了对应产业发展方向宽松的政策环境，使得一致性的市场反应不存在任何的政策阻碍；经济人理性导致主体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选择与政府一致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成本。

（三）国际分工与选择

世界经济一体化及国际经济联系的不断深化，使得更大范围内经济的互动与依存性不断加强。新技术发明与运用基础上产生的新产业，改变了传统的产业格局，并在世界经济范围引起国际分工的重组。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改变了国际分工序列，使在国际分工中，获得了发展“中国制造”的机会，并因自身的条件而自然地承接了发达国家产业重心转移后留下的空白。

重工业化趋势和差距硬化与强化的风险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开放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在经济发展处于落后水平的情况下，伴随着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重工业化却隐藏了阻碍经济发展的风险因素，它不仅使得自身内部面临社会性的困顿，在对外经济联系中势必会受役于所处的关系链，并在实际的国际关系发展中支付比预期更高的机会成本，并导致发展差距硬化和差距强化问题。（一）重工业化趋势与发展差距硬化问题

差距硬化是经济后进国家（地区）在进行经济建设，实施经济追赶战略的过程中，受到政策、原始路径、资源禀赋、市场机制及国际市场选择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导致对后发优势产生条件的限制，使经济的发展陷入不可持续性，从而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

重工业化趋势与差距硬化。重工业化趋势中，隐含了导致硬化的多种因素，并支持着差距硬化的可能性：重工业建设的现期成果对政策产生诱导，使产业政策与相关制度产生持续刚性，导致产业结构的调整缺乏政策支持；产业结构重心长期的倾斜，支配要素的长期配置的主要流向，导致资源配置结构的硬化；市场主体总体非理性及搭便车的倾向，成为阻碍产业调整的自然力；国际市场分工与选择，借助市场利益的诱因，加剧资源配置的倾斜。“在开放的环境下，条件使得自己容易成为‘世界工厂’或生产车间的命运。这是支撑粗放式增长的机制，并成为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原因”。

（二）重工业化趋势与发展差距强化问题

差距强化是经济发展受到与差距硬化相关因素的影响，产生持续性的路径依赖，并导致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从而制约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在长期中导致产业结构畸形，产生经济停滞甚至是衰退。

差距硬化因素的影响与强化的可能性。在实际的产业发展过程中，系列导致经济发展差距硬化的因素，都在极大程度上累积差距强化的惯性；路径依赖的形成导致制度变迁成本上升，并反过来阻碍制度变迁，形成促成差距强化的制度性因素；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促成了差距强化的竞争性因素。

规避风险的政策建议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合理引导重工业化的发展，坚持技术创新与品质路线；协调其发展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关系，做到建设而不依赖，实现渐进式培育与长远赶超相结合。

建立市场准入制度，优化市场秩序，实现规模经济。对于工业化中期迅速发展的产业，完全自发的市场调节与不科学的政策供给，会导致因短期利益而支付资源不合理配置、经济过度非均衡和改革成本上升等方面的高额成本。通过市场准入引导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产业，对提升企业素质，增强其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实现产业资源的整合利用，合理控制资源投放及产业发展的规模，优化市场秩序，实现规模经济，都将有积极的意义。

对外资实施筛选与导流，确保后发优势。结合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需要，对国际资本市场施行选择性过滤，以引导国际资源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研发能力提升、产品品质升级及管理制度创新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发挥后发优势，避免被动选择导致的劣势累积。

走出去战略。扶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挖掘尤其是制造业的生产潜力，为国内新产业的发展预留更多的资源空间和本土市场空间，夯实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平台。

参考文献：

1.张耀辉.产业创新的理论探索—高新产业发展的规律研究[M].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

重工业论文范文篇2

论文摘要：针对现有文献在解释现阶段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原因方面的局限性。本文引入利益集团理论。从城市集团的利益刚性角度解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府政策力度的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进程仍然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明确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根本原因所在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现有解释及其不足

1.1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论不容置疑。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制度安排偏差确实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历史原因：但必须看到，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调整产业发展战略的偏差。扩大对轻工业的投资比重，轻工业发展步伐加快。从理论上说，轻工业的较快发展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但现实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现状仍然没有改变、因此。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偏差无力解释改革开放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然滞后的原因。

12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论现有的户籍制度论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问题的解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这种解释还只是停留在表层。并没有深入说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户籍制度能够如此顽固地坚持着。以至于持续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1.3农村劳动力素质约束论劳动力素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样缺乏解释的是为什么农村教育始终落后于城市。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的根源又是什么?

1.4土地制度约束论现行土地制度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单从现行土地制度的缺陷来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滞后其解释力度不够

二、基于利益刚性角度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原因分析

如上所述，目前国内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问题的解释或着力于以上的一个方面。或综合以上符素进行分析，但其解释都有一定局限性笔者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恨本原在于城市集州的利益刚性

2.1利益集团的一般理论，所渭利益集州是指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之上。并试图参与政治过程，影响政府政策、立法、行政管理等活动，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团体，但它本身不以控制政府、掌握权力为目的。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利益集团的存在及其日益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已成为不容否认的事实城市利益集团的利益刚性就是在政治集团逐渐对压力集团有所反应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公务员之家:

重工业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机械自动化技术；工业生产；运用

1引言

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机械自动化技术也得到了良好的推广与应用，并利用其自身优势推动着我国生产力的进步以及经济实力的提升。同时，机械自动化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还在保障工业生产质量与效率的前提下，解放了我国的生产力，推动了国家实力的提升。

2机械自动化技术概述

机械自动化技术即是指在机械制造的工业生产中，利用自动化的生产技术进行实际工业生产，以促进工业生产效率的提升，降低工业物资的生产周期，从而提高工业生产质量的一种技术。机械自动化技术的实际使用中能带来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需要加强对机械自动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3机械自动化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运用

3.1机械自动化技术在轻工业生产中的应用

机械自动化技术已经在我国轻工业、重工业等方面得到了良好的运用。在轻工业的日常生产中，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消费品、农副业产品以及化工用品等方面的产品进行生产。在轻工业生产的过程中，其机械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主要是利用机械自动化技术进行批量化的产品生产，提升产品的生产效率，解放劳动力，降低在轻工业生产中的成本投入。利用机械自动化技术进行轻工业生产的方式与传统生产的方式相比较，不仅在极大程度上提升了实际的生产效率，而且利用机械自动化技术进行轻工业生产的方式还极大地减少了成本资金的投入。利用机械自动化技术进行轻工业生产，在提高生产率，保障生产质量的同时，对农副业生产以及农产品的收割等方面也具有较为突出的贡献，不仅有效地减轻了农民群众在农业生产中的负担，而且提升了我国农业产品的生产水平。在轻工业的化工产品生产方面，利用机械自动化技术实施某些简单的生产环节，例如，生产、质检等简单化、重复化的操作环节，不仅提升了化工产品的生产便捷性，而且促进了化工产业的升级。

3.2机械自动化技术在重工业生产中的应用

随着我国工业的飞速发展，重工业逐渐成为对我国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一种工业形态，不仅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综合国力提升方面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现阶段，机械自动化技术已经在重工业发展领域中具有较大范围的应用，不仅保障了重工业的产品生产效率，而且提升了重工业的生产安全性。将机械自动化技术应用于重工业生产的危险性岗位中，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安全威胁程度，避免出现人员安全事故。例如，在进行石油开采的重工业生产中，由于传统的开采方式不仅具有极高的危险性，而且生产效率也处于较低的状态，而利用机械自动化技术进行石油生产，会降低工作人员的安全威胁性，并在极大地提升了石油开采工作的效率。同时，由于在重工业的生产过程中，除了危险性较高的缺点还具有较大的污染性，且难以治理，因此，在机械自动化技术的积极应用过程中，同时需要对重工业污染程度较大的问题进行研究与处理。

4机械自动化技术在未来工业生产中的发展趋势

4.1加强工业生产中机械自动化技术的研究

由于我国在工业生产发展中的主旨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为社会经济的积极发展而服务，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而服务。因此，在进行机械自动化技术的研究中，应对其中的自动化研究进一步深化，以促进未来工业生产中的规模化、规范化和自动化，提升我国自动化生产的实力。同时，在对机械自动化技术进行研究的同时，还应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发展日益繁华的定制产品、科技产品及高精尖产品相结合，积极提升占据市场大量份额产品的自动化生产实力。机械自动化技术的研究与强有力的市场占有率相适应，不仅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经济贸易的活跃，而且推动了我国经济实力以及贸易实力的增强。通过对传统工业生产以及机械自动化工业生产的对比，在未来的工业生产中，机械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将会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行业，并为工业产业的升级优化做出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应加深机械自动化技术的研究。

4.2拓宽机械自动化技术的应用领域

我国在机械自动化技术的研究中不断地拓展其应用领域，并促进机械自动化技术的革新、优化与升级。机械自动化技术的实际使用，不仅会促进其应用领域生产力的提升，促进应用领域经济水平的提升，而且会促进国家在自动化方面的实力的提升。因此，在对机械自动化技术发展趋势的研究中，应扩宽其在其他领域的应用研究，进而促进国家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

4.3健全机械自动化人才培养机制

在现阶段的机械自动化技术研究领域中，缺少具有创新化思维的研究性人才。在现阶段的机械自动化技术使用领域中，缺少熟练使用机械自动化技术的人才。因此，在未来对机械自动化的研究中，引进和培训专业人才尤其重要，同时应积极健全机械自动化人才的培养机制。

5结语

经过本文对当前课题内容领域的研究表明，在当前机械自动化技术的应用领域中依旧存在着较多问题。因此，在未来的研究生活中，应进一步对机械自动化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进行详细的研究与分析，希望本文能够为机械自动化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提供可行性建议，并为工业生产整体的发展提供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王雷.浅析机械自动化技术在生产制造中的质量控制问题[J].内燃机与配件,2017,23(17):123-124.

【2】顾梓媛.论机械自动化技术在机械制造中的应用及发展前景[J].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2017,26(2):125-126.

重工业论文范文篇4

[论文摘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也对“一五”期间中国资源型城市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包括：工业化思想及其实施推动着资源型城市的演进、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决定着资源型城市的演进路径、工业化体制的思想规定着资源型城市演进的模式。这些影响在推动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资源型城市的发展。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要求全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作为中心任务，而“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而服务的”。1949年10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中财委计划局下设基建处，主管全国的基本建设和城市建设。新中国成立后，首先从整个工业最薄弱环节人手，重点恢复和发展国计民生急需的矿山、钢铁、动力、机器制造等行业，以促进城市发展，使因资源开发而兴起和发展的资源型城市由此成为最重要的城市类型。据统计，1952年重点建设的前三类工业城市中，具有明显资源性特征的资源型城市约为1/3，1954年的比例约为1/3强，代表性资源型城市有包头、兰州、太原、大同、鞍山、抚顺、富拉尔基、本溪、鹤岗、唐山等。可以说，“一五”期间，在中国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它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现代化道路上跨出的重大一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一五”期间中国工业化进程，同时也对中国资源型城市大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的工业化思想及其实施推动着

资源型城市的演进

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他指出，工业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目标：“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之初，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国内反对势力的颠覆活动危及到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同我们处于对峙状态。在这种背景下，不发展现代工业、不进行工业化建设是不可能的，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以增强国防力量，曾形象地说：“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在等国家领导人的探索中，1953年拟订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把“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重要内容。1954年9月，在一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中，“总路线”被写入总纲，“工业化”的任务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如何实现工业化?经过修改审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指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我国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自己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化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居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对这一观点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他说：“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象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

在工业化思想的指导下，“一五”期间，我国着重建设了一大批基础性重点工程。到1956年，鞍山、包头、武汉三大钢铁基地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第一座制造飞机的沈阳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其他包括能源、冶金、机械、化工、电子、航天、航空等各类工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美国学者迈斯纳这样评价：“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50年代的工业化都是杰出的经济成就。”当“一五”期间工业化不断推进的时候，我国资源型城市获得快速发展。据统计，“一五”期间建成或基本建成的主要资源型城市有：大同、阜新、辽源、抚顺、本溪、通化、鹤岗、鸡西、双鸭山、平顶山、焦作、铜川、淮南等煤矿城市，兰州、玉门等石油城市，承德、鞍山、包头、武汉、本溪、吉林、富拉基尔、抚顺、哈尔滨、株洲、个旧、白银等钢铁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城市。

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定着

资源型城市的演进路径

在工业化实施战略方面，认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重工业。

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1952年，等人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等文件中，要求编制计划突出重点，并明确指出：“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战略，随着这个战略的实施，我国在“一五”期间工业化得到稳步推进，城市建设围绕工业化方针展开，主要是新建、改建、扩建工业城市，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它的演进路径是：资源赋存——区域优势——工矿企业——资源型城市。

资源性是资源型城市的基本特征，资源型城市的演进基于资源赋存及资源开发，因此资源丰度高的地区是资源型城市演进的主要区域，在政策制订和实施上，一方面强力扶持东北老工业基地，另一方面，对蕴藏有大量矿产资源的中西部实施了倾斜政策以开发中西部资源。在资源禀赋、区域优势的基础上，大量工矿企业兴建。

在工矿企业兴建过程中，《共同纲领》规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以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一五”期间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是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合称为“156项工程”)为中心、由694个限额以上建设项目(实际施工达到921个)组成的工业建设而展开的。“156项工程”中，实际实施为150项，包括：军事工业企业4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这些项目建设突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目的在于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为实现我国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这些项目在布局上有两个重点：一是合理地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强调对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的改建，在计划的694个限额以上工业项目中，有222个摆在东北和沿海各地；二是开始建设华北、西北、华中等新工业区，形成以武汉钢铁联合企业和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新工业基地。在工矿企业建设过程中。政府投入时比较多地注意了资源采掘、初级原料加工等基础工业，一大批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资源性产业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纷纷上马。据统计，苏联帮助建设的156个建设项目在“一五”时期开工的有147个项目，其中续建、改建、新建的资源性工矿项目占了45项，包括煤炭工业、石油工业、钢铁、有色金属工业等，这些资源性工矿建设项目遍及黑龙江、辽宁、河北、山西、吉林、河南、安徽、陕西、内蒙古、湖北、江西、云南、甘肃等地，涵盖煤炭、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在694个限额工业建设项目中，资源型工矿企业建设项目仍占有重大比重，包括黑色金属工业、有色金属工业、电力工业、煤矿工业、石油工业以及其他重工业，共计393项。

资源型城市与资源开发紧密相关，资源性工矿企业的巨大发展必然促使资源型城市的兴起或发展。依托资源性工矿企业的发展，为数不少的资源型城市或兴起或发展。据周一星统计，“一五”期间，中国共净增设城市21座，在非县城基础上兴建的资源型城市有6座(未含曾一度设市并撤消的河北峰峰市)，包括玉门市(1955)、双鸭山市(1956)、铜陵(1956)、马鞍山(1956)、平顶山(1957)、鹤岗(1957)等。这些城市几乎都是平地而起，并且基本上都是在资源性工矿企业的基础上设立起来的。

三、工业化体制思想规定着

资源型城市演进的模式

选择什么样的体制实现工业化?计划经济体制是当时的选择。首先，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是历史的选择。近代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是最好的选择。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没有经验、经济又十分落后的背景下，模仿偏好自然就表现出来了。这在工业化思想中也有体现：“苏联过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我国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正是依据苏联的经验从建立重工业开始。”其次，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也决定了实施的体制为计划经济体制。资金保证、国内物资的提供、工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等问题都需要集中的方式才能更快更有效的解决，而且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苏联的援助，所以相应地需要我们在经济体制，乃至工作方法、工作程序上都要与其有所衔接，这些因素促使我们必须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这种计划经济体制规定着资源型城市的演进模式：资源赋存是基础、工矿项目建设是动力机制、国家强制性政策是最基本的制度安排。

经济体制要求企业的布局和建设都要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完成。根据资源型城市的特点，“一五”期间，新建工业区在地区布局上考虑的首要因素就是资源禀赋(其他包括安全因素和经济因素)。钢铁厂、有色金属冶炼厂、化工企业等主要建在矿藏资源丰富或能源供应充足的地区，机械加工企业主要建在原材料生产基地的附近，鞍山钢铁公司、长春汽车城、沈阳飞机城、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加工基地等就是按照这些原则建立起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国家对黑色金属工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对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三省黑色金属工业的投资占全国的81.7％，原因就是这里是煤铁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资源型城市的特点就是城市兴起或发展与资源工矿项目建设紧密相关，矿区即城市的主体部分，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计划体制的制约下，资源基地始终是国家生产体系的一个基本生产单元，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是资源生产，因此，工矿项目建设是“一五”期间资源型城市兴起或发展的动力机制。

国家政策推动是“一五”期间资源型城市兴起或发展的助跑器，强制性政策的推行是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以资金的积累为例，资金问题是实现工业化的一个关键问题，认为主要应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因此在争取苏联援助的同时，更强调独立自主，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走内部资金积累的道路，他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个积累过程是国家强制性政策实施的过程，主要是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依靠行政力量组织和配置社会资源，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即通过不等价交换和税收等形式把社会中的资源强制转移到工业领域，以支持工业的扩张和发展。由国家控制全部经济资源、由国家计划分配资源，成为资源型城市发展中资金积累的基本特征。

四、工业化思想对资源型城市

发展影响的得失分析

工业化思想内容丰富，在“一五”期间的实践中交织着正确与局限、成功与挫折的探索，从而对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也就产生着推动和制约两方面的作用。

实施工业化的基础和前提是矿产资源的开发，在“一五”期间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一大批资源型城市相继建立，这是建国初期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显著特点。

首先，在工业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中，新建、改建和扩建了一批工业城市，其中资源型城市发展最为突出，比如在能源建设方面，“一五”期间，抚顺、阜新、鹤岗、鸡西等地煤矿项目的投产大大加强了东北工业基地的能源供应，也加强了这些城市的建设，阜新就是在这一时期获得了4个能源项目，奠定了煤电工业的基础，因此而获得了“煤电之城”的美誉；在原材料方面，“一五”期间，鞍山、北满、本溪等地的钢铁生产，大大加强了以鞍山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的建设，促进了这些城市的发展，同时在内地开始着手建设新的大型钢铁基地，促进了内地钢铁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四川的攀枝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起来的，它在今天还成为资源型城市发展势头良好的代表城市。

其次，在各种敌对势力的封锁下，主张独立自主的思想使我国工业化在初始阶段迅速发展，并有力地推进了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的进程又反过来影响工业化的发展。在工业化的推进下，资源型城市的迅速发展打破了各种敌对势力的贸易封锁，并且为国家换取外汇创造了条件。1949年～1952年，我国工矿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仅为14％，“一五”期间上升为25％，1958年上升为28％，而用外汇进口的物资多为工业化所必需的机器设备，反过来又有力地支持了工业化建设。

再次，在工业化思想中，其工业布局主要以资源赋存、国防安全和经济建设为指导，这就使西部和边缘地区的资源得以开发，改变了工矿城市集中在东部的局面。这样，通过全国工业布局的统筹安排促进了我国现代化城市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尤其是改变了中西部资源开发不足的状况，初步建立了资源型城市基本格局，为今天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重工业论文范文篇5

一、朝鲜推进经济改革进程(1998-2005年)

1．1998年修改宪法与改组经济管理机构

朝鲜经济改革的开始源自制定大幅改组经济管理系统的制度性措施之时，亦即以修改宪法为开端。1998年修改宪法的要点在于，通过废除国家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制度对国家机构进行重大重组，在经济体系采取内阁制的同时强化中央的管理，在经济和外交的各种规定中反映过去六年来的成果。

2．国营企业的重组与经济计划制订方法的改变

1998年修改宪法后，朝鲜的经济改革首先从国营企业重组、经济计划制订方法的改变开始发生变化，这些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企业管理方法的变化、价格及工资的调正。国营企业重组从1999年初持续至2001年，中川雅彦(2005年)分析认为，这种企业重组是让有能力的企业通过调整发展为重点企业。据朴在勋(2005年)分析，此次企业重组的目标是生产的专业化，通过对各种企业生产的专门化改造、创立部门之间或产品之间的专业生产企业，使朝鲜式企业联合按照上述原则进行合理化改造，实现企业的重新定位。关于经济计划制订方法的改变，朴在勋(2o05年)认为，虽然继续沿袭了过去那种三阶段式的制订经济计划的过程，但简化了制定程序，同时将电力、煤炭、汽车等战略意义指标以外的计划制订的权限下放地方。在以往重视量化指标的基础上，开始转向重视质的指标和货币的指标。

3．经济改革的深化与“实利社会主义”的诞生

深化朝鲜经济改革的一个象征就是“实利”(现实利益)这样一个关键词。在朝鲜新年共同社论内容看，从2001年开始，“实利”一词开始作为改善经济管理的术语出现。2001年1O月3日，总书记做了“关于强化和建设强大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演讲。嘲讲话的中心议题是：(1)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坚持以实现现实利益最大化为中心；(2)在计划经济中融人更加可行的现实性和科学性；(3)通过下放权利给予企业自主权，提高经济整体的生产性和经济主体的促动因素；(4)保持与经济体系的灵活对应性；(5)不仅要保持对经济整体的正面促进因素，也要客观认识存在的负面因素。

朝鲜学者李幸浩(2007)将上述动向定位为“在新世纪开始的元年，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大国需要，完善和完成社会主义经济管理过程中，坚定不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将探寻能够得到最大现实糕益的经济管理方法作为最重要的原则，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

4．企业管理方面的变化

如果说1998-1999年期间经济改革的对象主要是国营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话，2001-2003年针对更多的是企业内部变化。具体来说，首先设立了满足国营企业之间“社会主义物质交流市场”、修改独立核算制，特别是开始重视质的指标和扩大相应的经营自主权。新的独立核算制的特点是：根据朴在勋(2005)的研究，主要是设定了测算企业核算的新的指标体系。亦即所谓的“利润额指标”。这里的“利润”是指企业的总销售额中扣除生活费(工资)后销售业绩部分，也是指新创造的那部分所得。利润=企业销售总额一(销售实际业绩一生活费)上述国策和企业经营环境变化结果，使企业效益比社会效益优先受到批判，“机关本位主义”一词开始不断出现。

5．经济管理改善措施

2002年7月，朝鲜实施了大幅调整物价和提高工资，被称为《经济管理改革措施》。措施主要内容有：(1)废除大米和玉米配给的补贴；(2)削减国家优惠(免费提供部分)；(3)针对价格上涨及时调整工资。以及一直不征收住宅使用费(房租)、电器费、水费等开始收费。教育和医疗还维持免费。从制度上废除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彻底贯彻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根据能力劳动，根据劳动分配)。

6．部分引入商品流通市场结构和扩大收入差距

关于商品流通，出现了地区市场等国营流通网以外的营销网络，这些网络有个体经商户，也有国营企业或机关团体，使国家计划之外的商品流通开始增加。

上述伴随部分引入市场结构的做法究竟会给朝鲜社会带来怎样影响的实证研究还没有出现，笔者看到的2004年平壤统一大道自由市场的情形是，售货员有些胆小和害羞，不敢与顾客对视。但2006—2007年以后，他们变成了可以堂堂正正向顾客推销自己商品的售货员。对顾客的态度与中国和韩国自由市场的女性毫无二致。

从表1可以看出，朝鲜自由市场的商品价格虽然不是爆发性增长，但物价增速依然较快。根据笔者对朝鲜经济学者的采访调查，2002年7月推出的《经济管理改善措施》中规定的生活费(工资)标准，至今也没有什么变化。靠工资去自由市场购物根本无法生存。截至2008年9月，估计平壤市统一大道自由市场大约有5000)，．左右的顾客，如果这些人不是拥有2007年7月出台措施规定的工资标准以上的收入，无法解释统一大道自由市场的人流和商品增加的现状。

二、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则与强化经济统一管理(2006年一)

1．面临紧缩经济威胁

由于朝鲜经济改革的各种措施及出现的社会变化，使朝鲜从2006年开始从重视现实利益的“实利主义”向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则、集体主义原则的经济政策转换。例如，2006年作为国营企业评价基准的“利润指标”变为“纯收入”指标。根据朝鲜多名经济学家的解释，其理由是企业为调动工人劳动积极性，出现过度提高生活费(工资)倾向所致。纯收人=销售收入一成本(成本为：补偿费+原材料费+生活费)表2将2005-2009年的新年共同社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可以看出，以2006年为分水岭，由

过去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则、集体主义原则，转为在经济方面强调自力更生，政治方面强调党的领导。据2007年11月9日韩国(朝鲜日手艮》的网上某人权团体的机关报消息，由于引起混乱，朝鲜禁止中年女性(2O一40岁)在市场经商。理由是这些人以经商为由，缺席基层居民组织组织的教育和各种义务。2008年，笔者曾采访朝鲜某经济学者，得知在朝鲜已经不允许国营企业制造的商品(轻工业品)在市场销售，原则上必须在国营商业网销售。

如果国家不能充分保障对国民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就会遭致国民的不满。强化国家统治的前提是国家能够保障国民的生活，朝鲜是否具备这样的环境还不得而知。

2．非国有领域增加和国家财政不足．

通过浏览最近朝鲜国内出版的学术杂志，可以发现朝鲜经济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包括国家财政不足、经济的市场化不足、重工业优先开发战略、强化限制国营企业经营自主权、强化粮食管理等。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朝鲜经济一直实行的经济改革措施在制度层面依然存在，市场要素乃至非国营领域虽然呈现扩大的趋势，但从政策角度而言，却处于被收紧的状态。经济上由于国家财政窘困，拖了以重工业为首的国家经济计划的后腿。很多论文分析认为是由于货币集中在非国营领域的结果。为改善上述状况，一些论文主张强化限制国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将“由下而上的市场化”形成的游离于国家控制的部门再次置于国家的控制下。

上述主张认为以重工业部门为中心的制造业生产正常化，需要庞大的投资支撑，为筹措这些资金，就必须将非国营部门的交易置于国家控制之下，通过将交易转换至国营商业网，使现在藏富于非国营部门的那部分货币回收到国家手中。从政治层面看，有分析认为，这是防止前面论述的企业利益优先和“机构本位主义”。在微观层面，利益追求会导致主体意识形态发生改变、甚至瓦解的问题。朴洞重(2oo8)据此认为此与张成泽的复出有关联。

三、现有经济政策的方向性和极限

综上所述，2006年以后，朝鲜经济政策的方向已经由一定程度容许非国有部门的增长，转为向加强国家控制并将投资集中在重工业领域的战略，使政策向传统经济政策回归。同时，这种举措也会使金属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铁道运输四个优先发展产业之间产生相互联动。从政治层面，可以看出对个人主义扩散导致主体意识形态相对弱化的某种担心。

朝鲜知道与美、日的关系改善需要相当的时间，因此朝鲜至今在重视来自中国和韩国的经济援助的同时，一直不忘开拓与欧洲和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关系。但在美国解除朝鲜恐怖支持国家后，解决其核开发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即使与欧洲谋求扩大经济关系，想指望来自欧洲的大规模投资还是很难的。南北关系在李明博上台后一直呈现恶化状态。截至2008年末，整体南北贸易虽然呈现增加态势，但在卢武铉结束任期前，韩国政府承诺援助朝鲜的大米、化肥、轻工业原材料等没有到位。虽然对韩国贸易恶化，但朝鲜)对中国贸易则实现增加。2008年，朝中贸易额比2007年大幅度增加。特别是从中国的进口增加，使朝鲜贸易赤字达到12．8亿美元。

四、今后朝鲜经济的走势预测

根据朝鲜的各种报道，普遍以“开辟强盛大国之门”的口号，将在2012年经济建设实现突飞猛进。虽然朝鲜对上述经济复兴充满自信，但到2012年仅仅依靠国内的技术和原材料，生产恢复态势能否满足实现重工业的扩大再生产需要还有很大难度。必须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外来援助，而现实情况，除中国外朝鲜别无可依。2009年，如果南北关系继续恶化，朝鲜经济即便不是中央政府的本意，其对中国的依存度也会不断提高。

重工业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在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随着分工程度的加深，以及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条件越来越复杂，二、三产业之间的界限将被打破，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技术研发业、教育培训业、咨询业、物流业之间将形成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局面。

中国工业已经进入必须依靠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发展的阶段。尽管“十一五”时期中国工业结构的调整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制约和影响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问题仍然突出。

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将缓慢上升或基本稳定，工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程度将有所提高

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周期性调整的影响，“十一五”以来，我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结构地位有所下降。“十一五”前四年，工业占GDP的比重除2006年有所提高之外，其余年份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2009年，工业占GDP的比重为39．7%，比“十五”末的2005年下降了2．1个百分点，而同期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了2．9个百分点，表明这一时期工业增速低于服务业增速。尽管如此，我国目前仍处于钱纳里发展阶段划分标准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经验看，处于这个阶段的经济体通常把工业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服务业的增速持续高于工业增速的可能性不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通过国际比较也可以发现，我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尚未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工业还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逐渐消退，工业将回归快速增长的轨道。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在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随着分工程度的加深，以及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条件越来越复杂，二、三产业之间的界限将被打破，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技术研发业、教育培训业、咨询业、物流业之间将形成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局面。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我国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工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程度的提高将成为“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一大特点。

重化工业化进程仍将持续，但重工业比重提高的速度有所放缓

“十一五”以来的数据显示，我国重工业产值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保持在70%以上，工业结构重型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十二五”期间，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的共同推动下，可以预期我国工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进程仍将持续。首先，投资对重工业发展的拉动作用将持续存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高速铁路网建设、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中西部地区大规模改善基础设施等新建和续建的重大投资项目必将大力促进钢铁、建材、化工、设备制造等重化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的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十二五”期间，城市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也将导致对住房、道路、通信、水电煤气等公用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加大，从而为重化工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空间。其次，消费结构转型也是推动我国工业结构重型化的一股力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逐步由温饱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以食品、服装、日用品为代表的轻工产品在居民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将持续下降，而以汽车、通讯电子设备为代表的重工业产品的比重将不断提高。

我国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新一轮重化工业化已经持续了10多年，在这期间，重化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承担起环境破坏、资源的影子价格以及劳动力补偿的真实成本，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在促进重化工业行业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对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随着国家对环保要求的提高、资源价格的改革和劳动保护的加强，重化工业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之间的矛盾在“十一五”期间逐渐激化，重化工业化增长方式亟待改变。“十二五”期间，重工业的发展将很难通过单纯追加投资实现规模的扩张，一方面，部分行业已经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国家将限制对这些行业的投资行为；另一方面，资源环境约束的增强也不允许大规模向重化工业行业追加投资。未来一段时期，重化工业的发展将更多依靠高新技术对传统生产工艺的改造，以及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提高和产品质量的改善，其发展重点也将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高。因此，“十二五”期间，重工业比重的提升速度会有所放缓，重化工业化将进入深化发展的阶段。

新兴产业的发展将提速，但高端制造所占的比重有限

随着新兴产业战略地位的提高和未来发展环境的改善，可以预期，“十二五”期间，新兴产业的发展将进一步提速，其占工业的比重也将明显上升。首先，经过“十一五”时期的发展积累，我国新兴产业的市场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得到显著提高，从而为“十二五”时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其次，2010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各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将这些产业作为当地重点发展的战略产业，在中央和地方的产业促进政策的推动下，“十二五”期间，科研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向新兴产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必将加快。再次，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将促使新兴产业进一步加快发展。全球信息技术革命还在深化发展，我国也在大力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推动信息技术参与工业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的变革。

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在新兴产业发展的技术水平、生产工艺和管理方式上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总体上看，我国新兴产业在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中，大多从事的是高技术产品中的低技术制造环节，产品附加值不高，劳动报酬率低。“十二五”期间，我国新兴产业向产业链高端环节的迈进还存在内、外两方面的障碍：从自身实力看，我国长期实行的“市场换技术”战略导致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对外来技术存在较大依赖，企业缺少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些企业长期被锁定在低水平的加工环节，新兴产业的发展缺乏自主技术的支持；从外部环境看，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还将面临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压制。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大型跨国公司不仅通过海外直接投资、离岸外包、战略联盟等方式在全球范围扩展业务，不断加大对全球市场的控制力度，同时还借助在技术和创新成果上的积累，牢牢控制产业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并采取技术转移、专利控制等手段对我国新兴产业向高端发展形成阻碍。鉴于这些原因，“十二五”期间，我国新兴产业向高端制造迈进还存在许多障碍，中低端制造所占比重过大的问题还将持续。

产业组织结构将有所优化，但大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难度加大

重工业论文范文篇7

1.1998年修改宪法与改组经济管理机构

朝鲜经济改革的开始源自制定大幅改组经济管理系统的制度性措施之时，亦即以修改宪法为开端。1998年修改宪法的要点在于，通过废除国家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制度对国家机构进行重大重组，在经济体系采取内阁制的同时强化中央的管理，在经济和外交的各种规定中反映过去六年来的成果。

2.国营企业的重组与经济计划制订方法的改变

1998年修改宪法后，朝鲜的经济改革首先从国营企业重组、经济计划制订方法的改变开始发生变化，这些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企业管理方法的变化、价格及工资的调正。国营企业重组从1999年初持续至2001年，中川雅彦(2005年)分析认为，这种企业重组是让有能力的企业通过调整发展为重点企业。据朴在勋(2005年)分析，此次企业重组的目标是生产的专业化，通过对各种企业生产的专门化改造、创立部门之间或产品之间的专业生产企业，使朝鲜式企业联合按照上述原则进行合理化改造，实现企业的重新定位。关于经济计划制订方法的改变，朴在勋(2o05年)认为，虽然继续沿袭了过去那种三阶段式的制订经济计划的过程，但简化了制定程序，同时将电力、煤炭、汽车等战略意义指标以外的计划制订的权限下放地方。在以往重视量化指标的基础上，开始转向重视质的指标和货币的指标。

3.经济改革的深化与“实利社会主义”的诞生

深化朝鲜经济改革的一个象征就是“实利”(现实利益)这样一个关键词。在朝鲜新年共同社论内容看，从2001年开始，“实利”一词开始作为改善经济管理的术语出现。2001年1O月3日，总书记做了“关于强化和建设强大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演讲。嘲讲话的中心议题是：(1)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坚持以实现现实利益最大化为中心;(2)在计划经济中融人更加可行的现实性和科学性;(3)通过下放权利给予企业自主权，提高经济整体的生产性和经济主体的促动因素;(4)保持与经济体系的灵活对应性;(5)不仅要保持对经济整体的正面促进因素，也要客观认识存在的负面因素。

朝鲜学者李幸浩(2007)将上述动向定位为“在新世纪开始的元年，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大国需要，完善和完成社会主义经济管理过程中，坚定不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将探寻能够得到最大现实糕益的经济管理方法作为最重要的原则，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

4.企业管理方面的变化

如果说1998-1999年期间经济改革的对象主要是国营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话，2001-2003年针对更多的是企业内部变化。具体来说，首先设立了满足国营企业之间“社会主义物质交流市场”、修改独立核算制，特别是开始重视质的指标和扩大相应的经营自主权。新的独立核算制的特点是：根据朴在勋(2005)的研究，主要是设定了测算企业核算的新的指标体系。亦即所谓的“利润额指标”。这里的“利润”是指企业的总销售额中扣除生活费(工资)后销售业绩部分，也是指新创造的那部分所得。利润=企业销售总额一(销售实际业绩一生活费)上述国策和企业经营环境变化结果，使企业效益比社会效益优先受到批判，“机关本位主义”一词开始不断出现。

5.经济管理改善措施

2002年7月，朝鲜实施了大幅调整物价和提高工资，被称为《经济管理改革措施》。措施主要内容有：(1)废除大米和玉米配给的补贴;(2)削减国家优惠(免费提供部分);(3)针对价格上涨及时调整工资。以及一直不征收住宅使用费(房租)、电器费、水费等开始收费。教育和医疗还维持免费。从制度上废除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彻底贯彻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根据能力劳动，根据劳动分配)。

6.部分引入商品流通市场结构和扩大收入差距

关于商品流通，出现了地区市场等国营流通网以外的营销网络，这些网络有个体经商户，也有国营企业或机关团体，使国家计划之外的商品流通开始增加。

上述伴随部分引入市场结构的做法究竟会给朝鲜社会带来怎样影响的实证研究还没有出现，笔者看到的2004年平壤统一大道自由市场的情形是，售货员有些胆小和害羞，不敢与顾客对视。但2006—2007年以后，他们变成了可以堂堂正正向顾客推销自己商品的售货员。对顾客的态度与中国和韩国自由市场的女性毫无二致。

从表1可以看出，朝鲜自由市场的商品价格虽然不是爆发性增长，但物价增速依然较快。根据笔者对朝鲜经济学者的采访调查，2002年7月推出的《经济管理改善措施》中规定的生活费(工资)标准，至今也没有什么变化。靠工资去自由市场购物根本无法生存。截至2008年9月，估计平壤市统一大道自由市场大约有5000),.左右的顾客，如果这些人不是拥有2007年7月出台措施规定的工资标准以上的收入，无法解释统一大道自由市场的人流和商品增加的现状。

二、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则与强化经济统一管理(2006年一)

1.面临紧缩经济威胁

由于朝鲜经济改革的各种措施及出现的社会变化，使朝鲜从2006年开始从重视现实利益的“实利主义”向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则、集体主义原则的经济政策转换。例如，2006年作为国营企业评价基准的“利润指标”变为“纯收入”指标。根据朝鲜多名经济学家的解释，其理由是企业为调动工人劳动积极性，出现过度提高生活费(工资)倾向所致。纯收人=销售收入一成本(成本为：补偿费+原材料费+生活费)表2将2005-2009年的新年共同社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可以看出，以2006年为分水岭，由过去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则、集体主义原则，转为在经济方面强调自力更生，政治方面强调党的领导。据2007年11月9日韩国(朝鲜日手艮》的网上某人权团体的机关报消息，由于引起混乱，朝鲜禁止中年女性(2O一40岁)在市场经商。理由是这些人以经商为由，缺席基层居民组织组织的教育和各种义务。2008年，笔者曾采访朝鲜某经济学者，得知在朝鲜已经不允许国营企业制造的商品(轻工业品)在市场销售，原则上必须在国营商业网销售。

如果国家不能充分保障对国民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就会遭致国民的不满。强化国家统治的前提是国家能够保障国民的生活，朝鲜是否具备这样的环境还不得而知。

2.非国有领域增加和国家财政不足.

通过浏览最近朝鲜国内出版的学术杂志，可以发现朝鲜经济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包括国家财政不足、经济的市场化不足、重工业优先开发战略、强化限制国营企业经营自主权、强化粮食管理等。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朝鲜经济一直实行的经济改革措施在制度层面依然存在，市场要素乃至非国营领域虽然呈现扩大的趋势，但从政策角度而言，却处于被收紧的状态。经济上由于国家财政窘困，拖了以重工业为首的国家经济计划的后腿。很多论文分析认为是由于货币集中在非国营领域的结果。为改善上述状况，一些论文主张强化限制国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将“由下而上的市场化”形成的游离于国家控制的部门再次置于国家的控制下。

上述主张认为以重工业部门为中心的制造业生产正常化，需要庞大的投资支撑，为筹措这些资金，就必须将非国营部门的交易置于国家控制之下，通过将交易转换至国营商业网，使现在藏富于非国营部门的那部分货币回收到国家手中。从政治层面看，有分析认为，这是防止前面论述的企业利益优先和“机构本位主义”。在微观层面，利益追求会导致主体意识形态发生改变、甚至瓦解的问题。朴洞重(2oo8)据此认为此与张成泽的复出有关联。

三、现有经济政策的方向性和极限

综上所述，2006年以后，朝鲜经济政策的方向已经由一定程度容许非国有部门的增长，转为向加强国家控制并将投资集中在重工业领域的战略，使政策向传统经济政策回归。同时，这种举措也会使金属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铁道运输四个优先发展产业之间产生相互联动。从政治层面，可以看出对个人主义扩散导致主体意识形态相对弱化的某种担心。

朝鲜知道与美、日的关系改善需要相当的时间，因此朝鲜至今在重视来自中国和韩国的经济援助的同时，一直不忘开拓与欧洲和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关系。但在美国解除朝鲜恐怖支持国家后，解决其核开发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即使与欧洲谋求扩大经济关系，想指望来自欧洲的大规模投资还是很难的。南北关系在李明博上台后一直呈现恶化状态。截至2008年末，整体南北贸易虽然呈现增加态势，但在卢武铉结束任期前，韩国政府承诺援助朝鲜的大米、化肥、轻工业原材料等没有到位。虽然对韩国贸易恶化，但朝鲜)对中国贸易则实现增加。2008年，朝中贸易额比2007年大幅度增加。特别是从中国的进口增加，使朝鲜贸易赤字达到12.8亿美元。

四、今后朝鲜经济的走势预测

根据朝鲜的各种报道，普遍以“开辟强盛大国之门”的口号，将在2012年经济建设实现突飞猛进。虽然朝鲜对上述经济复兴充满自信，但到2012年仅仅依靠国内的技术和原材料，生产恢复态势能否满足实现重工业的扩大再生产需要还有很大难度。必须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外来援助，而现实情况，除中国外朝鲜别无可依。2009年，如果南北关系继续恶化，朝鲜经济即便不是中央政府的本意，其对中国的依存度也会不断提高。

重工业论文范文篇8

《新经济》所关注和讨论的“经济”问题，不但包括工业、农业、交通、金融，其他与建国有关的经济原则和方法，都得到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经济建设固是重要，其它有关大计的内政外交文化等事的检讨，亦一律欢迎。实行各种方针的方法，都需要详细的商讨，许多新意见新材料都应该评介质证。因此我们凭借此半月刊的地位，作为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媒介，甚盼热心建国的朋友，忠言建论，随时见赐，共策进行”［1］。《新经济》初创时，“论文”主要登载投稿人的文章，“书评”介绍和评介国内经济、政治、文化著作，“现代经济档”是登载战时的经济法规及各机关的重要经济报告，“编辑后记”是编者对刊发论文的简单介绍和评价。从第1卷第6期开始，《新经济》内容稍作了调整，因战时的经济法规公布很多，不能完全登载，如选择其中一二进行登载又难免造成挂一漏万，故取消了“现代经济档”，集中发表投稿者的文章和书评。《新经济》自创刊以来，得到各界人士的多方关注，从“编辑后记”中可知，由于投稿者众多，刊物编者多次因排版时间问题向投稿者致歉。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大后方知识分子并未放弃对国家前途和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的关注和思考。投稿作用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此外，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也参与到国家各项事务的讨论中，其中比较积极的经济机关有经济部、交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资源委员会、四联总处、中央信托局、中国银行总行、农本局、农业管理局、农林部垦务局等。此外，在最高法院任职的汤鹤逸，国防最高委员会任职的沈宗濂，广西教育厅长邱昌渭，卫生署的王尔乐、刘行骥，外交部的袁道丰、杨云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吴紱征，都先后在《新经济》上发表文章［2－4］。《新经济》编者在《新经济的使命》中说:“我们此刻不但须从政权和军权统一之中去追求国力，我们更须进一步的谋经济的统一。以往经济的割据也是国力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举凡一切货币的、税收的、交通的、资源的把持，我们应火速的调整”［1］。正是基于这一使命，《新经济》聚集了大后方一大批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为战时及战后国家的经济建设、内政外交事宜建言献策。

二、《新经济》与“经济战”、“经济建国”

《新经济》半月刊是关注国家经济建设、讨论经济事务的刊物，讨论的经济问题上至国家经济大政方针，下到百姓柴米油盐，面面俱到。学者们通过对战时国家经济现状和面临问题的剖析，指出抗日战争亦是“经济战”，提出“经济建国”的思想。高叔康［5］多次投稿《新经济》，表达“经济是诱发战争最重要的原因，经济是形成战斗力的重要基础，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最有力的因素”的观点，他通过分析古今内外战争爆发的原因，指出“经济既为诱导战争最重大的原因，经济也是形成战斗力的重要基础”，具体到中日战争，他分析道，我们的经济发达程度不及敌人，敌人是工业国家，我们还是农业国家，因之，我们军队的装备也不如敌人;然而现在敌人的军队，已经被我们打的精疲力竭了，丧失再战的勇气，不过敌人现在要‘开发华北’，‘振兴中华’，劫略华南，以消化它的战果，我们要彻底打击敌人，使其对华侵略战争根本的失败，今后唯一要加强对敌经济作战，凡是中华民国的人民都有这种责任;须使人人都能尽对敌经济作战的责任”。他强调“加强对敌经济作战，这是决定中日战争最大的关键”。其后李树青、庐郁文、徐日坤也纷纷就“经济战”一题发表看法。李树青［6］在《经济封锁与经济作战》一文中分析了都市与内地经济现状，提出了经济作战的对策，认为“我们亟应认清各战区与后方物资的供需实况，然后切实的订下经济封锁与经济作战的策略。……我们的目的，只在设法使敌人的经济力量逐渐减损，我们的日益增强。一切合乎这个原则的事情，都可以做，努力地做”。庐郁文［7］、徐日琨［8］分别就游击区的经济战、浙西的敌我特产经济战等进行了探讨，表达了对国内特定区域经济作战的思考。学者们对战时国内经济的讨论引起多方关注，“经济建国”的思想得到认同，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对“经济建国”思想的重要性、经济建设的原则和要旨的理解。毕敏［9］在《经济建设要旨》一文中认为，“经济建设为建国的基本工作，经济建设需向新的方向发展、经济建设宜注重国防”;宋则行［10］对经济建设的远景和近路做了分析，认为“今后经济建设的理想是计划经济制度的树立，它是一副远景。而目前可能的路，是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尽全力去推进国营事业，以期逐渐造成其在全经济领域内的支配作用，这是接近远景的阶梯”，并提出了经济建设远景和近路需要注意的问题，即“在这过程中，我们最须注意的是:怎样使全国生产资源在国营事业与民营事业间有一个合理的分配，和怎样使外来的经济实力不致成为国营事业扩展的扰乱因素，而反为扩展的重大助力”，给战时和未来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建议。另有不少学者从经济与各方的关系、经济政策和方针措施以及与经济相关的工业政策、外资政策、水电政策等发表见解。吴景超［11］分别就经济建设与中国资源、人才训练的关系作，列举了44种与国家经济关系密切的资源，并将它们区分为“不能自足资源”与“可以自足资源”做了说明，认为我国将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资源方面并不存在问题。吴景超［12］还分析了我国农业和工业所需人才的比例和各类职业所需求的人才类型，提醒政府加强对各行业人才的训练。再如，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会1944年12月29日通过了《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提出了中国实业开发的原则性问题，对此，学者们就经建原则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并就第一期经建原则的工业政策、外资政策、经济体制、水电政策等，提出了全面的意见。［13－17］《新经济》针对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还设立专栏或专号进行研究和探讨，如学者们关注的“利用外资问题”、“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经济地理问题”、“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工业建设问题”、“战后建都问题”、“经济统制问题”、“战后经济制度问题”、“土壤、机构及市区问题”、“区域经济问题”、“森林问题”、“工业化问题”、“粮食问题”、“交通问题”等设有专栏，出版了“农业特辑”、“货币金融特辑”、“金融专号”、“经济建设原则专号”、“物价专号”。在各类针对经济建设问题的文章中，学者们或深入剖析出现某类问题的原因所在，或开门见山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有的文章是调查报告，有的是详细的数据统计推论，有的是对现行经济制度、经济机构的评论。内容涵盖经济领域各个方面，希望政府当局能重视战时社会的经济问题，并采取措施扶持其发展，以经济为后盾支持战争的胜利，并为战后的国家经济建设奠基。“经济建国”的意识可以说是《新经济》中得到反复强调的观念，也是大后方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专业学识贡献于民族自救战争的重要体现。

三、《新经济》与战时经济政策建言

《新经济》半月刊是大后方知识分子对战时国家经济领域建言献策的言论阵地，他们关心的问题既有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方针、经济政策，也有中观层面的工业、农业、商业等各经济领域的具体建设措施，更有大量微观经济活动、经济现象的调查和统计，还有与经济相关的交通建设、人才训练、劳工素质等的观察分析。战时的政府财政、税收、货币和金融政策，是不少学者关注的重点，李卓敏［18］认为战时国家预算对战后经济的影响极大，不在战时平衡国家预算，则“不仅作战期中我们的经济问题将愈趋严重，战后经济建设也将更加不容易”，并提出通过增加税收平衡预算的方法，玄伯［19］专门针对平衡收支的方法进行诠释。张纯明［20］在《三十年度预算的展望》一文中，对战时国内的开支做了分析，并提出三十年度预算的意见，特别提出“我们希望政府能切实的节约。在提倡简约建国的时候，政府要先为国民梳理一个节约的好榜样”，主张政府通过裁撤不需要的机关等措施来力行节约。对战时国家税收政策、保护关税措施，崔敬伯［21］认为政府应采取强制手段征收直接税，抑制战时个别企业和个人的奢靡，他说:“吾人常见长袖善舞一掷万金之辈，其消费能力，至足惊人。违背抗战之国策，助长物价之暴涨，流弊何堪设想。于此再不以课税之方式，节制其消费，并转移一部分购买力于国家，则前方无量之牺牲，适足造成后方分配至不平，当非社会正义之所许。”高平叔［22］亦就开源与增税的关系做出说明，李锐［23］对“统一征课行政”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关系，朱伯康［24］和宋则行［25］撰文认为，中国经济太落后于人，为了保障民族的独立生存及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工业化及现代化，实为刻不容缓的工作，政府应在特殊时期采取保护国内经济的措施。日本的侵略，破坏了中国的经济生态，战时的中国市场是一种萎靡、消极的氛围，各种经济问题伴随着战争的进行愈发突出。战争带来的高物价，是最为明显的后果，因而对战时物价高涨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成为《新经济》讨论的热点。赵晚屏［26，27］描述了战时物价高涨的情形，田地、农作物种植、农民收入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并从战争造成人们的危机心理，加剧物价上涨的角度，阐述了“我们与其说物价是物资和货币的关系之表示，不如说物价是持有物资和货币的两个人的心理交互作用而决定的一种统一的条件，心理的变异显然比物资和货币的变异程度更大”。就当时一般认识而言，这是一种颇为新颖的思考。随之而来的是针对战时物价问题的讨论，孙拯［28］在《建设与物价》一文中说:“物价问题影响国民的生计，抗战的效能，力谋解决，势所当然”。杨蔚和伍启元也对物价问题进行探讨，杨蔚［29］在《吾国最近之物价问题》一文中首先总结了“学者对于最近物价问题的见解与批评”，继而探究了物价问题的表现，最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政府管制价格是当前最好的办法。伍启元［30］分析了当前物价问题的性质，认为“当前物价问题包括物价加速率猛涨、价格失衡、生产失衡、分配不平均、战费负担违反正义和社会解组等严重问题”，只有解决了以上问题，物价问题才能得以解决。这些观点，不仅仅看到了物价高涨的问题，还看到了其背后的根源。对如何稳定当前物价，大多数学者认为平衡和稳定物价的主要手段是实行“物价管制”。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对于高物价水平带来的货币问题，学者们也非常关注，提出了一系列的见解。庄智焕［31］认为，“我国现在要稳定物价，避免危机，则统一全国人民对币值之观念，实为首要工作”，“苟使人民对关金券确切信仰，则人民对币值之观念即可统一，而促成物价高涨之心理因素亦可消除。同时，政府对法币之发行，应竭力避免增加，再提高银行利率，使人民乐于储蓄，而不重囤货居奇或囤货备用，则促成物价高涨之经济因素，亦可减少”。另有学者对“如何稳定法币信用”、“法币回笼的条件”等相关的应对货币问题的方法展开讨论［32］。战时国内的高物价水平导致外汇涨价等汇率问题，采取何种内外汇政策，很多学者做了调查研究，彭学沛［33］对于当时社会上因法币汇价大跌导致的误解，做了澄清，他认为:“第一，虽然中国尚处于战时状态、法币大跌，但是并不代表法币在战后会跌到不值钱的地步;第二，我国外汇平定基金虽日渐减少，但是并不一定说明法币价格会跌的没有底止;第三，我国币值跌落，日本能维持的久，并非意味着中日战争日胜中败”。这种分析澄清了对外汇涨价的误解，稳定了部分人因币值大跌导致的恐慌心理。宋则行［34］在《战后吾国对外汇率厘定标准的商榷》一文中，站在还处在抗战相持阶段的1943年，就有预见性地提出了引导人们思考战后我国外汇政策的问题。战时国内的金融事业受到打击，学者们通过主张“金融动员”，对金融政策、金融机构的管理等发表见解，不少人引用美国、德国、英国等国的金融理论，以为国人参考［35］;在金融机构的管理上，杨荫溥［36］认为应加强对银行的管理，李卓敏［18］认为加强信用管理尤其重要。在政府的经济措施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处于非正常状态，日本的军事、经济侵略已经使得市场失去了自动调节的功能，政府需对战时经济采取“管制(统制)措施”，从而使得“经济统制”的讨论有了更丰富的表现和更直接的现实支持，有的学者从战时的现状谈政府管制的必要性，认为“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经济上的首要问题是怎样以最小的耗费，聚集最大量的经济利源，以供应作战时的必须消耗”［37］，有的学者分别就物资管制、外销物资统制、粮价统制等分别说明［38］。战时的交通运输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重点，《新经济》专门对此出了一期交通专号。张嘉璈［39］在《抗战以来之交通设施》一文中，从铁路、公路、航政、电政、邮政各方面讨论了交通与战时军事的关系。薛光前［40］就交通行政管理问题，在《论交通行政管理》一文中痛陈“运输机关之事权过于分散，力量无法集中，效能无法增进，补救之道，应将全国公路运输机关，部分军用民用，一律由军事机关统一管理，以应战时需要”。另有不少学者从战时我国的驿运事业状况，如何增进公路、铁路、水路的运输效率等方面发表看法，给当时的交通运输业提供大量的参考。对于战时国家工业建设和区域工业现状，经济学家方显廷［41］在《抗战期间中国工业之没落及其复兴途径》一文中，分析了战争导致工业区域的沦陷，复兴工业应从发展国防工业、统制工业建设、兼重大小工业、发展内地工业、利用民族资本、联系农工生产、统一工业行政等方面进行。方显廷［42］还指出，战时加强西南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对于抗战十分必要，“自军兴以来，我国最高当局，采取以空间战胜时间之抗战政策，西南各省，遂一跃而为全国军事政治经济及交通之重心，开发西南各运动，遂为朝野上下所瞩目。”彭信威［43］也发表了西南经济建设的意见。抗战期内，东部和沿海省区经济受到重创，相比之下，四川、云南等省区列强势力并未完全入侵，不少学者充分考虑和西南各省物产丰富、地势优越等优势，建议大力发展西南各省的经济，以作为全面抗战的经济支柱。高叔康对四川经济现状和未来的思考，郭恒对云南省经济问题的研究，正是对重点发展西南省区经济重要性的阐释。不少学者就当时工业的现状和存在的弊端，如工业材料供应管理问题、技工的管理问题、民营工业组织动向、工厂联合会的运作等，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44］。虽战时工业受到了极度的损害，但是学者们坚信抗战必胜，对战后国家“工业化”、工业建设区位等问题提前作了建言献策。壳士［45］就战后工业政策建议，“经济建设为战后唯一重要的任务。经济事业中头绪甚繁，又以工业建设为其中最有关系的工作”，并制定战后工业建设纲领。有关战后工业区位问题的讨论，陈振汉［46］指出，战时轻工业和重工业区位分布中有不合理之处，区位不当会造运费剧增、管理成本高等弊端，战后工业区位分布不得不考虑区位问题。任美锷［47］分别就“实业计划中的工业区位思想、战后中国工业的区位以及钢铁工业的位置问题”发表意见。关于战时国家重工业的建设，钱昌照［48，49］认为在利用外资、矿产勘探、工业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的惨痛教训，需要当局去反思;还针对我国重工业的现状，思考未来的发展，提出重工业建设需要考虑“人”和“物(资源)”的条件，负责重工业建设的资源委员会应充分发挥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使命，协助国家走向独立富强，重工业建设还不能缺少“公、诚、拼”的“精神”要素，如此，才可以振兴重工业。在重工业建设中，矿产资源的利用尤为重要，李树青［50］倡导“保存我们的天然富源”;学者们针对国内的矿产资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如对西南煤田、宁属资源、甘青矿产、陕甘矿产的调研［51］。吴景超［52］、徐梗生［53］、青水［54］对国内重要煤、铁、金、铜矿山，如龙烟铁矿、湖北象鼻山铁矿、本溪湖煤矿、凤凰山铁矿的调研，为更加清晰的了解战时的矿产资源状况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提醒政府对矿产资源的保护、重视和利用。轻工业建设同样关系着国计民生，后方学者们发表大量针对战时制革工业、棉纺织业、制盐业、制茶业、蔗糖业、紫胶业、植桐业和制酒业的文章，倡导加强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建设［55－58］。在农业经济领域，学者们对战时国家农业政策和农业经济相关理论、制度进行解析，吴景超［59］和董时进［60］对农业政策的讨论，都主张农业不仅仅要满足自己自足，还需要扩大生产、农产品输出，农业管理需要加强农业合作事业。农业管理和农业机构的运作，关系着农业建设的重要方面，学者们主张健全农业管理机构、管制制度，完善农田土地金融机构的设立，提高农本局、农业合作社等组织的作用［61］。有的学者主张对全国土地利用进行调查，指出“土地是农业的基础，一国农业进步与否，必须视其土地利用是否合理化而为断。土地利用是世界经济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中国尤为立国的基础问题”，并针对“中国土地利用的详细情形，我们至今还没有确切的智识”，主张绘制“土地利用图”，以明了全国土地利用情形的基本工作［62］。有学者对我国西部土地耕作情形进行关注，对红土区、黄土区、棕钙土区、黑钙土区、紫色土区的土质进行详细分析，给各土区的农业产生提供借鉴［63］。另有学者从“土壤保存”问题进行阐述，主张保护土壤［64］。土地是最重要的农业资源，学者们对土地资源的研究、倡导利用和保护，为了解战时土地状况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提醒了政府对土地的保护和利用。对于战时我国森林资源的状况，有学者对日寇掠夺我国森林资源进行清算，对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台湾省、朝鲜、库页岛及我国内地森林的面积、树种资源进行统计，并希望收复失地之后各区应设置经营管理机构，合理整理利用［65］;学者们对土地、农产、森林资源的统计，给政府提供了大量借鉴参考，同时，也为后来学者对战时资源的研究提供史料价值。

重工业论文范文篇9

论文摘要：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将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短缺等问题，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重要战略选择。文章从构建区域低碳经济模式的本质要求出发，相应地找出我国区域低碳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而探寻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与对策，从而为相关的宏观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与借鉴。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它的实质是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是全球生态、经济、政治利益的整合，已上升到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的高度。目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同时，节能减排在区域经济发展与转型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经济开发要以保护自然生态为前提，区域发展要以环境的可容量为基础。因此，根据区域实际，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对于推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构建区域低碳经济模式的本质要求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各个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减排目标，在节能减排过程中，区域行动是非常必要的，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能源利用水平及能源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各区域的能源消耗、碳排放也显示出不同的区域特点，基于区域层面来探索低碳经济发展路径至关重要。

我国正处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时期，受我国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制约，发展低碳经济必须结合区域情况，改变经济增长结构，减少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的依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促进区域经济持续高效发展。低碳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低碳技术创新的支撑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的扶持。

二、区域低碳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仍不理想

区域经济中仍存在一产过重、二产脆弱、三产滞后现象，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化工业主导阶段，能源消耗处于上升期，碳排放强度高。高能耗的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比重偏高，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比重偏低。其中，电力热力、金属、化工、采掘以及非金属行业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行业。

从区域情况来看，东北地区是我国最主要的重工业基地，东北重工业几乎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该地区的煤炭、石油的大规模开采也是其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中部地区工业化是为了适应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钢铁等基础原材料的需求，国家进一步加强了中部地带的资源开发和基础产业的发展，中国生产力布局主要集中在东中部两块地区，沿海地区在加强能源、钢铁、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汽车、造船等重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了电子、家电、通信等新的工业部门和行业，在出口工业品的生产方面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二）能源利用效率低

当前，我国能源资源结构表现为“富煤、缺油、少气”，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难以改变。因此，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较高，致使经济发展中“高碳”特征非常明显。

由于我国各区域之间的资源分布、经济发展不均衡，各地区碳排放的差异较大。降低单位GDP能源消耗即能源强度，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能源强度的变化直接影响该地区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能源消费强度来看，我国不同省区能源强度差异较大。能源强度排在前三位的均处于西部地区，分别是宁夏、贵州和青海；能源强度低、能源利用效率较高的则分别是北京、浙江、广东省均处于东部地区。

（三）技术创新步伐缓慢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我国东部地区基础创新实力雄厚，科技、人才资源较有优势，而其他三个地区与东部相比创新能力较弱。重点是能源开发利用，第二产业等领域技术更新缓慢，产能落后，使得整个产业体系薄弱，加上传统落后工艺在重点行业领域比重较高，落后工艺技术的大量存在和先进技术的严重缺失，使得未来几十年内，基础建设以及工业生产将维持高排放的特点，这也加大了减排压力，增加了低碳模式的实现成本，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对技术创新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

（四）政策法规尚不完善

《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煤炭法》、《电力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一系列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与低碳经济需要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保证了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但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并不完善，同时现有的立法规定不够详细，缺乏足够的操作性，加之由于中央到地方政策执行链条过长，执行效果不易控制，因而导致执行效果不佳。

三、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与策略

（一）优化产业结构，构建低碳产业体系

第一，发展低碳农业，转变发展方式，走有机、生态、高效农业的新路子。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大幅度地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充分利用农业的剩余能量。因地制宜，优化区域布局，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建设专业化、规模化、有特色的农产品生产基地。

第二，促进工业低碳化，根据区域发展实际，发展特色产业集群，打造并拉长产业链，加快构造节能环保型产业体系。东部地区应侧重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运用新兴技术进行传统产业改造，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不断降低经济发展的能耗水平，切实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电力、热力以及采掘、化工、金属冶炼、非金属制造等重工业行业要重点治理，限制高碳产业准入，积极发展低碳产业。

第三，积极发展服务业。通过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卓有成效地拉动国内多数欠发达地区实现城市经济跨越式发展。从不同侧面去分析，低碳经济既是产业机构优化升级的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标准。通过服务业的战略发展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思路，也可以从一定层面缓解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前期工业增长与排放正相关的矛盾。

第四，构建低碳产业体系。低碳产业体系包括火电减排、新能源汽车、节能建筑、工业节能与减排、循环经济、资源回收、环保设备、节能材料等等。

（二）推进节能减排，提高能源利用效

第一，源头控制。推进节能减排重要的就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要改善能源的供应结构，减少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大力发展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从源头上解决能源环境问题。在消费前对煤炭进行低碳化和无碳化处理，减少燃烧过程中碳的排放。

第二，过程控制。即在生产消费过程中，利用一系列技术手段，如引进先进技术、更新和改造落后生产工具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达到高效能、低排放的目的。

第三，事后控制。捕获、封存和积极利用排放的碳元素，即开发以降低大气中碳含量为根本特征的二氧化碳的捕集、封存及利用技术，以及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等。同时，还要大量植树造林，增加碳汇。

（三）加快低碳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能否顺利实现低碳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低碳技术创新。

低碳技术创新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技术引进；二是自主研发。技术研发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例如，高效能源利用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特别是其中的核心和关键技术，都需要很长的研发周期。因此，技术转让是目前发展低碳产业更适宜的方式。目前，国际社会为促进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推广而订立了国际技术协议，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或者实施技术管制和激励，达到温室气体减排的最终目标。

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应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增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建立低碳技术研发中心，从根本上改变低碳技术落后的现状。

（四）制定完善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

为保障低碳经济在产业结构调整、能源利用以及技术创新上的实现，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制定专项规划，提出低碳经济的统计和考核指标，制定重点行业和部门的低碳发展规划，限制高碳产业准入，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在能源效率上，要加强包括《可再生能源法》在内的各种法律法规的实施，同时要制定和完善可再生能源总体规划及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专项规划，完善“配额制”和“固定电价”等相关政策制度，以求改善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状况，加强可再生能源的供应。

在技术创新上，制定合理有效的技术引进政策，同时政府应在财政税收、金融制度上加大支持力度，如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研发和设备生产等给予税收优惠支持，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鼓励企业走低碳发展之路。利用财政转移支付、减免税收等有效手段加强技术研发平台建设，促进具有低碳经济特征的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抢占科技制高点，在节能和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碳捕集和封存、清洁汽车等低碳技术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促进具有低碳经济特征的新兴产业群的发展，并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重工业论文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房地产作为现阶段支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与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之间出现了“两难选择”，加息政策在管理好通胀预期和提供支持民间投资增长的宽松环境之间出现了“两难选择”，人民币汇率政策在稳定出口增长与贸易结构调整和应对国际压力之间出现了“两难选择”。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众多两难问题，如政府投资和重化工业主导的经济复苏格局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出现了“两难选择”。

[论文关键词]：两难问题，政策工具

一、当前宏观经济的“两难选择”问题突出

1、政府投资和重化工业主导的经济复苏格局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出现了“两难选择”

为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出台了4万亿政府投资刺激计划，在出口、消费需求以及民间投资均呈现出萎靡态势的条件下，政府投资是本轮经济快速恢复的主导力量。从政府投资的领域看，主要是侧重“铁、公、基”等重工业领域，因此，2009年7月以来，重、轻工业增速差持续扩大，重工业强劲上涨成为本轮经济快速恢复的重要支撑力。

然而重化工业快速反弹却使我国长期以来经济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有所背离。第一，由于重化工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投资需求大，其过快发展导致投资对消费的挤压，投资消费比例进一步失衡，使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需求结构”进一步不协调。第二，重工业快速发展，二产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加强，各种资金、资源集中于重工业势必挤压了其他行业的需求，这使得产业结构优化的步伐有所放缓，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供给结构”进一步不协调。

2、房地产作为现阶段支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与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之间出现了“两难选择”

近年来，房地产投资一直作为拉动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并且由于其相关产业链条较长，房地产行业作为支柱产业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较大的贡献。2009年年中以来，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消费持续偏快增长，应该说房地产行业对本轮经济的快速恢复也发挥了较大作用。然而，房地产市场在宽松货币环境下，受到了投机客的大力热捧，直至“房地产新政”出台以前，我国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房价收入比也频频突破历史高点，房地产市场弥漫着浓重的投机气氛。

房地产信贷比重过高及房价持续非理性上涨不仅给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和金融系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而且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目前，房价问题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高房价及住房市场分配的严重不公平，对居民的其他消费形成很强的“挤出效应”，影响消费需求的中长期稳定增长。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此时也面临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要贯彻中央关于遏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的政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大量的投资项目将因此而缺乏融资渠道。

3、加息政策在管理好通胀预期和提供支持民间投资增长的宽松环境之间出现了“两难选择”

加息政策近期以来成为备受争议的焦点。自我国国民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逐步确立以来，关于是否应该加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应该退出的争论日益激烈。

综合考虑CPI与人民币存款利率水平，我国已经进入负利率时代，这进一步加强加息政策出台的预期。部分专家甚至预言，如不尽快加息，我国将难以避免发生经济滞胀。

然而，一旦加息政策出台，又将有两个不愿看到的后果，第一，我国当前复苏仍然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民间投资的动力切换尚未实现，刚刚的“新非公36条”为民间投资提供了新的空间和领域，此时紧缩货币环境势必使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效果受到限制，也不利于投资结构的优化；第二，美国至今为止仍然保持历史最低的利率水平，这主要是取决于其对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悲观预期，如果我国此时先于美国加息，扩大了中美利差，势必使国际投资资金涌入，不利宏观经济稳定。

二、落实好已出台政策，形成整体合力，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呈现出多重的“两难选择”问题，这无疑增加宏观调控的复杂性。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需要在更具有前瞻性、综合性、系统性判断的基础上，把握好政策的方向、力度和节奏，强调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科学适时地进行宏观调控。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落实好已出台政策形成整体合力，继续巩固经济复苏形势，与此同时，审慎出台更为严厉的政策，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

1、落实好已出台政策形成整体合力，继续巩固经济复苏形势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政策，发挥了积极的效果，当前应该继续落实好有利于经济复苏和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的政策措施，形成整体合力，使经济复苏的大好形势得到有效巩固。

第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安排使用好政府公共投资，着力优化投资结构，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引导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加强流动性管理，优化信贷投放结构，配合“新非公36条”着力扩大对民间投资的支持力度。

第三，继续落实“国十条”关于遏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的政策，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与此同时，鼓励房地产投资，扩大住房供给，尤其是保障性住房供给。

2、审慎出台调控政策，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

在国民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确立之后，我国宏观调控的重点实际上已经逐步转向“调结构、促转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为了管理好通胀预期、妥善解决好资产价格泡沫日益膨胀问题，部分宏观政策也出现了微调。主要表现在：

第一，投资政策率先退出，中央文件多次表示，2010年政府资金安排主要用于项目续建和收尾，避免“半拉子工程”，严格控制新上项目，防止重复建设；

第二，更为灵活和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年内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连续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回收流动性、启动三年期央票等；

第三，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打压房地产投机，遏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等。各项政策效果应该说比较明显，但与此同时，带有“紧缩”性质的政策也有可能对经济复苏形成一定影响。

以房地产新政为例，政策实施之后，一方面，成交量迅速进入“冰点”，房地产投资也大幅下滑，由此而引致的相关产业投资也出现下滑，并且部分相关产品过剩的局面更为严重；另一方面，A股市场连续大幅下跌，并且是以地产股和银行股领跌。部分国内外经济预测机构也纷纷下调了对中国今年增长预期。

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未来宏观调控的核心任务

尽管当前面临的情况极端复杂，但必须明确的是，未来宏观调控的核心任务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应更加突出就业目标的导向作用；通过投资结构调整和优化，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适度调控GDP增长目标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释放空间

长期以来，GDP增速目标一直是宏观调控的核心指标，尽管在规划和计划中设定的指标并不算高，然而，各地方政府由于以此为政绩考核的关键所在，纷纷大幅超过预期目标。

在地方政府锦标赛式地“大干快上”模式下，势必导致投资作为主导、重工业发展成为关键、资源环境的约束被人为放松，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将难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对就业的拉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劳动者报酬的作用越来越低，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