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报告范文10篇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篇1

一、“边疆人文研究室”与《边疆人文》的创办背景

20世纪40年代初期，随着战争局势的不断恶化，除西北、西南地区外，中国的半壁江山成为了沦陷区。西南地区，特别是西南边陲的云南，以拥有滇缅公路、滇越铁路而成为连接国际交通的主要区域。鉴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政府计划再修筑一条由滇南的石屏通往佛海（今云南勐海）的省内铁路，以便连接滇越铁路。与此同时决定提供一笔专款，委托一个学术机构，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风民情、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供修筑铁路过程中参考与应用。据研究室成员邢公畹回忆：“南开大学的黄钰生（子坚）教授和冯柳猗教授在云南社会贤达缪云台先生的支持下，取得了石佛铁路的委托与经费，便决定乘这个机会创办一个边疆人文研究室，一方面为石佛铁路的修筑做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南开大学创办一个人文科学的研究室，开辟一个科研阵地。”[1]1942年6月，在黄钰生和冯文潜等人的积极筹备下，“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全称为“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任聘陶云逵教授为研究室主任，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成员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转入的邢公畹，西南联大毕业生黎国彬、黎宗瓛，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毕业生高华年等人。在《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章程》和《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研究计划与工作步骤》中都强调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的调查，计划调查内容包括传统教育、民间口头传统、社会组织、民间信仰、民间手工艺等内容。[2]584-586在研究室章程和计划的指导下，同仁们很快就进入到田野，开始了有计划的调查工作。从1942年7月至1945年，研究室成员对修路计划经过的沿途地区开展了走访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边疆人文研究室调查工作表》对此作了详细的记录。[2]587-588除了陶云逵是对宗教信仰的调查外，其他几位学者关注的基本都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这里有学者自身专业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是研究民族文化的前提。调查组成员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车里（景洪）、佛海（勐海）等地，对沿途的哈尼族、彝族、苗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民俗、民间信仰、社会经济、地理等进行了调查。抗战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工作危险艰苦，各种各样的热带病流行，民众对调查工作的不理解，再加上社会治安没有保障，路上还要准备跟土匪交手，甚至有丢失性命的危险。当时的调查困难重重，甚至会威胁到生命，调查工作能按计划顺利进行，并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实属不易。陶云逵调查了新平县彝族的民间信仰和社会组织；邢公畹在新平、元江的傣族、彝族的地区搜集、记录、整理了大量的当地的口头故事和当地习俗；高华年在调查新平彝族的语言和文学的同时，还对民间信仰和人生礼俗进行深入的调查；袁家骅在峨山对窝尼语调查时收集了不少的故事；黎国彬在车里调查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贸易、经济情况等人文和地理状况。调查者除了收集到丰富的调查材料外，还注重民俗文物的收集，在民间收集到的有宗教经书、宗教用品、生产生活用具品、少数民族服饰等。这次综合性的大调查，内容包括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对石佛铁路沿线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水平、语言文化做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室为石佛铁路提供的调查资料主要有：石佛沿线少数民族分布状况图表；铁路员工应用的语言手册和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等。1942年云南省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以西南边疆人文研究名义出版了一辑油印本。其内容包括：黎国彬《峨、新、元三县的糖业》《漠沙社会经济调查》《青龙厂社会经济调查》、黎宗瓛《杨武社会经济概况》四篇调查报告。[3]研究室成员在调查过程中，除了按石佛铁路委托的要求完成调查任务外，在研究室同仁们的努力下，还取得民俗文化方面的调查研究成果。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张伯芩称赞道：“内容详实，蔚为大观，望继续努力，俾能对于我国文化多有所贡献”。[4]边疆人文研究室成员不多，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他们都是来自研究所或大学，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治学严谨，具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在田野调查中很快就有新的体会和学术成果反馈。但在物资匮乏的抗战时期，学术刊物的发行量有限，出版商大多都不愿接手专业性强的学术期刊，这类刊物一般都是不赚钱的买卖，研究室也没有更多的资金支持发行刊物，看着研究室成员来之不易具有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文稿都一叠叠地搁置起来，研究室主任陶云逵决定带领同仁们自己蜡刻，以油印的方式出版研究成果。《边疆人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见图1）。《边疆人文》刊物分为甲乙两种形式，甲种为语言人类学专刊，共出了三种，分别是邢庆兰（邢公婉）《远羊寨仲歌记音》、高华年《黑夷语中汉语借词研究》和《黑夷语法》。乙种为综合性的刊物1943年9月开始面世，除第一卷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是月刊外，在昆明蜡刻发行的都为双月刊，1946年7月第三卷五六期在昆明出版后，随着南开大学返回天津，蜡刻版的《边疆人文》也随之终结。1947年12月铅印版第四期《边疆人文》合刊在天津出版，同时也成为《边疆人文》期刊的终结版。《边疆人文》乙种综合性刊物在艰难中走过了四年，共发表文章41篇。从文章的数量来看并不算多，但其历史价值却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调查成果值得学术界加以探求。

二、《边疆人文》与民俗文化

《边疆人文》发行之初，原来打算只作为内部交流的材料，但在“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陶云逵的精心组织和号召下，受到学术界不少名家的重视。在第一卷第一期只发表了研究室成员陶云逵和邢公畹的两篇文章。从第一卷第三、四合刊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学术界有声望的学者开始向《边疆人文》投稿，先后发表了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闻一多的《说鱼》，向达的《瞰青阁识小录》等。除此之外，还有来自青年学者的高质量论文，如马学良对彝族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成果，张清常对边疆民歌的研究等。《边疆人文》成为了传播新文化，发表学人们对云南民俗文化调查成果的重要渠道。发表民俗文化方面的文章比重相当大，其内容涉及民歌、信仰礼俗和民间故事等各方面，为全面了解云南社会文化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一）民歌与《边疆人文》。民歌是少数民族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歌唱传统，又以歌唱日常生活的形式呈现。《边疆人文》发表民歌类的文章见表1。十篇民歌文章中有五篇出自张清常的研究，可见他在民歌研究上的用心。张清常1915年出生在贵州安顺，幼年随家人迁到北京。1934年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考上了清华大学研究院中文系研究生，1937年研究生毕业后任教于浙江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后，朱自清邀请他到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30岁的他成为了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传唱后世的爱国主义经典名作——《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就是由他谱的曲。来到昆明后的张清常对少数民族民歌非常关注，在《由我国内地民歌说到边疆歌谣调查》一文中说到，“有一些人说，我国边疆的许多民族并不属于中华民族的系统，因而极尽挑拨离间之事，怂恿我国边疆各民族独立。对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是在于证明此种谬论不成立。”[5]张清常带着民族主义的情怀论证边疆民歌与内地民歌具有共性，以此从民歌方面反驳民族分裂主义的阴谋。他以云南民家（白族）情歌为调查对象，虽然侧重点在于民歌的曲调方面，对民歌与日常生活方面的关联性调查还不够深入，但其记录的民歌材料却为后人研究民家（白族）歌谣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参考。闻一多的《说鱼》一文发表于1945年第2卷3、4期合刊，从隐语的定义和文化功能进行分析，从《周易》《左传》《诗经》等文献中引出中国以“鱼”代“情侣”“匹偶”，并以西南少数民族民歌为依据，论证其打鱼、钓鱼是求偶的隐语，烹鱼、吃鱼喻义合欢或婚配。民间以鱼象征配偶是因为鱼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而在原始人类的观念中，婚姻的唯一目的就是繁衍，“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一种意义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闻一多认为，“文化发展的结果，是婚姻渐渐失去了保存种族的社会意义，因此也就渐渐失去了繁殖种族的生物意义。”但“任何人都是生物，都有着生物的本能，也都摆不脱生物的意识。”[6]闻一多运用数十首西南民歌挑开古典文献中的层层迷雾，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启发了后人去发掘民歌艺术中所隐藏的深层意义。云南彝族的一个支系叫阿细人，他们的歌唱题材十分广泛，从开天辟地、人类起源到人们社会的形成都融入到歌唱内容中，无论在田间地头、山林，还是在“公房”里，男女相遇都会激发他们的灵感相互对唱。1942年流亡缅甸的光未然回到云南，在路南县一所中学谋得教员的职位，他根据彝族青年毕荣亮的演述，记录整理了长期流传在阿细人民间的长篇叙事诗《阿细的先鸡》，1944年由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7]1953年再版时改名为《阿细人的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语言学家袁家骅也流亡到昆明，1945年受邀到路南修县志时，看到光未然出版的《阿细的先鸡》后，找到了光未然调查时的同一个演述人——毕荣亮，用国际音标记录了全部内容，同时在阿细人居住的几个村落进行调查和记录。袁家骅通过调查后，1946年在《边疆人文》第3卷5、6合期上发表的《阿细情歌及其语言》一文，对于没有文字的阿细人，这些缠绵的情歌记录了他们的历史、情感、生活和性格。1953年《阿细民歌及其语言》由中国科学院出版发行。（二）民间信仰与《边疆人文》。对于产生于原始社会，历经岁月的传承、发展与演变延续至今的民间信仰具有自发性，是民族固有精神的持续，对民众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民间信仰调查是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边疆人文》有关民间信仰的文章见表2。《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一文就是陶云逵在云南新平县的调查成果。大寨黑夷（今纳西族），考察的内容为姓氏与宗教图腾之关系。本文分为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对大寨黑夷宗族考察，以祭祀和族长人选来分析其信仰民俗；另一部分是在宗族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宗族社会组织中的图腾现象。通过西方图腾理论与大寨黑夷动植物崇拜的比较分析，发现“第一，鲁魁山一带黑夷，除以动植物为族称之外，服装、发饰、用具、房屋装饰均看见有象征宗族姓物之图案或形状；第二，宗族对于姓物守有若干禁忌，类如禁吃、杀、触、用等，并以神话传说的形式表现犯禁的后果；第三，族人是其姓物的后代或姓物是其祖先的保护者。这些表现方式说明图腾的存在以及图腾与人们生活的关系。”[8]《西南部族之鸡骨卜》是陶云逵非常有名的一篇调查报告，考察了西南地区鸡骨卜的起源与传播状态。材料来自于陶云逵的田野调查和参考他人的田野材料，田野调查地及民族分别是：云南新平县鲁魁山大寨一带纳苏部族（黑夷）、同县赵米克寨纳苏族、云南澜沧县酒房寨阿卡部族、四川栗波昭觉两县金□□□支阿庄支恩扎支布兹支之黑夷、云南新平县漠沙乡花腰摆夷、云南娥山县化念乡青苗、云南武定禄勒黑夷、云南元江大羊街车库寨查窝、云南耿马县和澜沧县的卡瓦山之卡瓦人。从地理上看鸡骨卜主要分布在川滇两省，从语系来看主要是西南的三大部族。通过陶云逵的田野调查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西南少数民族占卜的具体方法和习俗。语言学家罗常培对此文给予高度的评价，“综合堪究胜义殊多”。[9]当时北京大学大四学生马学良在“湘黔滇旅行团”途中曾在闻一多的带领下采风问俗，既积累了调查经验，也培养了对民俗调查的兴趣。1939年马学良考上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组汉语历史音韵学专业，师从罗常培和丁声树两位教授，后在罗常培的推荐下跟随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李方桂做田野调查，开启马学良的云南彝族礼俗调查研究。《黑夷作斋礼俗及其与祖筒之关系》和《倮译太上感应篇序》两篇文章都是马学良在云南彝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他用“以俗解经”和“经俗互证”的研究方法探寻彝族社会文化。1943年夏天根据“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安排，高华年在峨山莫石村苗寨进行语言调查。当时他除了记载苗人的神话故事、山歌和语汇作为语言上的研究之外，对当地的风俗习惯也进行了深入调查。《青苗婚嫁丧葬之礼俗》一文就是在这一带的调查成果。另外，《鲁魁山倮倮的巫术》是对新平县杨武坝鲁魁山和峨山莫石村的调查，文中对巫术不是以迷信的视角进行批判，而是在文中多次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来对巫术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他对民间信仰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结合田野调查材料，对巫术在少数民族中存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三）民间故事与《边疆人文》。民间故事方面有范宁的《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和邢庆兰（邢公畹）《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及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两则民间故事。《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一文以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中的牛郎织女传说为原始母题，运用古典文献，如刘向编撰《孝子传》中的《董永》、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中的《毛衣女》、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用当时的学者如赵景深、常任侠、钟敬文、陈志良等人的论文资料；查阅了英国学者柯克女士等记录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的基础上，把这类故事分为毛衣女郎型、乌鹊填河、山伯英台型三种类型去探寻其故事的源头和七夕的起源。通过分析，范宁认为，“楚怀王初置七夕，牛女故事产生至少是完成在汉代，汉代农业最发达，也就是封建社会最稳定的阶段，婚姻制度是家庭的基石，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的社会把对偶婚认为不能改变的。牛郎织女这则传说是维持对偶婚制的精神牧师。”[10]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范宁受到当时历史地理学派的影响，力图广泛搜集故事异文，比较研究故事情节之差异，从地理上来确定故事最初的发源地和传播路线，探寻其原型。从材料的运用可见其知识渊博，运用古籍文献、考古资料、外文资料、民俗调查材料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开创了民间故事研究的新境界，实现古今材料的互证与结合。1946年《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与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发表于《边疆人文》期刊第3卷5、6合期。此文是邢庆兰（邢公畹）以1942云南新平县漠沙乡调查花腰摆夷（今傣族）采录的《借钱葬父故事》为材料，与查阅到的敦煌石室所记录下的《董永董仲歌》和刘向记载的《孝子传》进行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通过故事的核心母题、传承原因及从民间故事内容分析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影响。

三、结语

当年“边疆人文研究室”五六个学者，为了实现学术报国的理想，坚守一份学术志业，深入边陲，考察民族文化，记录边疆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化等，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图片、资料和研究成果，更为可贵的是为了让年轻人的调查成果能早日面世，在研究室主任陶云逵的带领下创办了具有影响力的《边疆人文》期刊。创刊之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边疆人文》早日问世，陶云逵多方拜访或写信给有关专家学者，并亲自编写稿件，刻写蜡版，甚至参加刊物的油印、装订。后来刊物不仅成为本室同人发表科研成果的阵地，而且通过刊物联络汇集了云南民族民俗文化的爱好者，如闻一多、罗常培、马学良、张清常等纷纷撰文支持刊物的发展，学者们者以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严谨细致的调研精神，呈现了一批批优秀的反映云南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成果。《边疆人文》在艰难的岁月中仅存四个年头，但这并不能否定其价值。一方面，在西南联大支持下的“边疆人文研究室”成员为办好杂志付出了诸多努力，体现当时学人自力更生的学术精神。另一方面，抗战时期来到云南的学人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调查热情高潮，《边疆人文》为专注于民俗文化的他们提供了平台，所刊载关于云南民俗文化方面的论文，或是经过田野调查，或是通过现实与历史结合的反思，既有民俗文献保存的价值，也有民族与边疆问题解决的现实理论，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邢公畹.抗战时期的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兼忆关心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几位师友[M]//见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384.

[2]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3]李列.民族想像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7.

[4]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张伯芩致冯文潜函[M]//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496.

[5]张清常.由我国内地民歌说到边疆歌谣调查[J].边疆人文，1944年第1卷（3、4期合刊）：15-27.

[6]闻一多.说鱼[J].边疆人文，1945年第2卷（3、4期合刊）：1-8.

[7]光未然.阿细的先鸡[M].昆明：北门出版社，1944.

[8]陶云逵.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J].边疆人文，1943.第1卷（1）：1-13.

[9]罗常培.悼陶云逵教授[J].边政公论，1944（9）：15.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篇2

关键词：民族志方法；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视角

随着社会不断向前推进，公共管理实践越来越需要一种规范的、系统的理论来指导。因此，一门年轻的学科———公共管理学就应运而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具有应用性、政策性等特点。它在研究大量公共事务的同时，吸收了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形成了较完善的脉络体系，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亟须解决，如理论联系实际不足、研究方法缺乏实践性以及政策缺乏本土化的研究等。因此，公共管理学可以引入人文学科领域的田野调查方法———民族志方法，来真正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与存在的问题，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切实解决社会利益问题，推动公共管理实践进一步发展。

一、民族志的内涵概述作为“记录的民族学”

［1］，民族志一词原文由两个部分组成———ethno（s）与graphy（法文graphie），它们均来自希腊文。其中，“graphy”源于希腊文的graphein，意思是“记录”（它的意思与汉文方志的“志”字相通，指的是有系统的记录）；“ethnos”则是指“民族”（需指出，因古希腊人并未给予种族与民族清晰的区分，当时用ethnos来指代的，恐为“混杂”之物，可兼指种族、民族及相关的文化。因而，中文对英文ethnography或欧陆ethnographie的译名有“人种志”“民族志”“田野〈文化〉志”）［2］。高丙中认为，把对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3］。简言之，作为人文学科的一种调查方法，民族志就是做完田野调查之后撰写的调查报告。在人类学领域，民族志也即田野调查报告的一种学术语言。它遵循着研究者亲自去、一年以上的实地调查时间以及通过分析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来撰写完整的调查报告三大原则，采用参与观察、深描及深度访谈等方法，并以人文关怀、平等对话、互动沟通等为价值取向，全面了解被研究者的生活坏境，挖掘背后隐藏的人文价值，由此生成珍贵的文本资料。民族志的产生是由一个田野工作调查到文本报告书写的过程，因此，民族志的形成有一个特定的过程。首先，人类学者需要亲自到被研究的个案地，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他们从事的这些活动被称为“田野调查”，他们的方法被称为“田野工作方法”。然后，人类学者以详尽的笔调描述，说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文化，他们的描述成为学者和其他读者据以了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过程、异文化的情况以及民族志工作者的个人反省和理论观点的途径［4］。由此，得到的文本资料成为公共决策者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民族志于是便成为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桥梁。

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仍面临的困境

公共管理学科很晚才引入我国，由于发展时间短、基础薄弱，我国的公共管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挑战。（一）公共管理学研究仍然难以摆脱“西化”的误区。虽然公共管理学在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就整体而言，我国的公共管理学仍然没有摆脱西方的影响，对西方的理论知识、政策实践处在一定程度的被动、消极的接受阶段。此外，不可否认的是，现如今的学科研究重点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偏向于西方的理论研究，这是十分遗憾的。我们应该把研究重点放在我国的实践研究上，揭示社会问题的本质，研究适合制定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政策。（二）公共管理学研究缺乏质的突破。1.理论与实践脱节。现当代的一些公共管理理论是由政府智囊团首先提出的。原本是希望能切实运用到实践中，但实际上却严重脱离预想。公共管理者有时仅仅对现有的理论做了“二次解释”，没有认真研究社会的实际问题，也没有认真地分析政策理论以便指导实践，导致理论与实际脱离，无法取得质的发展。2.严谨研究方法缺乏。这是存在的另一个关键问题。目前的研究方法过于重视理论层上的研究，多是采用诸如重数量而轻质量、重经验分析而轻实地调研、重宏观而轻微观的传统方法。这实际上也是目前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存在的重要问题。以这样的研究方法无法了解到社会的实际需要，不能制定出适宜的公共政策，难以解决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发展。（三）公共管理学缺乏本土化问题研究。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虽然是从西方引入的，但应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可借鉴一些优良成分，而非一味地引入西方公共管理相关理论。现阶段的公共管理理论由于缺乏中国概念元素，仍然处于萌芽时期。建立和发展属于我国本土化的公共管理理论，最终实现和西方发达国家高水平学者的国际学术交流，是我们现阶段的发展目标，也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根本任务。（四）公共管理学缺乏对人的关注。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现阶段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仅仅关注了理论研究，而缺乏对“人”这一最重要的因素的研究。而公共管理不论任何时候都应将“人”放在首位，因为“公共”二字就决定了其要维护的是公共利益，是有关“人”的利益。而且，按照当下的发展要求，我国公共管理也应该以人为本，将人的发展置于发展之首。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以及公共政策的实施说到底都41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更好地为人服务。众所周知，我国正处于向现代化强国发展的过程中，但对国家治理实践有指导作用的公共管理学科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公共管理知识也不完善。因此，一方面，我们急需引入西方的先进理论，但是在此过程中又要避免“缺乏本土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定的社会环境，在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如果一味地吸收西方的东西，忽略了本国发展的特色历史文化条件，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导致徒劳无功，有时甚至适得其反。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这种历史观和文化观的缺失呢？现阶段一个可行的做法就是引入人类学家的工作以及引入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方法，使公共管理知识真正为中国实际服务，真正发展出扎根于本国的公共管理模式，实现公共管理中国化。

三、民族志方法之于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发展的必要性

综观当下，有一个误区，认为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专属”研究方法，实则不然。如高丙中教授所言，先有民族志很久了才有人类学［3］。即在人类学产生之前就有了民族志，且民族志也不是由人类学家发明的，如早期的业余民族志，完全是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多是由中世纪的传教士、殖民官员创作，并且当时的民族志撰写者并没有经过系统、专业的人类学知识学习，大多是以对异邦风土人情的向往或好奇为动机，与人类学知识并没有明显的关系。作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不应专属于任何一门学科，而应是政治学、管理学等其他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享研究范畴［5］，并且应鼓励这种田野调查方法的跨学科应用，促进多学科之间的交流。民族志这种实地研究方法与公共管理实践中公共政策的制定就有着重要的联系。当下，由于公共政策面临的决策环境和受众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如果决策者对于被研究者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没有充分、清晰的了解，就会导致所作出的公共政策不适用特定社会环境，使现实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甚至降低决策者的公信力，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因此，要想制定出符合实际、符合民意的政策，必须寻找一种观察社会的科学方法，在充分的利益、权力博弈分析下，真实地接触研究对象，真正了解社会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能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政策选择。诚然，从公共管理面临的现状可以看出，若想寻求一种能切实适应特定环境的社会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无疑是与之十分契合的。（一）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民族志方法是人文学科的一种跨学科实地调查方法，就其字面意思可知，它是对异族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描述，通过对异文化的观察和认知，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客观的民族学描写而形成民族志，然后再对其进行分析、比较，以期得到对特定文化的基本概念［6］。换句话说，民族志就是在对特定的异民族、异文化赖以存在的思维模式和人际关系进行研究，并深入调查隐藏在特定圈子背后的利益关系以及权力运作之后，所形成的珍贵的文本资料。而现如今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正是存在着研究方法不严谨的危险，无论公共管理理论或是公共政策理论有多先进，但如果缺乏合适的研究方法作为支撑的决策，这种理论日后必定会与现实环境格格不入。而民族志研究方法所强调的基本规则就是要求研究者必须亲自深入实地，长时间（至少达一年以上）地通过参与调查来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并通过深度访谈、问卷统计、个案研究等方法来体悟和感受真实场景和文化内涵，然后如实将他们的信念、价值、观点、动机等叙述出来［7］。因此，基于田野工作的民族志研究方法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客观的文化背景和真实的观察感悟，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民族志方法最终的研究结果通常是讲故事，即体现特定环境的现场感和真实感［8］。而就公共政策过程来说，社会问题的反馈是政策过程的开端，也是决策过程的关键一环，因为只有在存在现实社会问题，并且决策者有能力观察到已有问题的情况下，整个政策过程才会开始。此外，决策者发现的问题必须是真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社会问题一旦定位错误就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在这种情况下，寻找社会问题除了对决策者能力有一定要求外，还要求决策者对当时当地的环境进行完整、细致的了解。否则，如果对环境本质缺乏真实接触，偏差的政策出现的概率就会大大提升。显然，这也是公共管理实践中理论与实际联系不充分所导致的。而民族志方法所强调的，必须亲自到现场的做长时间的参与研究就能很好地弥补这一点。从本土化政策建构的角度而言，公共管理学若想克服缺乏本土化研究特色的问题，就必须摒弃忙于利用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拿来主义”，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且公共政策制定必须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研究，深入群众，与被研究者同吃同住，以平等的姿态与被研究者互动、交流，了解目标受众最真实的想法，弄清阻滞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最真实的困难。同时，在深入现场做实地调研时，不应被预设的思维定式和理论假设所束缚，而应记录最真实的事件发展，以使政策更为契合社会环境，且尊重特定文化圈子的行为动机和特定利益。这也正符合中国民族志发展的期许：一是在引入和借鉴西方优秀学术理论的同时，避免全盘吸收，规避西方发展问题污染本国自然与人文环境，如资本主义的泡沫经济、环境恶化和生态污染、动乱和冲突等；二是在学习西方学者如何做民族志研究的同时，应充分认识到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差异，了解本国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特色，做出符合本国实际的研究，以期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二）民族志方法如何运用于公共政策过程。公共政策实践过程实际上是由问题发现、政策制定、实施、评估和终结几个阶段组成的，且这些阶段实质上关注的都是对利益的分配。因此，必须十分注重研究受众的影响因素，体现公共政策实践的人文意义。因其关注的对象是人，人有自己的意志和想法，而采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无法深入研究人性和人的情感世界，也就无法做出科学的决策，达不到公共管理学的任务和目标。因此，必须引入民族志此类人文科学研究方法来探究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及意义世界，做出有价值的决策。其实，仔细研究公共政策过程，可发现民族志方法也都适用于其实践过程的各个阶段。1.民族志方法之于发现问题阶段。在此阶段，公共政策制定者必须深入政策标的田野中去，去体会真实的问题来源和问题关联者对于问题的真实看法。需要是公共政策过程的真正起点［9］。政策问题的发现是整个公共政策过程的开端，其中决策者是否具备发现社会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因为社会运行发展环节必然会出现一些缺位环节，而发现这些社会问题并及时反馈到政策制定过程中，才能启动新一轮的决策过程。在此阶段，就需要扎实的田野工作实践，通过深入群众生活，从群众整体利益出发，了解群众真正关心而无能力解决的生活问题，及时地将信息反馈到决策过程中，以制定出满足社会大多数人需求的公共政策。2.民族志方法之于制定政策阶段。在此阶段，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标就是保证决策的公正性，这也是走向决策科学化的关键一步。因为，在当今社会，公正性不仅是对人民群众基本利益的尊重，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要因素。公正性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正的价值取向，即要维护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需求，而不应该出现暗箱操作、贪污受贿等行为。应保证公共政策服务于人民大众，而不是服务于某些个人或政府某些机构。另一方面是公正的决策程序，即决策过程要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充分听取社会群众的呼声，必要时还应吸收社会上某些专家团体参与其中，在采用其智慧经验的同时，专家团体的参与也起到一定程度的监督作用。如此，决策过程便与民族志方法所崇尚的人文关怀不谋而合。3.民族志方法之于实施政策阶段。政策实施阶段是公共决策过程最重要的阶段。因为再好的政策如果不严格地执行，也将成为一纸空文，浪费公共资源。因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执行者必须深入到真实的社会环境中，随时感知政策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群众对政策实施的反馈，及时将政策受众的想法和新的社会问题反馈到决策层，以便对政策进行修正，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而民族志的参与观察法，强调调查者要深入实地，及时地获取第一手资料，这对政策执行、反馈无疑是非常必要的。4.民族志方法之于终结政策阶段。在公共政策中，终结的方式有四种：政策替代、分解、修正以及废止。替代就是不改变政策目标，在旧的政策不能够实现政策目标时，作出新的决策以取代之。分解就是在原有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时，将原来政策分为几部分，然后各部分再单独形成一个小政策。修正就是在原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发现了原政策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对此加以修改、完善，或者是加入一些补充条款以更好地达到政策目标。废止就是随着时间的演变，发现原政策目标不合时宜了或当经实践证明原政策本身存在错误时，对政策加以废除。以民族志研究方法为视角，无论是替代、分解、修正还是废止，其实都是对原公共政策的中断、分裂或解体，体现出一种解构主义的倾向。而民族志方法基于其哲学基础，对世界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解构性和相对主义的观念［10］。在公共政策体系中，政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因此，不存在整个政策的体系化努力，也没有“这是最好的政策模式”之说，只有适合、符合现阶段发展的政策模式和源于实践的、原子式的扎根理论或公共政策。这与民族志方法论所具有的对传统公共决策的解构性观念相契合。

四、结语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篇3

关键词：统计学;课程改革;社会实践;毕业论文

一、前言

自2014年教育部提出“加强高校实践环节的教育，进一步将教学与实际相结合”以来，高校教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就一直在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大学课程已增设实训环节。大学生实践与分析能力的提升通常作为人才筛选的评判标准，是培养创新思维的基础，也是判断当下实训课程改革是否成功的依据，在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从现有大学生社会实践报告和毕业论文中来看，大学生真正运用统计方法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还有待提升。学生普遍反映开设的《统计学》课程更多是以案例的形式进行讲解，缺少针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本文以湖南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为研究对象，对统计学课程进行创新设计，在传统统计学课程基础上，引入实践与分析环节，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分析能力，并将统计学课程中所学知识应用到毕业论文设计和社会实践报告中，以此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二、统计学课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材缺乏数据包，打消学生实际操作的积极性。传统的统计学教材中多以理论教学为主，案例实训操作也多以例题的形式展示，书本中课后习题往往缺乏相应的配套资源。统计学课程中的习题往往针对的是大样本（样本数量超过30个为标准），如果按照书中的例题进行操作，往往需要学生自行将样本数据手动录入软件，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既违背了以分析问题为宗旨的教学目的，也极大地打消了学生进行实际操作的积极性。2.教材案例脱离现实，无法激发学生的兴趣。统计学教材中所用案例较多偏离现实。纵观近年来统计学教材中所使用的案例，编者较多偏向于以管理者的视角对灯泡、机床零件、产品质量等生产环节进行分析。然而，多数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是消费者的角色，从管理者的角度进行案例分析，对于学生而言不仅很难激发其学习的兴趣，而且容易于让学生形成“读书无用”的想法。3.统计图表的规范性要求不能引起学生的重视。对近三年的毕业论文进行随机抽查，在随机抽样的36篇经管类毕业论文中，仅有7篇毕业论文使用了统计图表，使用比例不足20%，若进一步考查其使用的规范性，则几乎全部不合格。对于这一现象，在学生的社会实践报告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看法，调查结果几乎全篇都是以文字性叙述为主，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的调查报告寥寥无几。4.考核方式较为单一，缺乏综合测评。目前，统计学考核方式仍以期末闭卷考试为主，学生出勤记录、课堂表现和平时作业为辅，偏重于对概念、公式的记忆，而缺乏学生实际操作和分析问题能力的考查。这种考核方式容易使学生不注重平时积累，在临考前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无法体现出统计学课程开设的初衷，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学生今后在实际中遇到的统计学问题也无法有效做到学以致用。

三、统计学实训课程设计

1.选用更加注重实训内容的教材。以统计分析软件R语言为实训平台，选用基于R语言的统计学教材，并将书中例题和课后习题的数据包放置云盘，方便学生下载使用。对于每次课的课后习题，学生只需要复制例题中的命令并依据题意进行相应的修改，就可获得习题的结果。若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时遇到问题无法解决，还可下载教师编制的习题脚本命令，对比自己的操作过程，以寻找出现错误的原因并及时进行更正，以此增强学生实训的积极性。2.增设田野调查环节。增设田野调查环节，用“走下去”的方式，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围绕某一个主题设计调查问卷，让学生们亲自参与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工作。针对同学们自己发现的问题，运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形成最终的调查报告。同时，为了提升学生实践运用统计数据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统计学现有的54个总课时中拿出16个课时用以训练学生的统计作图能力，并将其中4个课时设为实训操作，以解决学生在学习统计软件中遇到的不同问题。3.建立师生合作工作室平台。建立师生合作工作室平台，定期对学生进行图表规范性培训，将学院教师正在进行中的科研和教学任务放进平台，组织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对任务进行分解处理。根据各小组成果的质量和规范性进行成绩评定，对完成情况较好的小组予以嘉奖，对完成情况较差的小组采取退改再评定的方式进行整改，促使学生将课堂中所学的统计方法运用于实践，真正意义上实现教学相长。4.考核方式更加多元化。传统的统计学考核形式是期末考试占80%，平时课堂表现和作业占20%，这种方式不利于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将统计学的考核方式划分为期末考试、田野调查、社会实践能力和平时课堂表现四个部分后，不仅减轻了学生在期末考试中强行记忆的负担，而且让学生更加注重田野调查和社会实践的环节，有利于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统计学，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运用统计学的思维进行思考。

四、改革实施效果

研究小组基于社会实践与毕业设计导向，对统计学实训课程进行了创新改革，以提升学生运用统计数据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为检验改革的实施效果，研究小组对湖南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的“三下乡”调研团队进行追踪调查，随机抽取部分同学的暑期调研报告和毕业论文。调查发现，无论是调研报告还是毕业论文，其统计图表的使用率和规范程度都有大幅提升。学生至少在三个地方有了明显改善：一是图表更为规范化。统计学课程改革后，学生已初步掌握了标题和注释的摆放位置、线条的粗细程度、三线表的使用标准、图形的无框化等制图和制表细节。二是明确了不同图表的用途。对于类别型变量可使用条形图、饼图、环形图、气泡图进行分析，对于数值型变量可使用直方图、折线图、散点图以及时间序列图进行分析。三是借助图表表达自己的观点。学生对于某种现象的描述不再停留于原始的文字性陈述，转而开始利用图表数据进行说明，这种方式有助于增强描述的可说服力。

五、结论

此次教学改革设计解决了传统统计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将统计学课程中所学知识应用到毕业论文设计和社会实践报告中，改善了学生使用统计图表出现的问题，提升了学生的实践与分析能力。

参考文献：

[1]余达锦，杨淑玲.创新创业教育背景下高等数学教学方法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

[2]王红雨，闫广芬.师生认知视野下的高校创业课程体系：问题描述与改进策略[J].教育发展研究，2014

[3]卢淑静.创新创业教育嵌入专业教育的原则与机制[J].求索，2015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篇4

关键词：农村问题研究农村调查阶级分析法经济社会分析法

20世纪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走过了复杂的历程，形成了阶级分析和经济社会史分析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

关于农村问题调查研究的成果，是阶级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曾经说过，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对农民和农村社会阶级的调查，构成了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理论基础。

毕生重视社会调查，其中包括农村调查。

早在1925年底，就在他的家乡从事过农民状况的调查，并且组织过农民斗争。1926年1月，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初步分析了农村社会阶级。年1月，又进行了湘潭、湘乡、衡山、酸陵、长沙五县调查，后来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列举了乡村农会组织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驳斥了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运动的各种责难。这是从事中国农村研究的开始。后来他说过，年春天之前，自己“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之后，“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

对农村的调查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的最有价值。

年大革命失败后，领导了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年11月和1928年2月，先后在宁冈和永新进行过农村调查，但是这两个县的调查材料在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损失掉了。而年1月湖南五县的调查材料也由于的牺牲而损失了。1930年5月，说:失掉这些调查材料，特别是衡山、永新的两份材料，“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1930年代前期，做过许多有价值的农村调查，并且留下了一些调查报告，其中以1930年5月所写的《寻乌调查》,1930年10月所写的《兴国调查》,1933年11月所写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最为重要。

20世纪30年代农村调查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第一使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和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有了一个逐渐清晰的认识。1926年1月，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把农村社会阶级划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乡村手工业者、游民等八个阶级。在1930年的《寻乌调查》中，把农村社会分级划分为地主(包括大、中、小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手工工人、无业游民、雇农七种，并且具体指出，地主占农村人口的3.445%，富农占4%，中农占18.255%，贫农占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占0.3%。如果对照中国革命的过程，可以看出对农村阶级的划分以及对他们所占农村人口比例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实际上，《寻乌调查》所说的农村地主富农占人口的7.445%，应该是比较符合社会实际的。它的缺点是关于地主富农人口的概念不太明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这里说的地主富农人口，可以包括地主富农分子和全部地主富农家庭人口两种解释。这个问题，直到1947年底至1948年初才解决，当时明确规定了地主富农占农村总户数8%,总人口10%，改变了1947年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最初阶段所规定的地主富农占农村总人口10%的估计。此外，自己说过，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在原有土地关系上，没有分别了解富农、中农和贫农占有的土地状况，是《寻乌调查》的“大缺点”。尽管如此,《寻乌调查》所分析的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7.445%的结论，毫无疑问是一个理论上和政策上的重要成果。

第二，使形成了关于极端重视社会调查工作的一系列科学认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5月，在写成《寻乌调查》的同时，还写出了《调查工作》这篇文章，后来，把这篇文章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等等著名原则。这些思想原则的运用，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方法论之一。

第三，经过社会调查的实际锻炼，初步形成

了一套农村社会调查的科学方法。他称之为“调查技术”，包括要进行讨论式的调查，根据调查需要确定座谈对象，根据主持调查的经验决定座谈会的规模，事先拟订调查提纲并让座谈者知道，要亲自参加，要深人，要自己做记录等等。实践证明，这些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历次上进行过四次著名的社会调查。

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对西北农村的调查。从1942年2月18日起，到1943年2月24日止，先后在陕北神府、兴县、米脂、绥德等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前后历时一年。本人亲自整理或修改定稿的调查报告就有《贺家村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碧村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调查》、《杨家沟地主调查》等，当时还有大量材料没有来得及整理。《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43年10月在延安出版，《杨家沟地主调查》直到1957年5月才由三联书店出版。

二是1950年代前期的农业合作化调查。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到1956年1月全国合作化基本完成，中国农村迅速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集体化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指导合作化运动，和各级党组织用很大的精力进行农村社会调查。为了批判党内的不同意见，在年9月到12月，主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了两篇序言和104份批语。1957年，三联书店汇集合作化运动中各级党委或部门、个人的农村调查报告、工作报告、报刊新闻报道等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一书。

三是1952年12月上旬到1953年3月上旬刘少奇对中央政府32个部、委、直属局工作的调查，和1956年2月中旬到5月初对中央政府34个财经部门与湖北省、广东省、广州市、武汉市经济工作的调查。这次调查，顺应了新中国政权认识政府行政工作的规范、秩序、规律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正是通过这次调查，形成了《论十大关系》所表达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

四是1960年代初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员对农村经济形势和如何纠正“左”倾错误的调查。在这次农村调查活动中，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宁乡，到河北武安，到四川、河南，陈云到上海青浦，邓小平到北京市的顺义、怀柔，了解基层情况;中央各部和各级领导也做了大量调查工作。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调查报告就陈云的《青浦农村调查》;胡乔木的《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山讨论农村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访问东塘生产队》;的《关于食堂和评工记分等问题的调查》;邓小平、彭真的《关于农村几个问题的调查》;张平化的(关于在浏阳县文家市大江大队作调查的报告》;的《在长葛县和尚公社检查工作向中央写的第一次通讯》;邓子恢的《关于龙岩调查》、《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等等。这次农村调查对于纠正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意义重大。

20世纪20年代以来，农村问题研究日渐受到重视，逐渐形成了与农村阶级分析法相区别的经济社会史分析流派。它的特点是:

第一，在研究领域方面，形成了以梁方仲、傅衣凌为代表的明清经济史，以陈翰笙、费孝通为代表的民国农村经济研究，以及1949年以后的当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三大研究领域(当然有的研究作品具有涉及面交叉的性质)。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比较规范和融会的特点。比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的学术方法，作者就表示:“本书在分析方法上同时得助于农民学和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三大学术传统，即革命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历史研究，西方‘形式主义经济学’和‘实体主义’的学术著作，以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成果。”杨国祯教授比较了法国年鉴学派和梁方仲、傅衣凌教授的研究特点后说:“它们的本质都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相结合，学术渊源上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是借助其他人文学科，关注社会下层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私’经济，挑战当时流行的事件史、政治史叙事模式，其发展都构成‘新史学’的动力。”

第三，都花了很大的精力从事收集史料的工作。比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使用了大量的满铁资料。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一书，也大量使用了1939-1943年期间日本人在华北进行的调查资料。傅衣凌教授的研究，非常注意收集乡村社会中当时还不为人重视的契约、族谱、墓志铭、乡规民约等文献，建立了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的学术传统。再比如，唐致卿的《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一书，收集了山东省档案馆的2000多卷档案、上千件农村契约文书和数百万字的田野调查资料。

我感到，目前我们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应当下大力气在当代农村经济社会方面取得突破。

在当代农村问题研究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很好的作品。比如，毛丹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弗里曼等人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庄孔韶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等等。但是，这个领域基本上还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学术发展的空间还相当大，我们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实现阶级分析法和经济社会分析法的有机结合。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农村社会，分析农村阶级，制定党的政策策略，实现了农村社会的政治变革。这是它的成功的一面。可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从根本上来说仅仅依靠政治变革是不成的。我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经提出了一个问题:运动“对人们私有观念的摧毁，是否仅仅限于地主阶级?如果一个社会不断摧毁人们的私有观念，能否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近代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为什么没有能够为近代化提供必要的资金积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革命时期的农村社会的政治变革。不过，我们今天在对农村进行经济社会研究的时候，仍然有进行阶层分析的必要。当代农村之后，随着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不同的时期占有的社会资源是不同的，他们的身份、地位、主张、要求也是不同的。研究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会使我们对农村问题的认识更加直观，更加科学，更有价值。

第二，实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当代农村研究的成果，一般有描述某一全国性运动、概况的专史性著作，有描写某一地区的区域性著作，还有描写某一个别乡村的个案型著作。目前个案型著作比较受到重视。个案研究具有相对典型，相对细致，相对深人的特点，但是个案研究必须尽可能地与宏观形势紧密结合。对一个孤零零的村庄的调查，固然是有意思的，但是在中国，完全忽视了与它周围地区，乃至整个国家政策和政治趋势的联系，这个村庄的命运是说不清楚的。

第三，更加小心地收集和鉴别史料。对当代农村的研究，既有难以收集资料的困难，更有对资料难以鉴别的困难。当代农村同样受到当代中国政治的强烈支配，大量材料带有当时政治形势的鲜明色彩，需要我们更加小心地分析鉴别。比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就花很大的精力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共90万字。这部书收集的资料是否全都可靠呢?有人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靠“三次会议一本书”发动起来的。自己也把编辑这本书看成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做的第一次社会调查，可见对它的重视。但是，围绕合作化问题，党内发生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尖锐地责骂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年7月和10月，特别是10月的尖锐批评，以强大的权力压制了不同意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共计收集了176份材料，其中年9月份之前上报的材料91篇，年10月之后上报的材料85篇。试想，在大力反右倾政治气氛中这些各地报上去的材料能可信吗?薄一波曾经说过:“由于出版《高潮》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因此，序言、按语和材料选择标准中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用史料学的真工夫分析史料，是当代农村研究，也是整个当代史研究必须要解决的重要前提。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篇5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前提;理论自觉;反思社会学

Abstract:Theoryisveryimportantfortheresearchofsociology.Butsomesociolo2gyresearchpayslessattentiontotheoryandsimplytreatssociologyasanempiricalsci2ence.Theresearcherssubconsciouslygiveuppursuingtheory,caringfortheory,orex2ploringtheory.Sociologyresearchersmustinsistonconsciousattentiontotheory,andconstructsociologyasascienceofself-criticizing,self-reflectingandcontinuouslyin2novating.

Keywords:sociology;theorypremise;theoryconsciousness;reflexivesociology

一理论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

在谈理论对社会学的重要性之前,我们首先要界定清楚什么是理论以及什么是社会学理论。理论常常挂在我们嘴边,任何一门学科在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时首先明确的都是要建构学科理论。社会学也不例外,从孔德开始的社会学家,都在围绕建构社会学理论开展学理思考和实践研究。尤其是孔德、斯宾塞之后的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把社会学引入了学校教育,成为大学里的课程,相应地进行了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那么,理论是什么呢?从我们直观的第一印象来理解,理论似乎可以和“抽象”、“思辨”、“概化”等词语相对应。这些词语只是说明了理论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并不能概括理论所具有的真正内涵。

按照哲学的观点看,理论是一种系统化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有助于指导我们去“观世界”,并形成关于这个世界的“世界图景”。理论具有三种特质:一是历史的兼容性,强调理论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提炼和升华;二是时代的容涵性,强调理论是“思想中的时代”,即理论来源于现实;三是巨大的逻辑展开性,强调理论具有一种逻辑之美[1]。英克尔斯曾谈到社会学研究的三条途径,即历史的途径(创始人说了些什么)、经验的途径(当下的社会学家说了些什么)和分析的途径(理性指示的是什么)。无论是哲学对理论特质的概括还是英克尔斯对社会学研究途径的概括,都强调了历史、当下和逻辑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说明了建构社会学理论形成的过程,历史代表了“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的重要性,当下代表了面向现实、思考现实的重要性,逻辑强调了理性思辨的重要性。

按照历史、当下和逻辑三方面来建构的理论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JefferyC.Alexander)给理论的定义是“理论就是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①;结构功能主义除帕森斯之外的另一个大师级人物默顿(RobertK.Merton)指出“社会学理论是逻辑上相关联并能推导出实验一致性的一组命题”[2];科技哲学家罗纳德(Rich2ardRudner)曾经把理论定义为:“一套系统地相互联系的、包括一些类似规律的概化的可以进行经验检验的陈述”②;社会学家纽曼(W.LawrenceNeuman)也给出了对“社会理论”的定义:“社会理论是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概念所构成的体系。理论是思考社会世界的简单方法。人们经常创立关于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新理论”[3]。风笑天从社会调查研究的角度指出,“理论是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将经验世界中某些被挑选的方面概念化并组织起来的一组内在相关的命题”[4]。从以上对理论的定义中,我们看到了理论构成的基本要素是概念以及由概念组成的命题,理论的特点是可以用经验事实来验证。我们也看到了理论形成的两种过程,一种是理论建构,另一种是理论检验。对照华莱士的“科学环”,以归纳法为特征的理论建构过程是“科学环”的左半圆,其过程是:观察(具体的个别的资料)→经验概括(共性归纳)→理论;而以演绎法为特征的理论检验过程是“科学环”的右半圆,其过程是:理论→提出假设→观察→经验概括→假设检验→证实或证伪假设→理论。在这两种理论形成的过程中,理论建构的过程在以田野调查为特征的实地研究中使用较多,理论检验则在社会统计调查中使用较多。社会学理论是直面经验事实的,这是社会学这门脱胎于哲学的学科区别于哲学的关键所在。

以上我们界定了什么是理论及理论的形成过程,那么理论对社会学研究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知道,构成理论的最基本的要素是概念,所以理论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一套概念系统,在专业学习的意义上我们把它称作“专业术语”。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社会学的“专业术语”自然会引导社会学的研究人员用社会学概念来展开分析。这就是理论的第一个作用,理论有助于把研究者引入社会学的视野中来,也就是有助于形成社会学的特定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

第二,社会学理论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身份的标识,也就是说,是否具有社会学理论前提是该研究是不是“社会学研究”的标志。很多学者都在强调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重要性。社会调查如果放弃了理论前提,这样的调查就只能停留在日常观察的水平上,和民意测验、市场调查没有任何分别,从而陷入“通俗化”的境地。

第三,过往的理论会启发研究者去思考,构成研究者思想的火花。研究者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往往会感到无从下手,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启发”。过往的理论与社会现实撞击出了研究者思想的火花。

第四,理论可以提供研究的解释。理论除了把研究者引入了社会学的视野中并指导其研究的方向,还为研究提供了解释的视角。笔者在2004年对滇东农村的“过密化③”现象进行了研究,关注滇东农村呈现出和人口大量外流的主流人口流动形式不同的人口流动现状,即“过密化”。在相关社会学理论的“启发”下,笔者从三个角度进行了解释。一是从“推拉理论”引出的第三股力量———以“乡土性”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吸附力“规范”着农民的行为方式。传统推拉理论对滇东人口流动形式缺乏解释力,因为从当地人地关系紧张、生活水平低下的现状来看,如果依据“推拉理论”来进行解释的话,宏图村的人口流动应该和中国其他农村一样极富活力,这样才合乎逻辑。所以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宏图村的人口流动状况之所以和主流的人口流动状况不同,“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显然被另外一股力量所“中和”。这股力量显然要大于至少是等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所必需的“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这股力量正是以乡土性④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一股强大“吸附力”。二是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认为“过密化”是农民的生存理性选择。像宏图村一样的传统农村,农民在考虑是选择在家种地还是外出打工时,他们遵循的并不是“经济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遵循“安全第一,风险最小”(代价最小化)。而实际上,无论他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还是“代价最小化”,这其中包含着农民的一种“理性选择”,这种基于生活压力下做出的理性选择被称为“生存理性选择”。三是运用社会网络理论进行分析,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农民大量外流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的形成,先前外出的农民工以个体或集合体为单位形成一个又一个网络接点,为后来想出去务工的农民提供了信息的支持。宏图村外出打工的很少,即社会支持网还未形成,或者说,只是处于雏形阶段,接点太少使个人获得信息的关系支持只是简单的直线型的,还未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状。社会支持网的缺失往往会造成农民流动速度过慢甚至是停滞[5]。

总之,就像哲学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观世界”的世界观一样,社会学理论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社会学观”,用这种“社会学观”去“观社会”,形成关于这个社会的“社会图景”。

二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

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很多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重视理论的应用,把社会学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科学,以为只要进行经验观察和描述事实就是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和忽视理论概括。郑杭生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解,这种社会学被限定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的范围之内。造成中国社会学现象的现状是: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入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6]。

社会调查领域,对理论的忽视更为明显,由于社会调查要直面经验的社会事实,似乎对看到的经验事实进行描述就是社会调查的全部,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东西。刘少杰考察了1988～1998年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131篇社会调查报告,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29%,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56%,这种明显的差别,揭示了大陆社会调查对理论前提的忽视程度。刘少杰进一步指出,从这些社会调查报告来看,有无理论前提讨论所显示的水平高低差别很大。具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不仅主题鲜明、概念明确、指标具体、讨论逻辑清晰,而且所得结论也达到较高的理论概括程度,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相反,那些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无非是些直观的、简单的现象描述,其意义至多不过是为他人开展社会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些粗浅的材料。这样的研究往往流于表面,触及不到深层的社会问题。最后他指出,《社会学研究》11年发表的社会调查报告反映了中国社会调查的最高水平和存在状况[7]。应该说,像刘少杰描述的这些情况,在中国社会学界还是相当普遍的。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时候秉承了实证社会学经验性的特点,而忽略了实证社会学也有理论前提的需求。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科学贫困”的问题,即中国的很多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在功利性的科研评价机制面前,很多研究人员为了使科研数量达到相关要求,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一篇学术论文的写作,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简单拼凑而成的。为了满足研究人员职称评定的需求,大量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开办起来,甚至出现了“山寨”期刊,因为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是需要缴纳版面费的。很多刊物不管文章如何只要交钱就给发,严重影响了学术的“声誉”,也是对人类探求科学精神的亵渎。论文剽窃现象也屡见不鲜。文军曾借用布迪厄场域的观点,指出中国“社会学学术场域中”存在“失范现象”,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谈论社会问题的人,似乎都成了社会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认识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社会学的学术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8]。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学理论前提缺失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简单的社会现象统计报告的撰写,有“科学贫困”,也有社会学学术场域的失范现象。这些因素成为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障碍。

三社会学如何理论自觉?

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很大程度是由于社会学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理论自觉造成的。所谓理论自觉,是指社会学实践认识的一种正确态度以及社会学者自我反思的理论品质[9]。实际上包括了理论学习、理论研究、理论反思、理论选择和理论建构不同层次的自觉。

首先是理论学习的自觉,要自觉地学习过往社会学家的相关理论和文献,弄清楚原作者说了些什么,即所谓的“原谓”⑤,这也是我们强调的要面向文本,多看书。对已有社会学文本的学习是我们社会学入门的第一步。

其次是理论研究的自觉,毕竟原作者所说的只是他“思想”的“语言”的表达,如果是看翻译的著作,又经过了别人“语言”的二次表达。所以我们了解了原作者所说的之后,还要分析“原作者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意谓”)、“原作者可能说了些什么”(“蕴谓”)以及“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当谓”)。第三是理论反思的自觉。在哲学那里,反思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即所谓的反思思想;社会学的理论反思相应就是社会学理论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即强调社会学理论对自身的反思。一些社会学家试图对社会学这门学科进行批判性的社会学分析,创立了“社会学的社会学”,或者叫做“反思社会学”。其中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最有代表性。因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特征:从反思的主体看,反思社会学主体既是研究者的个人又是由研究者组成的学科共同体,“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10]。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11]。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是要巩固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社会学反思两个基本效应上,一个是科学方面的,一个是政治方面的。首先,社会学反思自身,有助于增强这门学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是明确自己的学科地位,从而维护社会学的科学性。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理应成为“元”科学,但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其次,社会学对自身的反思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功能。总之,社会学要不断自觉地以自身为对象进行反思,并自觉地反思自己的语言符号,才能确立、维护自己的科学地位和政治功能。社会学是一门反思的科学,更应该是一个具有理论自觉的学科。

第四是理论选择的自觉。在众多的社会理论中,社会学研究者要结合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选择合适的理论进行本土社会学研究,所以理论选择的自觉实际上也是社会学本土化的自觉。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必须立足于本土情景,选择适合即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在寻找理论前提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伦理至上社会,伦理的温情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强关系”⑥在中国的人际关系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社会学研究,不仅要强调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特征,还不能忽视社会生活中的主观性因素。就像刘少杰所说的那样,在思考中国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时,应该超出实证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关注到韦伯为代表的社会理解论、福柯和布迪厄等人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论等等社会学理论。因为这些社会学理论从不同视角研究了社会生活的主观因素,分别在思维方式、展开形式和价值原则等方面作出了深入思考,不仅有补于网络结构理论的局限,而且更切近中国社会现实[12]。这实际上是告诉社会学的研究者,不仅要有重视理论的自觉,还要有理论选择的自觉。

最后是理论建构的自觉,把已选择的理论和当下的现实结合起来,建构新的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也就是在现实的指导下对原作者的意思进行修正、扬弃和创新(即“实谓”)。中国社会学必须把理论自觉和现实关怀结合起来,既面向文本又面向现实,最终建构起真正的中国社会学理论。

在郑杭生看来,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都表现出诸多不足,如对本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国外社会学理论的挖掘、评价和总结做得都不够[13]。因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命运和发展前景。

中国社会学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形成一种理论品质,并结合本土情境不断反思自身依存的社会历史条件,反思自身的语言符号,反思社会学场域中的各种“失范”现象。社会学应当成为一门不断批判自身、不断反思自身、不断创新的科学。

注释

①亚历山大给理论所下的这样一个定义只代表了理论形成的一种形式,在之后的论述中,亚历山大分析了

从经验事实归纳理论和用经验事实证实或证伪理论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指出理论还可以产生于对“真实世

界”进行科学研究之前的非事实或非经验型思考的过程。

②罗纳德的界定实际上指明了理论的形成要经历三个阶段:概念的定义(将概念具体化为变量)、命题的

形成和联结命题以形成理论。转引自:玛格丽特·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

③“过密化”又称内卷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去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这

种过密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无发展的增长,即虽然产出的产量增加了,但劳动生产力并未提高。在该文中,

用“过密化”来表示农民固守土地而不外出就业的行为选择,或者更具体地理解为与大多数农村大量人口外流

相对应的低水平人口流动状况。

④关于乡土性的论述可参阅:费孝通1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⑤“原谓”、“意谓”、“蕴谓”、“当谓”和“实谓”是傅伟勋先生提出的“创造解释学”的五个步骤。可

参阅:于海1西方社会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⑥边燕杰等人从实证调查的结论出发,针对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提出一种更接近中国实际情况的强

关系假设。可参阅:边燕杰1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C].涂肇庆,林益民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香港:

牛津出版社,199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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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3.

[5]保跃平.滇东农村“过密化”道路的原因探析———以宏图村为例[Z].2004:3.

[6]郑杭生.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J].河北学刊,2006(5)1

[7]刘少杰.中国社会学调查的理论前提[J].社会学研究,2000(2)1

[8]文军.何为“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何为———兼论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与反思[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1).

[9]文军.论布迪厄反思社会学及其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3(3).

[10][11]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8;39.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篇6

一、深化对民间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从综合性的概念来看，民间文化大致包括了民俗、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三大门类。民间美术是民间艺术和民间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它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产生，其形态从形成之初就带着浓郁的民俗特征，并伴随着民俗的演变而发生变化。民间美术适应于风俗、礼仪、节令、娱乐等生产生活的需求而形成了各不相同、多种多样的造型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是民俗的一部分，是以实物面目出现的民俗现象。［1］在教学中，既要以艺术学的视角对民间美术的艺术本体进行具体研究，也要注重结合民俗学的理论针对民间美术作品展开深入考察，进一步深化学生对民间美术与民俗文化联系的理解与认知。（一）理解民俗是民间美术学习的基础对民间美术与民俗之间关系的理解基于下列认识：民间美术的内容与形式充分反映民俗的各种形象；民间美术的内容也受到民俗心理的制约；民间美术丰富了民俗活动，加强了民俗的功用，扩大了民俗的影响与传承；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从教学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学生对于传统民间美术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民俗文化常识知之甚少，相较于西洋美术内容的教学情况看，后者更为学生所熟知。其客观原因在于：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国家，传统民间文化主要根植于广大的农村社会。当今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代大学生因早已远离“乡土”，已经失去了理解民俗文化赖以生存的民俗环境。因此，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习民俗的兴趣，开展各种途径，如文献阅读、视频媒介及田野考察等多元化的学习方式。这对于民间美术的学习来说，是把握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形式规律的根本基础。（二）了解民间风俗习惯是民间美术学习的前提结合民间美术现象了解中国传统民间风俗习惯，是加深对本土文化的记忆的一个有效的途径；了解各个民族不同地域之间的风俗习惯，也是把握民间美术作品内涵的前提条件。虽然民间风俗习惯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项目，但是通过分析研究民间美术所反映出的风俗习惯，可以具体形象地看到民族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和历史发展的概貌。其次，诸如民间美术创作表现最为活跃的年画、剪纸、花灯纸扎、社火花会的戏具等都是在民间的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生子祝寿、迎神赛会等民俗活动中产生与发展的。不了解这些节日活动的风俗习惯，对于民间美术的认识就落入了无本之源，无法真正理解其创作观念、造型与色彩体系。（三）要将民间美术置于民间文化的整体中来考察从古至今，民众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事项和一些传承性活动，逐渐成为人们民俗活动的主要内容，生活中的许多重要内容都围绕着民俗这个中心来进行。民俗文化具体表现在民众的日常起居、岁时节令、人生礼仪、劳动娱乐和民间信仰等方面。它是以语言、行为、文学、艺术等多种形式来表达，民间美术与上述各类型的民间文化相结合，并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内容呈现自身的特点。各种民俗现象，包括民间美术在内，都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表现。所以，对民间美术的学习，不能将各种民间美术形式作为孤立的个体看待，要作为由特定的民俗文化而联系起来的民间文化去整体考察。在民间美术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学生对民间文化的认知，使学生理解民间美术是民俗的物化与载体。通过教学使学生从民间美术作品中认识各个民族不同地域的生产生活、民间风俗，理解民间文化艺术不同形式之间的关系，培养学生学会用艺术学和民俗学的双重视角认识民间美术所蕴含的民俗文化内涵。

二、规范田野调查作业的方法

“学习民间艺术必须经常到民间去，而主要不是在民间美术展览会和图书馆中学。民间美术的课堂在民间，老师也在民间，一句话：在民间学民间。”［2］2田野调查是中国民间美术教学的重要环节，学生们走向“田野”，通过调查、研究、整理民间美术活动，有助于全面地了解民间美术文化产生的土壤，掌握民间美术研究的方法与途径，发掘民间美术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民间文化意义。（一）田野调查教学的现状从笔者所了解的各校现实教学情况来看，集中存在的问题有两方面：一是由于课程短，无法安排田野调查；二是将艺术采风、写生等同于田野调查。前者属于教学计划的制定问题，解决的方式有多种。例如可以在寒、暑期利用社会实践进行田野调查的作业，特别是在寒假，因为临近春节，是民间艺术活动的高频期，又因大部分学生返乡，恰是进行田野调查的好时机；后者则属于操作性的问题，是对于田野调查认识论上必须要厘清的错误观念，否则田野调查的研究价值无法完整体现。（二）田野调查与“采风”的区别“采风”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代。当时的统治者设立专门的机构收集各诸侯国的民歌、民谣，以体察民风、民情，了解民众对统治者的意见，以及时改进统治策略。至今，我们所说的“采风”则开始扩展为深入生活收集素材的艺术行为和活动。其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搜集艺术创作素材；二是贴近生活，体验生活；三是培养创作的灵感。［3］艺术采风强调对自然景观、民间艺术的感悟，以“悟”为主，以采集民间艺术的“形”为主；田野调查则是用科学的调研方法，不仅要采集民间艺术的“形”，还要了解其“意”，更要观察背后的“人”。在了解民间美术制作工艺的同时，要更多地把重点转向对艺人的采访。通过一手的田野调查资料，才能开展对民间美术的分析与研究，才能保持研究的鲜活性、客观性。如果以“采风”的观念从事田野调查活动，则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611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4］9。所以，在民间美术教学中，要介绍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懂得运用科学的手段参与实地调查、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到最后写作田野调查报告的完整过程，进而通过这样的过程提升学生的民间美术研究能力。

三、拓展艺术实践教学的模式

民间美术课程的实践教学具体是指选择具体的民间美术类型进行艺术实践操作。其目的在于通过实践操作，增强民间艺术体验，发现造型规律，学习和掌握民间美术的艺术语言。由于中国的民间美术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艺术体系，因此，民间美术课程的艺术实践不能照搬学习西方学院派艺术和中国传统艺术的规律和方法。民间美术的艺术实践课程兼具灵活性和开放性的特点，针对各个学校不同的学情，可以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教学模式和临摹、创作实践与文化创意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具体分析如下：（一）实践教学内容的选择实践教学内容的选择应考虑可操作性和易进入的原则。最好是因地取材，根据学校当地的条件和可利用资源，选择当地代表性的或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民间美术类型作为开展艺术实践课程的教学内容。另外，在内容的选择上，还应考虑以下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角度选择，考虑到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代表类型。第二，从其活态文化的特性的角度考虑，以不同民族重要节日及重要祭祀时间为文化线索选择代表类型。［5］（二）实践教学形式的开展实践教学形式中，除了通过田野调查等方式以身心实践方式在习俗生活中体验民间文化传统之外，还应拓展以下形式：（1）有条件的学校应争取建立民间美术工作室。通过民俗用品展示、民间美术作品收集以及多媒体资料库的建立，创设具有民间文化氛围的教学环境，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对民间美术的认同感。（2）除了将优秀的民间艺人请入课堂外，也可以与当地的民间美术传人、机构建立校外工作坊。在此过程中，让学生动手设计、制作民间美术作品，体会制作过程，通过与艺人零距离的谈艺和交流，学生直接通过民间艺人的传授了解民间美术的传统技艺和传承精神，弥补了民间美术课堂教学的不足。（3）通过走访民间美术工艺品市场，收集、记录、整理民间美术资料。民间美术工艺品市场也可被理解为民间艺术的另一种集中展览形式，学生可以在此见识更多品类的民间美术作品，并通过与售卖者的交流，了解到作品的相关信息，如制作者、制作工艺与价值。这种实践形式扩大了学生们的眼界，丰富了对民间美术作品的感受和认识。（三）实践教学的实施方法实践教学的原则中，应主张学生在学习传统民间美术造型观念、语言的基础上，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进行艺术创作实践和应用于现代生活的文化创意。具体的实施方法有：（1）以临摹为主要手段。通过直接临摹传统的民间美术作品，亲身体验民间美术的创作与制作过程，从实践中体味民间美术所包含的文化传统、造型规律和艺术语言。（2）以创作设计为主要手段。学生自主选题，通过积累的资料，利用感兴趣的民间美术的样式，与生活经验相结合进行设计创作实践和文化创意。（3）以研究为主要手段。学生通过田野调查或者相关资料文献的阅读，针对某一种民间美术类型进行深入调研，结合文字、图片、影像等内容整理设计成为研究报告或专题论文。

四、促进“非遗”知识与课程教学的融合

作为传统美术的一部分，民间美术一直是第一、二、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第七大类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内容，是值得我们珍视、保护和传承的人类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上就发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宣言》，“宣言”中确立了教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作用。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高校应当根据自身的特点来参与。近年来，伴随着国家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教育的深入重视，“非遗”教育进校园活动得到了持续深入地开展。民间美术课程就是推动这一活动的载体之一，它理应承担起“非遗”教育的职责。对于具体的课程设计，民间美术课程受到学时的影响，不可能完整地阐述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内容，所以需要将“非遗”教育灵活地融合进教学设计中。具体的策略有：（一）采用附加的方式进行课程教学不改变现有的民间美术课程基本结构，而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学习作为民间美术的前修课程，布置学生利用课下阅读相关书籍、文章。如王文章先生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并定期读书汇报会的形式交流学习心得。或者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在课下进行在线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等教育部精品课程。（二）采用穿插、渗透的方式进行课程教学在教学中，结合民间美术作品穿插介绍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内容。如针对中国民间印染与刺绣的内容，在对这些传统手工制作技艺作进行讲解的同时，要详细介绍依据“非遗”法规，当地制定了哪些具体的保护和传承措施，取得了如何的成效及目前的发展现状等方面的内容。将民间美术作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学的角度分类进行教学，并优先选择作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美术类型进课堂。例如剪纸艺术、民间木版年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类型中的优秀代表。（三）采用与不同“非遗”文化类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课程教学盘点当地的“非遗”文化资源，也包括传统音乐、舞蹈、体育、曲艺、戏剧等与传统美术不同的文化类型。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定期邀请这些“非遗”传承人进入课堂举办讲座，与学生面对面交流；或参访“非遗”文化传承现场，让学生直接参与实践和体验的方式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习；并且安排课余时间，开展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记录、保护的相关活动，增强学生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认识。

五、结语

中国民间美术作品所呈现出的中华民族本土思维和艺术语言，为当代高校美术教育提供了珍贵资源。学习民间美术的任务不仅仅是汲取传统文化中的养分，或是再现一种传统民间文化的辉煌，而是要重建属于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与自豪感，弘扬民族文化。中国民间美术课程的教学行为与手段，没有固定的模式，它需要每一位教师积极开展自己的教学探索，达到获得最优教学效果的目的。作为教师，要运用好民间美术课程教学这一载体，大力培养学生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感情，引导学生吸取传统文化艺术本源中的活力，找寻到一种表现自己精神世界的语言方式，并把它贯注到新的创造中去，使他们真正成为民间美术的欣赏者、传播者、保护者与传承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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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篇7

关键词：综合实践；小学教育；合作学习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综合实践课程渐渐地被重视起来，其主要内容包括社区服务或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动手制作等，这些内容往往需要多人共同完成。小学阶段的学生对于合作已经有了一定的概念，所以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时，更侧重的应是为学生提供符合年龄特点的策略与方式，强化学生的群体意识，适当地利用外在的因素，激发学生的团队荣誉感，确保最大限度地发挥小组实力，帮助学生树立起合作共赢的理念，为学生日后走向社会打下基础。

一、合理地选择小组结构

在异质分组的过程中，教师往往根据学生的不同特性，进行互补式的分组，以保障各个小组之间的水平差别不大，保障大家学习的积极性[1]。这样的小组在组建的过程中，需要教师对学生的个性有详细的了解，同时也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不断调整小组的结构，让学生得到全方面锻炼的机会。教师在进行“交通安全伴我行”一课的教学时，便合理地进行了小组的组建。首先，本节课的内容是学生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社会规则，所以教师在组织大家了解实践时较为容易；其次，学生在进行本课的实践之前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调查经验，可以很好地完成实践报告。在这些现有学情的基础上，教师先让学生进行自我推荐，选择出相应的组长成立小组，并且在学生自由分组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改变与调整。之后，教师组织各组同学在教材的基础上选择自己所在的兴趣点完成报告并进行展示。为了确保学习效果，教师要及时地深入各组学生的实践当中，帮助学生把握大体的方向，防止出现偏题的现象。这种方式组建起的小组往往更具凝聚力，组长在集体中的个人魅力也可以保障小组合作顺利进行。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学生对自己的定位不够准确，所以也可能会出现小组结构松散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不能剥夺组长的权利，而要进行更多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信心、完成任务。在综合实践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突发状况，尤其是在面对低年级的学生时，教师要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任务要求，让学生有明确的执行参照，这样才能保证合作学习的效果。

二、进行适当的团队建设

小学生的个性比较突出，需要进行很好的磨合才能进行团队作业。面对这样的状态，教师可以在团队组建之初进行相应的团队建设，进行适当的磨合，帮助小学生找到自己在团队之中的定位。针对小学阶段的学生，团队建设的活动大多以游戏为主，这样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让学生在欢乐的氛围内进行集体意识的培养。教师在进行“关于私家车的研究”一课的教学时，便带领学生进行了简单的团队建设。首先在小组确定下来之后，教师组织学生进行了传话的游戏，各组的第一个同学看教师的提示，之后依次以动作向下传递，最后最贴近原意的一组可以获得优先选择课题的权利。在这个游戏中，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进一步地体会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让学生更具集体荣誉感。游戏完成后，教师组织学生找准自己在团队当中的定位，让学生进行讨论，提交自己团队的主题、研究方向以及成员的分工，并以文字的形式将其绘制在本组的实验报告内。教师在这一过程，可以组织一组同学作为代表进行展示，也为未完成的小组提供示范。最后在团队建设的过程中，教师还需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角色所承担的任务及责任，这样才能保障调查报告得以顺利进行。团队建设是确保小组合作顺利进行的基础，学生之间的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才能保障任务的完成。现阶段的独生子女较多，他们缺乏分享合作的机会。在综合实践的课堂中，教师要培养的正是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甚至是集体与集体之间的沟通能力，适当的团队建设，可以挖掘团队的潜力。

三、选择趣味的主题活动

教师在组织合作学习的过程中，要选择趣味的主题活动，保障各组成员对自己的小课题充满兴趣，让学生可以在兴趣的驱动下努力实践、认真学习。这种情况下，需要教师对教材的内容有系统的了解。在针对低年级的学生时，教师还需要提炼出适合学生完成的小课题，以便适应学生的学情状态，促进学生的不断进步。教师在进行“家乡变化小调查”一课的教学时，便组织学生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让小组自由组建。首先，本节课的涵盖内容很广，教师在进行本节课的教学设计时，既想让学生为家乡的飞速发展而感到骄傲，也想让学生意识到近年来自然环境的一些变化。所以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先给出了两个大的分组：一是家乡好的变化；二是自然的变化。教师给出题目后，组织学生进行自由选择，并且在两大组下设计了小标题，如“家乡的环境污染问题”“家乡的交通拥堵问题”“家乡的建筑变化”等多方面。学生可以在大标题中选择自己的兴趣点，进行自由分组，分享自己的想法，完成调研计划。在本次的实践活动中，学生选择的都是自己了解的内容，报告的完成度也比较高。之后，教师再组织各组学生进行交流，以便让学生较为全面地了解家乡的变化。在报告完成后，教师还组织学生讨论应对这些不良变化的措施，最后将各组的内容汇总存档，完成了一次别具意义的家乡“田野调查”。在这次调查的过程中，教师缩小了学生的关注点，让学生的注意力更为集中，同时利用兴趣，凝聚了学生的团队意识，让学生在兴趣的驱使下，目的明确地展开了高效的调研。

四、激发学生的团队热情

合作学习的目的是实现学习效果的最大化。在这个目的的驱动下，小组需要有共同的奋斗目标。除了兴趣以外，教师还需要设置一定的外在刺激，如小组荣誉、物质奖励等。小组合作竞争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良好方法，合理地设置奖惩机制可以更大地激发学生的团队热情，让学生在集体人格的驱动下发挥更大的潜能。教师在进行“校园趣味运动会”一课的教学时，便注重设置奖项，激发学生的团队热情。趣味运动是小学生最为期待的活动，教师在设计趣味运动会时，要注重游戏的合理设置，力求让学生在活动中都能找到自己的长处。为了激发学生的热情、增强学生的班级荣誉感，教师设置了相应的奖项，并采用集体积分制的原则来确定团队的排名。学生在班委的带领下快速地展开工作，很快形成了明确的分组，如选手组负责参赛、文案组负责向广播站输送文案、后勤组负责组织同学加油及保障运动员的物品供应等。这个活动，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凝聚力，促进了学生集体意识的形成，让个体更容易受到集体价值观的约束，进而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激发团队热情这一策略，应用到以班级小组为单位的活动中，便可以转变为物质奖励，比如为获胜小组颁发一样的本子，将宣传板交给获胜的小组进行设计，等等。在集体荣誉与利益的驱动下，学生的合作热情会得到更大的激发。教师在组织学生实践活动时，可以了解学生的兴趣点、吸引学生的注意，确保合作的高效。

总之，在小学阶段的综合实践课堂中，教师要注意学生合作意识的培养，帮助学生树立合作共赢的理念，让学生可以在集体中发挥最大的潜能，努力地完善个体的学习方式，从而为个体的后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参考文献]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篇8

**岩岩，鲁邦所瞻。在这雄伟而美丽的**脚下，坐落着一所美丽清幽而又富于现代化气息的大学校园——**农业大学。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莘莘学子，从祖国各地齐聚泰山脚下，踏入农大校门，融为山东农大这个大集体中的一员。新世纪初，山东农大又迎来了他的新成员----03级农学三班，一个由30人组成的新的班级从此开始了它在这个大集体中的生活，学习，成长和进步。

入校伊始，农学三班在农学院团委辅导员老师及班主任**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了团支书，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的公开选举，组建起一个强有力的班级团支部。从此，共青团先进的光芒渗入到这个优秀的班级体中，团支部鼓舞着全班同学朝气蓬勃，锐意进取，满怀激情，斗志昂扬，在农大这片美丽的田野上耕耘着未来的理想。

三年来，03级农学3班团支部带领全体同学秉承"追求无止境，奋斗永无期"的班训，建立起"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良好班风，形成了"比，学，赶，帮，超"的优良学风，班级各项工作均走在了学院兄弟班级的前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多次受到学院和学校的表彰奖励，受到了老师同学们的一致好评。2004年9月，农学3班团支部荣获"优秀团支部"称号，2004年"五四"期间被授予"邓小平理论学习先进集体"。目前，全班共有8名学生党员，他们在班机团支部的建设中发挥党员应有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所有成绩的取得都在说明着这样一个道理:团支部在班级工作中的政治堡垒和战斗核心作用不可或缺，唯有团支部职能的充分发挥才能为广大同学在大学期间乃至未来发展把好思想政治关。

一，"高举团旗跟党走"，切实发挥班级团支部的政治堡垒和战斗核心作用

军训刚刚结束，所有的同学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表示愿意接受党组织的考验，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了加强同学们对党史知识的学习，班委，团支部多次组织同学参加党史讲座，形势政策报告会等活动，组织同学集体学习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向广大同学普及党史知识，党建文化。丰富多彩的学习形式，极大的调动了广大同学的学习积极性，全体同学以很大热情参加了学院的业余党校，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结业考试。在2004年"五四"期间，被学校评为"邓小平理论学习先进集体"。

在对支部成员的思想教育中，开展了迎评手册知识竟答和学习孔战辉精神等活动。在校团委开展的"优秀团日设计大赛"中，团支部紧紧抓住专业特点，组织了"登泰山比赛"团日活动，在登山过程中向游客宣传环保知识，提高大家环保意识，大大增强了支部的凝聚力和学生干部的组织协调能力。受到了院领导的表扬。

在班级的日常工作中，学生党员时刻保持党员先进性，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班里的学生党员开展了"一帮一"的互帮互助活动，一名党员帮助一名普通同学，积极为党组织培养后备人才。班委，团支部施行工作例会制，并邀请请学生党员和普通同学列席参加，不仅做到了集思广益，民主集中，还大大加强了班级工作的透明度，增强了同学们对班委，团支部的信任度。同时，也积极调动广大同学参与班级工作的主动性，为班级工作献计献策，努力建设一个共同进步的学习生活氛围。此外，普通同学积极参与到党员的民主生活之中，从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到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普通同学和学生党员都直言不讳，每一次班会和支部生活都是一种提高，一种升华，每次活动都开展的活泼生动，别具一格。既做到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又实现了实事求是，统一思想的要求。在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冷静对待台湾分裂势力，沉着应对各种思潮。在党员的努力下，达到了以党建促发展的目的。我班党员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广泛争取广大同学的意见，深刻剖析自己存在的不足，认真对待，积极改正。为了更好的发挥党员的先进性，加强广大同学对党员的监督，班内积极响应学院号召开展的"一名党员，树立一面旗帜"活动，学生党员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二，"润物细无声"，将团的工作深入到同学的日常学习生活点点滴滴的小事中。

大学在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的同时，也为大家营造了全面发展的空间。从大一开始，在团支部的带领下班里不仅形成了良好的学风，还形成了"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良好班风。

03农学3班是个以团支部为核心的团结集体，从入学军训开始，同学之间就有了"同吃苦，共患难"的真情。军训结束后，在班主任李向东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攀登了五岳之首——泰山。崎岖山路上，我们相互扶持;夜宿山间时，我们彼此相依;看到日出时，我们幸福的拥抱欢呼。这是，感情的交汇，心与心的碰撞。这是团结拧成的一股绳，越拧越紧。以后的岁月中，我们凭借这种团结的精神，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欢乐的日子，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荣获院新生篮球赛第一名，院合唱比赛第一名，班级接力赛第二名，先后被评为校级"优秀班级"，"省级优秀班级体"。

大二下学期，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有些同学因英语底子薄，学习很吃力，跟不上老师的节奏。看到这种情况，团支部主动安排英语基础好的同学与学习差的同学结成"一帮一"的互助对子，帮助解决学习中的难题，共同进步。最后，全班四级一次性通过率居年级之首，达到78%，后来的六级考试通过率高达47%。

三，"比，学，赶，帮，超"的优良学风是班级团支部工作的"重头戏"。

身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学习是我们的天职，在刚进入大学校园后，第一届团支部协同班委会一道，狠抓班级学风建设，努力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学习环境和良好竞争氛围，同学们人人都树立起一种竞争和忧患意识，相互激励相互帮助，形成了"比，学，赶，帮，超"的良好学风，各项工作一直在院里名列第一，特别是学习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其它班级，一，二等奖学金获奖人数在同年级同专业四个班级中一直占50%左右，其中王庆专和郭晓然同学都是连续五次专业一等奖学金。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一次通过率达78%。昨日的积累，铸就了今天的辉煌。

在专业课的学习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二年来，在十多位教授的指导下，全体同学参加了实验的数据调查和田间实践操作，巩固了课堂理论，并使之融会贯通与实践中，做到学以致用，同学们还积极参加假期社会实践活动，先后有5人次获校级"优秀调查报告"，17人次获院级"优秀调查报告"。

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团支部积极引导同学全面发展综合素质。

现代社会发展风云变幻，科学知识日新月异。团支部根据实际情况带领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开展和参加了"第二课堂"活动，给自己充电，最大限度的提高自己的各种能力和综合素质。李文阳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了计算机编程的多种语言，并建立了自己的网页。班内有多名同学都先后获得了国家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证书。另外，还有一部分同学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又辅修了地第二专业。这些知识和技能不但开拓了同学们的知识面，而且更好的锻炼了自己，提高了自己，使个人的综合素质获得大幅度提高。

在文体活动等方面，班级团支部十分注重对部分有专长同学的大力支持，力争作他们坚强的后盾。徐鹏同学是校运动会少数几个非体育专业的体育明星，多次取得佳绩，而且在文艺方面也有突出表现，多次参加校级演出;曲静同学更是巾帼不让须眉，不仅学习优异，而且多次获得舞蹈大赛团体一等奖，二次获得南校区健身操大赛团体二等奖，在校运动会中也多次获得佳绩;魏存争同学获得英语竞赛三等奖，并且在担任校学生会主席期间多次获得优秀学生干部;刘伟，郭晓然同学获得"繁星计划"省一等奖;邵海建同学在担任外语协会会长期间，协会被评为"校级明星社团"，并成功组织泰安市第一届高校英语演讲比赛，泰安电视台对此次活动进行现场报道;这些同学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班级良好班风的形成。

回首过去，我们满面沉思;放眼未来，我们踌躇满志。03级农学三班团支部的成长，壮大离不开各级领导，老师的大力支持，以及全体同学的共同努力。"高举团旗跟党走"是每个团支部和在校大学生未来发展的人生导向。没有共青团工作的深入人心，也就没有农学三班团支部今天所取得可喜成绩。班级团学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理念还有待于进步的探索与实践。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篇9

［关键词］会计本科毕业设计；创新创业教育；4+2+3培养模式

毕业设计为会计专业最后一门实践必修课，也是检验本科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生通过剖析与专业相关的理论问题、会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或会计学专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结合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形成专题研究、调查报告或文献综述，体现对专业相关理论或实践的认识，以锻炼自主学习与终身学习能力、时间管控与合理制订并实施计划的能力，以促进学生毕业后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教育部在2004年、2005年、2007年、2012年的发文中指出：毕业设计等环节的实践教学需要强化，要基于不同专业的学科特征和条件，研究建立有效的毕业设计质量管理模式与监控制度。由于会计专业毕业设计多以一个具体的实习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研究形成前期调查报告作为基础分析资料，然后通过大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或通过问卷进行深入调查，其质量直接反映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能够检验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创新实践能力，与培育学生科研精神、激发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目标相符。

一、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存在的问题分析

本科毕业设计是培育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体现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重要实践环节。然而，笔者对某校会计专业近几届毕业设计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在日益严格的管理体制下不仅没有体现出创新实践精神，其毕业设计质量反而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首先，在选题方面，表现出选题领域严重不均，理论研究占较大比例，部分选题过于宽泛，选题价值较低，极少结合学科领域的最新动态进行研究等特点。根据2012届会计专业毕业设计的统计资料，财务管理方向的选题比例较大，共165篇，涉及企业并购、业绩评价、融资问题、投资问题等方面。审计方向28篇。财务会计方向选题较少，共有46篇，包括盈余管理、会计舞弊、会计政策选择等方面。这个方向比例相对较低，可能是因为其写作范式较为理论化，难以做实证研究，也就难以体现工作量，难以凑足字数要求。另外，由于日常科学研究训练不足，部分学生选题时没有对所选取研究对象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学术研究背景进行梳理，随便确定选题，导致写作过程中困难重重，选题毫无意义，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其次，在论文质量方面，表现出格式上极不规范，内容上拼凑严重，缺少数据与第一手调查资料等特点。很多论文还存在各式各样的格式问题，如参考文献的引用格式不规范、字体与段间行距全文不一致，甚至还有很多错别字。内容上，很多学生论文口语化，专业名词的表达不熟悉，语句不通顺，严重影响论文可读性。更有一些论文的研究方法有问题，在适用性、样本要求及内生性控制上存在偏误。此外，论文抄袭现象非常普遍，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学生并没有实地调研，缺少一手的调查资料和数据，没法进行数据分析就只能拿文字来凑；另一方面是由于学生忙于找工作，平时不写论文，到要交的时候临时抱佛脚，从网上复制粘贴拼凑自己的论文，根本不可能通过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更谈不上思维的创新。

二、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质量下滑的成因分析

上述现象若究其深层次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毕业论文教学管理制度的缺陷。首先，“严进宽出”的教育环境是根本原因。对于学校来说，通常把就业率作为衡量本科教育质量的重要依据，当学生找到工作时，即使论文质量差一点，学校也会让其顺利毕业。另外，会计系教师普遍紧缺，较高的“生师比”使得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除了上述因素，课程设置方面也存在问题。通过对近几年会计专业的培养方案的调查，发现专业技能方面的课程数量较多，但却都未开设诸如研究方法论、田野调查、文献检索、应用文写作等类似课程。这些基础知识的缺乏导致学生在查阅文献确定研究选题、收集一手调查资料、设计调查问卷、利用统计软件处理与分析数据、最后撰写论文时捉襟见肘，制约了毕业论文写作水平的提高。第二，教师方面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教师数量不足，缺乏责任心。较高的“生师比”使得每位学生的有效指导时间被压缩。教师们教学科研任务繁重，绩效考核越来越严格，这使得教师们忙于提升自己（参加教学竞赛、发表科研论文、申请专利、申报项目等），相对来说忽略了毕业设计指导。二是部分教师自身科研素质较差，对论文质量把关不严，从选题到学生交稿流于形式。部分以教学为主的教师平时很少搞科研，对学术论文写作的范式不熟，经验较少，指导毕业论文的素质和能力有待提高。另外，学校对毕业设计工作量的核算通常只按指导人数核算，客观上也导致教师不注重毕业设计指导的质量。第三，学生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方面，一些学生思想态度不端正，认为毕业设计与找工作相互冲突，任何事都比不上找工作重要。学校一般都在最后一个学年安排学生进行毕业设计，而此时正是各大企业到学校来进行校招的关键时点，还没找工作的学生看到有些同学成功找到了工作，难免内心急躁不安，根本没心思静下心来做毕业设计，这样必然会导致写论文时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甚至出现拼凑抄袭的不好行为。另一方面，一些学生资料搜集能力缺乏。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很多学生认为撰写论文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资料，其查找资料的唯一途径就是利用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这些学生根本没有掌握利用图书馆数字资源进行文献检索的能力和处理技巧，致使查资料方面花费时间多，但收效不高。此外，学生对学术研究范式缺乏基本的了解。从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与技巧来说，学校在每次毕业设计前都会将基本要求以文件的形式发给学生，但很多学生平时接触较少，不明就里，学术规范的意识薄弱，也就无法达到撰写的要求。这样就会导致本该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引导上的老师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在论文的格式要求普及上，反复修改不规范的地方，也就无暇顾及论文本身质量的提高。

三、基于4+2+3培养模式的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探索

为提升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的质量，课题组提出了4+2+3的培养模式，具体思路是通过4个基础+2类训练+3种形式构建一套有理论基础，有实践支撑，体现渐进性、阶段性训练特点的毕业论文教学模式。从学术功底培育、模拟写作训练、分类写作模式、管理体制改革（包括毕业设计模式改革、激励考评机制改革、毕业设计流程管理等）这几个方面入手，探索提高本专业毕业设计质量的路径与实践。图1（一）4个基础个基础：打下4个基础形成铺垫。应在日常教学中及早进行论文写作基本功训练，将毕业论文的写作融入各阶段的本科教学环节。为解决学生写作基础薄弱、学术功底差的困境，拟增设会计研究方法论、实地调查方法专题、文献检索技巧、应用文写作、学术论文写作等类似课程夯实学生的4个基础，分别是研究方法论基础、文献检索基础、应用文写作基础以及学术论文写作基础。尽早培养学生写作基础与科研素养，可以使毕业论文工作不至于与其他教学环节相脱节，而是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这些课程的教学活动，将各培养环节相互关联、渗透，使学生从系统的角度领悟学术研究范式，培育他们的科研能力。具体而言，实地调查方法专题和文献检索技巧等课程应安排在第一学年，会计研究方法论等课程应安排在第二学年，应用文写作与学术论文写作等课程应安排在第三学年。这种安排从内容上遵循了课程的先后修关系，从时间上保证了知识的连贯性和延续性。（二）2类训练类训练：2类模类模拟写作训练双管齐下。第一类为课程论文。根据教育部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会计学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成本管理会计、财务管理、会计电算化（或会计信息系统）、税务筹划、审计学属于8门主干专业课程。对这些课程进行课程论文训练，达到对学生进行毕业论文前期性专业写作训练的目的。课程论文的写作形式可多样化，如读后感、学习心得体会、文献综述、调查研究报告、案例分析报告、小论文等形式均可。第二类为学年论文。学年论文可由学生自主选择感兴趣的题目，也可由教师根据自己的科研教改项目事先拟定选题，然后通过师生间的讨论，进行双向选择，进一步确定选题。这种模式既尊重了学生的学术兴趣，调动了学生的科研积极性，又可以让教师提前训练，为学生的毕业设计打下基础。（三）3种形式种形式：3种毕业设计形式形成分类写作。改革毕业设计形式，建立多样化的分类写作制度。根据教育部突出创新性、应用性、实践性，兼顾学术性要求，将毕业设计的类型区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学术研究型论文，主要针对那些有兴趣在将来进一步深造的学生，要求按照严格的学术论文范式进行写作，注重学生学术研究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育；另一类为实践应用型报告，主要针对那些计划毕业后即参加工作的学生。实践应用型论文可有实验报告、调研报告、商业策划（如针对某企业的战略发展策划、营销策划、组织结构变革与财务策划等）和案例分析报告等多种形式，旨在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并可在实习过程中逐步完善；还有一类为创业规划书，主要针对那些有创业意向的学生。具体可参考国际“挑战杯”创业设计大赛的形式。如创业财务规划书要求学生对创业项目的财务部分进行规划，内容可包括项目背景考察、消费群体分析、产品特色及经营模式选择、市场竞争分析及营销策略的制订；公司内部控制设计、财务预算、投融资决策选择、纳税筹划及风险控制。（四）制度支持制度支持：管理体制改革形成制度基础。一些好的想法与改进需要制度来加以强化，针对毕业设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从资料库建设、培养方案的修订、课程体系的完善、毕业设计模式的改革、激励考核机制的设计、毕业设计流程的管理等几个方面进行制度改革，争取使得毕业设计管理体制更加高效，更好地支持其他工作的开展。例如，为鼓励优秀学生脱颖而出，可考虑在如下方面实行制度创新:（1）答辩时间创新。原来学生通常在最后一学期（第八学期）进行论文答辩。问卷调查显示，74%的学生愿意将之提前到第七学期，这样可以和找工作的时间错开。因此，应改变统一时间答辩的制度，学生可申请提前答辩，提前完成毕业设计。（2）成绩评定创新。有些毕业设计作品涉足学科领域中的前沿或难点问题，数据的查找与分析都特别困难，因此毕业设计作品结构内容都不够成熟。但只要学生立论新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就应该给予较高的分数进行鼓励性补偿，以激励学生做实事，与社会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体现应用型大学的培养目标。（3）论文模式创新。制订“以赛代考”的管理制度，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创业设计大赛。教师们可讨论决定获得什么级别的奖项的作品或参赛方案可代替毕业设计。这种管理体制鼓励创新，鼓励学生在进行毕业设计之前就早做准备，缓解了毕业设计和找工作的时间冲突，甚至有些参赛作品与实习或就业（创业）紧密相关。因此，“以赛代考”虽然降低了选题和理论写作的难度，但更符合应用型、创新型大学人才培养的标准。另外，应鼓励学生公开发表期刊论文，同样由学科组成员认定发表在什么级别的刊物的文章可以在毕业论文总成绩中加分，认定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是否可以作为毕业设计的基本材料体系。

四、结语

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单单是一门课程的改革，还是一个系统的有机的联合体。若要将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融入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教学实践当中，必须从课程体系、培养方案、管理体制等多方面入手，才能达成期望的改革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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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亮，张琰.5M原则:独立学院经管类毕业论文评价体系的改革与实践［J］.中国市场，2014（12）：17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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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篇10

【关键词】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政府发展

一、民族行政文化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长期的行政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并为公务员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团体意识、态度、情感倾向、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等的总和。由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导致了该地方的行政文化有其特殊的内涵、内容和特征。云南省滇西地区包括德宏州、临沧市、大理州、保山市、怒江州、迪庆州、丽江市七州市，而民族自治地方有傣族景颇族自治德宏州、大理白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虽民族众多，但主要以白族、傣族景颇族、傈僳族、藏族和纳西族为居多，各民族千百年来，地域相邻、杂居为生、互相往来，因此，历史文化有一定的共性，本文以大理白族地区的行政文化为调查对象，以发放调查问卷、个别访谈、走访公务员等田野调查的形式，试图分析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建设良好行政文化，实现政府又好又快发展的初步设想。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大理白族自治州5个县市，分别是D市、R县、H县、W县和J县，共824名政府公务员参加了调查，发放问卷824份，有效问卷822份，其中汉族227人、白族548人、回族29人，彝族18人；他们当中中共党员759人，共青团员27人，派22人，群众14人；具有大学文化及以上的有649人，占79%，中专（高中）文化115人，占14%，初中文化58人，占到7%。

2、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的施测时间为2010年8月15-26日，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另外，还采用了个别访谈法，走访乡镇公务员等调查方法。

3、问卷统计结果

在调查中发现，公务员对政府存在的目的的观点中，有59%的人认为政府存在是为了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仅有2%的人认为是为了统治人民和维护官僚阶层的利益，还有10%的人肯定政府有抵御外国入侵的职能；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工作的基本理念上，44%的公务员非常赞同，35%的公务员表达赞同；对本地政府的管理工作，81%的人员表示坚决拥护本地政府，有4%的公务员对政府的印象还可以，有4%的公务员对政府的态度很矛盾，只有1%对本地政府持反感情绪。

行政主体分别描述了自己对法律、法治及公平的看法，意见和看法不尽相同。59%的公务员认为法律是广大人民根本要求、根本利益、根本愿望的体现，在社会秩序的维护中应该以法律为主，道德为辅。64%的工作人员肯定本单位的领导者非常重视对员工的教育培训，所在的机关一般对员工进行培训教育，每年平均有4-8次，但同时又有58%的人认为所在机关的学习风气一般。

三、研究分析

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文化是中国当代行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总体上来讲，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文化具有当代中国主流行政文化的部分特征，但是，同时由于少数民族拥有更大的自治权、特别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等原因，导致了民族地方的行政文化有其特殊的内涵、内容和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安于现状、易于满足的保守思想在滇西民族自治地方影响较普遍，特别在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中这种思想很有市场，如果政府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工作人员都抱着这种态度不思进取，不求上进，那么政府发展是没有可能的；二是原始平均主义观念影响尚有，使政府机关内普遍存在“大锅饭”现象，“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利益分配不是以工作绩效和贡献为标准，而是以出勤率、职务级别等为根据。结果是激励机制失效，人们的积极性严重受挫，政府活力下降，政府体制走向僵化；三是缺少开拓创新、勇于竞争精神，“等靠要”思想严重。这种观念对当前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影响特别大。四是带有“官本位”和“权力本位”色彩浓重，独断专行、家长制、长官意志在滇西民族自治地方传统行政文化中根深蒂固。“官贵民贱”的等级观念在民众头脑中一直留存，法律、法治等观念淡薄。

四、研究结论

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的重塑与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笔者根据政府发展理论，结合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文化的具体表现，提出建设三种现代民族地方政府发展的模式，来加速当地民族地方行政文化的变革，并且促进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发展。

1、创建参与式政府模式

所谓参与式政府模式是指政府通过创设制度化的、开放的参与渠道和机制，有效吸收社会公众和政府内的普通工作人员参与行政过程，从而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行政水平不断改善的政府管理模式。参与式政府模式是参与式行政文化的应用和实践。在滇西民族地方，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总体上属于臣属型行政文化，但公民政治文化已经萌芽，少数民族理性的政治参与开始觉醒。因此，建设参与型政府模式，让更多的本地民族精英、人才参与进来，真正实现行政民主化，改善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相对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

2、建设法制政府

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的法治建设已经取得较大进步，《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关于保障一切散居少数民族成分享有平等权利的决定》和《大理白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等各种民族法制实施状况良好，但仍有一些问题。摆脱人治文化的束缚，树立起现代法治文化所要确立的“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确立新型的法律关系，完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