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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问题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30 14:38:51

农业问题论文

农业问题论文范文篇1

农业问题在整个世界经济中一直以来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农产品贸易、农业政策是历史上各个国家关注的焦点，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是整个经济全球化中步伐最慢的一个。

农业问题受到各个国家高度关注，因为它涉及到安全问题、农民收入问题、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文化问题、环保问题等等。从19世纪末开始，农业在整个国际贸易中处于保护主义时代。

第一个农业贸易保护方案可以追溯到1840年英国制定的《谷物法》。日本在20世纪初对它的大米实行保护，到目前为止仍是全世界保护程度最高的。

在世界贸易框架中，由于受当时整个国际市场贸易冲突的影响，农业贸易自由化在1986年开始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才开始作为议题正式提出来，由此可以看出农业自由化与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密切相关。

美国是要通过农产品挣钱的，所以提倡贸易自由化；而对欧洲和日本来讲，它们不具备比较优势，开放市场对它不利，执政党的选票恐怕也会大受影响，因此不得不采取保护措施。

美欧的分歧使整个农业谈判非常困难，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步伐非常缓慢。乌拉圭回合这一谈就谈了7年，其根本的原因，就是美欧在农业补贴上意见不一致。

结果直到1994年才真正形成一个WTO的农业协定，它的生效意味着当时关贸总协定的成员以及1995年以后世贸组织的成员，应该按照它的要求逐步推动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这就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农业方面的背景。

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意味着逐步开放农产品市场，如果你设立关税妨碍进口，就要降低关税；如果你用的是复杂的非关税措施来限制农产品进口，就必须全部取消————要么转化为世贸组织所允许的关税，也就是关税化；要么实行关税配额管理，也要用新的关税配额管理来调整你的进口政策。

不是简单的市场开放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50％—60％人口务农，70％多的人生活在农村。因此，任何一个开放的步骤都要充分考虑到这种利益格局。

要有多大程度的开放性才能保住我们的农业，并促进改革进一步深化？这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

确实，我们在谈判中承诺开放市场，但决不仅仅是开放市场，还涉及在国内的农业政策上、农产品的出口竞争上、出口补贴上、有关企业的进出口经营权上、深层次的管理上等很多方面。如果只是简单的开放市场，闸门我可以随时拉上，一个产品进入过多，我不相信一个政府就没办法把它限制住————对我的市场有影响，为什么不能限制？

不仅如此，它还对你国内的支持、农业政策等都有要求。尤其是我们的企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太多的考虑竞争问题，都是政府在考虑，包括质量标准体系、提高品质都是政府来想办法。

实际上这不是政府的事情，应该是企业的事情，而过去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竞争环境，企业基本没考虑提高国际竞争力。从此之后，我们将面临着组织化程度非常高、竞争能力非常强的跨国公司，我们不怕产品来，我们是怕公司来，谁能应对它？没有。

市场存在失控危机

在开放农产品市场承诺条件谈判时，对肉类、蔬菜水果、加工食品按要求降低关税。在此过程中，大豆、大麦最引人关注，大豆1996年就开放了，开放市场的负面影响最近几年开始显现，如果评估关税下降对农产品的影响，可以参考现在这两种农产品所出现的问题，而我们对此还没有很好的方式来抵消这种负面影响。

WTO的农业承诺在1995年以来出现很多问题，从关税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在关税化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关税高峰，这些国家在将非关税转化为关税时，它们认为敏感的产品提高关税，导致出现一定比例的高关税产品，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口产生了负面影响。二是关税升级即产品加工程度不断提高，关税随之增高。如果是原料，关税就比较低，如果是加工品，关税会随之增高，这对发展中国家产生非常不利的局面，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能力、工业基础普遍落后于发达国家，会打击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限制工业化推进。

而中国正是在这种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谈判，要取得贸易公平化的环境，作为被动一方是不容易的，引起国内的忧虑是很正常的。

粮、棉、油、糖、毛产品，国家一直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按要求要转化为关税配额管理。

关于关税配额管理，对中国来讲，第一是没有经验，第二我们探索这个办法需要一定的过渡期，我国的过渡期没有别国那么长。农业协定规定，农业发达国家1995年开始到2001年结束，有6年的过渡期，发展中国家到2005年结束，有10年过渡期，我们如果今年年底加入，过渡期实际上只有二三年，想在这么短的时间把关税配额管理机制弄清楚，从技术上看是非常困难的。

第三，由于它本身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怎样按世贸组织规定搞好配额管理对我们是个挑战。我们不是保护自己的市场，只是要求对等，如果其他国家可用的办法而限制在我国使用，对我们来讲这是不公平的。

赢得国际市场的代价

由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对农业都采取高补贴的措施，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国内农产品市场的扭曲，因此国内的农产品价格都是适中的。它们又都是农产品的出口国、进口国，这种扭曲就被传递到国际市场。

美国担心中国的农产品今后在国际市场与它竞争，它希望把中国的农业补贴限制在一个潜在的水平，这是美国的战略意图。

提高产品竞争力就要加大国内支持，但现在国内支持空间又受到限制，包括我们的粮食政策及其他宏观政策都要作出调整，这对中国农业来说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只有通用的绿箱政策可以用来扶持农业发展。

在出口竞争问题上，中国承诺不再对出口补贴。让人担心的是，在美国要求中国搞自由贸易的同时，它作了许多不公平的促进出口的措施，这也造成出口上的不公平竞争。

在动植物卫生措施方面，1986年—1993年谈判形成一个动植物卫生协定（SPS），要求中国在动植检方面保持一致，我们中国的农产品很难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就是受到技术性的贸易壁垒限制。外，国民待遇会导致国内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进入————获得贸易权之后，将影响中国整个农产品营销体系、服务体系发生深刻变革。

随着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国际化趋势加快。而现在我国农产品市场竞争非常不充分，各地区各省相对分割，通过开放的压力消除地区保护，否则将被国外各个击破，可能出现大家都不愿见到的“南进北出”。

国内市场竞争更加白热化，国内市场的农产品分配面临跨国公司的垄断。当这一产业的企业还没形成的时候，市场已经被人占了，你根本就没有机会成长。

我们必须认真估计WTO所带来的种种挑战，自然也会给我们带来机遇。在国内市场国际化的同时，也可能出现国际市场国内化的趋势。

在上海、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发挥比较优势，选择对产业化路子，利用WTO的市场规则是可以实现这一平稳过渡的。这种国际化的压力有助于我们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保卫中国农业

加入WTO给中国农业带来很严峻的形势。

我们重点关注的农产品粮棉油纺毛，由于国内资源禀赋的特征，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开放后必然受到质优价廉的国际商品的冲击，我国国内农产品主产区会受到不利影响，农民的收入、就业问题将更加严峻。

与之同时，原本具有比较优势的蔬果、肉类产品，原因是它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体现在劳动力廉价上。但我们的产品长期以来按照过去的供求格局来定位生产，在相应的质量、卫生、技术标准上没有考虑到国际市场的要

求，本身的科技含量是不够的，在品质上是难以竞争的。而发达国家技术方面的壁垒又比较高，船破又碰顶头雨，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难以转化为竞争优势，出口受到限制。在这种利益平衡的格局下，从贸易的角度看，进口的冲击要比出口的机遇大。

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解决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力力问题增加了难度。对农村的市场化改革是比较成功的，但成功的背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现在农村改革还存在不到位的地方。比如粮食体制改革在市场化问题上取得了成绩，可能会腾出粮食主产区一部分市场，但如果这部分市场自己没占着，反让国外给挤占了，这意味了什么？

农村问题事关全局，加入WTO使解决农村矛盾的变量增加了，难度增加了。

农业问题论文范文篇2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产业，一方面，农业要承担起其作为一个产业的职能，即要以自身的贡献去支撑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农业要在履行产业职能过程中使自身的产业素质得到提升，即要与非农产业一同发展。此外，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农业还要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农业问题是在产业职能、产业素质和产业开放三个层面上展开的，研究农业问题也必须从这三个层面上进行考察。

1.产业职能层面

国民经济是由多个产业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为了确保该系统的正常运转，每一个产业都应承担起与其职能定位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从产业职能层面看，农业问题就表现为农业能否对国民经济作出应有贡献的问题。根据库兹涅茨的经典分析，农业对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有四个方面的贡献，即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农业的产品贡献来源于农产品剩余，包括对非农产业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农业的要素贡献来自于其内部的要素释放，包括劳动力和资本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业的市场贡献体现为对非农产业产品的巨大需求，包括对生产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农业的外汇贡献源自于出口农产品而形成的外汇储存。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非农产业扩张使自身积累能力、购买能力和创汇能力不断增强，从而对农业部门的要素、市场和外汇的依赖程度趋于下降。相应地，农业在这三个方面的贡献也日渐式微。但是，伴随非农产业扩张而形成的对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因其具有不可替代性，从而非农产业对农产品的依赖程度是不会下降的。此时，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就集中表现为农产品供给问题，即农业能否满足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问题。

2.产业素质层面

国民经济现代化应该是均衡推进的，这就要求构成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要一同成长，产业素质要同步提升。因此，从产业素质层面看，农业问题表现为农业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农业现代化就是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的过程，即实现农业的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农业规模化，是指农业从小规模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农业工业化，是指将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广泛应用于农业，使之改造成为受实验科学技术指导的，用工业技术装备的工业化的农业。农业产业化，就是在一体化产业组织内部把农业再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起来，以解决农业家庭经营所面临的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农业市场化，是指自给自足农业向市场化农业的转变，它不仅意味着农产品商品率不断提高，意味着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还意味着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都要市场化。农业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农业产业素质的强弱。

随着一国工业化的推进并达到一定水平后，如果一方面能充分发挥“以工促农”传导机制的作用，使农业依靠产业关联的内在规律来自然接受工业的促动，另一方面又能及时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强制性地实现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或补贴，农业就可以与非农产业一同发展，农业产业素质就能不断提升，并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杨国才，2007)。反之，如果“以工促农”传导机制存在严重阻滞，而政府又不能及时主导工业反哺或补贴农业，农业发展就将大大滞后于非农产业发展，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

3.产业开放层面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国内所有产业都面临着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因此，从产业开放层面看，农业问题表现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问题。根据柯炳生(2003)的分析，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价格竞争力、质量竞争力和信誉竞争力。价格竞争力，是指农产品的价格要低廉，这是农产品竞争力的传统性和基础性要素。质量竞争力，是指农产品规格化、标准化程度要高，品质要好，卫生安全达到规定的要求。信誉竞争力，是指农产品品牌和企业的市场信誉要高，既包括供给者在供货方面能否不折不扣地履行承诺，也包括供给者或农产品品牌本身的声誉。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这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缺陷和不足，都会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产生突出的影响。

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前，农业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世界农产品贸易战此起彼伏。自1986年开始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决心把农业贸易完全置于多边贸易体制的约束与监督之下，建立一个没有政府干预、不扭曲的农产品贸易环境。各方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终于在1993年底达成了《农业协议》，启动了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2001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多哈会议)又把农业问题列为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以加快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2005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第六届部长级会议(香港会议)经过艰苦谈判，各成员代表同意在2013年之前逐步取消农业补贴和棉花出口补贴。可见，农产品贸易的完全自由化只是时间问题。随着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更加自由化，农产品国际竞争将日趋激烈。如何尽快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就成为各国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二、中日三个层面农业问题的比较

1.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中国已基本解决，日本则十分突出

目前，中国工业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0%，农业占CDP比重已下降到15%以下，农业劳动力比重已低于50%，城市化水平已接近40%。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些结构性特征表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并开始向工业化后期过渡。在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对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产品贡献问题，即农产品供给问题。

自1996年中国农业获得改革后第三次特大丰收，粮食总产超过1万亿斤，棉花产量达到8400万担以来，可以说，中国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就得到了基本解决，实现了由长期供给不足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1997年以后，中国开始成为农产品的纯出口国，每年顺差50亿美元左右。中国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成功供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这些数据表明，目前中国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已基本得以解决。

二战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则急剧下降。1947—1998年期间，日本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从38.8%下降到1.9%。农业份额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表明日本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日本农业在要素、市场和外汇三个方面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也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供给问题。

由于日本是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农业本无优势，加之1960年代以后实行大规模出口工业产品的经济战略，为了获得工业品市场而放任农产品的大规模进口，导致日本农产品自给率低，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提供的《日本粮食、农业与农村2000年财政年度报告》，日本除大米自给率维持在95%以上之外，其他农产品的自给率从196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期都不同程度地下降，1999年的自给率分别为：大豆6%、蔬菜83%、水果45%、乳制品70%、肉类54%、食糖31%、水产品65%。从1960年到1999年谷物自给率由82%下降到27%，以热量计算的食物自给率由79%下降为40%。目前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1999年进口的农产品价值为330亿美元，占当时世界进口总量的10%。农产品需求高度依赖国外供给的状况已经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深度不安(刘景章，2003)。

2.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中国还比较突出，日本则已顺利解决

囿于小农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思想观念，当前中国农业的整体产业素质仍然偏低，传统农业的特征还比较明显。这主要表现在，家庭经营规模太小，阻碍了先进的农业机械、农业技术和优良品种的采用，致使目前中国机械化水平还比较低，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仅为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农业产业化还任重而道远，龙头企业数量不多、带动能力不强，进入农业产业化系列的农户仅占全国总农户数的30%左右，并且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农户的利益得不到切实保障。农业市场化程度也很低，农产品市场体系很不健全，流通渠道不够畅通，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市场中介组织不健全。因此，总体来看，目前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程度还比较低，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日本的自然、社会条件决定了农户经营规模一般较小(国内有不少学者称之为小农经济，这是不妥的，因为它是面向市场组织生产的)，这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但在小规模农户经营基础上，日本农业的工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成熟程度与发达水平，比欧美农业毫不逊色，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欧美。这主要得益于日本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迅速转移，以及战后日本政府对农业改造与发展的高度重视。从1960年到1995年，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从1960年的32.6%下降到1995年的6%，这为日本农业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日本政府则通过“农地改革”(1947—1950年)和颁布实施《农地法》(1952年)、《农业基本法》(1961年)等一系列法律，制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和措施，及时地推进了以机械化为主体的农业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农业现代化进程。据199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日本农业机械化程度世界第一，耕地拖拉机为0.4708台/hm2，耕地收割机为0.2487台/hm2。由于农业良种技术和生物、化学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此外，日本早在1970年代前后就实现了农业产业化。日本农业产业化的特点，是由农协等合作组织牵头，由农民自愿参加，组织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农产品的收购、加工、贮运、销售等，从而使农村供、产、销三大领域完全实现一体化。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程度，稳定了农民收入。总之，日本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完成，表明在非农产业发展过程中，日本农业的产业素质得到了同步提高。

3.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中日两国均将日益凸显

由于土地资源约束，农业的小规模经营，以及农业科技发展水平落后，中国农产品的整体国际竞争力还比较弱。在产品价格方面，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大宗农产品，包括粮食、油料、糖料和棉花等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不具备出口竞争力。在品质方面，大宗农产品规格化、标准化程度低，产品质量不高；水果蔬菜产品存在外在形态、口感和农药残留方面的问题，畜产品也存在卫生安全方面的问题。在产品信誉方面，中国更是面临着明显的不利因素，如品牌效应不强、市场诚信缺失、政府干预不当等。因此，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农产品面临着价格、品质、信誉的三重压力。尤其是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产品国际贸易更加自由化，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面对国外农产品的强有力竞争，中国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将更加凸显。

由于农业的小规模经营，过多的生产资料投入，以及政府过度的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使日本农产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国际竞争力低下。1997年日本耕地面积为494.9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3%。全国平均每个农户经营耕地1.47公顷，其中70%的农产经营规模在1公顷以下。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与欧美型农场相比相差甚远，如日本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与美国相差140倍。正是这种经营规模的巨大差异，使得日本大米的平均生产成本比美国高10倍，日本产的大米价格是美国的5.6倍。同时，为了缓解土地资源不足，日本不得不依靠增加生产资料投入以提高单产，增加农产品供给。但与美国相比，日本肥料价格是美国的1.3倍，农药农机具的价格是1.2倍、饲料是1.6倍。高昂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无疑也加大了日本农业生产成本，抬高了其农产品价格(王炳焕、陈伟红，2006)。此外，为了在廉价的外国农产品冲击下保护本国农民利益，日本政府又不得不对农业长期实行过度的价格保护政策。然而，保护的结果却是劳动力成本越发增高、生产效率越发偏低、价格越发居高不下。这样必然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日本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变得遥遥无期。随着农产品国际贸易更加自由化，面对国外农产品的强有力竞争，日本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将日益严峻。

三、结论及对几种观点的评论

首先，在农业产业的不同层面，农业问题的展开是非均衡的。目前中国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产业素质层面和开放经济层面的农业问题还远未解决；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成功地解决了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但还没有解决好产业职能和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这一事实表明，农业问题在其产业不同层面上的展开是非均衡的。

有学者依据中国农产品供给问题已基本解决，就认为，尽管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农业问题已基本解决了(陆学艺，2002)。笔者称这种观点为“农业问题解决论”。很显然，“农业问题解决论”是仅仅着眼于产业职能层面而得出的关于中国农业问题的片面认识，它忽视了中国农业在产业素质和产业开放层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上文中所述及的当前中国农业的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市场化水平还比较低，传统农业的特征还比较明显；面对国外农产品的强有力竞争，中国农产品还面临着价格、品质、信誉的三重压力。

其次，在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农业问题的存在形式是各异的。中国农业现代化还任重而道远，正面临着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问题；日本农业在完成了现代化任务之后还面临着诸多“后现代”问题。这一事实表明，农业问题在其发展不同阶段上的存在形式是各异的。

有不少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认为，只要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一切农业问题就将迎刃而解，因此农业政策的目标就单一化为追求农业的现代化。笔者称这种观点为“农业问题惟现代化论”。很显然，“农业问题惟现代化论”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尽管日本农业已经现代化了，但至今食品有40%以上要依赖进口，粮食和农产品的价格是全世界最高的。日本的教训警示我们，即便将来有一天，中国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农产品供给会重新成为一个问题，而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任何时候都不可轻言粮食问题已经过关。

再次，从农业问题产生的原因看，是多种经济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无论是在农民问题依然严峻的中国，还是在农民问题已经解决的日本，农业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好。这一事实表明，农业问题导源于多种经济社会因素，因而必须多管齐下，而不可毕其功于一役。

有学者认为，中国农业问题是派生的，是因为有了农民问题，才派生出农业问题(温铁军，2004)。笔者称这种观点为“农业问题派生论”。中国的农民问题在“三农”问题中确实居于首位，产业素质和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也确实是由农民问题派生而来。正是因为农民的数量太多，农民的土地权利不完整，才导致小农经济仍然是中国农业的基本存在形式。而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中国农业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也不可能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但是，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并非是由农民问题派生的。从理论上讲，一国农产品供给问题解决得如何，取决于土地资源禀赋、农业科技水平、农业政策、农业国际竞争力等多方面因素，而非单一的“农民问题”因素。从实践上看，中国在目前农民问题依然严峻的情况下，农产品供给问题已基本解决了。而在农民问题已经解决的日本，农产品自给率低却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中日两国的情况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表明，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主要不是由农民问题派生而来的。

农业问题论文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农业;水资源;高效用水;节水措施

按中国未来人口15亿人计算，中国的人均水资源量每人每年仅为1875m3。2000年中国工农业及生活需水量达6500亿～7000亿m3，而可供水量仅有6000亿m3。2005年中国工农业及生活需水量达7000亿～7500亿m3，而可供水量仅有5000亿m3。水资源短缺已成定局，作为占用水量80%的农业用水必须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让有限的农业水资源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因此，发展高效用水的现代化农业是长期的战略任务。

1农业灌溉与高效用水

农业灌溉将水从水源输送到农田的过程，可以划分为3个环节，第1个环节是通过灌溉输配水系统，将水自水源引至田间;第2个环节是在田间地表水入渗到土壤中，在土壤中再分配转化为土壤水，而后被作物吸收;第3个环节是作物吸收水分后通过光合作用将辐射能转化为化学能，最后形成有机物质。

高效用水的目标是极大地提高上述3个环节水的转化和产出效率，既节水又高产。在第1个环节上，要提高输水效率，通过工程的投入[1-2]，实行输水渠道的配套、防渗，将来实行输配水管道化，从而大大减少渗漏损失和蒸发损失。在第2个环节上，要合理调控农田水分状况，使引进田间的水最大限度地为农作物所利用。在第3个环节上要调控土壤和地表面附近的大气环境，使农作物的生长有一个良好的外在环境。对于第2、3环节要逐步推广喷灌、滴灌等先进灌水技术、田间覆盖保墒技术，并加强田间用水管理。

由于农业用水存在很大浪费，水资源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所以发展高效用水的农业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提高水的利用率，发展节水农业是解决未来农业水资源短缺的根本出路，也是现代农业的基本要求。另外，在采用技术措施的同时，还要重视非技术措施，如完善管理体制和技术服务体系，农业水资源立法，农业供水水价的合理调整等，从而提高农业用水的管理水平，提高田间作物水的生产率。

2现代农业的主要节水措施

2.1节水技术措施

节水技术措施主要包括输水工程和灌溉技术。在输水方面，以山东省为例，全省平均渠灌区输水损失量在50%左右，而以色列小于10%，美国小于22%。因此，输水工程中的节水潜力巨大，可以进行渠系配套、渠道防渗、低压管道输水等工程。节水灌溉技术如“小白龙”、滴灌、渗灌等，用水量仅为常规灌溉用水量的30%～50%，节水效果明显。

2.2节水农业措施

通过田间节水，抑制土壤蒸发和作物蒸腾，提高农田水分利用效率，是发展节水农业的主要措施之一，主要包括适水生产、抗旱育种、节水高效灌溉制度、农田保墒技术、培肥地力等[3]。根据有关研究成果，通过上述措施，可提高水分利用率30%左右。公务员之家

2.3节水管理措施

节水潜力的40%在于管理，只有科学的管理，才能使其他节水措施发挥应用作用，建立完善的管理机构，健全规章制度与法规，大力推广现有的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管好水、用好水，使水资源发挥其最大效益。

3农业高效用水技术

农田节水灌溉技术内容很广泛，主要可分为工程节水和农艺节水。农艺节水包括制定各种农业节水灌溉制度及农田灌溉管理技术[4]。由于各种作物对水分的敏感期、需水耗水规律均不同，各自的灌溉制度及管理措施也不同。灌溉制度包括作物播种前以及全生育期内的灌水次数、每次灌水的日期与灌水定额、灌溉总定额3方面，这些方面的研究已趋于成熟。节水型农田灌溉技术主要有:小畦灌、长畦分段短灌、宽浅式畦沟结合灌等优化畦灌技术;节水型沟灌技术，如封闭式直形沟、方形沟、锁链沟、八字沟、细流沟、沟垄灌水、沟畦灌等;地膜覆盖灌水技术，如膜上灌等。此外，田间管理方面，可通过平整土地，秸秆覆盖，地膜覆盖，少耕免耕技术，灌溉水全面规划、合理调蓄、综合利用、定量调配，因地因水(状况)制定适宜的水价及电费政策，对浪费实行罚款等措施，以实现农业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此外，还可利用各种化学制剂调控土壤表面及作物叶面蒸发，以达到节水的目的，如土面增温保湿剂、抗旱剂、保水剂、种子包衣剂等;利用植物基因工程手段培养高效节水品种，如农大146等小麦品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及计算机网络获取、处理、传送各类农业节水信息，实现高效节水的现代化技术已日趋成熟，今后将被广泛推广应用。

4参考文献

[1]王乐财.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的探讨[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09(24):220.

[2]雷波，刘钰，许迪，等.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用评价研究进展[J].水科学进展，2009，20(5):732-738.

农业问题论文范文篇4

l、明确农业产业化的实质和意义

政府要推进农业产业化，首先要对农业发展有正确的定位。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曾经在经济形势发展良好时，忽视农业的发展，对农业投资下降，如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农业投资由1978年的53．34亿元减少到1988年的47．19亿元(《宏观经济计划与管理》谭作平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30页)，而当强调农业重要时，却又往往就农业抓农业，孤立地对待农业问题，未能把它与二三产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两种倾向都是由于未能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给农业以正确的定位，因而不可能把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落到实处。

众所周知，现代经济，某一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状况，反映着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越发达，第三产业比重就越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农业社会，农业是单一产业，而到了工业社会，第二产业——工业发展起来，它就成了社会经济的主导，现代社会发达国家经济的主导是第三产业，2l世纪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业必将占据主导地位。就是说，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经济形成一个复杂的产业系统，各产业之间相互结合、渗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要解决任何层次的产业发展，必须在整个产业经济系统中进行。所以，要解决农业发展问题，必须在以二、三产业为主导的条件下去拓展思路，孤立地去发展农业是行不通的。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即社会基本上只有农业生产的条件下，农业生产是分散和落后的，当时的农业生产还算不上现代意义的“产业”，现代意义的产业是工业的同义语，人们称工业革命为“产业革命”，称大工厂的工人为“产业工人”(见《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86页)。由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复杂的产业经济结构，而后起的产业相对来说生产经营水平更先进，经济效益也更高。现代经济由于第二、三产业在整个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而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必然要改变其存在意义和发展方式，与其他产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去发展，要在其他产业的主导下去发展，其生产和经营方式、水平必然要向先进的二三产业靠拢、提升。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兴起，正是体现了农业生产经营水平的提升，使我国农业由传统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况转向与二、三产业相结合。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们对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只能着眼于从宏观上、从外部联系上去认识。比如只看到计划方式的工农轻重顺序；只讲农业的“基础”作用，而不愿讲它是二、三产业的附属，要为二三产业服务的作用；不承认现代的农业是工业的农业、城市的农业……。因而导致不懂得和不可能从微观方面，从一、二、三产业的内在结合上去发展农业，不善于通过三大产业之间的交叉经营去发展经济。应当看到，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率很高，正是一、二、三产业的内外有机结合的结果。如美国农业人口只占2％，一个农业人口可供养100~120人。能有如此高的效率是二三产业为其提供机械、技术以及资金、供销、储存、加工、运输、市场信息、经营咨询等一系列服务的结果，是一、二、三产业微观结合的结果。我国当前的农业产业化正是一种一、二、三产业微观上的内在结合，因而能提升农业的生产经营水平，能发挥复杂的、系统的优势。这正是农业产业化具有强大魅力之所在。

因此，作为政府，当前要使我国农业产业化顺利发展，首要的仍是要克服那种传统自然经济观念的影响，加深对经济发展的辩证性、系统性认识，要克服那种为农业而农业的思维习惯，不能孤立地，违背经济规律去抓农业。要克服在农业生产经营上安于现状，任其自由发展的倾向，或是把发展工业与抓农业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不积极主动地以第二、三产业的先进技术、先进经营机制去武装农业，不善于提升农业的经营水平、管理水平。总之，必须从战略上、从国民经济整体上去给农业以正确定位，使农业发展与二三产业发展从微观上有机地、内在地结合起来，真正认识农业产业化的意义和实质。这是政府抓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思想认识基础。

2、在实践的过程中注重自身并引导相关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

从深化农村改革来看，政府必然在实践的过程中注重自身并引导相关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主要是以下三方面：一是体制改革与创新，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必然会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导致部门分割、条块分割、地区分割的制约及所有制的界限，按照市场合理配置资源与要素，这是体制上的重大突破与创新；二是组织形式的改革与创新。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必然将生产、加工、销售实现一体化经营，这种一体化经营的组织形式呈多样化，从大类来分有垂直一体化经营组织形式与横向一体化经营组织形式。从表象上有“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经济组织+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农户和专业市场+农户”，“社会化服务组织及科研院校+农户”等多种组织形式；三是机制的改革与创新。这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机制创新，就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将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的市场主体之间，通过合同制、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等经济关系，形成有机连结，互相促进的新机制，从而逐步建立利益共同体。只有机制创新，才能不仅使龙头企业得利，也能使所带动的农户得到实惠。

另外，政府在实践的过程中还必须注意，农业产业化应该是自由选择下平等合作的结果。所谓自由选择是指双向的，既不是强加给农民的，也不是强加给企业的。平等合作，是指参与者均有退出的权利。作为政府，不宜抑强扶劣。要为农业产业化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以确保优胜劣汰。

3、把农业产业化作为系统工程来抓

农业产业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种一体化、系统化的经营，如果用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去指导，是不可能有农业产业化的实践的，它必须要用大农业、大经济、大系统的观念去指导。

农业产业化内涵有生产专业化、布局区域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管理企业化的要求。这几“化”又是互相有机地联系着的，缺少了任何一个方面，农业产业化都不能运行，任何一方面搞得不好，都会影响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如社会服务，要做到产前(供)、产中(产)、产后(销)一体化，整个经营要做到贸易、加工业、种养(农)业一条龙，还应形成科技、教育、生产相结合。这些都说明农业产业化本身是一个相当庞大复杂的系统。其中每个部分，比如专业化生产、区域化布局、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等则是其中一个子系统。而在一体化经营的子系统中，供、产、销，贸、工、农等又是它的子系统。再者，作为一个地区要形成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有许多实体性环节，包括资源的依托、主导产业的形成、龙头企业的发展、商品基地的建立、农业专业户的培养等，这里每个环节也是一个子系统。因此，整个农业产业化实践就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工程。

一些地区往往由于市场意识淡薄，系统观念不强，造成一些环节脱节，因而形不成系统效应，甚至造成经济损失。一些地区受为生产而生产的传统观念束缚，以为只要生产出产品，经济就会发展，因而只顾抓这样那样的基地建设，结果产品出来了，销不出去，这些“商品基地”也就跨了，有些则只是号召农民发展某种项目，但科技服务严重滞后，结果病虫害一旦发生，将血本无归。有些地区只顾发展加工厂、甚至搞不少“皮包公司”，原材料无着落，技术跟不上去，成本很高，工厂成了政府的包袱。有的忽视市场信息，不懂得市场预测，盲目随从，造成大量农产品的积压浪费，损失惨重。因此，必须用系统观去认识和处理农业产业化问题。

作为地方政府要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抓好利益关系的协调，基础设施、政策环境的优化，总体发展规划的明确。具体来说，一是对本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资源依托、地理条件、历史背景要有充分了解，从而把握本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特点、方向，做出正确的定位，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规划；二是制定和运用好政策，去协调利益关系，深化体制改革，重点扶持关键环节；三是抓好市场法规建设和运行，使农业经济在与整个国内外市场衔接中，有序地运行，平等地竞争；四是大力抓好农业信息设施建设，做好市场预测。政府农业部门应开展信息服务工作，鼓励民间信息行业、农业咨询行业的发展；五是抓好农业投资的软硬设施、环境的配套建设；六是抓好农业产业化经验、典型的宣传、推广和总结工作。

从方法论角度讲，地方政府必须善于把握系统论与重点论的结合。既要全面地从整体上、宏观上去认识、规划、处理农业产业化的方方面面的发展问题，又要善于从当前实际出发，看准当前本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处于什么发展阶段，抓准薄弱环节和能牵一发动全身的切人口，突击去抓，以带动整体的发展。由于各地发展特点、发展阶段的不同，必须明确当前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瓶颈”所在，通过解决一个又一个不同时期的“瓶颈”，去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

4、促使农业产业化建立起协调的利益机制

利益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的核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企业包括农户的经济活动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只有存在共同的利益并使总体和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农业产业化的不同产业组织之间的连结才有可能。参与农业产业化的各个实体必须形成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农业产业化的形成，可以是“企业+基地+农户”，可以是“专业市场(或专业协会)+基地+农户+科研”等等。市场经济要求这个“+”必须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然而由于各地区搞农业产业比。政府必然要发挥作用，而我国受几十年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在推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意识不强，所以很容易利用行政手段、而忽视经济纽带作用。这样建立起来的“一体化”、“一条龙”必然是形式主义的，失去农业产业化的实质。

农业产业化的关键既然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问题，因而必然涉及产权问题，所有制结构问题，政府必须推动农业产业化各个实体环节的产权改革，通过改革去明晰产权关系，建立协调的利益机制。各地实践证明，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各个实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既有外部的关系。也有内部的关系。外部关系一般可用契约、合同等办法规范，内部关系一般应用股份制的办法结合。比如广东温氏集团公司和7000多户养鸡农户的关系是以合同形式确定的。据1986~1994年的统计，农户获利6277．5万元，公司获利6888万元，约各占一半，从而形成一种互利的紧密关系。华南农业大学与温氏集团的紧密结合就是用技术参股办法，该集团总公司与分公司关系也是用参股、控股等办法实现的。还有不少企业实行职工持股办法，这些都较好地协调了内部的利益关系。因此，正确协调处理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实体内外部利益关系，涉及到产权改革、所有制实现形式改革等较深层次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农业产业化才能健康地发展。

5、引导农业产业化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实践是在当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历史时期进行的。农业产业化，必须与“科技兴农”、“三高”农业紧密结合，必须以吸纳科技力量为根本，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的科技含量。

农业产业化过程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其实质是必须使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相统一、相一致。近二十多年来，随着科技进步，工业社会带来了种种问题，使人们认识到，人的行为除了对当代人类社会有益的同时。要重视对人类后代的利益，重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要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对农业产业化的问题也是如此。因此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要成为农业产业化实践的战略目标。

农业问题论文范文篇5

l、明确农业产业化的实质和意义

2、在实践的过程中注重自身并引导相关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

3、把农业产业化作为系统工程来抓

4、促使农业产业化建立起协调的利益机制

5、引导农业产业化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农业问题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农业企业化；研究；综述

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先后进行了、建立合作社、成立等一系列变革，理论研究也主要侧重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与变革来展开，对农业企业化的研究尚属空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化，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也时断时续地贯穿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虽然研究大多是初步的，数量也不多，而且也没有引起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足够重视，但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总体来看，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在不同阶段，研究背景、出发点、重点等也有所不同。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确立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但在推行过程中也伴随着理论上的探讨和争论。有人认为，应积极发展农工商联合企业。这种观点认为，农工商联合企业有利于促进生产，可以满足人民对农产品的需求，同时还可以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为农业现代化积累资金，也有利于农业专业化、社会化以及发展商品经济等。发展的形式和渠道主要是以国营农场和为依托组建联合企业(肖毅为，1981)。这种研究大多立足于发展和社队企业的基础上，所以具有一定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也有人认为，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应发展家庭农场和新经济联合体。这种观点认为，家庭农场和新经济联合体具有自主性、灵活性、专业性、经济性等特点，对于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满足社会对农产品需要等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作为农村发展的主要方向(许岢，1983；周德星，1983)；还有人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体制的巨大改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引导农户走专业化的道路，发展专业化农业大户，以提高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水平。这种观点认为，农业大户经营和家庭承包经营在性质上完全一样，但可以避免小规模农户经营的缺陷，有利于农业专业化、社会化、规模化、集约化等，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应大力发展(孙仁，1983)。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农业经济增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但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局限性也日益凸现出来。在这种背景下，农业微观经营主体的改造问题又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议题。这一阶段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不仅拓宽了研究范围，而且研究更加深入。主要集中在:(1)对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局限性进行了讨论。研究认为，家庭经营制度通过两权分离，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但形成的小规模农户经营格局，属于小生产的范畴，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不足以塑造出一代商品生产者，不足以形成农业生产的优化规模，还需要以提高农业专业化、社会化、企业化为方向进一步探索完善的途径(罗伟雄，1986；王文彦，1988；宋伍生，1988；张锐，1989)；(2)主张积极发展家庭农业企业。这种观点认为，家庭农业企业具有投资少、费用低、经营活、见效快、费用低等特点，是专业农户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形式包括纯农户办型、农户和农户或农户和企业联合经营型等(杨雍哲，1986；苗九如，1985；张德山，1985)；(3)提出了农业企业化发展思路。一些理论工作者研究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是我国的第一步改革，但形成的小规模农户经营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利于农业专业化、商品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还必须进行第二步改革，改革的根本途径就是在农村培育农业企业，实行农业企业化(张其才，1985；宋伍生，1988；张锐，1989)；(4)主张发展合作经济与专业合作社。一些理论工作者研究认为，应发展不同于公社化时期形成并遗留下来的并非真正合作经济的真正合作经济，发展重点应是各种专业合作社(乔长勋，1987)。除此以外，一些理论工作者还对农业企业化的条件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规模经营和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研究者认为农业企业化必然是规模化生产经营，而这又以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业为前提，所以，必须采取各种措施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黄河清，1986；王代，1986)。

农业问题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农业保险；运行机制；保险文化；财政支持

近年来，积极探索发展农业保险已在我国形成共识，全国一些地区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农业保险不断萎缩的态势得到一定缓解。但是，从现有的农业保险发展情况看，我国的农业风险管理总体上还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要持续高效地推进农业保险，必须着力解决一系列影响农业保险发展的关键问题和矛盾，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一、强化农业保险在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将农业保险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农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化地推进农业保险的发展

农业普遍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体制风险和生物风险等多种风险的威胁，农业风险损失非常严重，农业自身的承灾能力较为脆弱。与传统农业相比较，现代农业的集约化、国际化、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现代农业在发展的环境、条件，生产的内涵与外延等方面都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非但没有减少农业风险，反而使农业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强，农业巨灾风险损失压力越来越大，农业风险的扩散和传播加快。巨大的农业风险是阻碍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客观要求建立日益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发达国家的农业风险保护体系主要包括农业保险、灾害救济、农产品期货、农产品价格保护等，对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主要风险都提供保障选择，从而较好地保护了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其中，农业保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传统的农业风险管理主要是以政府少量的、临时性的事后救济和农民分散的自我保护为主，农业的风险保障程度很低。农业的高风险和低收益使我国的农业发展环境得不到改善，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农业保险作为专业的现代风险管理工具，能够将政府和市场力量有机结合，在全社会分摊风险损失，较之其他风险管理手段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而且，农业保险具有综合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不但有利于分散风险，促进生产，增进投资，提高收入，而且还能降低农村金融风险，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因此，在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应突出和强化农业保险在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国家应该将农业保险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支持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高度重视农业保险市场的培育和机制的塑造，坚持发展政府诱导型农业保险运行机制

大量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农业保险发展的难点和关键在于农业保险市场的培育和机制的塑造，其核心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加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具有公共福利性，农业保险的这些属性为政府支持和参与农业保险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农业保险在实践中面临的供给严重不足、市场失灵等现实矛盾，也对政府参与农业保险提出了强烈的要求。政府运行机制的农业保险有其合理性，但是完全的政府运行机制往往存在效率低下的矛盾和弊端；同时，给国家的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而且会对私人保险产生“挤出效应”，抑制保险市场的发育。况且，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的财力还无法达到完全由政府承担经营农业风险损失的能力。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农业保险虽具有效率优势，但是，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决定了私人保险难以克服市场化经营的障碍。我国目前还缺乏市场化农业保险经营的基础，市场化的农业保险模式在现阶段基本不具有可行性。借鉴国际国内发展农业保险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应该发展政府诱导型保险机制。政府诱导型农业保险运行机制既非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即商业化的农业保险模式)，也非政府运行机制(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更不是政策性和商业性的简单混合。它是指政府从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中退出，让位于私人保险，同时改变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直接补贴的形式和手段，通过为私人保险公司提供平台，创造经营环境和条件，降低经营成本和控制风险水平等手段，以建立对私人保险诱导机制为主，最终引导农业保险走上市场化发展模式为目标。与完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相比，政府的作用由直接变为间接，由台前走到幕后。从市场的培育角度，着力培育市场主体。开放国内农业保险市场，适度放松农业保险市场的准人限制。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各地实际情况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除了组建国家型的政策性农业再保险公司外，积极探索合作型、股份型等组织形式的保险公司，并引导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代办或共保农业保险业务。从农业保险机制的塑造角度，应该通过政府经济政策的诱导、法律法规的规范、保险的监管等手段，塑造农业保险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以及通过再保险和巨灾基金等手段建立的风险分散机制。通过这些机制的培育，逐步完善农业保险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农业保险的发展效率，保障农业保险的稳健发展。

三、加快农村保险文化的建设和传播，增强农民对保险的认同度，刺激农业保险需求

保险文化是在长期保险实践中形成的关于保险价值观念、社会心理、伦理思想、经营哲学，以及社会保险制度等范畴的总称。保险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包含保险精神文化、保险制度文化和保险物质文化三个方面。保险文化决定人们对保险的认同程度、所持的社会心态、行为规范，以及受这些因素影响构成的保险关系。因此，保险文化不但影响保险供给，更影响保险需求，保险文化在保险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农村保险文化发展和传播滞后，农民保险知识匮乏，对保险了解较少；保险意识落后，保险的认同度很差。保险是一种知识性和技术性很强的产品，特别是保险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有效利用，其程序和环节较为复杂，制度和规则十分严格，要求投保人具有一定的保险知识。农民对现代保险知识和文化的接触较少，缺乏对保险功能和作用的科学认识以及对合同与契约的了解，甚至形成了错误的认识，例如如果没有发生损失、没有赔付，那么购买保险就是浪费钱财；如果在保险期间没有遭受损失，就应该退还保费等，显然这些认识是对保险缺乏基本了解。

农村保险文化发展落后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是传统自然经济因素的影响。传统农业的典型特征是封闭性和非市场性，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文化，是以家庭或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生产组织，缺乏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协作。人们在面临风险损失时，缺乏运用市场手段寻求缓解社会矛盾的方法。传统农业文化重视家庭保障，没有建立起现代商业意义上的风险意识，而缺乏全社会普遍保障的思想，这种思想几千年延续下来，使家庭保障变成一种思维惯性，逐渐形成一种文化的力量，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人们相信、信赖于家庭单位，不太容易接受现代社会保险。二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少人存在迷信心理，认为保险不吉利，宁愿以血汗钱去祈求菩萨保佑，也不愿花小钱获得保险保障。

因此，加强保险文化研究，加快农村保险文化的传播，增强农民对保险的认同和接受程度，改变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意识，是影响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农业保险的经营来看，保险公司输出的不仅仅是保险产品，更应输出保险文化。保险经营者承担着创造、传播和经营保险文化的职责。保险文化传播途径与方式的选择应切合农村社会的特点。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交通与通讯落后，人口居住分散，农民的文化素质总体较差。因此，农村保险文化的传播较为困难。在保险文化传播的途径方面，可以选择广播、当地闭路电视、农村科普读物、农村的黑板报、标语以及专门的农业保险专题讲座。在传播的形式上，要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看得见的实惠，让农民逐渐理解和接受保险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在宣传材料的选择上，要针对农民普遍存在的侥幸心理、迷信心理和依赖心理进行重点分析，让农民知道风险和灾害损失可以预防，可以积极主动地对其进行管理，从而增强农民对现代农业保险的价值认同与接受。此外，当前应重点加强保险制度文化建设，特别是《农业保险法》的制定与实施。《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加快推进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设”。保险法规是保险制度的核心，是保险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应当尽快制定农业保险相关法律。

四、建立农业风险信息系统，创造农业保险发展基础

农业保险是以农业风险为经营对象，因此，对农业风险及风险损失的特征和规律的把握是农业保险开展的重要前提。例如，农业保险产品的开发，保险费率的厘定，都必须以过去一定时期的风险损失数据作为基础。农业保险的营运和管理，特别是保险的防灾和减灾都需要以准确的农业风险信息作保证。目前我国缺乏权威的、系统的农业风险数据和信息，即使在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中，也是仅仅能够从分散在民政部门、气象中心以及部分统计年鉴中收集部分数据。农业风险信息系统是专门从事农业风险信息和数据的处理和交换的中心，包括农业风险的预测，风险损失的测算、记载、加工、存储以及农业风险信息的和交换等环节。农业风险信息系统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跨部门的系统，它可以在事前、事中、事后进行连续动态地输入和输出各种农业风险数据和信息，满足农业保险当事人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需要。从农业保险的发展角度，农业风险信息系统不但是保险产品开发的基础，而且还是保险营运的重要外部条件。现代风险信息系统中由于更多采用不断成熟的高科技技术，例如现代的卫星遥感技术、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运用，农业风险信息的预测和传播速度大大加快，在农业减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降低保险损失和提高保险经济效益将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说来，农业的减灾信息系统通过对灾害全程动态监测及资料处理、分析、模拟和预报警报制作系统，预报警报的传播、分发和服务系统等，能够大大减少灾害的危害程度。农业风险信息应该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来提供。我国可由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国家气象中心、民政部、商务部联合成立农业风险信息中心，该中心可设在农业部。

五、明确中央和地方在农业保险发展中的关系，切实保障农业保险中政府的投入力度

农业和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农业保险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即使是在政府诱导型发展模式下。尤其是在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试点时期，政府的财政支持是农业保险推广的重要条件。国外农业保险发展也证明，政府的财政支持对推进农业保险具有关键作用。在分级财政、预算约束的财政体制下，对农业这样一个具有全社会公共福利的基础产业，扶持和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财政支出，应该在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建立合理的分工关系，才有利于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投入的到位。农业的稳定和发展既具有全局利益，更具有局部利益。因此，中央和地方财政都有积极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义务，但我国的现实国情是各地方经济发展严重的不平衡，农业比重较高的地区，大多地方财政相对困难，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较弱。经济发达地区财政基础较好，但农业的比重较低。由此看出，主要由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发展农业保险，既缺乏可能性，也有失公平性。中央财政具有全社会利益分配的调节功能，在农业保险的发展中应当承担主要财政支持责任。在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的同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及地方财政的积极性。从操作层面看，中央财政的义务包括：(1)承担全国政策性农业再保险的经营补贴；(2)在试点时期，承担全国粮、棉、油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的农业保险经营补贴。地方财政的义务则主要承担养殖业、地方经济作物和特色农产品的经营补贴。建议由中央和地方按照60%与40%的比例出资组建全国农业保险巨灾基金，为农业巨灾风险损失提供保障。

六、制定并实施区域性农业保险政策，扶持西部地区农业保险的发展

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农业风险和灾害损失的区域性、农业生产布局的区域差异性等特征，决定了我国的农业保险必须走区域化的发展战略，集中统一的发展模式将扭曲农业保险价格机制、弱化农业保险发展的激励机制、抑制农业保险的创新机制等，从而阻碍农业保险的发展。因此，农业保险的发展应坚持区域化发展战略。所谓区域性农业保险政策是指国家在制定促进农业保险发展政策时，将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实际情况采取有差异的政策，以促进农业落后地区的农业保险获得较好的发展机会。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近年来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将会在相当时期客观存在，实行区域化的发展政策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总体较为薄弱，农业基础设施较差，农业的抗灾能力和承灾能力都严重不足，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农业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对西部农村落后地区的影响更为严重。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发，是许多农村地区贫困落后的现实原因。目前，农业生产方式还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农民收入水平低下。而且，由于传统农业色彩较重，农村还比较封闭，农民的风险理念和保险意识落后。这些因素使西部地区农业保险市场发育更为缓慢和困难。此外，由于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也相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资金较为紧张，很多地区只有长期依靠上级的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政府机构的运转。因此，地方政府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能力十分有限。虽然如此，农业在西部落后地区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农村人口的比重很大，农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大大高于发达地区。农业和农村的稳定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西部地区农业保险的发展需求更为强烈。在此背景下，国家对西部落后地区的农业保险政策应该实施重点扶持，建议中央财政对西部落后地区实行专项的农业保险支付资金，以弥补地方财政的不足，此外，在巨灾基金的地方筹集比例上，给西部地区一定幅度的优惠。

七、加快推进农业保险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加快农业保险产品的开发

农业保险的复杂性对农业保险经营人才及技术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专业人才匮乏，经营技术非常落后，严重制约农业保险的发展。从保险人才的培养角度，应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培养农业保险发展中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农业保险需要大量的理论研究人才、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一批热爱农业保险，具有经济学、保险学、金融学、农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知识背景的复合型研究人才积极投身到农业保险的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水平，为我国的农业保险提供理论支撑。应该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在理论研究人才培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国家和各级政府、研究基金应向农业保险类的研究项目提供倾斜，以吸引研究人才，并能通过这些重大专项研究培养研究队伍，促进学科的发展；从现有保险公司、应届大学毕业生和社会等多渠道积极引进农业保险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稳定和发展农业保险人才队伍。近年来，国外农业保险在技术创新和产品设计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特别是农业风险证券化产品、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工具的创新，为农业保险提供了崭新的思路。我国的农业保险也应该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与创新，增强农业保险的自我发展能力。

八、循序渐进、有选择、有重点地推进农业保险试点工作

农业保险的试点和在全国的推广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而且经营风险和难度很大，主要表现在：国家的财政支持能力、农业保险市场的发育进程、保险公司的经营能力、农民的接受程度都有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由于当时的急躁冒进，引起许多农民的反感，最后被迫叫停；到80年代末期，很多地区盲目推进农业保险，在缺乏必要的风险分析和有效管理情况下，结果造成很多保险公司严重亏损，甚至少数保险公司拒绝向农民赔付，引起农民的不满，同时，也损害了保险公司在农民心中的形象。这些教训都表明，农业保险的试点和推广，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特别是要同农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产品的设计要讲求科学性，要遵循市场规律，要赢得农民的理解和接受，片面追求农业保险发展的速度，是要付出代价的。从近段时期来看，应优先选择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商品化和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进行农业保险项目试点，待经验逐步积累，示范效应逐步显现，农民的保险意识渐渐增强时，再深入推进。将农业保险作为主要的农业风险管理手段是有条件的，主张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并不等于不顾实际一哄而上，现代农业保险的发展必须树立效益意识和风险意识。

九、建立农业巨灾风险保障体系，分散农业保险经营风险，保障农业保险的稳健运行

农业特别易于发生巨灾风险和巨灾损失，严重巨灾损失的发生将会使农业保险系统崩溃。农业巨灾风险的存在是影响农业保险市场发育的重要因素，是农业保险市场化经营的重大障碍。无论是从保护农业，稳定社会的角度，还是从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方面，都必须重视农业巨灾风险保障体系的建立。巨灾风险保障体系是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前提。农业巨灾风险保障体系包括农业再保险、农业巨灾基金、农业灾害救济，三者之间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除了分别建立起完整的体系外，更重要的是建立巨灾保障体系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以使三者相互促进。农业再保险的目的是分散农业原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农业巨灾基金是为农业原保险人和再保险人提供分散风险保障，而农业灾害救济则是起到补充作用，弥补农业保险的不足。

十、强化农业保险的监督管理，提高农业保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由于农业保险的发展是多种组织形式并存，政府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私人和政府主体共同参与，而且模式在探索阶段，制度在形成时期，法律在酝酿过程中，机制在培育阶段，市场在培植时期，各主体在磨合阶段。因此，农业保险尚未建立起有效的风险约束机制和经营监管制度。在积极探索过程中，应加强对农业保险的监督和管理。监督管理的重点在四个方面：一是对保险人保险行为的监督。对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应严格要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准入的经营范围积极拓展农业保险业务，杜绝保险公司将农业保险作为“概念”来操作，避免农业保险业务空心化；二是监督政府支持农业保险财政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情况，保证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到位，并切实保证财政资金真正在动植物生命保险中发挥作用，防止财政资金被挪用；三是监控农业保险的经营风险，建立保险人的硬财务约束制度，保障农业保险的健康运行；四是监督农民的利益保护情况。农业保险应办成支持农业发展，保护农民利益的现代风险管理工具。在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除国家和省级政府明确规定的少数法定农业保险业务外，任何保险人不得采取强买强卖农业保险的手段，更不得骗保拒赔。要通过保险文化的建设和传播、经济利益的诱导和良好的保险服务等方式激励农民的保险需求。

[参考文献]

[1]刘京生.论区域经济与区域保险[J].保险研究，2003，(6).

[2]雷定安.论保险伦理思想的内涵及其建设[J].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12).

[3]柯炳生.美国农业风险管理政策及启示[J].世界农业，2001，(1).

[4]谢家智.政府诱导型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研究[J].保险研究，2003，(12).

[5]谢家智.我国农业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问题[J].改革，2004，(6).

农业问题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税费改革；农业税；农民负担

安徽省是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为了了解改革效果，在安徽省财政厅支持下，我们于2001年8月26日到9月3日，对农村税费改革作了专题调查。调研期间，我们先后到淮北的颖上、五河、以及皖南的歙县，召开了6次座谈会，参加的有农税、农财、农业、预算、乡镇干部、政策研究专家以及部分多年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同志等，查阅了有关资料。基本结论为：一是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成效显著，达到了中央预定的减负目标，也为“入世”后农业政策全面调整奠定了基础；二是随着税费改革的实施，中国财政体制和农业税收固有缺陷也逐渐暴露，这些问题急待解决。

一、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实施情况

安徽省面积有13.9万平方公里，在全省6000多万人口中，80％为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农业大省。该省很早就开始了税费改革试点。1994年，安徽省阜阳市各县（市）先后采取了“税费合并、统一征收”，但它们将“三提五统”等费与农业税合并后按人头分摊，形成了事实上的“人头税”，这一做法农民反应强烈，抵触很大。1998年，五河县按照“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模式进行了试点。1999年，在财政部指导下，在4个县开展了以“取消乡统筹、改革村提留、调整农业税”为主的改革试点。2000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7号文件，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安徽省在制定方案时明确了税费改革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即取消按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乡统筹费；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向农民征收的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屠宰税；逐步减少农民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

调整农业税政策的内容：1.调整计税面积，计税面积按二轮承包合同面积为依据；2.调整计税常年产量，计税常年产量以1993年到1997年5年间各县的平均单产为依据；3.实行地区差别税率，全省最高不超过7％；4.改实物征收为统一折成代金，计税粮价由省政府统一确定，分南、北两片。北片6个市以小麦为结算标准，2000年每百斤61元，南片11个地市以水稻为结算标准，每百斤57元；5.改革结算方式，由村结算改为按户结算，个人申报。

调整农特税的主要内容有：1.调整农特税率。农特税税率按照略高于农业税的原则由省府重新确定。2.调整征收方式。除烟草外，将农特产品由生产和收购两个环节征收的改由生产环节征收，以利于农产品流通。

将村提留改为农业税、农特税附加，与两税合并征收，分别入库。农业税附加为正税的20％，农特税附加原则上为正税的10％。村提留只能用于村干部工资、五保户供养、村行政办公经费等三项开支。村集体公益性和建设性支出“一事一议”，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

为合理确定农民负担水平，安徽省还规定了三条硬性措施：1.严格以二轮承包合同面积为农业税计税依据；2.各县的农民负担水平以1997年实际数为上限，不得突破；3.到村、到户的农业税率最高不得超过7％，附加率不得超过20％；农特税税率应严格按省政府规定执行。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全省农业税税率平均为6.96％，附加率平均为19.9％；农特税率平均为12.64％。为了保证税费改革的顺利实施，安徽省还制定了十几项配套改革措施。

经过各级政府努力，2000年这一改革已到位，并按新标准征税。

二、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主要成效

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目标明确，省委和省政府重视，采取措施得当，因而税费改革进展顺利，效果明显。

（一）减轻了农民负担，保护了农业生产力

从总量上来看，改革后的全省农民总税负为37.6亿元，比改革前同口径49.3亿元，减少了11.7亿元，减幅为23.6％；加上取消屠宰税和农村教育集资，农民负担减少31％，人均负担由109.4元，减少到75.5元，减少了33.9元。同时，省政府一次性取消各种收费、集资、政府性基金和达标项目50种，初步堵住了农民称之为“无底洞”的“三乱”，减负效果明显。

在目前，我国农民增收渠道不多。农产品存在着结构性过剩，价格下跌，农民外出务工困难的情况下，减轻农民负担起到了休养生息、保护农业生产力的作用。

（二）初步规范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

改革前，在分配上政府与农民的矛盾集中在乡统筹、村提留等行政性收费上。

1.“三提五统”等是的内部分配形式。在撤消，实行家庭经营承包制后，义务教育、民兵训练等家庭以外的事务属于公共事务经费理应由政府负担，而“三提五统”却将负担转嫁给农民。比起城市居民来，这是额外负担，而且负担沉重。

2.“三提五统”收费背离了受益原则，是按人分摊的“人头税”。人头税是一种按人分摊，具有累退性性质，穷人负担高于富人的税收，在中国历史上自清朝雍正2年“摊丁人地”后已经绝迹。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为筹措地方资金，1990年议会曾通过人头税法案，结果以失败告终并导致她1991年下台。因此，“三提五统”收费是历史倒退，它的分摊方式极不公平。

3.虽然国家规定“三提五统”等收费负担不得超过农民上年总收入的5％，但“总收入”是一个统计数，人为提高总收入既可显示乡村干部“政绩”，又可获得更多收费，因而存在着高估农民收入的“道德风险”。正是由于这类收费是事后、被动的，不具有固定性，农民额外的、被动接受，负担年年攀升，因而农民将矛头集中在农村收费上是有道理的。

这次改革，在适当提高农业税收的同时取消了一切行政性收费，简便、清楚，且顺应了历史潮流。同时税收附加还为村级行政筹措了适量资金，堵住了“无底洞”（各种摊派）。税收的稳定性也使农民心中有了底，给了农民一个明白。税费改革增强了农民的依法纳税意识，欠税和恶性抗税案件明显减少。许多地方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农民排队缴税的可喜现象。

（三）带动了农村基层政权职能转变，改善了干群关系

税费改革推动了机构改革。乡镇机构臃肿、人员膨胀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财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税费改革后事实上的收支缺口，而“向农民伸手”又行不通，这就迫使县乡政府走“减人、减事、减支”之路。为了适应这一要求，安徽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市县机构改革之前，乡镇机构改革先行一步。一些县为克服财政困难，结合乡镇机构改革，行政人员精减达到50％。目前，全省乡镇机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精简分流工作初见成效。

税费改革也推动了基层政权职能转变。市场经济下，政府是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办哪些企业、个人家庭想办而无力办、办不了的公共事务管理机关。然而在过去，从农业税收、“三提五统”，到教育费集资等，乡镇干部一年到头忙于派款催粮，不合理摊派加上征收方式的强迫性，而摊派款项又没有严格的手续凭证，农民极不信任。这就形成与农民尖锐对立。加上一些人贪污腐败，败坏了党风政风。改革中取消了形形色色收费做到了“一种税，一口清”。税款由个人申报，不再经干部代收，加上征收机关严格依法办事，这些做法，既规范了征纳关系，减少了扰民，又从源头上制止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也将乡村干部从催款催粮中解脱出来，给了乡村干部一个“清白”。

三、安徽省改革试点中提出的深层问题

在肯定安徽税费改革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深层问题。过去它们为“乱收费”所掩盖，税费改革后则充分暴露出来了。我们相信，从全国来说，这些问题也具有典型意义。

（一）县、乡财政平衡困难，存在着农民负担“反弹”可能

就规范政府行为、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来说，安徽省这次改革目标已基本达到。但由于改革未涉及县、乡财政困难深化这一深层问题，存在着收费“反弹”可能。

1.县级财政基础薄弱，消化能力有限。无庸讳言，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加重了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负担。因此，如何帮助县级财政消化“缺口”是农民负担是否“反弹”的决定因素。然而，安徽省大多属于纯农业县，县级经济基础薄弱，加上多年积累的财政问题，基本不具备消化这一财政“缺口”能力。

颖上县是黄淮海平原的重要产粮县，人口为140多万人，土地平坦，水利条件较好，历史上最高的1999年粮食产量达到97万吨。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该县工业几乎全军覆没，目前只有化肥厂还在生产，却是亏损企业。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该县1.6亿元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收的为8013万元，大体占一半。在改革前，该县将税费“捆”起来，按人头摊派。改革后的亩税负担由上年的112元降至65.4元。按人均负担计算由1999年的136元降到2000年的75.3元，下降了44.6％，相应减少财政收入4479万元，如果包括村提留，则减少了8400万元。该县目前的供给人数为2.12万人（含下岗分流人员3000多人），人均支出不足1万元。即使税费改革前，财政也相当困难。税费改革后省财政增加补贴1500万元，但由于多年积累的矛盾并未解决，为保政府运转，该县将发工资前四项的范围扩大到所有行政事业单位，但仍有缺口。据计算，在义务教育经费上有缺口为5000万元。类似情况在安徽省不是少数。

2.农业税收缺乏弹性，减支措施难以见效。由于农业税收不能随着农业收入增加而增长，而县乡支出却呈逐年增长，因而对纯农业县来说，即使一时能维持运转，随着时间推移，收支矛盾终将突出起来。为了帮助安徽省消化财政缺口，中央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增加了财政补助。但该省财政一直偏紧，补助后仍有缺口。为了克服财政困难，省政府下决心大幅度精减县、乡行政人员。但按中央规定，精减人员的工资3年内仍由财政发放，因而减人并不减支。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县级政府财政困难不断深化，因而有“收费反弹”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行政权力，即使不能增税，也可向农民收费或变相收费。因此，只要时机适当就可能产生“收费反弹”。

安徽省的财政困难是中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其实质上是“一切刀”的分税制体制下农业地区与工业地区的矛盾。中国中部地区的优势在农业，解决中国未来吃饭问题的希望在中部。而农业地区财政收入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而财政困难深化有必然性。为此，区分东、中、西部优势，建设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的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迫在眉睫。

（二）税收负担仍然偏重

农业税收负担有两个概念，一是指农业税收占农业总收入的比重；二是指农业税收占农业净收入的比重（即按GDP口径计算）。1980年代以来，随着化肥、农药、农机、农膜等广泛使用，农本大大提高。因而我们认为，农业税收负担应按GDP口径来计算。

在这方面目前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按农业总收入计算的农业税收负担为3.55％，属于偏轻。另一种观点是安徽省县、乡干部反映农民负担偏重。为此，我们对该省统计资料作了分析。该省2000年的农业总收入为1023.4亿元。农业税费总额为37.9亿元，负担率为3.74％，但分母中含养殖业收入，而养殖业是不征农业税的，扣除养殖业后的农业收入为620.7亿元，实际负担率为6.10％。按GDP口径计算，税费负担率为8.98％（见表1）。这与我们在五河县调查的税收负担率10.2％基本一致。当然，其他没有税改的省的农民负担可能还要重些。从历史上看，即使明朝税负最高的杭州和松江府的负担率为10.5％。因而无论从那方面说，目前农民的负担都是重的。

农民负担偏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次改革，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尽了最大努力，因而责怪税收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力偏低。其次是分摊方式不合理，即税负全部集中在种植业上，而占总收入近40％的养殖业却不纳税。因而，如何公平地负担农业税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总之，减负固然重要，但根本出路是增收。无论从农民减负，还是加入WTO后农业严峻形势看，我们都要把农民增收、农业增效问题提高到基本农业政策的高度来认识。然而，中国农业社会3000年历史证明，小生产农业至多解决农民温饱问题，致富是不可能的。

2.种植业净收入是指按GDP口径计算的农业收入，公式为：农业收入=种植业总收入*系数（0.68），这一系数是来自五河县典型调查。

3.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种植业收入占农业收入（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的比重，1999年为62.18％，2000年为60.60％。

（三）税费改革也暴露出农业税收的制度性缺陷

税费改革解决了农村乱收费问题，也使农业税制与农业经济要求不适应矛盾“浮出水面”。这主要表现为：

1.“农业两税”并存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起阻碍作用

农业税制是按照“种什么，缴什么税”的计划经济思路设计的，由“农业两税”，即农业税和农特税构成。在市场经济下，这一税制结构与调整农业结构要求存在着冲突。歙县财政局反映，面对茶叶供过于求，有些农民想毁去茶园改种其他作物，但对茶园征收农特税，而对耕地征农业税，且后者的负担轻于前者，由于农特税已纳入乡财政基数，这就势必因影响乡镇利益而成为障碍。

随着农业市场化的深化，调整种植结构是经常的事。农业税制的缺陷为：（1）价格竞争已经使特产作物、粮棉作物的收益平均化，而农业税的特产作物税负重于粮棉政策起“逆向调节”作用；（2）在整个农业中，种植业处于基础地位。养殖业不纳税，税收全部集中于种植业的政策，显然不利于巩固种植业的基础地位；（3）农业结构调整会带来“农业两税”在征管上频繁调整，不利于乡镇财政稳定。（4）即使从征管上看，农业税按户征收必须有征收底册一个乡有上万农户，建立征收底册工作量本来就大，如果频繁变更，不但工作量大，而且极易产生漏洞。看来，“种什么，缴什么税”的思路已经行不通。

2.农业税制无法解决负担不公平问题

公平负担是指高收入者多负担，低收入者少负担。比起改革前的“人头税”来，新的农业税收按农户承包土地面积征税是比较公平的。然而，亩税额由省核定，全县统一的做法却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一——级差地租的存在。级差地租是土地的水利、土地肥瘦等不同而产生的收入差距。忽视这一因素，而采用全县统一的亩税额标准显然是不公平的。为了既公平，又连片，有的乡采取了“按人按份”的土地分配办法，承包差地的农户要比承包好田农户的面积多，甚至多一倍。这本是一项很好措施，而现在，承包差地农户的税额却大大提高。这有失公平。而养殖业不纳税，占农业总收入60％的种植业，却要负担100％的农业税收，显然是不公平的。

3.农业税制与稳定土地承包经营的要求相脱节

土地产权是农业经济的基础。为了稳定农村和农业，1998年中央决定将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期延长30年不变。这是应用“两权分离”原理，明晰土地产权的成功措施。明晰土地产权在古代称为“正经界”，是基本农业的政策。在明晰土地产权前提下，运用政策优势加速土地资源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农业政策的基本点。农业税制是政府用于调整农业经济关系方面的基本规制，也应当体现这一要求。

明晰土地产权不只是指明确耕作权，更指明确承包人在土地流转上（土地使用权出租、转让）的收益权。只有这样，农民才认为土地是他的，才有投资、经营积极性。在这方面，农业税收本应起重要作用：（1）它的征收对象是土地，可起界定土地产权的作用；（2）它在向农民征税的同时，起到保护税后合法收益的作用；（3）通过对土地租金、使用权买卖收益征税等，在土地流转方面起到确认和保护承包人合法权益的作用。可见，农业税收应当是明晰土地产权的重要手段。

而现行的农业税制却无法起到这些作用。（1）由于它是按“谁种田，谁缴税，种什么，缴什么税”进行的，税收都与土地产权归属无关，因而无法起到界定土地产权归属的作用；（2）由于它无法限止各种税后摊派，也就无法起到保护农民合法收益作用；（3）由于它不涉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税收问题，也就无法保护承包人这方面的合法权益。可见，农业税制与巩固和强化长期土地承包制要求是脱节的。而适应这一要求的应当是土地使用税。

上述制度性缺陷说明了农业税制度已不适应现实农业经济要求。因此，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完成，建立现代农业的税收体系应列入议事日程。我们设想，这一体系应由“土地使用税+增值税+所得税”组成。

四、结论

1.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的决策是正确的，是依法规范农村分配关系、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措施，是我国农村继、家庭承包经营后的第三次革命。这次改革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为“入世”后农业政策的全面调整奠定了基础。

2.农业增收是一切农业公共政策的核心。只有农民增收，才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税费改革仅仅拉开了中国农村“第三次革命”的序幕。国外实践证明，发展农场制经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3.税费改革在减轻了农民负担的同时，也使农业税收自身缺陷较充分地暴露出来。因而在推进税费改革的同时，我们还须进一步研究建设现代农业税收体系问题。

4.安徽农村税费改革后的财政困难，也要求我们对现行“一刀切”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改革，建设一个区别东、中、西部地区，有利于发挥各地区优势的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构架。

5.安徽省税费改革成功经验还说明，建设现代农业税收体系最适时机是在税费改革完成后。对于尚未进行税费改革的地区来说，减轻农民负担是第一位的，否则，农村经济难以稳定，下一步改革也没有基础。因此，我们主张农业税改革应当分两步走：先进行税费改革，然后是农业税制度的全面改革。

参考文献：

[1]安徽统计年鉴（2000）[R].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农业问题论文范文篇9

（一）我国农业绩效总体很好，农业问题并不严重

农业是一个产业，所以，它只能承担起与其作为一个产业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根据经济学家的定义，农业的职能主要地表现在四种贡献上：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

这样看来，尽管我国农业发展曾经走过了许多弯路，但到目前为止的结果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全国城乡的食品供给常年基本有保障、丰年有余，粮食库存充裕；即使在农业份额已下降到仅占GDP总量14．5％的今天，农业仍能为国家赚取一定量的外汇收入（2002年，我国农产品出口181．4亿美元，顺差57亿美元）；劳动力和资金仍不断地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农业发展也支撑起了我国已初具规模的化肥、农机、农药、农膜等工业产业。所以，总体看来，我国农业发展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如果仅仅从一个产业的角度来看，在目前的条件下，我国的农业发展应该说是健康的，并不存在大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很多人把我国目前农业中存在的问题人为地夸大了，把本来比较简单的问题人为地弄得复杂化了。这很不利于我们对今后农业的健康发展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当然，也就难以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例如，不少人在谈到农业存在的问题时，会提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太多。显而易见，这不是农业的错。相反，这是农业进步的表现。至于如何为这些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不应该视为农业的问题，而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问题或体制方面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农业完全没有问题了。但农业的问题多是发展中的问题、进步中的问题，并且都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例如，经过艰难而漫长的谈判后，我国终于加入了WTO、这意味着中国农产品市场已构成了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一部分，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可以在比过去更宽松的环境中进入我国市场，我国农产品也可以在比过去更有利的条件下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就是国际竞争力。客观地讲，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是比较低的。这既表现在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很少的先天性资源不足上，也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后天性劣势上。怎么办？出路仍然只有一条，那就是进一步追求农业发展的创新之路。在全球开放经济环境中、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这种创新更为艰难，它必须是一种能超越国际经验的创新。

（二）加入WTO后，我国应选择一条新的“双轨并行”的农业经营制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业制度创新必须做到同时有效地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充分照顾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实现以及保证农村社会基本稳定。

综观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农业经营无非就是走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指主要建立在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机械化基础上的规模型的大农（场）经济；另一条道路是指主要建立在生物化、技术化、保护型、密集型基础上的小农经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农业发展类型属于前者；欧洲不少国家和日本等的情况则属于后一类。

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主要表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土地资源相对太少，比欧洲和日本的平均水平还要少得多，属于非常典型的小农经济；二是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很低，家庭生产的农产品主要地是供农民自我消费。这既与农户经营规模小直接相联系，也与我国农村地区交通运输业不发达、市场体系建设的软硬件条件较差有一定关系。

在充分考虑国际农业发展经验及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在农业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应建立和创新一种将自给性的小农经济与商业性的大农经济紧密结合、并行发展的新的农业“双轨并行”制度。

(三)保护、完善现行的家庭小农经济

家庭小农经济制度本身在中国具有许多优越性：

1．有利于农村稳定。土地是农民心目中永恒的有价资产，具有不动产性质。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或土地的使用权，使农民由无产者、雇工变成了有产者、自耕农，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秦汉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2000多年间经常发生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土地的地主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土地的自由买卖与不断发生的土地兼并。因此，让农民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并严格限制其买卖行为发生，是保持中国农村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

2．有利于农民的社会保障。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严重缺失所带来的种种不足，即土地具有社会保险的功能。尽管笔者仍然坚决主张在农村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用农地来保障农民的生老病死，但我们又必须面对现实。在广大农村基本没有社会保障而言的情况下，土地在这方面的功能是显而易见。非常重要的。

3．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国到2002年底的总人口为12．8亿，其中，有7．8亿人口、2．4亿个农户常年居住在农村地区。如果我们能通过土地的家庭经营制度稳定地保障占全国61％的农村人口有充分的粮食

供给，那么，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就得到了基本保障。

4．有利于抵御外来农产品对中国的入侵。在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制度下，即使中国农产品市场对外全面开放，全球化进程更加激烈地冲击中国农业，也很难对农村这一大块粮食市场构成威胁，因为从总体上讲，农民基本上是不会靠买粮食过日子的。

5．有利于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在保持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前提下，如果我们又能成功地将大量的农业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城镇地区，那么，这一小块土地又会变成加强城乡联系的一种纽带。

(四)小农家庭经济在中国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

当然，要使小农家庭经营制度的这些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不是没有条件的。以下三个前提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1．端正对农业的认识。总的说来，目前我们对农业的认识是太“深刻”了，“深刻”到了沉重的地步。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应从三个方面“看淡”农业：

（1）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业更多地只是起到一个基础性部门的作用，而不再是国民经济的决定部门。因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小，其所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低。

（2）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既要吸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过分强调工业化而忽视农业的教训，但也千万不可以在这方面矫枉太过正。我们应该清楚地明白，非农化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3）由于我国客观存在的非常紧张的人地关系，加上其大国特征，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小农经济应该被确定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政府应鼓励、提倡、支持目前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营结构，而不是简单地提倡把小农经济完全引导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美、加、澳是因为其土地面积多、人口少，它们必须用机械和土地来替代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实现规模经营。因为实行规模经营，自产的农产品无法完全自我消费，会有大量的剩余，所以，这些农产品必须进入市场。而且，由于这些国家有条件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高，所以，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强。

在一些人地关系方面与我国相似的国家，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又是与美、加、澳不一样的。总体说来，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纯为保护与储备土地资源、改善环境质量以及营造自然景观而为之的环保型农业；另一种对于农民来说是有经济目的的，农产品通常也进入市场，但由于政治（选票）与社会公平的需要，政府对农业实行大量补贴，以至于从经济上讲远不如进口农产品更划算。这种农业发展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市场经济本身的真正含义了。

由此可见，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基础决定了我国农村的小农经济既没有必要走美、加、澳式的大规模的农业市场经济之路，也没有必要走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依靠大量政府补贴的农业发展道路。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根本上做不到：因为美国式道路需要其农产品有很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欧洲武道路需要有很强的政府财力作后盾。

因此，中国应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小农经济确立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主体形式，并把自给自足而不是家庭农业经营的市场化作为其经营的主要目标。当然，这并不排除小规模的自由市场交易。我们千万不能照搬欧美国家的农业发展模式，重要的是，即使搬来了，我们也执行不了。

2．调整一些方针政策，其中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政策和一个体制：一是国家的粮食购销政策；二是农业税费政策；三是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

（1）对于国家粮食购销政策而言，适应我国加入WTO后的新形势的需要，我国目前的粮食流通体制应进一步做彻底改革。如果考虑到以上提出的有关我国农村小农经济模式的设想，长远来看，国家根本上就不需要在以家庭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地区定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地方性的自由市场或者个体、私人经营者完全可以在市场原则下自主决定其在这方面的购销经营行为。

（2）对于农业税费政策而言，尽管目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被迫缴费的问题，但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不论是从国际经验、还是从中国实际来看，对我国现存的十分脆弱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家庭经营制小农征收任何税和费都是没有道理的。如上所述，在欧美国家，农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大量直接、间接补贴。而我国这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产业在国家工业化已经进入到中期阶段的现在，不仅得不到反哺，还要继续被征收农业税，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因此，考虑到以下三个具体原因，政府在设计进一步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时，应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第一，在我国加入WTO后，由于“黄箱”政策的应用今后会逐渐地受到一定的制约（尽管目前仍有一定的运作空间），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可以做到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通过“绿箱”政策支持农业发展；第二，尽管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只有500亿元左右，但由于我国农村的征税手段落后，收税的成本却很高，如果考虑到由于征管不严而产生的贪污和腐败现象，从农民那里收这点税实际上有些得不偿失；第三，被征农业税的对象多为真正的种田人，他们往往是农村中比较贫穷的人，收入很低，确实有些承受不了。

（3）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大刀阔斧地对现行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其中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要逐步地、分阶段地取消乡政府作为一级政府的行政建制。这样做不仅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而且可以从总体上改善与提高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效果，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

从历史上看，乡制在我国的确立与发展经历过三个主要的阶段，表现过两种不同的形式：在从秦朝到隋初的700多年间的乡亭制下，尽管乡是作为一级基层行政管理建制而存在的，乡官一般也是由上级官方任命的，但人数一般很少。一个在秦汉时代管辖1万多户的乡，通常只有3—5名乡官（分别管理治安、赋税、劳役、教化等事务）。在从隋开皇十年（公元595年）改乡亭制为乡里制到清朝的保甲制的1000多年间，乡都不是作为一级政府组织存在的，而是一个自治组织（乡官都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乡村里的事务都是由县政府直接管理、协调的，乡作为自治组织，只是起着协助县政府工作的职能。民国时期，乡作为一级基层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又被重新建立起来了，直到现在。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分两步对目前的乡制进行改革：第一步是大量精简乡级行政管理人员；第二步则可以取消乡作为一级政府的建制，通过精干的县政府派出人员协调政府在农村的管理工作。同时，要建立起坚强的村级自治组织。

3．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在于：一个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小农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以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业部门、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向城镇地区为前提的。这意味农村家庭必须主要地从农业、农村之外创造其收入来源，而不是靠其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以上所阐述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家庭经济是解决不了农民的收入问题的。道理很简单，在我国现有的农业资源条件下，试图通过发展农业而使8亿农民致富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最终出路只能是在农业之外。那么，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转移与流出就成为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重要途径了，同时，它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笔者所主张的家庭小农经济制度在我国未来发展的命运。

（五）发展、壮大我国的规模型农业经济

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现在已经是WTO成员国了，必须着力于培植一部分有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但另外的40％的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来解决，例如通过进口的办法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来解决。

美国的规模化农产品生产主要是通过科学布局各优势农产品的专业化种植带而实现的。这方面的经验目前已开始逐渐地被我国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所接受。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就是一个明证。这种做法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说，由于人口与农业资源拥有量不对称，加上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强，我国农业从总体上讲在国际上不具有竞争力，但这并不排除我国少数农产品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品牌闻名、涉及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的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

从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组织形式来看，美国采取的基本上是家庭农场的组织方式。我国在现阶段则有多种方式，例如国营农场、集体农场、国家专业化种植基地、专业承包大户以及“公司十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方式等。

要抓好专业化的优势农产品规模化种植，国家必须在基础设施、农业科研、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金融等各方面创造条件。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向欧美国家学习。

二、农村发展：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社会转型

（一）劳动力转移是农村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

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大国而言，国家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村的现代化。农村要实现现代化，则必须实现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型。而要实现这种结构变革，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非农部门。这一点已为发展理论及国际经验所证明。

伴随着国家的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必然发生变化：制造业、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会不断增加，就业机会也相应增多；同时，农业所占份额越来越小。从而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正是因为这种变化的发生及其持续发展，国家经济效率得以不断提高，因为整个社会中在低生产率部门（农业等）就业的人越来越少，而在高生产率部门（制造业、服务业）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也正是因为这种变化，农村的发展过程得以顺利进行，最终导致农村本身发生分化与转型，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目标逐步得以实现。

（二）多种形式推进我国农村社会转型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会逐渐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以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的历史背景以及我国本身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农村社会急剧转型发生时期的情况有较大的区别，加上我国农民在推进我国农村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已经探索出了一些具有我国特色的相关经验，所以，我国应从实际出发，不要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努力探索出一条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且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转型之路。

根据笔者过去10年间在全国6个省的6个村所做的长期定点观察，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转型正主要地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是一个明显例子。1992年时该村只是一个只有1500多人的比较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普通村庄。但后来由于香港、台湾、日本及欧美投资者纷纷投资于此，村子里出现了300多家外资企业，吸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万人在此打工、生活、居住，加上国有银行、政府办事机构（如公安局、海关等）的进入，目前该村已经变成为一座具有相当人口规模和相当经济实力的小城市了。只不过由于种种体制方面的制约，从名义上讲，这个村目前仍然属于村庄，属于农村地区，但实际上，其整体转型过程已完成了。这种类型的村子全国还有许多。

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或者成为集团公司的一部分。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名义上讲，华西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湖北省汉川市段夹村的变化更有意思：它被土生土长于本村的乡镇企业：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吞并了，全体村民自然地转化为公司员工，或工作、或退休领取养老金；村庄干部转为公司里的“农村工作部”干部，管理原来村里的农村工作。从统计角度来看，这个村仍然是存在的，村里的村民也仍被统计为农业人口。但实际上，这个村庄的社会转型过程也已基本完成了。

3．村庄溶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这方面的例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比比皆是。珠三角的12个主要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肇庆、江门、东莞中山、顺德、南海、番禹）以及长三角的15个主要城市（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所辖的农村地区，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已完成了其社会转型任务了。

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从而导致其原所在村庄逐渐衰落，直至最终消失。山西省原平市的屯瓦村就很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趋势。在过去的10年间，越来越多的村民通过各种关系迁移到原平市里了，而且他们的迁移还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先是一人进城，后来全家进城，最后他们彻底卖掉村里住、。退掉责任田而永久性地居留在城里。这样的农户目前已有50多户，比10年前的20多户增加了一倍多。

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在杜会发生急剧变化的今天，其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得十分丰富。我们应视其为一种历史的进步。从我国各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应充分利用多种形式来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而不是生搬硬套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所走过的老路。

（三）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出与社会的进一步转型

当然，我国农村目前在经济结构调整与社会转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进展也只是初步的。为了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六个方面的关系至关重要：

1．正确处理小规模土地的使用权家庭所有与大幅度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将土地主要地看成农村家庭经济、家庭经营的主要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源，那么，这两者之间就有十分矛盾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将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更多地仅仅看成是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位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那么，这两者之间就不矛盾了：农民在有了以小规模土地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后，他们必须、也会更加积极地走出这一小块土地而寻找新的经营与致富资源，这正好构成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起点。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小规模家庭土地经营绝对不应该是农民致富的手段，它仅仅只是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险而已，最多只是谋生的基本手段之一。

2．正确处理农民流动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出农业部门而进入非农业部门，以及流出农村地区而进入城镇地区或其他形式的非农村地区（如新型的工业区），是整个农村发展的基础，是导致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社会转型发生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应创造一切条件促使农村劳动力流动起来，使他们在流动与迁移中寻找创业机遇与致富源泉。

3．正确处理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与制度、体制制约之间的关系。正因为我们认识到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限制大都直接构成对农村发展的制约，而且限制流动的实施成本极其高昂，所以，解除此类制度与体制制约不仅已是大势所趋，而且已经迫在眉睫。因此，我国各级各类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都应尽快地对农民各种形式的流入与流出选择无条件地全面开禁，不得再以任何借口限制农村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迁徙。

4．正确处理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与农民进城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必然要进城。正如以上所提到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农民流动与农村转型并不是通过农民进城实现的，我国农村发展可以通过多种模式实现其目的。实践也表明，在北京、江苏、江西、福建等地全面放开城乡户籍管制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农民大量涌进城市的现象。

5．正确处理农村发展与城镇发展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国际经验还是我国的实践都已证明：农村发展与城镇发展两者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任何脱离城镇发展的农村发展计划都是难以成功的。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农村发展进一步推向深入的最有效办法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大都市区以及都市连绵带。

6．正确处理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尽管从总体上讲，这两者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持久发展对于农村劳动力向工业、服务业转移以及向城镇流动具有特别重要的直接影响，因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及城镇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有利于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经营与就业机会。

三、农民问题：核心在于权益保护，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一）农民为何穷

勿容置疑，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非常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使其生活状况得以大的改善，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宫国那样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可供发展的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就业的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失殆尽，甚至因此而欠下大笔债务，终身难以还清。

如果再将以上关系弄得简单、明了一些，我们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农业没有优势，政府无力帮助；第二，农民寻找出路，制度有些限制；第三，农业本不赚钱，还得上缴税费；第四，农民生老病死，社保基本没有。

（二）出路在哪里

至此，农民之所以生活状况仍然较差的原因已经基本上比较清楚了，那就是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有许多方面的做法是需要改善的：

第一，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这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而这又是与政府对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紧密联系的。所以，由此引申出的第一个政策建议就是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坚定地将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当作一件直接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紧密相联系的事业来抓。而“农民办教育”的思路是不现实的，因为农民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来承办教育事业。与此相关的第二个政策建议是政府要尽一切所能，加上利用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功能，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利用农民工的力量基本上都已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就是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

第二，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多方帮助。由此引出的第三条政策建议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从政治、经济意义上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全面开放，包括对农民开放。

第三，政府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因此，由此所引出的第四条政策建议就是各级政府不仅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而且也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税”（包括农业税）。

第四，在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来总揽全局的阶段，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我们的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看待与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如果国家总是与农民争利，农民问题将很难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社会将是非常困难的。很明显，在农民与国家之间，国家是起支配作用的一方，因此，国家应自觉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主动地解决这些问题。

（三）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问题

除了经济利益方面的问题外，农民的政治权利在目前的体制下也很难得到保障。比如，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的比重比其他阶层代表的比重要少得多，4．8亿农村劳动力、8亿农村人口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法定代言人。

农业问题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晚期智人；季节性饥荒；农业起源

StudyontheProblemsofAgriculturalOriginundertheConditionofSeasonalFamine

Abstract：Theproblemsofagriculturaloriginhavebeendiscussedforalongtime,butwedidn’tfocusourattentionontheroleofseasonalfamineintheprocessofagriculturaloriginduringHomosapiensstage.Theclimaticconditionofwholeworldwascolderthanthatinpresent,thereforeitbecomesmoredifficultytogetfoodandseasonalfamineoccurredyearbyyear.Thepressureofseasonalfaminecompelledhumantodomesticateanimalsandgrowthplantssothatprovidingfoodagainstcontinualhungry,especiallyinwinterseason.TheorigintimeofagricultureshouldbebackwardedtothelatePalaeolithicperiod,10000to50000yearsago.

KeyWords:Homosapiens；Seasonalfamine；AgriculturalOrigin

季节性食物短缺的概念是1938年贝克(J.R.Baker)研究鸟和动物的季节性饲养模式时提出的，[1]后来被用于远古人类生活研究中。考古学、人类学方面的研究者开始利用季节性食物短缺术语描述史前时期人类生境恶化后的社会生活状态，[1]灾荒史研究者也将其纳入研究视野去审视农业发生前的食物短缺问题，“每到冬季和春季食物匮乏时许多原始的采集渔猎者就要遭受饥饿的沉重打击。”[2]但是，人们对季节性食物短缺的时代变化、区域差别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还很不充分，特别是季节性饥荒的发生演变与远古时期农业起源的关系迄今尚无论证研究，这是远古社会生活史和农业起源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探讨并解决的基本问题。远古社会季节性食物短缺主要发生在气候寒冷的冬季，它迫使人类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并走上了农耕生活的道路，季节性饥荒是农业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季节性饥荒

人类一直在为获取食物而不懈地努力，获取食物的难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逐渐降低，获取食物的技能和方式则日趋多样复杂。采集渔猎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最主要的食物获得方式，但是当时人类已经具备了改变生活获取更充裕食物的内部条件和外部因素，一场食物获取方式的革命酝酿成熟。

（一）季节性饥荒是影响古人类获取食物的主要因素

寻找并获取食物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主题，也是人类至今依然没有彻底解决的难题。远古时期影响人类食物资源的最主要因素当属气候变化，长时段的气候变迁和年复一年的冷暖变化对人类的生活造成了直接而严重的影响。在一般气候条件下，冬季的寒冷以及由此导致的食物短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制约远古人类人口增殖的基本原因。

季节性的食物短缺贯穿于整个旧石器时代，愈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愈为显著，人类不得不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以求生存。人类学家把由猿到人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与现代人关系最密切的当属晚期智人。晚期智人时代距今大约1－5万年，[2]（P112-113）当时处于第四纪冰期的大理亚冰期时代（欧洲为武木冰期），气候寒冷，距今3万年前的气温比现在低10℃左右，后来气温才逐渐回升。[3]这一时期人类的生活极不平衡，在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丰衣足食，冬季降临后古人类普遍陷入生活困境，食物获取变得异常艰难，形成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季节性饥饿。参照当前饥荒的有关概念，远古时期的季节性饥饿现象也可以称之为季节性饥荒。

季节性饥荒发生的原因在于寒冷气候条件下植被退化、动植物资源锐减。季节性饥荒对前农业时代的采集渔猎活动造成了严重影响，晚期智人在冬季很难获得足够的食物维持群体生存。而在自然异常变动、发生巨大灾异的情况下，古人类的生活也会面临严重威胁。大洋洲海岛上的塔斯马尼亚人、南澳土著人是十七世纪以后依然幸存的处于旧石器阶段的原始人类，虽然在一般情况下采集和狩猎可以供应丰富的兽肉、植物果实和根茎，但他们也备受干旱等灾害的侵袭，导致食物来源不足，以致度日如年，痛苦万分。[4]（P54）因此，如何保证经常性的食物供应成为原始人类社会生活中最为关切并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食物短缺状态下远古人群采取两种迁徙模式

食物短缺对原始农业的发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但不会直接导致农业发生。饥饿降临后古人类最主要的生存目的是想方设法获取食物而不是考虑如何生产食物，选择迁徙觅食远比从事驯养驯化动植物简便可行。所以，远古人类采取了迁徙觅食的方式以解决普遍遭遇的食物短缺问题，根据他们迁徙活动的范围可以把迁徙活动划分为两种模式——远距离迁徙和近距离迁徙。

季节性饥荒条件下的迁徙活动范围有限，属于近距离迁徙模式，主要围绕居住地而向周边地带扩散。季节性饥荒迫使古人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迁徙移居，在人类学研究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迁徙证据。[3]美国考古学者博塞洛普（EsterBoserup）和马克·科恩（MarkN.Cohen）研究远古人群生活时指出，在食物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原始人群开始迁徙活动，以寻求新的食物来源。[4]民族学的材料表明，采集狩猎者经常性的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以捕食驯鹿为生的爱斯基摩人根据驯鹿移动的季节性规律进行迁徙和狩猎，[5]（P8）居住在澳洲东南的塔斯马尼亚人在一定的迁徙区从事采集狩猎活动，[6]（P125）马来西亚半岛的塞芒人则频繁迁徙，在一个地方停留不到三天时间，就另搬别处，寻找野兽及果实。[6]（P159）

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古人类也有可能走上远距离迁徙的道路，迁徙活动的范围可能更大。大概在距今180万年的时候世界性的气候变冷导致的人类生活环境恶化，非洲大陆气候寒冷干旱，草原扩张。[7]远古人类获取食物更加艰难，于是从非洲迁徙到东亚和欧洲地区，[7]后来在晚更新世又由中低纬度生活区扩展到高纬度地区。[8]类似的情况在一些小动物的历史上也有反映，如起源于西伯利亚的无根田鼠（MicrotusAllophiomys）在220万年前已经存在于这一地区，直到距今180万年的时候才扩散到欧亚和北美大陆等地。[9]（P162）距今90万年的时候全球气候又一次变冷，世界各地的冰川发育盛极一时，欧洲的哺乳动物群发生消长剧变，维拉方动物群被克罗默尔动物群所取代，中国大陆三种泥河湾期的典型动物——丽牛、埃楚斯坎熊和爪兽等喜暖动物退出华北而避居华南。[9]（P175-176）在距今24~23万年前的时候发生的气候变冷事件再一次迫使古人类迁徙移居，生活在周口店地区的北方型动物侵入南方，如维氏花鼠、居氏巨河狸、中华猫、双角犀、李氏野猪、肿骨鹿、华北绒鼠和棕熊等。[9]（P176-177）

在远古时期人类经历的两种迁徙模式中唯有近距离的迁徙活动与原居住地的生活能够保持持续的关系，经常采取近距离迁徙的晚期智人部落才有可能成为农业发生的真正鼻祖。因此与农业发生相关的迁徙活动只能是季节性迁徙，农业发生的直接原因只能是食物的季节性短缺而不是阶段性的寒冷气候。

（三）季节性饥荒导致人口压力出现

在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几次人口大幅增长的阶段，每一次人口的剧增与人类获取食物的能力和方式变革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获取食物能力的高低实际上反映了人对自然的一种利用能力和改造能力，也就是生产力水平。人类历史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总是表现为技术的变革或者跃迁。每一次跃迁的发生与实现都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迄今为止人类已完成了由猿转变为人类、农业产生和工业革命三次跃迁，人类社会也相应地经历了采集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技术水平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这种关系不但存在于远古时期，而且延续到近现代社会。[5]

学术界在解释农业发生的原因时产生了一种重要的理论，即人口压力学说。他们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的趋势，[10]远古时期人口压力的主要标志就是食物资源匮乏，人类不得不通过迁徙活动到更远的、陌生的生态环境下寻找出路。[6]

在古人类生活时期，食物的供给主要受制于自然因素的影响，一个地区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取决于该地区的植被状况、降雨量、热量和自然地理状况。一旦这些影响因素发生变化，古人类的生存就出现困难，因此在古人类生活地区气候变冷后，人类就不得不向外迁徙。人口与食物供应之间存在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具有一定的伸缩性。所谓的人口压力也是在气候变迁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季节性饥荒的发生是人口压力显现的主要原因，晚期智人阶段人口压力尤为突出。

面对这些问题，一种可能的假设是：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依靠大自然的馈赠通过采集植物果实、狩猎野兽能够解决基本的生活需要，也能促进人口的繁衍增殖。但因部分地区大自然春夏秋冬的明显变化，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野生的动植物供应极不平衡，这些地区的人类面临季节性饥饿的严重威胁。当严冬到来后，很多地区就会出现季节性短时间的食物供应不足，部分人口冻饿死亡。在食物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原始人群甚至采取食人之方以维系生存。因此，原始人类人口增长极为缓慢，长期维持于较低水平的人口总量而难以扩张。

[1]Baker,J.R.EvolutionofBreedingSeasons,EvolutionEssaysonAspectsofEvolutionaryBiology,PresentedtoProfessorE.S.GoodrichonhisSeventiethBirthday(EditedbyG.R.deBeer),P161-177,ClarendonPress,Oxfoed.

[2]WilliamA.Dando,TheGeographyofFamine,Pix,EdwardArnold,1980。

[3]DanielE.L.TheRiseandFallofSeasonalMobilityamongHunter-Gatherers,CurrentAnthropology,1993,34(5):599-631.

[4]MarkN.Cohen,ArchaeologicalEvidenceforPopulationPressureinPre-AgriculturalSocieties,AmericanAntiquity,1975:40(4),471-475；EsterBoserup,Environment,Population,andTechnologyinPrimitiveSocieties,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976:2(1),21-36.

[5]一位著名的西方农业史学家雷泽（PaulLeser）先生说：“直到十八世纪，欧洲的农业依然十分落后。自从东亚地区的曲辕犁和其它农业技术输入欧洲之后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如果没有十八世纪初期发生的农业革命，那么就不会出现此后的二百多年中欧洲人口的大幅度增加，更不会出现一系列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我们应当为东亚文明对西方世界的巨大贡献而表示衷心感谢。”转引自JosephNeedham,FrancescaBray,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VI:2,P553-554,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

[6]CohenM.N.ArchaeologicalEvidenceforPopulationPressureinPre-AgriculturalSocieties,AmericanAntiquity,1975,40(4):471-475.

二、远古食人风习是促使农业发生的主要动因

在前农业时代季节性饥荒的威胁下，古人类可能选择迁徙寻找食物。但如果不能顺利迁徙或者迁徙以后依然不能解决食物供应问题的话，人类可能采取同类相食方式以图自保。有关原始人类同类相食的问题一直讨论比较激烈，中国和欧洲国家都发现有远古食人材料。食人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出现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尽管今天看起来极其野蛮荒谬，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食人风气并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不但在距今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存在食人现象，在近数百年来食人之分依然在某些地区留有孑遗。

（一）远古食人的证据

远古食人的考古材料近年发现较多，从直立人时代到晚期智人阶段都有发现。尽管这种行为与人类道德和理性相违背，但如此广泛的食人材料揭示出远古时期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人类普遍选择食人以求生存的痛苦经历。

早在1924年，达特（RaymondA.Dart）于南非汤恩（Taung）发现南方古猿后就注意到肉食在人类进化中具有重要地位，[11]（P65-66）从南方古猿遗址中存在的大量动物骨骼以及部分南方古猿头骨和颌骨的破裂现象，不能排除远古人类在猎杀动物的同时也有可能同类相食。1939～1940年，美国学者魏敦瑞研究北京人化石后认为，北京人中存在同类相食现象，他们把被食者作为猎物一般食用。伯高尼奥（F.M.Bergounioux）参照印度尼西亚西里伯岛南岸的布晋人（Buginess）分阶段处置死尸的礼俗，则提出北京人当时也实行这种特殊的葬礼仪式，为此他们在尸体干燥后取下来运进居住的洞穴中，然后敲骨吸髓。[11]（P62）中国考古学家贾兰坡也支持这一论点，[12]但学术界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

早期智人中存在食人现象的问题因法国莫拉—古尔西山洞尼安德特人骨切痕的发现而得到更为肯定的回答。[1]法国马赛大学人类学家德弗勒尔发现，莫拉—古尔西山洞里的78片尼安德特人的骨头碎片上有明显的切痕，与赤鹿骨上的切痕相似。而且从他们破碎的头骨和四肢骨可以推断，他们曾经被敲骨吸髓。而早在1983年，加拿大考古学家汤姆斯·洛伊根据远古石器上的血渍来分辨它所代表的动物种类，后来他用这种方法研究人类血渍，发现在二十五件石器上有十八件工具的血渍呈现人类免疫蛋白的阳性反应。[13]（P181）远古人类自己打制的石制工具的用途之一很可能被用于杀食同类。在德国发现的埃林斯多夫(Ehringsdorf)头骨和在南期拉夫发现的克拉皮纳头骨，都被认为是为了吃人的目的而被他人用暴力打死的。法国的费拉西头骨（LaFerrassie）的破裂痕迹被认为是被人打死后取食脑子的，但也有人认为是由于滑坡而被掩埋受伤的等等。

晚期智人遗址在世界许多地方均有发现，其中以法国克罗马农人和中国山顶洞人为典型代表。魏敦瑞在山顶洞考古工作中发现四个比较完整的山顶洞人头骨上均有凹坑、破裂或穿孔的痕迹，并由此而认为是带皮肉的头骨被锐器重击所致。[13]（P41）这就出现两种可能性，或者是斩杀的敌人头颅，或者是自相残杀。既然山顶洞人生活的时代气候趋于寒冷，严冬出现食物短缺后以同类为食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尽管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一种令人憎恨的行为，但在远古人类进化的历史上又有什么事情能比寻求食物更为重要和迫切呢？

（二）季节性饥荒是远古食人的主要原因

历史上的食人现象原因极为复杂，有因饥饿而食人的，有因风俗习惯而食人的，有显示威风特权而食人的，有因仇恨而食人的。各种因素之间是什么关系学术界正在探究之中，但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任何一种现象的产生发展总要经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远古时期食物供应缺乏适当是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也是人类生存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食物匮乏时期同类相食成为人类生存的唯一选择，因此早期的食人主要因饥饿而引起。长期相沿渐成风气后，食人作为一种处理问题的手段被延伸到各个方面，如噬食战俘囚犯、取食先祖遗骸以求精神永存、部落酋长食人显示特权、报仇雪恨食人等等。这种残酷的食人风气长期沿袭，直到现代社会某些地方仍然留有食人孑遗。中国灾荒史上饥饿的灾民常常易子而食，形成震撼人心的灾荒食人文化，但却反映出极度饥饿状态下远古食人的本能重新显现，或者是食人的返祖现象。

无论北京人遗址还是尼人遗址中都发现大量的动植物残迹，尼人遗址中存在大量的赤鹿骨碎片，北京人遗址中存在丰富的朴树籽，似乎说明当时人类能够解决生活所必需的食物供应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因饥饿而食人。

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的动物化石中，肿骨大角鹿和梅花鹿的化石特别引人注目。肿骨大角鹿的角多是自然脱落或正要脱落时被打掉的，梅花鹿的角则大多附着在头骨上，可能周口店的直立人在夏秋之交更多地狩猎梅花鹿，在初冬猎取大角鹿，或许在寒冷的冬季梅花鹿才会到达周口店地区生活。[14]（P29-31）因此不难推测，在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时代也存在着季节性食物供应不足的问题，远古人类的食物来源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在食物来源充足的季节大量采集猎获，在冬春季节则忍饥挨饿，艰难度日。北京人遗址中肿骨大角鹿的个体数量在二千以上，梅花鹿的数量则少于大角鹿，为一千多头，这个表面的现象并没有显示冬季北京人食物丰足，相反却暗含着冬季食物资源种类相对单一的信息。肿骨大角鹿很可能是严寒的冬季到来后北京人最主要或基本的食物，即使采集储存一部分朴树籽也仍然不能顺利度过漫漫寒冬，而在其他季节却可以捕猎梅花鹿、鼠类、獭类和双角犀等多种动物为食。至于一些食肉类动物如剑齿虎、猞猁、猎豹、中国鬣狗、狼、洞熊等化石虽然多有发现，但现代考古学研究认为北京猿人还不具备猎取食肉动物的能力，最大的可能是获取食肉动物饱餐后剩余的动物尸骨。[13]（P150-152）在冬季捕获肿骨大角鹿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北京人就有可能陷入食物危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终于开始了同类相食，并且这种极端残酷野蛮的行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到人类的普遍认可而相沿成风。所以我们还可以由此推断出另一个结论：即使在距今几十万年前的早期智人阶段，季节性饥饿的威胁依然存在；虽然当时的气候温暖而湿润，但冬天人们还是没有足够的食品维持生计。直到晚期智人生活的阶段，这一问题又因气候趋于寒冷而变得更加严重起来。

食物资源的断绝与否不但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有关，也与生活的地域空间有关。根据现代民族学的资料，以采集渔猎为生的古人类一般结成25人左右的生存群和500人左右的繁殖群，他们随食物资源的季节性变化而经常转换生活地点，他们在一个地点的活动范围大体保持在半径9千米以内的地域内。[13]（P148）在往返迁徙的过程中如果有效活动范围达不到生活的最低要求，这样的原始人群就有可能出现食物危机；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较狭小且相对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则不便于更换生活场所、寻求新的食物资源，这样也会使他们在极端季候条件下处于食物资源完全断绝的境地。食物资源的断绝迫使人类自相残杀、同类相食，一些民族学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佐证。

远古人类遭受的季节性饥荒和食人现象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二者并非必然的因果联结。远古人类是否具备肉食能力和肉食习惯是饥饿条件下食人风习成为可能的中间环节。就现有远古人类食人材料看，二三百万年前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南方古猿可能就具备肉食的能力，因为考古学家所发现的南方古猿的两种不同类型化石——粗壮型和纤细型从未在同一地点出现过，因此有人认为粗壮型南方古猿以植物性食物为生，纤细型南方古猿以杂食为主，既采食草木果实，也吃肉食。[11]（P100）晚期智人食物种类多样，既有采集的植物茎叶果实，也有捕获的动物和捕捞的鱼，食肉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生活在欧洲地区的晚期智人主要捕获驯鹿、野牛、野马、猛犸象等为食，亚洲地区的晚期智人主要以羚羊和野马为捕获对象，周口店山顶洞人还捕获鱼类。[15]（P188）正是因为古人类很早就具备肉食能力，季节性饥荒发生后出现食人才成为可能。

（三）晚期智人放弃食人而选择农业

季节性饥荒和食人风习贯穿于远古人类生活的漫长时代，但在晚期智人时代以前，季节性饥荒和食人风习并没有对农业发生产生任何的促进作用，人们应对饥饿的方式是被动适应。进入晚期智人阶段后，气候变冷进一步加剧了季节性饥荒的危害，食人恶习普遍存在，晚期智人在体力和智力方面的进步使得人们不断地寻求应对饥饿、消除食人风习的主动措施，驯养动物和驯化栽培植物逐步成为可能。

智人阶段是人类历史上改造和利用自然能力提高的重要时期，采集渔猎技术的进步、工具的革新等重大进步相继出现，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传播信息。1984年菲利浦·列伯曼在《人类说话的进化》中推断，人类的远祖大约在9万年前的某个时候开始“说话”，大约在3.5万年前的某一时期开始使用语言，尼人的消亡和克罗马农人的繁衍生息于此就有着直接的关系。[16]生活在距今20～4万年前的早期智人还不具备必要的体能和智力发展农耕畜牧，尽管人类面临着季节性食物短缺的压力，但因为人的能力的缺乏，面对季节性食物短缺无能为力，只能被动适应，迁徙流移是古人类最好的选择。

晚期智人阶段人类才进化到与现代人相当的水平，晚期智人脑力的进化可能也要归功于当时寒冷的气候。[2]克罗马农人脑量水平为1600毫升，山顶洞人为1300～1500毫升，与现代生活人类基本相同。克罗马农人在外表上已接近于现代欧洲人，他们鼻狭长而高耸，额宽，直颌型，脑颅容量大。[3]与抽象思维有密切关系的大脑额叶也在这一阶段最后进化完成，因此有人认为至少在25000年前人类潜在地具备了原始农耕畜牧的能力了。[17]而当时的寒冷气候加剧了季节性食物短缺的问题，继续采用食人方式延续种族被理智化的晚期智人逐步摒弃，他们在迁徙觅食、同类相食两种生存方式之外寻找新的生存途径，走上了驯化植物和驯养动物的历史道路，在生产生活的某些方面开始变被动为主动。但是我们对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进步也不能做过高的估计，虽然人类的智力有一定进步，但总体上仍然处于被动地适应自然的阶段。即使在作物驯化和动物驯养过程中，人们也是将它作为弥补食物的一种特殊手段对待，并未经过刻意的设计，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原始人群被动的适应自然的角度重新考察农业起源问题。

[1]AlbanDefleur,TimWhite,etc，NeanderthalCannibalismatMoula-Guercy,Ardèche,France.Science,286(5437),1Oct1999:128-131。

[2]KennethL.B.,CourtlandL.S.,StephenM.D.BrainSize,CranialMorphology,Climate,andTimeMachines,CurrentAnthropology,1984,25(3):301-330.

[3]（俄）雅·雅·罗金斯基、马·格·列文著，王培英，汪连兴、史庆礼、贺国安译《人类学》P376，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

三、季节性饥荒与农业起源

农业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条件，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世界上许多地方出现农业发生的遗迹就说明了人类发展进化的一致性，即在可能的条件下人类会达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或状态。这些条件可以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去寻找。从内因看人类自身的进化为农业的发生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没有人的进化发育即使条件再适宜也不会有农业的发生。晚期智人阶段气候趋冷使季节性饥荒的问题更为突出，为了解决季节性饥荒并避免食人悲剧的一再重演，古人类开始了动物的驯化驯养和植物的栽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此作为采猎经济的必要补充，从而导致了农业的发生和定居生活方式的最终形成，驯化驯养动植物和采集渔猎一起成为当时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因此，农业的发生还应该继续前推，以距今5万年到1万年的时段为宜。

晚期智人中经常遭受季节性饥荒的人群应当生活在气候变化分明，冬季出现极端寒冷天气的地区。农业不可能发生于两极地区，也不可能发生于赤道周围地区；农业发生的区域只能在温暖地带寻找，考古学中发现的与农业起源相关的人类遗址一般都具备这样的区位条件，[1]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季节性饥荒与农业发生之间存在作用关系。20世纪40年代，英国史前史学家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Clark）在考察英国东北部1万年前的采集——狩猎遗址时采用孢子花粉分析技术研究了古代营地中发现的花粉和红鹿角碎块，结果表明斯塔卡（StarCarr）遗址只是春季和夏季才有人居住。[2]迁徙活动是季节性饥荒发生后晚期智人的基本选择。

晚期智人在季节性饥荒压迫下冬季无充足食物供应，即使四处寻觅也鲜有所得。季节性饥荒条件下的迁徙活动可能存在区域差别，迁徙活动的周期、方式等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环境，居住在一些条件优越地区的远古居民甚至可能不需要迁徙也能越冬。生活在中国西北地区远古人群经常遭受季节性饥荒威胁，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地区的历史气候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时而干冷，时而暖湿，干冷时以荒漠草原植被为主，温暖湿润是森林密布。而距今10~1万年时，气候以干冷为主，植被类型主要是荒漠草原。[18]在河套人遗址中发掘出与荒漠草原生态环境相一致的野兔、刺猬等动物遗骸。[19]（P160）在距今1.8~1万年时气候变冷的幅度更大，一些典型的北方型动物已经南侵到长江以南地区，如拟布氏田鼠、棕熊和仓鼠等。[9]（P177）中国东部地区的情况可能要好于西北地区，因为在同时期的山西峙峪遗址中发掘出了冰期动物披毛犀和代表沙漠草原植被的刺猬化石，[19]（P154）而北京山顶洞人的遗址中并没有发现披毛犀、猛犸象等冰期动物，相反倒有花面狸、猎豹、真象等林栖性和喜暖性动物。[19]（P147）生活在条件较差地方的晚期智人在冬季寒冷时节就要迁移到另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生活。

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他们既不会单独依赖采集生活，也不能通过渔猎获得全部的食物，在驯养驯化动植物以前他们的生活内容以采集为主并兼营渔猎。采集和狩猎活动在寒冷的季节里是很难获得足够的食品，特别是采集活动受到冬季寒冷气候的影响几乎全部停止。民族学材料证明，生活在非洲的俾格米人以狩猎采集为生，狩猎活动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狩猎所得并不丰厚，还需以采集的果实来弥补生活之所需，其弥补的食物数额约占他们生活食物总量的70%以上。[5]（P20）正是因为冬季采集活动的中止才给原始先民的生活以致命的打击，因而出现了夏秋时节食物供应充裕，冬春时节食物极度缺乏的现象。这时候人们便陡然感觉到“禽兽不足”（《白虎通·号篇》）、“行虫走兽难以养民”（《新语·道基篇》），生活处于饥寒交迫状态。

晚期智人阶段的季节性饥饿，迫使人类由被动的适应环境而转向采取一些主动的措施求得生存，生存的手段是驯化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这一阶段必然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才会将野生的植物驯化为半野生状态并进而培育为栽培植物。晚期智人遗址中发现的各种野生动物很可能既是其狩猎对象，但同时也是其驯养对象，只是经过长期的尝试以后，人们才逐渐将驯养的重点集中在易于利用（如狗）或性情温顺的几种动物（如猪、马、牛、羊、鸡）身上，所谓“拘兽以为畜”（《淮南子·本经训》）即发生于这一阶段。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所能利用和畜养的动物也处于半野生状态。这一阶段人类赖以谋生的手段主要是采、伐、捕、捞，有些学者认为采集活动在原始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有学者则认为渔猎为主要经济部门，但在一般气候条件下和春夏秋三个季节中采集渔猎的作用和地位更多的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如此区分主次产业难免有所偏差，倒是在严寒的冬季狩猎活动重要性陡然增加，狩猎和捕鱼的比重增大，采集经济出现衰退，男子的权威地位才得以因此而确立。

环境条件的差别导致了古人类的区域性生产和生活特征。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生活也呈现出了显著的南北差异，即以狩猎为主的北方经济和以采集为主的南方经济，反映了寒冷气候条件下采集经济萎缩，狩猎经济扩张的发展趋势。一些考古资料直接支持了这一推测，旧石器时代晚期使用的狩猎工具普遍出现明显的改进和改良，工具的制作技术也有显著进步。峙峪人用于狩猎的石镞十分锋利，虎头梁文化中也发现有比较尖利的石镞类工具，下川文化中发现的大量石镞是用比较先进的压制法制作而成。同时，骨器制造水平也有提高，辽宁海城小孤山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有双排倒勾的骨鱼叉，山顶洞出土了用青鱼眼骨制成的装饰品，小孤山遗址出土了距今2～3万年的精美的骨制品和装饰品。

在距今1～4万年间的克罗马农人洞穴里或岩棚下留下了人类最早的艺术品，[20]（P101）遗址中发现的艺术品中全部反映的是动物的生活图景而没有植物图画，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为此感慨地说：“从动物装潢变迁到植物装潢，实在是文化史上一种重要进步的象征——就是从狩猎变迁到农耕的象征。”[3]中国的山顶洞人生活在一个面积为90多平方米的洞穴中，十几个人共同居住在一起。洞里自然分“上室”和“下室”，上室是他们的住室，位于洞口；下室是他们的墓地，位于洞的深处。他们在山顶洞周围的广阔地区狩猎、捕鱼、采集，猎物主要是兔、赤鹿、斑鹿、野猪、羚羊、獾、狐狸等大小野兽，有时也能捉到鸵鸟和其他鸟类，他们还能捕获长达一米以上的青鱼。他们还要采集植物果实和块根作为辅助的生活资料。正是因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对狩猎活动给予特别关注，才促使了驯养野生动物的进一步发展和个别家畜在定居农耕生活出现以前就得到成功饲养。因此，家养牲畜的出现早于栽培作物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栽培植物和驯养的动物提供的食品比例越来越大的时候，原始人群遂择地而居，脱离了采集渔猎生活，进入了农业社会。在由采集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起点，只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同样地农业的发生也没有一个明确地起源地，旧石器时代晚期很多部落可能逐渐向农业社会转变。这些部落居地周围环境中可选择的动植物资源丰富，特别是生存有各种草食性动物和籽粒丰硕的植物；他们生活地域开阔，周围有其他部落或群体，能够与外界进行经常性的联系，便于信息的交流和传播。苏联学者H·N·瓦维洛夫在研究谷物农业的起源问题时指出：谷类作物的祖本，既不是生长在草原荒漠地区，也不是生长在肥沃的河谷地带，而是生长在亚热带的山前地带和丘陵地区。[4]这些地方地势比较平坦，多有湖泊沼泽，草木茂盛，动物经常出没，便于人们从事采集渔猎和栽培植物的生产活动。

在年复一年的寒冬困扰下，作为弥补储积食物不足的应对措施，晚期智人选择了籽粒丰硕的植物予以重点培养，并将收获的籽粒留存到冬春季节食物缺乏时食用。据研究，我国先民栽培的植物种类多达236种，禾谷、豆菽、块根、块茎等20种，蔬菜及调味料作物45种，古树53种，纤维作物11种，经济作物25种，药用植物42种，竹藤类21种，观赏植物19种。[21]其中得到大面积种植的主要集中在几种耐储藏的禾谷类作物上，如禾谷类的黍和粟是黄河流域原始农业阶段的主要作物，水稻则是长江流域的主要作物，除此而外，不耐储藏的水果、蔬菜等只能满足人们的一时之需，在远古人类的栽培计划中仅居次要地位。民族学的材料也证明，在一个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生活居地附近发现生长面积达1000英亩的黍属植物生长地，为当地居民采集生活的基本食物来源。[5]而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碳化黍粟和水稻，也可反证前农业时代黍粟的培植驯化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作业。

所以，农业起源的时间起点不应局限于新石器时代，而需进一步上推，将晚期智人生活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也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这一阶段虽然仅历时数万年，但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却是驯化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的重要阶段，如果要计算人类历史上的产业革命的话，第一次产业革命似乎应该是驯化和驯养动植物，农业的发明则降居其次为宜。

[作者简介]卜风贤（19－），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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