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与李清照愁情词的比较

李煜和李清照抓住生活中感受最深的方面，抒发郁积心中的忧怨烦闷，表达了世人难表之情。于是，他们笔下的愁情呈现出诸多形态。首先，两人前期作品多都抒发了离别伤愁，往往借助于伤春悲秋来表现。李煜前期，处于皇子国主的至尊地位，过着富贵奢靡的生活，但“天教心愿与身违”(《浣溪沙》)，后来，爱子早夭，娇妻西归，兄弟分离等一系列变故使他陷入深深的愁思。他企图用靡靡之音来麻痹自己，但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根本就无法排解他内心淡淡的忧伤，如他的《清平乐》(别来春半)和《捣练子令》(深院静)。前者，词人触景生情，落梅飘落词人身上，“拂了一身还满”，宛如心中挥之不去的离愁。后者，借秋景抒愁情，深院的愁境，风、月的愁景，不眠的愁人，全词没有一字直写离怀，读来却愁情满纸。李清照也是一样，她前期身为闺秀贵妇，生活优裕，夫妻情投意合，而后时光流逝、时序推移，夫妇暂别，使得她时常陷入孤独相思之中，为此写下了不少抒写寂寞愁苦之作。如《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该词以“重阳”为题，抒写佳节怀人之思。全词以“愁”和“瘦”为“词眼”，道出因思念丈夫而终日惆怅辗转难眠之态，“人比黄花瘦”。在阵阵暗香浮动，隐约透着轻愁暮色中，在淡酒的芬芳中，品尝着离愁别绪，品尝着孤独寂寞。再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词中把别后无可排遣的相思离愁表现得淋漓尽致———“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同写离别伤愁，李煜和李清照有着本质的不同。李清照的“愁”是建立在美满婚姻基础上的淡愁，从另一个角度反映的是夫妻之间的情深意浓，苦涩中略带甜美。而李煜作为一国之君，他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有像李清照夫妻之间那种真挚的感情，更不可能有忠贞不渝的平等爱情。李煜作这些，毕竟有“男子作闺音”(《西圃词说诗词之辨》)之嫌。其次，李煜和李清照都有亡国深愁。由于时代巨变，国遭厄运，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急转而下，作品中国破家亡的痛恨悲怨倾泻而出，常常流露出对故国的思念。但李煜作为一国之君，对亡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的词中往往是悔恨愁苦交织。此时，他的愁情已不像前期那样清淡缠绵，而是奔涌冲泻:“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子夜歌》)“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浪淘沙》)这般浓烈的愁恨，真可谓“以血书者”［4］。屈辱的囚徒生活触发了李煜无限的亡国愁情。如“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抒发他难以言状、生不如死的无穷悔恨。写于亡国之际的《破阵子》，也表现了他对自己以前不思强国御敌而深刻自责。李煜愁情词中的难解之情，就是对自己昏庸误国的无限追悔，从而生出不尽的浓愁。而李清照作为乱世中漂泊的女子，除了对往昔生活的追念，她的亡国深愁更多的是对南宋苟安统治者的怨愁和对国事的忧虑。她的佳作《声声慢》堪称言愁词之绝唱。梁启超曾评价道:“这词，是写从早至晚一天的实感，那种茕独凄惶的景况，非本人不能领略，所以一字一词都是咬着牙根咽下。”［5］再如她的《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这是词人流寓金华时，面对双溪晚春之景，含泪写的一首悲情之作。那双溪的舴艋舟啊，也无法载动我这深重的忧愁。“物是人非事事休”。漂泊无依、孀居寂寞、晚景凄凉等等这些让词人无限感伤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时代变更、山河破碎的黑暗社会造成的。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到:“她抒的情，写的恨，表面上看来是个人的，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时代色彩和社会基础的。”［6］历经坎坷的李清照，在词中将精神创伤和内心苦痛通过孤苦无依、晚景萧索的枯槁形象含蓄地表达出来，其悲苦难言，无一字不是她历尽劫难后的忧叹，无一处不是她饱经忧患后低沉的倾诉。李清照后期的词融入了其遭遇的深悲剧痛，深沉的反映出乱世中人们的切身感受。

二李愁词的艺术表现风格相似

李煜和李清照的胸中是愁的海洋，但他们言愁并不是任意流露，而是善于体物言情，使愁情的抒发有时是涓涓细流，有时又是波涛汹涌。今人张璋先生说:“婉约词从唐宋以来名家辈出，争妍斗艳，成为传统词风。以往人们最推崇的是周邦彦和姜夔，周词以清丽见长，姜词以清刚取胜，后人奉为圭臬。殊不知在婉约词中尚有一大流派，峰峦迭起、贯穿古今，它的代表人物是李煜和李清照。”［7］又说:“他们的词，虽各有千秋，但风格是相似的。”［8］这些评说极为中肯。他们在抒写愁情的艺术表现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二者在表达愁情时皆率真自然，情真意切，没有半点矫揉造作之态。无论是大是大非的国仇家恨，还是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都缘于他们对生活最切实的感受。李煜言“愁”敢于正视自己的过去，对自己的情感没有半点掩饰。后人评后主词，赞其“非人力所能及”的“天籁”，就在于他“于富贵时能作富贵词，愁苦时能做愁苦语，无一字不真，无一字不俊”(刘毓盘《词史》)。他的《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可以看成是词人彻头彻尾的自白。他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深刻的反省，毫不隐讳地写出亡国悲剧的根源就是他当年的骄奢淫逸，这是何等勇敢与坦率。至于《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往事只堪哀)等，则是“以血书者”［9］。李清照言愁也是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出发，毫无顾忌，淋漓尽致地宣泄在词章中，使人读后有一种寂寞凄清、幽咽哀怨之感。如她的《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开篇就写残花，“日晚倦梳头”的慵懒，继而道出是因为“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词人把自己当时的国破家亡之恨，颠沛流离之悲，无依无靠之苦，婉转地表达出来。那种一言难尽、欲说还休的痛楚，“舴艋舟”也“载不动”的情思，沉甸甸地压在了词人受伤的心坎上。此外，《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声声慢》(寻寻觅觅)、《永遇乐》(落日熔金)等，都是泪千行的人生悲歌，字字愁苦，声声涕泪，无一不是词人人生之愁、国亡之愁的真实抒写。(二)两人都善于使用白描的手法写愁，以清新自然、朴素动人的家常语来打动人心。李煜词中的“流水落花”、“春花秋月”、“往事知多少”、“一江春水”、“不放双眉时暂开”都是白描之语，一经词人点化，便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清代词论家周济说:“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10］说明李煜的词不用淡妆，也不用浓妆，就有一种本色美和自然美。王国维也高度评价说:“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11］也说明李煜词的秀美，不像温庭筠全靠辞藻华丽取胜，也不似韦庄以潜在骨力见长，而是全以奔放自然之笔写纯真任纵之情，丝毫不假辞藻之美，不见着力之迹，表现出一种俊逸飞扬的神韵。李清照的“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独自怎生得黑”、“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人比黄花瘦”、“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等等，都是本色寻常之语，清新明快，流转如珠，平淡本色，绝无半句豪华。她的这种白描手法，就是古人常说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清代彭羡门评李清照的词:“皆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词意并工，闺情绝调。”(《金粟词话》)［12］但是，在抒情方式上，李煜和李清照存在着“率性”与“委婉”的不同。李煜抒发情感“任真直率，如生马驹，不受捉控”(《介存斋论词杂著》)［13］，尤其是他后期的词作，“人生愁恨何能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等，抒愁泻恨的情势直如川流不息的江水。而李清照在感情的表达上，无论是前期的寂寞春闺，还是后期的国破夫亡，多是欲言又止，很少直言相告，极尽回环曲折之能事。如她的《凤凰台上忆吹箫》中“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她不直说她在痴情的盼望远出的丈夫，而是把楼前流水拟人化，说是唯有它在怜念自己，含蓄委婉，曲折幽深。作为女性，李清照长于描写心理活动的曲折过程，多角度描写，层层深入，极富艺术感染力。如《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开头一连十四个叠字，又“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盘”，极形象地表现了词人情绪的发展变化。此外，她还特别喜欢运用连绵词，渲染一种凄凉的气氛，这也是李煜所没有的。

二李愁词表现异同的原因分析

这两位异代词人在抒写愁情时表现出一种异代同抒的相似，除了李清照对李煜的创作有意识地借鉴与继承外，还因为他们都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及相似的人生经历。“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瓯北诗话•题遗山诗》)，特殊的社会境况促成了李煜哀婉的愁情词，而若没有“靖康之乱”或许也不会出现李清照这又一婉约派的词学大家。但他们悬殊的身份地位让他们又分别处在不同的人生境地上。李煜置身于生命无常的视点，仰观宇宙自然的永恒，传达着他对生命本体的感受;而李清照则置身于日常生活，直面社会自然的变幻不定，传达着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作为一国之君的李煜，对南唐的覆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悲剧与其说是昏庸无能，还不如说是由于封建政教责任带来的错位。这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14］的词人“没有政治长才，但有文艺修养;不谙兵戎之道，但通文艺之业;是一个不合格的帝王，但确是一个出色的文学艺术家”［15］。世袭皇权，把李煜这位“心疏利禄”的人推上了政治舞台。经历了人生大不幸的李煜，在反省自己悲剧遭遇的成因时，又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于是，他只能把它归结为自己命运的不偶，把苦和恨看成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李清照，虽身为女性，却有着“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16］清高独立的人格、倜傥有男子气，但她生活在封建社会的种种礼教压抑束缚之中，无疑会感到苦恼不满，渴望自我的解放和国家民族的富强，她的情感和李煜的帝王之尊是不同的。两人都是善于观察和体验的词人，他们都善于运用多种艺术手法使作品充满浓烈的感情色彩。

千百年来，他们的词之所以广为传颂，那震撼人心的力量主要是源于他们作品都饱蘸愁情———哀愁、闲愁、怨愁、离愁、恨愁等等无不显得真挚而饱满，恰如白居易所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煜和李清照以富有个性的词作开创一代词风。在经历了人生变故之后，这两位词人，一改婉约词的闺阁气和脂粉味，于朴素之中显出一种清新的美感，更为人所称道。可以这样说，国破家亡的不幸，成就了这两位大词家，成就了他们那些和着血泪写成的因而也是最动人心魄的词作。“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填词杂说》)［17］，李煜和李清照被后人称为词坛“二李”，堪称为我国词学史上以言愁著称的双子星座。

作者：李朋单位：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连云港财经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