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诚信与政府行为相关性论文

论文关键词：诚信；政府行为；相关性。

论文摘要：社会诚信受制于多种因素，尤其与政府行为相关。本文首先分析社会诚信的逻辑条件，然后分析政府的哪一类行为破坏着社会成员的诚信行为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规范政府行为、增强政府信用从而促进社会诚信的基本设想。

近年来，一系列有损诚信原则的事件接连发生，整个社会陷于前所未有的“信仟危机”。社会诚信的严重缺失，极大地抬高了社会运行的成本，滞碍了社会组织系统的发展成熟，使社会交往方式朝原始方向退化。诚信已成为仅次于腐败的引起全民关注的第二大热点问题社会诚信受制丁多种因素，而尤其与政府行为相关，本文即拟就此试作分析。

一、社会诚信的逻辑条件

诚信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道德行为规范。孔子就曾说过:“民无信不立”。然而，尽管有思想家的反复倡导，但诚信并没有成为社会的普遍性行为倾向，社会中的失信现象依然比比皆是。

让一个人讲诚信、守信用的逻辑条件到底是什么?

在分析社会诚信的逻辑条件时，我们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人性假定；其一，人从本质上说是一具有自利倾向的经济人，他总是在寻求自我效用最大化，自利是他支配行动的最终价值原则；其二，具有自利倾向的经济人不具有任何道德意识，他不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也无从对行为的善恶作道德评价。因为如果假设社会中的人已有了某种道德动机，已经采取道德立场或接受了道德原则，那么诚信作为一种社会美德自然就会被人们所接受而成为人们的一种自然行为倾向。

基于以上的人性假定，笔者认为，社会诚信的逻辑条件是:

1．把诚信植于人类白利天性的本根上，从自利的人性中获得诚信的生存基础和内在动力。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清楚地洞察到自利人性的巨大作用，指出人的自利本性不仅是个人实现其利益的不竭动力，也是他人和社会实现其福利的外在条件。我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也曾强调:“人是自利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由此，人类才有r最终的火同世界的理想)如果人是利他的，则任何理想都不叮能建立起来”因此，人性自利并没有错，甚至根本不在对错评价的范畴。自利的人性近乎天然，实现这种人性的形式才是社会的和历史的。同时，自利的人性因其近乎天然而具道德属性。人类的道德如同法律，从根本上说不是为矫正自利的天性而设，而是为更好地实现自利而设。自利的人性诚可谓是确保诚信美德实现的最深层的基础性条件。

2.信用信息的有效传布。

深人分析我国经济社会生活，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就是否守信是有行为选择的。守信与否的行为选择与社会结合的关.系紧密程度以及以社会关系为沟通渠道的信息传布有很大关系、凡是社会结合关系紧密以及相应的信息传布比较畅通的社会生活系统，人们往往比较注重守信。因为一个人干了坏事，所以很快让所有人知道:人类学研究表明，在乡村社会，“闲言碎语”是储存和传播信息的主要手段，它对于维持信誉机制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现代社会，行为人的自由度空前扩大，人日流动日趋频繁，社会成员之问的结合紧密程度和熟识程度相对于传统社会和部落共同体都有很大下降，社会的绝大多数交往活动都发生在陌生人之问，双方对彼此的情况郁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这种情况加剧了人际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也提高厂失信行为的安全系数。当一个人能够失信而又不被人所知从而免于失信的任何风险时‘，他在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动机支配下就有失信的强烈冲动。所以要建?l.现代化的信用信息、传布网络，使任何人的失信行为能够最快为尽可能多的人所知，形成撇弃失信者的“联合阵线”，从而使失信者遭受失大任何可以谋利的合作机会的最大惩罚。

3.建立前后交易行为的逻辑相关性。

在市场经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人们往往对老主1顿比较诚信，而对新顾客的诚信度相对低些:之所以有此区别，是因为市场行为人对与老主顾的重复交易有可靠的预期，并看到了从这种重复性交易中获得最大化利益的可能性，因而能自动克制在一次交易中谋取利益绝对最大化的投机性冲动，这是诚信的内在根源。这里，对重复交易的可靠预期是建认在前后交易行为的逻辑相关性上的，没有这种逻辑相关性，人们就不敢一肯定是否会有重复交易，于是就会白动倾向在可能范国内用切手段谋取利益绝对鼓大化。然而前后交易行为的逻辑相关性并非自然具有，它能否建立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是否有确受保护的稳定可靠的产权。产权是一个人对凝结着白己努力的价俏物的支配权和受益权，产权制度是一套界定利益归属、利益关系的规则体系，它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它能为前后两个交易行为之间的逻辑相关性提供坚实的基础。利益最大化的人性倾向使产权成为市场主体最有力的约束。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有财产的人，才会最大程度地顾及自己行为的后果，才会有克己忍性、谋求长远利益的耐心，这是培养诚信最好的心理元素。二是前一个交易行为的公平性。交易是一种两利行为，交易双方都会从交易中获得自己期望的利益，当双方获得的利益被双方认为是大致相当时，交易就具有公平性，这种交易也因此具有可重复。

二、政府的何种行为破坏着社会诚信

诚信既是个人的美德，一也是社会的公共资源，属于社会资本范畴。而政府是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威性力量，是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引领者，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对社会大众有一种强烈的示范效应。在社会诚信建设上也是如此。优良的政府行为叮以大大促进社会诚信建设，使诚信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白觉行为选择；相反，败坏的政府行为则会驱使人们日趋不讲诚信不守信用，这是可以为普遍经验所证实的。在此，我们要从逻辑分析政府的哪一类行为破坏着社会的诚信。

首先是政府定位失准。

政府定位是政府管理首光要解决的问题，政府定位不清或不准，政府管理就肯定难以到位，不是缺位就是越位或错位。而政府无论是缺位还是越位错位，都会破坏社会诚信的逻辑条件，使社会的诚信选择变得不可能。比如从政府的起源上看，政府是源自公民更有效率地保护自己生命财产的普遍性需要，因而，保护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能使命:，政府如果放着这一保护职能不履行，而试图去指学私人如何运用他所拥有的资源，那么，最有助于一个人趋向诚信信用的条件—产权就处于无人保护的危险境地:，而山于缺乏产权对行动范围的界定，人们陷入了“一切人反对?切人的战争状态”，并对任何长久打算缺乏兴趣和信心。在这种战争状态，产业是无法存在的，人们处十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他对环伺着自己的所有人都不能以诚相待，坦诚相见，而必须时刻提防着来自周围一切人的侵袭所以霍布斯说:一个缺乏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没有公正，自然也就没有诚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西方世界的崛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提供了一套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制度，使市场主体毋需担心自己创造的价值会被他人劫夺这种基于政府保护制度而产生的社会信任大大节约了生产经营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与政府缺位相反，如果政府越位行政，政府管制超出市场所必要的最高限度，那么，政府的管制行为也会破坏市场主体对诚信的追求，整个社会的诚信氛围就会变得越来越淡薄。因为在政府过度的行政管制下，市场的不确定性会急剧增加(政府意志和行为比市场趋势更难预测)，而且，市场主体交易权利的进一步实现不是更多地取决于其前期交易行为的道德属性，而是更多的取决于政府的意志，也就是说对市场主体之行为的评价由市场转向政府。在此状况下，市场主体就没有兴趣和耐心去关心虽然有助于树立良好信誉但并不能快速促进眼前利益最大化的交易行为的合道德性，而是把自己的主要时间和精力以及相当一部分资源用干疏通与政府机关的关系上，只要得到政府批准，获得垄断权，市场主体就可以依靠垄断租金生存下去，因而也就无需在意市场和消费者的意见。

其次是政府行为失范。

在政府职能领域，规范的政府行为有助于社会诚信建设；而不规范的政府行为则会破坏社会诚信。这里，所谓政府行为规范化起码包含以下几方面义涵(1)政府行为是有预先颁布的法律作根据的，而这些法律是为所有国民所知悉的，对政府行为，国民能够作出稳定可靠的预期。(2)政府行为要经过一套严格健全的程序，与政府行为相关的那部分国民有权利也有渠道参与这一法定程序，能够了解即将实施的政府行为的全部缘由和利弊得失。(3)政府行为本身有一整套藉以约束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标准或操作规程，如政府信息的规范、行政查处行为规范、保密行为规范等。(4)对政府之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公民还有通过申诉、诉讼予以维护的机制。在规范化的政府行为管约下，公民会有一种因自己的自由和权利确受保障而产生的安全感、稳定感。这种平安的心境使公民倾向于凡事从长计议，追求长远利益，为此而更愿意牺牲一些眼前的利益。于是他会关注白己行为的道德性，力求树立一种优良的公众形象，以获得更多的与人合作的机会。当前政府行为失范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政府在处理矛盾、调节社会利益关系时立场站位有失公正，有严重的部门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在社会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对强势群体照顾过多，而对弱势群体关注不够。政府立场站位的偏斜，必然削弱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而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往往又会延及到对政府所偏向的那个阶层、群体或地区的不信任。二是政府制定有关公共政策时前后左右之间有失协调，存在政策脱节、矛盾和多变的现象。目前我国政府存在权力部门化之弊，许多政策出自部门之手。这些职能部门在制定政策时更多地从本部门出发，制定出尽可能有利于本部门的政策，而且在制定政策时又缺少与相关部门的沟通，所以政策脱节、矛盾或对立多有发生，致使企业和公民不知所从。另外，由于政策制定上的轻率—调查研究不深人，分析论证不充分，方案选择不慎重，有些政策刚刚出台即遭变更。政策相炸或多变，对社会诚信和信用有相当的破坏力，它人为地加剧了生活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市场主体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自然就倾向于追求眼前利益而不会为不确定的长远利益而注重自己的信誉了。三是政府行政信息有失公开。山于我国至今尚未有一部全国统一的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政府信息公开处于不规范状态。现有的政府信息公开存有诸多局限性。四是政府一些行为失信失德。曾有一个时期，我们政府大力推行“承诺制”，政府部门除了把一些属于法定义务本不需承诺就应尽其全力履行好的的工作职责也作了承诺外，还把一些因不确定性因素太多而无法承诺的也作出了庄严的承诺，结果常常不能兑现，失信于老百姓。

再次是政府工作失效。

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的绩效总体上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否则就很难说明改革开放25年来经济社会发展何以会取得如此巨大成就。但是也不容否认，政府行政工作存在局部性失效现象。政府工作失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效能效率低落。一些政府部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存在的问题缺乏敏感性，反应迟钝，行动迟缓，办事拖沓。二是政府的政绩有些华而不实。由于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政绩考评制度，一些政府及其领导政绩追求上出现严重偏差，如不切实际地甚至非理性地追求GDP增长，大搞一些劳命伤财而没有实际价值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更有甚者，有的政府和领导为求政绩突出，不是踏踏实实地真抓实干，而是直接给统计数据掺假。另外，由于政绩考评方法不科学，考评结论不太具有公信力。所有这一些都严重破坏了政府的信用形象，并波及社会的信用体系。

三、培塑政府信用，促进社会诚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府行为、政府信用、社会诚信三者之间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政府行为关系到政府信用，而政府倍用又影响到社会诚信。因此，规范政府行为，培塑政府信用，不失为社会诚信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

第一，准确因应市场规律和社会要求确定政府合适的定位是培塑政府信用的基础。

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能确保资源得到最合理配置、最能激发生产效率的经济型态，市场机制能够提供人类所需大部分私人服务和公共服务，而且，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其所能有效运作的范围将日趋扩大。我们没有必要诉诸人类那些不可证明的天赋权利来确保自己的最大化自由行动范围，而只要基于市场经济的逻辑，公民个人最大化自由行动范围就能稳获实现。当然市场不是万能的，有些公共服务，市场根本无法有效率地提供；市场也是没有良心的，市场并不必然带来公平的收入分配，相反倒有可能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收人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不但会抑制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甚至有可能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因此，社会的利益关系必须有市场机制之外的另一种权威力量的调节，这就是政府的作用。萨缪尔逊说:“我们的市场收入中，应该有多少转移给贫困家庭，这是一个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问题。”另外，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一套旨在界定资本或其他资产如何购买、出售和使用的规则。这套规则虽然源自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之中，市场主体以及市场本身也有维护这套规则的积极性和力量，但它更有赖于政府的保护。政府对产权制度的保护具有由其结构决定的特殊优势。由此可见，市场和社会要求于政府的是特殊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利益关系的调节者、产权制度的保护者。这在亚当?斯密那里就是守夜人政府，在洪堡眼里是消极保护性国家，而在诺齐克看来就是最弱意义的国家。这里，政府的作用就在于提供安全和秩序，使社会中的人能够自由地放心地利用市场机制追求自己的利益、目标和幸福。由于有政府的权威性保护，人们的产权是清晰而又稳固的，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相互之间争吵的根源。再加卜安定的生活环境，于是人们就可以从容计议自己的产业发展，可以为长远的更大更多利益而慷慨地舍弃眼前的蝇头小利，更可以作出讲诚信、守信用的行为选择。也由于有政府以公平为旨向的利益协调，社会的利益差距将局限在秩序和道德的范围之内，富人没有富到足以引起穷人凯觑的程度，穷人也没有穷到要凯觑别人财富的程度。当富人不需要防范穷人，穷人也不必要嫉妒富人，贫富两个群体之间没有彼此算计的机心时，整个社会的诚信和信用不就可以乐观期待了吗?!

第二，法治是培塑政府信用的关键。

人类很早就认识到了合法垄断着暴力的政府所必然具有的潜在危险性，也认识到政府行为因为主事者的易变感情而存在的某种不确定性。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言:“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为了有效加以防范，人类构设出法治的制度安排。因为法律是全没有感情的，并具有最高程度的稳定性，因而法律能够保证政府行为的可预期性和公正性，或者说法律能够迫使政府格守信用。在西方社会，法的主旨就是为政府的权力行为提供凭据和约束，使政府行为不随意、不专制、不专横，从而获得较高的公信力。因此，法是政府信用的命脉所系。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政府，一个对法律不信仰、不遵守的政府，势必是一个不守信用的政府。目前我国法律作为一个事实早已存在，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制体系也基本完备，长期困扰我们的“无法可依”已基本解决。但我们对法的信仰可能还没有形成，法律的至上权威还没有树立，法似乎更多地是针对社会和群众而较少针对政府，公共权力还没有完全置于法律的控制之下，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制而无法治的国度，这是当前导致政府信用危机如此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就曾指出:“对一个视法律为从属物而无权威的国家，我理解出趋于毁灭的悲哀；但当我看到一个法律高于统治者，统治者低于法律之下的国家，这个国家就享有神所赋一予的每一祝福而得救了。”因此，我们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树立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对法律的信仰，树立法律的至上权威。只有这样，法律才不致于僵化为教条，更不致于沦落为权力的工具。当法被所有人尤其是政府官员们深深信仰着的时候，诚信的道德光辉将普照整个社会。公务员之家

第三，政德教育是培塑政府信用的重要条件。

诚信信用本来就属道德层面的规范，是为人类社会所肯定的美德。它虽然可以有外在的制度、法律来确保，但它的根本生长基点却是人内在的道德良心，即人对自己行为之道德性的理胜自觉和心理趋动当一个人经过教育发自内心地认为应该选择道德行为时，外在约束性制度之有无又有什么关系呢?因此，如果说法律、制度是诚信之外在保障的话，那么，一个人的道德良心便是诚信的内在本根。我们只有唤起人的道德良心，诚信的美德之树才能健康成长。因此，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德教育就成了培塑政府信用的重要条件。在这方面，我们凶‘先要继承中国古代官员政德教育的优良传统，充分吸收传统政德教育中的合理因素，并加以创造性地转换:我国占代倡导贤人政治，极为重视对官员的道德教育，并概括出许多义涵丰宏的官德规范，如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恭宽惠信敏，历经几代思想家的提炼才概括出来的“公”“清”“慎”“勤”、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规范无不与政府信用有关，都有助于提高政府的信用程度。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是我们赖以继续前行的基础。除了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我们还要借鉴发达国家从政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四方发达国家并不像有人想象的那样只有冷峻的法治，其实也强调道德建设，对官员也有不低的道德要求。它有别于我们的一个特点是没有就道德论道德，而是把道德要求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使之获得一种刚性约束力。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当然政德教育更关键的是根据新环境、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创新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使政德教育更适应干部队伍的现状，更具有可接受性。这里，政德教育的要求应平实具体，普遍达不到的道德要求不提为宜，因为历史一再表明，超道德往往会流于伪道德。

第四、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价是培塑政府信用的保证。

在民主社会，所有那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都是因其当初的承诺而被人民选中的，他们接受人民的委托，担任政府公职，掌握人民所交给的公共权力，并为着人民的利益和目的而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因此，政府工作最终极的评价尺度就是人民的满意度。中国共产党的旱期领袖有言：“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也。”“凡事之涉及民生利害者，其是非真妄宜听民彝之自择”。邓小平也再三强调，要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英国思想家密尔甚至把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称之为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他们之所以如此强调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终极评价，是因为他们看到，只有人民的终极评价，才能迫使政府对人民的利益需求保持最高程度的回应性和责任性，才能迫使政府信守当初的承诺和与人民鉴订的契约。现在，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和领导之所以敢屡屡失信于民，就是因为缺乏山老百姓来评价政绩的具体制度，以致于他们忘记了自已的承诺，忘记了人民的信托，颠倒了自己与人民之间的委托—关系，因而自然也就不会有对人民的忠诚和信用。因此，我们必须从政治上明确起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明确人民对政府的选择权利和评价权利，并且把这种权利知识化、程序化和制度化。那时，政府的信用就有r最终的保证，社会也将从政府信用中获得最强大的示范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