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惠影响农社探析论文

在对经济活动进行研究时，经济学常常会做一个潜在的假设，即行动者的本质是理性人。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理性就是行动者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理性的算计，包括资源配置、交换等。但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来看，经济行动者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其偏好不一定是对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即可以是利润、收入和福利，也可能是地位、声望、权利、安全感或成就感。而在各种利益相冲突的社会转型期，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同样影响着人们。因此，我们把经济行动者定义为社会理性人，他们虽然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但受到社会关系网络影响或制约，有时甚至可能选择某种非最大效用结果的行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提供经济效益的同时最大的功能是服务，服务社员作为合作社的选择不仅仅考虑是为了实现经济效用最大化。但合作作为一种社会行动之所以能够产生，合作双方必定都是有目的的行动者，都是为了满足相互某方面的利益。而农民专业合作社，正是在各方需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带给各方的收益也不单单是经济方面。

一、互惠的需要

（一）外在环境需求。我国加入WTO后，农业遇到了来自国外具有强势竞争力农业体系的极大冲击和挑战，这种冲击和挑战尽管表面反映在农产品市场开发、进口量增长等方面，但从根本上说是对我国农业产业组织资源配置的一次严峻考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已有93%的生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取消了，改变了原有“大锅饭”的分配方式，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但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张，广泛交换市场的建立，促使了农业结构的调整，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势在必行。我国家庭承包制基础上的农户经营规模过于狭小、高度分散，处于无组织状态，没有能力形成合乎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规模和进行农产品加工运销，仅仅从事一些初级产品生产，为市场提供原料，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低下，属于无竞争力的弱势阶层。这样，数以亿计、超小规模的农户要真正与大市场接轨，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进行生产，必须通过联合，建立整体进入市场的中介组织，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当前许多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也反映了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中国农业发展为适应市场经济大环境，一定会走向组织化道路。

（二）农户的需求。家庭承包责任制度的建立，使农户经营直接面对市场，根据市场需求配置产品，进入市场交换，成为农村社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积累与发展的市场经济主体。这个群体生产规模小，经营行为高度分散，经济实力薄弱，抗御市场风险能力差，单个农户难以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信息，把握市场变化，生产经营活动难以避免盲目性，农户小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增加了农业生产的信息成本和风险成本。同时，由于分散的小农户是以极小的份额进入市场，交易成本高，交易方式落后，信息掌握不全面，与组织化的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等交易对象相比，谈判力量有限，使农户在市场中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造成不必要的利益损失。

同时，由于现代农业的推广，市场需要更加专业化的产品。而我国农民仍然从事单一的农产品原料生产，农业生产同其产前、产后部门没有联成一体，农民不能分享产前和产后的利润，使农业实际上只限于种养业，相对于二、三产业效益低。而二、三产业的发展对专业化和规模化的要求更加严格，对于信息闭塞的单个农户来说，进入二、三产业和效益高的种养业的门槛相对较高。对技术的缺乏和信息的匮乏，把农户挡在了现代农业的大门之外。

根据对现阶段我国农户合作需求的调查，在市场竞争中，农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面临多项困难（表1），缺资金、技术、市场信息和农产品经济效益太低是制约大多数农户生产经营的突出问题。此外，还有1/4的农户面临产品销售困难和生产资料购买的主要困难。可见，小农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困难重重。因此，在无力解决市场竞争中面临的各种困难时，83.9%的农户认为需要和非常需要有专门组织提供社会化服务。（表2）

（三）带头人的需求。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过程中，其带头人的角色通常是由专业大户扮演的。这些专业大户有的在农村当过基层干部，有的是返乡务农的青年人，他们的共同点是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和文化知识，在某一领域有特殊的专业技能，见识较广，对新事物接受能力较强，这群人一般被称为“能人”。这些人在创建合作社前，往往已经在某一生产领域或销售领域做出了成效，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专业技能，在群众中有威信，有号召力。

作为已经成为当地某一领域的专业大户，需要通过合作社进行合作的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

1、扩大规模，形成产业。武陟县绿康牛业合作社是焦作市第一家专业合作社，其前身是宁郭镇养牛协会。创建人买立丰高中毕业后，在找不到赚钱之路时开始钻研养牛技术，到成立养牛协会之前买立丰自己已经养了四五十头，成为当时村里的养牛大户。问其怎么想起把大家组织起来，一起养牛，买立丰的回答代表了一些专业大户的想法：“挣钱没有个头，好生意挣个两三年不中了，人一辈子能挣多少钱。人得看得长远点，钱得大家挣大家花，这样生意才长久。”

四五十头牛对于一个养牛的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但如果放在一个行业里看显然微不足道。然而，如果能让周边的老百姓都来养牛，甚至把一个地区养牛的人都联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收牛的企业直接对话，减少贩牛者的中间利润，甚至可以防止收牛方恶意降低价格，有利于稳定当地牛价。当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可以从养牛发展到屠宰、深加工等，形成一个产业链，这比“孤身一人”的规模要大得多。对于目前还达不到形成产业基础的生产大户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号召周边群众，扩大规模。

2、自我实现。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不同层次的需求。最低层次的需要是生理需要，是一种随生物进化而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最高层次的需要是高级的需要，是随着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体系分为五个层次，从低到高分别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生理的、安全的和社交的需要属于低层次的需要，这些需要通过外部条件就可以满足；而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高层次的需要，是通过内部因素才能满足的，并且一个人对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无止境的。同一时期，一个人可能有几种需要，但每一时期总有一种需要占支配地位，对行为起决定作用。当一个人处于温饱阶段时，最需要的是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在小康阶段时，最重要的是社交需要和尊重的需要；富裕阶段最为重要的是自我实现的需要。

在合作社的创建过程中，不论是绿康牛业合作社的买立丰、豫北黄河鹅业合作社的何公玉，还是富源养殖合作社的贺万福夫妇，都有相同的一点，愿意为当地的老百姓做点事，带领大家一起走上富裕的道路，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因此，在合作社的建设中，创建者自己也得到了最好的自我实现。

二、合作社建立之初的博弈分析

（一）“智猪博弈”的内涵。从一个理性行为人的角度看，合作社的成立对农户和创建人双方都是有利的，双方应该极力促成。但现实却相反，面对创建人的热情奉献，农户却有些冷漠。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现象，我们研究借用了博弈理论中的一个概念——“智猪博弈”。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建的最初过程中，不是我们通常见到的“一报还一报”的博弈形式，而是根据其自身的特点，总有一个创建者的大户的带头，形成了这种特殊的博弈过程。

智猪博弈讲的是有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住在同一猪圈里，猪圈的一侧放着猪食槽，另一侧安装着一个控制猪食供应的按钮。按一次按钮，有8个单位的食料进槽，但要付出2个单位的成本。若大猪小猪同时到达猪食槽，大猪吃到5个单位的食料，小猪吃到3个单位的食料；若大猪先到，大猪吃到7个单位，小猪吃到1个单位；若小猪先到，大猪小猪各吃4个单位。它们谁会去按按钮呢？

首先，这一博弈的三个要素是：参与者——大猪和小猪；策略——每头猪都有“去按”、“守候”两个策略可选择；支付——对大猪来说，如果采取“去按”，那么可能吃到5个单位也可能吃到4个单位，最终结果取决于小猪是“去按”还是“守候”，扣除2个单位的成本，实际支付可能是3个单位或2个单位；如果是“守候”，则可能吃到7个单位也可能什么也吃不到，要看小猪是“去按”还是“守候”。对小猪而言，如果“去按”并且大猪也“去按”，那么吃到1个单位，或者大猪采取“守候”策略，那么付出2个单位却只吃到1个单位，支付为－1；如果“守候”同时大猪“去按”，那么能吃到4个单位，但若大猪也“守候”，则大家只能挨俄，支付都是0。用支付矩阵表示：（表3）

这个博弈的均衡策略组合是（去按，守候），即大猪去按而小猪守候在食槽边。这里，大猪劳动反而少得食而小猪不劳动却得食，小猪搭了大猪的“便车”。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合作的建立和“智猪博弈”极其相似，作为合作的号召者，我们发现不是极度需要合作的农户，而是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大户。如果设定合作成立后可以得到8个单位的收益，大户可以分到5个单位的收益，农户可以分到3个单位的收益，只要一方促进合作，合作就能形成，但选择“促进合作”的一方要付出2个单位的成本。如果大户和农户同时选择“促进合作”则分摊2个单位的成本，但只要合作成功，双方都要承担一个单位的市场风险。他们谁会去促进合作呢？

首先，这一博弈的三个要素是：参与人——大户和农户；策略——双方都有“促使合作”、“维持现状”两个策略可选择；支付成本和承担风险——对大户来说，如果采取“促进合作”，除去支付成本和承担风险的费用，可以获得3个单位或者2个单位的收益；如果选择“维持现状”，除去承担的风险，则可能得到4个单位的收益或者合作不成功没有收益。对农户而言，如果采取“促进合作”策略，除去支付成本和承担风险的费用，可以得到1个单位的收益或因支付成本和承担风险而没有收益；若选择“维持现状”，则除去承担的风险，可以获得2个单位的收益或者合作不成功没有收益，用矩阵表示如表4。对于农户来说，获得最大利益的选择是“维持现状”。因此，博弈的均衡策略是（促进合作，维持现状），即大户促进合作，支付合作的成本，农户则“搭便车”得到了和大户一样的2个单位的收益。（表4）

合作社的建立是大户一方积极促成的，农户对合作虽然有很大的需求但受农耕文化和对创建人和合作社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合作的确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合作双方同样经过了一番博弈。

（二）合作社建立中的利益博弈。合作社的建立首先解决的是合作双方的利益问题，正是由于合作能够给彼此带来利益最大化，合作才得以建立。但即使有利益作为合作的支持，在合作社建立初期，创建人依然通过一些“计策”让农户“心甘情愿”地加入。

1、明确利益，从实惠入手。为了合作的建立，创建一方清楚地告诉合作另一方合作后利益的变化，用事实向农户展示、分析合作建立和不建立给对方带来的利益变化。农户相比于合作社的创建人，并不是完全的“理性人”，在思想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仅仅用各种理论分析合作社建立对农户、农村的好处，农户并非会全盘接受。但从其最关心的供应饲料、防疫、销售入手，直接解决农户最棘手的问题，则更容易使农户接受。

案例1受访人：买立丰，绿康牛业合作社创建人，现任理事长

访谈时间：2006年12月5日

那会儿周围的各个县都有养牛场，但这几个养殖场中我们家卖的牛价格最高。有时候收牛的要的牛多，我还去收过他们的牛，我赚了他们的钱还告诉他们，让他们清楚我收他们多少钱，我又卖了多少钱。他们都知道我卖的牛价最高。我说如果你们愿意咱们大家合伙干，那价格就稳定，如果要是不愿意合伙，我就让你知道我赚你钱了。现在，只要加入咱们合作社，咱们买牛的价格都是统一、公开的。为了解决大伙的实际问题，合作社还设立了饲料部，自己购买原料，自己配制饲料，每吨节省500元。

案例2受访人：贺万福，博爱县富源养殖专业合作社，现任理事长、下磨村村支书

访谈时间：2006年12月4日

合作社建成后，与上海市大场肉联厂、广州生猪批发市场签订购销合同，发动三户买汽车直接运输，并按照统一供种、统一供料、统一防疫、统一销售的方式经营。在供种过程中，用公益金进行补助；统一进的饲料每吨低于市场200～250元；全社设一人专业防疫；在统一销售中，社员的生猪销售价格比非社员的猪价每斤高0.1元至0.15元，合作社每销售1头非社员生猪，收取代销费2元。为减轻社员负担，合作社统一组织社员的农田生产，社员承包的小麦、玉米收割，平时浇地、打农药，都由合作社集体组织，费用由合作社按股承担。合作社每年底进行分红，每股分红额的30%～50%作为留社抗风险，其余50%～70%社员拿走，2005年共分红45万元。

2、“小恩小惠”，从小事入手。合作社建立最初大约是在2000年，那个时候由于农业税没有取消，村干部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冲突较大，现在虽然冲突已大大减少，但农民对当过干部的人总有一些隔离。对于曾经当过村干部的豫北黄河鹅业合作社的部分理事成员，并没有因为干部的身份使农户更容易接受合作，而是从细微之处，发挥“示范效应”，消除农户的抵触情绪，激发其好奇心和模仿的心理，并当农户处于危难时，及时地帮助，使其事半功倍，促成了合作。

案例3受访人：何公玉，豫北黄河鹅业合作社创建人，现任理事长

访谈时间：2006年12月4日

我2002年退休后为照顾老父亲回到老家大许庄，看到家乡贫困落后的样子后，希望带动家乡走上富裕的道路。和当时的村支书许继通等人商量后，经过考察，认为养鹅是一个投资少、见效快，能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好项目。但有了好项目如何使村民们积极响应成了当时的第一大难题。村委成员没有让村民强制执行，而是不做解释地在自家地里开始种植牧草共50亩。村民看看好好地里种上了草，都觉得很奇怪并暗暗关注起来。第二年春天草长出来后，我和许继通等人购进了1000只品质优良的四川白鹅。村民看到我们开始养鹅了，心想不能什么好事都让他们占了，也开始投入到养鹅的行列中。但这时的村民选择的品种是本地鹅，因为本地鹅便宜，很多人还放言道：“别看他们精，进的鹅苗比我们还贵。”3个月后我们养的鹅开始出栏，因为四川白鹅个头大、肉肥、毛质松软，几家收鹅的人都闻讯而来，但他们都表示只收四川白鹅，不收本地鹅。这时村民傻了眼，鹅卖不出去，每养一天就是一天的损失。因为我们的初衷是让老百姓和我们一样养鹅，但如果这次老百姓赔了，我们的计划也就等于失败了，所以我们就和收鹅的人进行商谈，只要收本地鹅，四川白鹅可以便宜卖出，如果不收本地鹅，四川白鹅一个不卖。三家收鹅的人有两家同意了，我们大许庄的鹅也就全部卖出了。村民也就是从这次卖鹅事件中渐渐接受了我们提出的养鹅计划，认为我们选的品种在市场上有销路。

3、资金支持，从源头入手。对于那些有合作需要但没有合作能力的农户，合作社则是从根源解决，帮助他们进行低息贷款，甚至进行个人帮助。

案例4受访人：张国栋，绿康牛业合作社社员，南更村村民

访谈时间：2006年12月6日

俺是南更村的，和立丰不是一个村的。那会知道立丰养牛养的好，他去俺村收牛，俺跟他聊过，俺也想养牛但没有钱，又怕有风险。和立丰聊了几次，立丰说：“我给你两万块钱，如果你养了这批牛不挣钱的话你想干啥干啥，不管你，如果挣钱咱一起干。”然后，立丰帮我进牛、防疫，还帮着销售，养了八个月，就挣了一万八千块钱。我已经把本换给他了，现在都发展到五六十头了呢！听说现在合作社还管担保，其他人在信用社贷款是九厘多，咱合作社的成员在信用社贷款才七厘多。如果社员钱周转不开又急着用，合作社还能先垫上，根本不用担心没本钱的问题。

互惠本身是根植于潜在的文化机制之中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表现。中国传统的互惠文化讲究的是“礼尚往来”、“知恩图报”，这对中国人的行为具有约束、限定和支配作用。在人际互动中，只要一方当事人给了另一方有价值的东西，在道义上就有迫使另一方施以互惠的理由。它不仅普遍地存在于个人的意识层面里，而且也存在于个人的意识层，并对于社会人际关系具有约束力。合作的一方对合作的另一方“施”以上述的某种形式的“优惠”后，另一方会一有机会就用另外的形式进行“回报”。这种互惠潜在的文化规范维持了人际关系的稳定，也为信任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在当今利益多元化、竞争激励的世界，能使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达到统一的只有双赢战略，它是以双方的存在为前提，以互惠互利为目的，着眼于长远利益，通过合作谋取共同发展。

三、互惠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影响

当社会行动者期望实现某一目标，但缺乏必要的技术和能力时，他会尽力寻找具有相当技术与能力的其他行动者，利用他们为自己服务，并以支付报酬作为交换手段，这就是社会行动中的委托－关系。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社员之间的关系从某种层面来说正是这种委托－关系，社员缺乏选种、防疫、销售等方面的能力，而合作社的创建者却掌握这方面的技能，社员向合作社交纳一定数量的管理费（有些合作社直接收取，有些以公积金的形式扣取），合作社代替社员进行选种、防疫和销售的事项。农村曾经出现过的农民经纪人，有些地方俗称的“二道贩子”，和农户建立的就是“委托－”关系，在替农户销售产品的同时收取一定的佣金；而合作社则为农户提供了更全面的服务，收取的费用也更加低廉，并且与社员之间是一种“亲近的关系”。

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这样剖析亲近的关系：行动者甲已经将行动者乙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其结果，甲作为乙的人行动时，便不需要乙（委托人）的监督，甲需要的报酬也仅仅保持在“按需支付”的水平上。由于甲的利益就是乙的利益，因此甲的行动总是有利于委托人的利益。甲和委托人一样，会时时避免浪费、低效以及官僚作风等种种委托人应时刻提防的问题。而通过对合作社的研究可以发现，创建人多数已经成了合作社的理事会成员。合作社作为一个组织，理事会成员是这个组织的领导者，但如果从法律层面来看，理事会成员和社员之间是人与委托人的关系。农户加入合作社，向合作社交纳管理费或者投入股份，把对合作社所从事专业的原料采购权、防疫、销售等都转交给理事会管理。理事会成员受社员委托管理合作社，同时与社员具有共同利益。这种亲近的关系有利于合作社的发展，减少了委托－关系中监督与控制的成本难题，使两者为了达到共同的利益最大化，为合作社全力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