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鹿奶粉谈企业的责任

【摘要】目前，三鹿奶粉事件成为热点问题，引起了人们对民生的关注，也引发了法律界人士的深思，责任、道德、权利和义务面临着现实拷问。本文从几个方面谈谈三鹿事件的现实法律问题，也希望各界通过对该事件的反思，使我国法治建设进一步走向完善。

【关键词】三鹿事件道德责任法律诚信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事。近段时间，“三鹿奶粉”震惊中国，之后又爆发了“三聚氰胺“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时间，中国谈“食”色变。事实上，食品问题远不止这些，中国的食品问题由来已久，对市场造成极大的伤害。从“三鹿奶粉”层层剥开来看，令人震惊的是一些企业道德的沦丧，对社会应负一定的责任。近年来，有关部门在食品安全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也应该看到还存在不少问题，食品工作仍然责任重大，任务繁多，应当采取相应措施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保障社会的发展。

有关食品安全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化肥、农药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残留在农产品中，这些一旦摄入体内，可以诱发多种疾病，严重的话导致神经失常。

二重金属污染它属于化学污染，主要是巩、铅，在人体内产生毒性反应

三假冒伪劣商品这些在广大农村地区肆意横行，对消费者造成损害

四毒素污染主要来自自然界，其危害性相当大，严重的可以使人窒息而死亡

有关食品安全的“症结”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管理体制不顺，职能交叉导致执法效能不高

二食品安全检测装备分散，难以发挥效用

三农产品尚未实施有效安全准入

四部分经营者和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薄弱

我们由“三鹿事件”可以引发几点思考

一从刑法角度看这涉及法人的责任。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简言之，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主体资格的社会组织。法人犯罪较之自然人犯罪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犯罪形态，它涉及主体面广、案件查处难度大、近几年增速很快。97年刑法明确了法人犯罪的存在，并确立了双罚制为主的原则。双罚制正确把握了单位犯罪的理论，使得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更加科学。单位犯罪是单位组织作为一个人格化社会系统的犯罪，是自然人和单位组织紧密结合的有机整体的行为。因此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应该包括对单位内部自然人和单位两方面的处罚[1]。因此，法院认定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其罚金人民币4937.4822万元，对公司高管人员也判处了相应的刑罚。当然，由于单位犯罪的情况具有复杂性，其社会危害程度差别很大，一律采用双罚制原则，并不能准确体现罪责相适应原则，故对少数几种单位犯罪采取单罚制，如第244条“强迫职工劳动罪”、第161条“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162条“虚假破产罪”只处罚直接责任人员。

二从民法的角度看这涉及到诚实信用原则，诚实守信原则在民法中被奉为“帝王条款”，它确立了当事人以善意方式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行为规则，在处理纠纷中有弥补法律漏洞的功能。三鹿作为知名品牌伴随很多国人成长，不是发生这个事情，人们对三鹿品牌的信赖可能还会继续。笔者要谈的是广告业存在的一个问题，部分人没有亲身体验过代言产品，甚至根本不知道这种产品的样子，却为这种产品做代言人。如自己本来天生丽质、身段苗条，并未使用过减肥产品，却给公众推销某减肥药如何效果显著。在欧美国家，名人代言被视为“证言广告”和“明示担保”，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为温州民营企业代言法派西服[2]，事实上法派西服的品质也是相当优良的。但明星代言广告一旦构成误导，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国一位电视主持人吉尔贝就曾经因为做虚假广告而锒铛入狱[3]。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做广告的名人必须是产品的直接受益者或使用者，明星在代言广告之前也是慎之又慎。建议我国立法对明星代言广告进行规制，除非其能证明使用过某产品并对品质做出明示担保，否则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从经济管理角度看，作为现代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源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作为一个概念最早由美国的谢尔顿（OliverSheldon）于1924年提出，到1953年鲍恩在《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进一步明确现代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ionSocialResponsibility，简称CSR）的概念。现代公司的出现形成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这种分离的管理模式催生了管理者资本主义挑战自由经济及其所信奉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从而产生了现代公司社会责任的思想。“赚钱行善”成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通俗理解，尽管不断遭到自由经济思想家的批评，但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企业社会责任仍然逐渐成为一种主流思想，并在实践中被广泛运用。[4]企业社会责任也是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使命，作为一种国际普遍认同的理念，要求企业在创造利润、为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员工、社区、环境的责任。通过三鹿事件，我们看到了某些大型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效益很好的一个企业，却置生命于不顾一味地赚钱。更令人不安的是问题奶粉并非三鹿一家，众多企业缺乏社会责任足以让国人惊醒。

从“三鹿奶粉”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企业的“无德”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百姓对“问题奶粉”议论纷纷，不少消费者因此疑惧丛丛，这一件事损坏了市场经济的秩序，挑战了社会文明的底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我们的社会以人为本，决不能放任见利忘义的行为，决不允许基本道德的失守。企业的“无德”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诚信，诚信是社会契约的前提，道德是商业文明的基石，没有诚信，社会不可能正常运行，市场基本秩序无从存在。如果诚信缺失，道德败坏，是非不分，文明底线失守，再好的制度无法生效，再快的发展也会出问题。

我们从“三鹿奶粉”事件来谈谈企业的社会责任

一、毒牛奶事件充分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重要性

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包括不少上市公司，追求短期经济效益，漠视道德，丧失诚信，导致社会责任缺失的现象层出不穷。毒牛奶事件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所必然出现的现象，这是我们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保护消费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权益工作的良好契机。西方国家也同样经历过这个阶段。

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社会各种企业不道德经营行为猖獗，使得商界丧失了约80%公众的信任。企业活动造成环境污染、两级分化、社会贫困、特别是劳工问题和劳资冲突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指责和控诉。为了改善自身形象，化解与公众的矛盾，西方企业开始全面引入一种崭新的管理理念——企业社会责任。政府、NGO、媒体、行业协会纷纷行动起来，要求企业提供优质产品，关注公众利益与生态保护，注重可持续发展。在外界压力下，并出于自身形象考虑，众多跨国公司开始公布自己的业务准则和道德规范，对供应链实施社会责任管理并公布了他们上下游工厂的名册与地址，公开接受世界各地公众的监督。

上世纪70年生的“雀巢奶粉”事件可给我们一些启示。二战后发达国家新生婴儿呈下降趋势，第三世界就成为雀巢的主打市场。随着母乳喂养比例的下降，人们开始讨论奶粉喂养与婴儿死亡率上升之间的关系，加上当时出现的产品质量问题（带菌污染），公众、媒体、宗教团体及一些民间组织发起了一场抵制“雀巢奶粉”的行动，甚至有人指责其为“婴儿杀手”。此行动由英国、德国蔓延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抵制产品从奶粉扩大到巧克力、咖啡等多种雀巢产品。这场行动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以雀巢的让步而逐渐平息。雀巢在其包装说明中强调母乳喂养的优点，不再向医务人员送礼品，不向有能力喂养孩子的母亲发放试用品等。

一个社会过于强调物质追求，一味强调在商言商，不惜代价竞争，不顾社会责任的企业就会难以维系。如近年来频频发生的震惊社会的“矿难事件”，危及人生命的“大头娃娃事件”、“华源欣氟事件”、“齐二药事件”和“苏丹红事件”等都让人触目惊心，因劳资纠纷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全社会正在为缺少社会责任的企业付出沉重的代价。危机就是转机，我国社会环境和消费者群体正逐渐走向成熟和理性，毒牛奶事件将推动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有利于我国企业更好地发展和融入世界。

二毒牛奶事件对涉农企业上市将产生不利影响。

从2004年到2008年，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聚焦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问题，十七届三中全会还专门以该议题为中心，出台了创造性政策，这充分说明三农问题在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

涉农企业经营模式有其独特之处，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当地农民脱贫致富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以伊利、蒙牛两家上市乳制品公司为例，其“公司＋农户＋养殖小区”的模式带动了农牧户约60万户、农牧民近200多万人致富，遍布全国的生产基地，进一步带动内蒙古乳业在全国优势的扩大。

然而，当前资本市场对涉农企业的支持不足。2007年国内农业产值是2.8万亿，占GDP的比例是11.2%；而资本市场上，涉农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为1725亿元，占A股总市值的比例仅为0.43％。农业上市企业的规模与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不相称。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公司＋农户”的模式虽然出于对自然灾害及疫情的考虑，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这种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公司对农户的控制力及农产品品质的把握上，当然在与农户的结算（现金交易）及存货盘点上也存在诸多问题，三鹿事件即是在上游原材料的供应上出现了问题。

可以预计，本次毒牛奶事件可能会使监管机构、投资者和中介机构对涉农上市公司的经营模式，业务风险产生更多的担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涉农企业上市产生不利影响。

三、软实力将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企业的竞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头二十年，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硬件的竞争，我的企业有了设备，有了技术、产品，就有了竞争力；第二个阶段是最近十年，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开始强调公司治理，引进“三会”制度与独立董事制度；下一个十年，我们认为企业应注重软实力的提升。企业之间将比拼包括软实力在内的全面的竞争力。为什么制度竞争不行呢？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我们比较注重引进有形的制度，而支撑这个制度背后的道德、文化、价值观不注重引进；二是多注重引进对高管有用的制度，如期权激励等。所以在现实中，制度往往走了样。如托普软件的宋如华，亲自写了“托普宪章”，来人就送一本，但执行起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一些银行什么制度都有，但还是不断发生惊天大案。就本次事件来讲，三聚氰胺解决了，可能还会出现“四聚氰胺”、“五聚氰胺”等，光靠法律、规则来约束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说，财富不是万能的，制度也不是万能的，唯有心灵建设才是永恒的。近来温总理在多个场合都提到企业家除了要会管理、懂经营之外，其身上还应流着道德的血液。

毒牛奶事件从反面充分说明，做人、做企业都必须要有起码的底线，一个企业如果不遵守社会公认的价值观与伦理道德，甚至以牺牲广大消费者利益换取自身的发展，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损人利己的后果一定是损人不利己。

四三鹿事件可以预防吗？答案是肯定的。国家检测部门几天内就检测出有20多家企业生产的奶粉有问题，就足以证明，质量监督不是不可为,与事后处理相比，事前预防不是更符合公众的利益，更符合社会的意愿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提高危机处理能力，是一种亡羊补牢的表现。处理危机，反思比表扬更重要。反思，能够让我们厘清危机形成的原因，了解危机造成的危害，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以避免日后犯同样的错误，避开下一轮危机。而一味表扬将会掩盖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掩盖事实真相，有时虽然也能起到诸如“鼓舞士气”、“看到光明”之类的作用，但“失”大于“得”，最后会在“光明”的虚幻里走向下一个危机。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多吗？人民信任政府、委托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其中一条就是希望各级官员真正关心国计民生的大事情，能够预测、预防和及时处理各种社会危机，保证公民有一个安全、可靠、公平、舒适的社会环境。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发展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体系，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加强食品安全法律建设和管理。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加强国外食品安全法律标准的研究、消化、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相关法律法规。

二加强法律法规惩罚力度，依法加强权力监督，实施对食品安全有效保护。当前食品安全恶化态势原因多多，但是现有法律惩罚力度不够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原因。各级人大应当发挥其法律监督作用，启动监督程序，依法加强监督。

三尽快纠正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不规范、不严密的缺陷，加速建立食品安全标准的体系。按国际标准规程，全面系统的实施先进管理技术，努力提高科技含量，尽快制定我国食品生产质量标准，使我国食品生产流通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四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食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准入法，提高企业进入市场门槛以确保食品安全。食品生产必须具备相应设备、检测手段、仪器、内部质量管理制度；食品出厂必须检验，加贴食品准入标志。从生产到销售每一个环节必须可互相互查，建立诚信档案等等。

食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只要食品部门及相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强化监管和执法力度，提高认识，就一定能保证人们的食品安全，保证社会的稳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尽一份力。面对让人心痛的食品安全现状，我们可以整顿，面对不法的企业负责人，我们可以惩处，面对不作为的官员，我们可以问责。但这一切只是治标，只有加强食品市场的道德建设，才是长治久安之策。亡羊补牢，让我们从现在做起。

【参考文献】

[1]赵秉志主编.单位犯罪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166页

[3]《明星代言责任，国内外差异显著》，法制早报2006年10月9日

[4]王雄文《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诸说及评析》

[5]中国产经新闻《冷漠三鹿倒闭是必然》2009年01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