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英国财政税收史研讨

英国历史上，复辟时期是从有限君主制向议会君主制的转型时期。转型的原因和动力错综复杂，但财政税收变革无疑是主导动因之一。正因此，复辟时期的英国财政税收史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然而，国内学术界却对作为财政税收史研究基础的史学“资料”研究相对薄弱。故此，本文拟对复辟时期英国财政税收史研究的资料略加述评，以期对研究有所帮助。

一、档案资料

原始档案资料对史学研究最富价值。英国大英图书馆、英国国家海军博物馆、英国国家公共档案局等一些图书馆和国家部门的手稿资料，可供研究之用[1]。但囿于语言和资料交流上的限制，这些资料很难为国内研究人员获得。因此，W.A.肖根据原始档案编撰的《国库卷档日志》[2]便成了极具利用价值的档案资料。《国库卷档日志》共32卷，其中第1-8卷是对复辟时期国库和财政署官方档案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这些档案资料按时间顺序排列，既包括各种税收和非税收收入，也包括各类支出项目。W.A.肖在对档案资料系统整理的基础上，每卷都著有一篇极富研究深度的序言，这些序言既能独立成篇，又能合而成书。研究复辟时期的财政税收史，考察复辟时期财政收支状况，探讨复辟时期财政与宪政关系，《国库卷档日志》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M.杰克沃维斯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税收：1118-1688年》也是一部具有档案性质的重要参考资料。该书主要以议会档案、手稿、报告等档案资料为基础，研究了以议会税收为主的“宽泛的世俗补助金”。J.吉布森编撰的《灶税、斯图亚特王朝晚期的其他税收清册和团体宣誓卷档》，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灶税”交纳状况进行了细致的统计梳理，为复辟时期的“灶税”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基础[3]；K.舒尔厄编撰的《人口调查》，借助人口统计学方法和原始档案资料，提供了“灶税”研究的资料和方法基础[4]。此外，还要特别提到G.E.艾尔默的《国王政府官员》[5]和J.C.赛内特的《1660-1870年的国库官员》[6]。两部著作在原始档案资料搜集和整理的基础上，对复辟时期的国库、财政署、关税和消费税委员会等机构的收入支出状况、官员构成、职位等级、任职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是研究复辟时期财政管理不可多得的具有档案性质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通史资料

西方学术界对复辟时期英国财政税收史的研究起步较早，涌现出了一批通史性研究论著。S.道尔的《英国税收和税制史》是第一部对复辟时期的英国财政税收进行一般研究的通史性著作。[7]S.道尔把复辟时期的财政税收史置于英国财政税收通史之中，按照时间顺序，对税收收入和各税种的兴衰演变进行了图绘，并以专题形式研究了直接税、印花税和消费税等税种。不过，S.道尔重史料罗列而轻理论分析，重各税种自身兴衰演变的描述而轻对税收结构的考察，加之成书过早，今天看来“早已成过时之作”。[8]在S.道尔之后，E.L.彼得森的论文《从领地国家到税收国家》[9]，综述和诠释了领地国家向税收国家过渡的有关理论问题，研究的重点即为复辟时期。B.E.V.萨拜因的《税收简史》[10]有一章专门研究17世纪的英国财政税收。他指出：17世纪是财政革命的世纪，世纪之初，国王还有自己的特权和封建收入，直接税仍是一种非正常收入，但到1688年时，“国王自己的收入”开始消失，财政收入以月税及类似月税的直接税和关税、消费税等间接税为主。

还需要特别提到C.韦伯和A.沃尔德夫斯基的《西方收支史》[11]。尽管该书没有专门研究英国复辟时期的财政与税收，而是通过“贫穷的民众，富有的国王：欧洲现代早期的收入与支出”一章进行了宽泛考察，但将支出和收入研究并重的做法，对复辟时期财政与税收史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断代史资料与通史资料相比，断代史研究资料更为丰富。

哈维.E.菲斯克撰写的《1688年革命后的英国公共财政》主要研究时段是“光荣革命”之后，但为理清财政税收发展脉络，特别是各税种的源起，亦辟专章研究了复辟时期的财政税收[12]。该书对复辟时期财政性质和地位的界定是非常有见地的，但由于成书于二战之前，在研究方法上相对滞后，分析力度也稍显不足。

战后，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西方学界涌现出的一大批研究复辟时期财政与税收的断代史论著，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代表性论著有：C.D.钱达曼的《1660-1668年的英国财政收入》[13]、H.罗斯维尔的《1660-1760年财政革命》[14]、M.J.布拉迪克的《国家的中枢：英国的税收与财政，1550-1700》[15]和《财政国家的崛起》[16]、R.道格拉斯的《1660年之后的英国税收》[17]等。C.D.钱达曼研究了复辟时期的关税、消费税、灶税、直接税和各种细小琐碎收入及偶然性收入，考察了对税收演化有重要影响的立法、管理和经济等要素，并对各税种的年收入进行了整理统计。H.罗斯维尔从革命的推动力、信用要素、私人部门的成长等诸多层面，考察了1660-1760年间的英国财政。M.J.布拉迪克则着眼于财政收入中议会收入所占比重的变化，探讨了财政性质的转变。R.道格拉斯把税收学、财政学理论运用到了税收史的研究中，研究了1600年后的税收结构、税种优劣、民众对税种的态度，以及税收与王权、政府，战争和财政管理间的关系。

还需要提及P.K.奥布赖恩的《英国财政国家的崛起，1485-1815》[18]、D.奥格的《查理二世统治时期的英国》[19]。这两部论著，从不同层面，专门研究了复辟时期的英国财政税收史。

四、专题性研究资料专题性研究成果异彩纷呈，大体可分为关税研究、议会税收研究、财政管理研究和特定维度的财政史研究等四个方面。

关税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学者们重视，但对复辟时期的关税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见。因此，E.卡森的《古老而正义的关税》[20]和W.D.切斯特的《海关编年史》[21]便凸现了它们的研究价值。E.卡森的著作概括了复辟时期伦敦港关税局人员的工作日程、1671年关税包税制废除后关税委员会的人员构成状况与薪金、国库和关税委员会的关系等。W.D.切斯特的著作考察了海关官员的任命程序、关税税目表构成、关税包税制和关税委员会的沿革。尽管E.卡森和W.D.切斯特对复辟时期的关税研究值得称道，但对复辟时期关税的专题性研究尚不够深入。

与关税研究相比，对议会税收的研究相对深入得多。J.V.贝克斯的《土地税或消费税：17和18

世纪的税收征课》[22]研讨了17、18世纪的土地税和消费税，从税源角度着手，批判了学术界的正统观点。M.J.布拉迪克的《17世纪的英国议会税收》[23]

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复辟时期的议会税收，对十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税、补助金、月税、消费税、人头税、灶税等都有精彩论述。前已述及的M.杰克沃维斯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税收，1118-1688》也对复辟时期的议会税收有系统研究。

对复辟时期的财政管理，学术界更是给予了特别关注。S.B.巴克斯特的《1660-1702年的国库演变》[24]，对国库人员构成、国库大臣或国库委员会地位变化和权力增长，以及国库与枢密院、国王、上下财政署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考察。H.罗斯维尔的《1660-1870：国库统治的奠基年代》[25]，主要研究了国库完善财政控制权的历程，及国库与议会、现代财政部的关系。T.L.希思的《国库》[26]对复辟时期的国库，特别是对1667年的国库委员会和乔治·唐宁爵士的改革作了细致探究。D.M.吉尔的《1660-1714年的国库》[27]一文，主要概述了国库的四个发展阶段。H.汤姆林森的论文《1660-1688年英国财政和管理的演进》[28]，则专致复辟时期财政与管理的研究。

学术界还从特定维度对复辟时期的财政税收史进行了专门研究。E.B.熊彼特的《英国的物价和财政》[29]主要考察了英国的物价情况，研究了物价与财政的关系；E.L.哈格里夫斯的《国债》[30]主要探讨了复辟时期以议会税收为担保的财政借款与国债起源的关系，认为国债起源于以议会税收为担保的财政借款实践；C.L.格罗斯的论文《路易十四和查理二世的财政关系与英国议会》[31]则主要考察了查理二世与路易十四之间的财政关系。此类研究涉及层面极为宽泛，兹不赘述。

纵观西方学术界关于复辟时期财政税收史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整体性、贯通性的通史研究不乏力作，断代史研究、专题性研究和资料整理也极见功力，国内学术界只有在对这些研究资料充分把握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推动复辟时期英国财政税收史研究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