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建设的当代构想

一、生态文化的现代性内涵

“生态文化”概念最早由罗马俱乐部创始人佩切伊所提出的，他认为生态文化即是“人类通过技术圈的入侵、榨取生物圈的结果，破坏了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人类自救的唯一选择就是要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那种文化革命，形成一种新的形式的文化。”［2］生态文化的诞生就是时代变迁的要求，就是人类在终于认识到自身真实处境之后做出的英明决断。每一个时代都必须经历文化的革命，尤其当人类已经无法控制自身的贪婪，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对抗打乱了应有的平静之时，只有进行文化性质的革命，才能对人类实现自救。生态文化带给现代文明以曙光，因为生态文化的核心强调“生态”，它要求人类必须建立符合时展要求、符合人类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不断谋求人类性发展新理念的时代精神。生态文化这一文化革命以生态学的思想与方式来认识世界、观察世界，并逐步建立起符合文明要求的思维模式、价值体系和人类生活方式等。生态文化预示着将生态学的优势融入文化的形式之中，体现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生态文化是人类积极反思恶果的产物，与一般的文化含义不同，生态文化以“生态”的思维方式、从关系性与整体性两方面入手，表征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即从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利制衡到人与自然的合作关系。

“生态”的思维方式就是要超越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机械化思维模式，把自然与人的活动动态的结合在一起。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在当今社会文化的作用效果常常达不到人们的预期？文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出现问题时，一切着眼于文化力量的做法都是可取的，但是需要看到的本质是，如果将文化也仅仅看作是产业化、商品化的社会灌输形式，那么文化发挥的作用力就并不出自文化本身，而是人们的其他目的。所以首先需要扭转的是人们思考文化的方式，以及人们将文化注入现实社会发展中的方式。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生态问题的核心———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思考。只有真正构建在以此为基础的生态文化，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实现人们对于文化的重新理解，以及对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发生问题的实践行动。因此，这就要求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不应机械的将二者的关系理解为是相互利用、竞争的，人与自然应是相互依存与发展的。而生态文化以加强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整体性思考为基本旨趣，才能实现通过文化的传播达到思维方式变革的目的。因此，在这个层面上，生态文化在现代文明中不仅具有了文化层面的意义，也具有了梳理现代社会中人的价值观的重要作用。生态文化作为文化变革的新形式引起了价值体系重塑的讨论，何为价值体系的实然主体？谁才真正拥有价值的最终解释权？生态文明下的文化变革必然引起一系列价值观的动摇，人类中心主义在这样的趋势下不断反思自身的价值指向，传统的人类统治自然、支配自然的价值观不再通行，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代替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价值观的变革深刻的反映了人类内心的挣扎，但自然的价值不应在这种挣扎中被淡忘，自然价值的彰显才是人类价值的深刻印证。如果说生态文化通过价值观的重新塑形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作为实践依据的内在尺度，那么生态文化还通过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为新文明、新时代下的人类生活世界的变革提供了具体的途径。

生态文化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人类需要不断的通过实践体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实践就是人类的特殊生活方式。科学文化将科学视为人类实践的手段与目的，科学的实体化弱化了人类的实践真实性，为了科学人类甘愿沦为工具，人类的实践活动也变成科学的附属品，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给人类带来的欣喜远不及科学，人的存在方式自觉的将人与自然拉开了距离。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成为了成就科学的条件，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面对窘境，人类需要改变现有生活方式，用生态文化丰富自己的生活。生态文化提倡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相处的文化形态，在生态文化中，生态系统把持着人的存在活动的必要尺度，人类活动必须在生态系统的范围内展开，与工业文化大肆地掠夺自然资源的方式不同，生态文化主张人与自然的融洽相处，要求人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并以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为目的，进行合理生产、和生态生活的方式。因此，生态文化的发扬预示着人的新的存在方式的诞生，人的存在不再用科学的标杆加以衡量，而是以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全面运行作为主要的评判标准。生态文化有效的促使了人的存在方式的优化发展，生态文化以人类与自然的整体利益作为人类优质生活的重要原则，生态文化坚持尊重自然理性，从根本上认识到人与自然在生态系统中平等地位，从根本上优化了人类的生存状态。因此，人自由的选择生态化的存在方式，自由的将人类社会整体利益放置在自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促进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福祉。生态文化的变革脚步预示着一种现代性文明的升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生态文化的建设，表明了生态文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说明了生态文化彰显了现代性内涵，为人类发展找到了新方向。生态文化展现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层面，生态文化的发展牵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注重的文明建设内容。许多学者专家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余谋昌认为:“从狭义理解，生态文化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如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法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等等；从广义理解，生态文化是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方式。”［3］生态文化内涵丰富，它以人类社会、人类文明的建设息息相关，生态文化又是一个崛起的新文化，它不仅涉及生态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更加凸显出了人类与自然、与自身文化历史的关系维度，是人类社会在生态文明时展过程中起到主导型的新文化，它影响着人类的生存方式，促进着人类各种活动的开展。生态文化不仅是在理论具有意义，在人类的实际生活中同样起到了指导作用。人类在面对生态危机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和制度都基于对生态文化的认真考量，生态文化以知识的形式融入人类的生活、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指引着人类发展的新方向，在生态文化的支撑下，生态文明才能在现代社会的进程中稳步发展，为社会的整体性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文化支撑。

二、生态文化建设的构思原点———承继传统，与时俱进

人类面对的荒漠不是文化本身，而是人类跨越文化而留下的人类精神的衰弱。文化的建设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原点设想自身的可行性，参照社会发展的规律，透视时代进步的方向，才能将生态文明的建设贯穿于人类的思想根基之中，保有持续发展、与时俱进的潜力。我国传统的生态文化以尊重自然、珍惜生命为主要的价值观念，在人与自然相和谐思维方式的指引下，生态文化为发展现代文化、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因此，对传统生态文化的丰富内涵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并提炼和升华其思想理论中的积极价值，才能使生态文明在时代的意义之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观念的发扬光大，以一种新的视角深化挖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论与实践。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为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宝贵的资源。我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历来崇尚“天地人和”、“阴阳互补”、“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些观念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具有深刻的生态情怀，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以及匡正效果。我国周代就有“斧斤不入幼林，网罟不宜过密”的说法，对自然的合理采伐虽然在当时与人们对“天”的朴素认知密切相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约束的效用，表达了中国古代人们对于维系生态系统的基本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会出现对“天”的描述，“天”具有神化的色彩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自然的朴素理解，因此才造成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对“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重视。重“天时”即“因时制宜”，传统农学认为，农作物本身是气，农作物主要感受环境中气的阴阳状况，也就是天体，日月星辰的变化状况给农业带来的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可以说由“天”决定，人们普遍认为，只要顺应天地的阴阳变化就能耕耘收获，迎来丰收，如果违背了自然的规律就必将劳而无获。在中国古代，“天时”对人类来说是无法超越的限制，因为农业作为当时主要的生产活动决定着人们的生存条件，因此，荀子曾指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4］对天时的重视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性思考，人类想要保全自身的生存就要首先保全自然环境，因为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不可估量。不仅天时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重视，所谓“地利”即指地理因素对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主要通过对土地有限度的改造来实现，土地将成为人类的家园还是荒岛由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决定。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农耕的重要性，把土地看作是孕育一切人类资源的宝藏，不乱开采，强调维持土地应有的原貌，对现代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启示作用。“人和”则是将“天时”与“地利”带到了自觉的层面，从生态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将爱护一切生命体看作是人和的重要内容，认为“天有时，地有气，物有情，悉以人事司其柄”，人类对于自然的一切行为必须依据自然自身的规律才是真正的“人和”,“人和”即人与自然相和谐，保护自然就是为人类造福。中国传统文化将人类生活与生态保护相结合，形成了最初的生态意识，成为了现代文明得以借鉴的优秀传统文化。从黄帝时期开始，自然保护就走进了人们的生活，“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生死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5］可见，在我国古代早有生态保护的意识，并且为了这一意识得以实行，提出了一系列禁止人类肆意破坏环境的法令、主张等。生态保护已然不再仅是攸关农业生产的问题，在人类的生态意识萌芽中，生态问题还涉及了人类的社会法制以及伦理道德传统问题。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人类社会才能和谐的发展，为了这一发展，人类必须遵循自然法则，珍爱一切生命，因此便要求在行为规范中效法自然，如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就是基于这种认识的社会法制前提。西周时颁布的《禁伐令》也是针对生态保护提出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法规、法令，在这些法令的维护下，自然才能够得到休养生息。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在伦理之中主张尊重生命，仁爱万物，并要求人类追求勤俭的生活方式以减轻自然的压力，实现为人的“善”。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从生产生活实践、法令制度、伦理道德等多方面向现代人展示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全面关照，从这些发人深省的传统文化中应该深刻的意识到，生态保护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责任，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只有将生态保护看作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才能够真正理解传统文化遗留给现代人的真正宝藏，才能继往开来的将生态文明设置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重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生态文化建立在人们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之上，是时展的必然结果。生态文化植根于时代生活的土壤之中，时代造就了文化的基本形象，但是文化并不能纸上谈兵，离开了现实的生态环境以及具体的实践，生态文化的发展就失去了根基和源泉。因此，尽管不同时代的生态文化都有着相应的时代局限，都受到一定的历史发展形态的限制，但对生态文化的需求是不变的，因此这就要求生态文化自身不断调整姿态，不断的应对当现代社会的诸多挑战。现代生态文化的培育和发展更加要求人们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经验中汲取营养，早日步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历史阶段，这才是社会正义所真正关注的人类整体及后代的长远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利益的共享以及社会整体的和谐与持续发展。

三、生态文化建设的现实保障———生态文化的普及

生态文化的建设以支撑生态文明为目标，生态文化需要以一种普及的姿态、共识的认知体现出生态文明对现代社会的重大影响力。生态文化相关知识的普及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现实的保障。以生态法则规范，以生态教育倡导，以生态哲学提升，生态文化才能以强制性、知识性以及意识性的形式发挥最大的社会效应，体现最为突出的现代生态文明观。生态文化的构建必须是一个完整的系列，生态文化的普及将这一系列统筹在自身的应用上，体现了生态文化的实践理念。生态文化的普及因素包括生态法律法规的合理建立、生态教育的具体实施以及生态哲学的社会化共识。从三个具体的方向落实生态文化建设的整体系列才能使生态文化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推动生态文明的发展。

生态文化的建设只有受到国家的重视，将一定的文化认同纳人到法律之中，才能在现实层面引起人们的重视，从而自觉的遵守生态文化建设的具体要求。我国很早就有针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相应法律举措，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就建立了《环境保护法》，此后又相继颁布了9部环境保护法律，10多部与环境相关的资源保护法律，30多项环境立法，400多项环境标准。同时，从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出发也制定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环境保护政策，为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实现生态文化知识的普及，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用法律法规调节生态文化与人类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因此，生态文化建设需要建立和健全各项环保政策、法规和标准。我国生态法律法规具有滞后的现象，不利于生态生产、生态保护以及生态产业的发展，生态环境补偿成为了解决这一滞后现象的有力措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保证。生态补偿制度是环境保护、环境建设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一项制度性创新。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必须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生态补偿制度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资源、人口、经济、环境都将成为生态补偿制度的考核标准，在这一标准的看护下，国家和各级政府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按一定比例拨出专项基金，加强支持以及监管各地区生态补偿制度的具体实施。

现实的需要与具体政策相结合才能使生态文化在制度的层面更为深入的展开，在法律、法规的强制执行力之下，生态文化建设才能真正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之上，有效的形式文化的内在作用力，让文化与人化有机的统一起来，让人类与自然自由的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现代生活，共建节约型社会、生态化文明。生态文化建设需要教育进行人化支撑。生态教育应从基础抓起，并以全面的样态面对时代挑战，生态教育落实到现代教育的实践中就是一种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教育模式。生态教育运用生态学原理及方法教育人们客观评价当前的生态环境，生态教育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诠释并进行传播，力求将人类与自然界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教育目的，并形成相应的生态文化知识，从而对人民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起到改善的作用，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及生态素养，在现实层面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生态文化教育应当是全民、全社会的共同任务，教育使人感受教化，生态教育应该在它的普及过程中激发人类的生态觉悟，通过教育使人主动自觉的投身于生态保护的行列中去，将教育与生态真正纳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纳入到人类的知识体系中，才能真正改善人类的生态现状，共建和谐家园。因此，生态文化教育要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自我教育的共同努力。家庭教育。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家庭也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初课堂，一个人的行为最先受到家庭教育的潜移默化，这是由心理机制原理决定的，孩子的成长首先经历的心理过程就是模仿，家长用怎样的言行举止都会被孩子效仿，久而久之形成习惯，养成行为特点。家长的榜样力量不可忽视，家长的行为可以成就一个孩子也可以毁掉一个孩子。所以说家庭教育在生态教育中起基础性作用。家长应以身作则，引导孩子认识并进行生态实践，从生活中的细节做起，用行动教会孩子生态环境乃是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家长要培养孩子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情怀，树立对待生态环境的正确价值观，通过直观教育引导孩子自觉遵守环境道德规则、尊重自然、识别和抵制侵害生态环境的不道德行为。学校教育。

生态教育具有长期性，它贯穿人类教育的各个阶段。因此，为了保障生态教育的持续性，必须将学校教育立足于生态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生态环境的现实情况，用正规教育突显生态教育重要性。在学校教育体制方面，我国在中小学全面开设环境保护课程，在大专、高等教育院校开设生态环保相关的专业课程。在学校教育实践方面，积极组织青少年开展以认识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主题内容的生态夏令营、冬令营等。提倡生态体验和植树造林、保护母亲河等环境公益活动，努力将中国的下一代培养成为具有生态环境保护知识与意识的新生力量。学校教育同家庭教育相结合，加强培养了新一代的环保精神，为祖国的未来播种了绿色的希望。在一系列的生态学校教育中，高等教育已经普遍成为培养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重点领域，因此，大学生生态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大学生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生态知识和生态意识，并且对现实的生态环境也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大学生是一个具有将生态教育合理的运用于实践的潜力性群体，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教育能够更加有效的培养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高等教育中还应注重生态教育与德育的相结合，用道德教育的软性条件规约生态教育，更有利于大学生自觉的发挥所学知识运用于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中去。因此，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高校应责无旁贷的肩负起大学生生态教育的使命。高校生态教育要求从课程的改革入手，突出生态教育层面，具体体现在公共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写以及各个相关的科研学术领域。在教学方法的实践方面，教师的生态素质决定着学生生态培养的效果。教授在教育过程中应注重教师主体与生态主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将生态不仅作为一种知识性的内容加以教授更应作为一种文化、素质性的内涵加以教化。

只有通过教师自身生态素质与生态知识、生态意识、生态精神教育的相融合，大学生才能由内而外的将生态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去追求，才能更好的在社会实践中践行生态理念。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即是指家庭和学校以外的社会机构、社会团体或组织对社会成员所进行的教育。社会教育是对家庭教育以及学校教育的补充，现代的社会教育面临变革的挑战，在生态问题普遍化的今天，社会教育相较于其他教育形式便具有了特殊的作用：社会生态教育直接面向全社会，比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更加具有广泛性，因其活动范围的扩大，因此相对影响面也更为广泛，更能有效地对整个社会发生相应的作用；社会生态教育不仅面向家庭，面对学校、青少年，更面对社会的其他劳动者，因此弥补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不足，具有更加全面的包容特性与辐射力，更有效的促进了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与进步；社会教育不受制度限制，没有指标规定，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更能体现生态文化的精髓———民主、平等，领导阶级同人民大众一样，需要接受生态的再教育。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任职培训和继续教育，从领导阶层入手，有利于由上至下的贯彻生态意识，树立科学发展观。因此可以说生态的社会教育不仅在全社会层面倡导了人与自然的平等，在社会教育的自身层面也将生态的态度加以吸收，体现了生态社会对生态文化的进一社会经纬步诠释与挖掘。社会教育将家庭教育的模板化以及学校教育的课本化转变为社会教育的社会化、人化，更有利于人与自然在实践层面上的真正结合，更加能够体现生态教育即是一种实践关照的理念，更加有助于生态文化的现代性建设。自我教育。自我教育是生态教育的最终目的，是理想境界。

生态的自我教育凸显了自我作为社会主体的能力，也彰显了教育的精神实质。自我教育才是真正属人的教育，马克思认为无论是人类的哪种活动，包括教育都以人为基本前提，只有这样，自我教育才能最直接的基于每个人的自身特点，实现其最自然的发展。自我教育集教育者和被教者的角色于一身，使得个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调动，将一切其他教育融会贯通。在自我教育的反思之后，教育才具有了属人的可能，教育才是真实的、有效的。自我教育既是教育的另一种形式也是教育的内在印证，教育只有上升到自我教育的层面，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才能真正的融合，人的主观能动性才是建立在合法内容和方式上的教育成果。因此，现代社会生态文化的教育必须提升至自我教育的层面，才能指导生态文明的效果，保障生态文明的现实成果。生态法律法规的建立以及生态教育的培养都是在现实层面上对生态文化建设做出的努力。就人类的本性来说，一切合理化的根源都在于人类形而上的追求。生态文化建设也不例外，它内含着人类对真善美的真实祈望，蕴含着以生态哲学充盈生态文化建设的内在需求。哲学源于一种意识性思考，生态哲学基于20世纪以来的生态现象、文化现象做出了哲学思考。生态哲学以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暴发为起点，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本问题，挖掘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世界观，逐渐成为人类的一种新文化形式。在人类发展的道路上，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则，实现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和解。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生态哲学研究、发展及应用的方向。生态哲学主张扬弃用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思考生态的合理性问题，生态哲学希求摆脱人统治自然的哲学噩梦，高扬“和谐”的生态旗帜，建设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统一的社会，为人类的新文化———生态文化的创造提供了一种哲学基础。生态哲学以一种新的世界观观察现实事物、解释现实世界，并不断将生态理解为一种价值观，“它认为不仅人具有价值,生命和自然界也具有价值,包括它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6］生态哲学是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构建生态文化建设的理论框架，是对传统哲学的革命。

强调生态学就是生态文化建设的基本出发点，生态学的核心要义。生态哲学还十分关注人与自然的平等，在平等中加强生态保护意识，自觉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生态哲学转变人们看待自然的视角，著名生态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曾说：“我们有充足的有根据的理由可以说，有机的大自然尽管都各自进行个别的努力，但都得按相互依赖原则来运转。在现代世界的祛魅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事实与价值的二分逐渐明显，以至于人们必须通过对事实的系统理性化验证以及对价值的无情排斥来确定人类的合法地位。人们对于自然的描述变成了单一性的事实取证，在这样的关系中，人类精神世界真正脱离了人类的躯壳，单一性、重复性成为了价值指向，结果必然是在事实范畴内与价值范畴相反。因此，在现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面临着道德问题、价值问题的挑战，而生态哲学文化促进了价值观的转变，要求人类具有开阔的视野和长远的眼光，以人的生存价值的全面性作为导向，有利于树立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尺度。生态文化的建设，造就生态文明的发展，只有在理解了生态文化的合理构建框架的基础上对生态文化的内涵有所旨趣，才能在实际上造就或者说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的态势。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的合理根基，只有深刻的切入生态文化的内核，才能把握新时代生态文明跳动的脉搏，才能在一个根本意义之上，即用生态文化的合理建设，不断地推进生态文明的大步向前，抓住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根本方向。

作者：杨赫姣单位：东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