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山庄文化与特征探索

本文作者：毕国忠工作单位：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避暑山庄文化里面含有西方文化的许多因子，这与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大背景有着直接关系。吸收外来文明，以异质来激活固有文化，促其发展繁荣，为我所用，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一个优秀传统。中华文化自成一统，在明末清初，以传教士为先导和主体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开始向我国渗透，教士们带来了西方的哲学思想、科技知识，特别是在天文历法、数学逻辑、机械制造等方面的先进知识，在艺术方面则表现在西洋绘画技术的传播，特别是油画透视方法的运用。本着“收其人必尽其用，安其俗不存其教”的原则，清廷任命了一大批传教士为其服务，比如主持钦天监工作的比利时人南怀仁，同时也是一位火炮专家，曾为清朝制造大中型各种火炮；在宫廷里制造西洋钟表、机械玩具的葡萄牙人安思文；历经康雍乾三朝，为清帝服务长达33之久能工巧匠瑞士人林济各，等等。康熙时期，康熙皇帝学习、吸收西方文化主要表现在数学上，由白晋、张诚进讲《几何原理》、法国数学家巴蒂的《应用和理论几何》以及对数，在出巡时，康熙皇帝令张诚扈从，随驾讲学，又“协助他运用几何，作些实地测量工作。”对于西方天文、历算知识，康熙皇帝也很重视，康熙五十二年（1713）六月二日，“谕和硕诚亲王允祉，律吕算法诸书应行修辑。今将朕所制律吕算法之书发下，尔率领庶吉士何国宗等，即于行宫内立馆修辑。”所立之馆即为避暑山庄澄观斋，《律历津源》就是在这里修辑校订的，这比在畅春园蒙养斋立馆修书早三个月。康熙主持测绘《皇舆全览图》，这是世界测绘史上的创举，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硕果。首次由法国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负责测绘的就是长城以外的热河一带，于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1709年1月10日）测完还京，绘图进呈。直到康熙五十八年（1720）二月，《皇舆全览图》才告完成。根据《陈设档》记载，此图曾镶嵌于避暑山庄的淡泊敬诚殿中。此外，诸如哲学、逻辑学、西方医学、西方动物学、音乐、物理学、化学都曾引起康熙皇帝的浓厚兴趣。而当西方地圆说传入中国，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时，康熙皇帝则坚信地球是圆的，十分难能可贵。乾隆四十五年（1780）朝鲜学者朴趾源的《热河日记》记载，八月十五日，与“藏修”于承德太学的王民皞举人共话宇宙，两人都认为地球是转动着的，太阳、地球、月亮都浮于太空，日、月、年由于三球的转动而决定，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认识。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避暑山庄文化吸收了外来文明。根据嘉庆年间清宫的《陈设档》记载，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里曾摆放有40多架大大小小的西洋钟表，美轮美奂，既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实用性也极高。应该指出的是，这些钟表并不完全是从西洋进口，有的是在国内制造的。清代的制表业很发达，这得益于康熙皇帝，他把西洋钟表当作是一种科学技术来看待，利用传教士，以之为师，培养人才，引进技术，形成自己独立的生产，康熙时期，曾在宫廷设有“制钟处”。康熙五十二年（1713），意大利人马国贤完成了铜版画《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的制作，此铜版画深受康熙的赏识，被大量复制，赐予王公大臣。马国贤不仅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铜版画家，而且也把避暑山庄介绍到了欧洲。1724年，当他把这组画带到伦敦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由于马国贤的努力，西方美术在清廷得以流传。郎世宁系意大利米兰人，康熙五十四年（1715）来到中国，为清廷服务了五十一年。

郎世宁用画笔记录了清王朝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乾隆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郎世宁用画笔为乾隆的文治武功做了生动形象的记录，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乾隆十九年（1754）九月二十三日，郎世宁、王至诚等应上谕来到避暑山庄，参加乾隆接见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的活动，十一月，阿睦尔撒纳来到承德避暑山庄，郎世宁亲自为阿睦尔撒纳等10位辉特部首领画像。乾隆二十年（1755），郎世宁与王至诚共同完成了《万树园赐宴图》和《马术图》两幅画作，前者展示的是乾隆在万树园设宴招待杜尔伯特部首领的情形，后者表现的是乾隆与大臣同辉特部首领在山庄观看马术表演时的情形，特别应该提出的是，这两幅画是由郎世宁、王至诚主绘，中国画家参与完成的，可谓中西合璧，现今，这两幅画仍然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长达3000余年封建社会中屈指可数的鼎盛时期之一，堪称黄金时代。人们在提起这一段历史时，往往用康乾盛世来概括。康乾盛世从康熙二十年（1681）开始，至嘉庆元年（1796）结束，历时一百一十多年。在这一时期里，国家完成了真正的统一，实现了大一统，奠定了疆域版图，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济繁荣，生产发展，商业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人民负担减轻；随着盛世的到来，文化学术也迎来了一个繁荣、兴盛的局面。《四库全书》自乾隆三十八（1773）年开馆编纂，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完成第一份，历时十年，总计选录书籍3510部，近8万卷，仅存的书目就有6760种，9万卷，共计36200册，分装在6143函。《四库全书》成书后，又发现一些错误，于是，在总编纂官纪晓岚的主持下，在避暑山庄进行了校勘。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就是为庋藏《四库全书》而建造的。在《文津阁记》中，乾隆表达了为“塞外伊古荒略之地”的承德增添文采的心愿，要把这个皇家避暑之处变得更加“地灵胜境”。由于当时《四库全书》刊抄尚未完成，乾隆便把康熙年间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贮藏于文津阁中，该书1万卷，乾隆每每感叹：“偶至据床辄蒿目，望洋徒自愧知津。”乾隆五十年，第四部《四库全书》正式入住文津阁，直到一百三十年后被运往北京。文津阁藏《四库全书》，是目前保留最为完整的一部。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大多建在康乾盛世期间，它们不仅是宏大的建筑群，更是巨大的文化艺术宝库。山庄里大量的诗文碑刻，楹联题字，书画琳琅，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外八庙里，各种风格的建筑、雕像、壁画、法器，无不美轮美奂，陈列的各种器物，敕印的《满文大藏经》等等，一件件都是民族文化的精品。除此之外，山庄里的戏曲、音乐，寺庙中的步踏法事，生动地向人们展示着民族文化的多彩与绚烂。从避暑山庄文化源头看，辽代的捺钵文化、金元的春水秋山，最能表现满族及其先民民族性格的骑射文化，都为避暑山庄文化增添了异彩；从宫史研究的角度看，以“八珍旨酒前贤戒”为标榜，满族特色饮品糜儿酒（满语詹冲努力）进入御宴的酒文化；以《驾次热河哨鹿节次照常膳底档》所记的饮食文化；以《味甘书屋》、《荷露烹茶》等诗歌所展现的茶文化；以和阗玉鑑赏、收藏为代表的玉石文化；以清音阁演出为表现形式的戏剧文化；还有皇家的家法、家规、婚育礼俗、服装配饰、园林建筑、骑乘仪仗、游艺畋猎、节日庆典、宗教活动、禁忌回避等等，都表现了避暑山庄文化的丰富蕴含，也为我们从宫史视角深入研究避暑山庄文化提出了新课题。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永久地与外部世界隔绝，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与时俱进，才能够发展、壮大。避暑山庄文化植根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得益于多民族文化乳汁的滋养，又受到西方文化的点染，最终形成了它的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