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文化建设的思考3篇

第一篇

一、目标创新：做大做强旅游文化事业

把旅游与文化结合起来，形成大旅游文化的格局，这既是旅游业发展的方向，也是旅游文化的本质要求。在我国规模化地实施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旅游文化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天时地利。因此，应该抓住机会，确立旅游文化发展的大目标，加大力度，做大作强旅游文化事业。当前，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旅游文化建设作为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抓紧抓好。由于旅游文化是与地域、景点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旅游文化建设目标务必与地域文化、区域旅游景观联系起来，在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同时，渗透进丰厚的文化元素，使之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投入、改造和创新，大力发展旅游业，同时充分发挥旅游对文化的传播功能，使旅游业成为展示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风貌的重要平台。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服务文化，大力宣传寓教于游的游览文化，大力推动健康文明的消费文化，大力推行保护环境、尊重民众、服务游客的道德文化。系统培育起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的、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旅游文化，为把旅游业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的旅游文化产业，成为我国人民群众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实现旅游大国到旅游强国的飞跃，而孜孜不倦地努力。

二、观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旅游文化突出人本理念，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从提高人的素质做起，千方百计为旅游主体服务。一段时期以来，旅游发展急于投入回报，一些业者甚至不择手段，宰杀客户，损坏我国文明形象，给旅游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旅游文化建设的策略创新，前提是更新观念，要深刻认识旅游服务的文化内涵和本质意义，着力提高旅游经营者、管理者和一般从业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基本文化素质，树立为游客服务的思想，把旅游产业发展和提高公民素质结合起来抓紧抓好。致力于养成广大旅游业者的良好的文化素质、优雅的举止、高尚的情操、和热情诚恳的服务态度，为旅游文化事业的发展，打好基础。同时，国家有关部门也要加大宣传、教育和监管的力度，继续致力于提高全体公民的文化修养，特别是在旅游景区，要开创一个人人关注旅游、人人热爱旅游、人人为旅游文化服务的新局面，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致力于提高自身的素质，都能成为各地旅游景观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国际上树立起中国旅游强国的良好形象。此外，在增加旅游项目的文化内涵的同时，努力满足旅游者的生活和文化需要，让国内外游客在特色景区里，游得舒心，玩得畅快，真正获得身心的审美愉悦和满足。

三、形式创新：拓展旅游文化的形式

新世纪以来的我国旅游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已经成为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而要持久地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旅游热情，进一步扩大旅游规模，实现旅游强国目标，旅游形式的创新也很有必要。就地域旅游来说，目前需要进一步发挥区域旅游骨干景点的龙头带动作用，紧紧围绕发展战略，努力使旅游景区由单一带动型向景区、乡村和城市多带动型转变，由单纯的观光型旅游向观光、休闲、养生等复合型旅游转变，由旅游、文化、生态相对独立发展型向旅游、文化、生态等“多位一体”的融合型旅游转变，由偏重资源供给型旅游向资源、市场结合型旅游转变，由文化单一型旅游向文化复合型旅游发展，并根据各地实际，把儒教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红色文化以及“海派文化”等组合起来，向叠加联动模式转换，加快区域旅游文化建设，形成旅游区的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提高旅游文化和旅游经济的发展质量，统筹旅游区域的协调发展，形成大旅游、大合作、大发展的格局，逐步将我国的许多著名旅游区域建设成为生态环境优美、文化魅力独特、社会文明祥和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旅游文化资源圣地。不断创新形式，做大做强旅游事业，真正实现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的战略转变。具体的方法就不胜枚举了。例如加大广告宣传力度，推出旅游专题，深入挖掘景点的文化品质，向世界推广。专题推广要突出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变，提高旅游知名度，借以吸引各地游客，不断拓展旅游规模。又如可以举办旅游节，组织旅游节庆和会展等专题活动，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和轰动效应,引起社会各界和世界各国的关注,吸引各国游客。举办旅游节是重要的旅游文化传播形式。通过举办旅游节和相关会展,展示整个区域和骨干城市的旅游形象,扩大地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提高游客的认知程度。各地的旅游景观的中心城市，要借助基本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做好节庆、会展工作，生成和宣传、扩大本地旅游文化，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再如，要增添旅游景区的文化情调，挖掘景点的传统文化特色。这也是拓展旅游格局的一个重要方法。游客游览的目的，是接触和欣赏原来所没有看到的风光名胜、历史风情和传统文化。这就是异域异国风情，是区域旅游的特色所在。我们务必致力于挖掘这些文化内涵，突出我国特有的建筑、园林、雕塑、绘画、民俗风情，和我国历史上特有的思想观念、精神价值、审美追求、道德情操等，以多元、深刻、丰厚的文化特色，吸引世界游客。

四、内容创新：丰富旅游文化的内涵

旅游文化建设的内容创新，要把精力放在丰富旅游文化的内涵上。当前，急需要加大力度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科学引导、积极培育健康丰富的旅游文化。这既要加强理论研究，发现和探索旅游文化发展的战略和策略，更要做好规划，配套措施，加强管理。还要加强宣传和引导，努力更新旅游文化理念，树立起旅游文化精神。其次是继续加强旅游文化精品建设。要重点建设一批全国性的文化旅游活动品牌，逐步建立国家和地方等多层面的文化旅游重点景区。同时要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推出一批旅游精品。还要继续提升一批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旅游演艺精品。要继续鼓励创意和制作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旅游工艺品、纪念品，不断丰富中国特色旅游商品体系。这些重要的品牌景点，要根据区域文化传统，提炼出旅游文化主题；要有硬件形象设计，通过交通、住宿、市容市貌等项目的建设和改善，以方便游客进行旅游文化的阅读，增强客户的整体认知；要有软件形象设计，即具有旅游区域的民俗风情、节日庆典、传统生活方式和民众素质、精神风貌等非物质形态的旅游文化特质，以吸引和加深游客的文化感悟。再是发挥红色旅游文化的独特作用。红色旅游是我国旅游文化的重要品牌，必须切实发扬光大。可通过深入挖掘红色旅游的思想内涵，改进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推动红色文化精品创作，充分展示其精神财富，增强红色旅游文化产品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还有是努力提升旅游景点的文化品位。这里关键是要找准文化与景观的结合点。举例来说，我国的名楼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和大观楼等之所以闻名千古，其原因都归结到它们所具有的厚重的文化上。黄鹤楼靠的是诗，崔颢的《黄鹤楼》诗，和李白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句子，使得黄鹤楼名留千古；岳阳楼靠的是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使岳阳楼与仁人、文人永远地联系在一起；滕王阁靠的是赋，王勃的《滕王阁序》赋，永远地定格了滕王阁壮美而又秀丽的景色；云南大观楼靠的是对联，清代名士孙翁所作180字长联，不但创造了长联之最，更促使大观楼永恒地和这幅长联一起，把历代文人的情怀纠结在一起，而且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具有永恒的意义。显然，这些珍贵的品牌景点，都是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大文化，就没有这些永恒的景点。结合文化，提升景点的文化品位，当是旅游内容创新的要义所在。尽管具体的方法很多，但上述基本的策略却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应该致力于方法策略的整体建构，使之形成一个有机体系，通过目标、观念、形式和内容等方面的新的突破，实现旅游文化建设体系的创新，这是新形势下，我国旅游文化大发展的重要举措。

本文作者:张建宏工作单位: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篇

一、符号与旅游文化

文化和符号有着紧密的联系，符号从属于文化系统，在文化研究中强调符号的重要性是现代文化理论的一大趋势。简单地说，符号是以某一事物指代另一事物，它既是物质对象，也是心理效果，还可以是思维惯性。索绪尔指出：符号由所指（对象/内容）和能指（词汇）两部分组成。皮尔斯提出了符号三角理论，即在索绪尔的所指、能指概念基础上，增加了解释项（解释符号的东西）。此外，他把符号分成三类：图像符号、指索符号和象征符号。符号学理论认为，人是符号化动物。“人类生活的典型特征,就在于人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人们利用符号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作为人生一个片段的旅游世界，亦是一个充满符号的世界。旅游者是“符号军队”，旅游客体、旅游媒介本身也是具有某种意义的符号。这些充满意义的符号以及不断被创造和解释的新符号构成了旅游文化。“旅游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很大程度上在于旅游本身的符号意义，旅游中人们对旅游符号的正确解读，会极大地提高旅游体验效果。”因此，运用符号学视角正确挖掘并创造旅游三要素的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自然旅游客体文化开发的符号学分析

皮尔斯提出了著名的符号三角理论，他认为符号的意义来源于三组关系：所指（所指的对象/概念）、符号（用于代表事物的能指）和解释项（解释符号的东西），所指与能指之间构成表征的关系，能指和解释项之间构成意指的关系，而解释项主要受文化、社会规则的约定。本文即从自然旅游文化客体能指、所指对自然旅游客体进行开发分析。

(一）能指

能指是符号本身固有的物质形式和表面形式，它是符号所指和解释项的基础。自然旅游客体的能指包括两部分，其一是未经“人化”而先于旅游存在固有的自然结构、组织成分、内在性能及外在形态，它是自然旅游客体本质的体现，当人们对其观赏、体验时，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和评价，这即是刘墩荣（2007）所谓的自然旅游客体本身蕴含的“文化底蕴”。这种“文化底蕴”是自然旅游客体开发的基础，是其核心旅游价值。自然旅游客体的核心旅游价值不是来源于旅游开发的赋予，而是其本质属性的体现，“开发的过程仅仅改变旅游资源的可接近性或可进入性，而并不从根本上改变该资源的旅游价值。”其二是“人化”自然的物质形式。在人与自然的交往中，自然旅游客体或多或少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人类借助自然载体并在其上创造的物质文化也应算作自然旅游客体的能指。需要指出的是，此部分属于从属地位，仍以自然旅游资源为主。因此，对自然旅游客体开发之前，旅游规划者首先要充分挖掘其能指。

(二）所指

所指是符号指代的意义在人们心理的反映。由于所指是人们对符号的解读，因此符号指代的意义就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内容，而且呈无穷无尽的趋势。所指的不确定性特征和丰富的指代意义决定了自然旅游客体文化开发的重点在于对其所指的正确解读与创造。1.对自然旅游客体符号所指的美学解读与创造旅游在根本上是一种主要以获得心理快感为目的的审美过程和自娱过程，自然旅游客体的美学质量是吸引旅游者的首要因素。自然旅游客体的能指是天然形成的符号，但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觉醒被赋予了某种意义，成为包含人类情感特征的审美符号。自然旅游客体能指大多是图像符号，正确而充分解读此类符号所指一是要抓住自然美的四个主要类型：形象美、色彩美、动态美和听觉美；二是要掌握正确的自然旅游客体欣赏方法。形象美是自然景观和空间形式的美。我国人民在数千年山水审美的历史中，将山体的形象美分为雄、奇、险、秀、幽，将水体的形象美分为浩瀚、奔腾、涓涓、清幽。此外，茫茫大漠、迷离秘洞、原始丛林、广袤荒原也成为自然景观形象美的重要方面。色彩美是自然景观所具有的丰富且富有变化的颜色。颜色不同的岩石、土壤、水、动植物等共同组成自然景观的色彩图案。随着一日之内的时间变化、一年之内的季节变化，以及阴晴雨雪的天气变化，自然景观的色彩也变化万千。动态美广泛地存在自然之中，体现了自然旅游客体的生机，如高山流水、风吹林动、流云飘烟、飞禽走兽等。声音美则展示了大自然发出的各种声响予以旅游者听觉之美，如溪流山涧、泉泄清池、风起松涛、幽林鸟语、寂夜虫鸣等。除了了解美的类型，解读旅游客体符号所指还需要一定的方法。第一，选择正确的观赏位置。许多自然景观在不同的观赏位置，由于距离、角度、俯仰的变化造成了透视关系、纵深层次、视野范围的差别，所产生的美感是不同的。如悬水飞瀑，需要适当距离仰观；地貌酷似的造型，只能在特定的观赏点观看与联想；雄伟峻岭，俯视和远眺最佳；山水有机结合的景观，乘舟沿水路观两岸风景等。第二，把握正确的观赏时机。许多自然景观受时间性、季节性、气象气候影响显著，所以挖掘不同自然景观的美要把握正确的观赏时机。如游览海拔较高的名山，选择雨过天晴的时候最佳；游览江南湖光山色，选择春雨绵绵的时候更有韵味等。第三，移情。朱光潜认为，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美形象的那种特质。我们觉得自然美一定是自然旅游客体与我们某种主观感情、性格、活动等存在相似之处，寓情于景而达到天人合一。2.对涉及自然旅游客体文学作品所指的解读与创造对自然旅游客体感受、品评所形成的文学作品是自然旅游客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脍炙人口的作品符号所指对旅游者感受自然景观具有导向和吸引力作用。中国旅游主体具有重文与重人的文化特征，“山以贤称，境缘人胜”、“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都体现了这种特征。本文选取对自然旅游客体所指影响最大的三种文学作品形式———诗词、故事、和影视作品进行分析：在我国文学宝库中，描写自然山水的诗词占有重要地位，对我国旅游者文化的形成影响巨大，旅游者或多或少从诗词的描写中形成了对某一自然景观的印象或兴趣。“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使得旅游者对泰山贴上了雄伟的印象标签；“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望庐山瀑布》）使得本不是庐山最大瀑布的秀峰瀑布成为庐山重要的景点之一；“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白居易《钱塘湖春行》）等描写西湖的诗词表现了西湖优美的景色、浓郁的文化气息，吸引古今中外的旅游者，也使得西湖名气大增。受诗词意境的吸引，旅游者往往慕名而来。所以开发某一自然旅游资源的文化，首先要对其拥有的诗词出发，尤其是名篇名句，重点宣传，达到人尽皆知，强化自然旅游资源的符号所指。宣传的方法可以是某一自然旅游客体的主打宣传口号，如“桂林山水甲天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等等，也可以是将优秀诗篇编入教材，潜移默化潜在旅游者。诗词的文化韵味固然好，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描写自然旅游客体的古诗词分布不均且名气质量也不同，那么就需要旅游者和文学家积极地进行创作，即使是古诗词较为丰富的旅游景区，创作新的作品脚步不可停滞。优秀作品是创作出来的，如果仅仅抱怨古人遗留的文化遗产较少，那么永远都不会有流芳千古的名篇大作。如果说诗词是文学中的“阳春白雪”，吸引的是文化层次较高的旅游者，那么以故事形式为背景的自然旅游客体则可以吸引大众旅游者，而且使得自然景观符号所指有了更广阔领域的指代。我国旅游文化做的较好的自然旅游景区，都不缺乏故事。桂林山水有“刘三姐”的故事，将壮族山歌体现得淋漓尽致；秦淮河畔“秦淮八艳”的故事，使得游客梦回旧时江南的浮华与婉约；洞庭君山因为“柳毅传书”的爱情传说而拥有了神奇的色彩；骊山因为“烽火戏诸侯”、“唐明皇与杨贵妃”、“西安事变”等故事增添了人文情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自然景区都不缺乏故事。这些故事的挖掘可以是当地的神话传说、名人轶事、历史事件，文学作品塑造的人物故事、还包括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故事。目前，我国自然旅游客体故事的挖掘要注意两点问题：一是故事的合理性，二是新故事的创作。故事的合理性指的是该故事确实与自然景区有联系，不牵强附会，不低级趣味；而新故事的创作即是对自然旅游客体符号的继续解释，它具有生命力，使得文化得以发展延续。诗词与故事是传统的文学表达形式，它满足了旅游者“好古”的文化特征。而影视对自然旅游景区的影响则是现代最广泛最深刻的手段。这些影视作品解读自然旅游景区符号，创造出新符号，而这些新符号反过来又影响着自然景区符号的打造，它们共同构成了自然旅游客体的文化，同时也深刻影响旅游主体文化。连云港花果山受“西游记”的影响打造了“猴文化”；镇江金山风景区借用“新白娘子传奇”的插曲，使游人时时联系金山寺与“白娘子和许仙”的文化渊源；华山根据“宝莲灯”的电影场景将莲花峰“劈山救母”景点做的更形象；北海道的自然风光受“非诚勿扰”的影响成为国人神往的浪漫之地。根据影视作品宣传、打造自然旅游客体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方法。

三、符号学视角下自然旅游客体文化开发需注意的问题

（一）避免旅游符号化

杨振之，邹积艺提出了“旅游符号化”概念。“旅游符号化就是旅游符号的表象化，它将旅游的行为与过程简单看作一种形式，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活动场景被简单看作一个表演舞台，旅游的一切内涵，特别是文化内涵被简单化、表象化，文化的内在精神被忽略。”在旅游符号化过程中，旅游产品被牵强附会地赋予符号，造成了文化表面化甚至失真，旅游者被动的接受文化符号，没有深入参与，更没有创造新的文化。自然旅游资源在开发其文化时，亦有旅游符号化的现象。比如，对自然旅游客体美学所指挖掘时，简单地附会形象，导致美学质量下降，没有吸引力；对自然旅游客体故事的挖掘中，随意编造神话故事，文学性、趣味性不强；更有甚者，牵强与名人轶事的关系，出现多了地方争夺一个名人一个故事的现象。

（二）旅游文化雷同

自然旅游客体依托于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在分布上地域相似性强，所以旅游文化，尤其是美学特征所指难免会出现雷同现象。因此在进行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时，不能仅仅着眼分析当地旅游客体的文化资源，而且要与周围同类自然旅游客体文化相比较，寻找其比较优势。大力开发文化的比较优势，既凸显出自身的特色，又避免了恶性竞争，还可以促进区域协同。（三）注重内隐文化的开发在旅游文化的开发过程中，尤其是自然旅游客体文化的开发，规划者往往注重自然旅游客体外显文化的打造，而忽略了旅游目的地居民内隐文化的开发与管理。“人类只有首先有了内隐的高尚文化行为模式，才能产生外显的物质文化行为模式”，一个地域文化的吸引力和原动力主要来自于内隐文化。只有当地居民深刻领会当地自然旅游客体文化，他们才有可能对文化进行保护与创新，旅游者在与当地居民交往、模仿的旅游活动过程中，才能深刻了解到当地文化，并创造新的旅游文化，这也是旅游体验的本质。

四、结语

运用符号学的视角来开发自然旅游客体文化，将自然旅游客体抽象为符号，进一步划分能指和所指，为旅游文化的开发提供新的思路。而旅游者通过对能指和所指的解读与创造，丰富了自然旅游客体文化。符号学为研究旅游文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运用符号学开发旅游文化，一定会给旅游者带来全新的旅游体验。

本文作者:陈晶王宇翔工作单位:桂林理工大学

第三篇

一、旅游文化概念典型界定与评介

旅游和文化的本质是界定旅游文化概念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点。旅游的本质和文化的本质直接规定着旅游文化的本质，是理解、评介和分析旅游文化概念的学理基点。近30年来，学界围绕旅游文化的概念不断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笔者归纳了旅游文化概念界定情况（见表1）。总体看，这些旅游文化概念，大多存在旅游、文化与旅游文化三个概念没有契合一致的问题。在逻辑层面，大多旅游文化概念在理解旅游和文化时，是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而理解旅游文化时，却是另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或简单把旅游和文化概念互贴标签，缺乏概念推演的逻辑力量，旅游文化的学术表达自说自话，学术混乱难以避免。从表1不难看出，学界对旅游文化的界定分歧很大。分析上述旅游文化界定诸说可以发现：“旅游+文化说”提出的旅游文化概念遵循“旅游+文化”的模式，将旅游与文化简单联缀叠加，显得十分模糊与笼统，但这些朦胧的认识和主张成为旅游文化研究的思想渊源,客观上推动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民族文化说”把旅游文化与民族文化混同，旅游文化被孤立地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混淆了旅游文化和民族文化两者的本质。这一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也是部分学者最终放弃这一界定的原因。“旅游文化总和说”根据文化的概念，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旅游文化体系，但对旅游文化的界定基本偏向了文化学，忽略了旅游文化与文化的区别。此外，如同在界定旅游的概念时一样，总和说外延过大，有宽泛之弊。“旅游客体文化说”的旅游文化研究从分析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开始，把旅游文化等同于人文旅游资源或旅游资源的人文内涵，把能够为旅游者提供欣赏和享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文化表现视2为旅游文化，形成了不少有意义的成果，出现了许多名为旅游文化概论或旅游文化学的著作。但是这些以旅游文化冠名的著作或是分析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或是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而贴上了旅游文化的标签，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把旅游资源中的文化内涵看作是旅游文化，是最为省力的，也是最为荒唐的。旅游客体文化说的内容可以说是深受这些著作的影响，它们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成为影响乃至制约旅游文化学发展的学术渊源。旅游客体是旅游文化发生与发展的支撑性要素，但却难以揭示旅游文化的本质。而且旅游客体文化包罗万象，一旦涉及旅游资源和旅游吸引物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内涵，使得一切现象似乎都与“旅游文化”现象有关，内容纷繁庞杂，在短小的篇幅中难以阐释清楚。“旅游主体文化说”确认了旅游主体在旅游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并明确指出旅游文化与旅游客体间是包含关系而非并列关系，姑且不论对错，这都是认识上的重大进步。从旅游文化的产生过程角度来分析探讨旅游文化,突出旅游主体的中心地位，与国外旅游文化研究的特征是相符合的。但这一针对旅游客体文化说而提出的论点，将旅游文化完全归结为旅游主体文化在旅游过程中的体现，又有矫枉过正之嫌。“旅游三体碰撞说”从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介的关系出发，围绕旅游文化的动态属性，强调旅游文化是旅游活动和旅游产业活动过程中通过媒介碰撞而产生的精神文化现象。它继承了主体说把旅游者置于旅游文化中的核心位置，继承了西方旅游文化研究强调旅游者的中心地位的做法。笔者认为，旅游三体碰撞说作为当前最主流的观点，有进一步认识的必要。第一，旅游三体碰撞文化说把旅游文化本质与形成过程看似清晰化而实际上却过度泛化了。旅游主体、客体和媒体文化分别指的是旅游者文化、旅游资源文化和旅游行业文化，属于“旅游的文化”或“旅游业的文化”，与“旅游文化”的范畴存在相当大的区别。不错，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确实说明了旅游的文化属性。但是，旅游的文化属性与旅游文化的属性是否属于同一个范畴，是一个事关旅游文化研究和旅游文化学学科建设极为重要的问题[5]。旅游与旅游文化是两个独立的概念，文化属性是旅游的众多属性之一；旅游文化的属性有自己明确的主体归属，两者拥有各自独立的属性主体，旅游的文化属性与旅游文化的属性属于不同的范畴，这才是比较符合逻辑的认识。第二，旅游三体碰撞文化说看似强调了旅游文化的整体性而实际却割裂其整体性。旅游文化是独立于旅游和文化概念之外的新概念，要统合旅游实践和旅游业实践活动来认识旅游文化的属性。从属性上看，旅游文化不一定依附于旅游主体、客体和介体“三体”存在，并不必然是“三体”文化属性的综合。例如，“三体”之外的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大都具有自己的旅游观念，这种观念自然属于旅游文化，而其形成并不是“三体”碰撞所能解释的。“身在“三体”之外，其旅游文化创造焉能必然发生在“三体碰撞”之中？”[6]旅游文化可以发生在“三体”碰撞之中，但发生在“三体”碰撞之外的就一定不是旅游文化吗？第三，旅游三体碰撞文化说看似缩小了旅游文化研究的内容实际上却使旅游文化的研究内容无限膨胀，无所不包，本身又回到被学界广为诟病的“无所不包”的状态[5]。边界模糊、个性缺失，直接导致旅游文化研究游离在旅游学和文化学边缘，既想敲旅游学的门，又要进文化学的门，难以找到自己的归属。“文化交流对话说”强调旅游文化的实质是文化交流与对话的一种方式，认识到旅游文化是以文化交流与对话为核心事件而展开的，影响着人类生活和存在的方式。文化交流对话说力图在认识人的本质基础上来认识旅游文化，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旅游体验介入文化说”是在认可了旅游体验本质的基础上来界定旅游文化，主要优点是大大缩小旅游文化研究的内容，并旗帜鲜明地把旅游资源的文化属性排除在旅游文化的研究框架之内，给人以启示。紧密结合旅游的本质与文化的本质，以审美、求知、交往和情感体验作为微观分析旅游体验文化的支撑点，契合了旅游、文化、与旅游文化三大概念；把旅游服务、旅游开发、旅游宣传和旅游研究文化作为旅游介入文化的子系统，逻辑清楚。但在学界尚未就旅游体验的本质达成一致时，在此基础上立论，即使能成一家之言，也略显不足。“特殊生活方式说”把旅游文化与生活方式等同起来，实际上是把旅游文化等同于旅游，其逻辑错误是显而易见的。逻辑上，旅游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旅游文化是反映人的该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文化形式或表征。“场景文化说”是旅游体验剧场概念的延伸，并突出了各种关联要素的关系，构建了旅游文化系统、文化模式、文化功能、文化变迁、文化建设等六大复杂的子系统来支撑场景文化说。全新的理论思辨体现了建构性研究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但相关学术研究基础难以支撑这一庞杂的内容体系；更重要的是，这些新概念的内容和外延不甚清晰，难免带来新的学术困惑。迄今为止，笔者还没有看到正式出版的以场景文化说为基础理论构架的旅游文化学专著。

二、旅游文化概念的进一步探讨

（一）旅游文化概念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性

从上面的引述与评价来看，旅游文化定义诸说或望文生义，把旅游文化归结为旅游+文化的简单结合，或囿于某种视角；或囿于模仿文化的概念，强调旅游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界定较为笼统；或把概念混同；或是同义语的反复……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旅游客体文化说使旅游文化的研究进入混乱不清的状态。读者可能会发现，在阅读完众多的旅游文化界定诸说之后，仍然显得不是那么清晰：旅游文化似乎就是与旅游有关的文化；旅游文化似乎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前加上旅游的标签形成的；旅游文化似乎就是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意义；旅游文化似乎就是文化的一种形态；旅游文化似乎是一种生活方式；旅游文化结构都有似曾相似而又纷繁复杂之惑。综合来看，这种混乱状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旅游文化的外延扩大化，从而使不宜划归到旅游文化之列的所谓旅游客体文化也成了旅游文化。如众多教材和专著在传统文化（古典园林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饮食文化、文化艺术等）的内容上贴上旅游的标签，并纳入旅游文化研究的主体内容。显然，将旅游对象物的文化内涵等同于旅游文化，在逻辑上是荒谬的，但在实践中我们却重复着这种谬论。二是旅游文化概念界定泛化。总体来看，学界偏好使用“总和”之类的术语来界定这一新概念，造成旅游文化的内涵模糊化。三是旅游文化概念的提出较为随意，缺乏破立的基础性分析和依据，有自说自话之嫌。这些认识论或方法论上的不足，导致概念混乱，重视综合性的表述而轻视分析性的话语，难以真正触摸旅游文化的本质。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外在表现形式，并不足以成为界定旅游文化概念的依据。因此，有必要对旅游文化的概念进行深入的探讨。

（二）旅游文化概念界定原则

旅游文化概念混乱，关键在于缺乏深入的理性分析、缺乏界定原则的指导。在界定旅游文化时，引述他人的定义，然后给出自己的定义，这是常用的做法。但这种做法很多停留在表面的现象认识层面，缺乏理性的、符合逻辑的推理过程。在众多的旅游文化学著作中，马波先生的《现代旅游文化学》是旅游文化学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曾涉及到界定旅游文化的概念的原则问题：旅游文化不是一般社会文化向旅游领域的简单移入，而是在继承或局部包容一般文化形态的前提下创造出来的新型文化；旅游文化的特质必须在旅游活动中去寻找；只有清楚旅游文化的主体，才有可能把握旅游文化本身[7]。沈祖祥先生给出了界定旅游文化概念的原则：系统和整体原则；动态而非静态原则；旅游人化即旅游者主体的文化原则；精神文化原则[8]。十多年来，旅游文化的定义不断推陈出新，但像马波和沈祖祥先生这样做过理性思索的却是少见。其结果是，定义越多，混乱越大；趋同倾向难见，趋异倾向明显；旅游文化现象描述越来越多，旅游文化本质仍然是雾里看花。毋庸讳言，上述对旅游文化概念界定混乱倾向的批判是直截了当的。但是，批判比构建要容易得多。笔者在此做出尝试，仅是表明一种态度，力图引起学界的思考和争鸣，而不是要斗胆做出定论。基于此，笔者认为，旅游文化的界定应该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旅游、文化与旅游文化概念契合一致

旅游文化涉及旅游和文化两个关键概念，由于旅游和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旅游和文化概念本身的争议性，要想对旅游文化下一准确公认的定义，当然很难。对旅游和文化的理解不同，对旅游文化概念的界定自然有所差别。但不管怎样界定，都需要把旅游、文化与旅游文化概念统一起来，使之相契合。目前许多市场上的旅游文化学论著存在旅游、文化和旅游文化三概个念不甚契合一致的问题。旅游文化的概念是一回事，旅游文化研究内容系统中所反映和体现的又是另一回事。其结果是：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旅游文化与旅游资源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属性）、旅游文化与旅游的文化影响、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与旅游文化等概念常常混同，导致学术交流困难。此外，保持旅游、文化、旅游文化以及旅游文化各种概念间外延的一致性，是保证这些概念研究内容契合性和一致性的基本前提条件。这客观要求：从旅游文化形成角度看，旅游文化的最大外延，不能超过“以旅游（产业）活动为基础的文化”或“旅游（产业）活动所引致的文化”；从内容指向看，不能超过“以旅游（产业）活动为指向的文化”。

2.界定旅游文化要坚持狭义“文化”概念

界定旅游文化的概念要立足于旅游文化个性的研究，而不是着力于文化共性的探索，这是建设旅游文化学学科的理性选择。概念宽泛——缩小概念——拓展概念，是建设一门新兴学科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在当前阶段，建设旅游文化学科，必须跳出宽泛研究思路的窠臼，缩小化的立论是比较理性的选择。况且，旅游本身就是人类所创造的人化活动，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旅游文化概念的宽泛界定可能造成“旅游”与“旅游文化”名异而实同。一旦接受了用狭义的文化观来统辖旅游文化的概念，也就回答了旅游文化是物质（现象）文明还是精神（现象）文明的问题。

3.旅游文化的定义应该揭示旅游文化的本质

要区分“什么是旅游文化”与“旅游文化是什么”，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旅游文化概念的界定不应该是罗列式的或是排除式的。旅游文化的定义应该能够解释旅游文化的本质与基本特征，这是旅游文化定义的基本准则之一。事物的本质是复杂的，认识事物本质的过程是痛苦而漫长的，因此我们要允许旅游文化本质的不同认识，但回避旅游文化本质的认识却是不应有的学术态度。回避旅游文化的本质问题，其结果只能是高谈旅游文化的意义、旅游的文化影响而忽视旅游文化本质的研究，以丰富有趣的旅游资源文化内涵规避旅游文化内在规律的探索，以包罗万象的文化旅游资源代替旅游文化的边界。另外，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外在形式，都不能代替旅游文化的本质，不足以作为界定旅游文化的依据。旅游文化是旅游引致的人化过程。处于文化概念核心位置的是“人”。同样，处于旅游文化概念核心位置的也是“人”，即作为旅游文化主体的旅游者。依据重要性的不同，旅游文化主体地位排列的序位是旅游者>旅游从业者>目的地居民。虽然旅游客体是旅游文化形成的支撑性要素，但是旅游客体文化包罗万象，一旦涉及旅游资源、旅游吸引物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内涵，使得一切旅游现象似乎都与“旅游文化”有关，内容纷繁庞杂，难以阐述清楚，其结果只能是无从下手或四处下手。另外，把旅游客体文化、旅游资源文化或者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等同为旅游文化，是典型的概念错位和逻辑谬误。

（三）旅游文化的定义

1.与旅游文化紧密相关的几对范畴

为更好界定旅游文化，还有必要辨析被学界和业界常混为一谈的与旅游文化紧密相关的几对范畴。（1）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是两个紧密相关的旅游学研究领域，但长期出现困惑和混淆。徐菊凤的研究表明，这两个概念在某些词条下各有所指，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常被用以指称同一类事物[9]。有些论文的标题表明文章作者要论述的是“文化旅游”问题，而文章中运用的术语却是“旅游文化”；许多文章的标题表明作者要论述的是“旅游文化”问题,而文章主体内容却讲述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问题，诸如此类现象比比皆是[2]。很多“旅游文化”相关论著，实际上是研究人文旅游资源的形成与特征，其结果是将旅游文化与一般社会文化等同[7]。把旅游者置于旅游文化结构框架研究的中心位置，并以文化交际为媒介，研究旅游过程中旅游主客“碰撞”而产生的各种文化现象，是西方旅游文化研究的最基本特征[10]。在英语学术圈，旅游文化是旅游学研究的一种研究视角。到目前为止，以旅游主客关系、神圣游程（旅游朝圣）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主要表征的旅游基础理论，都是基于旅游文化视角的系统研究而逐渐形成的。目的地民族文化，客源国（地）文化，旅游主体和旅游客体、旅游媒体在旅游活动过程中因交际碰撞而产生的文化现象都是旅游文化的研究范畴[10]。文化旅游的说法众人皆知，但熟知并非真知。文化旅游概念在文献中偶有提及，目前仍处于讨论阶段，还没有形成一致性认识[11]，甚至还有人直接将“文化旅游资源”混同于“旅游文化资源”。目前，学界和业界对“文化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经营上[12-13]，较少有“文化旅游”的系统研究[14]。一般认为，文化旅游是以遗迹（遗址）、建筑设施、人文风俗节庆和特色商品为主要消费内容的一种旅游类型[9]，是旅游者消费文化旅游产品的过程。文化旅游是因旅游者对异地异质文化的求知和憧憬所引发，从而离开惯常生活环境，观察、感悟、体验异质文化，满足文化介入或文化参与需求的过程。1991年，欧洲旅游与休闲教育协会(ATLAS)在参照多种有关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旅游的概念性定义和技术性定义[15]。文化旅游的概念性定义：人们离开日常居住地，为获得新信息与新体验来满足文化需求而趋向文化景观的移动；文化旅游的技术性定义：人们离开他们的常住地，到文化吸引物所在地的一切移动[15]。这一界定不仅强调旅游者出游的文化动机，而且给出了旅游文化的概念性和技术性定义，符合理论研究的国际惯常做法。概念性定义提供了文化旅游的理论框架，技术性定义则便于进一步明确文化旅游的内容与范畴，明确了具体的分类指标。基于前述分析，笔者认为，文化旅游是旅游者离开惯常生活环境，对异地异质文化景观的观赏，是以感受异质文化为目的而进行的旅游活动；旅游文化是旅游者、旅游从业者和旅游目的地居民在旅游（产业）活动过程中所创生的一种新型文化形态，是旅游者通过旅游活动在旅游过程中以旅游目的地作为最终极的载体相互作用、共创共生的过程和结果，是由旅游（产业）活动引致并迸发出来的形式多样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称，其实质是旅游引致的人化过程及其结果。（2）旅游文化与定居文化旅游作为人类历史上典型的人口流动现象，是与定居相对而生的。居家生活创造了人类定居文化。从人类追求自由与创造的角度看，旅游的外出生活涉及定居地文化、目的地文化以及在旅游活动过程中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创造。旅游者对文化空间的跨越，使旅游文化成为一种移动性的文化。旅游主体成为移动性的群体。这种移动性是引致旅游文化产生的基础，也是旅游文化不同于定居文化的基本特征。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移动性的旅游文化是与定居文化相互补充的客观存在。（3）旅游文化主体与旅游主体文化不少旅游文化概念把文化主体与主体文化，客体文化与文化客体混为一谈。一般认为，旅游主体是旅游者，这是没有多大问题的。旅游文化的主体是什么？旅游文化发生与形成过程贯穿于整个旅游活动和旅游业活动过程中，因此，把旅游文化的主体等同于旅游者则过于狭窄；而且，把旅游从业者和目的地居民排除在旅游文化的主体之外，不能真正反映作为旅游者、旅游从业者和旅游目的地居民在旅游（产业）活动过程中所创生并迸发出来的一种新型文化形态共创共生、相互作用的本来面目。旅游文化主体主要是旅游者，也包括旅游从业者和旅游目的地居民。（4）旅游文化客体与旅游客体文化旅游客体是旅游资源，旅游文化的客体却不是旅游资源，旅游文化的客体是旅游。没有旅游这个对象，就不可能创造出作为新型文化形态的旅游文化。旅游客体文化即旅游资源文化。不管是自然资源还是人文资源，当成为旅游者的造访对象时，它变成旅游资源，经过人类的创造开发活动，特定的文化内涵附着于旅游资源。从历史角度看，资源固有（原有）文化发生在旅游客体成为旅游资源之前，不可能是旅游文化；当附加文化发生之后，它因旅游活动展开而形成和发展，也可以视为旅游文化。综上所述，我们提出理解旅游文化概念相关的几对范畴，重在提出问题，而不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正如由美国社会学家华莱士提出、被社会科学界广泛应用的“科学环”原理告诉人们，观察和理论是研究的两个起点，经验世界和理论世界总在反复互动，螺旋上升[16]。旅游文化的研究是一个渐进过程。在认识旅游文化以及诸多相关概念范畴时，或一味空谈，远离旅游世界不去观察旅游文化的运动，各说各话胡乱地破立、提出概念并加以解释；或只是观察旅游实践，日复一日不辞辛劳地描述各种与旅游相关的现象并贴上旅游文化的标签，旅游文化的研究就难以真正地跨入学术殿堂，促进旅游学科与科学的健康成长。

2.旅游文化的定义

基于旅游文化的以上分析，并根据给出的界定旅游文化概念的4大原则，笔者尝试重新界定旅游文化的概念。旅游文化是旅游者、旅游从业者和旅游目的地居民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所创生的一种新型文化形态，是旅游者通过旅游活动在旅游过程中以旅游目的地作为最终极的载体相互作用、共创共生的过程和结果，是由旅游（产业）活动引致并迸发出来的形式多样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称，其实质是旅游引致的人化过程与结果。这个界定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旅游文化的本质是旅游引致的人化过程与结果，这是旅游文化本质的规定性，是所有旅游文化现象都具备的统一内核。（2）旅游文化主要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而非物质文化现象。精神文化是判断旅游文化与非旅游文化的标准之一。旅游是人的生活和存在方式，旅游文化就是关于人的旅游生活方式的文化体现与反映。（3）旅游文化主体主要是旅游者，也包括旅游从业者和旅游目的地居民。（4）旅游文化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之所以说旅游文化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是因为旅游文化的“新”是由“旅游引致”直接规定的。旅游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与人类的旅游生活或存在方式直接关联。因此，客观存在着时间标准和直接因果标准来判断旅游文化的存在与否：该种文化现象出现在旅游活动之后，并且该种文化现象是由旅游活动的开展而形成的。（5）旅游文化是旅游者、旅游从业者和旅游目的地居民在旅游（产业）活动过程中所创生并迸发出来的精神文化现象。（6）旅游文化的最终极载体是旅游目的地。相对于定居文化而言，旅游文化是移动的文化，因此研究这一移动的文化需要找到一个终极的载体，而旅游目的地最能体现和反映了旅游文化主体（旅游者、旅游服务者和旅游目的地居民）是如何相互作用、共创共生的。

本文作者:李朝军郑焱工作单位:湖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