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社会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在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西欧社会关于社会结构的认识在不断变化，它的性质也在不断演化，从工人阶级革命党先后演化为工人阶级议会改良党、追求价值社会主义的“人民党”和放弃社会主义目标的中间阶层党，总体趋势是非工人阶级化。但社会近年来的加速转型，特别是走第三条道路，并未让它摆脱日益衰落的危机。

【关键词】西欧社会社会结构

在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西欧社会关于社会结构的认识在不断变化，其性质也经历了从工人阶级革命党、工人阶级议会改良党、追求价值社会主义的“人民党”到放弃社会主义目标的中间阶层党的演化。但近年来较为彻底的非工人阶级化，特别是走第三条道路的转型，并未让当今的社会如愿地摆脱它30年来日益衰败的厄运。

一、工人阶级革命党

1863年，世界上第一个在民族国家中建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该党创始人拉萨尔认为，当时的社会存在财产和教育上的差别，没有、也不可能有平等，工人等级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团结互助。[①]他还认为，资产阶级背叛了1848年革命，只有“第四等级”的“事业实际上是全人类的事业”[②]。尽管如此，该党当时并不是一个革命党，因为拉萨尔一直指望在帝国的帮助下实现党的目标。1869年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虽然表示要改变工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状况，但与拉萨尔派合并后的《哥达纲领》依然主张“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③]。因此受到一直关注德国工人党发展的马克思的严厉批判。

由于清算了拉萨尔主义，德国社会接受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声明支持巴黎公社，与帝国决裂。这使该党遭到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镇压。然而正是这种镇压，使该党革命倾向显著增强，认定“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必须加以反抗。曾被监禁、主张以牙还牙的倍倍尔就说：“我要像你们当初对待我们那样对待你们。”[④]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在基本原则部分照搬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分析，认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少数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过剩的工人大军越来越庞大，贫困和剥削越来越厉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社会分裂成两个相互仇视的阵营。

德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化对欧洲其他工人党产生了很大影响。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时，大会的标语上写着：“剥夺资本家阶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生产资料社会化！”对此，后来的社会党国际书记布劳恩塔尔也承认说：当时虽然存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但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主导思想，第二国际是一个建立在有组织的群众性政党基础上的革命国际。“它的各党不仅在纲领上以对现存社会制度进行革命的变革为目标，而且把革命这个‘历史的助产婆’看成是它们争取摆脱资本主义阶级统治，求得解放的斗争不可避免的最后阶段。[⑤]”这个评判应该说是客观的。当时欧洲的社会党从性质上看，确实基本上都是主张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战的革命党。例如即使成立较晚、派别争论较多的法国社会党，在1905年建党时也不仅以“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名字表明自己的工人党性质，而且以明确宣布社会党“不是改良主义的政党”，而“是无产者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政党”，表明了自己的革命性质[⑥]。

二、工人阶级议会改良党

尽管直到第二国际前期，各国社会党基本保持了工人阶级革命党的性质，但改良主义不仅没有绝迹，而且还渐渐蔓延开来，并最终导致第二国际的瓦解。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对改良主义的批判不够彻底外，还与这样几点有关。

1.统治阶级改变了统治方式

由于工人阶级的坚决斗争，使俾斯麦直接用暴力摧毁社会的企图失败，致使帝国统治者不得不改换统治手法。这主要包括：德国从1883年开始，其他西欧国家仿效，推行事故保险、健康保险、养老金和失业救济等福利政策；1890年废弃了“反社会党人法”；在政治领域开始实行普选，到1900年前后，西欧各国男子基本上都获得了这项权利。这些改变使各国社会党的选票快速上升，在议会中的发言权增加，工人阶级的处境有所改善。但随之而来的是合法主义、议会改良主义的思想在社会党中急剧膨胀。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很能说明这种变化。德国社会的福尔马尔曾断言，废除非常法“只能在街头、在战场”，是公认的革命斗士。然而当非常法被议会取消后，他便立即从主张暴力革命转向号召同资产阶级政党一道在议会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⑦]。

2.清算无政府主义忽视了另一种倾向

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就对提出通过暴动立即消灭国家口号的巴枯宁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第二国际前期，针对无政府主义反对工人阶级参加议会选举和争取社会改良的活动，其三次代表大会都成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大会，并作出谁不“承认政治斗争和议会活动的必要性”，谁就无权参加国际大会的决议，使社会内同无政府主义持续近30年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由于这种胜利是在议会改良主义者支持下取得的，从而使他们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胜利的果实，把承认合法斗争变成了崇尚合法主义。

3.关于社会阶级结构认识的影响

如上所述，各国社会的标杆——德国社会当时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认识基本上照搬了马克思的分析，其中的一个重要判断就是“无产者的人数越来越众多”。有资料表明，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工业部门中的就业人员不仅量增迅速，而且在经济中的比重出现了质变。就拿德国来说，工业就业人数从1882年的570万猛升到1907年的980万，首次超过农业。[⑧]可见，上述判断是正确无误的。但是，当它与工业国家刚刚确立的普选制和社会人的得票率节节攀升联系到一起的时候，这个判断就被社会改良主义看成是通过选举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保障了。比如法国的饶勒斯就断定：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是通过革命这种历史走投无路时的选择，而是“通过在民主和普选制法律范围内……无产阶级的壮大”[⑨]。

议会改良主义在社会内的发展并非没有遭到抵制。恩格斯就曾指出，如果在代议机关毫无实权的德国采取类似在英法这样的民主制国家中的做法，就是为帝国专制制度遮羞。[⑩]又比如米勒兰首开先河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后，就受到法国社会党革命的盖德派和布朗基派的激烈谴责。但就第二国际整体而言，则把是否走议会改良道路仅仅看成是一个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选择问题，与党的阶级性质无关。这实际上成为社会后来投票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和其左派分道扬镳建立共产国际的原因。

三、追求价值社会主义的“人民党”

1959年，德国社会通过了《哥德斯堡纲领》。这一纲领放弃了生产资料社会化这个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目标，把“自由”、“公正”、“团结”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符合人类尊严的社会”和“成为国家和生活的普遍制度”的民主，同时宣布“社会已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11]。这种从“制度社会主义”向“价值社会主义”的转型是社会历史上十分重大的一次转型，它构建了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和基本理论框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社会性质的这次大转变实际上是从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开始的。在第二国际后半期，伯恩施坦和法国的马隆、米勒兰、饶勒斯，意大利的屠拉梯，英国的费边社一样，宣扬“暴力对改变社会性质所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小”，但和这些议会改良主义者不同的是，他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已不是随着选票增加产生的一种策略选择，而是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伯恩施坦的断言与马克思的看法不同，“社会结构同从前比起来远没有简单化”，而是“高度地分级和分化了”。他认为，首先，从资产者情况看，经济的集中化并没有使他们的人数减少。其次，从工人阶级情况看，“不能够说，先进国家中的贫困、奴役、退化确实是增加了”，而且工人本身也表现出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收入方面内部分化加深的趋势。最后，从中间阶层情况看，生产的积聚并没有消灭中小企业，“相反，它们几乎到处都有相当大的扩展”，特别是由于私营经济管理任务和公共行政任务的增多，中等阶层又得到职员和公务员等“新中间阶层”的补充。以这样的分析为基础，伯恩施坦断定，资本主义危机没有加深；由于劳动立法的改善使工会和企业主之间的冲突形式日益有序化，阶级斗争没有加剧；“如果说社会的活动和前途取决于有产者人数的减少”，“如果工人阶级打算一直等到‘资本’把中等阶级从世界上排除掉，那么他们的确可以睡一个长觉”[12]。

伯恩施坦的言论[13]当时在德国社会内遭到广泛批评。1899年的党代会就指责伯恩施坦发表“异端邪说”，声明党“一贯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14]。1903年的党代会更是以288票赞成、11票反对通过决议，谴责修正主义以一种迎合现存制度的政策，取代通过战胜我们的对手夺取政权的政策。[15]然而修正主义的影响实际上并未消除。该党1921年通过的“格尔利茨纲领”就认为“德国社会是城乡劳动人民的党”，阶级党的性质有所松动。

修正主义的影响在北欧社会中更大一些。比如1911年就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于1920年首次执政的瑞典社会，在1932年就把所谓不再拘泥于国有化的“功能社会主义”写入党纲[16]，并积极实行劳资合作政策。又比如挪威工党1949年纲领指出：“我们处于过渡时期。陈旧的社会秩序正在转变为新的社会秩序。这一变化改变了党，即工党运动的性质……它不再是某一个阶级或国家的某一个集团的代表。它代表着所有希望在合作和利害与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里找到自己位置的人们。”[1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一些头面人物在重建被纳粹捣毁的党组织时，认同修正主义的倾向也更趋强烈。比如战后第一任党主席舒马赫就认为“社会主义的原意已有所改动而不只是工人阶级的事情了。社会主义是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纲领”。为此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惟一正统的理论基础，认为：“一个人究竟是为了哲学上还是道义上的原因，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而成为社会人的，还是由于受了登山宝训精神的感化而成为社会人的，这无关紧要。”[18]但历史的惯性还是使该党按照传统工人政党的方式和目标进行了重建。[19]然而1949年和1953年大选的连续落败，引起该党一些重要人物对仍然保留工人党传统的批评，并推举伦理社会主义者艾希勒起草新纲领。为了使新纲领站得住脚，社会努力从社会结构变化等方面找根据。

最主要的是，工人阶级并没有像预见的那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居民中形成支持社会主义的绝大多数，出现的反而是两个停滞：（1）工人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从1882年到1950年始终停滞在50%左右，此后开始下降[20]；（2）由于有相当数量信奉天主教的工人把票投给联盟党，使得社会的得票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获得约30%后长期停滞不前，直到1957年都未能超过这一比例。社会遭遇到明显的“阶级屏障”。社会还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该党早期尽管曾判定中产阶层依附资本的地位表明他们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涌向社会主义运动，但由于党的纲领、活动方式和语言风格等等均以工人阶级为对象，因此争取职员和公务员的努力成效甚微。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放弃马克思主义、放弃公有制、放弃工人党性质的《哥德斯堡纲领》得以通过，并确实带来社会得票率的一路飙升，不仅突破了30%的大关，还在1972年超出联盟党达到45.8%，并使该党从1969年起连续数十年赢得执政地位。四、放弃社会主义目标的中间阶层党

《哥德斯堡纲领》宣布社会不再是工人党，而是人民党，虽然是社会性质的一次明显转折，但它实际上并没完全放弃自己作为工人阶级代言人的角色。这既表现在其政策倾向性上，也表现在其工人党员和工人选民比例一直较高上。比如英国工党直到1966年工人党员仍占党员总数的69%，德国社会1969年的工人支持率为58%，挪威工党战后长期执政靠的是2/3的选票来自工人阶级。也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的社会中屡屡出现反对党中间阶层化的现象，并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

（1）要求党维护工人阶级利益。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正是由于英国工党工会派的抵制，新费边主义派和党的领袖盖茨克尔要求工党放弃生产资料公有制、摘下体力劳动者“布帽”、树立“人民党”形象的主张才没能实现。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新左派运动和经济滞胀危机的影响，社会中出现了一股“重新意识形态化”浪潮：在德国，青年社会人向党的领导集团发难，指责党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利益；在英国，以托尼·本为代表的工党左翼要求提高工会在选举党的领导人中的作用；在法国，社会党通过了与共产党合作的《公共施政纲领》，着手实施“扎根左翼”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不仅密特朗成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社会党政府并推行国有化政策，英国工党左翼也突出强调国有化方针，即使部分主张中间化的右翼分裂出去也在所不惜，而瑞典社会也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动作，一度推行“基金社会主义”。

（2）反对新社会运动。20世纪70到80年代初，随着不同于城乡小业主、小商人等传统中间阶层的，由白领雇员、公务员和在教育、医疗、法律等领域的服务人员构成的中间阶层获得发展，新社会运动在西欧兴起。但社会很长一个时期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一运动的活跃看作是对其的政治挑战。比如帕尔梅1972年在社会党国际三巨头的通信中就表现出对“社会政治化”的忧虑，称在形形色色鼓动起来的小团体抗议中，“可感觉到一种‘反政治’倾向”[21]。德国前任总理施密特也反对社会党员参与新社会运动的游行示威活动，社会元老巴尔则不仅视该运动为乌合之众，甚至认为绿党是“对民主政治的威胁”[22]。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社会在德、英等国在野时间的延长，它的思路渐渐发生变化，新一轮向中间阶层靠拢的转型快速发展。这一过程也表现在两个方面。

（1）“绿化”。20世纪80年代初，新社会运动在最有人气的德国凝聚成自诩为“反对一切政党的政党”——绿党，并吸引社会一些党员和选民“弃红投绿”。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不得不重新审视与绿色政治的10年争论。在社会结构认识上，它淡化了“以劳动为中心”、追求阶级平等的理念，并重新定义“劳动”概念，使之从侧重与工人阶级相关的“谋生手段”扩展为“对社会有意义的活动”，把管理和自由职业等涉及新社会运动背后的中间阶层的工作都囊括进来。1989年，以《柏林纲领》为标志，德国社会实现了新的性质转变，即在追求“公正”等基本价值观中补充了生态保护内容。这一转变不仅为后来的“红绿联盟”打下了基础，而且它从绿党那里学到的风险意识、全球意识、合作意识、责任意识和公民社会意识等等，成为它后来进一步转型的助推器。

（2）走第三条道路。社会认为，科技和全球化的发展使西方产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旧左派政治建立其上的、伴随着劳资对抗特征的旧式大工业，正在让位给一种最有价值的资产是知识和创造力的新经济。随之而来的是，“蓝领工人人数的急剧减少，以往一直作为投票和政治关系之基础的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社会“不再拥有一个可以为其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不得不去寻找适应于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具多样性的环境的新的社会认同”[23]。为此社会主流派看到在“人下人阶级和人上人阶级之间，新出现了一个日益庞大的操心阶级”，从而出现另一种“阶级制度不平等”，即“一个生活在福利中，一个为此纳税”，因此社会必须“改变航向”[24]。这就是走非左、非右、亦非传统中间的第三条道路（新中间道路）。

对比《哥德斯堡纲领》，第三条道路的新特点在于：第一，在党的目标上不仅放弃了公有制对私有制的替代，而且放弃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25]第二，强调一种意在清除懒汉式“左派个人主义”的新公正观和“有予有取”的责任观，改革基于大规模“再分配”的福利制度。第三，在认为社会是“既为强者说话，也为弱者说话”的人民党的同时，强调自身是“我们社会里能人的联盟”[26]——中间阶层的党。第四，重新整合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种“资源”，使社会承担更多政治责任，实现“民主制度民主化”。第五，改变主要依靠纲领和组织进行动员的传统方式，打媒体牌，传媒党化。如今社会不再讲第三条道路了，但没有第三条道路的第三条道路还在走。

五、简短的评析

1.西欧社会性质演化的趋势是非工人阶级化

在我们对西欧社会近150年演化进程的分析中，这一点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只是从其他几个角度再谈一谈。

（1）从其背弃马克思主义看。马克思主义是作为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产生的。西欧社会从信奉马克思主义到修正马克思主义，再到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放弃消灭私有制，直至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每一步都是对主张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的背弃，当然也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弃。

（2）从其与国家的关系看。早期的社会认为国家是总资本家，工人没有祖国，对国家持革命态度；改良主义蔓延时期，它主张参与议会斗争，对国家持利用态度；在《哥德斯堡纲领》问世后，它开始上台执政，认为国家不再是资本的国家，而只是一种强有力的管理工具，在建立福利制度中大有作为，其与国家的关系也从改良利用走向融为一体；应对经济全球化走第三条道路后，它对国家作为管理工具的能力有所质疑，与国家的紧密关系有所松弛，但依旧否定国家的阶级性，主张以超阶级的公民社会限制国家权力。

（3）从其实用主义化看。从承认和参与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那一天起，追随多数就成为社会运动轨迹的内在法则。相信工人人数将占选民绝对多数使其从革命党变为议会党；执政期望遭遇“30%阶级屏障”使其搞人民党；发现红绿联盟有助于脱离反对党冷板凳使其补充生态观念；相信中间阶层在今天比下层更庞大并使其走第三条道路。

（4）从其文化色彩加重看。社会不仅从知识经济、知识社会中看到权力的文化基础，而且以文化分析替代阶级分析。这使它认为近年来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主要不是经济现象，而是涉及更广泛社会学范畴的文化现象。比如一些人进入社会底层不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属性，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属性，诸如新移民、有两三个孩子的单亲家庭、黑人等有色人群以及因传统工业消失很难找到新工作的人等等。[27]

2.西欧社会正在日益衰败

西欧社会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党进行非工人阶级化改造，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确实对它做大做强和上台执政起过作用的话，那么这并没能避免此后它总体上一直在走下坡路。即使在比以往任何时候讲改革、创新更多的90年代，虽然一些社会曾赢得一个执政小高潮，但衰败的态势并没能止住。之所以作如此评估，主要不是从执政与否，而是从分析社会的政党特征和功能表现得出。这大致涉及如下几点。

（1）在“成员观点基本相同”这一政党之所以成为政党的重要条件上出现困难。西欧社会实行非工人阶级化虽然有传统产业工人阶级萎缩这个现实的支撑，但作为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进行这样大的转型，不可能不在党内引发争论。比如近年来除了直接围绕非工人阶级化和非社会主义化的争论外，还有一系列引发社会人思想冲突的难题：搞凯恩斯还是哈耶克？效率优先还是公正优先？维护弱者还是抓住强者？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有着怎样的职责和关系？对移民带来的外来文化是抵制、放任、同化还是融合？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是该加强主权让渡还是加强主权？如此等等。作为政党，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思想认识的较为一致，社会内的这些争论绵绵不休，造成认同危机，有党将不党的倾向和危险。

（2）组织危机使其弱化。第一，思想认同危机使党员构成异质化，派别之间、领袖和普通党员之间、个体之间、老年和青年党员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加深，有的还造成党的分裂。比如2005年的德国社会就既有以拉方丹为首的左翼以退党来抗议施罗德的政策，又有部分右翼党员也以退党的方式抗议党在柏林与前东德共产党演化而来的民社党发展关系。该党最近3年以空前的频率换了4位党主席也与派别斗争有关。英国工党也不例外，布莱尔搞第三条道路后，党内左翼策动“政变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第二，社会靠拢公民社会的做法也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不仅新型的公民倡议组织无意皈依社会，工会和教会等传统的公民利益集团与社会的矛盾也在加深。这种状况进一步导致社会党员的减少和老龄化。据《明镜》周刊报导，1997年英国工党赢得大选胜利时党员超过40万，2002年几乎不到25万。[28]德国社会青年党员的比例从1974年的10.8%下降到1999年的2.8%，70岁以上党员人数是25岁以下党员的5倍。[29]第三，与党员人数下降相比，党员质量问题也越来越大。这既包括党的干部腐败增加，也包括由于媒体民主作用扩大，党的领袖常常跨过党员直接诉诸公众，从而对党员的参与意识形成直接打击。实际情况也表明，当今的社会党员不是比过去更积极，而是更消极了。

（3）功能下降。西欧社会原本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即使成为议会党，也明显发挥着反对党的作用。然而放弃“替代”和大举中间化后，社会作为西欧政党民主轮流坐庄一翼的功能弱化。这使它存在的社会政治意义降低。

3.两点说明

（1）由以上分析不能断言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它毕竟有100多年的历史，见多识广，经验老道，善于在变革中自我调整。另外，社会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不是西欧政党政治中的个别现象，其他政党——无论它们站在政治光谱的哪一个位置上——也同样存在。换句话说，社会的困境反映的是西欧民主制的困境。

（2）本文主要依据社会的主流发展状况和总体趋势进行分析阐释。实际上，国情不同，时期不同，各国社会的表现和看法也有所不同。比如英国工党从来就不是革命党，法国社会党对第三条道路曾有某种抵制，而最早放弃公有制的瑞典社会至今还在其纲领中强调自己“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30]。

[①]参见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②]苏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国社会简史》，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③]德罗兹：《民主社会主义1864-196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④]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07页。

[⑤]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页。

[⑥]让·马雷：《社会党的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1页。

[⑦]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页。

[⑧]参见张世鹏：《当代西欧工人阶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7页。

[⑨]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页

[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3页。

[11]参见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编：《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发行，第149、150、155、165页。

[12]参见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31、104、106、115、123页。

[13]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重点例举了有关社会阶级结构方面的言论。

[14]转引自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的任务》译者序，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6页。

[15]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页。

[16]高峰：《瑞典社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5期。

[17]德罗兹：《民主社会主义1864-196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页。

[18]佩特森等编：《西欧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页。

[19]参见苏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国社会简史》，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页。

[20]参见联邦统计局统计年鉴，转引自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124页。

[21]参见勃兰特等：《社会民主与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2、83页。

[22]参见傅剑锋：《他们为何反对发展核能——与德国绿党议员的对话》，《南方周末》2007年3月8日。

[23]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5页。

[24]布莱尔：《新英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80页。

[25]吉登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再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另类选择……这绝不是说全球市场经济不引发各种问题，因为它确实已引发了。但现在还没有一个备选的社会形式存在。”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26]www.dw-world.de/chinese，2003年8月7日。

[27]何秉孟、姜辉：《阶级结构与第三条道路——与英国学者对话实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28]《明镜》，2002年2月25日。

[29]参见张世鹏：《从德国看欧洲政党制度的危机与改革前景》，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2期。

[30]参见《瑞典社会2001年党纲》（瑞典文版），转引自高峰：《瑞典社民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