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从朦胧走向明朗的女儿世界

摘要：《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女性观从朦胧期走向自觉期，再向明朗化方向发展，女性意识逐步深化。而且又同出于清代名家之手，这些紧密联系值得人们去思索。

关键词：女性意识朦胧期自觉期明朗化探源

早在母系社会时期，女子作为生命力的缔造者，就受到人们普遍地顶礼膜拜，当时的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然而，自私有制产生后，男性以自身优势逐步取代了女性在社会中原有的地位，正象恩格斯说的“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1]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便是男性本位的文化,女子一直生活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角落中。但是一些文人仍不忘耕耘，以清代文学尤胜。《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在女性观方面一脉相承，由女儿世界的朦胧期走向明朗化。这种女性观的演进过程也有其必然性，值得人们去探索和思考。

一女性意识的朦胧期：女性传统意识的挑战

蒲松龄本是一介儒生，进官进爵是他一生不懈追求的目标。但是他屡考屡败，怀着对科举又爱又恨的复杂感情，用一枝生花的妙笔将心中的愤懑一吐为快。“浪言狐鬼史，书法磊块愁”[2]，采用“神人”结合方式，塑造了若干天生丽质，有美好情操和过人才能的神狐鬼魅变成的理想女性的形象。她们敢于挑战封建传统时期的女性观，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此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商三官》写的是女主人公为父报仇的故事。商三官清醒认识到官府与豪强的勾结，欲报仇除恶，她夜遁离家，假扮优人，杀死仇人，自己也壮烈缢死。死后仍击死欲淫自己的豪强和家奴。蒲松龄认为，三官这种反抗行为不仅庸夫俗男无法与之相体并论，就是荆轲也羞与其伍，武圣人关羽亦无法媲美。《仇大娘》中仇大娘不记前嫌、不为金钱诱惑的品质，任劳任怨而不图报的德行操守，都是女性自立自强人格的写照。《婴宁》一路笑来，一路笑去，封建礼教为束缚女性而制的清规戒律对她丝毫不起作用。《霍女》中的主人公打破贞操观和从一而终的观念，传统女性的思考更是提高了一个层次。

蒲松龄既看到了妇女人身自由的光明，但时代的局限性使他始终不能走出落后的妇女观，因而只是处于一种朦胧的女性意识期，但这种朦胧意识为曹雪芹探索女性全新形象开启了先河。

二女性意识的自觉期：女清男浊观的横空出世

曹雪芹一反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偏见，鼓吹“女清男浊”。小说塑造了许多“行止见识”压倒须眉的女子，大为巾帼吐气。这些描写的实质是要求男女平等，期望广大妇女能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闪耀出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光辉。

作者笔下的黛玉、宝钗、湘云、探春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才女和诗人气质，作者几乎是将全部文才赋予女性，并且以“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芦雪庭争联即景诗”、“林黛玉重建桃花社”等大量篇幅，提供各种机会，让裙钗们充分表现自己的博学和文才，这些都是作者宣传山川日月之秀独钟于女儿的思想，为了复归女子的人性美而精心安排的情节。

《红楼梦》宏扬了以往作品女才的积极因素，又扩大视野，表现多方面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情趣，从而提高了“才”的独立存在价值。探春“才自精明志在高”，能以敏锐的眼光洞察贾府的各种矛盾，理财不仅有超人的见识，还会“兴利”。王熙凤的理财博得“合族上下无不称叹”。

歌颂女子胆识打破以往传奇情节，通过平凡生活表现女儿们的勇敢。鸳鸯、尤三姐，在当时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不为势屈，不为利诱，胸有成竹而又大胆泼辣地与贾赦，贾琏之流人形动物进行斗争，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

“贾宝玉女性化”[3]的设置也是让男性肯定女权，也是作者女性观方面的流露。此外，作品也塑造了另一个肮脏卑劣的爷儿们世界，与如诗如画的女儿世界两相对照，爱憎分明，妍媸必露，更见证了“女清男浊”观。《红楼梦》所显示的审美理想，在当时那个时代，给人们提供了人性觉醒的新视角。

三女性意识的明朗化：女子社会层面的反思

《镜花缘》描写唐敖漂洋过海，一个重要目的是寻访“名花”。这些“名花”都是有胆有识，有文才或有武艺的女性。有的女子的才能使男子在她们面前黯然失色，自惭形秽。《镜花缘》的主旨并非《聊斋志异》、《红楼梦》那样复杂立体化，它在于提出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出路问题，为天下弱女子扬眉吐气。正如胡适在《〈镜花缘〉的引论》中说：“李汝珍所见的是几千年来忽略了妇女问题，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4]

《镜花缘》对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里摧残着妇女身心的陈规陋习，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抨击。从封建制度本身诉起，从而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要求恢复女儿的自由。“女儿国”那里“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外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滞外事。”文中多次对“女子无才便是德”反驳，“黑齿国”一节，作者直接歌颂了女子的才能，批评了轻视女子的偏见。多九公佩服女子学问“渊博”，怨恨自己“少读十年书”。

对乌托邦式女儿世界的构想，明显看出作者主观意图，回答了《红楼梦》中的女子出路问题：让女子走出闺阁，展现女子的社作用，较之前两部小说女性意识逐渐明朗化了。

四女性意识高涨原因之探究

清代相继出现以上三部巨著，作者不仅同情妇女的遭遇，而且为其大唱赞歌，妇女观逐步深入，愈加明显。这是与时代思潮，文人自身以及前代文学的继承等因素分不开的。

（一）社会思潮、时代变革的推动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它的内容和形式是这个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决定的。”[5]狂飙突进的社会思潮给女性文学的震撼与影响尤为强烈。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末清初，启蒙主义思潮给当时的文化领域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李贽主张“天下之人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的“天赋平等”思想基础之上的妇女观，反对“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同情妇女疾苦。这种民主思潮吹进文学之中，引起巨大变革：女性题材增多，赞美女性的智慧，甚至达到“女清男浊”的地步。在此之前，却不尽然。《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只能控制自己做女人们的权利而甘心去做衣服，做美人计的筹码，做英雄的盘中餐，它是一部为“理”而献身的女性文学贞节坊；《水浒》中要求人欲干扰英雄事业的女人，就只能为英雄祭刀，它是一部背“理”而求欲的女性历史耻辱柱。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的高涨，曾经带来放纵情欲的社会局面。“有色无才，断乎不可。”“莲心不称如花貌，金屋难藏没字碑。”[6]集中表达了要求女性具备一定文化素质的文化心理。“女教”向“女才”方向倾斜。

《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为“女性”唱赞歌，一是民主思潮的高涨，高呼男女平等。二是时展的使然。

（二）文人的一次自我显现

清代的一些文人都喜欢写女性，某种程度上在于她们是许多文人用来寄托某种思想的假借物，是作者“自我”的一次显现。蒲松龄、曹雪芹、李汝珍把女儿世界作为他们的理想王国，以其尽真的多情，尽善的诚挚，尽美的才学胆识赢得心理平衡，她们为女儿鸣不平，也在为自己鸣不平。

《聊斋志异》里的狐妖故事所组成的妖精交响曲，事实上是“欲望交响曲”[7]。蒲松龄笔下美丽多情的花妖狐仙一个个向穷书生投怀送抱，甚至能携带书生飞黄腾达或成仙飞升，弥补了作者的心理缺憾，满足了作者的情感需求。

曹雪芹生于十八世纪上半叶，他看到了封建末世的腐朽，受到了新思想的激荡，以及中国历史上魏晋文人心怀旷达、蔑视礼教的进步传统的影响，饱尝了因家庭衰落的世味辛酸，培养出作者兀傲的性格。因而他笔下的女子行为叛逆，最为明显是黛玉和晴雯。她们敢于向封建秩序挑战、目无下尘的性格，正反映了曹雪芹敢于赞美那些被卫道者视为“荒谬”的兀傲之气。

李汝珍写《镜花缘》并没有像曹蒲两人那样有明显的“自喻”意味，但也有其意义。他纯然是从提高妇女地位出发，表现了他对妇女命运关注和思考。因而在书中全面宏扬女子之才，虚构“女儿国”，让整个社会制度翻转过来。这些表现显得虚幻、飘渺，但其妇女观也是进步的。

（三）历代文学精华的继承

以女性描写见长的《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在清代得以相继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又曲折的过程。早在《诗经》、汉乐府民歌等文学作品中，就出项了一批优秀的女主角，但所占比例不大。女性形象大量进入文学领域是从唐宋传奇开始的，但从总体来看，“女子依旧被视为玩物，生活舞台的主宰依然是男性”[8]。宋元话本歌颂了一系列反抗礼教压迫的叛逆女性，反映市民反封建的积极思想，但也有一些作品对叛逆女性进行毁污。明代小说脱胎于话本小说，一部二十五史，说到底是男性的历史。明中叶以后女性逐步成为小说人物的主体。《三言》直承宋元话本的传统，塑造了一系列可敬可爱的女性。晚明，文艺领域内出现了一系列宣扬男女平等的作品。正如南宋诗人陈藻《读李（白）翰林诗》首唱“莫怪篇篇吟妇女，别无人物与形容”。

此外，明清之际盛极一时的才子佳人小说，从“女才”角度拓宽了清代女性描写的空间。小说中的女子都贯以“才女”称号。《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深得前人壶奥，在其基础上，去除污秽，吸收其精华，经过一番“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9]的理智选择，艺术净化，美学提高，终于完成了明清小说人物的转移。

女性在明清小说中经历了由陪衬点缀到毁污受指骂，最后受倾慕被赞颂的地位变化，标志着古代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精神走向成熟的必然过程，它是小说美学发展的时代要求。

五结语

明清小说中的女性描写，从《聊斋志异》到《镜花缘》是逐步升华和净化的过程。这种升华反映了人们对自己整体中长期被否定和唾弃的另一半的忽然醒悟和珍惜，也表达了作家对男女平等的理想社会的憧憬，具有积极意义。由于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男性对女子的奴役是剥削阶级国家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妇女的解放在封建社会不可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同广大劳动人民一道成了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砸碎了封建社会的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四大枷锁，妇女解放的任务才得以实现。欣赏与研究清代三大名著《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的女性观演变以及历史成因，对于当今彻底肃清“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完全实现妇女解放，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的。

参考文献

[1][9]田同旭：《女性在明清小说中地位的变化》，《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四期

[2]黄德烈：《＜聊斋志异＞的女性意识》，《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社哲版），1995年第1期，第45页。

[3]方明光：《贾宝玉的女性化与黛、钗的美与丑——红楼二题》，《安庆师范学报》（社哲版），1985年

[4]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出版社，1979年，第531页。

[5]董纪芦：《明代小说女性主题拓展原因的历史学考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

[6]袁枚：《随园诗话》补卷一，第62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7]王益喜：《欲望交响曲——〈聊斋〉狐妖故事的心理探索》

[8]何永康：《唐传奇女性风貌》，《名作欣赏》，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