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完善污染防治长效机制研究

摘要：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2020年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从评估情况看，相关指标大连是能够如期完成的。对我市未来的发展而言，如何通过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系统深入推进污染防治，建成“美丽大连”，至关重要。体制机制不健全是大连市污染问题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的主要原因。在梳理借鉴国内外其他地区构建与运作污染防治机制所取得的经验（包括汲取其教训）的基础上，立足大连市情，我们提出建立完善我市污染防治长效机制的总体思路和对策建议。

关键词：大连；污染防治；长效机制；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随着大连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们对物质能源、居住、基础设施的需求大大增加，直接或间接地刺激了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进而造成生态环境压力增大，主要表现在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各类污染问题较突出，不仅给居民的身心健康和日常生活带来了不利影响，也制约着城市未来的发展。当前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提高环境质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2018年5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1］。要根治大连的各类污染问题，必须构建污染防治长效机制，依靠制度扎实推进水、大气、土壤、固废等污染防治工作，这既是关乎能否按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件大事，更关系到大连人民的身心健康、人居环境安全和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

一、体制机制不健全是污染问题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大连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及海洋环境保护，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但总体看成效尚不稳固，大气污染、水污染、近海海域污染、固废污染依然比较突出。毋庸讳言，这些问题与大连在治理污染的制度安排、执行落实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有很大关系。实际上，继2013年9月以来国务院陆续“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之后，大连出台了一系列治理大气、水、土壤污染的政策文件，但尚未形成比较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而且多数缺乏配套的执行机制，包括监督约束机制。大连防治污染的思路还是较多地局限于末端治理，对源头治理和过程控制重视不够，没有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一引发环境问题的真正源头抓起，特别体现在与污染防治密切相关的考核评价、空间规划、资金投入、科技创新、社会参与等体制机制仍不完善。（一）对“重经济轻环境”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大连市资源环境保护的有效制衡机制尚未形成，难以对决策者形成监督和约束。一方面是缺乏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现行政绩考核评价制度仍倾向于经济增长优先，多把GDP、招商引资项目作为主要指标，很少考虑环境绩效包括节能减排绩效指标，这很容易误导各级官员不顾资源环境和自然状况，大干快上高能耗、高污染项目以博取政绩的短期行为。另一方面，相关配套制度缺失或不完善，比如没有建立领导干部任期环境质量责任制；或者虽建立制度但缺乏有效实施机制等，例如大连市政府于2013年1月了《绿色经济发展规划》，但迄今该规划基本没有得到落实和执行，制度缺失或不完善难以对官员忽视环境的决策行为形成强有力的约束。（二）城市经济转型相对滞缓，粗放式发展尚未扭转。大连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够“绿化”，循环经济发展尚未形成规模。从能源结构看，近年来，大连在发展核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至今能源消费结构仍以煤为主，清洁能源占比较小，加之能源利用率偏低，成为造成冬春季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从三次产业结构看，虽然近几年来大连一直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但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与沈阳等其他多数副省级城市相比仍然偏高。从工业内部结构看，大连市重“重”轻“轻”的问题较为突出。第二产业是以重化工业为主，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重为7∶3，而且重工业呈现继续加大的趋势。此外，大连支柱型企业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足1%，落后于其他城市和全国平均水平。科技水平不高，创新能力不足，这样的重化工业必然是资源能源消耗很大，污染排放也相对较高。另外，大连的循环经济虽然在企业、园区、社会各层面都有一些进展，但仍主要停留在工业企业层面的“小循环”，个别园区在一些循环经济产业链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些循环经济产业链条的延展度、市场化、生态化程度还有待提高。总体来看，大连市的循环经济发展仍处于“块状化”“碎片化”状态，难以对城市经济转型起到促进和支撑作用。（三）环境经济政策缺位，难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与“命令———控制”式的传统行政手段相比，环境经济政策具有灵活、实施成本低、效果较持久等优点，而且与传统行政手段的“外部约束”不同，环境经济政策更容易形成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内在约束力量。当前大连市的环境管理手段仍以政府行政干预和控制为主，包括对现有污染企业要求限期治理、关停并转，对新建企业要求实行“三同时”制度等，相比而言经济手段用得较少，甚至在很多领域环境经济政策常常是缺位的。这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强制性干预的环境管理，难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结果那些本可以通过市场和社会解决的环境问题全由政府“一肩扛”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干预失灵”、环保效果不佳、经济效率低甚至“寻租”等问题。（四）环境科技水平不高，未形成对污染防治的支撑作用。科技是解决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最有力的手段。尽管近些年来大连在依靠科技进步和转变发展方式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总体来看，现有的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装备和环保产品技术水平不高，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集成和装备，也缺乏一些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和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的共性或关键技术，产业技术的一些关键领域仍存在较大的对外技术依赖性，难以对提升污染治理水平形成强有力的支撑。（五）公众环保意识不高，环保参与较薄弱由于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依然占据主流，公众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整体还比较低，他们参与环保的方法和技术操作仍不完善等原因，当前大连市公众参与环保的范围和规模都很有限，参与水平不高，参与能力不足，这些都使得公众难以对政府的污染防治行政行为和企业环境违法行为发挥有效的监管和制约作用，也不利于污染防治政策的实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

二、国内外其他地区污染治理机制的构建与运作实践经验

（一）浙江的污水治理机制———“五水共治”与河长制。浙江省自2013年底开始启动“五水共治”，充分发挥河长制（湖长制）的体制机制优势，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取得显著成果。“五水共治”实施七年多来，浙江的城市黑臭水体清零，国家消除劣Ⅴ类水质断面任务提前3年完成，“河长制”与“水十条”考核在全国名列前茅，治水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浙江的实践经验可概括为以下四方面：1.贯彻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原则。浙江的“五水共治”即把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充分贯彻落实了生态文明思想中“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这一重要指导原则。浙江提出“五水共治”，其实质就是把水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进行治理，以避免过去分割式环境管理体制造成的顾此失彼的弊病，用科学的理念和方法统筹推进节水用水治水及排涝防洪工作，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既促进经济转型又改善环境惠及民生。2.建立引导全民参与的治水社会行动体系。“河长制”是浙江省五水共治的制度创新和关键之举。2013年11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全面实施河长制，进一步加强水环境治理工作的意见》，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河长制体系。河长制不仅全省各地、各部门的干部参与了，共青团也在助力实行治水的段长制，同时还鼓励企业也参与进来，产生了企业家河长。此外，还有民间河长护河队、护河志愿者、保洁员和观察员，他们都是水环境的守护者。各地还以“五水共治”村规民约、门前“三包”责任书等形式，建立健全河道保洁机制，推进保洁市场化，建立专业保洁队伍和保洁收费机制；推进保洁制度化，用村规民约等制度加强引导，发动老百姓参与治水、人人保洁。3.细化考核评价制度，把每项责任落实到人。根据河流的性质，分别确定不同级别的“河长”及责任单位。浙江8万多条大小河流，每条河都立了河长制公示牌，牌子上有河道的名称、长度，河长的姓名、职务、联系部门、任务，以及举报电话等。河长制考核实行月点评、季通报、年考核以及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考核内容包括管理机制、整治工作及整治效果等方面。对考核结果优秀的予以公开表彰、返回个人交纳的保证金并给予一定激励；对考核不合格、整改不力的河长，给予行政约谈、通报批评、扣减保证金、年度考核“一票否决”、不予提拔任用等处罚。除对河长进行考核外，还出台了河道网格员考核办法及河道保洁员考核办法。4.以科技手段作为污水治理的重要支撑。研发建立河长制管理信息系统，对各河长履职情况进行网上巡查，电子化考核。浙江各地依托环保系统，实现了河长制管理信息平台、各类APP与微信平台等全覆盖，搭建了融信息查询、信访举报、政务公开、公众参与等功能为一体的智慧治水大平台。通过建设河长制管理信息系统，建立河道信息档案，实时追踪河道治理信息，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二）上海的生活垃圾分类与垃圾治理制度。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有2428.14万常住人口，在全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排名中上海常年位列前二，垃圾问题是其污染治理中的难题。上海是我国自2000年起最早试点推行垃圾分类的8个城市之一，但由于精细化管理不到位、成本难以控制、各方重视程度不够、公众参与不足等原因，垃圾分类的进展并不理想。直到2019年7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标志着上海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进入强制分类阶段。从统计数据看，截至今年10月底，上海市1.3万多个居住区的分类达标率由去年底的15%提高到80%。上海的成功经验在于：1.以精细化管理促进形成垃圾“一分到底”的分类体系。上海在20年的垃圾分类探索中，逐渐认识到：垃圾分类的关键是要通过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转运-分类利用-分类处置”各环节高效衔接的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做到环环相扣、“一分到底”。所以上海近年来在推进“一分到底”上逐步完善配套制度：一是源头上建立二次分类和督导制度。由居民进行初次垃圾分类投放，然后由经过培训合格的环卫工人、保洁员、居委会阿姨、志愿者等“督导员”进行二次分类，以确保分类正确率。二是定时定点投放制度。实施定时定点投放有利于把散发的、随意的投放行为变成一种有规范的、受管理的投放行为，以便对居民履行垃圾分类义务进行有效的监管。为了能让早出晚归的上班族也能顺利履行垃圾分类义务，还同时设置了“误时投放点”。三是建立垃圾全程分类信息平台和各环节之间的相互监督机制。今年启用了上海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信息平台，实时反映16个区各作业环节的垃圾数量、分类质量、生产调度等数据，实现了对垃圾路径的全程追踪。此外，建立了各环节之间的相互监督机制，例如，规定垃圾清运车的工人如果发现垃圾没有分类则可以拒绝运走，小区督导员若发现垃圾清运车欲将分类垃圾混装，则可以举报或拒绝让车拉走。五是增强末端处理能力。《条例》实施后，湿垃圾接收量显著增加，部分再生资源处理中心的状态已经由“吃不饱”变成了“吃不了”。为此上海正在大力推广应用通过生化处理的方式实现沼气发电或形成肥料的资源化利用技术，提升末端处理能力，使湿垃圾的资源化能力基本做到和源头分类形成的湿垃圾产生量完全匹配。2.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市民全员参与。上海积极推进绿色帐户激励机制，对主动进行垃圾分类的居民给予积分奖励，并通过“分类可积分，积分可兑换，兑换可获益”的基本路径，鼓励、引导更多的居民参与生活垃圾的源头分类。到目前为止，绿色账户网站上的市民注册量达到了近4.3万人次。在静安区，积分奖励已经可以兑换区中心医院的专家号、游泳券、舞蹈课程、垃圾桶、饭店抵用券等公共服务、消费优惠或者实物。礼物虽小却是一种导向，可唤起公众的参与热情。在约束机制方面，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针对个人违反该条例相关条文的情况，可处以人民币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另外，上海市正在建立完善垃圾分类时效测评机制，在居民区实行荣辱榜、红黑榜的评价机制，形成“分类是光荣、不分类是丢脸”的氛围，以此推动居民自觉进行垃圾分类。3.运用科技创新手段，提高垃圾分类综合效率。“绿色账户”是上海市在垃圾分类激励机制上的创新，也是一种互联网+垃圾分类的科技创新手段。上海市各区还利用多种科技创新手段大力推进垃圾分类。例如，奉贤区创新升级了移动互联网平台，建立了可回收物物联网可追溯系统。松江、嘉定区运用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信息管理平台，实现了可回收物的相关数据、信息共享和实时监控。浦东新区、徐汇、黄浦、嘉定等区探索打造“一网统管-城市大脑-智慧文明”的智能化垃圾分类管理应用体系。为解决“源头不分类、混装混运”的难题，上海市开发运营了“垃圾全程分类信息平台”，平台可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清运处置的实时数据显示、生活垃圾全程追踪溯源、垃圾品质在线识别三项功能。通过在垃圾清运车上装芯片、安装GPS和称重系统，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判定垃圾分类质量及出现问题的责任方，杜绝“混装混运”，也推进“不分类不收运”原则落地，为城市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基础。（三）日本的土壤污染治理经验与教训。从上世纪初开始，日本最大的财阀集团之一三井集团下属的三井矿业在神冈矿山开采铅锌矿，铅锌矿冶炼产生的副产品镉随着未处理的废水排放到神通川，污染了沿河两岸。从河流到土壤再经由食物链到达居民体内，使富山县居民深受“痛痛病”的侵袭长达60多年。1970年以来，日本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治理和修复该地区的土壤，取得了一定成效，他们的一些土壤治理经验值得借鉴：1.通过健全法律强化民众监督。镉污染受害者自发成立痛痛病对策协议会，行使监督权，制定了由受害者监督企业的公害防止协定，根据这个条约，每年由受害者、律师、科学家、研究人员组成调查团，对三井公司的生产状况进行一次全面调查，他们可以检查工厂的每一道工序，包括排污口和污水净化设施，调查团只要有怀疑，随时可以委托专家对三井公司的生产状况进行调查，所有费用由三井负担。经过多年的监督，神通川镉含量已经恢复到安全状态。2.依法推动污染治理。1968年“痛痛病诉讼团”成立，将三井金属矿业告上法庭。1972年富山县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胜诉，要求三井矿业不仅对患者进行医疗救助，而且要赔偿全部农业经济损失，并负担土壤修复的全部费用。法律诉讼的胜利倒逼日本政府出台措施进行污染治理，陆续制定出台了相关法律。例如，196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71年制定《土地污染防治法》，对土壤污染防治，对保护农用地和农作物做了规定。3.专家评估论证治理方案。日本科学家们在1975年向政府提出了“客土法”修复方案，也即置换土壤，从神冈山区取走干净的土，把镉土埋到25厘米深的地下。这样做的依据是，通过研究证明水稻根系不能到达25厘米以下的土壤，所以科学家们主张在分界线上填充一层坚硬的物质。1977年富山县政府主导实施，开始大规模土壤修复计划，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当然，对我们来说，与借鉴经验相比，日本修复土壤的一些教训更应当汲取并避免。首先，必须看到，“客土法”治理不是真正的修复。被污染的土壤仍然埋在地下，只不过被埋得更深而已。所以严格来说这不叫修复，而叫“客土”，这种修复方式不宜推广应用。另外，这种修复方式费用太高。过去40年的土壤修复费用（截至2013年）约42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将近30亿。花费高却未达到真正的修复效果，这是我们必须避免的。

三、建立健全大连污染防治长效机制的总体思路和对策建议

（一）总体思路。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教育等多种手段多管齐下，促使政府、企业、公众三方主体的节能减排行动形成合力，进行“预防+综合治理+修复”的立体式污染防治。首先，大连污染防治要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一引发环境问题的真正源头抓起，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根治污染问题的良方，由过去的注重末端治理转向注重源头治理和全过程控制。其次，要立足大连实际，抓住核心问题、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核心问题是结构问题，包括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问题。重点领域是三大耗能大户：工业、建筑和交通。关键环节是绿色技术创新。再次，必须从建立和完善各种配套制度入手，着力解决干部政绩考核、环境治理手段、绿色科技、公众参与等领域存在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建立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长效性机制促进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二）对策建议。1.建立健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构建绿色发展体系的着力点是促进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推进能源资源全面节约，引导公众绿色生活。建议相关制度设计以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为主线，以大力推进循环经济为抓手，以发展绿色产业、绿色建筑、绿色交通为载体，加快推动城市经济绿色化转型。一是完善鼓励清洁能源优先入网等制度，要求电网优先消纳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并重点做好清洁能源入网的预测工作和补贴落实工作。二是鼓励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要求所有新能源发电站必须配套储能设备。三是制定智慧能源发展规划。以“大电网+分布式能源网络+综合能效管理”为路径制定智慧能源发展规划，再造能源利用体系。加快推进能源互联网发展，实现多种能源的源、网、荷、储协同发展，促进清洁能源就地消纳［2］。四是出台扶持引导发展绿色建筑、深化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制度，推广建设集“低耗能、零碳排放、清洁能源、零废弃物、生物多样性、低碳交通”为一体的绿色低碳住宅小区，促进微网建设和户用分布式光伏项目发展［3］。五是打造绿色交通体系。制定出台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优化交通资源配置、加强交通管理、发展新能源汽车、引导市民绿色出行等政策制度，减少交通拥堵，进而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六是建立健全《大连市绿色经济发展规划》的配套落实机制，扶持重点绿色产业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七是完善循环经济发展机制，构建由企业层面的“小循环”+园区层面的“中循环”+社会层面的“大循环”组成的多层次循环圈，为绿色产业的培育和壮大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平台。2.健全有关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的地方性法规体系。目前大连市关于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体系不够健全，仍存在立法中的执行机制缺位或者不够合理、执法主体缺少监督机制和法律责任追究机制、重资源开发而忽视生态保护等问题。建议借鉴国内外城市先进的环保法理念和体系，破旧立新，制定和完善有利于大连节能减排的环保地方性法规，包括建立绿色环境标志制度、健全绿色技术标准、环境污染赔偿与责任追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法规、制度、标准体系。同时，在完善立法的基础上，要强化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并健全法律监督体系，特别是加大节能减排的法律监督力度，以确保大连污染防治工作是在人与自然、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和谐共生的基础上有序推进。3.建立鼓励领导干部推进污染防治的考核评价体系。首先，构建考核指标体系。研究制定一套符合大连实际的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考核指标体系，既要有当前能够看得见效果的指标，也要增加将来才能看得见的“预期政绩”指标。在实际考核时，对优先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等不同类型区域的领导干部，考核的经济指标与环境指标的比重应有所不同。其次，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前置。考虑到大部分政府官员并不具备环境保护的专业知识，所以，仅仅在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加重环保指标的比重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引入政府各部门的规划和决策体系中，以避免规划和决策对环境产生无法弥补（或纠正成本过高）的影响。另外，严格执行政府官员环境问责制度。大连已于2017年5月《大连市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但关键是要出台配套的保障机制真正落实这一《实施细则》，给政府官员戴上一个“紧箍咒”，使其在做任何决策时必须考虑到该决策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而在政府官员中普遍形成绿色政绩观和环保责任观念。4.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促进污染防治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一是环境财政支出政策，包括建立多元化环保投入机制，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优化财政补贴政策和建立环境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考核机制。二是环境收费政策。近期可通过适当调高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对垃圾实行差别化收费等，增强经济杠杆对企业和市民污染环境行为的调节和约束作用。三是绿色信贷政策。以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为依托，鼓励银行构建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金融支持体系，一方面，对“双高、产能过剩、产能潜在过剩”的行业从严控制贷款投放，另一方面，加大对有效益的低排放低污染项目、节能环保改造项目、环保产品和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5.构建推进污染防治的科技支撑体系。要推进污染防治，必须进一步强化科技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一是加大节能减排和污染治理的科技投入。政府要增加对相关基础性研究、共性或关键技术领域方面的投入，同时，积极构建稳定的制度性科技融资渠道，引导企业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关技术领域的研发，使之成为科技研发的主体。二是积极推进重点领域科技专项研究。针对当前大连市污染领域的突出问题，优先安排制约污染治理和节能减排的重大或共性技术，积极推进重点领域科技专项研究，包括新能源开发与应用、控制技术、智能电网系统、多种能源协同连接的统一标准体系等。三是加强污染防治的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相关科技人才的激励和保障政策，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评价和考核人才，在项目经费、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等方面完善相关措施，采取多种形式，吸引、留住和用好优秀的环保科技人才。四是加强污染防治科技合作与交流。以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充分调动全市各方面研究污染防治和节能减排技术的科技力量，形成广泛的科技协作网络。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进行产学研一体化合作，对大气、水、土壤等污染诊断、风险管控、治理与修复等技术加强研究并推进科研成果有效转化应用。健全环境质量监测及大数据分析评估系统，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为各类污染的精准治理与生态修复提供依据。同时，开展大连与国内其他地区及国际间的合作研究、技术交流，引进消化相关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6.建立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社会行动体系。污染防治需要社会各界人士达成共识，积极参与，因此，构筑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社会行动体系至关重要。一是推行鼓励政府机关率先垂范的制度。政府要充分发挥“引领者、倡导者、践行者”的作用，率先在政府机关开展节能降耗、绿色办公、垃圾分类行动，包括全面执行政府绿色采购、对办公楼进行照明系统节能改造、倡导政府工作人员节水、节电、节油、节约办公用品，强制实施垃圾分类等。二是健全多层面开展节能减排和生态文明教育的机制。建立环保、经济、宣传、教育、科技等多部门联动，政府、企业、社区、学校“四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宣教机制，依托党校（行政学院）的教学资源，把节能减排、垃圾分类、保护生态环境等相关要求作为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使区域行政部门、各级领导干部强化生态环保意识。同时，要求中小学、企业培训学校、社区大学等各类学校把生态文明作为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强生态道德观的培养。三是建立激励机制，多样化开展社区节能减排、垃圾分类活动。在街道、社区，经常组织节能家庭评选、垃圾分类有奖竞赛、旧物交换和捐赠会等活动，引导居民积极参与节水节电、垃圾分类、废物回收利用等节能减排行动，树立绿色消费意识和养成绿色消费习惯。通过推动形成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实现环境污染共治，提高污染治理效率。

参考文献：

［1］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EB/OL］.新华网，2018-05-19.

［2］郑雪梅.大连智慧能源发展思路及推进建议［J］.大连干部学刊，2018（6）.

［3］郑雪梅.北方城市怎样发展低碳建筑［J］.环境经济，2012（5）.

作者:郑雪梅 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