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自由贸易园区的功能定位研究

摘要：在经济向“新常态”的转型时期，自由贸易园区的制度设计更应体现引领经济结构升级的职能。本文以此为价值导向，从政府职能转变、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制度创新等四个方面，全面考察了自由贸易园区的功能定位。着重探讨了自由贸易园区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和模式创新，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优化产业结构、转变贸易方式、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辐射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从功能定位层面，揭示了自由贸易园区引领经济转型升级的逻辑和路径。

关键词：政府职能转变；投资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经济转型升级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悄然发生变化，建立在人口红利、高资源消耗、高能源消耗、高投资、高污染、高对外贸易依存度、低科技贡献率基础之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产能过剩、结构失衡、流动性过剩、金融风险、债务危机等结构性问题日益显现。经济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复杂阶段，面临着“刘易斯拐点”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双重威胁。经济增长由金融危机时期的“周期性减速”进入发展红利消退导致的“结构性下滑”，[1]“中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潜在趋势。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形势和新变化，习指出，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阶段，我们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的思想内涵进行了具体阐释，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新常态”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为应对经济发展呈现的“新常态”，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积极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大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①通过简政放权，开放民间投资，提升服务业比重，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并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省市选取一定区域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意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通过制度的先行先试，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2013年9月30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开启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战略；2015年4月，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揭牌，把对外开放推向更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是继经济特区、国家经济新区之后，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按照国家总体部署，各地自由贸易园区均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积极贯彻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建设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率先挖掘改革潜力，破解改革难题。积极探索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升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和水平。力争建成符合国际高标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治环境规范、辐射带动功能突出的自由贸易园区，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②在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的转型期，自由贸易园区作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承担着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示范、带动、服务国家经济转方式、调结构、促增长，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责任，其功能设计应充分体现引领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因此，分析自由贸易园区与经济“新常态”的内在关联，探讨自由贸易园区引领“新常态”阶段经济转型升级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价值取向，以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研究对象，综合考察国内自由贸易园区的功能设计，探讨其在经济转型期推动经济制度创新、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

二、完善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③在全面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深水期，我国必须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自由贸易园区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一直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作为一项重要探索内容。积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模式，按照国际化、法制化的要求，探索建立以国际高标准投资和国际贸易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大力推进监管模式创新，构建以“负面清单”为核心市场准入管理模式，转变行政审批管理方式，推进审管职能分离，制定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政府权力边界，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给市场让出更大的空间，创造更公平的环境，让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发展潜力、市场竞争力竞相迸发，释放更多改革红利。积极推进工商登记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相衔接，试点推行企业注册资本认缴制、“先照后证”制，改企业年度检验制为年度报告公示制，放宽企业准入环境，为市场主体提供便捷高效服务。为提高行政效能，自贸区逐步完善企业投资贸易的信息网络平台，创建不同部门协同管理机制，建立一口受理、综合审批和高效运作的服务模式。改变了原有的工商、质检、税务、鉴定等职能部门办事窗口各自独立的格局，整合了各部门职能、简化了办事流程，形成了“一表申报、一口受理，部门流转、综合审批、统一发证”的运行方式。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创立以来，逐步完善企业准入的“单一窗口”模式，并推进其向企业工商变更、统计登记、报关报检单位备案登记等环节拓展，扩大“单一窗口”受理事项范围，提高整体服务效能。④其他三大自由贸易园区积极效仿上海经验，大力推进“单一窗口”模式。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综合统一的行政审批机构，实施“一颗印章管审批”，⑤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一站式”服务平台；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探索全程电子化登记和电子营业执照管理，建立一口受理、同步审批的“一站式”高效服务模式，建设市场准入统一平台和“单一窗口”服务模式，实现多部门信息共享和协同管理。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一口受理”服务模式，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一站式”服务平台。在国际贸易领域，四大自由贸易园区统一实施了“单一窗口”管理模式，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货物进出口和运输工具进出境的应用功能，进一步优化口岸监管执法流程和通关流程，实现贸易许可、支付结算、资质登记等平台功能，将涉及贸易监管的部门逐步纳入“单一窗口”管理平台。“一口受理”或“单一窗口”服务模式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节约了企业运行成本，在自由贸易园区注册一家企业原来至少需要29个工作日，现在最快只需4个工作日就能办妥备案证明、营业执照、企业代码和税务登记等手续；货物进出口通关时间也压缩了三分之一以上。在着力为市场主体营造宽松准入环境的同时，自由贸易园区相应加强了对事中、事后的监管。逐步推进监管标准规范制度建设，加快形成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综合监管体系，着力构建宽进严管的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加强对自由贸易园区内企业在区外经营活动进行全过程跟踪、管理和监督，构建适应现代市场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体系；建立安全审查机制、反垄断审查机制、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信用管理体系、综合执法体系和部门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对自由贸易园区经济运行的管理和风险防控，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深化海关、质检、工商、税务、金融监管及外汇等部门协作，依托地方政府主导的电子口岸等公共电子信息平台，整合监管信息，实现相关监管部门信息共享，建立市场监管的综合执法体系，共同提高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的服务保障能力。推动信息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探索建立市场主体信用评级标准，形成“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局面。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督，探索把服务相关行业的管理职能交由社会组织；探索将原由政府部门承担的资产评估、鉴定、咨询、认证、检验检测等职能逐步交由法律、会计、信用、检验检测认证等专业服务机构承担，建立社会组织与企业、行业之间的服务对接机制。从而构建政府主导，行业自律、企业自控、公众参与，多元化的市场监管体系，提高监管效能，切实维护统一开放、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自由贸易园区政府通过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设置权力边界和责任范围，削减了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从不该管的领域退出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利用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自动调节经济运行。促进市场主体之间相互竞争，引导资源高效配置，激发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促使经济更具活力、更具效率和更具效益地发展。推动政府职能向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强化市场监督、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把政府该做的事情做好，真正解决在某些领域存在的政府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保障经济安全，弥补市场本身具有的不足和缺陷，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三、深化投资管理制度创新，引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在增长指标导向下形成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实现了产业规模化增长却难以推动结构优化和升级；政府以各种优惠政策扶持出口加工制造业，带来的却是高速增长下的产业低端化。当前我国必须加快转变生产方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向世界产业链中上游攀升，支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自由贸易园区作为改革开放的新高地，肩负着探索经济转型新路径，实现发展模式新跨越的重要使命，需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市场机制创新，完善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模式，引导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并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自由贸易园区功能设置重点在于推进投资领域对外开放，探索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意在形成与国际接轨的、透明开放的投资服务体系,引导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入驻。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及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3]备案制的实施彻底改革原有的不分投资主体、不分资金来源、不分项目性质，一律按照投资规模大小分别由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的企业投资管理模式，投资企业只需向自由贸易园区主管部门备案，并依法办理土地使用、资金利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城市规划等许可手续，即可自行组织建设。企业自行决策项目的市场前景、经济效益、资金来源和产品技术方案，并自担风险，从根本上削弱政府拥有的强大行政审批权，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强化了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真正体现了“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基本原则，确立了企业在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各地自由贸易园区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减少或取消对外商投资准入限制，提高开放度和透明度，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引导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选择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领域等六大服务领域扩大开放，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并将对外开放措施扩展到自由贸易园区的新增区域。[4]第二批设立的三大自由贸易园区借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积极探索扩大对外开放的途径和方式。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凭借临近港澳的优势，加强粤港澳合作，推进仓储、港口贸易、物流、加工制造、金融领域合作，从过去的加工产业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转型，为现代物流、航运服务、供应链管理、金融创新提供强有力支撑。并充分利用广州、深圳等地制造业基础雄厚的优势，推进实体经济与国外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合作，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建立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⑥激发强大的聚变、辐射和带动效应，以实现粤港澳经济一体化、服务贸易一体化，以及大珠江三角洲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以融资租赁和服务京津冀一体化为重点，进一步扩大投资领域开放，增加对内、对外辐射效应，凸显自由贸易港功能，天津港片区重点发展航运物流、国际贸易、融资租赁等现代服务业；天津机场片区重点发展航空航天、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端制造业和研发设计、航空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滨海片区重点发展以金融创新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力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立足两岸、面向世界、服务全国，努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现代服务业、国际旅游岛、“海上丝绸之路”交流合作平台、两岸服务贸易与金融创新合作示范区，促进闽台产业的对接，努力打造闽台产业合作新模式,促进闽台产业的深度融合。⑦各地自由贸易园区意在通过先行先试，探索扩大投资领域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从注重引资规模向注重引资质量和效益转变，凭借高新科技知识聚集和体制机制创新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着力构筑高端产业链阵地，引领区域乃至全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积极谋划引进来的同时，自由贸易园区也在为企业走出国门探索新路。目前，我国在钢铁、水泥、电解铝、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纺织、服装等行业随着劳动力价格的提升逐渐丧失了成本的优势，急需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推动过剩产能走出去将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总理曾指出，许多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工业化的需求强劲，而中国很多装备和产能质优价廉，综合配套能力强，与这些国家有很高的契合度。[5]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去、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国盘活存量资产，也有利于其他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扩大就业，还可以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创造更多机遇。因此，自由贸易园区内在地包含了促进对外投资的功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改革境外投资管理方式，对境外实体投资以备案制代替核准制，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程度。创新投资服务促进机制，加强境外投资事中事后的管理和服务，强化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和年检工作。支持区内各类投资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鼓励设立专业境外股权投资项目公司、投资母基金等。为构建对外投资服务促进体系，创新投资服务促进机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成立一周年之际，创建了境外投资服务平台，涵盖了综合咨询、境外投资备案、投资项目推荐、投资地介绍，行业分析、境外投资专业服务等功能，形成了第三方搭平台、专业机构提供市场化服务、政府购买服务的运作模式。在推进企业境外投资的同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也在积极探索个人境外投资工作，目前正在研究制定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联动的方案，加快启动个人境外投资试点。自由贸易园区对外投资制度的创新和流程的优化，提高了投资效率，减少了运行成本，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助推剂。截至2014年8月底，自由贸易园区办结79个境外投资项目，对外投资17亿美元。其他三大自由贸易园区效仿上海的有益做法，积极构建对外投资促进体系。改革境外投资管理方式，对一般境外投资项目和设立企业实行备案制，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及个人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合作，逐步减少个人对外投资的外汇管制，允许企业或个人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项目。支持企业在境外设立股权投资企业、项目公司，以及从事境外投资的股权投资母基金。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一站式”服务平台，加强境外投资事后管理和服务，完善境外资产和人员安全风险预警和应急保障体系，努力把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企业“走出去”的窗口和综合服务平台。自由贸易园区逐渐成为境外投资的前沿阵地，推动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同台竞争，倒逼国内产业不断提高技术、质量和服务水平，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国经济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自由贸易园区实现了对经济特区、经济新区、保税区的超越，改变了传统的以特殊政策尤其是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外来投资的模式，进行出口加工、转口贸易、保税仓储的发展模式，更加注重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引导资本、劳动力、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低效率和高消耗的生产部门或产业链环节退出，向高附加值、高效率、低消耗的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转移，以适应新常态下优化经济结构的需求。

四、完善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

在传统贸易领域，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在低端制造业领域的低成本优势逐渐减弱、资源约束日益加重，继续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迫切需要改变依靠出口，特别是依靠传统制造业出口的贸易发展格局，推动我国对外贸易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5]一方面有选择地进口紧缺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重要零部件，提升我国的制造业水平；一方面推动高档次、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产品、技术、服务的“全产业链”出口，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国门。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同台竞争，倒逼企业不断提高技术、质量、服务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打造新引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改造传统引擎，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自创建以来，中国自由贸易园区一直秉持贸易便利化原则，努力构建自由、开放、高效、有序的贸易规则体系。积极培育贸易新型业态和功能，转变贸易方式，打造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引领我国对外贸易由“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努力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攀升。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创立伊始就以培育新的贸易方式为手段推动贸易转型升级。鼓励跨国公司建立亚太地区总部，建立整合贸易、物流、结算等功能的营运中心。⑧加快推进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和资源配置平台建设，深化贸易平台功能，开展能源产品、基本工业原料和大宗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推动文化、文艺产品贸易，生物医药、软件信息等新兴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⑨支持企业统筹开展国际国内贸易，发展企业离岸业务，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加快培育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功能。推进期货保税交割，开展质押仓单融资业务，探索融资租赁物登记制度和境外融资管理新模式。天津、广东、福建等地的自由贸易园区在借鉴上海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发展定位，积极创新贸易业态，强化贸易功能集成，推进贸易方式转变。三地自由贸易园区在贸易服务平台、融资服务、离岸贸易、跨境电子商务、文化服务贸易基地、绿色供应链合作、知识产权服务、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汽车平行进口、期货保税交割、保税展示交易平台、再制造业务、第三方检验检测结果采用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积极培育贸易新兴业态和功能，力争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展之路和运作模式。同时，各地自由贸易园区还通过贸易监管制度和监管模式的创新，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在自由贸易园区内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实施“一线开放、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监管服务模式，推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不断探索口岸监管制度创新，如果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规划面积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可按现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规定申请扩大区域面积。自由贸易园区内非海关特殊监管区，仍实施现行通关监管模式。推进企业运营信息与监管系统对接，加强电子口岸建设，推动海关、检验检疫等口岸监管部门信息共享和监管联动。创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管理制度，建立贸易、运输、加工等跨部门综合管理服务平台，鼓励企业参与“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⑩海关通关作业模式。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总结了“先进区、后报关”、“企业备案制”、“第三方检验结果采信”等23项改革举措向全国推广，以及“期货保税交割海关监管制”、“分线监督管理制度”等6项监管改革措施向海关特殊监管区推广；“企业设立实行‘单一窗口’”、“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制度”等6项改革措施在各省区市借鉴推广。贸易监管机制和模式的创新优化了口岸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减少了大量中间环节，提高口岸通关效率，减少进出口货物在岸时间，节约了贸易成本，实现了贸易便利化的目标。据悉，2014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口平均通关时间比区外减少41.3%，出口平均通关时间比区外减少36.8%，降低企业运行成本10％左右。制度创新红利初显，市场活力明显释放，新一轮对外开放逐步展开。为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开展和贸易功能的转型升级，各地的自由贸易园区积极创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运作模式，以增强国际航运的服务功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打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大力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积极发挥外高桥港、洋山深水港、浦东空港国际枢纽港的联动作用，探索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运作模式。发展航运金融、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管理、国际航运经纪等产业，支持浦东机场增加国际中转货运航班。推动中转集拼业务发展，优化沿海捎带业务监管模式，提高通关效率；简化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许可流程，形成高效率的船籍登记制度。其他三地自由贸易园区效仿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航运发展经验，探索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协同运作模式，增强航运服务功能。同时三地自由贸易园区又根据自身定位，创新了独特的航运制度。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出，建立与粤港澳海空港联动机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物流枢纽，探索与港澳在货运和货物运输等方面的规范和标准对接，推动港澳国际航运高端产业向内地延伸和拓展。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海运快件国际和台港澳中转集拼业务，支持部分对外开放口岸对有关国家人员实施72小时过境免签证政策。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力发展航运金融、航运保险业，力争建设中国北方国际航运融资中心，支持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建设航空物流中心。自由贸易园区意在通过航运制度和航运模式的创新，深化航运业改革开放、加强国际化航运人才培养、促进现代航运服务业发展，提升航运业国际竞争力，推进安全、便捷、绿色、高效的现代化海运体系建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区域航运中心。总体来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方面已经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与开放程度，形成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奠定了良好基础，有助于推动我国向全球贸易链中上游攀升。天津、广东、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借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合本地贸易发展的模式和制度，努力推动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和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

五、推进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相对落后的金融制度已经成为经济转型的内在瓶颈。金融制度的滞后导致资源错配、效率低下，无法有效激发制造业的活力和创新力，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提升，金融改革势在必行。自由贸易园区作为当前最前沿的开放领域，连接国外的重要窗口，内在地包含着试点金融创新的功能。各地的自由贸易园区也都把加快金融制度创新作为一大主题，积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扩大金融业开放，培育新型金融市场，推进利率市场化、投融资便利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跨境使用，引导资金合理流动、合理定价，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成立后，就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进金融制度和管理体制创新，加大金融创新开放力度，强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联动机制。探索与国际接轨、与自由贸易园区相适宜的外汇管理体制，推进跨境投融资和人民币跨境使用，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境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跨境投融资自由化。鼓励跨国公司在自由贸易园区设立全球或区域资金管理中心，探索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模式。扩大金融领域开放，增强区内金融服务业功能，支持在区内设立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建立金融市场国际交易平台，鼓励金融产品创新，培育发展再保险市场。为支持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金融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以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增强金融服务功能为重点，支持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体经济发展，先后出台了支持自由贸易园区建设的51条金融细则，大力推进外币存款利率市场化，企业融资自由化，支付结算便利化，企业资金管理规范化，对外直接投资自由化，金融机构集聚常态化，从制度层面构建了自由贸易园区金融开放创新的整体框架，明确了金融改革服务实体经济的总方向。金融业已成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包括交易、清算、托管等一整套金融服务平台体系逐渐清晰，必将有力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余三地的自由贸易园区，积极借鉴上海经验，构建自身的金融制度创新体系，扩大金融领域开放。探索实行本外币账户管理新模式，建立与自由贸易园区相适应的账户管理体系，简化人民币涉外账户分类，促进跨境贸易、投融资结算便利化。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试行资本项目限额内可兑换，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权限下放给银行。提高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支持企业境外融资活动，允许境外借款结汇使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放宽境外发债的审批和规模限制，允许所筹资金可调回自由贸易园区使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推动融资租赁业发展，创新租赁业政策，拓展融资租赁业务经营范围、融资渠道，简化涉外业务办理流程，统一内外资融资租赁企业准入标准，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租赁业发展环境。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利用自身在融资租赁方面的优势，积极建设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筹建中国天津租赁平台和金融租赁登记流转平台，推进租赁资产公示和租赁资产登记、公示、流转等试点。广东、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也分别结合适应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两岸金融合作先行先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的特点，大胆推进金融制度和监管模式的创新，探索两岸四地金融合作的新途径。自由贸易园区大力推进金融创新，在改革金融制度、发展金融工具、培育金融市场、强化金融机构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融资便利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增强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和功能。

六、结语

面对当前经济呈现的向“新常态”转型趋势，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希望在深化改革中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持续增长。自由贸易园区作为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承担着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大责任。因此，在经济全面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自由贸易园区更应发挥引领作用，在制度设计中充分体现经济健康发展的需求。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以“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实现资本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优化组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完善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制度创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构建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接轨的制度创新体系，打造开放度最高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园区，以形成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效应，引领全国经济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刘元春.保持定力适应调控新常态[N].人民日报,2014-06-12.

[2]杨光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世界政治意义[J].政治学研究,2014(2).

[3]曹广伟.中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6).

[4]孙元欣.外资负面清单管理的国际镜鉴:上海自贸区例证[J].改革,2014(10).

作者:曹广伟 单位:河南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