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贫富不均利害

不平等的社会将始终是不健康的社会，也是不幸福的社会，无论它们变得多么富裕。

我们对卫生局长发出的健康警告已变得习以为常。“吸烟引起肺癌”已不再是一个引起争议的建议。可是，最近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财政部长有一天同样可能被要求健康警告。目前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促成经济更大不平等的政策，诸如大幅度降低最高税率的预算，造成更高的患病率和死亡率。

绝对贫困的不利生理影响长期以来已被人们了解。我们知道，营养不良、住房潮湿、缺乏暖气设施、工作时间过长和污染造成许多疾病和慢性病患的更高发生率。决策者了解努力消除这些物质贫乏的严重形式的理由，即使他们缺乏制定必要的法律的意愿或者能力。

相反，认为经济不平等本身造成疾病和过早死亡的观点仍是引起争议的。可是，这个观点的论据的令人信服足以值得更广泛的公众听取。这个观点意味着，政府必须重新考虑其政策目标：较少关心物质产量的总量，更多关心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方式。

这个观点意味着，如果不作出更大努力以减少日趋增强的不平等，癌症、心脏病和其它慢性疾患的发生率将保持不必要的高水平，无论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如何。

在英国，这种新观点与诺丁汉大学医学院教授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Wilkinson)最密切相关。威尔金森把过去20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辛勤地收集不平等与疾病之间的联系的证据。可是，别处的研究人员，诸如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伊奇罗·卡瓦奇(IchiroKawachi)和布鲁斯·肯尼迪(BruceKennedy)，也独立地证实了他的许多见解。

那些将否认健康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的人必定首先抓住下述悖论不放。在国家内部，收入与健康之间存在强有力的联系。在任何国家，你将发现，高收入的人往往比低收入的人活得更长久，也更少患慢性病。

然而，如果你寻找国家之间的差异，收入与健康之间多半不存在联系。例如，根据预期寿命衡量，富裕的美国人平均比贫穷的美国人更健康。可是，虽然与比如说希腊相比，美国是一个更富裕得多的国家，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比希腊人低。就你的本国同胞而言，更多的收入看来能使你获得健康优势，但就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人们而言，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缺乏有关不同国家最富裕阶层各自富裕程度的数据，但即使最富裕的美国人也为其国家的不平等付出个人代价，这一点不会令人感到吃惊。

威尔金森认为，这个悖论的答案不可能在诸如卫生保健的质量等因素的差异中找到，因为这种因素对发达国家的健康结果只具有不大的影响。答案在于承认，我们的相对于其他人的收入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比我们的绝对生活水平更重要。相对收入至关重要是因为，健康既受到物质因素的重大影响，也受到“心理”因素的重大影响。

一旦达到最低生活标准，只要满足3个条件，人们往往变得更健康：他们受到其他人的尊重和尊敬；他们觉得“能控制”自己的工作；他们享有紧密的社会交往网络。经济上不平等的社会往往在所有这3个方面做得很差：这种社会的特点往往是存在地位的重大差异、人们的控制感的重大差异以及公民参与的低水平。

在市场社会内，富人认为他们自己是人生竞赛中的“赢家”。他们无论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庭生活中，都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很大的自主权。相反，中低收入的人们被弄得觉得像是“输家”。他们没有可炫耀的富裕标志，他们在工作场所占据的是下属位置，面对的是不确定和不安全。这种地位和控制的缺乏是令人羞辱的，使他们受到比境况好的人更大得多的压力，从而损害他们的健康。

处于紧张压力下的人们的标志之一是诸如肥胖、酗酒和吸毒等行为病状的盛行。甜的和多脂肪的食物很可能成为自然而然的抗抑郁剂。此外，数百万张处方的百忧解(Prozac)以及其它改变情绪药物的出售只是证实，不平等的、竞争的社会导致很高程度的忧虑。

甚至在相对说来享有特权的人们中间，不合理的社会健康坡度仍能从统计数字上看出。这一项对英国文职公务员的研究中（一种等级制度确定了公务员队伍中的级别），研究人员发现，资历较浅的辅助人员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是大多数高级管理人员的4倍。即使在虑及诸如抽烟、喝酒、高血压和胆固醇等所有常见的风险因素后，在死亡率方面仍有大约60%的差异得不到解释。

记录健康不平等的不同疾病的绝对数字使我们有另外的理由认为，心理影响是确实存在的。在男子的78种最普通的死亡原因中，大约65种在体力劳动者中比在非体力劳动者中更常见。一种对所有体力劳动者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诸如缺乏社会地位和自主权，看来比任何身体原因更有可能解释，为什么他们更容易患这么多不同的疾病。

在其它灵长类动物身上进行的实验看来也支持威尔金森的观点。例如，研究人员在保持食物和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为地改变猕猴的社会地位。他们把来自不同种群的地位很高的猴子放在一起，一些猴子的地位因此势必下降。结果，社会地位下降的猴子染上疾病并且过早死亡，就像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一样。

由生物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Sapolsky)发现的医学史上的一件离奇的轶事也能给人启发。在1930年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伦敦一些医学院内解剖的尸体几乎始终是乞丐的尸体。解剖学家以这些解剖为基础估计人的肾上腺的大小。当他们偶然看到境况优裕者的肾上腺时，他们发现，境况优裕者的肾上腺往往小得令人奇怪。他们因此发明了一种新的疾病——“原发性肾上腺萎缩症”——来解释这种差异。当然，其实是乞丐的肾上腺被人为地扩大了——这是长期生活在压力下的结果。

不平等以另一种惊人的方式与更高的死亡率联系在一起——通过其对杀人率的影响。一些国际研究证实了无固定目的地的旅游者始终知道的东西：不平等的社会往往充满暴力。瑞典和日本属于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发达国家，它们的杀人率因此相应地较低。美国是最不平等的、也是最充满暴力的发达国家之一。

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和卡瓦奇发现了美国50个州中间暴力与不平等之间同样密切的联系。家庭收入的差异越是大，州的杀人率就越是高。重要的是，财产犯罪（诸如盗窃）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比暴力犯罪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弱得多。

为什么如此？根据威尔金森及其美国合作者的观点，答案在于暴力是一种社会犯罪，其它犯罪则不是。暴力所反映的不是对个人利益的渴望，而是不合法地表达人类对尊重的普遍渴望。他们引述美国监狱精神病学家詹姆斯·吉利根(JamesGilligan)的话，后者在一本有关暴力的著作中写道：“我尚有待于看到不是由觉得受到羞辱、无礼对待和嘲弄的经历引起的严重暴力行为。”一些人往往因为没有技术和目不识丁，所以不能在经济上和社会上有所提升，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博得其他人的尊重的非暴力方式。因此，就这些人而言，暴力往往是一种维护其地位的尝试。

相反，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美国50个州内部，更大的收入平等与社会信任水平的增强有关。在其有关公民参与的影响很大的研究中，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曼(RobertPuttnam)发现了平等与“社会资本”（他对人们在社会上结合在一起的程度的综合衡量）之间的强有力联系。这种联系是有意义的。如果人们认为他们自己与其他人是平等的，他们无疑更可能具有公益精神，更可能参与社会和政治的项目。参与至关重要，因为研究表明，人们由于社会孤立而更容易患病。

仍未解决的部分难题是：社会引起的压力和忧虑如何和为何造成癌症、心脏病和其它变性疾病的更高发生率？答案分成两部分。

我们的人类以前的祖先逐渐形成了应付对身体的突然威胁的方法——所谓的“战斗或者逃亡”反应。这种反应通过转移生物“内务”机能——组织的维护和修复、免疫、生长、消化以及生殖——的资源来动员运用肌肉的能量。就对危险作出迅速反应而言，这些机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威胁是短暂的，这种生理努力的转移造成很小的持久伤害。可是，由于社会和经济地位低下所造成的压力是长期的，身体在几个月或者几年内被置于备战状态。忽视“内务”机能的健康代价迅速地逐步增大。事实上，承受很重压力的社会地位低下者所经历的衰老过程比其较幸运的对手更迅速。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没有形成应付社会引发的压力的方式？一个可能的答案是，财富与地位间的明显差别相对说来是最近才出现的。这种差异或许只是从农业问世时才产生。如今高度竞争的世界所反映的是在人类历史的最后几分钟才出现的东西：资本主义。

这些观点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它们表明，“不必在意贫富差距”的观点确实是站不住脚的。可是，这种观点甚至受到诸如新工党等中左政党的喜爱，它认为，只要我们为最贫困者做点什么，不平等就其本身而言是无关紧要的。

经济不平等与地位差异有半，与不断下降的社会参与有关，也与处于底层的人们缺乏控制感有关。这种不利的社会环境造成高度的压力、焦虑和不安全感，也造成羞耻和自卑的感觉。而且，这种情绪和感觉造成更高的重病和死亡比率，包括暴力犯罪所造成的死亡。

换句话说，不平等的社会将始终是不健康的社会，而且也是不幸福的社会，无论它们变得多么富裕。不平等社会的倡导者——那些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控制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的人——尚有大量解释工作要做。

贫富不均有益

［美］阿米蒂·什莱斯(AmityShlaes)

美国的不平等是有益的。它有利于美国社会的所有人，首先是有利于富人，最终也有利于穷人。

报道2002年秋天在巴西举行的拉丁美洲企业高峰会议的一条报刊通栏标题说，“更平等的财富分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说这句话的是西班牙的费利佩·冈萨雷斯(FelipeGonzalez)。这位前首相继续说，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则是一个实际问题。发展中世界必须变得更“平等”，就像发达世界一样。可是，经济增长必然与经济平等有关的观点是一种谬论。而且，尽管冈萨雷斯致力于描绘发达世界的平等景象，在每个发达国家内部，所有人并不是完全平等的。

事实上，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室美国竟然是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名副其实的楷模。

不平等从最明显的衡量标准——收入开始：在纽约，既居住着付不起1.5美元地铁车费的人，也居住着能用移动电话预定乘坐老式湾流喷气机前往拉丁美洲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旅行的人。其次是卫生保健方面的差异：有钱的癌症病人可以躺在斯隆—凯特林纪念医院大理石铺地的高层楼面的病床上，在临终之前身盖毛毯远眺纽约鳞次栉比的屋顶，而贫穷的癌症病人或许连走进布鲁克林区某所医院的大门、进入肮脏的油毡铺地的急救室也会遇到麻烦。然而，这种如此频繁地被美国的批评者们复述的证据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种不平等是否果真是有害的？

有人可能认为，这种不平等没有害处。事实上，美国的不平等是有益的。也就是说，不平等有利于美国社会的所有人，首先有利于富人，最终也有利于美国社会较贫困的成员。有人甚至可能认为，美国的不平等有利于世界其余地区，包括有利于许多习以为常地批评美国的人。

这方面的思路是一目了然的。美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以杰菲逊的机会平等的观点为基础的社会。美国也确实信奉社会流动的可能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通常支持或者致力于产生结果的平等，尤其对个人来说不是如此。而且，使个别美国人的结果变得如此令人不安地不平等的特征也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特征，经济增长是最好的社会福利计划。

对初出茅庐者来说，不平等意味着有人已获得成功。而且，获得成功的机会，尤其是获得重大成功，尤其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是一种强有力的吸引人的东西。由于运气不佳不能出生在美国的任何天才因此至少在其人生的某个时刻考虑移居美国。

这些天才并非始终是最温顺和最安静的人。创立英特尔公司的出生于匈牙利的移民安迪·格罗夫(AndyCrov)的座右铭之一是，“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不是一个平等主义者的座右铭。

除了这种吸引人的东西——竞争机会的生肉——我们可以列出吸引创新的鲨鱼们前来美国的其它许多有利条件。在国际智者看来，这些有利条件没有一个与贯穿人生的经济平等理想有关。情况恰恰相反。

第一个有利条件是美国的税收制度。美国的税收制度是真正累进的。5%收入最高的人支付美国全部所得税的一半以上，50%收入最低的人只支付这种税收的4%。然而，这方面至关重要的是相对的地位。

总的说来，如果你计算每一类税收，美国税收制度的没收性根本不像欧洲或者邻国加拿大那么严重。这产生了听任富人保留其更多金钱的（非常不公正的）结果。可是，这种税收制度也使美国变成投资者的目的地。而且，这种税收制度确保经济增长发生在美国而不是别处。

相对税收竞争的观点不仅仅是里根漫不经心地提出的理论。事实上，最近数十年来，美国看到了税率在经济增长中所起作用的相当引人注目的示范。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税率很高。资本收益的征税实际上达到49%。风险资本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消失了。此外，经济预测家们如此众口一词地预言日本未来的技术优势，以致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的日本国家形象成了商业报刊的老生常谈。

可是，接着美国削减了税率——既削减了重要的资本收益税，也削减了个人税率。在资本收益税率削减之后，立即出现了对高科技硅谷的风险资本投资热潮。个人税率的下降帮助了美国各地的企业。技术革命发生在美国，而不是发生在日本。

接下来的有利条件是美国的监管和司法制度，这些制度再次不一定是世界上“最公正的”，至少如果你使用的是欧洲大陆意义上的“公正”一词。美国的专利和商标法律相当严格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产生了使许多产品对较穷的公民来说非常昂贵的“不公正”结果。这类产品中最有名的是配制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各种成分。然而，美国的由专利权授予的赢利机会是大部分治疗艾滋病药物首先在美国而不是在别处发明和销售的原因所在。

下一个有利条件是难以明说的文化问题。在欧洲和日本，学校公开地和官方地执行精英路线：跟踪制度确保最有才华的学生从小就集中在一起。相反，在美国，大学之前的教育在名义上是平等的。跟踪是存在的，但美国中小学仍然更像英国的综合学校，不像德国的体育馆。

然而，美国的中小学具有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特征，即鼓励创新。十分奇怪的是，鼓励创新其实是听之任之。具体地说，是允许学生玩乐的听之任之。

如果与在欧洲或者日本一样，你实行一种严格的小学制度，以申斥的方式对待错误，你最终培养的或多或少是一种类型的学生：谨小慎微但缺乏创见的思想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人训练有素——令人遗憾的是，或许不如过去那么训练有素。尽管如此，一般说来人人符合某种基本的文化标准。

可是，如果你实行一种像美国这样的十分不平等并且往往是完全听之任之的制度，情况会怎样？就像美国一样，到时你培养出许多令人痛苦地不学无术的白痴，他们甚至不会操作自动取款机。可是，你也培养出少数创造天才。这正是聪明的美国青少年不必将其十几岁的年华花在埋头读书上、像在欧洲、英国或者日本那样准备统一的全国性考试的原因所在。相反，他们自行找到自己的方式，玩电子游戏，做斗士机器人，并且通常在其不讲效率的学校和不闻不问的父母不注意时调皮捣蛋。结果，这种方式是对软件编写以及其它增长领域的理想准备。多么有利于经济，又是多么不平等！

美国鼓励创新的环境所造成的经济增长首先有利于创新者。可是，一个富裕的家伙在自由经济中能够累计购买的豪宅只有这么多。因此，他利用剩下的钱创造就业机会。最后结果有利于美国众所周知的多样化社会中的所有出场者。换句话说，听起来或许有点陈腐，但老话说得对：在美国海域，涨潮托起所有船舶。

这种提升在卫生领域尤其清晰可见。1968年，对65岁的美国人来说，平均预期寿命是再活15年以上：他能活到80岁。到1970年，这种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到了81岁，而到1996年，我们的老人有望活到83岁。另一方面，美国的婴儿死亡率在1970年约为每1000个活产婴儿死亡20人。30年后，这个数字更接近每1000个活产婴儿死亡10人。

美国青少年的饮酒率在1979年高达50%；1997年，这个比率是21%。30年前1/3的美国青少年抽烟；1997年，这个比率约为20%。美国穷人遇到了一个可怕的问题，但除了一些口袋瘪得令人辛酸的人，这个问题不是吃的东西太少，而是肥胖。正如上月对麦当劳的诉讼所反映的，绝大多数美国穷人过于肥胖。

伴随这些卫生收益的是个人财富的巨大增长。1947年，即在富裕的美国人为贫穷的欧洲制定马歇尔计划的那一年，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是20107亿美元（这儿的数字已扣除通货膨胀因素）。1972年，家庭平均收入已接近4万美元。到1997年，这个数字已接近44568美元。换句话说，美国不是一个收入永远不变的僵化社会。简而言之，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

当然，美国少数民族不像白人那么富裕。我们或许再次会问：这是否真的至关重要？回答是“是的”，但这个问题远远及不上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少数民族目前的境况较之以前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方面的数据出乎意料地令人鼓舞。2000年，黑人家庭的住房拥有率升至47%，而1990年时为42%。如今半数黑人癌症病人能生存5年或者更久，而20世纪60年初这个比率只有1/3。黑人婴儿死亡率目前约为每1000个活产婴儿死亡20人，或者是20世纪60年代每1000个活产婴儿死亡40人的比率的一半。

黑人在教育领域也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进步。20世纪40年代，黑人的平均受教育年份比白人少一半，如今对这两个种族的25岁的人来说，受教育年份是相同的，都是13年。

就妇女来说，存在差距不断缩小的相似故事。

美国不平等在国内产生的利益不是惟一的利益。美国实行的创新对全球其它地区来说也是宝贵的。我们看到，这一点在目前有关治疗艾滋病药物的论战中得到特别引人注目的证明。争论的焦点是不公正和该死的美国是否应该放弃这类药物的专利权，以便较穷的国家能利用它们减缓艾滋病来势汹汹的传播。可是，重要的是记住，如果美国卫生保健系统不包含规模巨大的私营部门成分，如果美国不保障专利权和财产权，世人或许根本不可能拥有治疗艾滋病的药物。这类药物多半不是在实行价格控制和监管的欧洲研制成功的，无疑也不是在专利权形同虚设的印度研制成功的。就药品而言，世界其余部分是美国臭名昭著地不公正的、自私自利的制药工业的免费搭车的受益者。

可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只是微观的观点。宏观的观点认识到，苏联在任何领域的增长都几乎不可能像官方数据所显示的那么迅速。这个观点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才变得无可置疑地显而易见。在那个时期以及后来变得明确无误的是，自由市场是惟一的增长途径。正如欧洲国家所做的那样，一个国家可能在沿着自由市场道路前进时作出妥协。可是，这么做也意味着承认，经济增长由于这种妥协而受损。

这说明，美国已在最大程度上输出了其不平等的自由市场制度。而且，诸如冈萨雷斯先生等领导人所抱怨的不平等不应归于现有财富不充分的再分配，而应归于自由市场制度在发展中世界的扎根不深入。或者，正如丹麦作者(JohanNorberg)最近指出的：“这个世界上财富的不平等分配首先应归于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分布。”

换句话说，渴望使其自己的平等主义文化长存不衰的欧洲人和日本人或许也希望做其力所能及的事，以支持美国的截然不同的文化，而且不时地举杯祝贺美国——那块如此傲慢、如此富裕和如此值得称道地不平等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