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元化经济看外贸对比长处的拓展

[内容摘要]针对我国目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换及比较优势退位问题，本文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目前的出口贸易中占据主体地位,其原因主要是由我国国内经济的二元化结构决定的，因此应当继续遵循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和贸易。当资本积累的边际效用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优化劳动力就成为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走上效益化增长道路的重要手段，并提出可能的政策性建议，包括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生产地区转移和降低制度成本等。伴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资率上涨,最终达到增强本国产业和贸易竞争优势的目的。

[关键词]二元化经济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我国参与世界贸易分工的基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由此形成了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贸易。从1994年起，加工贸易就超过一般贸易，逐渐成为我国的主要贸易方式。加工贸易在我国的发展有深刻的经济原因——既是国际分工和产业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又是产业内分工的特定生产环节的表现，即我国当前低成本劳动力供给占据的比较优势。由于这种比较优势基础是初级的，技术含量不高，价值增值较少；同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比较缺乏，在世界贸易中，本身就处于劣势。这给我们提出了如何提高竞争优势、提升产业结构水平和增加资本积累的问题。

学术界对此有着广泛的讨论。南京大学洪银兴较早提出，以本国拥有的资源的相对优势来确定贸易结构，虽然可以获得贸易利益，但不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单纯根据资源禀赋来确定结构和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就会跌入“比较优势陷阱”。这种看法是合理的。有学者认为，国内流行着一种错误看法，即把中国九十年代后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效益下降的原因归结为贸易形式，主张尽快实现结构的优化。这些学者认为，问题主要在于经济体制和企业本身。根据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主导产业转换的特征之一是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到30%以下，而现在中国约为60%。北京大学林毅夫认为，给定劳动力资源的增长路径，在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过程中，核心的因素是资本积累。林毅夫认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的积累；第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可能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引进，也可能是一种需要大量资金的自主研究和开发活动，两者都需要资本的投入。因此，技术进步往往也要受到资本积累程度的局限。正因如此，国家资本积累的能力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的关键动力。西北大学郎永清认为，先验的国际分工并不能成为决定因素，相对的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是处于永恒的变化中，后天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状况我们有着理性的认识，但是如何有效地回避“比较利益陷阱”或者说寻找有效的后天发展的途径，却有着不同意见。根据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创造竞争优势涉及到个两个问题：一是结构导向的转变，要从自身的供给条件转向国际市场需求；另一个就是以新产品打进国际市场。有学者认为合理地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是首选，应该积极提升产业结构水平。也有学者从目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效益低下出发，认为比较优势战略不适合我国外贸发展的新需要，“推行竞争优势战略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必然选择”。

对于此，笔者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目前的出口贸易中占据主体地位,其原因主要是由我国国内经济的二元化结构和当代国际分工共同决定的。因此，这种初级形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越向前发展就越要求本身质量的提高，即优化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深化并不意味着反对竞争优势的发展，MichaelE.Porter在论述国家竞争优势时，几乎都涉及到企业微观活动的相对优势，同时他论述的竞争优势环境和条件也不能完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具体情况。因此，在本身没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空谈竞争优势是无益的。

笔者认为，资本积累与优化劳动力资源均可以作为增强本国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优势的转化取决于各国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进度。中国目前资本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已经从1978-1995年的0.5%下降到-3.6%。在要素禀赋的基本形态尚未改变、资本积累尚不足以推进根本的结构转换时，过度强调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必将对外贸出口以至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产生不利影响。这就意味着在资本的边际效用不断下降后，劳动力本身应该成为关注的重点。

因此，考虑到中国的二元化经济结构，目前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贸易形式的转换问题，而是如何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走上效益化增长的轨道问题，并且逐渐实现优势转换。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也就是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的过程，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其经济的比较优势发展的动态过程。

二、二元化经济和工资差别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里，相对现代化的、资本密集的、高工资的工业部门，与传统的，劳动密集的、低工资的农业部门并存。这种经济的二元化表明市场没有能够正常运行。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中，不同部门工人的工资收入不应该有太大的差异。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市场不能正常运行，就可能存在偏离的市场失灵情况。近几年来，经济的二元化的含义进一步扩大。由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对立，扩大到城市经济的“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对立。所谓非正规部门，指的是众多的私营的小规模生产企业，并且使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或者是只要求一些很简单的技术。这些企业没有充足的资金来源，较少提供职工保险、医疗、失业、养老保障等措施。所雇的工人也没有受过较高的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劳工协议也往往没有实际约束力。显然，非正规部门是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紧紧联系在一起。

根据我国的实情分析，非正规部门包含了我国较大多数的出口加工贸易企业。对此，我们可以将经济的二元结构分为两个类别：第一类别是农业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第二类别是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我国目前的经济差异状况比较明显地表现为第一类别的结构。

2001年中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城镇居民为2082.1元，农村居民为718.27元，二者差距接近三倍。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衡量二元经济差异应该是可行的。如果考虑城镇居民本身的变化，真正的差异可能更大。

二元化的症状在许多国家有加剧的趋势。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关注。经济二元化的存在经常被用来为对明显更有效率的制造业部门实施关税保护提供依据。在20世纪50年代，除幼稚工业论之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制造业和农业的工资差别，为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发展制造业提供了另一依据。这种理论被称为工资差别论。

用图1来描述工资差别观点。封闭的横坐标代表社会总劳动力，纵坐标两边分别代表制造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社会劳动的总需求曲线D与总供给曲线S交于均衡点A，均衡的社会劳动力分配点是L*。实际制造业劳动力工资水平为W1，就业量为ML1；实际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为W2，就业量为NL1。工资水平差距在图上表示为BC。制造业必须比农业支付更高的工资，那么整个经济就会雇用较少的制造业工人和较多的农业生产者（ML1﹤ML*，NL1>NL*）造成相当于三角形ABC的产值损失。制造业与农业的工资差别显然会引起劳动要素的均衡流动，即农业劳动力会流向制造业以获取更高的工资率，也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资率较高的城市制造业转移。

图1

经济学家MichaelP.Todaro指出，假设在农村不存在着劳动剩余时，即使是制造业能够提供更高的工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及由此造成的城市失业人数的增加，使得制造业创造就业给社会带来收益的理论变得不太有意义。同时，他认为，从需求方面来看，正规部门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创造是比较困难的，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据此，他认为，应当尽量减轻城乡经济机会不均等现象，避免过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带来负面影响，认为其由边际制造业就业带来的社会收益会因新失业者的工资损失而抵消。

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成本收益分析来说，其创造的利益远远大于其负面影响。经过约二十年的发展，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加工贸易为我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我国目前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形成的大量的农村剩余廉价劳动力外流，即二元化的第一类别的劳动力流动，其失业的工资损失没有MichaelP.Todaro估计的要大，同时也恰好构成了中国目前参与世界贸易分工的基础的主体。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可以证明“外来员工”的意义。根据共青团广东省委的调查结果显示，2004年外来员工对该省GDP增长贡献率高达25%；国家发改委最新统计显示，中小型企业提供了我国75%以上的就业岗位，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在中国加工贸易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廉价的劳动力恰好是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基石。

有学者认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下降。但是张伟的数据研究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高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这说明，目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尚处在发展时期，不能轻易否定其积极的发展。

当然，随着近几年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展，这种以低廉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加工贸易也暴露出了很多缺陷。除了本身的价值增值不高和处于不利地位以外，更难以真正参与世界分工，并从中取得技术进步，共享他国的技术外溢。我国目前的资本积累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其边际增长量也逐渐下降。同时，造成二元化经济不平等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地区的差异，也就是说城市居民的收入很高，这样城市居民就更有机会接受教育。

现在比较重要的是国际竞争环境大变，俄罗斯、印度、中美洲的一些国家其劳动力成本可能素质相对要高或者是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中国的成本优势面临着挑战。

对此，笔者以为，目前的实情决定了劳动力资源的增长路径在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在这种情况下，重点应该转为优化劳动力资源本身，提高劳动者本身的素质和制度改进。由于我国目前的大多数外贸企业是中小型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按照“智猪”博弈理论，由于成本问题他们不会主动提高技术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而是等待大型企业的技术改进，从而成为市场追随者。而最终要达到总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应当基于政府宏观上的激励手段和降低制度成本。

三、政策性建议

人力资本表现为能为任何个人带来永久性经济收入的能力和知识等。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增加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外贸发展是典型例子。针对劳动力成本低下的特点，加强劳动力职业培训的同时，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水平。本文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包括职业技术培训和国民基础教育。教育的功能应该在未来的发展中得到加强。人力资源是工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人力资本具有收益的广泛性、长期性及收益的多方面性的优点，对所有产业起着知识外溢和助推作用。当本国人力资本和职业教育水平得到提高时，本国从两国贸易中得到的相对于资源配置的劳动力份额增大，根据PaulR.Krugman的动态比较优势模型分析，假设有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只存在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时，增加本国相对与外国的有效劳动投入(以知识和教育度量的劳动投入)可以提高配置在本国可进行贸易产业的世界资源份额，也就是相对具有比较优势的可进行贸易产业的数量；同时，本国的相对工资率也将上升。我国目前沿海地区出现的劳动力短缺而引起的工资上涨的压力恰好证实了比较优势产业的转化和提升，长期来说这将扩大中国在世界贸易和国际分工中的重量（尽管短期效应会削弱比较优势）。刘易斯的人口流动模型对劳动力流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制造业工资水平不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之后，第二阶段没有劳动力剩余，制造业工资水平面临上升压力，无限劳动力供给不再存在。本文认为，我国目前的状况应当处在这两个阶段的过渡时期。此时企业面临工资成本上升的压力，应该主动提升企业生产效益和加大对熟练技术工人的职业培训，以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来弥补工资上升而带来的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下降，这才能良好地实现结构的升级。

廉价劳动力缺乏的压力，有利于工资差距的缩小。为什么在劳动力绝对数仍很大的情况下，出现了劳动力缺乏的情况呢？实际的情况是，我国沿海地区的这些劳动力平均工资水平已经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大的变动了，由于国内外双重竞争及消费水平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企业对于工人的工资水平没有实质性提高，劳工双方的工资差距有200元左右。同时，企业保障条件等也较低。因此，较多的工人不愿接受这样的工资差距和待遇，企业就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在这种形式下，向西部转移就具有了可行性。温铁军说，这种“空间转移”是一个“良好的转机”。

有学者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资增长过快，远远超过经济效益的增长，导致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得不到发挥，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合。作为自负盈亏的外资和私营经济，在市场经济下，谁会使得工资增长超过效益增长呢？我们看到，目前正是工资低下才导致了表面的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其实MichaelE.Porter也认为，“工资昂贵或者人工短缺正是激发产生升级的媒介”。而这与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后果是相符合的。

对于教育问题，MichaelP.Todaro认为不宜不恰当地、过分地扩大对教育事业，特别是对中、高等教育事业的投资，否则会出现“教育深化”而带来的知识失业问题，即企业雇用人员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而失业人员的学历水平也越高。目前我国总体来说有这种发展趋势，但是应该看到，从业人员的教育水平越高，对企业潜在的发展贡献是巨大的，尤其是对技术创新等。

那么，谁来为职业培训来买单呢？根据大多数的劳动经济学分析，职业培训有一般和特殊培训两种，一般培训往往由个人负责成本，而特殊培训在形式上往往是企业和员工共同承担费用。笔者认为，政府的角色在这里应该得到强化，即通过行业政策和措施引导企业提高培训水平和范围；同时，对于市场主导的职业培训和教育持积极态度或财政支持。

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时候，不应该错误的认为政府是唯一的资金来源，应该把眼光放到另外一些因素上，比如劳动力市场的因素。劳动力市场对人才有需求，这就需要我们在人力资源方面进行积累，对更多的人力资源进行培训。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和激励机制的运作实现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所以有必要深入的研究劳动力市场及人力资源的现状。同时，要使得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里面更加自由，允许私人的激励机制发挥作用，这样就能够提高市场在人力资源投资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我国教育本身的制度改革更是任重而道远。

降低制度成本可以收到激发综合竞争力之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重要区别还在于制度的差异，包括出口清关、外资利用政策、市场法律法规等等。改革开放政策使得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上了新台阶，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目前就逐渐暴露出很多的制度缺陷，包括政府效率较低、市场束缚过紧等。真正做到提高制度效率，重点还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减少一些政府直接参与。

四、总结

一个国家只有充分地发挥自己经济的比较优势才能实现其竞争优势。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其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低，不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不是产业结构调整中优先发展的部门，也不能忽视其存在和发展。只认为竞争优势要好于目前的比较优势是不太实际的，由二元经济形成的大量的素质不高的劳动力如果不能从事现在的工作，创造效益，也将不能胜任其它要求更高技能的劳动，维护和改进现状是现有条件下的次优选择。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国外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竞争，改善由比较优势引起的多边外交和贸易关系磨擦，以及国外不断进步的技术和劳工环境标准，如SA8000标准等。

有学者提出了MichaelE.Porter的竞争优势来规避比较优势的不适应性表现，但是较少有学者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我国采取的贸易政策应该以本国的比较优势为基础，即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特点，立足于劳动力成本低的相对优势，优化劳动力资源，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产业结构水平，而实际上最根本还是提高产业工人的素质水平。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投资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在劳动力、土地成本上升的沿海地区应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度高一些的加工贸易，逐步提高档次，并结合西部大开发的进程，有必要也有可能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内地推进，以合理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开发政策构筑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良好环境，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地域均衡发展，以此抢占产业内分工的高级环节。

由此也看到，一国的外贸政策应该是客观形成的，对外贸易中的各个微观主体也是根据收益最大化来行事，也就无所谓奉行一个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出口导向的政策。从实践说来，政府的职能应该在于提供一个有效的市场竞争平台，并且要维护这个平台的存在。经济领域的有些学者通常使用一些具有宏观意义的词来讨论外贸或外贸政策，其实这并无太大益处或指导意义。以本文为例，资本密集型总是看起来比劳动密集型更好、更高级一些。实际上，可以看看在中国的出口加工贸易中，大多数均以劳动密集型为基础，并且都会努力提高企业的效益。目前的市场体现了优胜劣汰的规则。企业能继续发展，是因为经营有方，可不是要转向资本密集型才会成功。尽管产出效益相对较低，但是这些企业所有者的收入本身就属于目前中、上阶层的收入水平，谁能轻易就放弃这样的效益呢？我们不能以国外的先进来要求我国的发展达到同样水平。

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和加强职业培训投资的效果在实践和理论上已经充分显示出来。在充分注意国内外的影响因素的同时，提高从业人员的教育素质的技术水平，将对提高中国比较优势的结构和竞争地位产生长远的积极影响。只有遵循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企业和产业才能够拥有最大的竞争优势，国家才能够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最终达到获得高层次竞争优势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目的。

参考资料

[1]刘力：《内撑外开发展中大国的贸易战略》[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3]MichaelP.Todaro,Economicdevelopmentinthethirdworld[M],fourthedition,Longman,NewYork&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