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范文10篇

二元经济范文篇1

二元经济指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产业并存的格局，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常见的现象。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产业多由外国资本移植或本国资本引进而来，在中国始于19世纪后期。或谓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形成于二次大战后，不确。惟早期现代化产业多集中于个别地区，亦称“飞地经济”。又常称之为近代化产业，实与现代化同义；本文通用后者。

刘易斯把现代化产业定义为“使用再生产性资本”以谋取利润者，即资本主义产业；而传统经济是“维持生计”的产业。¬在历史上视资本主义化为现代化未尝不可；但日本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充分就业前仍可称二元经济，中国在进人社会主义后仍属二元经济。又传统经济亦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并有谋利部分。迈因特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整性出发，把现代化产业和半自给性生产并存作为二元结构。­石川滋采取希克斯（JohnHicks）《经济史理论》中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到商人经济的观点，把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并存作为二元经济。®用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明现代化过程是可取的，但用之区分二元范畴似欠妥。

传统经济包括农、工、商、运输、服务等部门，原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在中国更是一个十分发达的传统经济体系。但自1954年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理论以来，西方学者大都只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化工业，并注重于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如何向工业转移问题。费一拉尼斯干脆把二元经济定义为农业与工业两大部门并存。¯他们也提到手工业者、小商人、服役人、搬运工等，但把这些人看成是“隐蔽的失业者”，°或等待进人现代化部门的“城市传统部门”。±事实上，传统经济的非农业部门人数众多，基本上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在早期它们是与现代化产业并行发展的，并成为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日本称明治维新以前已有的产业为“在来产业”，并进行专门研究。²1981－1935年，日本农业就业人口是不断下降的，同时期现代化产业就业人口增加约3，300万人，而在部产业就业人口增加逾6，600万人¬就是说，现代化过程中释放社来的多余劳动力主要是由传统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吸收的。

明治维新后，日本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中的散工制发后迅速，对日本现代化工业的建立起了辅助作用。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为发挥劳动力优势，仍是在现代化企业中实行多班制，而将部分工序和零件生产转包给小厂和家庭工业去完成。中国的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散工制也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现代化产业的建立兴起的，迄1936年，工场手工业的就业人口约为现代化工厂的5倍。这我已有专文论述。­

我国传统商业和金融业原较发达，现代化产业的建立有赖于传统商业网和钱庄的支持。同时，也有新式商业和银行兴起。然而，即使在新式商业最发达的上海，传统大商业如米行、豆行、丝栈、茶栈迄1936年仍是发展的，仅豆行的经营品种和丝茶栈的销售对象有所变化而已。迄1936年，上海上布号约减少一半、绸缎庄则倍增，药行由1851年的约1002增为498家，在营业额上始终超过西药业®。上海钱庄的资本和营业额也是不断增长的，1932年以“后才逐渐为新式银行所代替。

运输是先行产业，现代化进程较快。迄1936年，中国在现代化运输业的投资一直大于在现代化工业的投资；但是，木帆船、人畜力等传统运输的产值一直是增长的，轮船、铁路亦需传统运输为其集散货物。¯说：“若干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二元经济，正是这样一种多途径的经济。

在地区辽阔、人口众多、传统经济十分发达的中国，二元经济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这期间，经济上是现代的与传统的对立统一体；就是说，二者间不仅有对立的一面，还有互补作用的一面。西方学者往往把传统产业看成一钱不值，在国内也有人把二元社会看成是“二律背反”；我看不妥。传统经济和传统文化一样，有它有价值的东西，有它的能动作用。二元经济的发展也不是简单地用现代化产业去替代传统产业，而是多途径的，扬长避短，发展前者，也改

造后者，共同创造克丽奥之路。

传统经济不限于农业，但在一篇短文中遍论各业是不可能的，又手工业我已有专文，故本文仍只论传统农业，但要密切联系非农业部门和市场变化。又本文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有别于一般二元理论。

¬W·ArthurLewis：《二元经济论》，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H·L·A·MyintDualismandtheInternalInternalIntergationofUnderdevelopedEconomics,BancaNazionaleLauaroQuarterlyReview.93．june1970．

®石川滋：《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7、页。

¯JohnC·H·FeiandGustavRanis：《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前引刘易斯著作第3页。

±托达罗（MichealP·Todaro）：《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6、172页。

²中村隆英：《在来产业规模构成》，《数量经济史论集1》，日本新闻社1967年版。

¬中村隆英：《日本经济－成长构造》，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版，第40页。

­本书：《论工场手工业》。就业人口数据国家统计局整理的资料补列。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版，第135－136页；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1992年版，第323页；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1991年版，第289页；上海药公司等《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1984年版，第119－120页。除丝织一书为上海人版外，余均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估计》。

°《选集》四卷横排本，第172页。二、传统农业的生产廊余和资源配置

刘易斯以简明的模型奠立了劳动力过剩型的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后来学者多遵此道。在他的模型中，传统农业完全是消极的，它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零，±唯一作用是在低工资水平上为现代化工业提供劳动力。五六十年代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大力发展工业，但因忽视了农业，而后继无力，工业化计划受挫。1964年的费一拉尼斯二元模型就很重视农业了，并提出工业应先采取资本浅化政策以吸收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但在他们的模型中，农业剩余只是在农业过剩劳动力移出后才能实现，并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大量移出而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能依靠外生的技术投入，传统农业本身仍是无能为力的。1967年的乔根森二元模型，否定了农业零边际生产率学说，并更加注意农业剩余，认为它是能否实现工业化的关键。但他把技术进步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作为农业剩余的唯一重要因素。¬其后如凯利的二元模型，就更加注重外生的技术变量了。­

这些二元论者，除凯利外，都把资本排除在农业生产模型之外，这是他们把传统农业看成无所作为的原因之一。实际上，传统农业中非人力的物质投人是个重要的变量，农民主要是从农业剩余上来考虑资本投人的。1922年日本的水稻生产成本中，土地（地租）占30％，劳动占36％，资本投人占34％。®舒尔兹考察印度灌溉区的投入，土地占13％，劳动占34％，资本（包括灌溉建筑）占53％，与1949年美国农场的投入比例相仿；其中牛和工具占30％，比美国动力和机器占26％还高些。¯中国清代农学家就很注意资本投入，在江南每亩地约需现金1000文，相当于收获值的15－25％。包世臣说：“凡治田无论水旱，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加作一工亦溢谷二斗”；追加资本与追加劳动同等重要。°李伯重研究，江南稻田自明末至清中叶，每亩用工量甚少变化，而投资增加。这期间亩产量增44－56％，主要是追加饼肥所致，每亩追加饼肥40斤可增产谷80斤。±1933年无锡3个村121户生产成本调查，不计土地，劳动占45％（包括雇用农工、畜工和机器工），资本占55％；资本中肥料占77.6％，种子秧苗占12.7％，工具添修占9.7％。²

上述西方二元论的最大缺陷是他们的模型都是以粮食代表整个农业生产。实际上，在何国家的农业都不仅是粮食生产，而非粮食作物和农家副业不仅可变性大，也常是积累和导致资源再分配的重要条件。在中国，在粮、油、棉三类作物的播种面积中，粮食所占比重由本世纪初期的87－88％下降至三十年代的80－81％，经济作物的比重则是增长的。³本世纪初期，农业总产值中，大约粮食占62.2％，经济作物占23.7％，到1936年分别为59.8％和16.1％（余为林牧渔业）。´中国小农经济又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副业种类繁多，副业收入约占农家纯收人的30％，在江南可达40％。三十年代末，无锡、嘉定、松江、常熟、太仓、南通的12个村433家农户调查，农家纯收人中，农田收人占60.2％，禽畜饲养占605％，纺织、育蚕、贩运、捕鱼等主要副业占21.2％，其他零散副业占602％，佣工和外出人员汇回款占5.9％。µ

传统农业原有很大的剩余，这从封建地租常占产量的一半可知。惟其剩余多转化为租赋以及商人和高利贷利润，农民不能支配。日本明治维新时以1873年地税改革将水稻产量的30％集中到政府手中，成为兴办现代化产业的资本。中国一向租重赋轻，而地租是最难转化为资本的。甲午战后，田赋日增，附加尤重，粮田殆无纯剩余。惟经济作物和商品性副业一般仍有盈余，否则农民不去生产。田地生产受气候影响，商品性副业更具市场风险，故农家经营常是有亏有盈，总的看仍是略有盈余的。¬

但在二元经济理论中，农业剩余不是指农家的纯盈余，而是指农村产品和劳务的净输出，或以货币表现的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净流出。这将于第四节详述。

一种社会经济是发展或是衰退最终决定于生产资源的配置是优化还是劣化。上述西方各家的二元论皆未及此。惟舒尔兹强调了这一点。舒尔兹把传统农业定义为长期使用传统失产要素的农业，并认为，农民是十分精明的经营者，因而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的配置是有效的，“没有一种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利用”。这颇适合明清以来中国的小农经济。但他又认为，不能指望更好地配置传统生产要素来改进农业生产，他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是指引进西方现代化的生产要素，并改进农民的素质，即技术和人力投资。­

舒尔兹基本否定传统农业重新配置资源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他过分强调了农民对获取收人的来源（即生产要素）的“偏好和动机”保持不变；另方面，原有生产要素配置的有效性表明各要素的边际收益率大致相等，不能从再配置中得到好处。®这种理论未必恰当。农民的决策受生产关系（特别是赋役和租佃关系）、市场、多种作物和多种副业的影响，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从而导致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再配置；有知有觉的号召如“以粮为纲”有时反而误事。有人考察，明清以来，由于棉桑茶竹的推广·和生产专业化以及水产的开发，江南平原、丘陵地带和山区都以不同方式调整资源的利用，使之趋于合理。¯吴柏均研究，在明末清初，无锡从生产结构上说还落后于苏州、嘉兴、湖州、松江等府。清前期，由于棉手工业的引进（尽管无锡不产棉）和区域贸易的发展，引起资金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进入二元经济后，随着桑蚕业和城市工业的发展，农村发生更大的变化。到二十年代末，农民的纯收人中，种植只占48.5％，手工、饲育等副业占29.6％，商业和运输业占7.7％，佣工和外出人员寄回款占14.2％；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收人以1.5％的年率递增，农家经济的总流量有59％通过市场交换。这都是在传统的小农经营没有改变、技术也基本未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生产结构，导致资源重新配置，取得增长效果的。°

西方二元论模型中，认为农民的收人是维持生存的费用或“制度工资”，是不变的。这不合实际。农家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即使不谋求利润也谋求消费优化。在正常情况下是有所提高的，但也因多半是外在原因而下降。在历史上，农民生活是在们口、温饱以至小康之间摆动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将二元论者提出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型改制如下图。图左部的MP1；代表粮食生产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它与农民生活水平W1相交点决定就业人口OL1。相应在图右部中，总产品曲线TP超过农民消费线OC的部分，即SE，为农业剩余。由于农民可以引种多品种和生产市场价值较高的作物，增添新副业和扩大侣副业，使边际劳动生产曲线移至MP2以至MP3，农民生活水平相应改变，就业人口移至L2和L3，这三条MP是不同值的（斜率不同），吸收劳动力的作用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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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零边际生产率学说早见于罗森斯坦一罗丹（PaulN·Rosenstien－Rodan）关于东欧工业化的文章,载EconomicJournal,53,June－Sept.1943.拉尼斯亦遭此说。但受到许多学者的怀疑和舒尔兹等的批评。1967年以后，刘易斯承认此说在其理论中并不重要，易受误解；前引刘易斯著作第75、105页。在中国和日本学者中，一般不取此说。

¬DaleW·Jorgenson,SurplusAgriculturalLabourandDevelopmentofDualEconomy,OxfordEconomicPapers,19.3,1967，转见贾塔克（SubrataChatak）《发展经济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8－70页；贸塔克与英格森（KenIngersent）：《农业与经济发展），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115页。

­AllenC·Kelleyet.DualistEconomicDevelopment:Theoryandhistory.Univ.ofChicagoPress,1972.

®前引石川滋著作第76页。

¯TheodoreW·Schultz:《改造传统农业》，1964年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版，第76－77页。

°本书：《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

±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清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印刷中）第5章第1节。

²韦健雄：《无锡三个村的农业经营调查》，《中国农村》第1卷第9期，1935年。

³本书《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附录乙表一、第3卷附录乙表一，人民出版社1990、1993年版。

µ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村工副业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原列百分比有误植，按分列细表改正。

¬参见方行《清代前期的小农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4－16页；对粮食生产剩余的一些测算见同期另文第133页。

­前引舒尔兹1964年著作第4、27、29－31页。

®前引舒尔兹1964年著作第24、56页。

¯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吴柏均：《无锡区域农村经济结构的实证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清前期见所著《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章。

按过去理论，总生产曲线越过S点后将变成水平线，即再增加劳动投人不再增产。这不符合实际。在中国，无论是在人口剧增的清前期，人口缓慢增长的近代百年，或人口迅增的新中国，农业生产都能满足需要。理论上讲，边际劳动生产降为零的时候，也是总产量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这个最高峰，迄今也未达到。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刘易斯的公式是把边际生产为零的劳动者作为剩余劳动力；拉尼斯并把边际生产小于制度工资的劳动者也计人。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中，上图的边际生产曲线MP可代表农业劳动力的需求，而平行线w是劳动力的供给。但在二元经济中，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是不完全的，价格尤其农产品价格是偏离的（见后），加以前述MP和W都有弹性，故上述公式不能确立。即使确立，也难计量。事实上，对剩余劳动力的测算都是凭经验数据。其概念是，农村劳动力投入田地（种植业）的劳动者，超过当时技术水平所必需的劳动者的部分，即剩余劳动力。

西方二元论者大都把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最成功的经验，并认为这是由于日本工业化是从劳动密集型的轻纺织工业人手，1930年后转人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时，已有资本积累的能力了。这种观察，远非全面。日本在“殖产兴业”（1870－1885）时期已建有一批基础工业，轻纺工业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有人分析，19世纪，日本实以农产品加工等“有明显传统特点”的工业占支配地位，20世纪后资本劳动“中间性“的纺织工业才占优势。又日本中小工业特别发达，19世纪末民营工厂中有60％在农村，有类我们现在的乡镇工业。以后，仍采取小工厂为大企业承包加工的政策。¬前面我已指出，迄三十年代，日本吸收多余劳动力的主力

不是现代工业，而是传统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现再指出，就业量最大的不是工业，而是第三产业。据1920年的国势普查，全部就业人口中，第一产业1511万人，基本上属传统产业；第二产业529万人，内66％属传统部门；第三产业677万人，内76％属传统部门。­1920－1930年，工业不景气，很少增加工人，而第三产业增加了209万人。总之，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功，是农、轻、重和大、中、小合理配合，发展第三产业，现代化产业与传统经济互补协作的结果。

日本的农业就业，尚有两事值得注意。其一，1872－1940年，日本全部就业人口以6.18％速率增长，农业就业人口以1.72％速率下降，但非总是如此。在19世纪七十年代，由于推行“明治农法”（主要是整理土地灌溉和推广集约化耕作），农业劳动力是增长的。在1895－1905年间，由于迅速扩大桑蚕业，19251933年间，由于恢复和扩大复种，农业劳动力也是增加的，以至出现“再流人”现象。其二是，日本农业始终保持较高的劳动投人（也保持较高单产），乃至逐步机械化以后还是这样。石川滋提供的资料如表一，因而他认为现代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的劳动投人偏低，就业问题“在近期内不可能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得到解决，而只能主要在农村内部寻找其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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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CyrilE·Black）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中译本面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5、248页。中小工业见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页。

­前引中村隆英1980年著作第39页。

®前引石川滋1990年著作第91、93页。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移出是不成功的，至今我们还为此事发愁。新中国建立后，有历年劳动力统计，城乡移动一目了然，对剩余劳动力的研究不乏专论。而在旧中国，从无就业统计，农村人口数茫然，遑论转移？但在近代，这问题并不像解放前那样严重。因那时人口增长率颇低，且耕地面积不断增加，解放后则人口倍增，而耕地面积自1958年以后不断缩小。中央农业实验所曾提供一个1873－1933年的农村人口指数，系选样调查，不能从中推出农村人口数。但同我们所作全国人口估计比较：1887－1913年全国人口增长率为7.4‰，1873－1913年农村人口增长率为3.9‰；1913－1933年全国人口增长率为5.8‰，农村人口增长率为5.7‰。说明农村人口有移出。¬

现以新中国建立后的统计数据来解释近代情况：1.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由1952年的87％递减至1990年的65％。惟1952年计数偏高，早期均在82％左右。在旧中国，无“农转非”等限制，一般谓农村人口占80％。巫宝三等研究国民所得时，除去牧区、林区、船户等，农村人口按总人口75.7％计；此议可取。­

2．农村劳动力率，即农村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率，由1952年的36％缓升至1978年的41％，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发展后陡升至50％。在旧中国，类似八十年代改革后的状况，长期并无大变化。据卜凯选样资料计算，平均每农户6.2人，参加劳动者3.1人，即劳动力率约50％。®

3．农业剩余劳动力。统计无此指标，但有农村劳动力用于田地（种植业）人数；此数减去估计的田地所需劳动力数，即农业剩余劳动力数。孟听、白南生根据全国选样调查平衡，每个劳动力的耕种能力为9.93亩（当时已有35.6％的机耕），1984年耕地14.678亿亩共需劳动力1.478亿人，而当年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为2.549亿人，因有一亿余人为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30.2％。¯其余估计亦皆为一亿余人。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建国以来尽管每年

有二三百万至六七百万（1984年达12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而农村劳动力和农业剩余劳动力数仍是增长的。

旧中国机耕几乎没有，但在需劳动较多的江南，一夫治田10亩仍属常事，故剩余30％或略低仍可利用。此中另有一重要数据即1984年从事田地（种植业）的劳动力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72％，与我们前文三十年代的估计略同。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隔绝，自由市场极小，农家副业是萎缩的，1984年的数字反映了改革初始时的情况，接诸旧中国，田地劳动力当不高于70％。

我们前文估计，1933年全国人口5.108亿人，耕地14.170亿亩。依上述比例，可粗略地估计1933年中国农村人口为3.867亿人，农村劳动力1.933亿人，从事田地（种植业）劳动的1.417亿人，其中约4200万人属剩余劳动力。在近代百年，此项剩余劳动力也多少是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为此，我比较详细地（但不是说准确地）估计了1933年非农业部门就业情况，并尽量划分现代化部门和传统部门；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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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口及耕地面积见本书《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农村人口指数据《农情报告汇编）1934年，第48－53页。

­章季闳：《中国就业人数的估计），《社会科学杂志）9卷2期，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1947年12月版。

®前引章季闳1947年文。

¯孟昕、白南生：《结构变动：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217页。

表二见非农业部门就业人口3900余万人，主要在城镇。估计1905－0938年119个大中城市的人口增长年度达15％，¬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十数倍，是必有不少是农村人口移来。按表二就业情况言，则约85％是在传统经济部门，现代化经济部门仅占15％强。又主要是由第三产业吸收，现代化工业只吸收100余万人。

四、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源流动

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源流动，实际是二元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其流动模式，决定二元经济发展的道路。西方二元论者，既忽视传统农业及其剩余的作用，因而甚少这方面的论述。1979年刘易斯在《再论二元经济》中设“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相互影响”一节，但只论现代部门对传统部门的作用，后者则完全是被动的。­拉尼斯并认为传统农业的剩余仅提供转到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的工资基金。®他们又大都认为，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移出，农业边际生产率提高，必导致工农业产品交换的贸易条件向不利于工业方向转化。研究中国二元经济的学者，又有一种旧中国现代化部门的产销都限于城市、与传统农业是隔绝的看法，自然也就没有两者间的资源流通了。¯

这些论点和看法都不符合历史实际。大多数经济史学者都认为，几乎所有国家在开始工业化的阶段，都要从传统农业中汲取大量的农业剩余，作为发展现代化工业的资本，或称之为“原始积累”；而其最重要的形式，则是在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中，通过不利于农业的贸易条件，或称价格“剪刀差”，剥削农民。°

检查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源流动，通常用农业净流出即E－M来表示，E是农业部门的流出总额，M是非农业部门（主要是政府和工业部门）向农业部门的流入总额。在具体测算时，又党将其分为三项，即

E－M＝T＋K＋V

其中T是农业税。K是资金净流出，即流出农业的地租和农民储蓄减去金融界对农业的信贷和政府对农业的补贴。V是贸易净流出，即农产品流出价值减去非农产品（工业品）流入价值。当测算一个时期的农业净流出时，须以农产品价格指数Pa和工业品价格指数Pm对有关项目进行修正，所得称为有形的农业净流出。

有形的农业净流出：

由于农产品的价格变化常与工业品的价格变化不一致，出现贸易条件Pm/Pa的变化，由此引起的农业净流出在统计上是看不见的，称为隐形的农业净流出。

隐形的农业净流出：

两者之各，即实际发生的农业资源的净流出。显然，如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化完全一致（均衡价格），即Pm=Pn.则隐形的净流出为零。

新中国有完整的历年统计，农业净流出可按上述公式测算出来。但测算的结果产生奇怪的现象，即农业净流出年年都是负数，也就是说农业部门没有净流出，而是净流入，并由每年流入几十亿元递增至数百亿元。农民对国家建设毫无贡献，只是受益者。这显然是虚妄的；果如此，农村早就富裕了。其故在于价格扭曲。农产品价格是以统购统销价为基础，工业品价格是国家计划价格。无论从劳动价值学说看，或从价格决定于边际生产成本说，两者都是人为的主观价格，与市场均衡无关。由于统购统销价过低，农民贫困，政府不得不几次调高，以致超过工业品价格指数5倍，这就使贸易条件出现“有利”于农业的巨幅“逆剪刀差”，以致计算的隐形农业净流出变成巨额的净流入。近两年，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有价值探讨，试图以其他变量系列（主要是用工人和农民人均净产值或单位产值劳动量的比率的变化）来代替官定的价格指数。结果一反旧观，每年都有大量的农业剩余流向非农业部门，平均每年从百亿元到二三百亿元（各家论证不一），农民对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旧中国没有系统的统计资料，不能按上述公式测算农业部门的资源净流出。不过，农业税（包括附加）和地租是近代中国农民的两大负担，两者都是可以计量的，已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最成为问题的，也是数量最大的，仍然是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由于贸易条件变化所产生的农业隐形流出。

旧中国市场基本上是自由市场，但并不是说它就会产生均衡价格。首先，这个市场是不发达的，尤其是要素市场，几乎不存在竞争力量。其次，运输条件不足和交易费用过高也阻碍了商品市场的竞争。而更重要的是在价格结构上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远非自由和合理。例如，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水平是决定于通商口岸的批发市场，而在那里，又常是决定于国外批发市场，与国内农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完全脱节。这方面，我已有专文论述。­我并根据比较简单的唐启宇－何廉指数和上海物价指数对近百年来的工农业产品贸易条件作了初步分析。大约在19世纪七十年代物价下跌中，农产品稍获其利，在八十至九十年代物价曲折上升中，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动趋势大体相符。进入20世纪，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不断扩大了，只是在1905－1912年和1923－1925年短暂时间有所回转。三十年代物价下跌期间，农产品交换蒙受巨大损失；抗日战争后，无论在沦陷区或大后方，贸易条件都大不利于农产品。陈其广利用12种物价指数，辅以多种其他指数，对1859－1949年的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作了逐年的利益编向和偏向程度的分析，结果是：除了1890－1892、1920－1929、1934－1937年三个小阶段比价变动有利于农产品外，其余年份都是不利、很不利以至极不利于农产品的。®

旧中国的贸易条件问题，可以进一步明确化。但由于没有收集到较完整的工农业产品交易量的资料，我还不能对旧中国农业的净流出作出长期性估计。现我想以另一事作为本文的结束，即最近15年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伟大创造。它不仅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杰出形式（到1993年已吸纳1.12亿人），也是农业与非农业间资源流动的最佳形式。乡镇企业以工业为主，它是农民以农业剩余投资设立的，而企业利润至少有20％又流回农业，用于支农、补农、养农，1993年，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值中有60％是来自乡镇企业。费孝通指出，中国原有农业与手工业相辅的小农经济，而乡镇企业，“从一对对的男耕女织到一村一乡的农副工业综合发展，使农工相辅的传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乡镇企业已日益现代化，与国有大中企业接轨，其工业产值已与国有大中工业相诗，两者也是相辅关系为主。厉以宁提出，社会主义大公司财团与乡镇企业、合作企业并行发展，将是“中国的二元经济模式”。­现代化企业与传统经济互补，农业与工业相辅发展，正是我所论二元经济发展的道路。乡镇企业是最佳形式之一，当然还会有其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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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刘易期著作第150－152页。

®前引费－拉尼斯著作第7、21页。

¯HouChi－ming（侯继明）EconomicDualism：TheCaseofChina．1840－1937，JournalofEconomicHistory,23：3,1963．持此看法的还有墨菲（RoadsMurphey）等。

°参见本书《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参见叶兴庆《农业剩余与经济发展》；王光伟《我国农业剩余的流动状况分析》；郭熙保《我国农业资源转移的规模与特点》；冯海发、李微《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数量的研究》；分别载《经济研究》1992年第1、5、9期和1993年第9期。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尤其是其中《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篇，系原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论文之修正。

®陈其广：《中国近代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及其理论思考》，未刊博士论文，1988年9月。

二元经济范文篇2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原因分析

（一）长期的“重城市、轻农村”国家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赶超式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脱离了传统乡村的发展现实。政府采用行政手段，以“剪刀差”的形式将大量的农村资源抽取到城市，确保城市工业化的稳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使农业的发展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我国的严重缺乏资金和外汇储备，为了实现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政府部门推行了粮食统购统销，以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的方式，获取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金积累。此外，我国的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城乡划分为两个相互隔离的部分，两部分居民不能享受同等经济和社会待遇。如此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社会政策并没有跟上经济政策，使得各种社会问题未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相应的解决，反而使得有些矛盾进一步加剧。

（二）市场经济的力量加剧了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提高后，人们会将一小部分的资金用于购买农产品，而将更多的资金用于购买其他商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相对而言，这些消费品主要出自于工业部门，而大量的现代工业部门集中在城镇，且其行业利润率长期高于农业部门，这也导致农村收入水平增长远低于城市。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不断加强，然而城镇居民的大部分支出集中在汽车、电器、旅游、住房等，这些消费项目与农村或农民却没有太大关系，使得城市居民的收入很难回流到农村。这种只取不予的单向流动，进一步恶化了二元结构的矛盾。

二、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状及其危害

(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特征

一般地，发展经济学家将二元经济定义为包括农村的传统经济和城市的现代经济两部门的整体经济结构，但是我国的经济结构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和转型二元经济两方面，其基本的现状特征有以下几点：

1．城乡工业化的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推行的计划经济制度是以城市工业为主导的，这就形成了城乡径渭分明的城乡二元化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后，城乡隔离制度有所松动，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形成乡镇工业、城市工业并存的二元工业化格局。随着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工业化在加速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协调社会、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城市工业大多以国有企业为主，对新型工业化形成了制约，城乡之间产业结构趋同化及产品的同质性，导致了资源不能优化配置，形成了城乡之间的无序竞争。

2．城乡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的二元结构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表现出了典型的“二元四级”特征，整个劳动力市场可分为二元，即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而每一元又分为两层，城市劳动力市场分为正规部门(一级市场)和非正规部门(二级市场)，其中非正规部门是指被现代工业部门认为是无利可图的市场空缺，其运作形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易变性，可以提供许多就业部门；农村劳动力市场分为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四级市场)和非农产业部门(三级市场)的劳动力市场。在这四级劳动力市场中，二级市场充当了一级市场的蓄水池，吸纳了从一级市场上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淘汰下来的劳动力，同时也吸纳了由四级市场进人城市的农民工，减少了对一级市场的压力。作为三级市场不仅吸纳了四级市场中的过剩劳动力，而且促进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化，加快了农业的工业化进程。

3．城乡市场体系的二元结构从全国的统一市场结构来看，主要包括城市和农村市场两个板块，由于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使得城乡市场的分割和城乡市场体系不对称。在农村市场体系中，信息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金融市场都不健全，不能与城市市场形成对接；在城市市场体系中，具有较为完善的生活资料市场、文化与服务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商品交换发达，经济主体具有独立的物质利益关系，这也导致了城市和农村经济转型的任务不相同。

4．区域经济的二元经济结构所谓区域经济的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同时并存着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二元性。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二元性日益扩大。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基本完成经济体制转型，并开始向高级化阶段迈进，进入全面的扩张时期；而中西部地区尚未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正处于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发育迟缓。这些市场化水平、经济发展程度和资源财富的差异促进了区域经济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

(二)二元经济结构的危害性影响

1．不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我国长期的城乡分隔政策拉大了贫富差距，对农村的投资比重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使得城市和农村El益分化，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此外，城市享有高工资、高福利，尤其是某些国家垄断行业更为明显，增大了企业的运营成本，相对地削弱了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影响了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

2．不利于社会稳定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影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民收入低下，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运作，同时国家在农业的基础设施投入上较少，促使农民选择小规模的经营方式，无法引进新技术、改良新品种、开拓新市场。入世以来，我国农业受到了巨大冲击，城乡差距的悬殊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是产生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定团，不利于社会稳定。

三、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及其模式

(一)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加快城市户管理，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尽管户籍制度在上世纪50年代保障社会的安定、防止农村劳动力流失等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管理在活跃的市场体制中显得僵化，不能满足城乡居民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需求，抑制了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此外，这种管理体制使得大多数进城农民没有安身之地，不能安居乐业，同时还时常引发歧视、排挤农民等社会问题。因此，应尽快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消除这一道人为的障碍，最大限度地取消对农民进城的不合理限制，逐步恢复城乡居民的自由迁徙和职业的双向选择权利。

二元经济范文篇3

论文摘要：中国在城乡经济结构二元化的同时，在农村内部，农业和非农产业也呈现出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在此前提下，中国农民也因其是否从事农业生产而出现分化。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个村庄的调查，对农村经济二元结构和农民分化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相应的应对方法。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象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而我国由于历史和现实在众多原因，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特点更为突出。在二元结构下，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发展非常不平衡。

一般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划分都是以城市和农村为划分标准，然而我国在城乡经济二元化的同时，随着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的发展，我国农村的经济结构也出现了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二元分化。上海财经大学李静霞曾经在《中国二元经济演化进程分析》中指出我国经济由城市非农业、乡村非农业和乡村农业三部分组成，从而从农和非农两个角度对二元经济进行了划分，而根据利特尔(Little，1982)曾经对二元经济的定义：“二元性可以从多方面下定义。但是一个在分析上有用的、有关制度的定义看来应该是：一种经济是二元的，即它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那种传统制度下运行，而另一个重要的部分则是在雇佣工资制度下运行。”这样的划分体现了二元经济在生产率和剩余劳动差异方面的含义。

在农村经济结构二元化的同时，农民也因为其从事的产业出现了分化。浙江师范大学卢福营在《论中国农民分化的多元化特征》中提出，非农化是“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的根本动力”。完成非农化的三种村庄—城村、镇村、工业村与传统的农业村出现了分化，而在一个村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也与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出现了分化。在此理论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全国20个村庄的调查进行研究，对我国农村经济结构二元化条件下的农民分化进行分析，试图为这一问题的顺利解决提出可行的方法和对策。

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文以南京大学2006新农村调查联合项目组的调查资料为基础展开研究。该调查在全国选择了经过典型抽样的十个地方共二十个村庄的农民作为样本展开调查。这十个地方都是我国历史上各个阶段的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分别是：山东邹平，陕北南泥湾，河北遵化西铺村，河南七里营，山西大寨，安徽小岗，天津大邱庄，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和广东顺德。这些名村在发展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带有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印记，这样保证了从事非农产业农民的样本量。

除了选择这十个名村之外，项目组在每个名村的附近选择一个可以代表当地农村一般水平的村庄作为对照。这样又保证了从事农业生产农民的样本量。

在研究方法上，项目组以标准化的调查问卷和半结构型访谈为工具来收集原始资料。最终使用的有效问卷925份，其中还在种地的农民534人，不再种地的农民391人。

调查结果分析

在家庭收入方面，调查结果显示，非农业生产的农民2005年人均收入为7971.31元，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只有3322.65元，低于非农业生产农民41.6%，同时，在家用电器和交通工具的拥有情况方面，非农业生产的农民普遍高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而且部分电器的拥有情况差别非常悬殊。这说明他们在享用现代文明成果的程度上出现了分化。在此情况下，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中有327人感觉有家庭经济压力，占到受调查种地农民的61.7%，而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只有128人有同样的感受，占非农业生产农民的33.5%。（经卡方检验，PearsonChi-Square=70.567，df=1，Asymp.Sig.(2-sided)=0.000。问题只有肯定和否定两种答案，调查情况不再列表显示，下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倾斜向城市和工业的经济政策和对户籍制度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限制，以及我国有限的耕地状况，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增收困难不断加大，在经济上与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差距不断拉大，同时还引发了其他方面的分化。居住条件方面，非农业生产的农民住房造价明显地高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当然，这与非农化的村庄的整体住房造价高有一定的关系，但整体住房造价也在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农与非农产业的分化。在住房质量方面，63.9%的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居住在楼房，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只有18.9%。在这种情况下，386位非农业生产的农民对自己的居住条件感到满意，占到86.1%，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362人对居住条件满意，百分比为68.3%（PearsonChi-Square=76.031，df=3，Asymp.Sig.(2-sided)=0.000）。

生活环境方面，由于部分村庄整体城镇化，绝大多数居民都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生活环境要明显好于还在传统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调查显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在生活垃圾处理状况、公共设施使用状况等方面的情况都明显较好，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也较高。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更多地希望生活在城市，而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则更多（69.9%）表示与城市相比更愿意生活在本村。

在关于家中是否有失学或辍学儿童的调查中，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中有13人表示家中有辍学儿童，只占到受调查对象3.4%，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有65人家中还有辍学儿童，比例为12.2%（PearsonChi-Square=22.613，df=1，Asymp.Sig.(2-sided)=0.000），同时他们对当地教育设施和教学质量的满意程度也较高。另外，访谈资料显示，很多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民的子女在县城或市里读书而不是本村。在受教育机会尤其是受教育水平上，二者的二元分化趋势明显。

在政治权利方面，253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表示村财政没有公开，占50.1%，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表示财政没有公开的有114人，比例为31.5%。在关于如何对待村干部可能发生的贪污腐败的调查中，非农业生产的农民有23.4%选择了“管不了，任他继续下去”，而从事农业生产农民选择这一选项的人占到46.4%。经过对访谈资料的研究，笔者还发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在权利意识、法律意识方面都明显更加淡薄，而正当权力的行使得不到保障的状况发生的频率也相对更高。

在公共文化娱乐设施的拥有上，二者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尤其是在老年活动中心、篮球场和中高级宾馆拥有状况的调查中，从事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农民所在的村庄相差非常悬殊。在村民日常文化娱乐活动方面，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民状况明显更好。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文化生活则相对比较单一，看电视成为了最主要的文娱活动。同时调查还显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参与的人数也要更多。而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在旅游机会和频率方面则更高。

结论与建议

（一）产生分化的原因

首先，在现阶段我国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中，小农经济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小农经济由于生产率不高，产出水平有限，这就制约了农业生产的收入。在国家不断减免农业税的情况下，农民增收依旧困难。而限制农民收入增长最重要的原因是农业生产收入的增加速度相对较慢，从而与非农产业的收入水平出现较大差距。公务员之家

其次，新中国建国以来，为了快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长期以来经济政策向工业倾斜，“以农补工”的经济政策限制了农民的增收。虽然过去加在农民身上沉重的赋税已经取消，但长期的政策倾斜所带来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缺乏政策的保障，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增收非常困难，与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出现分化。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突破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快速发展必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我国一直以来“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状况进一步拉开了农民之间收入的差距。成功进入城市或乡镇企业务工的农民更容易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

（二）加快非农化发展的建议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非农化的过程中，经济结构二元化和农民分化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在现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最终会制约国家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家费景汗和拉尼斯曾经提出：“现代部门扩张的同时必须推动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同步”。所以，国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努力着手解决农民分化的问题。基于上述分析和讨论，大力发展非农经济，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同时协调城乡发展，使其趋向一元化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中，非农化是农村出现分化的动力，同时又是解决农村分化的有效途径。农村的分化是由于非农化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造成的，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进一步发展非农化，使其逐渐趋向平衡，经济结构即可逐渐趋向一元化，最终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分化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当通过各种措施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是实现非农化发展的基础。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小农经济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现有的耕地状况下，实现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解放劳动力，才可能进行进一步非农化的发展。在调查中发现，农业产业化程度的区域差别较大，东南沿海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较成熟，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落后，还有很多农村保持着传统农业的生产组织模式，在新农村建设中，这样的情况要得到改变才能进一步发展农村非农经济，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其次，努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实现非农化发展的必要过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是始终存在的问题。只有顺利解决这一问题，才能实现经济结构一元化的发展。在调查中发现，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民家庭与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于剩余劳动力的成功转化，剩余劳动力越少，家庭收入也就越多。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通过多种渠道来实现。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增加就业渠道和就业机会。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必然有限，进城打工的人数太多也会使城市膨胀，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也需要农村自身非农经济的发展。其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解决我国城市化发展滞后的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需要制定合理的政策，在保证进城打工的农民可以转化为市民的基础上，要防止大城市过度膨胀，促进中小城镇协调持续的发展。同时，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依靠对农民的职业教育的加强。在调查中，72.7%的农民认为农民现在很需要职业技能培训。所以，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素质和就业能力，必然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好地转化。

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需要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让农民更多地享受到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国家政策也要促进非农化的发展，实现经济结构的一元化发展。

参考文献：

二元经济范文篇4

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又有进一步的理论突破，这就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在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可以相信，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指引下，下一阶段国有企业的改革必将取得更大的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将焕发出更大的活力，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也将因企业潜力的充分发挥而获得制度上的保证。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另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是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过去**年来，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容许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来工作，容许农民在城镇办企业和经营个体工商业，在某些试点城市容许农民在投资、购房和有稳定的职业、住所的条件下转为城镇户口等，这些都是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的改革措施。同样可以相信，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指引下，今后有关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的改革步伐将大大加快，因为这是关系提高农民收入、协调社会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举措，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性措施

相对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率而言，近年来农民的收入增长率是较低的。收入增长率的不同，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因此，社会各界提出了许多旨在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包括切实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增加政府对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支持高寒或缺水地区的农民外迁脱贫，放宽或取消对农产品的价格限制，鼓励农民工外出就业，容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发展乡镇企业并及早改制等等。应当承认，这些措施如果得以认真贯彻，对于提高农民收入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然而，这些都还不是从根本上改善农民收入状况的举措。

尽管近年来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某些方面已有所松动，但旧体制依然存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仍然存在着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或障碍，不仅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因此而遇到阻力，而且乡镇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资产重组以及物流业的发展都会因城乡分割、工农分割现象的继续存在而受到制约。如果不建立有利于逐渐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那就既会影响城市活力的增强和城市辐射作用的进一步发挥，也会影响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

不仅如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继续存在还带来了农村居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造成了就业机会的不平等，而就业的不平等又造成了收入的不平等。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下一代、再下一代农村居民生活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和收入的不平等。

有一种观点认为，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使我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因而如果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提高就会不利于扩大出口。其实，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它只看到了劳动力数量而忽视了劳动力素质，忽视了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对一个国家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性作用。一个真正具有产品和经济竞争力的国家，必定是劳动力素质较高的国家。靠数量众多的廉价农村劳动力来取得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这是不可能持久的。其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包括了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让农村居民在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上得到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待遇。相对低廉的农村劳动力的存在只是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现象，我们不能把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农村劳动力的低工资视为我们的长期优势所在，而应当通过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收入水平，这样才能既促进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又真正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只有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五个统筹”发展的战略思想，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清楚地表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同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相互结合的，而且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统筹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已经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认真应对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矛盾。

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既与经济建设有关，更与制度建设有关。不设法逐步改变已经存在多年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社会的协调发展是难以实现的。这是因为，无论就城乡关系还是就区域之间的关系而言，一些问题和矛盾的产生以及它们不易顺利解决，都同现存的体制有关。

例如，农村教育经费和公共卫生事业经费的投入、农村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所需资金的投入，就是与财政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直接有关的问题。今后，只有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统筹，才能明确财政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方向，使较多的资金投向农村教育、卫生、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使城乡居民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条件更为平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更为牢固。

又如，地区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发展的相对滞后，在很大程度上也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有关。在这些地区开展扶贫工作，主要是带动生产生活条件差的农民脱贫。由此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所需要的投入来自何处，通过哪些渠道流入等体制方面的问题，也只有在统筹发展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才能解决，并使这些方面的投入取得较好的效益。

落实以人为本，有必要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明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其中包括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什么？同样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人民生活的幸福，体现于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体现于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也体现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就包括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应当认识到，环境和资源是我们这一代同子孙后代共有共享的。这一代人有权生存下去，后代人同样有权生存下去。以牺牲生态环境来单纯追求GDP的增长，不仅牺牲了本代人的生活质量，甚至会使后代人难以生存。而要有效地治理环境、保护资源，除了应当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提高全民的可持续发展意识，还应着手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消除城乡分割现象，以便对城乡企业的环境治理有统筹的规划和安排。城乡分割消除后，生产要素的流动顺畅了，这同样有利于城乡企业的资产重组，从而可以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关闭、合并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

二元经济范文篇5

二元经济指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产业并存的格局，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常见的现象。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产业多由外国资本移植或本国资本引进而来，在中国始于19世纪后期。或谓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形成于二次大战后，不确。惟早期现代化产业多集中于个别地区，亦称“飞地经济”。又常称之为近代化产业，实与现代化同义；本文通用后者。

刘易斯把现代化产业定义为“使用再生产性资本”以谋取利润者，即资本主义产业；而传统经济是“维持生计”的产业。¬在历史上视资本主义化为现代化未尝不可；但日本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充分就业前仍可称二元经济，中国在进人社会主义后仍属二元经济。又传统经济亦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并有谋利部分。迈因特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整性出发，把现代化产业和半自给性生产并存作为二元结构。­石川滋采取希克斯（JohnHicks）《经济史理论》中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到商人经济的观点，把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并存作为二元经济。®用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明现代化过程是可取的，但用之区分二元范畴似欠妥。

传统经济包括农、工、商、运输、服务等部门，原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在中国更是一个十分发达的传统经济体系。但自1954年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理论以来，西方学者大都只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化工业，并注重于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如何向工业转移问题。费一拉尼斯干脆把二元经济定义为农业与工业两大部门并存。¯他们也提到手工业者、小商人、服役人、搬运工等，但把这些人看成是“隐蔽的失业者”，°或等待进人现代化部门的“城市传统部门”。±事实上，传统经济的非农业部门人数众多，基本上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在早期它们是与现代化产业并行发展的，并成为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日本称明治维新以前已有的产业为“在来产业”，并进行专门研究。²1981－1935年，日本农业就业人口是不断下降的，同时期现代化产业就业人口增加约3，300万人，而在部产业就业人口增加逾6，600万人¬就是说，现代化过程中释放社来的多余劳动力主要是由传统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吸收的。

明治维新后，日本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中的散工制发后迅速，对日本现代化工业的建立起了辅助作用。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为发挥劳动力优势，仍是在现代化企业中实行多班制，而将部分工序和零件生产转包给小厂和家庭工业去完成。中国的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散工制也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现代化产业的建立兴起的，迄1936年，工场手工业的就业人口约为现代化工厂的5倍。这我已有专文论述。­

我国传统商业和金融业原较发达，现代化产业的建立有赖于传统商业网和钱庄的支持。同时，也有新式商业和银行兴起。然而，即使在新式商业最发达的上海，传统大商业如米行、豆行、丝栈、茶栈迄1936年仍是发展的，仅豆行的经营品种和丝茶栈的销售对象有所变化而已。迄1936年，上海上布号约减少一半、绸缎庄则倍增，药行由1851年的约1002增为498家，在营业额上始终超过西药业®。上海钱庄的资本和营业额也是不断增长的，1932年以“后才逐渐为新式银行所代替。

运输是先行产业，现代化进程较快。迄1936年，中国在现代化运输业的投资一直大于在现代化工业的投资；但是，木帆船、人畜力等传统运输的产值一直是增长的，轮船、铁路亦需传统运输为其集散货物。¯说：“若干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二元经济，正是这样一种多途径的经济。

在地区辽阔、人口众多、传统经济十分发达的中国，二元经济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这期间，经济上是现代的与传统的对立统一体；就是说，二者间不仅有对立的一面，还有互补作用的一面。西方学者往往把传统产业看成一钱不值，在国内也有人把二元社会看成是“二律背反”；我看不妥。传统经济和传统文化一样，有它有价值的东西，有它的能动作用。二元经济的发展也不是简单地用现代化产业去替代传统产业，而是多途径的，扬长避短，发展前者，也改

造后者，共同创造克丽奥之路。

传统经济不限于农业，但在一篇短文中遍论各业是不可能的，又手工业我已有专文，故本文仍只论传统农业，但要密切联系非农业部门和市场变化。又本文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有别于一般二元理论。

¬W·ArthurLewis：《二元经济论》，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H·L·A·MyintDualismandtheInternalInternalIntergationofUnderdevelopedEconomics,BancaNazionaleLauaroQuarterlyReview.93．june1970．

®石川滋：《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7、页。

¯JohnC·H·FeiandGustavRanis：《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前引刘易斯著作第3页。

±托达罗（MichealP·Todaro）：《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6、172页。

²中村隆英：《在来产业规模构成》，《数量经济史论集1》，日本新闻社1967年版。

¬中村隆英：《日本经济－成长构造》，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版，第40页。

­本书：《论工场手工业》。就业人口数据国家统计局整理的资料补列。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版，第135－136页；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1992年版，第323页；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1991年版，第289页；上海药公司等《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1984年版，第119－120页。除丝织一书为上海人版外，余均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估计》。

°《选集》四卷横排本，第172页。多智网校诚招全国各地市独家线下商，共同开发网上教育市场。多智教育()！

一、概说

二元经济指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产业并存的格局，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常见的现象。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产业多由外国资本移植或本国资本引进而来，在中国始于19世纪后期。或谓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形成于二次大战后，不确。惟早期现代化产业多集中于个别地区，亦称“飞地经济”。又常称之为近代化产业，实与现代化同义；本文通用后者。

刘易斯把现代化产业定义为“使用再生产性资本”以谋取利润者，即资本主义产业；而传统经济是“维持生计”的产业。¬在历史上视资本主义化为现代化未尝不可；但日本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充分就业前仍可称二元经济，中国在进人社会主义后仍属二元经济。又传统经济亦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并有谋利部分。迈因特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整性出发，把现代化产业和半自给性生产并存作为二元结构。­石川滋采取希克斯（JohnHicks）《经济史理论》中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到商人经济的观点，把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并存作为二元经济。®用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明现代化过程是可取的，但用之区分二元范畴似欠妥。

传统经济包括农、工、商、运输、服务等部门，原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在中国更是一个十分发达的传统经济体系。但自1954年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理论以来，西方学者大都只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化工业，并注重于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如何向工业转移问题。费一拉尼斯干脆把二元经济定义为农业与工业两大部门并存。¯他们也提到手工业者、小商人、服役人、搬运工等，但把这些人看成是“隐蔽的失业者”，°或等待进人现代化部门的“城市传统部门”。±事实上，传统经济的非农业部门人数众多，基本上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在早期它们是与现代化产业并行发展的，并成为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日本称明治维新以前已有的产业为“在来产业”，并进行专门研究。²1981－1935年，日本农业就业人口是不断下降的，同时期现代化产业就业人口增加约3，300万人，而在部产业就业人口增加逾6，600万人¬就是说，现代化过程中释放社来的多余劳动力主要是由传统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吸收的。

明治维新后，日本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中的散工制发后迅速，对日本现代化工业的建立起了辅助作用。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为发挥劳动力优势，仍是在现代化企业中实行多班制，而将部分工序和零件生产转包给小厂和家庭工业去完成。中国的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散工制也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现代化产业的建立兴起的，迄1936年，工场手工业的就业人口约为现代化工厂的5倍。这我已有专文论述。­

我国传统商业和金融业原较发达，现代化产业的建立有赖于传统商业网和钱庄的支持。同时，也有新式商业和银行兴起。然而，即使在新式商业最发达的上海，传统大商业如米行、豆行、丝栈、茶栈迄1936年仍是发展的，仅豆行的经营品种和丝茶栈的销售对象有所变化而已。迄1936年，上海上布号约减少一半、绸缎庄则倍增，药行由1851年的约1002增为498家，在营业额上始终超过西药业®。上海钱庄的资本和营业额也是不断增长的，1932年以“后才逐渐为新式银行所代替。

运输是先行产业，现代化进程较快。迄1936年，中国在现代化运输业的投资一直大于在现代化工业的投资；但是，木帆船、人畜力等传统运输的产值一直是增长的，轮船、铁路亦需传统运输为其集散货物。¯说：“若干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二元经济，正是这样一种多途径的经济。

在地区辽阔、人口众多、传统经济十分发达的中国，二元经济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这期间，经济上是现代的与传统的对立统一体；就是说，二者间不仅有对立的一面，还有互补作用的一面。西方学者往往把传统产业看成一钱不值，在国内也有人把二元社会看成是“二律背反”；我看不妥。传统经济和传统文化一样，有它有价值的东西，有它的能动作用。二元经济的发展也不是简单地用现代化产业去替代传统产业，而是多途径的，扬长避短，发展前者，也改

造后者，共同创造克丽奥之路。

传统经济不限于农业，但在一篇短文中遍论各业是不可能的，又手工业我已有专文，故本文仍只论传统农业，但要密切联系非农业部门和市场变化。又本文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有别于一般二元理论。

¬W·ArthurLewis：《二元经济论》，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H·L·A·MyintDualismandtheInternalInternalIntergationofUnderdevelopedEconomics,BancaNazionaleLauaroQuarterlyReview.93．june1970．

®石川滋：《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7、页。

¯JohnC·H·FeiandGustavRanis：《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前引刘易斯著作第3页。

±托达罗（MichealP·Todaro）：《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6、172页。

²中村隆英：《在来产业规模构成》，《数量经济史论集1》，日本新闻社1967年版。

¬中村隆英：《日本经济－成长构造》，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版，第40页。

­本书：《论工场手工业》。就业人口数据国家统计局整理的资料补列。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版，第135－136页；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1992年版，第323页；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1991年版，第289页；上海药公司等《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1984年版，第119－120页。除丝织一书为上海人版外，余均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估计》。

°《选集》四卷横排本，第172页。转刘易斯以简明的模型奠立了劳动力过剩型的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后来学者多遵此道。在他的模型中，传统农业完全是消极的，它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零，±唯一作用是在低工资水平上为现代化工业提供劳动力。五六十年代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大力发展工业，但因忽视了农业，而后继无力，工业化计划受挫。1964年的费一拉尼斯二元模型就很重视农业了，并提出工业应先采取资本浅化政策以吸收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但在他们的模型中，农业剩余只是在农业过剩劳动力移出后才能实现，并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大量移出而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能依靠外生的技术投入，传统农业本身仍是无能为力的。1967年的乔根森二元模型，否定了农业零边际生产率学说，并更加注意农业剩余，认为它是能否实现工业化的关键。但他把技术进步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作为农业剩余的唯一重要因素。¬其后如凯利的二元模型，就更加注重外生的技术变量了。­

这些二元论者，除凯利外，都把资本排除在农业生产模型之外，这是他们把传统农业看成无所作为的原因之一。实际上，传统农业中非人力的物质投人是个重要的变量，农民主要是从农业剩余上来考虑资本投人的。1922年日本的水稻生产成本中，土地（地租）占30％，劳动占36％，资本投人占34％。®舒尔兹考察印度灌溉区的投入，土地占13％，劳动占34％，资本（包括灌溉建筑）占53％，与1949年美国农场的投入比例相仿；其中牛和工具占30％，比美国动力和机器占26％还高些。¯中国清代农学家就很注意资本投入，在江南每亩地约需现金1000文，相当于收获值的15－25％。包世臣说：“凡治田无论水旱，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加作一工亦溢谷二斗”；追加资本与追加劳动同等重要。°李伯重研究，江南稻田自明末至清中叶，每亩用工量甚少变化，而投资增加。这期间亩产量增44－56％，主要是追加饼肥所致，每亩追加饼肥40斤可增产谷80斤。±1933年无锡3个村121户生产成本调查，不计土地，劳动占45％（包括雇用农工、畜工和机器工），资本占55％；资本中肥料占77.6％，种子秧苗占12.7％，工具添修占9.7％。²

上述西方二元论的最大缺陷是他们的模型都是以粮食代表整个农业生产。实际上，在何国家的农业都不仅是粮食生产，而非粮食作物和农家副业不仅可变性大，也常是积累和导致资源再分配的重要条件。在中国，在粮、油、棉三类作物的播种面积中，粮食所占比重由本世纪初期的87－88％下降至三十年代的80－81％，经济作物的比重则是增长的。³本世纪初期，农业总产值中，大约粮食占62.2％，经济作物占23.7％，到1936年分别为59.8％和16.1％（余为林牧渔业）。´中国小农经济又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副业种类繁多，副业收入约占农家纯收人的30％，在江南可达40％。三十年代末，无锡、嘉定、松江、常熟、太仓、南通的12个村433家农户调查，农家纯收人中，农田收人占60.2％，禽畜饲养占605％，纺织、育蚕、贩运、捕鱼等主要副业占21.2％，其他零散副业占602％，佣工和外出人员汇回款占5.9％。µ

传统农业原有很大的剩余，这从封建地租常占产量的一半可知。惟其剩余多转化为租赋以及商人和高利贷利润，农民不能支配。日本明治维新时以1873年地税改革将水稻产量的30％集中到政府手中，成为兴办现代化产业的资本。中国一向租重赋轻，而地租是最难转化为资本的。甲午战后，田赋日增，附加尤重，粮田殆无纯剩余。惟经济作物和商品性副业一般仍有盈余，否则农民不去生产。田地生产受气候影响，商品性副业更具市场风险，故农家经营常是有亏有盈，总的看仍是略有盈余的。¬

但在二元经济理论中，农业剩余不是指农家的纯盈余，而是指农村产品和劳务的净输出，或以货币表现的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净流出。这将于第四节详述。

一种社会经济是发展或是衰退最终决定于生产资源的配置是优化还是劣化。上述西方各家的二元论皆未及此。惟舒尔兹强调了这一点。舒尔兹把传统农业定义为长期使用传统失产要素的农业，并认为，农民是十分精明的经营者，因而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的配置是有效的，“没有一种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利用”。这颇适合明清以来中国的小农经济。但他又认为，不能指望更好地配置传统生产要素来改进农业生产，他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是指引进西方现代化的生产要素，并改进农民的素质，即技术和人力投资。­

舒尔兹基本否定传统农业重新配置资源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他过分强调了农民对获取收人的来源（即生产要素）的“偏好和动机”保持不变；另方面，原有生产要素配置的有效性表明各要素的边际收益率大致相等，不能从再配置中得到好处。®这种理论未必恰当。农民的决策受生产关系（特别是赋役和租佃关系）、市场、多种作物和多种副业的影响，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从而导致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再配置；有知有觉的号召如“以粮为纲”有时反而误事。有人考察，明清以来，由于棉桑茶竹的推广·和生产专业化以及水产的开发，江南平原、丘陵地带和山区都以不同方式调整资源的利用，使之趋于合理。¯吴柏均研究，在明末清初，无锡从生产结构上说还落后于苏州、嘉兴、湖州、松江等府。清前期，由于棉手工业的引进（尽管无锡不产棉）和区域贸易的发展，引起资金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进入二元经济后，随着桑蚕业和城市工业的发展，农村发生更大的变化。到二十年代末，农民的纯收人中，种植只占48.5％，手工、饲育等副业占29.6％，商业和运输业占7.7％，佣工和外出人员寄回款占14.2％；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收人以1.5％的年率递增，农家经济的总流量有59％通过市场交换。这都是在传统的小农经营没有改变、技术也基本未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生产结构，导致资源重新配置，取得增长效果的。°

西方二元论模型中，认为农民的收人是维持生存的费用或“制度工资”，是不变的。这不合实际。农家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即使不谋求利润也谋求消费优化。在正常情况下是有所提高的，但也因多半是外在原因而下降。在历史上，农民生活是在们口、温饱以至小康之间摆动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将二元论者提出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型改制如下图。图左部的MP1；代表粮食生产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它与农民生活水平W1相交点决定就业人口OL1。相应在图右部中，总产品曲线TP超过农民消费线OC的部分，即SE，为农业剩余。由于农民可以引种多品种和生产市场价值较高的作物，增添新副业和扩大侣副业，使边际劳动生产曲线移至MP2以至MP3，农民生活水平相应改变，就业人口移至L2和L3，这三条MP是不同值的（斜率不同），吸收劳动力的作用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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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零边际生产率学说早见于罗森斯坦一罗丹（PaulN·Rosenstien－Rodan）关于东欧工业化的文章,载EconomicJournal,53,June－Sept.1943.拉尼斯亦遭此说。但受到许多学者的怀疑和舒尔兹等的批评。1967年以后，刘易斯承认此说在其理论中并不重要，易受误解；前引刘易斯著作第75、105页。在中国和日本学者中，一般不取此说。

¬DaleW·Jorgenson,SurplusAgriculturalLabourandDevelopmentofDualEconomy,OxfordEconomicPapers,19.3,1967，转见贾塔克（SubrataChatak）《发展经济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8－70页；贸塔克与英格森（KenIngersent）：《农业与经济发展），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115页。

­AllenC·Kelleyet.DualistEconomicDevelopment:Theoryandhistory.Univ.ofChicagoPress,1972.

®前引石川滋著作第76页。

¯TheodoreW·Schultz:《改造传统农业》，1964年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版，第76－77页。

°本书：《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

±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清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印刷中）第5章第1节。

²韦健雄：《无锡三个村的农业经营调查》，《中国农村》第1卷第9期，1935年。

³本书《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附录乙表一、第3卷附录乙表一，人民出版社1990、1993年版。

µ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村工副业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原列百分比有误植，按分列细表改正。

¬参见方行《清代前期的小农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4－16页；对粮食生产剩余的一些测算见同期另文第133页。

­前引舒尔兹1964年著作第4、27、29－31页。

®前引舒尔兹1964年著作第24、56页。

¯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吴柏均：《无锡区域农村经济结构的实证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清前期见所著《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章。

按过去理论，总生产曲线越过S点后将变成水平线，即再增加劳动投人不再增产。这不符合实际。在中国，无论是在人口剧增的清前期，人口缓慢增长的近代百年，或人口迅增的新中国，农业生产都能满足需要。理论上讲，边际劳动生产降为零的时候，也是总产量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这个最高峰，迄今也未达到。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刘易斯的公式是把边际生产为零的劳动者作为剩余劳动力；拉尼斯并把边际生产小于制度工资的劳动者也计人。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中，上图的边际生产曲线MP可代表农业劳动力的需求，而平行线w是劳动力的供给。但在二元经济中，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是不完全的，价格尤其农产品价格是偏离的（见后），加以前述MP和W都有弹性，故上述公式不能确立。即使确立，也难计量。事实上，对剩余劳动力的测算都是凭经验数据。其概念是，农村劳动力投入田地（种植业）的劳动者，超过当时技术水平所必需的劳动者的部分，即剩余劳动力。

西方二元论者大都把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最成功的经验，并认为这是由于日本工业化是从劳动密集型的轻纺织工业人手，1930年后转人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时，已有资本积累的能力了。这种观察，远非全面。日本在“殖产兴业”（1870－1885）时期已建有一批基础工业，轻纺工业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有人分析，19世纪，日本实以农产品加工等“有明显传统特点”的工业占支配地位，20世纪后资本劳动“中间性“的纺织工业才占优势。又日本中小工业特别发达，19世纪末民营工厂中有60％在农村，有类我们现在的乡镇工业。以后，仍采取小工厂为大企业承包加工的政策。¬前面我已指出，迄三十年代，日本吸收多余劳动力的主力

不是现代工业，而是传统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现再指出，就业量最大的不是工业，而是第三产业。据1920年的国势普查，全部就业人口中，第一产业1511万人，基本上属传统产业；第二产业529万人，内66％属传统部门；第三产业677万人，内76％属传统部门。­1920－1930年，工业不景气，很少增加工人，而第三产业增加了209万人。总之，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功，是农、轻、重和大、中、小合理配合，发展第三产业，现代化产业与传统经济互补协作的结果。

日本的农业就业，尚有两事值得注意。其一，1872－1940年，日本全部就业人口以6.18％速率增长，农业就业人口以1.72％速率下降，但非总是如此。在19世纪七十年代，由于推行“明治农法”（主要是整理土地灌溉和推广集约化耕作），农业劳动力是增长的。在1895－1905年间，由于迅速扩大桑蚕业，19251933年间，由于恢复和扩大复种，农业劳动力也是增加的，以至出现“再流人”现象。其二是，日本农业始终保持较高的劳动投人（也保持较高单产），乃至逐步机械化以后还是这样。石川滋提供的资料如表一，因而他认为现代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的劳动投人偏低，就业问题“在近期内不可能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得到解决，而只能主要在农村内部寻找其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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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CyrilE·Black）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中译本面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5、248页。中小工业见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页。

­前引中村隆英1980年著作第39页。

®前引石川滋1990年著作第91、93页。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移出是不成功的，至今我们还为此事发愁。新中国建立后，有历年劳动力统计，城乡移动一目了然，对剩余劳动力的研究不乏专论。而在旧中国，从无就业统计，农村人口数茫然，遑论转移？但在近代，这问题并不像解放前那样严重。因那时人口增长率颇低，且耕地面积不断增加，解放后则人口倍增，而耕地面积自1958年以后不断缩小。中央农业实验所曾提供一个1873－1933年的农村人口指数，系选样调查，不能从中推出农村人口数。但同我们所作全国人口估计比较：1887－1913年全国人口增长率为7.4‰，1873－1913年农村人口增长率为3.9‰；1913－1933年全国人口增长率为5.8‰，农村人口增长率为5.7‰。说明农村人口有移出。¬

现以新中国建立后的统计数据来解释近代情况：1.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由1952年的87％递减至1990年的65％。惟1952年计数偏高，早期均在82％左右。在旧中国，无“农转非”等限制，一般谓农村人口占80％。巫宝三等研究国民所得时，除去牧区、林区、船户等，农村人口按总人口75.7％计；此议可取。­

2．农村劳动力率，即农村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率，由1952年的36％缓升至1978年的41％，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发展后陡升至50％。在旧中国，类似八十年代改革后的状况，长期并无大变化。据卜凯选样资料计算，平均每农户6.2人，参加劳动者3.1人，即劳动力率约50％。®

3．农业剩余劳动力。统计无此指标，但有农村劳动力用于田地（种植业）人数；此数减去估计的田地所需劳动力数，即农业剩余劳动力数。孟听、白南生根据全国选样调查平衡，每个劳动力的耕种能力为9.93亩（当时已有35.6％的机耕），1984年耕地14.678亿亩共需劳动力1.478亿人，而当年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为2.549亿人，因有一亿余人为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30.2％。¯其余估计亦皆为一亿余人。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建国以来尽管每年

有二三百万至六七百万（1984年达12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而农村劳动力和农业剩余劳动力数仍是增长的。

旧中国机耕几乎没有，但在需劳动较多的江南，一夫治田10亩仍属常事，故剩余30％或略低仍可利用。此中另有一重要数据即1984年从事田地（种植业）的劳动力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72％，与我们前文三十年代的估计略同。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隔绝，自由市场极小，农家副业是萎缩的，1984年的数字反映了改革初始时的情况，接诸旧中国，田地劳动力当不高于70％。

我们前文估计，1933年全国人口5.108亿人，耕地14.170亿亩。依上述比例，可粗略地估计1933年中国农村人口为3.867亿人，农村劳动力1.933亿人，从事田地（种植业）劳动的1.417亿人，其中约4200万人属剩余劳动力。在近代百年，此项剩余劳动力也多少是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为此，我比较详细地（但不是说准确地）估计了1933年非农业部门就业情况，并尽量划分现代化部门和传统部门；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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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口及耕地面积见本书《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农村人口指数据《农情报告汇编）1934年，第48－53页。

­章季闳：《中国就业人数的估计），《社会科学杂志）9卷2期，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1947年12月版。

®前引章季闳1947年文。

¯孟昕、白南生：《结构变动：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217页。

表二见非农业部门就业人口3900余万人，主要在城镇。估计1905－0938年119个大中城市的人口增长年度达15％，¬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十数倍，是必有不少是农村人口移来。按表二就业情况言，则约85％是在传统经济部门，现代化经济部门仅占15％强。又主要是由第三产业吸收，现代化工业只吸收100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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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金斯（DwightH·Perkins）：《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4年版，附录五。

四、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源流动

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源流动，实际是二元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其流动模式，决定二元经济发展的道路。西方二元论者，既忽视传统农业及其剩余的作用，因而甚少这方面的论述。1979年刘易斯在《再论二元经济》中设“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相互影响”一节，但只论现代部门对传统部门的作用，后者则完全是被动的。­拉尼斯并认为传统农业的剩余仅提供转到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的工资基金。®他们又大都认为，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移出，农业边际生产率提高，必导致工农业产品交换的贸易条件向不利于工业方向转化。研究中国二元经济的学者，又有一种旧中国现代化部门的产销都限于城市、与传统农业是隔绝的看法，自然也就没有两者间的资源流通了。¯

这些论点和看法都不符合历史实际。大多数经济史学者都认为，几乎所有国家在开始工业化的阶段，都要从传统农业中汲取大量的农业剩余，作为发展现代化工业的资本，或称之为“原始积累”；而其最重要的形式，则是在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中，通过不利于农业的贸易条件，或称价格“剪刀差”，剥削农民。°

检查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源流动，通常用农业净流出即E－M来表示，E是农业部门的流出总额，M是非农业部门（主要是政府和工业部门）向农业部门的流入总额。在具体测算时，又党将其分为三项，即

E－M＝T＋K＋V

其中T是农业税。K是资金净流出，即流出农业的地租和农民储蓄减去金融界对农业的信贷和政府对农业的补贴。V是贸易净流出，即农产品流出价值减去非农产品（工业品）流入价值。当测算一个时期的农业净流出时，须以农产品价格指数Pa和工业品价格指数Pm对有关项目进行修正，所得称为有形的农业净流出。

有形的农业净流出：

由于农产品的价格变化常与工业品的价格变化不一致，出现贸易条件Pm/Pa的变化，由此引起的农业净流出在统计上是看不见的，称为隐形的农业净流出。

隐形的农业净流出：

两者之各，即实际发生的农业资源的净流出。显然，如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化完全一致（均衡价格），即Pm=Pn.则隐形的净流出为零。

新中国有完整的历年统计，农业净流出可按上述公式测算出来。但测算的结果产生奇怪的现象，即农业净流出年年都是负数，也就是说农业部门没有净流出，而是净流入，并由每年流入几十亿元递增至数百亿元。农民对国家建设毫无贡献，只是受益者。这显然是虚妄的；果如此，农村早就富裕了。其故在于价格扭曲。农产品价格是以统购统销价为基础，工业品价格是国家计划价格。无论从劳动价值学说看，或从价格决定于边际生产成本说，两者都是人为的主观价格，与市场均衡无关。由于统购统销价过低，农民贫困，政府不得不几次调高，以致超过工业品价格指数5倍，这就使贸易条件出现“有利”于农业的巨幅“逆剪刀差”，以致计算的隐形农业净流出变成巨额的净流入。近两年，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有价值探讨，试图以其他变量系列（主要是用工人和农民人均净产值或单位产值劳动量的比率的变化）来代替官定的价格指数。结果一反旧观，每年都有大量的农业剩余流向非农业部门，平均每年从百亿元到二三百亿元（各家论证不一），农民对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旧中国没有系统的统计资料，不能按上述公式测算农业部门的资源净流出。不过，农业税（包括附加）和地租是近代中国农民的两大负担，两者都是可以计量的，已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最成为问题的，也是数量最大的，仍然是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由于贸易条件变化所产生的农业隐形流出。

旧中国市场基本上是自由市场，但并不是说它就会产生均衡价格。首先，这个市场是不发达的，尤其是要素市场，几乎不存在竞争力量。其次，运输条件不足和交易费用过高也阻碍了商品市场的竞争。而更重要的是在价格结构上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远非自由和合理。例如，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水平是决定于通商口岸的批发市场，而在那里，又常是决定于国外批发市场，与国内农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完全脱节。这方面，我已有专文论述。­我并根据比较简单的唐启宇－何廉指数和上海物价指数对近百年来的工农业产品贸易条件作了初步分析。大约在19世纪七十年代物价下跌中，农产品稍获其利，在八十至九十年代物价曲折上升中，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动趋势大体相符。进入20世纪，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不断扩大了，只是在1905－1912年和1923－1925年短暂时间有所回转。三十年代物价下跌期间，农产品交换蒙受巨大损失；抗日战争后，无论在沦陷区或大后方，贸易条件都大不利于农产品。陈其广利用12种物价指数，辅以多种其他指数，对1859－1949年的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作了逐年的利益编向和偏向程度的分析，结果是：除了1890－1892、1920－1929、1934－1937年三个小阶段比价变动有利于农产品外，其余年份都是不利、很不利以至极不利于农产品的。®

旧中国的贸易条件问题，可以进一步明确化。但由于没有收集到较完整的工农业产品交易量的资料，我还不能对旧中国农业的净流出作出长期性估计。现我想以另一事作为本文的结束，即最近15年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伟大创造。它不仅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杰出形式（到1993年已吸纳1.12亿人），也是农业与非农业间资源流动的最佳形式。乡镇企业以工业为主，它是农民以农业剩余投资设立的，而企业利润至少有20％又流回农业，用于支农、补农、养农，1993年，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值中有60％是来自乡镇企业。费孝通指出，中国原有农业与手工业相辅的小农经济，而乡镇企业，“从一对对的男耕女织到一村一乡的农副工业综合发展，使农工相辅的传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乡镇企业已日益现代化，与国有大中企业接轨，其工业产值已与国有大中工业相诗，两者也是相辅关系为主。厉以宁提出，社会主义大公司财团与乡镇企业、合作企业并行发展，将是“中国的二元经济模式”。­现代化企业与传统经济互补，农业与工业相辅发展，正是我所论二元经济发展的道路。乡镇企业是最佳形式之一，当然还会有其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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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刘易期著作第150－152页。

®前引费－拉尼斯著作第7、21页。

¯HouChi－ming（侯继明）EconomicDualism：TheCaseofChina．1840－1937，JournalofEconomicHistory,23：3,1963．持此看法的还有墨菲（RoadsMurphey）等。

°参见本书《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参见叶兴庆《农业剩余与经济发展》；王光伟《我国农业剩余的流动状况分析》；郭熙保《我国农业资源转移的规模与特点》；冯海发、李微《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数量的研究》；分别载《经济研究》1992年第1、5、9期和1993年第9期。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尤其是其中《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篇，系原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论文之修正。

®陈其广：《中国近代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及其理论思考》，未刊博士论文，1988年9月。

二元经济范文篇6

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有其独特的特点，其特点是我国存在“双重二元结构”，即不仅存在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与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之间的经济二元结构，同时也存在着以城市社会为一元与以农村社会为一元的社会二元结构。鉴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独特特征以及其对我国经济的重大影响，本文着力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原因并对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原因分析

（一）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

主导我国的工业化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其就业弹性较低（重工业的就业弹性一般只及轻工业的1/3），满足的劳动吸收较少。同时根据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工业就业的增加，远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因此，实现我国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必须要加快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众所周知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2005年我国人均1703美元，2004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仅为29%，从业人员比重也只有30.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7%和35%。以上两种因素同时发生作用，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使得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农业部门，延缓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进程。

（二）我国缺乏统一有形的市场体系，城乡市场差距大，生产要素流动性差

我国城市和农村市场体系和市场载体差异较大，全国统一的有形的市场体系没有完全形成。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城乡割裂，现有的消费品市场、农用生产资料市场规模小，基础设施落后，资金、技术、劳动力、信息等要素市场发育严重滞后。

从硬件设施来看，农村市场存在着的多种问题：（1）交通不便。在农村，大部分地区没有通公路，而“要致富，先修路”也只落实在口号。（2）基本生活设施缺乏。除了少数特别发达地区外，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没有自来水。主要靠接雨水和打井取水维持日常生活。电力的供应不足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农村供电普遍不正常，且电价过高，使许多农民家庭对于家用电器处于买得起而又用不起的尴尬境地。

从软件方面看，农村市场缺乏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高效率的流通网络。商业网点规模小，商品品种少，农民选择商品余地不大，商品售后服务不完善，市场管理人员素质低，管理水平落后。缺乏规范的市场运行规则以及权威的管理机构。执法人员市场法制观念淡薄，市场法规不健全，市场流通秩序较混乱。

（三）就业结构调整严重滞后

费景汉（JohnC.H.FEi）、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的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劳动吸收速度必须大于人口增长速度。在我国，虽然人口增长速度得到控制，但人口基数大，劳动吸收不能满足人口的增长。同时，我国的户籍制度和城市农民工的管理制度等其他限制制度使得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

以第二次产业的比重近似地表示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同国际标准模式是很接近的，当第二次产业的比重为20%时，我们的城市化水平为12%以上；当第二次产业上升到40%以上时，城市化水平尚停留在不足20%，而此时国际标准模式的城市化水平已超过60%。差距就是这样拉开的。如果按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代表工业化水平，那么1952年的工业化初期，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5.1个百分点；其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两者的差距不断扩大，至1978年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26.4个百分点。而按国际标准模式城市化水平要高于工业化水平，具体表现为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城市化随工业化而加速推进，且城市化的速度会超过工业化的速度。与此比较，我们看到中国的城市化速度要慢于工业化速度。这种情形一直到最近20年来才有所改变。改革以来城市化推进的速度明显加快，1998年城市化比工业化落后11.8个百分点，差距比1978年减少了14.6个百分点。然而直到1999年我们尚有接近70%的人口滞留在农村，而按此时的工业化水平衡量城乡人口的比重应该颠倒过来才能达到国际水平。

（四）市场机制和经济体制作用弱化，行政干预严重

在我国，由于改革开放的时间较短，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尤其是在农村，初步形成的市场与家庭经营之间难以有效地联系起来，从而制约了农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市场化进程，影响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而影响经济市场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存在着两种经济制度——计划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在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由于我国经济自身的特点，在一些领域，计划经济由于其的先占优势和我国行政管制的强制性而在经济中仍然发挥着作用，这就削弱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农村的市镇建设上，采用的是计划方式和政府主导，任何设施的建设都需要政府的批准，因此，可以说在小城镇建设和城市化发展上，市场机制几乎不起任何作用。正因为如此，农村城市化才裹步不前，被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农村工业化远远抛在了后边。

（五）相关配套制度供给严重失衡

我国的二元经济不仅是历史造成的，而且是在其特定的政治文化等制度下形成的。城乡制度的具体差异概括为14个方面：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与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就城乡的制度失衡来说，其核心制度失衡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传统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对立的格局，严重阻碍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非农化转移，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劳动力资源因此不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合理流动，实现优化组合。

2．农业制度供给跌入陷阱。农业的核心制度缺失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以小农为本位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阻碍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效益的进一步提高；随着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改革的深入，家庭分散经营表现出制度上的滞后性，一系列困扰农业经济的问题（如规模经营，农民增收，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一体化等问题）难以在封闭、凝固、分散的小生产经营体制框架内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农村的进一步繁荣，农业的进一步增收和农民的进一步致富遇到了障碍；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农村地权制度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与传统土地制度紧密相连的庞大机构——乡镇行政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悖。

二、政策建议

要加快城市化进程步伐，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平衡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消除二元结构，而要彻底消除二元结构，我们认为：

（一）放手发展民营中小企业，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中心环节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就业结构的调整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中心环节。农民只有获得能够提供稳定收入的就业岗位才能在城市稳定下来。从目前我国城市的就业结构和农民自身的素质来看，他们进入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会很少；而国有企业现在自身正面临着解决大量的下岗人员的就业问题，绝没有能力为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促进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吸收剩余的劳动力。中小型民营企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上有其优势：（1）大多数中小型民营企业尤其是服务业中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能够吸收较多的劳动力；（2）技术含量少，就业门槛较低，有利于吸收低文化技术水平的劳动力；（3）技术起点较低，投资需要较少，易于创办；（4）能够创造大量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反过来又为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服务业的发展创造广阔的空间，达到良性循环的目的。

（二）建立和完善与二元经济结构相关的配套制度，实现制度创新

（1）逐步取消现有的一切导致二元社会结构产生的各项规章制度，如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分割的教育体系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从而清除了这些导致二元社会结构存在的人为因素的障碍，这就为城乡结构的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实现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3）改革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建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土地流转制度，为农村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经营提供相应的制度平台。（4）改变人为的为工农产品定价的“剪刀差”思维倾向，加大财政支农、金融支农的力度，提高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为农村的发展建设提供硬件设施。同时，也要加强对农村的软件设施投资的力度。尤其是要加强资金投入，提供技术培训，加强教育，培养人才。实现要素的整合，使其更好地为农村发展服务，以尽快将农村的要素和产品市场纳入国家统一的大市场之中。

（三）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弥补城乡市场差异，增强农民的购买力

吴敬琏指出，解决二元结构关键是农民贫困、农业停滞和农村偏枯的“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的收入问题。目前，农民增收问题受到农业结构的影响，始终增长缓慢。因此，要切实促进农民增收，必须要进行农业结构的调整。（1）调整农村产品的结构，一方面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实现农产品由低质多量到高质适量的转化；另一方面要提高加工产品的比例，改变农业初级产品占多数的局面，适度地调整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比例。（2）调整农产品市场结构，逐步改变农产品市场中政府行政干预占主导的局面，实现农产品市场的市场化。增强农民自己主导并参与市场流通的积极性。加强创建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中介组织，构建连接农村小生产与全国大市场之间的桥梁和中介，减少市场风险，保护农民的利益。（3）调整农村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比例结构以及第二产业内部比例结构，改变农产品加工、运销等落后的局面，通过内涵和外延性的结构扩张，使农业形成结构层次多样，具有一定规模特点的现代农业结构。进而，通过产业扩张，也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使农民从有限的土地上，从单纯的生产环节中分离出去。

（四）加强农民的教育问题，提高农民的劳动素质

“教育是一个人获得现代性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通过教育灌输社会要求，提高个人认知水平，使农民认识、理解和掌握社会的规范，并内化为个人意识，这是培育农民现代意识的最直接的途径。要消除意识形态的二元结构，教育重点应放在下面几方面：（1）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培育求知意识。（2）加强WTO知识教育，培育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和规则意识。（3）加强市场经济知识的教育，培育市场意识。

（五）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我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

我国承受着数量越来越多而素质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压力，而城市吸纳能力有限，因此，必须重新审定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方针与发展道路。我们认为，我国城市化模式应采取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大中小结合的多途径综合模式。所谓“城乡结合”，即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既不能仅仅是职业非农化的乡村就地转移，也不可能是全部依赖城市来吸收的异地转移，而应从城乡两方面共同努力，把“离土不离乡”与“离土又离乡”结合起来，在条件成熟时，将“离土不离乡”的人口转化为“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上下结合”是城市建设投资和发展动力上，把自上而下的国家投资与自下而上的地方投资、集体投资、外资和个人投资等结合起来。“大中小结合”是指在城市规模等级上，要发挥各级城市对产业和人口的集聚作用，不能把发展大中城市和发展小城镇对立起来。城市化的基本动力和作用机制是市场化机制，既通过市场的引导，通过产业的积聚和扩散功能来实现。在上述各项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各级政府要进行科学规划和加强引导，把城市化的立足点在于国民经济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二元经济范文篇7

[关键词]二元化经济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我国参与世界贸易分工的基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由此形成了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贸易。从1994年起，加工贸易就超过一般贸易，逐渐成为我国的主要贸易方式。加工贸易在我国的发展有深刻的经济原因——既是国际分工和产业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又是产业内分工的特定生产环节的表现，即我国当前低成本劳动力供给占据的比较优势。由于这种比较优势基础是初级的，技术含量不高，价值增值较少；同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比较缺乏，在世界贸易中，本身就处于劣势。这给我们提出了如何提高竞争优势、提升产业结构水平和增加资本积累的问题。

学术界对此有着广泛的讨论。南京大学洪银兴较早提出，以本国拥有的资源的相对优势来确定贸易结构，虽然可以获得贸易利益，但不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单纯根据资源禀赋来确定结构和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就会跌入“比较优势陷阱”。这种看法是合理的。有学者认为，国内流行着一种错误看法，即把中国九十年代后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效益下降的原因归结为贸易形式，主张尽快实现结构的优化。这些学者认为，问题主要在于经济体制和企业本身。根据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主导产业转换的特征之一是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到30%以下，而现在中国约为60%。北京大学林毅夫认为，给定劳动力资源的增长路径，在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过程中，核心的因素是资本积累。林毅夫认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的积累；第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可能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引进，也可能是一种需要大量资金的自主研究和开发活动，两者都需要资本的投入。因此，技术进步往往也要受到资本积累程度的局限。正因如此，国家资本积累的能力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的关键动力。西北大学郎永清认为，先验的国际分工并不能成为决定因素，相对的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是处于永恒的变化中，后天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状况我们有着理性的认识，但是如何有效地回避“比较利益陷阱”或者说寻找有效的后天发展的途径，却有着不同意见。根据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创造竞争优势涉及到个两个问题：一是结构导向的转变，要从自身的供给条件转向国际市场需求；另一个就是以新产品打进国际市场。有学者认为合理地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是首选，应该积极提升产业结构水平。也有学者从目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效益低下出发，认为比较优势战略不适合我国外贸发展的新需要，“推行竞争优势战略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必然选择”。

对于此，笔者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目前的出口贸易中占据主体地位,其原因主要是由我国国内经济的二元化结构和当代国际分工共同决定的。因此，这种初级形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越向前发展就越要求本身质量的提高，即优化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深化并不意味着反对竞争优势的发展，MichaelE.Porter在论述国家竞争优势时，几乎都涉及到企业微观活动的相对优势，同时他论述的竞争优势环境和条件也不能完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具体情况。因此，在本身没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空谈竞争优势是无益的。

笔者认为，资本积累与优化劳动力资源均可以作为增强本国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优势的转化取决于各国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进度。中国目前资本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已经从1978-1995年的0.5%下降到-3.6%。在要素禀赋的基本形态尚未改变、资本积累尚不足以推进根本的结构转换时，过度强调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必将对外贸出口以至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产生不利影响。这就意味着在资本的边际效用不断下降后，劳动力本身应该成为关注的重点。

因此，考虑到中国的二元化经济结构，目前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贸易形式的转换问题，而是如何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走上效益化增长的轨道问题，并且逐渐实现优势转换。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也就是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的过程，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其经济的比较优势发展的动态过程。

二、二元化经济和工资差别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里，相对现代化的、资本密集的、高工资的工业部门，与传统的，劳动密集的、低工资的农业部门并存。这种经济的二元化表明市场没有能够正常运行。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中，不同部门工人的工资收入不应该有太大的差异。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市场不能正常运行，就可能存在偏离的市场失灵情况。近几年来，经济的二元化的含义进一步扩大。由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对立，扩大到城市经济的“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对立。所谓非正规部门，指的是众多的私营的小规模生产企业，并且使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或者是只要求一些很简单的技术。这些企业没有充足的资金来源，较少提供职工保险、医疗、失业、养老保障等措施。所雇的工人也没有受过较高的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劳工协议也往往没有实际约束力。显然，非正规部门是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紧紧联系在一起。

根据我国的实情分析，非正规部门包含了我国较大多数的出口加工贸易企业。对此，我们可以将经济的二元结构分为两个类别：第一类别是农业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第二类别是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我国目前的经济差异状况比较明显地表现为第一类别的结构。

2001年中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城镇居民为2082.1元，农村居民为718.27元，二者差距接近三倍。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衡量二元经济差异应该是可行的。如果考虑城镇居民本身的变化，真正的差异可能更大。

二元化的症状在许多国家有加剧的趋势。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关注。经济二元化的存在经常被用来为对明显更有效率的制造业部门实施关税保护提供依据。在20世纪50年代，除幼稚工业论之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制造业和农业的工资差别，为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发展制造业提供了另一依据。这种理论被称为工资差别论。

用图1来描述工资差别观点。封闭的横坐标代表社会总劳动力，纵坐标两边分别代表制造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社会劳动的总需求曲线D与总供给曲线S交于均衡点A，均衡的社会劳动力分配点是L*。实际制造业劳动力工资水平为W1，就业量为ML1；实际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为W2，就业量为NL1。工资水平差距在图上表示为BC。制造业必须比农业支付更高的工资，那么整个经济就会雇用较少的制造业工人和较多的农业生产者（ML1﹤ML*，NL1>NL*）造成相当于三角形ABC的产值损失。制造业与农业的工资差别显然会引起劳动要素的均衡流动，即农业劳动力会流向制造业以获取更高的工资率，也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资率较高的城市制造业转移。

图1

经济学家MichaelP.Todaro指出，假设在农村不存在着劳动剩余时，即使是制造业能够提供更高的工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及由此造成的城市失业人数的增加，使得制造业创造就业给社会带来收益的理论变得不太有意义。同时，他认为，从需求方面来看，正规部门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创造是比较困难的，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据此，他认为，应当尽量减轻城乡经济机会不均等现象，避免过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带来负面影响，认为其由边际制造业就业带来的社会收益会因新失业者的工资损失而抵消。

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成本收益分析来说，其创造的利益远远大于其负面影响。经过约二十年的发展，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加工贸易为我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我国目前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形成的大量的农村剩余廉价劳动力外流，即二元化的第一类别的劳动力流动，其失业的工资损失没有MichaelP.Todaro估计的要大，同时也恰好构成了中国目前参与世界贸易分工的基础的主体。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可以证明“外来员工”的意义。根据共青团广东省委的调查结果显示，2004年外来员工对该省GDP增长贡献率高达25%；国家发改委最新统计显示，中小型企业提供了我国75%以上的就业岗位，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在中国加工贸易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廉价的劳动力恰好是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基石。

有学者认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下降。但是张伟的数据研究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高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这说明，目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尚处在发展时期，不能轻易否定其积极的发展。

当然，随着近几年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展，这种以低廉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加工贸易也暴露出了很多缺陷。除了本身的价值增值不高和处于不利地位以外，更难以真正参与世界分工，并从中取得技术进步，共享他国的技术外溢。我国目前的资本积累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其边际增长量也逐渐下降。同时，造成二元化经济不平等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地区的差异，也就是说城市居民的收入很高，这样城市居民就更有机会接受教育。

现在比较重要的是国际竞争环境大变，俄罗斯、印度、中美洲的一些国家其劳动力成本可能素质相对要高或者是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中国的成本优势面临着挑战。

对此，笔者以为，目前的实情决定了劳动力资源的增长路径在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在这种情况下，重点应该转为优化劳动力资源本身，提高劳动者本身的素质和制度改进。由于我国目前的大多数外贸企业是中小型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按照“智猪”博弈理论，由于成本问题他们不会主动提高技术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而是等待大型企业的技术改进，从而成为市场追随者。而最终要达到总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应当基于政府宏观上的激励手段和降低制度成本。

三、政策性建议

人力资本表现为能为任何个人带来永久性经济收入的能力和知识等。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增加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外贸发展是典型例子。针对劳动力成本低下的特点，加强劳动力职业培训的同时，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水平。本文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包括职业技术培训和国民基础教育。教育的功能应该在未来的发展中得到加强。人力资源是工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人力资本具有收益的广泛性、长期性及收益的多方面性的优点，对所有产业起着知识外溢和助推作用。当本国人力资本和职业教育水平得到提高时，本国从两国贸易中得到的相对于资源配置的劳动力份额增大，根据PaulR.Krugman的动态比较优势模型分析，假设有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只存在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时，增加本国相对与外国的有效劳动投入(以知识和教育度量的劳动投入)可以提高配置在本国可进行贸易产业的世界资源份额，也就是相对具有比较优势的可进行贸易产业的数量；同时，本国的相对工资率也将上升。我国目前沿海地区出现的劳动力短缺而引起的工资上涨的压力恰好证实了比较优势产业的转化和提升，长期来说这将扩大中国在世界贸易和国际分工中的重量（尽管短期效应会削弱比较优势）。刘易斯的人口流动模型对劳动力流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制造业工资水平不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之后，第二阶段没有劳动力剩余，制造业工资水平面临上升压力，无限劳动力供给不再存在。本文认为，我国目前的状况应当处在这两个阶段的过渡时期。此时企业面临工资成本上升的压力，应该主动提升企业生产效益和加大对熟练技术工人的职业培训，以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来弥补工资上升而带来的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下降，这才能良好地实现结构的升级。

廉价劳动力缺乏的压力，有利于工资差距的缩小。为什么在劳动力绝对数仍很大的情况下，出现了劳动力缺乏的情况呢？实际的情况是，我国沿海地区的这些劳动力平均工资水平已经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大的变动了，由于国内外双重竞争及消费水平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企业对于工人的工资水平没有实质性提高，劳工双方的工资差距有200元左右。同时，企业保障条件等也较低。因此，较多的工人不愿接受这样的工资差距和待遇，企业就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在这种形式下，向西部转移就具有了可行性。温铁军说，这种“空间转移”是一个“良好的转机”。

有学者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资增长过快，远远超过经济效益的增长，导致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得不到发挥，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合。作为自负盈亏的外资和私营经济，在市场经济下，谁会使得工资增长超过效益增长呢？我们看到，目前正是工资低下才导致了表面的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其实MichaelE.Porter也认为，“工资昂贵或者人工短缺正是激发产生升级的媒介”。而这与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后果是相符合的。

对于教育问题，MichaelP.Todaro认为不宜不恰当地、过分地扩大对教育事业，特别是对中、高等教育事业的投资，否则会出现“教育深化”而带来的知识失业问题，即企业雇用人员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而失业人员的学历水平也越高。目前我国总体来说有这种发展趋势，但是应该看到，从业人员的教育水平越高，对企业潜在的发展贡献是巨大的，尤其是对技术创新等。

那么，谁来为职业培训来买单呢？根据大多数的劳动经济学分析，职业培训有一般和特殊培训两种，一般培训往往由个人负责成本，而特殊培训在形式上往往是企业和员工共同承担费用。笔者认为，政府的角色在这里应该得到强化，即通过行业政策和措施引导企业提高培训水平和范围；同时，对于市场主导的职业培训和教育持积极态度或财政支持。

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时候，不应该错误的认为政府是唯一的资金来源，应该把眼光放到另外一些因素上，比如劳动力市场的因素。劳动力市场对人才有需求，这就需要我们在人力资源方面进行积累，对更多的人力资源进行培训。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和激励机制的运作实现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所以有必要深入的研究劳动力市场及人力资源的现状。同时，要使得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里面更加自由，允许私人的激励机制发挥作用，这样就能够提高市场在人力资源投资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我国教育本身的制度改革更是任重而道远。

降低制度成本可以收到激发综合竞争力之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重要区别还在于制度的差异，包括出口清关、外资利用政策、市场法律法规等等。改革开放政策使得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上了新台阶，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目前就逐渐暴露出很多的制度缺陷，包括政府效率较低、市场束缚过紧等。真正做到提高制度效率，重点还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减少一些政府直接参与。

四、总结

一个国家只有充分地发挥自己经济的比较优势才能实现其竞争优势。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其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低，不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不是产业结构调整中优先发展的部门，也不能忽视其存在和发展。只认为竞争优势要好于目前的比较优势是不太实际的，由二元经济形成的大量的素质不高的劳动力如果不能从事现在的工作，创造效益，也将不能胜任其它要求更高技能的劳动，维护和改进现状是现有条件下的次优选择。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国外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竞争，改善由比较优势引起的多边外交和贸易关系磨擦，以及国外不断进步的技术和劳工环境标准，如SA8000标准等。

有学者提出了MichaelE.Porter的竞争优势来规避比较优势的不适应性表现，但是较少有学者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我国采取的贸易政策应该以本国的比较优势为基础，即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特点，立足于劳动力成本低的相对优势，优化劳动力资源，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产业结构水平，而实际上最根本还是提高产业工人的素质水平。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投资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在劳动力、土地成本上升的沿海地区应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度高一些的加工贸易，逐步提高档次，并结合西部大开发的进程，有必要也有可能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内地推进，以合理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开发政策构筑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良好环境，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地域均衡发展，以此抢占产业内分工的高级环节。

由此也看到，一国的外贸政策应该是客观形成的，对外贸易中的各个微观主体也是根据收益最大化来行事，也就无所谓奉行一个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出口导向的政策。从实践说来，政府的职能应该在于提供一个有效的市场竞争平台，并且要维护这个平台的存在。经济领域的有些学者通常使用一些具有宏观意义的词来讨论外贸或外贸政策，其实这并无太大益处或指导意义。以本文为例，资本密集型总是看起来比劳动密集型更好、更高级一些。实际上，可以看看在中国的出口加工贸易中，大多数均以劳动密集型为基础，并且都会努力提高企业的效益。目前的市场体现了优胜劣汰的规则。企业能继续发展，是因为经营有方，可不是要转向资本密集型才会成功。尽管产出效益相对较低，但是这些企业所有者的收入本身就属于目前中、上阶层的收入水平，谁能轻易就放弃这样的效益呢？我们不能以国外的先进来要求我国的发展达到同样水平。

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和加强职业培训投资的效果在实践和理论上已经充分显示出来。在充分注意国内外的影响因素的同时，提高从业人员的教育素质的技术水平，将对提高中国比较优势的结构和竞争地位产生长远的积极影响。只有遵循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企业和产业才能够拥有最大的竞争优势，国家才能够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最终达到获得高层次竞争优势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目的。

参考资料

[1]刘力：《内撑外开发展中大国的贸易战略》[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二元经济范文篇8

农民市民化

所谓农民市民化，是指一部分有条件的农民实现身份的改变，既包括农民向市民这种形式上的转变，也包括农民意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一本质的转变。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就是农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但是，农民向城市转移，必须以在城市就业为前提，否则，就无法融入城市文明。在我国城市居民存在巨大就业压力的情况下，农民向城市的转移就要求伴随着产业向城市的集聚。产业大量集聚，一方面可以把在其中就业的农民直接带入城市，实现离土又离乡；另一方面又可以延长产业链，从而产生对相关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的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比如乡镇企业，在二次创业过程中，如果能够把产业的升级、集聚与城市化结合起来，就可以推进农民向城市的转移，打通城市化的通道。

黄泰岩认为，农民市民化与产业向城市集聚过程的统一，是我国城市化的理想过程。但当二者无法实现统一时，农民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先于产业的集聚而进入城市？这首先涉及到平等就业制度的构建问题，即构建给予农民进城就业的平等权力的制度。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通道可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来完成，但在我国却被户籍制度无情切断。原有的就业制度对农民是不平等的，甚至可以说是对农民的歧视。这首先要求放弃作为“城市人”的优越论和让城市居民优先就业的观念。我们的政策、法规在制度安排上，不能再为保证城市居民就业而对农民进行歧视，要赋予城市居民和农民平等的人权，包括拥有平等的就业权、生存权，要让农民有权力自由迁移。

农民市民化可以带来多方面的积极效应：一是可以填补简单劳动力市场的空缺；二是给城市居民进一步学习、接受教育以提升自己素质的压力；三是农民的进城压低工资水平，保证了在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情况下维持较高利润来推进、完成我国工业化过程。但同时，农民市民化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有人担心，在平等就业制度建立和户籍制度改革深化后，我国农村潜在的、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就会大规模流向城市，可能会加重城市中原来就已严重的失业问题。黄教授认为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大大高于农民的生活成本，因此城市居民对工资的要求要比农民对工资的要求高，如果一项工作所能提供的工资不够维持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那这样的工作对他来讲就毫无意义，而农民可以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城市中的失业问题将小于预期。黄教授还认为，即使是农民市民化真的引起“新的城市病”并加重失业问题，那也可能是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走出以往认识上的误区，不能因为有成本就放弃。因此，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要考虑如何吸收国内外的经验降低成本，而不是不付成本地获取，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农业工业化

所谓农业工业化，是指以工业的生产方式来改变农业生产，即将农业的生产方式从传统落后的农耕方式向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方式转变。农业的工业化在我国也被称作农业产业化。

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农业工业化要涉及土地流转，即需要一种制度保证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作价，作为一种股权入股，形成“股田制”或农场，实现土地的规模集中，从而为实现机械化、现代化打下基础。在具体经营方式上，交由能人去经营，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通过规模经营来完成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彻底改造，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生产方式上形成一体化，城乡走向一体化。目前，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过多的农民聚集在有限的耕地上，因此要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就必须以农民市民化为前提条件，即大批农民向城市转移。一些仍然滞留在农村的农民大部分变成农场里的工人。在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下，可以实现按劳分配和按股分配的结合，不直接参与劳动的人可靠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获得收入来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

从与农业生产相关联的产前、产后来看，农业工业化要涉及产前、产后服务专业化、产业化。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中，农民被假想为“万能的”，既要管产前的种子、化肥的选购，又要负责生产，更要直接去进行产品销售。但在实践中，农民只是在生产中占有优势。因此，在农业的工业化过程中，产前、产后的问题要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形成流通的工业化方式，交由“合作社”去解决。如在种子、化肥等的提供上，由“流通合作社”统一向农民提供，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而且保证了生产资料特别是种子的质量。在产品的销售方面也由“合作社”来统一经营，从而提升了“集体农民”（合作社）在市场中的谈判能力，并最终提升销售产品的能力。山东省的寿光和国外的一些案例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黄泰岩认为，可以通过农业工业化，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引入股份制，引入现代流通的方式和运用协作、分工来完成对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造，从而实现城乡生产方式一体化。

农村城市（镇）化

所谓农村城市（镇）化，是指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即由原来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这是建立在农民市民化和农业工业化的基础之上的。农民市民化以后，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农村中的相对人口减少。在此基础上，土地集中，实现规模经营，也就是随着工业化生产方式和分工、协作关系的引入，农村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农业工业化，由此带来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农民的收入增加，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服务业的需求也随之产生，最终实现农村的城市（镇）化。因此，即使农民仍然留在农村，但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改变了，他们也就再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了，而是变成了农业工人，从而达到身份性质的改变。农村城市（镇）化了，城乡一体化也就随之实现，即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民身份三个方面实现了一体化；传统农业和现代化工业的巨大鸿沟、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城乡之间的差异就不复存在。

谈到“三化”的关系，黄教授认为，“三化”表现为一个互相依赖、互相促进、互相交融的关系，农民市民化则是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镇）化的前提和基础。

宏观政策一体化

通过农业工业化，在生产方式上将股份制、分工协作制引入到农业经营中，农业从生产到流通（供、销）都按照现代化生产方式的要求进行改造，形成城乡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在企业制度层面上同城市接轨。通过农村城市（镇）化，通过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改变在原来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存在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分割的体系，形成城乡一体化市场体系。随着“三化”的推进，农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随之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改变，对商品、服务业的需求也会大大改变，最终将完全改变市场的分割，形成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的一体化。

二元经济范文篇9

按照经济学家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所谓“二元经济结构”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代部门”（现代工业）与“传统部门”（传统农业）的二元对立并存的现象，他认为，经济发展可以理解为在传统的以自给型农业为主体的不发达经济内部，出现并发展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现代部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正是在一种传统农业为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我们建立起部门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的工业体系，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地向前推进；但是广大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许多地区农村经济仍然处于劳动投入为主的生产方式，这就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不仅制约着现代工业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也严重制约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

若单从收入的量上来看，农民的收入水平是不断增长的，尤其是取消农业税等许多支农惠农政策实施以来，但是若要从增长率和城乡对比中来看，农民收入增长是相对缓慢的。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至2012年35年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加7917元，城镇居民收入从343.4元增加到24556元，①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速是农民的1.21倍。1978年城乡收入比是2.57:1，随后有所下降，但始终保持在1.5:1以上，并且在近10年保持在3.0:1以上（如图所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造成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转移，这就必然会制约农业经济的发展。

2.落后的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经过多年的农村建设，尤其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我国的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比如2012年，全国20户以上自然村通电话达到到95.2%，行政村通宽带达到87.9%，农村信息化建设下乡活动惠及82%的乡镇；②全国通公路的乡（镇）占全国乡（镇）总数的99.97%，通公路的建制村占全国建制村总数的99.55%；③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1.25张，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1.37人。④但是这其中的不少项目也是要农户筹集部分款项完成的，这影响了农民的自身积累。农村的基础设施与城市相比还是极为落后的，在交通、通信和电力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农村的公路、网络、电讯是修通了，但运行管理维护跟不上而受到损坏，导致基础设施效用发挥不出来，严重的多次投资建设也未能彻底解决问题。这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农村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农村也远远落后于城市，比如在医疗方面，2011年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农村是2.80张，与城镇的6.24张相差1.22倍。⑤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必然造成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根基和动力，从而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制约。

3.农业生产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低

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以来是以分散的个体农户为主体的，虽然有些地方也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成立了产业化经营组织，但整体比例不高。截至2012年底，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63.4万个，实有成员达4436.0万个（户），带动非入社成员5646万户。⑥由于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就难成规模效应，也增加了生产成本，再加上分散的小农户很难经营形成产品品牌，产品无法批量生产，还缺乏市场信息，这就大大降低了其在农产品市场中的竞争力。我国的工业、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而农村工业与服务业发展滞后，这就造成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所创造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较低，影响了先进的科技手段应用到农业生产中，难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速度。农业生产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不够，农产品加工和贸易发展的相对滞后，不能使农业生产形成与工业和商品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形式，这也是制约目前农业经济发展障碍的主要因素之一。

4.二元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问题

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实行的是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把居民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种户籍制度是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它以二元的户籍制度控制人口的迁移。这种户籍制度把农民束缚在了土地上，造成了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一些政策上的放宽，大量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但这种二元的户籍制度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不同的户籍决定了不同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于是出现了人才和劳动力集中于城镇，而农村则出现了“空心村”等现象，这似乎与农业经济发展滞后形成了恶性的循环，农业经济越是发展滞后，人才和资源越是涌向城镇，从而又反过来制约农业经济的发展。另外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但是由于户籍限制，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其所在地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于是就出现了近几年比较突出的“农民工”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的是城市化进程和农民收入问题，但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有连锁影响。

二、成因归集：历史、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综合分析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是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必须面临的现实难题，它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历史、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等方面。

1.历史因素

我国历史上就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重农抑商”、“强本抑末”的经济发展方式造成我们在近代社会中工业发展的落后，新中国也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当时中国只有占国民经济总值10%左右的现代性工业，90%左右的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需要有强大的国防来巩固新生政权和防止外部势力的入侵，因此就必须首先考虑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国防的现代化以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落后。优先发展工业，是一个后发展国家迫切要求改变其落后状况的战略选择，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相适应的。由于长期地采取优先发展工业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造成对农业投入的不足，从而使农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增长。虽然近些年我们也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张，并采取了许多优先发展农业的政策措施，但由于农业发展的长期积弱，并没有使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2.经济体制因素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隔离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忽视甚至否定经济发展中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利用行政指令的办法规定农产品价格，利用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来实现从农业中汲取发展工业的物质和资金，直接削弱了农业自身积累的能力，这种工业对农业的长期的剥夺造成了农业发展的落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还有一系列的制度，如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及燃料供给制度、住宅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人才制度等等。这些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一起导致了一种封闭的城乡关系，这就大大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3.发展战略选择因素

建国后的几十年里长期奉行的是一种赶超战略，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这与传统的其他工业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太一致，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模式一般是由轻工业到基础工业再到重工业，但由于历史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由于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积累和资源消耗，而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于是采取“以农补工”的方式，将农业的资金资源转移到重工业上。据统计，“1952～1990年，我国农业通过税收、“剪刀差”和储蓄三种方式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总量达11594亿元，扣除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同期我国工业化从农业中净调动资金9528.15亿元，平均每年高达250亿元”。⑦这种剥夺农业来满足重工业发展资本量的做法不仅造成了农业经济发展的长期落后，也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体制和机制的转换，农业经济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善。

三、路径选择：消解二元经济结构

以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当代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农业经济要取得进一步的长足发展就必须破解这个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1.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以更多优惠政策繁荣农村经济

要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就应加大对农业经济的投入，补上这个国民经济的“短板”。首先，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必须完善道路、电力、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只有这样农村经济的繁荣才有了根基。提高农村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水平，才能更有助于激发农民劳动的积极性，降低城乡之间的待遇差别，从而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其次，给予农业经济发展更多的优惠政策和保护，比如在农产品的价格方面，国家可以通过政府的宏观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管控，以减小由于市场波动和少数人投机对农户造成的伤害。除此之外，还应以培养良种和推广为重点，加大农业的科技投入。做到这一点除了应不断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平，还应加强农业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增强农民科学种田的能力。

2.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机制

在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下，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资源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流动和重组，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农村产业发展为基础，促进城乡之间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双向流动。通过市场互动，帮助农民适应市场、把握市场、占领市场，促进农产品销售，提高市场价值和附加值，同时把真正符合农民消费需求的工业产品销往农村，扩大内需。通过信息互动，建立城乡信息沟通的有效渠道，实现城乡优势互动、资源互补；通过产业互动，逐步形成城乡分工合理、产业链对接、共同繁荣的格局。

3.加强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一体化的制度障碍

如何把弱小的传统农业改造为生产效率高的经济部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必须建立一套适于改造传统农业的制度，他指出“制度上的相应的改变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要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就必须通过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来扫除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障碍。就要不断深化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就业制度改革，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培育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即建立健全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等等。

4.加快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二元经济范文篇10

增强举措，加大农业发展资金方面的投入，扩大农村中、小额贷款，简化手续，鼓励农业人口发展附加值较高的副业，增加收入，使农民的平均收入尽快接近城市居民。

从乡村的实际出发，立足于自己的比较优势，制定并实施体现市场经济特点的经济发展规划，解决“城中村”等问题，使农业人口城市化。

加强措施，切实解决农民进城难，卖菜难等问题，规划专门的市场解决农民销售农副产品，增加收入。

积极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在城市规划区内居住的农业人口逐步转为非农业人口，并在各方面享受居民同等待遇。逐步撤乡建办、撤村建居，转变工作职能，实现农村管理社区化。

拓展就业空间，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广开就业门路。完善社会保障，将符合低保条件的“农转非”人员纳入城市低保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