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编纂体裁研究论文

史书的体裁是史学著作的组织结构形式，是史学工作者再现历史发展过程，向读者展现研究成果的具体手段。当代史研究作为与现实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史学研究领域，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积极开展对当代史编纂体裁的探索以适应当代社会的广泛需求，是当代史工作者面临的紧迫任务，也是加强当代史学科建设，提高当代史编研水平，完成历史赋予当代史研究的神圣使命的迫切需要。笔者不避浅陋，对当代史编纂体裁作粗浅的总结与思考，希冀能引起有关专家、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

一

80年代以来，当代史（共和国史）研究蓬勃兴起，在当代史编纂实践中，出现了多种裁体，本世纪最流行的章节体、融合各种体裁的综合体、由章节体改造而成的总论分论体等，成为当代史编纂的主要形式。

章节体作为近、现代史书的主要体裁，至今仍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仍是全面记述社会历史面貌的史著的主要形式，在当代史领域也不例外。目前已出版面世的全面反映共和国历史进程的著作，如张伟瑄、刘五一、肖星主编的《共和国风云四十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李茂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出版），陈明显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王幼樵、肖效钦主编的《当代中国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张启华、周鸿、尹凤英、陈东林合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出版），邓力群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均采用章节体。章节体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由西方传入我国，它在结构上年轻事纬，以时间为序，以历史事件设章立节，综合反映历史的发展进程，结构灵活，叙事完整，既易于描绘历史的纵向轨迹，又易于体现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历史学家再现历史本来面貌，揭示历史的本质联系、探寻历史发展规律的较为合理的结构形式，因而有的学者称章节体为仿原结构型体裁（注：何世芬：《中国现代史研究法纲要》，吉林大学出版社，第17～18页。）。章节体为历史学家探寻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比较科学的途径，标志着人们对历史认识的飞跃和历史学向科学的转变。但章节体也存在它本身难以弥补的缺陷，由于它的线型结构和章节篇幅的限制，无法容纳大量丰富的史料，故而史学界有学者评价它“有骨无肉”（注：罗尔纲：《我对综合体史书体裁的探索》，《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随着历史学家考察历史视野的不断扩大和社会内容专业技术化的日益提高，这种体裁的不足也日渐突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章节体在目前当代史编纂中仍居于主导地位。

近年来，在当代史编纂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源于章节体又明显有别于章节体的新体裁——总论分论体。该体因《当代中国》丛书的编辑出版而形成，继而在四川、广西、河南等省区当代历史丛书及全国性的有关部门、行业当代史丛书的编写中得到广泛使用，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影响，成为当代史编纂使用最广泛、成果最多的体裁。这种体裁在结构上明显地分为两大部分：总论和分论。总论按时间顺序，综合叙述某地区、某部门、某行业自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发展史，从总体上反映所描绘对象的历史面貌，是典型的章节体。分论按某一地区内主要部门、行业构成及行政区域或某一部门行业内的机构设置、业务类别分门别类予以记述。分论是内容的主体。这种体裁的特点，是分论注重“横断”考察，各章节（门类）横向排列，节下各目按时间顺序记述各项事业发展之始末，呈现出树状结构特点。通过横排竖写，清晰地展现出某一地方、某一部门、某一行业内部结构与专业分工，展示其地方特色或部门行业特色。

总论分论体是为了适应当代史内容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越来越丰富、复杂的特点而产生的。实践证明，对于内部结构复杂、专业性、技术性强的部门、行业的发展史，章节体往往难以包容。这些部门、行业由于专业技术特点，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其内部的每个业务部门，都有各自相对固定的职能和工作对象，既各自遵循其本身的专业技术规律相对独立地发展，又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在一定时期内，它们作为某一部门、行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本部门、本行业发展的全貌。不按其内部结构及专业分工分门别类地叙述清楚每类业务的发展，就无从反映整个部门、行业发展的全貌。欠缺任何一个主要专业门类的叙述，都有损于整个部门、行业的完整性。总论分论体既能描绘整个部门、行业的发展大势，又能分门别类叙述每个专业门类的发展，充分展示其部门、行业的专业特色。同时，这种体裁为当代地方史、部门（行业）史编研工作的广泛开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地方史、部门（行业）史研究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刚刚起步，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员，大多是地方志工作者、国家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当前地方史和部门（行业）史编研又往往具有政治任务性质，对史料全面深入的分析受到主客观诸方因素的制约，即便是专业史学工作者，也存在一个熟悉部门（行业）史较强的专业性内容的问题，也需要有一个过程，总论分论体易于操作、易于大规模推广的特点正好适应了当代地方史、部门（行业）史编研形势的客观需要。近年来大量的当代地方史、部门（行业）史著作问世，与这种体裁的出现和推广不无关系。

但总论分论体的缺陷也显而易见。作为内容主体的分论，设章立节的主要依据是部门、行业内部机构设置和业务分工，而当前我国各部门内部机构的设置一般是对口设立，从中央到地方，上下对应，大体相同；各个行业内部分工，从全国性的到地方性的，亦多有相同之处。这样，采用总论分论体的地方史和部门（行业）史，结构就易产生雷同，而且使用范围越广，雷同概率就越高，易使读者产生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感觉。如果作者对史料综合分析不够，章节设置刻板，则极易使著作变成资料汇编。总而言之，总论分论体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还有待当代史编纂实践的不断检验。

与上述著述性当代史书不同，近年在多卷本大型史料性史书的编纂实践中，出现了融合多种体裁的综合体。如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通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历程》、团结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全鉴》等，均采用综合体。尽管它们的内部结构有别，但特点是相同的，都借鉴、融合了传统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典制等体裁和近现代的章节体，从而成为多种体裁合一的综合体，既继承了纪传体分门别类、包容广泛，典制体详述各种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编年体突出历史内容的时间联系，纪事本末体完整记述历史事件始末等长处，又容纳了章节体描绘历史发展全貌，总括历史发展大势，充分体现作者的历史认识等优点。各种体裁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形成了该体裁对当代史内容的巨大包容性，充分反映了当代史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教育、文化、社会诸方面丰富的内容及重要历史人物主要活动。这种综合体由于容量大，涵盖面广，使用于史料性史书，更易于发挥它的优势，但在著述性史书中不一定适用。

除上述几种社会影响较广泛的体裁外，当代史编纂还有其他多种体裁。如徐达深主编的多卷本大型史料性史书《共和国史记》所采用的编年体以及当代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年谱等。另外，共和国成立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所撰写的集回忆、研究于一体的著作，由于作者特殊的地位，亲身的经历及其独特的观察角度，加上在史料选择和结构安排上灵活，往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形成当代史编纂的一种形式。如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即属此类。

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客观全面地记录历史的发展过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就是通常所说的“存史”、“资治”、“育人”。编纂史书的不同目的和需要以及社会历史的内容，是决定史书体裁的主要因素。当前当代史编纂出现了若干体裁，虽呈现出了多样化，但它还不能满足当代史编纂的需要。

共和国已走过了50年曲折坎坷的道路。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共和国建立以来的重要史料，为今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翔实丰富、确凿可靠的史料，是当代史研究最基本的任务，全面总结共和国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深刻反思所经历的惨痛教训，更是当代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特别是当前，改革开放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许多计划经济时代堆积下来的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这些问题的解决，固然需要着眼现实、面向未来，但回首过去，弄清成因，则是最起码的前提，从中央到地方都迫切需要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审视过去，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现实、科学的决策依据。没有哪个史学研究领域比当代史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更具迫切性和现实性，因为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休戚相关。当代社会对当代史研究提出了广泛的要求，但史书体裁却相对单调。多种体裁融合的综合体的出现，为“存史”提供了较理想的体裁。但在叙述性史书体裁方面，单一的章节体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总论分论体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代史体裁相对单调的不足，但它本身存在的结构易陷于僵化、叙事长于排列史料而短于综合分析等不足，又影响了它的进一步推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史编纂体裁，在强调科学化、规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提倡社会化？既然对共和国50年历史进程的反思，是全民族的反思，是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的反思，就应有与此相适应的当代史编纂的多种形式。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的需要是发明创造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当代史研究者应不囿于原有体裁的成规，根据现实的需要，结合历史科学的基本原则，进行大胆的探索，以创造出更有利于当代史编纂的新体裁。对于新体裁，只要它能如实客观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能充分展示作者基于科学分析的历史认识，就应予以肯定。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发展，历史编纂学当然也要发展，它发展的强大原动力，就是社会的现实需要。当代史编纂体裁的社会化，已是大势所趋。

史书体裁作为形式，最终由史书的内容决定并为内容服务。内容变化达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体裁作相应的变化以适应新内容的需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史内容有了很大变化。社会分工进一步复杂化、专业化，新的社会部门不断出现，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社会活动的领域不断拓展，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无论从哪个层面、哪个角度考察当代史，都不能忽视科学技术的巨大影响。这些变化，对当代史编纂体裁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前所述，章节体对专业技术性强、内部构成复杂的当代史内容的表述已经显示出某种不适应，总论分论体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能较好地反映这些新内容的较理想、较科学的史书体裁尚未出现。所以，探索适应当代史内容新变化需要的新体裁，仍是当代史研究者面临的艰巨而迫切的任务。

另一方面，目前当代地方史、部门（行业）史编纂体裁存在一定的混乱现象，极需加强对体裁选择的指导。地方史、部门（行业）史的编纂主要是由地方党委、政府或有关部门组织，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而编研队伍中，又大多是方志工作者、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由于知识的限制，史学素养参差不齐，对史书的特点、编纂原则的理解也有较大差异。由于在编纂实践中对体裁的选择重视不够，因而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认识，有的甚至连什么是史书，所编纂的东西是不是史书这样的基本问题都尚未明了。如《当代中国外交》明明就是一部新中国外交史，但一些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员却认为这不是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才是史书（注：季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部门史研讨会”发言摘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其实，两者只是详略不同，侧重点不同，怎可以后者否定前者的史书性质？有的地方，大体相同的内容，同时编几本史书，却缺乏体裁选择的意识，其结果可想而知。这是文化领域的重复建设，而且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可见，当代地方史、部门（行业）史编纂，需要加强史学理论及历史编纂的基本原则及方法，尤其是体裁选择的指导，需要进一步规范当代地方史、部门（行业）史的体裁。提倡史书体裁的社会化，是在科学化、规范化的同时，着眼现实对当代史研究的多种需要，创造为现实服务、具有当代特色的史书体裁，而不是否定科学化、规范化。两者互为条件，不可偏废。如果片面强调当代史体裁的社会化而忽视科学化、规范化，则不但使当代史的编纂步入无序、混乱状态，有损于当代史研究的整体水平，难以达到“资治”、“育人”的目的，而且可能使编纂出来的成果与志书、纪实文学作品等无法区别而丧失了史著的学科特性，使史书的作用无从发挥。

三

实现当代史编纂体裁规范化，只要有关专门机构加强对此工作的指导，并积极促进编研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就不难办到。而要使当代史编纂体裁社会化，多样化，以满足当代社会现实的需要，则必须进行体裁创新。对史书体裁的创新，80年代以来史学界的呼声甚高，但体裁的创新毕竟不是易事，它需要相当的史学理论修养，更需要丰富的编史实践经验。罗尔纲先生著《太平天国史》创造出一种综合体裁，就进行了长达17年的探索。可见，任何一种体裁，都不是通过理论探讨直接形成的，而是在编纂实践中产生的。但是，理论思考能为实践探索提供指导，使实践探索少走弯路。笔者认为，当代史编纂体裁的创新，以下几个方面应予以考虑：

首先，应从传统体裁中继承合理成分，创新总离不开合理的继承。中国史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传统体裁，各种体裁都有它的长处，都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继承其中合理的、富于生命力的成分，可为体裁的创新提供丰富的渊源。编年体突出史实之间的时间联系，纪传体对史料包容性大、能从各个方面反映社会历史的面貌，纪事本末体完整记述历史事件的始末，典制体分门别类详述各项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近现代章节体结构灵活，较好地反映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充分展示作者的见解等等，都为如实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当代史编研者如能对这些宝贵而丰富的历史遗产进行研究、吸收，一定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创“新综合体”，就是直接借鉴了传统的纪传体；当代大型资料性史书所普遍采用的综合体裁，就是融合了传统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典制等体裁和近现代的章节体。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规律看，体裁的进步，都是在吸取原有体裁长处的基础上取得的，纪事本末体、章节体的出现莫不如此。

其次，新的体裁应当是多样的，真正实现当代史编纂体裁的多样化。当代史研究中“存史”、“资治”、“育人”等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对当代史反思的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体裁都有不同的要求。当代史体裁应服务于史学研究的各种目的，服务于不同的读者对象。相同的内容，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荀悦依编年体将篇幅浩大的纪传体《汉书》改写为辞约而事详的《汉纪》，袁枢苦《资治通鉴》之浩博而创纪事本末体将其改写为《通鉴纪事本末》，皆得与原著流行于世，即是典型的例子。当代史编纂体裁多样化，各种体裁互相配合、互相补充，才能充分发挥当代史研究的社会功能。

再次，应努力改善当代史工作者的知识结构。新体裁应反映当代史的新内容，当代史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大大拓宽社会活动的领域，而且使社会实践的专业化、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当代史工作者必须具有相当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才能适应当代史研究的需要，这就对当代史工作者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当代史工作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历史出身的，要掌握现代科技的基本常识和相关基本原理；搞技术出身的，要加强史学理论修养，掌握史书的基本特点和编纂的基本原则。没有两者的有机结合，不可能创造出如实地反映当代社会内容的科学体裁。特别是随着以微电子学和计算机技术为核心，包括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六大科学技术群体的迅速崛起，世界进入了现代科技革命时代，这场革命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影响，是现在无法想象的。当代史工作者应当高度关注这些变化并积极探索反映这些变化的史书编纂新体裁。

综上所述，在当代史编纂实践中，出现了多种体裁，这些体裁虽各有长短，但都在当代史研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现有这些体裁，还远不能适应当代史研究全方位、多层面、多视角开展和当代史内容新变化的现实需要。因此，当代史编纂体裁在强调科学化、规范化的同时，还应提倡社会化。当代史工作者应在继承传统体裁的精华的同时，立足现实需要，努力在实践中探索适合时代需要的新体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