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朝贡贸易管理论文

永乐元年，明朝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同时差遣中使提督，市舶宦官成为朝贡贸易的实际管理者。正统以后市舶宦官经常兼任或转迁提督地方军务、海道、盐政、珠池等职，权势倍增。嘉靖初年，裁撤外派内官，市舶宦官暂时退出海外贸易管理。宦官主导贸易管理，不仅构成明前期朝贡贸易管理的特色，而且体现了明朝宦官势力发展的一般趋势。

关键词：明前期市舶宦官朝贡贸易

上世纪五十年代，史学大家李剑农先生指出：“明初海上之商业关系，已呈变态”。具体表现在：以市舶附于贡舶，优于贡直而免市税；有贡则许市，非贡则否；凡定期入贡，皆预给勘合，勘合不符者不受；宋元舶商之公凭公据，至明变为贡使勘合；由于倭寇海盗剧烈，明初严禁人民下海贩易，市舶司时置时废，很不正常，等等。[1]以主管机构与官员而言，明前期朝贡贸易管理体制，也与前代大不一样。永乐元年以后，命内臣提督广东、浙江、福建三省市舶，在市舶司之上形成新的管理机构，取代了市舶司的职能，朝贡贸易管理体制为之改变。宦官主导贸易管理，不仅构成明前期朝贡贸易管理的特色，而且体现了明朝宦官势力发展的一般趋势，值得深入研究。

一市舶宦官及提督衙门

明初，鉴于汉唐宦官乱政的教训，朱元璋制定严格制度，限制宦官人数，防止宦官干政。明成祖以藩王身份篡夺政权，宦官起重要作用，因而永乐年间宦官受到重用，势力不断增长。陆容《菽园杂记》谓：“洪武中，内官仅能识字，不知义理。永乐中，始令吏部听选教官入内教书。”[2]《明史》称：“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3]

宦官涉足对外关系与对外贸易始于永乐。明人王世贞说，永乐元年遣内官李兴等敕劳暹罗国王昭禄群膺哆啰谛剌，并赐王文绮帛及铜钱、麝香诸物，与其贡使偕行，“此内臣奉使外夷之始也”。三年，内使王琮同给事中毕进封故真腊国王长子忝烈昭平牙为王，“此内臣封夷王之始也”；是年，命太监郑和等率兵二万七千人行赏赐西洋古里、满剌诸国，“此内臣将兵之始也”。郑和“自是凡三下西洋，皆有功，人谓之三宝太监。[4]内臣自郑和、王（振）、（刘）谨后，其富贵势焰有以歆动之耳。”[5]

明前期的朝贡贸易管理，具体由市舶提举司负责。明朝初年，依照宋元制度，在太仓黄渡设置市舶司，设提举、副提举、吏目等官员。洪武三年二月，因地近京师，罢之。洪武七年一月，依“太仓体制”设置市舶司于浙江、福建和广东。九月，沿海迭遭倭患，又有番商假冒贡使入贡，复罢三市舶司。明成祖上台后，锐意经营海外，于永乐元年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设官如洪武初制”，同时派遣内臣提督，派往广东的提督市舶太监为齐喜。[6]

市舶司隶属于粤、闽、浙三省布政司，属地方行政系统，“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7]毫无疑问，市舶司是朝贡贸易的在地方的主管机构。然而，由于永乐朝派遣市舶中官，侵夺了市舶提举司原有的职权，改变了明初贸易管理的体制。

永乐初派出市舶宦官，是为了加强朝廷对朝贡贸易的管理和控制，市舶宦官与三省镇守、巡抚、三司等官，在市舶司之上构成朝贡贸易的多头领导。正统十四年（1449），广东左参议杨信民奏称：“广东番夷往来，既有内使专统其事，又有镇守、巡抚、三司等官，令其待宴足矣，乞免差京官远行陪宴之礼。”从之。[8]弘治十六年林玭《福建市舶提举司记》谓：“永乐元年，始置市舶提举司于泉，设官掌之，又主以中贵一人。”[9]杭济《提督福建市舶题名记》谓：

东南自浙江而闽广为三省，其外大海多蛮夷，环水而岛居者若干国，凌风驾涛，译言贽贡，岁率以为常，故每省各该市舶司领之，又命中贵臣一人统其事，区划周悉，盖欲下通款附之诚，上以布我朝廷柔远之意也。[10]

林文俊《送黄德恭赴广东市舶提举序》也说：

闽、浙、东广近海之处，各立市舶府，领之以中官；而又有市舶司，分莅其事。每番舶至，则先遣提举阅实其货，籍其入贡之数，有余乃听贸易，而又为之平其物价，治其争讼，盖圣朝所以柔远之意，固甚善也。[11]

市舶宦官以皇帝钦差常驻地方，来历不凡，口衔天宪，权势煊赫，特别是正统以后，宦官势力膨胀，市舶宦官经常兼任或转迁提督地方军务、海道、盐政、珠池等职，插手地方事务，凌驾于地方当局之上，在贸易管理中具有统领全局的权势。

天顺元年（1457），翰林院编修尹直奉旨到广州祭南海神，两广地方长官陪祀，镇守太监阮能居首，市舶太监杜乔居次，其后依次为副总兵翁信，巡按御史徐瑄，都指挥使胡英，左布政使韩阳等。[12]可见两广镇守太监、广东市舶太监地位高于两广地方长官。

市舶司在市舶中使领导下机构被架空，职权被剥夺，很自然的变成无所事事的清闲机构，这是古代市舶司制度的“变态”。张邦奇《西亭饯别诗序》指出：“其供应之节，控驭之方，掌于郡守；犒待之仪，贡输之数，主于中官；职提司者，不过检视而已。”[13]清人梁廷枏说：“自洪武迄嘉靖，置罢不常；又始置三司，后复罢浙江、福建，而专属之广东，大抵归其权于中官，凌轹官吏，古人互市之法，荡然尽矣。”[14]

市舶中使多以太监充任，也有少监、监丞，并无定制。[15]（见附表）明制太监正四品，少监从四品，监丞从五品，[16]可见市舶宦官官位并不高，但能量很大，不容小覦。

市舶中官有独立的衙门，名目有“市舶府”、“市舶公馆”、“市舶中官衙门”、“提督市舶衙门”、“市舶中官公馆”等，直属内府，与地方不相属。成化中，广东布政使彭韶奏言：

广东市舶提举司衙门，先于永乐元年八月内该内官齐喜钦奉太宗皇帝圣旨设立，彼时佥民殷实户四十七名，在本司用，其他工脚夫并跟拨皂隶等项，又名不簿，内臣相承接管，于今七十余年。[17]

可见市舶中使衙门不仅自成体系，而且支配了贸易管理中的各项资源。下面是粤、闽、浙三省市舶宦官机构的基本情况。

（一）广东市舶公馆

广东市舶公馆，初设于城南江边，后改于仙湖街奉真观旧址。嘉靖《广东通志》谓：“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诸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所未有，乃命内臣监镇市舶，设公馆于城南水滨，改建于城西仙湖。”[18]同书“公署”条谓：“嘉靖十年，革去市舶内宦。其馆在郡西武安街宋转运司旧址。”[19]嘉靖《广州志》亦云：“市舶公馆，在郡西武安街南，永乐元年建”。[20]

嘉靖初，广东市舶公馆衙门有正厅五间，穿廊三穿，后厅五间，左右厢房二十二间，仪门厅三间，东西耳房二间，大门三间，比广东市舶司衙门规模大。[21]

万历《广东通志》谓药洲“南有千秋寺，被有八贤堂。洪武三年劈寺址为按察司，观址为市舶公馆。”[22]此说有误，洪武三年并无市舶宦官，何来“市舶公馆”？不过药洲倒与海外交通有关系。该地原为南汉宫苑，有文溪流过，潴水成湖。湖中有洲，为刘氏“聚方士习丹鼎之地，”建有长春宫、三清殿；药洲“积石如林”，形成花、石、湖、洲并胜景色；药洲四周“环以犀桥”，以通宫城，北桥名“宝石桥”，南桥名“仙童桥”，为药洲胜景。[23]宋代药洲为转运司地，后有莲池，建有奉真观。绍兴六年（1136）十月戊午改奉真观为来远驿，以备招徕诸国贡使。

（二）福建提督市舶公署

据弘治《八闽通志》记述，福建提督市舶公署在布政司东南光泽坊内，旧织染局地也。初建于府治西南法光寺东。成化十六年，提督市舶都知监太监韦查与织染局互易创建。[24]同书“织染局”条谓：“在府治西南地平寺东，旧为提督市舶公署。洪武八年，建于府治东南光泽坊内。成化□□年，以其地建提督市舶公署，遂以此为织染局。”[25]这里的地平寺，也就是法光寺。

光泽坊，一般认为在福州东街福建省立医院内，因为道光时林枫《榕城考古略》提到：“镇闽将军署，旧染织局也。明成化间为市舶府，后为巡按御史署。嘉靖二十七年，御史陈宗夔自南察院徙居之。后屡增拓，规制益宏。国初为总督署，康熙十九年改为镇闽将军署”。民国《福建通志》亦从此说。该地为通往东城门的必经之地，故名东街。民国时镇闽将军署改为省立医院。1966年以前，医院内假山尚有督舶太监吟风弄月的诗刻一首，惜后来失落。不过，王铁藩先生通过细致深入的研究，认为光泽坊不在福建省立医院，而在今仙塔街街东，光泽坊宋为润泽坊地。宋《三山志》所载之润泽坊，五代为横冲营地，内有义井，明改为光泽坊，明后期坊废。[26]

此说还可以《闽都记》的记载为证。该书“光泽坊”条云：“闽横冲营在焉，巷有二井，义井也；建坊润泽，后更名光泽，井存，坊废。”同书“察院”条曰：“其地旧织染局也。国朝成化间改为市舶府，嘉靖二十七年御史陈宗夔自南察院徙居之。后屡增拓，规制益宏。”[27]

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又谓：“成化五年奏改舶司于福，制曰可，乃建市舶太监府于柏衙，市舶提举司于澳桥，进贡厂、柔远驿于河口。”这里的“柏衙”，在光泽坊之南。《闽都记》“柏衙前”条曰：“在察院之南。元行省郎中柏帖木尔居此，柏一门死事，宅废已久，坊名尤存。国朝成化间侍郎黄尧存、尚书黄镐二人故宅在焉，今俱易主。”可见福建市舶太监府原与市舶提举司相连。成化十六年市舶府与织染局交换衙署，司府才分开。

（三）浙江市舶府

浙江市舶府，在杭州城内，原为宋德寿宫后苑。宋德寿宫，在大内之北，史称“气象华胜”，内凿大池，引西湖之水注之。其上叠石为山，以拟飞来峰，建有聚远楼，“凡禁籞周四”；分四地，东为香远清深（梅台竹堂），月台、梅坡、松竹三径（菊、芙蓉、竹），清妍（酴醿）、清新（木樨）、芙蓉岗；南则载忻（大堂乃御宴处）、忻欣（古柏、湖石）、射厅、临赋（荷花山子）、燦锦（金林檎）、至乐（池上）、半丈红（郁李）、清旷（木樨）、泻碧（养金鱼处）；西则冷泉（右梅）、丈杏馆、静药（牡丹）、浣溪（大楼子、海棠）；北则泽华（罗亭）、旱舡俯翠（茅亭）、春桃、盘松。真是“亭榭之盛，御舟之华，则非民间可拟”。[28]明市舶太监以旧宫苑为官署，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5年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04036092）。

[1]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第160-173页。

[2]陆容撰、佚之点校：《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41页。

[3]《明史》卷三百四《宦官传》序。

[4]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一《中官考一》，万历四十二年刊本，四库禁毁书丛刊。

[5]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二《中官考二》，万历四十二年刊本，四库禁毁书丛刊。

[6]《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志》。

[7]《明史》卷九十五《职官志》。

[8]《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五，正统十四年十一月乙酉。

[9]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艺文”条，民国二十八年铅印本。

[10]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艺文”条，民国二十八年铅印本。

[11]林文俊：《方斋存稿》卷四，四库全书本。

[12]尹直《御祭南海神文》，李福泰修、史澄纂：《番禺县志》卷三十一《金石略》，同治十年刻本。

[13]张邦奇：《张文定甬川集》，《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四十七。

[14]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著：《粤海关志》卷七《设官》，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

[15]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三十《珠池》，嘉靖十四年刊本。

[16]《明史》卷七十四《职官志》。

[17]彭韶：《彭惠安集》卷一《奏议》，四库全书本。

[18]黄佐：《广东通志》卷六十六《外志·番夷》，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19]黄佐：《广东通志》卷二十八《政事志》，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20]黄佐：《广州志》卷二十二《公署》，嘉靖残本。

[21]黄佐：《广东通志》卷二十八《政事志.公署》，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22]郭棐：《广东通志》卷十四《郡县志·广州府》，万历三十年刊本。

[23]樊封：《南海百咏续编》卷四，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影印，1977年。

[24]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四十《公署》，弘治庚戌刊本。

[25]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四十《公署》，弘治庚戌刊本。

[26]王铁藩：《福州明代福建市舶司衙署考》，《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二期，第70-75页。

[27]王应山：《闽都记》卷三《郡城东南隅》，求放心斋道光辛卯年重刻。

[28]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南北内》，四库全书本市舶宦官权势膨胀

正统以后，宦官“干与外事”，在朝架空内阁，把持国柄，操纵厂卫，提督京营，如边方镇守、经理内外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矿、市舶、织染等事，无处无之，形成上自中央，下至地方，遍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宦官权力体系。武宗继位，刘瑾擅权，打击异己，朝政败坏，史载：“瑾逐去不附己者，矫旨许进、马文升、刘大夏、赵事贤、张津奸邪朋党，为民。”[1]宦官还控制厂卫，开张皇店，监督征税等。

市舶宦官在这一时期权势大为扩张。有些市舶宦官升任本省镇守太监，有些兼掌其他地方官职，权势更加显赫。如弘治十年，福建市舶太监董让迁江西镇守；正德十四年，福建市舶太监尚春升御马监太监、福建镇守；嘉靖五年，福建市舶太监赵诚升福建镇守，都是很有势力的人物。

成化间，浙江市舶太监林槐获得提督海道的权力。嘉靖四年，提督浙江市舶司太监赖恩，“比例乞换敕谕，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调官军。”[2]虽然兵部和都给事中郑自璧皆上言反对，但有旨许之。

成化十一年，韦眷为广东市舶太监，兼“采造进奉品物”，又任珠池太监；[3]二十三年（1487），韦眷插手盐政，奏请征广州东莞西湖等村各埠场鱼盐之税，“以备入贡之用”。[4]成化二十二年至弘治二年，韦眷以内官监太监兼任两广镇守太监，[5]成为集多种权力于一身的两广头号实权派人物。弘治八年卒于任所。韦眷操控对外贸易二十年，胡作非为，臭名昭著，是成弘间权势最大、为祸最烈的市舶太监。

嘉靖以前，浙江、福建还形成总镇太监管带市舶太监的“事例”。嘉靖八年（1529），广东巡抚都御史林富疏言：

若欲查照浙江、福建事例，归并总镇太监带管，似亦相应，但两广事情与他省不同，总镇太监驻扎梧州，若番舶到时，前诣广东省城，或久妨机务，所过地方，且多烦扰，引惹番商，因而辙至军门，不无有失大体。故臣愚以为不如令海道副使带管之便也。[6]

这段史料说明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宦官兼职情况有所不同。浙、闽市舶宦官往往由总镇太监管带，广东则委派专官，原因是两广总镇太监与两广总督驻梧州，市舶太监则驻广州，两地距离太远，不能相兼。

正统以后，贡舶贸易日趋萧条，主持其事的市舶太监无事可管，正如广东巡抚林富疏言：“先年番舶虽通，必三、四年方一次入贡，则是番舶未至之年，市舶太监徒守株而待，无所事事者也”。[7]相反，属于非法的商舶贸易日趋兴旺。两广当局面对紧迫的财政形势，默许商舶贸易发展，放松限制，大概在景泰初年，开始确立“收税则例”，开征市舶之税。正德四年，都御史陈金等提请对番舶抽分十分之三，得到户部同意，“将贵细解京，粗重变卖，留备军饷。”正德十二年降为十分之二。抽分制公开确立，成为“广中事例”的核心内容。[8]

番舶互市有利可图，引起市舶太监的垂涎，广东当局与市舶宦官的权利之争随之展开。正德四年（1509）三月乙未，市舶太监熊宣向朝廷提出要求兼理西洋诸国商舶抽分，结果为礼部所劾，斥其“妄揽事权”，熊宣被勒令回南京管事。[9]

正德五年七月，新任太监毕真援引所谓“熊宣旧例”，再次提出兼理商舶事务要求：

旧例泛海诸船俱市舶司专理，迩者许镇巡及三司官兼管，乞如旧便。礼部议：市舶职司进贡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非敕书所载，例不当预。奏入，诏如熊宣旧例行。宣，先任市太监也，常以不预满剌加等国番船抽分，奏请兼理，为礼部所劾而罢。刘瑾私真，谬以为例云。[10]

这次争议由地方上升到中央，焦点在于商舶贸易税收。宦官方面认为商舶抽分不宜由镇巡三司兼管，而应由市舶太监专理；礼部以贡舶、商舶管理各有分工，贡舶属太监，商舶归地方，对商舶抽分市舶太监“例不当预”。当时刘瑾掌权，在他活动与支持下，武宗批准了毕真的要求。[11]市舶宦官取得胜利。

[1]郭棐：《广东通志》卷三十八《郡县志·惠州府》，万历三十年刊本。

[2]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五《中官考》，万历四十二年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

[3]《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八，成化十五年十二月辛未；阮元：《广东通志》卷二百五十三《方向传》，道光二年刊本。

[4]《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八十八，成化二十三年三月癸亥。

[5]应槚辑、刘尧诲重修：《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一《历官·总镇》，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七《秩官上》，嘉靖十四年刊本。

[6]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三十《珠池》，嘉靖十四年刊本。

[7]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三十《珠池》，嘉靖十四年刊本。

[8]拙作：《明中期海外贸易的转型与“广中事例”的诞生》，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第189-199页。

[9]《明武宗实录》卷四十八，正德四年三月乙未。

[10]《明宪宗实录》卷六十五正德五年七月壬午

[11]《明武宗实录》卷六十五，正德五年七月壬午。三裁撤市舶宦官

宦官势力的高涨引起朝野的抗争，统治集团从王朝统治、维护集团利益出发，在力量制衡上做了一些补救，压制宦官势力过度膨胀。如仁宗时内官马骐矫旨谕翰林院书敕，付骐复往交阯闸办金银珠香。本院官复奏，仁宗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闻渠前在交阯荼毒军民乎？交阯自此人归，一方如解倒悬，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独诏书不信，将坏大事。此人近在内间百方请求，左右为言再往当有利于国，朕悉不答。卿等宜识朕意。”乃至。[1]

宣德年间，内官袁琦、内使阮巨队往广东等处公干，以采办为名，虐取军民财物。事觉，宣宗命凌迟琦，斩巨队等十人，因谕右都御史顾佐等曰：“宦官袁琦，以其自小随侍，颇称使令，升太监管事，辄敢恃恩纵肆欺罔，假公务为名，擅差内官往诸处，凌虐官吏军民，逼取金银等物，动累万计，致吏民含冤无诉，归怨朝廷。虽方面风宪之官，皆畏惮之，不敢以闻。鬼神不容，发露其事，已悉寘极刑。……”[2]

一些正直不阿的地方官员，也惩办了一些不法宦官。成化、弘治间，广东市舶宦官韦眷等，先后受到广东布政使陈选、彭韶、番禺县知县高瑶等抵制，威势少杀。成化间，姜昂知宁波府，“中官以市舶至，怙势张甚，公与之抗，其人反愧服焉。”[3]正德六年，张津知宁波府事，时市舶太监“怙势不检，公以法绳之。”[4]

世宗即位后，鉴于正德间宦官擅权干政之祸，“御近侍甚严，有罪挞之至死，或陈尸示戒”，[5]宦官嚣张气焰大为收敛。嘉靖八年（1529），用辅臣张孚敬及兵部胡世宁言，革各边各省镇守中官。[6]同年，广东巡抚都御史林富疏请裁撤广东市舶、珠池内官，理由可以归纳为四条：

（一）市舶太监额编军民殷实人户各50名，徭役供应之费不少。

（二）多年来贡舶罕至，市舶太监无所事事。

（三）当时浙江、福建贡舶事务俱委总镇太监兼领，广东因省情不同，总镇、市舶太监互不相兼；总镇太监驻广西梧州，市舶太监驻广东广州；梧州离海远，如果总镇太监兼管市舶，往来不便，且易兴衅端，故粤省不宜仿照浙闽，应将市舶事务委巡视海道副使兼管。

（四）裁撤广东市舶内官还有一大好处，即省内臣之费，“不啻齐民数十家之产，而地方受惠，边檄获安矣。”[7]

嘉靖九年以后，陆续裁撤派往各地的宦官，包括市舶宦官。该年以云南巡抚毛凤韶言革镇守太监。[8]十年，正式革去广东市舶太监，巡按御史吴麟采纳布政司参议王洙的建议，将市舶中官公馆改为岭南道公署。[9]十一年，保定巡抚林有孚疏方镇守内臣之害，兵部尚书李承勋覆议，大学士张孚敬力持之，“遂革镇守，并市舶、守珠池内官，皆革之”，一时皆称快。[10]

此后，“终四十余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11]中官既罢，市舶管理权尽归地方，形成以海道副使为主导，市舶司、府县分权管理、互相监督的新体制。万历中矿监税使复出，市舶制度又为之一变，此是后话。[12]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余继登撰、顾思点校：《典故纪闻》，中华书局，1981年，第143页。

[2]余继登撰、顾思点校：《典故纪闻》，中华书局，1981年，第176-177页。

[3]徐兆昺著、桂心仪等点注：《四明谈助》卷十《北城诸迹二下·明贤牧》，宁波出版社，2003年。

[4]徐兆昺著、桂心仪等点注：《四明谈助》卷十《北城诸迹二下·明贤牧》，宁波出版社，2003年。

[5]《明史》卷三百四《宦官传》。

[6]朱东观辑：《奏疏》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

[7]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三十《珠池》，嘉靖十四年刊本。

[8]余继登撰、顾思点校：《典故纪闻》，中华书局，1981年，第308页。

[9]黄佐：《广东通志》卷二十八《政事志·公署》，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10]《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张二果、曾起莘：《东莞县志》卷二《事记》（崇祯刊本）作嘉靖十年五月。

[11]《明史》卷三百四《宦官传》。

[12]参见拙作：《明中期海外贸易的转型与“广中事例”的诞生》，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第189-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