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论文范文10篇

本文作者：王晓菊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1923年春，大部分省份的农民将注意力集中在田间劳动和多少令人期待的收成上，对苏维埃政权态度友好。各地富农虽然敌视苏维埃政权，但多数情况下并不公开表露。在边疆地区，尤其是伊斯兰居民较集中的地区，富农和神职人员具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农民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固。由于税赋沉重、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扩大及对农民的不公正待遇等原因，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态度有出现逆转的迹象。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苏联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居民的消极情绪迅速做出反应，主要措施是修正农村税收政策，减轻农民税收负担。1923年5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部颁布法令，实行统一农业税。统一农业税是每年根据农户的耕地数量和收成情况向农户征收的单一税赋，以取代先前名目繁多的税种。该法令规定，凡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均须纳税，统一农业税以实物、货币或两者并用的形式征收。在粮食生产仅能满足当地消费的北方和东西伯利亚等地区，统一农业税以货币形式征收。次年6月，苏联政府颁布法令，因缴纳统一农业税而致贫的农民可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日益尖锐的城乡关系问题使国家最高领导层焦虑不安。1923年沃罗涅什省瓦卢伊斯科县的价格关系反映了中央黑土地区的价格剪刀差情况：1俄磅③糖兑换35普特④黑麦、1.5俄磅鲱鱼——1普特黑麦、1.5俄尺⑤印花布——1普特黑麦、1升煤油——12～13普特黑麦。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使农民蒙受巨大损失，1923年农民损失约一半的收入⑥！由于工业品价格的过度上涨和因粮食丰收而造成的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下跌，1923年10月苏联爆发了剧烈的工业品销售危机。1923～1924年，政府被迫采取紧急措施，将工业品价格下调23.3%。但实际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始终是新经济政策时期难以克服的严重问题。1923年秋，苏联相当多的省份经济状况不佳，加之已开始征收统一农业税，农民的经济状况有些恶化。许多省份上年收获的粮食已无剩余，许多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种情况出现在31个省份，其中包括西伯利亚的阿尔泰省和远东的4个省份。这些省份的农民因害怕歉收而卖掉牲畜，以储备粮食。西伯利亚与远东的贫困农民希望迁移到其他地区居住。北德维纳省和沃洛格达省的农民也向外迁移。维亚特卡省的农民渴望移居西伯利亚。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失衡，农民的经济状况难以改善，中农和贫农进一步贫困化，富农加紧对他们的奴役。到1923年年底，大多数省份的农民怀有不满情绪，捷列克省、阿穆尔河沿岸省和外贝加尔省的个别乡村甚至发生起义，正在消退的土匪活动也有卷土重来之势。城乡脱节对农民的社会情绪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农民们在党外群众会议上抱怨说：城市生活恢复到一战前水平是以农村的严重贫困为代价的；苏维埃政权更关心城市，对农村只是一味地征税，等等。农民的政治诉求明显增强，建立“农会”的意识日益强烈。1924年5～6月，广大贫农因濒临破产而骚动不安。萨拉托夫省的贫农说，“除了贫穷之外，苏维埃政权什么都不会给”。西北省份的贫农说，“苏维埃政权对殷实农民来说是好的”①。在土地规划过程中，农民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受富农分子的宣传鼓动，农民们对地方当局进行抵抗，甚至殴打警察。奥廖尔省的农民说，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同斯托雷平的政策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赎买土地变成了高额税收。在新粮收获前，没有存粮的贫农只能向富农借粮食和饲料，往往要受富农的奴役。有些村子甚至将全部土地交给邻村的居民耕种，条件是对半分成。另外，歉收的威胁引发一股狂热的宗教情绪，各地农民纷纷邀请牧师做祈祷。许多省份的俄共（布）基层组织和乡执委会对此类活动进行了干预，不允许举行宗教游行（如坦波夫省、顿河州等）。神职人员利用农村的情绪，以“神灵显圣”的形式吸引成群结队的朝拜者。科斯特罗马省出现大规模朝拜活动，因为人们传说“圣帕霍米耶”（СвятоеПахомие）掘出的水井能神奇般地治愈残疾者②。1924年秋，在俄罗斯许多产粮区出现歉收的情况下，因过多征税、不合理的价格政策而诱发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升温。农村地区到处在传言，列宁的逝世导致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和摩擦，这成为政治骚动的强力催化剂。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秘密报告指出，农民中间的激进情绪在全面、迅猛地增长，各地农民普遍表现出在各级政府中选派代表的政治意识。在当时进行的苏维埃选举中，农民们提出了“自下而上地改选”、“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苏维埃的农民代表和工人代表平均比例”、“享有与工人平等的选举权”等要求。农村居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歧视性政策无比愤慨。与此同时，“宗教热”几乎遍及农村的每一个角落，这在粮食歉收的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神职人员充分利用这种情绪和歉收的形势，组织大型宗教游行，加强反苏维埃的宣传鼓动。特别是在乌克兰，宗教运动广泛展开，教派和东正教团体越来越多。宗教界的宣传鼓动往往充满政治色彩，如反对共产党员，反对（乌克兰）贫农委员会，反对犹太人等。农村的社会情绪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24年秋，俄共（布）提出“面向农村”的著名口号，号召国家机关及一般单位和个人更多地关注农村和农民的需求，并着手在农村实行一系列相应措施。农民们对“面向农村”的口号产生浓厚兴趣，尽管他们对其真正含义有着不同的理解。“重建苏维埃”（Оживлениесоветов）成为农业改革的中心思想，旨在加强党外农民在地方苏维埃机关中的作用及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地方苏维埃的权限。但是，在“面向农村”框架内对农民的让步并没有触动苏维埃机关的形成机制。显然，对于理顺城乡关系、缓和农民情绪来说，“面向农村”的口号实际上无济于事。仅仅过了一年，“面向农村”的路线就不再实行。1925年1月，苏联中央情报机构向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及组织部提交了《关于农民与工人阶级之间对立的表现》的报告，其中指出：最近几个月一些省委和农民寄来的材料都强调，农村居民对工人和共产党怀有敌意。农民们说，城市居民拥有良好的物质条件，拿着高工资，每天工作8小时，享受社会保险、医疗、学校教育和城市文化资源。农民们特别气愤地表示，许多领导干部拿着丰厚的薪水。他们认为，“城市资源的所有外部表现（汽车、剧院、城里人的贵重衣服）均为共产党员所享用，并以此为根据，明确地谈论党的官僚腐败、党从诚实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群体变成了靠农民养活的最高特权阶层”③。20世纪20年代中期，农民各阶层的不满情绪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要求减少税收、降低工业品价格等），而且表现在政治方面（要求改变国家的农业政策、创建农会、建立农民党、取消选举权的限制、社会革命党等其他党派的活动合法化）。1925年1月，斯大林在莫斯科省党员会议上指出，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失去同盟者的危险，农民可能转变成苏维埃制度的积极反对者，可能导致“苏维埃政权的彻底失败”①。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各地农民对政府的价格政策更是怨声载道。沃罗涅什省的农民说：“从前买1件衬衫只需1普特粮食，如今却要4～5普特，买1双长筒靴甚至要15～20普特粮食。”②托木斯克区的一位中农说：“苏维埃政权搞投机活动：1副手套就要4普特粮食，沙皇时代1副手套只卖25戈比。”③农产品价格过低无疑给苏联的粮食收购带来巨大隐患。1927年夏，粮食收购再次出现危机的端倪。1927年年末至1928年年初，苏联历史上有名的“粮食罢工”运动终于爆发。农民们决定把粮食先存放起来，待粮价上涨时卖出。下伏尔加边区巴拉绍夫地区新波克罗夫斯克村的一名富农拥有2000普特粮食（仅交给粮食收购站50普特），做粮食投机生意。他在农民中间说：“只有傻瓜才把粮食白白地交给国家，你们这些男子汉，要把粮食磨成面粉再拿到市场上出售，那样会更好……”这句话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普遍心态。一些富农和富裕农民散布有关政府将采取非常措施、饥荒和战争不可避免等言论，号召农民们把粮食藏起来④。“粮食罢工”运动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苏联一些大城市出现了食品脱销断档的情况。政府部门紧急采取凭票证供应食品的办法。1928年许多地区启用粮食供应卡；1929年2月14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粮食实行凭票供应；1928～1929年度，对食油、肉、糖等其他商品也实行了凭票供应。斯大林将粮食收购危机仅仅归咎于富农的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行为及小农经济的先天弱点。1928年年初，斯大林亲临西伯利亚产粮区进行农业考察。其间，他建议以“非常措施”解决粮食收购危机，也就是运用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07条，将拒不缴纳余粮的富农绳之以法，强行夺走农民手中的粮食。4月6日至11日，联共（布）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主要议题之一是粮食收购问题。6月1日至5日召开全苏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也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此时，苏联的行政命令体制已基本确立，并被不断地加以运用。在实行“非常措施”的过程中，各地出现了许多过火行为，这一方面严厉打击了富农阶层，另一方面也严重侵犯了广大中农的利益。农民们纷纷抱怨说，“新经济政策正在被废除”，“余粮收集制正在恢复”⑤，等等。强制性粮食收购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已接近尾声。1929年1月，粮食收购行动基本结束。从这时起，苏联对有存粮的农民展开清洗。这一行动只是取得了短时间的效果。农民交了粮食，但他们的自我保障来源和本地商品流通也随之减少。粮食定量卡的实行意味着农民们难以从城里购买粮食。同年春，广大农村地区的贫困居民忍受着饥饿的煎熬。“粮食困境”笼罩着列宁格勒州、中央地区的不少省份、斯摩棱斯克省、乌克兰南部一些地区和远东的许多地区。食品中使用粮食代用品，面粉中添加捣成粉的三叶草根和干的桦树皮、麸子、油粕、燕麦、野豌豆。无数人患上胃病，身体开始肿胀。饿死人现象时有发生，斑疹伤寒四处蔓延。农村的社会形势异常紧张。贫农和贫困化的中农对苏维埃政权所偏爱的城市工人充满怨愤。中农和贫农对那些靠粮食危机发财、到处收购牲畜、签订奴役性借粮契约的殷实农民颇为不满。农民们聚集在区执委会那里，要求分给他们粮食、准许自由买卖、允许派人到粮食多的地方采购粮食。痛打基层苏维埃机关公职人员和粮食分配委员会委员、火烧粮仓、盗窃粮食的事件屡见不鲜⑥。早在1927年，大多数农民已将工农联盟的口号看成“虚伪的、欺骗性的宣传”。此前，农民主要对职员表示不满，如他们说“职员不穿带补丁的裤子”、“应取消所有职员的薪水”等等。后来，不少农民开始对工人也表示不满，说“他们得到的很多”、“他们吃的是面包和肉，但每天只干8小时活儿”等等①。农民认为，工人的劳动强度较小，受教育机会较多，农民与工人平起平坐的希望只是泡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已蜕化为特权阶层，农民则是二等公民②。农民写给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苏维埃机关及报纸杂志社的信件表明，农民认为政府的农村政策不公正。他们说：“政权是我们的，权力是你们的。”“让国家把我们的土地拿走，我们像雇佣工人那样工作8小时，只要供我们吃穿，不给工资都行。”③农民们的上述看法不难理解。新经济政策时期，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及社会保险、退休保障只惠及城里的工人和职员，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被排除在外。当时，农村地区的医疗机构、儿童机构和其他服务设施极其匮乏。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苏联政府在农村地区经常举办“清洁周”、“洗澡周”等活动。再者，广大农民的经济负担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虽明显减轻，他们多方面利益却缺乏保障，尤其是政治利益没有得到保障。苏联在宣布实行工农联盟的路线之后，没有真正地扩大农村居民的政治权利，如消除苏维埃机关选举中的权利不平等现象等。20世纪20年代末，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时出现的口号——“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在农村再度流行。农村民众对政府强制征收粮食、对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以及对当地共产党员、贫农委员会和民警机关的专横、酗酒和受贿行为甚为不满，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特别是在一些不保护群众利益的地方，农民的对抗情绪十分强烈。中央工业区、商品性农业省份、西伯利亚成为政治不稳定的地区。

摘要: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网络产业继续向低端市场扩张，势必造成利润下降甚至全面亏损；如果不继续扩张，由于资源、能源的约束，传统工业化道路难以为继，整个经济还可能陷入停滞。要摆脱这种境地，深入研究并进行一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可能是一条重要出路。文中探讨了传统经济学理念在当前电信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应通过建立普遍服务机制，形成“服务穷人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把先进的信息生产力直接向大众市场渗透。

关键词：普遍服务；大众市场；利润；价值；网络均富

1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

传统经营者都千方百计把有钱人的腰包当作主要市场目标，因为赚富人的钱更容易。于是就有了专门为少数有钱人建造的总统套房和几百万元的高级轿车。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这种高端市场策略在许多领域越来越遇到麻烦。因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沿着物质生产的直线模式无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市场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全面过剩，经济萧条可能是未来社会长期的表现形式。当高端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获得满足以后，社会生产力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网络产业领域，从高端市场向大众市场的转变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网络经济法则，网络的使用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根据信息流通规则，如果一个信息网络只有少数有钱人使用，谈何信息流量？有差异才产生信息流通的势能。在电信发展史上，已经有过不少采用高端市场战略而失败的教训。像可视电话、“铱星”系统和新加坡的CDMA等等，仅靠少量高端用户难以支撑一个必须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网络，其结果是要么公司破产，要么把新建的网络全部拆除！

2资源稀缺和欲望无限

一、提升煤炭企业管理水平的具体措施

（一）培养综合能力较强的人才型管理队伍。一个企业的正常运行，都需要很多各部门的员工共同配合，在每个层次上的管理人员只有大力支持企业的工作，才能有助于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只有企业真正实现管理水平理论上的创新，做到可持续发展，才能让企业的中坚力量更好的发挥出来，管理者的业务水平直接影响了煤炭企业长期发展，因此有必要培养出一支具有较高管理水平的队伍。首先，管理者自身要明确其职责，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责任感，增强个人学习外部知识的兴趣端正学习态度，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管理者也可以学习借鉴其他企业成功的管理经验，将先进的管理模式、管理手段等引进本企业，从而全面提升学习能力，掌握更加有效的管理技巧。其次，应该意识到对于企业内部人才的培养，不是短时间内取得的成果，而是经过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的奋斗，才逐渐培养出优秀的管理人才。（二）坚持精细化管理。煤炭企业是一种工作内容较为复杂的企业，其中包含了许多繁杂的工序、工作方法等，在煤炭企业运营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例如：采矿环境恶劣，工作人员整体素质偏低，工作时员工的生命安全等，精细化管理符合了当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现代企业制度中重点强调的内容，它的主要含义在于能够将企业内部人员科学的进行分配，当发生事故时可以很清楚的区分责任，避免有关人员之间相互推诿。目前煤炭企业都是以精细化管理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脚点，这也是使得企业经济快速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三）推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战略。人员是煤炭企业管理的主要对象，一个企业如果可以充分利用好人力资源的优势，则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企业经济的发展，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由此可以看出，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是促使煤炭企业平稳、高效发展的必然途径。企业应真正意识到人才是决定企业发展高度的最重要的因素，企业还应重视人力资源部门在企业发展中所占据的位置，企业应高度重视，完善相关职工的档案资料，站在员工的角度考虑问题，最大限度的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四）加强企业内部的文化建设管理。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企业的运营中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企业的发展，企业文化建设是管理内容上较高层次的内容，企业文化建设可以促使企业经济健康发展、保持党的先进性，结合中外一些鲜明的案例，可以看到，每位成功的案例背后都是具有一定企业文化修养的知名企业，这就说明文化建设的力量足以影响企业未来发展的结果，因此需要根据本企业存在的自身状况，打造出具有煤炭发展特色，适合企业发展的一种文化。企业文化都是具有一定本质的，要避免出现简单化等错误做法，要正确理解其深层次的意图。另外，企业还以应注意到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提升企业多方面效果的因素，必须进行不断的创新，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五）搞好煤炭企业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建设。我国煤炭行业当前正处于新旧经济体制交替的时期，实现煤炭企业经济的信息化发展，也是进一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前提。信息化可以将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及时了解市场上的行情，促使煤炭企业平稳发展。信息化是指人们对存在的信息或者物品的共享和交流，从而对得到的信息进行充分的利用，最终为企业服务的内容。若想要搞好煤炭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企业领导还应高度重视此问题的发生，聘用计算机知识较为丰富且擅于统计的复合型人才，定期对员工进行信息上的培训，为煤炭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发展提供人事上的基础。

二、结束语

在当今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条件下，传统的企业管理方法和手段显然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社会，煤炭企业也不例外，企业想要在激烈的是场竞争中，保持原有的竞争优势，必须加快转变企业管理的方式，从人才、精细化管理、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文化建设、信息化水平等五个方面，分别介绍了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几点具体措施，为煤炭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作者:田莉单位:鹤壁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农机安全监管范围及形式的变化

农机监理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针对拖拉机的安全监督管理。进入90年代，农用运输车风靡农村，1994年河北省人大出台《河北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将农用运输车的管理明确授权给农机监理机构，农机监理人员着装上路执法。90年代后期，全国许多地方掀起了“联合收割机热”，联合收割机“南征北战”易地收获声势浩大，跨区作业范围扩大到20个省、市、自治区，盛况空前。因此农机安全监管的范围及数量在9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峰，河北还出现过深州、辛集这样的年度检车超万台县。2004年5月1日出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赋予农机部门上道路行驶拖拉机及驾驶员的登记、核发牌证、考试考核、定期检验、审验等项职责，但是拖拉机上道路后归交警部门管理，农机监理没有了路检路查权，而且农用三四轮的牌证管理也由交警部门负责。根据2004年7月1日出台的《行政许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赋予农机部门的牌证管理职责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具备行政许可的一般特征。需要指出的是，行政许可是依申请的行为，行政许可本身并无强制性，需要农机手申请方可办理牌证，无申请即无许可。因此，除了上道路行驶的拖拉机由于交警路查而申请办理牌证，其他不上路的拖拉机机手申请办理牌证的少之又少……农机安全监管范围自2004年开始处于下降态势。《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于2009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明确农机监理执法空间为田间、场院等场所。开展田间检查看似是加强监管的主要手段，然而农机田间作业多集中在“三夏”“三秋”这两个时间段，此时如果遇到无牌无证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正在田间忙于收获时，要阻止其作业十分困难，容易引发与机手的冲突，大多只能进行安全宣传教育，提醒他们注意安全。虽约定以后登记上牌，但大多不能兑现。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是：“三夏”“三秋”进行田间检查会影响农民收获时间及作业收入，这与抢收的农时相违背，从社会层面看，是影响民生的行为。因此，《农业机械监督管理条例》的出台也并未赋予农机监理机构更有力的执法手段，那么农机监理加强监管的路在何方？

二、适应农机社会化服务形势，与时俱进做好农机监理工作

首先要明确监管重点。随着国家报废制度的颁布实施，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购置的拖拉机几乎成了废铜烂铁，已经可以不再纳入农机监理的执法范围，只在宣教范围之内。自2004年至今，农机补贴政策已经实施10年，而且补贴力度是逐年加大的，这些补贴农机既是目前农业耕种收的主要力量，也是农机监督管理的重点。适应农机社会化服务形势，科学实施农机安全监管。2013年10月12日，农业部《关于大力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农机合作社承包土地、使合作社成为既提供农机作业服务又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双主体”。2013年之前，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及农机大户都有所发展，在农业生产中扮演着不同的重要角色，而家庭农场的概念是在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出现的，它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2013年3月28日上午，国务院总理到江苏常熟家庭农场考察，走进麦地，站在田埂上向农民了解家庭农场情况，可见总理对家庭农场的发展甚为关心！2013年，我国积极推进土地流转，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由过去的自发流转向规范流转推进，由个体经营向规模推进，土地流转改革试点有望在2014年多处铺开，土地流转的推进必将迎来农业的机械化耕种时代，也是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历史性机会，截至2013年底，衡水市家庭农场工商注册的达到895家，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根据我国上海、浙江，包括东北的家庭农场试点实验看，只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它才有相应的经济收入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家庭农场大中小规模的确定要和其生产经营的能力以及它的条件、环境，包括农业机械化水平、耕作的管理水平、个人经营能力等联系起来，而规模适宜科学管理的家庭农场不仅适应不同的地域及生产需要，而且对农业机械化及现代化发展的推动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中国农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毋勿庸置疑的，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的多元化发展必然是大势所趋。我国南方的一些省份，小拖拉机基本淘汰，一乡或一村为单位，实现了大农机的管理模式。上海以乡为单位，江苏南京、浙江嘉兴是以村为单位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老百姓不再购置农机具，合作社的大型拖拉机及联合收割机完全由地方财政出资购买，并由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机手统一负责农业机械化一条龙的耕种收，各家各户向合作社交纳一定的耕种收费用，既避免重复购机，实现了资源共享，又使合作社之外的农民被彻底解放出来去从事其他的工作增加收入，而所有作业用农业机械集中在合作社便于培训与管理，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农机事故隐患，确保了农机安全监管到位，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因此，从补贴到宣传、从安全培训到实施监督管理都是集中运作，方便快捷高效。像河北这样的北方省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所限，未达到南方财政支持实现一乡一村一社的普及化程度。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可以把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为切入点，逐渐探索农机监管的新模式。农机专业合作社是农机社会化服务的中坚力量，对加快农机服务社会化、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农机专业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在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衡水为例，2012年底，衡水市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到253家，而2013年底，全市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到416家，无论数量还是发展速度都位居河北省前列，而衡水市80%以上享受补贴的大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就落户在这400多个农机专业合作社。每一个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或带头人都是高素质的人才，有头脑，有文化，宣传到位的话，是容易接受法规管理的，加之合作社收入较高，所以办理牌证的几百元费用是不成问题的。因此，农机专业合作社是我们安全监管的重点，农机安全监管应着重于农机专业合作社，利用秋后冬初结合机具封存保养、“三夏三秋”前期结合农时作业等，分期分批进行安全生产技术培训，借助培训掌握该合作社农机具配备及技术状态，并统一登记注档，实现信息化管理。在抓住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同时，利用农机补贴、项目管理、深松作业等将更多的农机纳入监管，实施有效的农机执法，农机监管的路会越走越宽。衡水市的枣强和故城县不仅对补贴农机实现了100%的牌证管理，对参加深松作业的农机也一台不漏地办理牌证，从源头上杜绝了安全生产漏洞。推而广之，农业专业合作社也好，家庭农场也好，一是有国家政策扶持，二是经济收入较高，三是作业用农机尤其是大中型农业机械多为补贴农机具，所以只要农机监理部门采用便民高效的方式，都是容易管理起来的。

三、强化农机安全监管,期待农机手安全培训立项

在世界经济多元化的今天，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越来越重视现代农业发展。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是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是先进的生产工具，是推广应用先进农业科技的重要载体，是建设现代农业的物质基础，而提高农机手的综合素质、技术水平和安全操作水平已成为建设农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大前提下，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快速进行，大量的土地将集中耕作，而进行集中耕作的主体就是农机手，是那些懂驾驶、会操作农业机械、具备相应农机安全生产知识的农民机手，因此，对农艺农机技术及安全操作集于一身的农民机手的培训尤为紧迫。而现实情况是，财政对农机手的安全生产培训没有立项，因此资金保障困难。近年来，国家对农业农机新技术推广、培训等方面投入资金较多，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但是对农机手的安全生产培训资金投入却是微乎其微。在“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原则指导下，要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必须注重农民作业安全。随着国家补贴农机的范围加大，有不少新型农机具投放使用，所以，应当设立针对农民机手的农机安全培训项目，并提供专项资金支持。通过对农民机手的安全培训立项，使更多的农民机手提高驾驶操作的理论水平、实践技能和安全意识，减少违法驾驶操作行为，避免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既是对农机安全监管的强化，也是建设平安农村的重要组成。

一、新经济时代对现代企业文化的要求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发展体现出信息化、知识化、人本化、全球化、持续化等特征，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主题。在这样一种以信息技术与电子商务为显著特征的新型经济模式下，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管理思想还是在具体的企业行为，都需要不断去适应现代经济模式的变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型企业文化应该具备以下特征：

1.高效与柔性现代经济社会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变化快，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新产品层出不穷、消费者需求不断变化、客户对服务的高效性越来越重视。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企业的适应变化能力的速度与柔性就成为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手机航母诺基亚的败落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没能够适应手机市场的快速变化。由此可见企业只有能够及时地随势而变，不断快速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才能在严酷的竞争中追求生存发展，进而谋取安身立命之地。高效的企业文化以生产的高效优质、员工的快速创新能力为标志。这些反过来又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新产品的开发，从而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从理论上讲，几乎所有的企业领导者都努力地去发展自身的企业文化，以追求上述那些有益的结果。但是，企业文化并不是孤立的，承担着确保企业战略和财务目标取得成功的任务是企业的员工，企业文化只有和员工相融合，才具有其旺盛的生命力。

2.创新与学习乔布斯有句经典名言：领袖和跟风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创新。近年来苹果公司如火如荼的快速发展完全可以归功于其卓越的创新能力。过去的10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相当于戴尔的1.5倍。企业要发展，必须能够根据客户和市场的需求，在产品、技术和服务上进行不断创新。有效的创新型企业文化应该是能够从战略决策、产品与技术、营销方案、商业模式到服务体系等环节的整体全局与每一个细节中都能“全面开花”；而且从上至企业掌舵人、下到一线普通员工的每一层都具备创新思维、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不能“一枝独秀”。这就要求企业组织建立起一种能够激发、培育和提升成员技术创新能力的文化环境和学习体系，首先要塑造一种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企业文化，提高职工的文化素养，重视职工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价值；其次要构建一套学习、吸收、转化知识的培训与学习体系，为员工提供有效的学习途径；再次，要制定一套针对知识学习创新与应用的、完善的激励、评估体系，激发员工的学习兴趣，只有通过培养整个企业组织的学习能力、速度和意愿，不断调整整个企业人才的知识结构，不断提高企业所有成员的创新能力，才能使企业很好地应对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爆炸式增长的知识挑战。

3.多元与包容新经济时代还有一个相当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开放与多元，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而来的是企业跨国经营的趋势以及不同国家与民族文化之间的摩擦、碰撞与融合。作为社会文化子系统的企业文化也必然面临着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势。首先，企业员工的民族文化背景越来越复杂多样；其次，企业员工所具备的文化水平与专业素质也参差不齐；再次，现代人越来越追求民主、自由与个性化发展，作为个体的员工个人在价值观上也存在很大个体差异。这就使得现代企业文化中的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冲突性并存。这就需要一种能够兼容并蓄的多元的企业文化，使企业可以对多种文化元素进行有效的融合与统一，避免不同文化差异带来的碰撞与摩擦，使企业保持和谐、有序、稳定、持续的发展。

4.注重社会责任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文化与环境的主要责任体。这就要求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1997年10月，社会责任国际组织联合部分跨国公司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发起并制定了全球第一个有关道德规范国际标准的社会责任SA8000标准，从而揭开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序幕。2000年，联合国正式启动“全球契约”，进一步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理念越来越受到重视，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时，要加强社会责任意识，提高整个企业自上而下全体成员的社会责任感，尤其是要保证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在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与促进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正确认识，在企业核心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培育上狠下功夫，使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成为本企业的企业文化实质内容的一部分。

一、我国新经济人才供求失衡的产生原因

就具体人力供给而言，尽管我国人口数量庞大，但实质上由于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因此整个劳动力队伍素质较低，而整个人才队伍构成中，主要以劳动型人才为主，缺乏对新事物的掌握和应用能力。而新经济时代所要求的人才，则存在较少，完全不能适应和满足整个社会需求。而随着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整个新经济人才供求之间实质上形成了一个极大缺口，这种不良局面直接导致整新经济人才供求失衡，而这种不良局面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将会直接制约我国新经济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新经济人才供求的特点

2．1新经济人才培养难度大、周期长

新经济指的是以知识产品创新为基础生产活动的经济形态，而在这一经济形态下，整个创新知识产品需要一定的科技含量和创造才能，而在这一要求下，对人才的要求就更加突出，事实上这一类人才的培养难度极大，由于需要一定科技能力和研发水平，因此对人才的整个知识构成要求极高。而同时，对实践能力也提出了一定要求。

2．2新经济人才需求量大

1政府型质量检验机构

一旦市场上有重大的产品质量问题（例如：苏丹红事件、2008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三聚氰胺事件）[1]、塑化剂事件和最新的上海福喜事件[2]等）或有国家重大活动（奥运会、世博会等）承担起检验任务的往往是政府型质检机构，这点是外资检验机构和民营检验机构所无法比拟的。

2政府型质量检验机构的内部管理体系分析

2.1政府型质量检验机构的内部管理体系的概念

合理的质量检验机构的内部管理体系应该是能够保证经营管理活动的效益性，并兼备自行检查、制约和调整内部业务活动的自律系统。

2.2政府型质量检验机构的内部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1新经济时代对人才的要求

1.1合作型人才就目前而言，很多项目的完成都是需要合作的。所以，在很多的时候需要利用集体和其他人的力量才能够将自己的能力更好的发挥出来，从而获得成功。在新经济环境中，做好创造、科研以及发明，仅仅依靠自己的能力是很难实现的，必须通过合作，在企业发展中也是如此，这便导致了企业对合作型人才的需求更加的迫切。

1.2个性化人才个性化人才本身便是创新的重要表现形式，创新计划在制定的时候，必然能够将个性化思想体现出来。在工业社会时期，生产是大规模以及标准化的生产，而在新经济时代，生产本身便不是标准化的，甚至可能会出现单件生产。面对这样的环境，那个企业设计的产品能够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其便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的地位。所以，人才发展一定要和社会需求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人才个性化的一个重要前提。

1.3复合型人才这种人才指的是，将多种专业能力结合在一起的人才，包含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复合也包含了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符合。在新经济时代，进行经济创造的时候，很多时候，都需要跨领域，所以，创造仅仅依靠一种技能或者知识是不现实的，必须将多种技能和知识结合在一起。随着社会的发展，创造的时候也更加的复杂，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加。

2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手段

2.1进行创新文化的营造在新经济时代，时尚和创新是重要的主题，企业想要更好的发展便必须将创新理念运用进去，进行企业创新文化的营造。企业在进行人才管理的时候，必须将创新放在首要的位置，只有将提高对创新型人才的吸引力并将人才留住才能够帮助企业更好的发展。现在的人才本身的思想便比较开放，头脑也非常的灵活，这些人才本身比较自信，并且流动性也比较的强，企业想要吸引更加出色的人才，便必须重视企业文化的营造，在进行企业文化营造的时候，应该保证企业文化的创新氛围以及环境的开放性，这样能够帮助员工更好的将其创造性发挥出来，员工的竞争力也会有明显的增加，而那些出色的人才也会更加愿意进入这样的企业。此外，企业还应该进行共同目标的设立，这样能够将人们的奋斗精神更好的激发出来，企业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

摘要：基于新经济形式视角，促进了企业内部控制实施，是企业发展重要影响因素。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可以提高企业风险防范能力和水平，确保财务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维护好企业资产，可有效发挥出内部控制积极作用，促进企业稳定发展。本文主要以新经济形式下企业内部控制中的问题为论点，重点阐述几点重要的优化措施，旨在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一些理论性依据。

关键词：新经济形式；企业；内部控制;问题；具体措施

目前，在新经济形式下，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是企业各项管理活动中的重中之重，发挥着不可比拟的作用和优势，深受企业高度重视与关注。市场竞争局势越来越激烈，企业要想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要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严格规范企业的管理行为，促进企业各项管理活动顺利实施，进而为企业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

一、新经济形式下企业内部控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缺少更加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在构建内部控制机制过程中，由于一些限制性因素的出现，比如内部控制环境、内部控制制度以及监督等方面，其运营活动没有纳入到内部控制管理范围中，影响着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构建，其动态性严重缺失，很难顺应新经济形式的发展趋势，其执行效果可想而知。（二）风险评估失力。在电子商务不断发展过程中，部分企业在开展新兴产业业务中带有严重的盲目性与随意性，影响着企业内部控制管理作用发挥。而且在企业内部控制管理中，缺少构建有效的风险控制体系，同时，在风险评估和预警管理工作中存在着较多薄弱点和空白点，很难实现实施监督与控制潜在风险。（三）内控执行失效。在企业内部控制管理过程中，内控执行情况备受关注。然而在企业内部控制的执行层面上，权力过于集中现象比较明显，出现了一岗多职，与内部控制要求的不相容岗位分离制度的管理需求不相符合。比如：某一企业的采购部门主要负责采购资金的使用，在具体的采购过程中，利用不法手段来套取企业资金，由此可以看出内部控制制度管理的严重失效。

二、新经济形式下企业内部控制的优化措施

一、《新经济》的创办和基本情况

《新经济》所关注和讨论的“经济”问题，不但包括工业、农业、交通、金融，其他与建国有关的经济原则和方法，都得到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经济建设固是重要，其它有关大计的内政外交文化等事的检讨，亦一律欢迎。实行各种方针的方法，都需要详细的商讨，许多新意见新材料都应该评介质证。因此我们凭借此半月刊的地位，作为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媒介，甚盼热心建国的朋友，忠言建论，随时见赐，共策进行”［1］。《新经济》初创时，“论文”主要登载投稿人的文章，“书评”介绍和评介国内经济、政治、文化著作，“现代经济档”是登载战时的经济法规及各机关的重要经济报告，“编辑后记”是编者对刊发论文的简单介绍和评价。从第1卷第6期开始，《新经济》内容稍作了调整，因战时的经济法规公布很多，不能完全登载，如选择其中一二进行登载又难免造成挂一漏万，故取消了“现代经济档”，集中发表投稿者的文章和书评。《新经济》自创刊以来，得到各界人士的多方关注，从“编辑后记”中可知，由于投稿者众多，刊物编者多次因排版时间问题向投稿者致歉。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大后方知识分子并未放弃对国家前途和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的关注和思考。投稿作用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此外，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也参与到国家各项事务的讨论中，其中比较积极的经济机关有经济部、交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资源委员会、四联总处、中央信托局、中国银行总行、农本局、农业管理局、农林部垦务局等。此外，在最高法院任职的汤鹤逸，国防最高委员会任职的沈宗濂，广西教育厅长邱昌渭，卫生署的王尔乐、刘行骥，外交部的袁道丰、杨云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吴紱征，都先后在《新经济》上发表文章［2－4］。《新经济》编者在《新经济的使命》中说:“我们此刻不但须从政权和军权统一之中去追求国力，我们更须进一步的谋经济的统一。以往经济的割据也是国力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举凡一切货币的、税收的、交通的、资源的把持，我们应火速的调整”［1］。正是基于这一使命，《新经济》聚集了大后方一大批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为战时及战后国家的经济建设、内政外交事宜建言献策。

二、《新经济》与“经济战”、“经济建国”

《新经济》半月刊是关注国家经济建设、讨论经济事务的刊物，讨论的经济问题上至国家经济大政方针，下到百姓柴米油盐，面面俱到。学者们通过对战时国家经济现状和面临问题的剖析，指出抗日战争亦是“经济战”，提出“经济建国”的思想。高叔康［5］多次投稿《新经济》，表达“经济是诱发战争最重要的原因，经济是形成战斗力的重要基础，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最有力的因素”的观点，他通过分析古今内外战争爆发的原因，指出“经济既为诱导战争最重大的原因，经济也是形成战斗力的重要基础”，具体到中日战争，他分析道，我们的经济发达程度不及敌人，敌人是工业国家，我们还是农业国家，因之，我们军队的装备也不如敌人;然而现在敌人的军队，已经被我们打的精疲力竭了，丧失再战的勇气，不过敌人现在要‘开发华北’，‘振兴中华’，劫略华南，以消化它的战果，我们要彻底打击敌人，使其对华侵略战争根本的失败，今后唯一要加强对敌经济作战，凡是中华民国的人民都有这种责任;须使人人都能尽对敌经济作战的责任”。他强调“加强对敌经济作战，这是决定中日战争最大的关键”。其后李树青、庐郁文、徐日坤也纷纷就“经济战”一题发表看法。李树青［6］在《经济封锁与经济作战》一文中分析了都市与内地经济现状，提出了经济作战的对策，认为“我们亟应认清各战区与后方物资的供需实况，然后切实的订下经济封锁与经济作战的策略。……我们的目的，只在设法使敌人的经济力量逐渐减损，我们的日益增强。一切合乎这个原则的事情，都可以做，努力地做”。庐郁文［7］、徐日琨［8］分别就游击区的经济战、浙西的敌我特产经济战等进行了探讨，表达了对国内特定区域经济作战的思考。学者们对战时国内经济的讨论引起多方关注，“经济建国”的思想得到认同，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对“经济建国”思想的重要性、经济建设的原则和要旨的理解。毕敏［9］在《经济建设要旨》一文中认为，“经济建设为建国的基本工作，经济建设需向新的方向发展、经济建设宜注重国防”;宋则行［10］对经济建设的远景和近路做了分析，认为“今后经济建设的理想是计划经济制度的树立，它是一副远景。而目前可能的路，是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尽全力去推进国营事业，以期逐渐造成其在全经济领域内的支配作用，这是接近远景的阶梯”，并提出了经济建设远景和近路需要注意的问题，即“在这过程中，我们最须注意的是:怎样使全国生产资源在国营事业与民营事业间有一个合理的分配，和怎样使外来的经济实力不致成为国营事业扩展的扰乱因素，而反为扩展的重大助力”，给战时和未来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建议。另有不少学者从经济与各方的关系、经济政策和方针措施以及与经济相关的工业政策、外资政策、水电政策等发表见解。吴景超［11］分别就经济建设与中国资源、人才训练的关系作，列举了44种与国家经济关系密切的资源，并将它们区分为“不能自足资源”与“可以自足资源”做了说明，认为我国将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资源方面并不存在问题。吴景超［12］还分析了我国农业和工业所需人才的比例和各类职业所需求的人才类型，提醒政府加强对各行业人才的训练。再如，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会1944年12月29日通过了《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提出了中国实业开发的原则性问题，对此，学者们就经建原则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并就第一期经建原则的工业政策、外资政策、经济体制、水电政策等，提出了全面的意见。［13－17］《新经济》针对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还设立专栏或专号进行研究和探讨，如学者们关注的“利用外资问题”、“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经济地理问题”、“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工业建设问题”、“战后建都问题”、“经济统制问题”、“战后经济制度问题”、“土壤、机构及市区问题”、“区域经济问题”、“森林问题”、“工业化问题”、“粮食问题”、“交通问题”等设有专栏，出版了“农业特辑”、“货币金融特辑”、“金融专号”、“经济建设原则专号”、“物价专号”。在各类针对经济建设问题的文章中，学者们或深入剖析出现某类问题的原因所在，或开门见山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有的文章是调查报告，有的是详细的数据统计推论，有的是对现行经济制度、经济机构的评论。内容涵盖经济领域各个方面，希望政府当局能重视战时社会的经济问题，并采取措施扶持其发展，以经济为后盾支持战争的胜利，并为战后的国家经济建设奠基。“经济建国”的意识可以说是《新经济》中得到反复强调的观念，也是大后方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专业学识贡献于民族自救战争的重要体现。

三、《新经济》与战时经济政策建言

《新经济》半月刊是大后方知识分子对战时国家经济领域建言献策的言论阵地，他们关心的问题既有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方针、经济政策，也有中观层面的工业、农业、商业等各经济领域的具体建设措施，更有大量微观经济活动、经济现象的调查和统计，还有与经济相关的交通建设、人才训练、劳工素质等的观察分析。战时的政府财政、税收、货币和金融政策，是不少学者关注的重点，李卓敏［18］认为战时国家预算对战后经济的影响极大，不在战时平衡国家预算，则“不仅作战期中我们的经济问题将愈趋严重，战后经济建设也将更加不容易”，并提出通过增加税收平衡预算的方法，玄伯［19］专门针对平衡收支的方法进行诠释。张纯明［20］在《三十年度预算的展望》一文中，对战时国内的开支做了分析，并提出三十年度预算的意见，特别提出“我们希望政府能切实的节约。在提倡简约建国的时候，政府要先为国民梳理一个节约的好榜样”，主张政府通过裁撤不需要的机关等措施来力行节约。对战时国家税收政策、保护关税措施，崔敬伯［21］认为政府应采取强制手段征收直接税，抑制战时个别企业和个人的奢靡，他说:“吾人常见长袖善舞一掷万金之辈，其消费能力，至足惊人。违背抗战之国策，助长物价之暴涨，流弊何堪设想。于此再不以课税之方式，节制其消费，并转移一部分购买力于国家，则前方无量之牺牲，适足造成后方分配至不平，当非社会正义之所许。”高平叔［22］亦就开源与增税的关系做出说明，李锐［23］对“统一征课行政”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关系，朱伯康［24］和宋则行［25］撰文认为，中国经济太落后于人，为了保障民族的独立生存及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工业化及现代化，实为刻不容缓的工作，政府应在特殊时期采取保护国内经济的措施。日本的侵略，破坏了中国的经济生态，战时的中国市场是一种萎靡、消极的氛围，各种经济问题伴随着战争的进行愈发突出。战争带来的高物价，是最为明显的后果，因而对战时物价高涨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成为《新经济》讨论的热点。赵晚屏［26，27］描述了战时物价高涨的情形，田地、农作物种植、农民收入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并从战争造成人们的危机心理，加剧物价上涨的角度，阐述了“我们与其说物价是物资和货币的关系之表示，不如说物价是持有物资和货币的两个人的心理交互作用而决定的一种统一的条件，心理的变异显然比物资和货币的变异程度更大”。就当时一般认识而言，这是一种颇为新颖的思考。随之而来的是针对战时物价问题的讨论，孙拯［28］在《建设与物价》一文中说:“物价问题影响国民的生计，抗战的效能，力谋解决，势所当然”。杨蔚和伍启元也对物价问题进行探讨，杨蔚［29］在《吾国最近之物价问题》一文中首先总结了“学者对于最近物价问题的见解与批评”，继而探究了物价问题的表现，最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政府管制价格是当前最好的办法。伍启元［30］分析了当前物价问题的性质，认为“当前物价问题包括物价加速率猛涨、价格失衡、生产失衡、分配不平均、战费负担违反正义和社会解组等严重问题”，只有解决了以上问题，物价问题才能得以解决。这些观点，不仅仅看到了物价高涨的问题，还看到了其背后的根源。对如何稳定当前物价，大多数学者认为平衡和稳定物价的主要手段是实行“物价管制”。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对于高物价水平带来的货币问题，学者们也非常关注，提出了一系列的见解。庄智焕［31］认为，“我国现在要稳定物价，避免危机，则统一全国人民对币值之观念，实为首要工作”，“苟使人民对关金券确切信仰，则人民对币值之观念即可统一，而促成物价高涨之心理因素亦可消除。同时，政府对法币之发行，应竭力避免增加，再提高银行利率，使人民乐于储蓄，而不重囤货居奇或囤货备用，则促成物价高涨之经济因素，亦可减少”。另有学者对“如何稳定法币信用”、“法币回笼的条件”等相关的应对货币问题的方法展开讨论［32］。战时国内的高物价水平导致外汇涨价等汇率问题，采取何种内外汇政策，很多学者做了调查研究，彭学沛［33］对于当时社会上因法币汇价大跌导致的误解，做了澄清，他认为:“第一，虽然中国尚处于战时状态、法币大跌，但是并不代表法币在战后会跌到不值钱的地步;第二，我国外汇平定基金虽日渐减少，但是并不一定说明法币价格会跌的没有底止;第三，我国币值跌落，日本能维持的久，并非意味着中日战争日胜中败”。这种分析澄清了对外汇涨价的误解，稳定了部分人因币值大跌导致的恐慌心理。宋则行［34］在《战后吾国对外汇率厘定标准的商榷》一文中，站在还处在抗战相持阶段的1943年，就有预见性地提出了引导人们思考战后我国外汇政策的问题。战时国内的金融事业受到打击，学者们通过主张“金融动员”，对金融政策、金融机构的管理等发表见解，不少人引用美国、德国、英国等国的金融理论，以为国人参考［35］;在金融机构的管理上，杨荫溥［36］认为应加强对银行的管理，李卓敏［18］认为加强信用管理尤其重要。在政府的经济措施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处于非正常状态，日本的军事、经济侵略已经使得市场失去了自动调节的功能，政府需对战时经济采取“管制(统制)措施”，从而使得“经济统制”的讨论有了更丰富的表现和更直接的现实支持，有的学者从战时的现状谈政府管制的必要性，认为“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经济上的首要问题是怎样以最小的耗费，聚集最大量的经济利源，以供应作战时的必须消耗”［37］，有的学者分别就物资管制、外销物资统制、粮价统制等分别说明［38］。战时的交通运输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重点，《新经济》专门对此出了一期交通专号。张嘉璈［39］在《抗战以来之交通设施》一文中，从铁路、公路、航政、电政、邮政各方面讨论了交通与战时军事的关系。薛光前［40］就交通行政管理问题，在《论交通行政管理》一文中痛陈“运输机关之事权过于分散，力量无法集中，效能无法增进，补救之道，应将全国公路运输机关，部分军用民用，一律由军事机关统一管理，以应战时需要”。另有不少学者从战时我国的驿运事业状况，如何增进公路、铁路、水路的运输效率等方面发表看法，给当时的交通运输业提供大量的参考。对于战时国家工业建设和区域工业现状，经济学家方显廷［41］在《抗战期间中国工业之没落及其复兴途径》一文中，分析了战争导致工业区域的沦陷，复兴工业应从发展国防工业、统制工业建设、兼重大小工业、发展内地工业、利用民族资本、联系农工生产、统一工业行政等方面进行。方显廷［42］还指出，战时加强西南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对于抗战十分必要，“自军兴以来，我国最高当局，采取以空间战胜时间之抗战政策，西南各省，遂一跃而为全国军事政治经济及交通之重心，开发西南各运动，遂为朝野上下所瞩目。”彭信威［43］也发表了西南经济建设的意见。抗战期内，东部和沿海省区经济受到重创，相比之下，四川、云南等省区列强势力并未完全入侵，不少学者充分考虑和西南各省物产丰富、地势优越等优势，建议大力发展西南各省的经济，以作为全面抗战的经济支柱。高叔康对四川经济现状和未来的思考，郭恒对云南省经济问题的研究，正是对重点发展西南省区经济重要性的阐释。不少学者就当时工业的现状和存在的弊端，如工业材料供应管理问题、技工的管理问题、民营工业组织动向、工厂联合会的运作等，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44］。虽战时工业受到了极度的损害，但是学者们坚信抗战必胜，对战后国家“工业化”、工业建设区位等问题提前作了建言献策。壳士［45］就战后工业政策建议，“经济建设为战后唯一重要的任务。经济事业中头绪甚繁，又以工业建设为其中最有关系的工作”，并制定战后工业建设纲领。有关战后工业区位问题的讨论，陈振汉［46］指出，战时轻工业和重工业区位分布中有不合理之处，区位不当会造运费剧增、管理成本高等弊端，战后工业区位分布不得不考虑区位问题。任美锷［47］分别就“实业计划中的工业区位思想、战后中国工业的区位以及钢铁工业的位置问题”发表意见。关于战时国家重工业的建设，钱昌照［48，49］认为在利用外资、矿产勘探、工业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的惨痛教训，需要当局去反思;还针对我国重工业的现状，思考未来的发展，提出重工业建设需要考虑“人”和“物(资源)”的条件，负责重工业建设的资源委员会应充分发挥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使命，协助国家走向独立富强，重工业建设还不能缺少“公、诚、拼”的“精神”要素，如此，才可以振兴重工业。在重工业建设中，矿产资源的利用尤为重要，李树青［50］倡导“保存我们的天然富源”;学者们针对国内的矿产资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如对西南煤田、宁属资源、甘青矿产、陕甘矿产的调研［51］。吴景超［52］、徐梗生［53］、青水［54］对国内重要煤、铁、金、铜矿山，如龙烟铁矿、湖北象鼻山铁矿、本溪湖煤矿、凤凰山铁矿的调研，为更加清晰的了解战时的矿产资源状况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提醒政府对矿产资源的保护、重视和利用。轻工业建设同样关系着国计民生，后方学者们发表大量针对战时制革工业、棉纺织业、制盐业、制茶业、蔗糖业、紫胶业、植桐业和制酒业的文章，倡导加强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建设［55－58］。在农业经济领域，学者们对战时国家农业政策和农业经济相关理论、制度进行解析，吴景超［59］和董时进［60］对农业政策的讨论，都主张农业不仅仅要满足自己自足，还需要扩大生产、农产品输出，农业管理需要加强农业合作事业。农业管理和农业机构的运作，关系着农业建设的重要方面，学者们主张健全农业管理机构、管制制度，完善农田土地金融机构的设立，提高农本局、农业合作社等组织的作用［61］。有的学者主张对全国土地利用进行调查，指出“土地是农业的基础，一国农业进步与否，必须视其土地利用是否合理化而为断。土地利用是世界经济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中国尤为立国的基础问题”，并针对“中国土地利用的详细情形，我们至今还没有确切的智识”，主张绘制“土地利用图”，以明了全国土地利用情形的基本工作［62］。有学者对我国西部土地耕作情形进行关注，对红土区、黄土区、棕钙土区、黑钙土区、紫色土区的土质进行详细分析，给各土区的农业产生提供借鉴［63］。另有学者从“土壤保存”问题进行阐述，主张保护土壤［64］。土地是最重要的农业资源，学者们对土地资源的研究、倡导利用和保护，为了解战时土地状况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提醒了政府对土地的保护和利用。对于战时我国森林资源的状况，有学者对日寇掠夺我国森林资源进行清算，对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台湾省、朝鲜、库页岛及我国内地森林的面积、树种资源进行统计，并希望收复失地之后各区应设置经营管理机构，合理整理利用［65］;学者们对土地、农产、森林资源的统计，给政府提供了大量借鉴参考，同时，也为后来学者对战时资源的研究提供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