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FDI及其集群对中国经济影响

——宏观、中观与网络视角的分析

内容提要：为了全面准确认识FDI的经济影响及其传导路径，本文首先分析FDI对东道国的宏观经济影响和对产业组织、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进而从其分布实际出发分析FDI集群及其作用传导机制。最后从网络视角扩展了对企业性质和企业间联系的分析，强调FDI企业的本地连接才是认识其作用发挥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FDI本地产业集群经济影响本地联系

Abstract:WithabriefreviewofhowFDItheoreticallyaffectsmacroeconomy,industrialorganizationanddivergenceinregionaldevelopmentinhostcountry,thisarticleanalysesFDIclustersastheiractualdistribution.Thenanexpandedtheoreticalexplanationisgiveninnetworkperspective,whichdiscussesthenatureofenterprisesandlinkagebetweenthem.It’semphasizedthattheconditionoflinkagebetweenFDIfirmsandlocalenterprisesispivotal.

KeyWords:FDI；LocalIndustrialClusters；EconomicEffect；Regionallinkage

一、引言：选题缘起、分析思路与论文结构

在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并行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国际投资尤其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直接投资扮演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的历史角色。根据三大都市圈相关省市发改委的上报数据，2005年，三大都市圈实际利用外资总额469.59亿美元，约占全国总量的78%，比上年增长15.61%。其中长三角实际利用外资总额263.33亿美元，珠三角115.83亿美元，京津冀90.43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8.83%、28.40%和22.05%；分别占全国总量的约44%、19%和15%。FDI在沿海地区的集中加大了沿海和内地的投资差距，强化着二元经济结构。这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经济包括环渤海经济圈仍是投资推动的。

对中国这样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在金融体制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性改观的条件下，FDI的资本形成效应和溢出效应等正是面临资本缺口和技术、管理瓶颈的我们所期盼的——早期以市场换技术换管理思路的政策正是这种心态的集中反应，而其资源转移效应对本地企业的消极影响又是着眼于培育本国财富创造能力的发展中大国要尽量加以限制、规避的。那么我们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FDI对东道国经济宏观层面的影响为何？更进一步地，FDI企业对所在区域的产业有何影响尤其是对当地的可持续发展究竟起到什么样的实际作用？其具体传导路径又如何？能否在微观层次的企业理论基础上为这些研究成果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这些正是本文要研究并着力解决的问题。

就拟解决问题的可行性而言，由于FDI必然落实为参与实际经济运行的各类企业，因此可以从把握其相应企业运行模式与经济社会后果入手展开分析。现实中FDI往往出现聚集态势，深入分析其形成机制、动力机制与集群内部连接将有助于理解FDI的实际运作，从而认识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本文从宏观经济影响、FDI集群内部连接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等角度入手，以期对我国充分合理利用外资为科学发展服务有所帮助的思路是有理论依据而且可行的。

论文结构方面，本文首先从宏观层面分析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继而从产业组织、区域发展差异角度加以探讨，进而从其分布实际出发回顾对FDI集群的研究成果。最后在企业性质研究的相关成果基础上扩展了网络分析思路，希望以此支撑中观和宏观的已有研究。

二、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宏观层面的分析回顾

随着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以及全球范围内FDI的急剧扩张，FDI对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经济的影响（包括其总体效应究竟为正为负；其在区域、产业产业层面的作用机制、冲击的传导路径等。目前研究较多的技术、知识外溢也属于其具体作用路径）引起了学术界、政府和商界共同关注。

在实践的推动下，对跨国公司FDI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层出不穷。这些研究大部分基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和新增长理论的经济增长要素分析方法。除了分析FDI的形成机制以外,学者们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FDI与东道国宏观经济的相互影响上,侧重于从实证的角度来定量分析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个发展趋势是,以往的研究更多强调的是FDI的资本属性,从FDI填补东道国资本缺口的角度来思考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FDI是一个内含着资本、技术、制度、管理和项目的“打包型”的“复合产品”,它对东道国的影响是有多重渠道的,需要从宏观、中观乃至微观的角度来探索这些渠道产生并发挥作用的内在逻辑。就宏观层面的分析而言，目前较为公认的看法是：FDI对东道国（包括发展中东道国）的资源供给（如储蓄、外汇、财政收入、人力资本、技术等）有潜在作用，进而影响某些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源开发、技术贸易等）。但是除了对长时期内FDI的真实经济效应存疑，研究者们对FDI在上述各个领域的作用和影响也还都有争议。

总体来看，对FDI对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的总体影响有正效应与负效应两种看法。就其正效应而言，Borensztein等人(1998)认为外国直接投资是发展中东道国取得先进国家技术、管理与营销知识的主要渠道；其次，由于外国直接投资的产出(output)通常运往东道国与母国(homecountry)以外的第三国销售，而其投入(input)部分所使用的资本与中间投入通常由东道国与其他国家提供，因此，外国直接投资可增加地主国的进出口（不可忽视跨国公司的企业内贸易和转移定价问题）且使出口产品多样化；而高出口增长率使出口活动中的技术水平提升，进而提升当地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增加东道国的外汇收入，从而能够进口为提高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所需的产品、服务及技术。最后，Chen等(1995)也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可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管理与营销知识来提升当地企业的竞争力（关注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对比研究的读者可参见上文对经济民主主义理论的介绍），使当地管理者与政府官员更新观念，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从而增加投资者对此市场的信任感。

就其负效应而言，Chen(1996)，Broadman、Salisu(1996)提出，如果东道国的教育程度和基础建设状况等先决条件不足，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只能增加投资者的私人报酬而无法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甚至会有阻碍当地经济发展的可能。另外，Rueber等(1973)指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则生产投入由母国供应而不会在当地购买，所以也不会促进东道国的出口成长。再加上跨国公司因拥有先进的技术、当地政策的优惠、进口优势，专利权利与商标等优势，建立进入壁垒，压制东道国公司并排挤国内投资。过去的实证研究结果亦很不一致。

如果将FDI视为内含着资本、技术、制度、管理和项目的“打包型”的复合品，可以借鉴增长极理论分析FDI企业的资源转移效应（仿极化效应）和外溢效应（仿涓滴效应）等。当然，这一思路的隐含前提是FDI企业与本地企业相比具有种种优势，以至对其存在“位势差”。其中，目前对外溢效应研究成果的大部分文献聚焦于以下三方面：直接外溢效应、竞争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有关FDI外溢效应的理论分析基本得出它能产生正外溢效应的结论，但是大量实证研究却显示出不同结果。实际上，由于技术保密等措施的采用，以市场换技术的想法已被实践证明失败了。另外，关于FDI对国内资本的挤入挤出问题，MihirA.Desai等人的研究认为数据并不支持挤出效应，并认为事实上存在相反的作用。郑昭月也认为外商投资对国内投资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即存在“挤入效应”。而罗长远等通过一个拓展的实证模型认为，在中国金融体系不能有效整合金融资源的情况下，FDI对私人资本成长的影响取决于金融支持的力度。信贷作为金融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对不同的私人资本存在着歧视。个体资本受到的信贷支持最为薄弱，FDI对其存在挤出效应；股（份）联（营）资本受到的信贷支持较强，FDI对其存在挤入效应。挤出、挤入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信贷规模，信贷规模越大，挤出效应越弱，挤入效应越强。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争议，有待进一步的理论探讨。

三、FDI对产业组织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中观的分析

上文已经提到，FDI对东道国的影响是有多重渠道的,需要从宏观、中观乃至微观的角度来探索这些渠道产生并发挥作用的内在逻辑。虽然在认识它对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的总体影响方面还有争论，但由于它必然进行区位选择和行业选择，落实到具体区域和产业，以企业形态与其他企业进行经济往来，因此可以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区域经济学等在尽量把握相应企业行为模式的基础上探究其实际经济影响。而且那些一开始就抽象掉区域、行业等因素的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除了存在思想上的缺陷以外，往往还会在后续研究中受到数据来源、计量技术（如遗漏变量、函数形式误设）等限制。即使通过计量检验，也只是说我们暂时没有充分理由拒绝该模型，并不等于该模型就是对现实准确的刻画。下面就从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角度作一概述。

产业经济学中一般将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概括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进入壁垒、企业合并和市场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杨沐，1989），都是已经有相当完善的技术工具加以处理的。虽然经济学不仅要研究业已造成的影响，而且要研究FDI的潜在影响（类似机会成本和影子价格概念，可参照上文所提的挤入挤出效应），但循上述线索这些潜在的成本可以大致推算出来。关于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影响的研究综述可以参见钟良、于军威的文章。在此我谨提出一个旨在涵盖相应研究的框架。

分析FDI对产业组织冲击时我们可以将FDI的形式分为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FDI的冲击可以根据传导方式的不同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对产业冲击的影响对象是正在或可能生产替代性产品的厂商（即在位者和潜在进入者）。根据这些，我们就可以将相应分析思路概述如下：

先从绿地投资来看。这属于在位者未能有效遏阻的“不速之客”。虽然与在位者相比，它在渠道等许多方面有劣势，但是总体上来看，它们之间的角力用产业组织理论中价格、产量、广告等方面的博弈和企业的竞争优势理论来解说更为合适。在此“相生相克”的过程中，它除了受到本地企业的影响外，也对它们有所谓竞争效应、外溢效应等。而对潜在进入者而言，新建企业相当于“刷新”了进入壁垒。除了利用金融市场上的信贷筛选机制，它还可以用创建进入壁垒的种种办法加以遏阻。

再来看跨国并购。这种办法除了顺利进入并从一开始就占据某些经营优势之外，还可以就此消灭一个竞争对手。同样地，它与其他在位者之间的对比、博弈也可用企业的竞争优势加以解说。而对潜在进入者而言，它不仅继承了原来在位者的优势，更由于跨国公司母公司的优势注入，对进入壁垒“刷新”的“贡献”更加不容忽视。

当然，具体效应要结合各产业竞争格局和产业特性来看，因为有些产业可能存在竞争严重不足或者对中小企业的长期需求（如软件行业某些中小公司依靠产品开发而求被大公司收购）等特殊情况。

关于FDI的区位选择和迁移，已经有相当多建立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和模型分析的研究成果，在此不再赘述。至于FDI与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增长差异的关系，虽然在对我国FDI的实证研究中大多数文章认为它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包括技术溢出效应），但由于FDI在时空上分布不均而且各地条件（包括王成歧等指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因素，也包括EduardoBorensztein等指出的最低人力资本存量等）差异甚大，它对各区域的实际效应也体现出相当的差异性。YehuaDennisWei建立的回归模型显示投资增长率高、有较高FDI份额的沿海省份更倾向于获得高增长率（原模型检验结果见下图）。对此，魏后凯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1985－1999年间东西部地区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XiaolanFu分析指出中国的区域差异与出口结构和FDI密切相关，FDI驱动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使得东西部之间的区域联系非常有限。魏后凯的研究也表明：外商投资对东部地区GDP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在西部地区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缺乏显著性。郑昭月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国内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成正的相关关系；在回归中控制其他环境变量后，外商投资率在东部地区的系数明显大于西部；FDI存在跨省溢出效应而且在东部地区跨省溢出效应大于西部地区跨省溢出效应；在东部地区各省（内部）、西部地区各省（内部）经济增长具有收敛性；但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并不存在收敛性；因此可以认为FDI是造成东、西部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些研究为我们分析FDI的本地效应给出了非常好的思路和结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研究FDI在区域、产业层面的影响时采取的潜在的假设往往是不同来源地的资本效率相同，只存在资本量上的差别。由于企业内部结构及其运作效率（包括营销、生产等各方面的效率）差异甚大，这种抽象在建立模型时未可厚非，但考虑“挤入”或者“挤出”效应或者进行实证检验时则应当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事实上，更接近现实的假设也许是FDI企业和本地企业效率不同，国内资本和FDI选择进入某产业的临界值并不一致。下面笔者就从FDI进行区位选择形成的实际分布状况出发探讨FDI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力图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四、FDI集群与作用传导：现象描述与研究回顾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产业集群在中国产业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增长、国家竞争优势培育和发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正如王缉慈所言：“当代的国际经济竞争是产业集群的竞争。地方产业集群不仅构成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空间构架，还常常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之所在。在区域研究及其公共政策中，‘集群’揭示了相关企业在一些地方集结成群，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的现象和机制……”。

王雷指出：在跨国公司参与的产业集群(当然他也承认产业集群大多表现为本地企业的空间集聚现象)中，其形成机制、成长模式、演变特征以及对外联系都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而集群区域也成为跨国公司区位优势的重要来源。从跨国公司角度研究地方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当前西方国家集群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和新趋势。他从地方产业集群的成长环境、跨国公司进入集群区域的方式及地方化资源的获得、跨国公司子公司与本地企业的联系等方面介绍了西方学者基于FDI视角的集群理论的最新进展，在此不再赘述。实际上，在我国，FDI与产业集群之间关系也非常密切。产业集群的产生以FDI为主要来源之一，FDI也往往以集群形式出现。其中核心的一点是聚集效应对吸引外资具有重要作用，而外资进入又将对当地聚集效应的增强产生正向作用。“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表现出集群的特征，因为这种集群能极大地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并增强当地企业产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成为产业集群的参与者，同时越来越多的政府成为产业集群的促进者”。从现象上看,FDI在城市或城市带上的集中,同一行业的FDI在空间上的集中,同一国家的FDI在区位上的集中等现象表明聚集效应对FDI的重要意义。正如吴丰所指出的：“聚集效应已成为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国外学术界对聚集效应与FDI的关系展开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聚集经济对吸引FDI和FDI的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更进一步地，Seong-HeeKim等人认为相关支出（promotionexpenditures）和聚集经济都对FDI企业有吸引力。而且对小规模经济体而言，相关支出可以部分弥补聚集经济方面的不足。

明确了我国FDI与地方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后，以下仅概略谈谈我国FDI集群现实发展与研究进展情况。

钱平凡就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历史明确指出：“我国产业集群是在改革开放初在广东、浙江与北京同期出现的，且三种形成方式与结果各不相同。其中广东珠三角的产业集群是由外商直接投资驱动下的外向型加工业集群”；而且“从我国产业集群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浙江省与广东省……广东省的产业集群则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这表明，我国产业集群的分布极不平衡”。朱华晟对浙江嘉善木业集群进行的考察、陈昭锋对基于FDI的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分析、唐翠林和钱明霞等各自对江苏外商投资企业空间集群的研究，王宵琼对苏州外资电子企业集聚的实证研究等都说明了长三角的FDI集群已经相当成熟而且发展势头良好。FDI集群在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也表现得相当明显。王缉慈等在《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中对东莞的FDI（重点是台资企业）推动的电脑相关企业集群进行了分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确实功不可没。

正因如此，很多学者在对本地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进行理论总结时特别强调FDI的作用。例如，王缉慈和顾强在合写的《产业集群、工业园区发展与新型工业化》中对目前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归纳并根据成因分类，其中就包括外资驱动的劳动密集型集群和技术密集型集群。而东南大学教授徐康宁将产业集群的形成模式分为两种，即市场创造模式和资本迁移模式，并认为目前对国内在资本迁移模式下形成的产业集聚或产业集群起推动和促进作用的迁移性资本主要就是外商直接投资。

但是，FDI通过其所建立企业而在集群内发挥作用还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很多文章其实都已经触及这个问题。例如，为了研究FDI如何影响经济增长，EduardoBorensztein等人运用国家间的回归模型对最近20年发达国家和69个发展中国家的FDI流进行了分析，认为FDI作为技术转移的重要机制贡献比本地投资更大。然而，只有当东道国有最低人力资本存量时FDI更高的生产率才起作用。而且FDI的资本形成效应大于1：1说明了与本地企业有互补作用时的优势。朱华晟将基于FDI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区分为空间扎堆型、群体迁入型和定向嫁接型。他分析浙江嘉善木业集群的经验时指出：外资能否持续推动地方集群的发展,除了受地方制度成本及集群外部效应的影响之外,还更取决于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融合方式与程度。在学习能力和企业家精神较强的地区,民营企业在外资企业的示范带动和竞争压力下,能够通过持续的知识积累和自主创新,增强并突出自身优势。届时,外资企业不但能够获得纯经济外部性,还能够获得知识与信息的外部性,并受此驱动与地方资本有效融合。祝茂总结天津自行车产业案例时也指出：成熟的地方产业集群中存在技术创新的良好激励和机制，外资的相关优势会很快被消化、吸收和提升，因而对于外部进入有着较强吸引力。

要深入认清FDI集群充分发挥作用的这些条件首先就必须谈到集中、集聚和集群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经济学对集中的研究可以认为是对“要素非均匀分布”问题的关注——事实上，即使是在初始禀赋相同的平原也会出现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的现象。早期经典的区域经济学理论相当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集中主要是强调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不均匀分布的状态，如果以点线面的分析方法来说就是点有等级，线有方向性，面有等差。聚集经济是指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集中现象，主要表现为相同（类似）产业或互补产业在一个特定的、邻近地理区位上的集中所形成的产业群或相互依赖的区域经济网络。一般来讲，产业集群要求空间聚集，但空间聚集并不必然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一种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系统的产业群落，是一种自组织综合体，而非企业的无序混合体。

总结起来，可以认为对产业集聚问题有区位分析视角、经济增长分析视角、贸易和分工分析视角、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和社会网络视角等。但既然产业集群是一种自组织综合体，那么研究它时必须注意其复杂性。20世纪末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基本上是针对社会网络模式的产业集群展开的，因此目前较为流行的分析方法包括共生理论、企业网络理论等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回到刚才的问题，要分析FDI经济效应的传导就必须从其建立企业的经济联系入手。如果将企业视为整个经济社会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与之有联系的其他单位视为相连通的其他节点，它们之间的人财物的数量和流向分别表示为线上的赋值和线的方向性，那么这一套企业间运行体系就可以用图与网络的观点加以阐析。至于这些连线的方式（例如社会资本理论究竟是否真正适用）和各种赋值则需要实地调查之后方能有切实的把握。当然，这些都是下一步需要进行的工作了。

五、基于企业理论的总结：复杂网络的视角

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开发出蔚为大观的术语和理论以为从业者交流思想的平台。本文进行分析时自当以公认核心假设等为基础，力求展开公理化推演。上文已经从宏观和中观层面进行分析，在此笔者力求为其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并将以上讨论统一在一个框架内。

新古典经济学（构成了现代主流经济学微观部分的主体）将企业作为重要研究对象，但是仅仅视为生产函数的同义语，企业内部运行仍然是黑匣。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理论要追随到科斯《企业的性质》一文。此后阿尔钦、德姆塞茨、张五常等人的分析扩展了科斯的分析，但仍然假定企业间的交易是直接的和无磨擦的，也忽视了企业之间相互合作的事实。之后的网络经济理论则相当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这也正是我选择复杂网络的视角来构建理论框架的原因。鉴于目前比较盛行的是企业间网络理论，包括杨瑞龙教授和安娜•格兰多里的相关论著都给予该问题相当多的关注，而涉及企业内科层结构（bureaucracy）的网络视角分析并不太多，故不揣浅陋在此提出。

与社会网络理论相比，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将典型企业（毕竟市场经济主体秩序尚不完善的今天假企业还是存在的）本身也视为一个网络，其与外部市场之间存在边界或者说相当于选择性进入的“半透膜”（由此导致边界效应的存在），这样企业作为市场细胞的地位得到了更直观的描述。如赵农所言，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就是雇佣关系，可由权威关系与剩余索取（特定的分配关系）加以刻画。鉴于本文着眼于创造国民财富的能力，因而对剩余索取部分不加以研究。借鉴赵农对权威关系与企业性质的分析，认为其内部就是权威关系（当然这种权威关系要体现为一系列的合约形式。对这种权威的来源更充分合理的解释还应探究处于不同经济、社会、信息地位的合约各方动态博弈过程。赵农的分析背后是对私有产权的尊重和严格保护）组合各节点形成的网络。而企业内部的信息传递等过程则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虽然现在网络经济条件下存在管理层级扁平化、弹性专精、作业班组、JIT管理等趋势，但是不同位置的人员对决策的影响仍然不同，并非完全相同的地位，而是存在点线面角度看来的“点有等级，线有方向，面有等差”。由此便可以用图与网络的知识加以分析。在建模处理上，可以认为有限理性的个人为最终决策获得的权重不同，因而最终决策的正确概率存在差异。

于是，如上节末所述，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可以认为是局域网之间的信息流、商品流、现金流等的交换（在分析企业内外部对接时可以按照业务或者说产业联系、社会联系、知识联系等分别加以刻画）。由此可以将FDI的经济效应归结为FDI所建立企业和本地企业之间连接的数量与质量（或者说密度与强度等方面）。以往研究集群所强调的知识私下共享便可归结为边界效应的弱化或者说企业内权威控制力在边界的模糊。王永龙和郑胜利运用产业区理论对台商在大陆尤其是闽粤的投资特征进行分析所得出“台商目前在大陆的投资只达到地域化经济的集聚阶段，与当地企业缺乏密切的合作网络，根植性不足，对台商投资地区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作用不明显”的结论也正是对本地化网络连接强度、密度等方面不足的具体阐述。这些连接效果的累加、综合便体现到中观和宏观层面——创造财富的生产力主要体现者是这些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及其具有的生产技术能力，他们的实际运作造就中观和宏观经济。至于连接的具体方式和内容等则都是需要从实际经济运行中加以总结的，本文只是给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因为其中涉及的不仅是各种书面契约、口头约定所表征的经济联系，还包括许多微妙的潜规则。这也是笔者强调实地调查的原因。

六、结论

本文从宏观、中观层面回顾了关于FDI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FDI企业分布现状着重分析了FDI集群的发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要力求全面准确地把握FDI的经济影响必须着力于对其所建立企业的经济行为、经济联系进行分析。鉴于目前存在的外资企业根植性弱、本地化网络不健全、容易陷入低成本锁定等问题，我们需要切实把握实际经济社会联系以提出相应对策——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微观基础的把握和构建。所以最后的从理性经济人到企业内部制度安排到企业网络的分析思路可以发展成为统领上述研究的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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