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论文:全球化经济位差与发展理性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国际分工扩大和资源禀赋的国际差异基础上的。而全球化过程的演进又必将加速分工国际化和资源的全球配置。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显著经济位差，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内能补充与熵增加两个重要的资源约束条件上处于明显劣势。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的长期资源导向型战略，又加剧了国际政治形势的紧张。这一切都使得全球资源与发展的战略环境复杂化了。在这场发展利益与战略博弈中，发展中国家更加需要有发展理性的支持，才能够通过可持续发展最终确立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

[关键词]全球化；资源约束；经济位差；战略博弈；发展理性

全球化的最初启程，可以追溯到1492年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随着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巨大的国际交易费用(包括技术性交易费用和制度性交易费用)不断被削减，带来了分工、分业的不断扩大。最终，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成为社会经济进步和扩大交易惠利的必然趋势。然而，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显著经济位势差异，即经济位差，①在同一的全球化浪潮中实际得到的交易惠利常常存在显著差别。发达国家因其比较高的经济位势，全球化成为它们进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内生动力。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则常常是在一种外生强制与利益诱致的复杂环境中面对与接受着全球化进程的。由于在交易惠利与交易费用上存在的差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大国家集团之间必然存在着全球化利益博弈，并由此引起对发展战略方面的路径选择。

资源约束与经济位差

理论上讲，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通过资源的全球配置，使生产要素跨国界地流向最有效率的组织，实现全球经济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资源全球配置的前提是国家、地区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因此，资源的重新配置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内生现象。从物理经济角度讲，万物皆由能量生成，经济全球化在根本上涉及能量及其由之产生的各种具体物质资源在国家间的合理配置，内能补充、熵(无用能)增加等资源配置与利用的全球系统性问题将进一步显性化。深入解析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源与能量补给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深藏于全球化背后的国家利益与矛盾。

由热力学第一定律发现，自然界能量的数量在传递和转化过程中保持不变，即能量守恒。经济全球化在能量全球转移与传递中遵循着同样的规律。然而，事实上能量守恒定律的一个更加重要的意义在于表明，一个系统内能△U的增加(变化)，等于系统吸收外界的热量Q和外界对于该系统所做的功W。即：

dU=dQ+dW(1)

一个系统要做功，要么就是消耗内能，要么就是吸取系统外部的能量。这里，一个系统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能的使用、消耗和转化行为。发达国家因其在经济上具有先发优势，全球经济活动中总体上表现为资源输入，因而能够以占世界10％的人口，消耗占世界近80％的能源。这已经足以显示其在吸取外部资源以补充和增加内能上存在的明显优势。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突飞猛进式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以不断地吸取外能特别是吸取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资源为其基础条件的。而在发展中国家，因其经济技术落后，国际贸易中表现为资源型的初级产品输出，经济发展中的内能消耗与补充主要限于国内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大量耗用能源会遇到严重的资源承载力约束，发达国家就没有，或者症状要轻得多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第一个严重约束，即内能消耗与补给约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位差这种发展不平等现实与资源全球配置的所谓公平市场准则结合在一起，必将使发展中国家遭遇更大的资源承载压力，世界经济与政治市场中的主要矛盾也将产生一些新变化。②

继续这个问题，由热力学第二定律揭示，当物质形态转化时，会使某种能量受到一定的损失，这种不能再被转化做功的能量的总和就是熵。熵同样是一个表示系统内部特征的量。③根据卡诺等人的论证，在一个系统内部，随着能量的不断使用，不能再做功的无用能是累增的，即总的熵不断增加，由此形成了熵增加定律。有机体系统要摆脱死亡，惟一的办法就是向环境中不断吸取负熵，以平衡熵增机制，维持系统均衡。在一个国家中，国民经济增长依赖于大量能源消耗的支持，而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耗的大量能源，会导致熵的不断累增，包括与熵的具体化形式相联系的废水、废气、废物的大量增加。熵增加会大大扩展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导致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和生命维持系统功能弱化，产生了生态可持续性问题。而生态可持续性又是经济可持续性与社会可持续性的基础，由此使得维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资源)系统均衡成为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稳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确立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基本条件。

综合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我们可以发现，在内能补充与熵平衡机制上，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科技优势和经济上游地位，通过向经济位势低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吸取经济负熵(资源、利润)，并大量转移高污染、高能耗产业以及熵扩散等负外部性输出行为，而维持了发达国家内部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稳定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则完全不同，因其经济位势低，向系统外部特别是向发达国家吸取经济负熵与转移负外部性的能力要弱得多。正是全球经济格局中的这种发展的约束条件差异，造成了少数发达国家几乎是在肆无忌惮地挥霍能源，而处于经济低位势的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需要从本国内部吸取负熵来推动其经济发展，并把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熵增加及其他负外部性积累在国内。这便构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约束，即熵增加约束。把内能消耗控制在经济资源能够承受的限度内，把熵增加控制在生态资源能够承载的限度内，既是对这两大约束条件的具体解释，也是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化环境必须努力戒守的长期条件。④

全球化：经济位差与发展理性

因此，由于经济位差的存在，由于全球化所包含的资源全球配置的深重涵义，使得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居于显著有利的地位。在经济发展所需要解决的能补充和熵消弭两个关键约束条件上，发达国家因其处于高经济位势而通过向外部吸收经济资源、转移负外部性，从而实现了持续的经济扩张和良性经济循环。这种经济负熵和负外部性可以扩展到一些夕阳产业、淘汰设备的转移等等，因为这些转移归根到底涉及高能耗与熵增加两大发展的关键问题。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因受到外能补充困难与内部熵增加的双重约束，处于不利的可持续环境。而这种不利的可持续环境事实上才是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失重的真正根源。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三个主要结论：

第一，当科学技术的制约而使得全球经济处于有限度的全球开放环境中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内能消耗与熵增加两个主要的发展约束条件上主要以国家系统为解决的自然限界。因为超越国家系统的资源与熵解决路径将导致过大的交易成本而放弃。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后发国家的生态资源能够得到相对比较好的保护，工业化先发国家为寻找外部资源的成本是昂贵的。

第二，随着生产力进步，使交易费用下降，分工无限渐进地扩大。为了实现最大的交易惠利，工业化先发国家必然要利用其高经济位势而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资源，以实现工业生产力的最大效用。于是，全球经济进一步扩大开放。这种经济全球化进程，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是内生和利益诱致性的，对于大量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是交织着外生强制与内在利益诱致的双重向量力的并合。由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其制度变迁所体现的利益趋向是非常明显的。而当全球化进程受阻时，由于利益诱致，工业化先发国家总会推出全球战略来谋求利益甚至不惜谋求军事战略和诉诸武力来达到次终极的经济利益目标，那就是根源于经济利益的一次次的世界战争。经济利益一次次地演变为政治和军事行动。只要预期的长期经济收益大于政治和军事行动的即期成本，国际政治努力甚至战争就都可能发生。

论文全球化：经济位差与发展理性来自

第三，当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时，生产力撞击与创新性毁灭使得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技术性交易费用与制度性交易费用进一步降低，一次次的全球贸易谈判使得经济位势低的国家的保护门槛也进一步降低，资源的全球配置成为不可逆的选择。例如，经济位势高的发达国家住七楼，经济位势低的发展中国家住一楼。七楼的国家很容易地向一楼国家倾倒垃圾，并抽取资源。而一楼国家产生的垃圾则只能堆在家里，内能补充也只能够主要依靠国内资源。由于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约束问题而非偏好问题，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受的约束函数不同，即在存在显著经济位差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更加需要有发展理性。全球化背景下的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对于发展中国家显得甚至是更加重要。

全球化与美国的长期资源导向战略

美国是一个最善于运用战略管理技术的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政权独立和经济自主。这种新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使得西方工业化国家再也难以通过明火执仗的直接军事占领和政权控制方式来取得外部资源，通过在全球建立、推行并运用市场经济策略来降低交易门槛，取得世界资源，便成为美国在改变了的全球环境中采取的新战略。近半个世纪来，美国经济发展的许多巨大成就都是与它连续实施宏大的国家战略管理和战略计划分不开的。而所有这些国家战略的实施，皆有一个终极原则，即实现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或者更加明确地说，在全球实现美国的经济利益。从鸦片战争开始，欧美列强与中国的无数次接触、冲突与纷争，几乎全是由于利益问题。这一分析，可以使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其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往与中国的矛盾，除了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矛盾外，同时还特别存在着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体制性矛盾。与制度矛盾相比，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体制性矛盾事实上更加实际地阻碍着资源的市场配置，阻碍着美国力图进行资源全球配置的根本利益动机的实现。正因为如此，为了加入关贸总协定，波兰、前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于1966年前后相继放弃了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新体制。而当中国也进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时，同样为美国利益当然也为中国利益融合。支持这一结论的还有一个重要依据是，美国贸易法第1106节规定：如果一外国大国加入GATT(关贸总协定)，其国营公司在进出口业务中占统治地位，则总统可以宣布两国之间不适用GATT原则。而美国立法反对国营贸易公司的根本原因，在于国营贸易公司是计划经济和通过政府计划调动国家资源的主要实施者，并且还会使得美国的全球资源配置战略受阻。所以，我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矛盾除了制度矛盾外，体制矛盾是更加现实的因素。当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这种东西方体制性矛盾逐渐减弱，同时也有利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凭借其生产力优势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取得新的效用。

全球化：经济位差与发展理性

其二，美国是一个十分注重长期战略发展的国家。二战以来，美国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战略。包括20世纪60-70年代的绿色革命，90年代的知识产权保护，本世纪初推出的全球化攻略等等。由于国家战略管理的成功对国运将产生非常巨大而长期的效用，但对处于低经济位势的发展中国家的效用却是有限的。绿色革命运动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广其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和种子等起到了十分有利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过度的施用化肥、农药，却造成了印度、巴西等国家农业土壤的严重板结，严重地影响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致使这些国家出现发展停滞和主张无发展的局面，贫困问题至今未能得到解决，贻害十分严重。⑤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美国为首推行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今天的全球化攻略，都首先是基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高经济位势使它们能够推行这些战略并使它们首先获益。因此，在改变了的全球战略环境中，美国政府倾全力研究国际战略，寻找既符合自身利益又顺应世界潮流的利益结合点，形成战略，冠冕堂皇地大肆推广。这些战略的推行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能够继续引领世界经济潮流，并在全球市场中充分获益。

其三，美国通过实施长期资源导向战略来保证长期承当世界经济领导人的地位。在这点上，美国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更有前瞻性。经济资源分为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是人类社会经济进步的根本动力，人的差异(教育人、管理人、运用人的差异)是经济差异的根本原因，人力资本也必然成为国家发展的长期战略资源。因此，美国政府在人力资本培养与吸引上下大功夫。通过建立自由经济与社会制度，吸引了大量的全球高级人才为美国经济服务。美国的特别开放、自由的市场制度，实际上包含着便于吸引更多的外部资源的深重的国家战略因素，战略目标的根本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由于人力资源本身的个体禀赋差异，因此，这种自由、开放制度又必然是有选择的，它仅仅是或者主要是对于高级人才的进入自由。半个多世纪来，美国一直奉行吸引国际人力资本的长期战略，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吸引了大量的高级人力资本，美国经济创造了大量的经济剩余，保持了美国科学技术的创新地位和经济的持续繁荣，使得半个多世纪来的美国能够始终站在世界经济前列，对国际经济政治产生着巨大而几乎无与伦比的影响。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在自然资源方面同样具有高度的战略意识。从长期发展趋势观察，石油在众多的不可再生资源中，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和国际战略意义。预期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国际石油资源将会逐渐枯竭，掌握石油资源，将成为制胜世界的重要的国际战略筹码，并将产生巨大的国际战略利益。美国国内的石油储藏十分丰富，美国政府却把石油资源列为长期战略资源，限制国内石油开采，长期从国际石油市场购买石油与储存石油。为了控制海湾地区的石油资源，美国不惜投入巨资，对中东国家进行渗透性控制，甚至不惜诉诸武力。美国政府正是通过实施这种长期资源导向战略，使得美国能够在不断变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取得全球利益博弈的主动权，并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世界。

合作博弈与发展理性

今天，发展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化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这在事实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论上都是成立的。由于经济发展对于各国政府政治利益的极端重要性，使得各国政府都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条件下寻求最大化的发展路径。然而，由于经济位差的存在，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源约束与熵增加两个约束条件下，事实上接受着不同的发展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究竟应当选择怎样的发展战略，才能够最大化地有利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在全球化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呢?对此，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因缺乏发展理性，盲从于工业化、全球化，采用了以损害弱要素(普通劳工和生态资源)利益为主要特征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教训极其深刻。⑥我们可以通过运用博弈论方法进行发展理性选择的成本收益分析，并考虑其外部性问题，以得到一个真正符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的国际政治经济利益的纳什均衡模型。

我们把所有国家分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个集团，在全球化、经济位差、资源约束和熵增加条件下，假设各自都可以有可持续发展与不可持续发展两种战略选择。这样就可以产生如下四种选择结果：

(1)假设两类国家集团都选择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那么就都没有为此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当然也就没有由此而得到的收益。收益组合为(0，0)。

(2)发达国家集团单独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设其成本为3，总收益为6。由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正的外部性，发达国家得到5个收益，净收益为2(5减3)，发展中国家则因此得到1个净收益。收益组合为(2，1)。

(3)由发展中国家单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位势较低，向系统外部吸取负熵与转移负外部性的功能较弱，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加合理。但因其满足水平与科技水平均较低，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目前成本比发达国家稍高，设为4。而发展中国家因其区域广大且其环境、资源问题更为突出，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球效益会更加显著，总收益同样较发达国家单方面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为高，设为7。其中，发展中国家获得6个收益，净收益为2(6减4)，其余1个净收益为发达国家获得。收益组合为(1，2)。

全球化：经济位差与发展理性

(4)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同时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设总收益为13，发达国家的成本为3，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为4，净收益为6(13—4—3)，各自获得3个净收益。其收益组合为(3，3)。

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构成一个纳什均衡模型(附表)：

上表中，每栏的前一数字为发达国家的净收益，后一数字为发展中国家的净收益。从表中不难看出，发达国家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收益分别为3和2，实行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收益为1和0。因而以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优战略。而不论发达国家实行何种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都以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收益为最大，即3>2>1>0。(3，3)点为一个纳什均衡点。因此，根据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能补充、熵增加和系统均衡等约束条件，综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的经济位势和实行可持续战略的成本收益差异，可以得出结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采取合作博弈方式，实行可持续发展，都是最优战略选择。这一结论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提示意义是：如果实施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包括全球战略中对外部资源的无约束的吸取和对熵增加(如二氧化碳排放)不加控制，美国终将为此付出沉痛代价。因为，全球化已经使得对全球环境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变得对所有国家都没有好处。而国际战略中的极端利己主义同样会是成本大于收益。⑦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更加值得重视的发展战略选择。一个国家的长期政治经济利益永远根源于这个国家的生态资源系统和经济资源系统的可持续性。在这场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利益博弈中，发展中国家更加需要有发展理性的支持，只有持之以恒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够最终确立起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

注释：

①经济位差一词是由物理学中的电位差要领借用而来，其指的是国家、地区间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的水平差异和国际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差异。

②朱国宏：《经济社会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7页。

③[美]里夫金·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④[英]皮尔斯（Pearce,D.W.），沃福德（Warford,J.J.）著，张世秋等译：《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⑤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页。

⑥毛文永、李世涛：《中国持续发展战略》，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

⑦贝克认为，利他主义常常存在较大的社会收益，这种收益甚至是比利己主义来得更大，并成为人们最终选择利他行为的动因。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中的利他主义事实上将会产生更大的合作互动性，对于全球多赢格局的形成，也具有更加深重的意义。参见：［美］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