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科学革命观研究论文

提要：本文基于库恩80年代以来几篇公开和未公开发表的文稿，分析了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新观点，认为库恩已经深入到语词变化中寻求科学的秘密，剖析科学革命的更深刻的语言根源。这表现在库恩用“词典”或“词汇表”代替了他的“范式”概念，科学革命实际上是科学词典结构的变革，也就是用新词典代替旧词典，同时库恩用“词典”间的“不可翻译”修正了“范式”间的“不可通性”，并指出科学共同体即是“言语共同体”。作者详尽地介绍了库恩的上述新观点，并简要评析了其基本哲学立场。

60年代初，托马斯•S.库恩在他的科学哲学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中，别出心裁地引入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概念——“范式”，以此揭示了科学革命的实质，勾勒出科学发展的动态结构。库恩一反逻辑实证主义的传统的知识静态积累观的坚定立场，以他的几个可塑性极强的标新立异的概念，在科学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产生了轰动效应。此后，厍恩一方面在赞扬和批评的声浪中修补和完善他的“围墙”的“结构”，另一方面也试图改换看问题的视角，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进一步探讨科学革命的结构。尤其是80年代以来，库恩在几篇公开和未公开发表的文稿中，已深入到语词变化中寻求科学革命的秘密，剖析科学革命的更深刻的语言根源。本文主要拟以库恩教授的几篇近作为据，探讨一下他的科学革命观的新进展。

一、从“范式”到“词典”或“词汇表”

“范式”(paradigm)一词首次出现在库恩的“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的传统和变革”一文中，此文是为1959年6月召开的“第三届犹他大学科学人才识别研究会议”而写的，于同年发表在会议文集之中。库恩只是在宣读这篇讲稿之前几个月才得到这个概念的。此后，尤其是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对这个概念作了详尽的发挥和系统的拓展。除文法上的虚词外，该词在书中出现的比哪个词都多，以致库恩没有必要为它列出索引，否则只能写从首页到末页了。

关于范式的涵义，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未曾定于一尊。也许玛斯特曼女士的“范式的本质”一文的研究得最为到家了。她周详地列举了《结构》中范式的21种不同用法，并把这些用法按涵义分为三大类，即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metaparadigm)、社会学范式（sociologicalparadigm）、人工范式(artifactparadigm)或构造范式(constructparadigm)，它们似乎分别对应着范式的哲学、社会学和科学方面。面对众说纷纭的议论和批评，库恩不得不在“再论范式”(1974年)一文中澄清自己的思想。他指出范式的用法可以分成两个集合。范式的一种意义是综合的，包括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另一种意义则是把其中特别重要的规定抽出来，成为前者的一个子集。他认为范式一词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很接近“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他觉得把范式改为“专业基体”(disciplinarymatrix)意思会更明确些，他列举了对集团认识活动最根本的三种范式成分：符号概括、模型和范例(exemplers)。不管对范式的涵义作何理解，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库恩把常规科学视为范式定向下的日常解题活动，而科学革命则是范式更替的非常时期。

80年代以来，作为库恩科学观的中心概念的范式一词突然从他的著述中基本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则是“词典”(1exion)或“词汇表”(vocabulary)。按照库恩的新观点，科学革命表现为语言本身所包含的先于描述自然知识的变化，科学革命实际上是科学词典结构的变革，也就是用新词典代替旧词典。

库恩用他所津津乐道的三个例证说明了这个问题。事例1是亚里士多德-牛顿。当他用人种史研究者的读法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结果发现，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运动”(motion)一词指一般变化，不仅仅是指物理客体位置的变化。像生长(橡子长成橡树)、强度变化(加热铁棒)、许多一般的性质变化(从生病转化为健康)，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都是彼此相似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自然家族(naturalfamily)。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第二个概念结构的基本点在于，质(qualities)和特性(properties)起着中心作用，它在本体论次序上高于物质(matter)，而物质只不过是一种中性基质。物体的个体性不能用它的物质特征来解释，而要借助于特定的质(热、湿、颜色等)来解释，个体性是用特定的质“受孕”的，一组质或特性构成了所谓物体的本质(essence)。物体的位置(position)或地点(place)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也是质，因而局部运动(localmotion)是一种状态变化而不是状态，这样牛顿的惯性定律就变得难以置信了。显而易见，亚里士多德的词典与牛顿的词典是大相径庭的。在事例2(伏特-现代电学)中，从伏特的“接触生电”的静电学概念到现代电学的电化学理论，也是词汇表的转换。在事例3(玻耳兹曼-普朗克)中，词汇表的更替表现在用“量子”和“振荡器”代替“基元”和“谐振器”上。这些术语的变化，都隐含着某种先验知识的变革，从而决定了科学的革命性的变化。

一部词典或词汇表，也是一种最适合于描述世界的高度完善的工具，为科学共同体及其成员所运用。它包含两种术语：其一是必须描述的事物、活动和状态的命名即指称术语(大部分是名词)；其二是描述它们的性质或特征的命名(大部分是形容词)，以用于识别和挑选它所指称的东西。这样一来，词典便命名了出现在自然界和社会界的事物的行为和状况的类型，也命名了这些类型的比较突出的特征，它体现了科学共同体的分类。因此，它所包容的知识一方面是语言和世界，是事物和性质的名称，另一方面是那些相同的事物和性质。在词典中，一些范畴必然是固有的，由遗传决定的，所有人都具有的。另外的范畴尽管不是固有的，但由于自然环境同样是种普适的(species-universal)。很难想像一种语言没有关于太阳、关于白天和黑夜的词。当然也有一些范畴相应于特定的杜区发展而进化，随时间地点而变化，随社区成员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变化。这类范畴因文化和语言的不同而异，因历史时期的不同而不同。

在为事物、活动、状态命名的指称术语中，引人注目的是所谓“自然类术语”(naturalkindterms)。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涉及到不同自然类的术语，不管涉及到狗和猫、金和银、恒星和行星，在它们所指称的对象中都不能部分一致，除非一类完全包含另一类。也就是说，没有对象是两个相异的类的成员，除非两个类是种与属的关系。第二，所指称的对象的术语必须在词典中共同具有一个特有的词条，该词指出可以期望它们什么。因此，像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和牛顿的运动不能同时作为自然类术语出现在同一词典中。自然类术语尽管没有仅靠观察而给出，但它提供了共同体观察词汇表的重要部分。

不同的词典其差异主要在于结构的不同，即分类范畴或同异关系(similarity-differencerelation)不同。这也是一个词典的标识特征。亚里士多德词典中的运动与牛顿词典中的运动，就代表两种不同的分类范畴的名称，它们把不同的事物或现象按同异关系分门别类。古希腊天文学与哥白尼等人天文学的词典结构之不同，也具体表现在分类范畴或同异关系上。古希腊天文学只有两类天体，即行星和恒星；它们大部分作为光点是可见的，是永恒的。在一年大多数时间内都可以看见的，并处于规则的运动之中。但行星比恒星更亮，只出现在天空中的黄道带区域，比闪烁的恒星更持续地发光。虽然恒星和行星一起绕天极向西逐渐运行，但行星有慢得多的向东的附加运动。根据以上同异关系，古希腊人把当时已辨认出的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土星和木星归入行星类。但是，在哥白尼之后的词典中，分类范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太阳成了恒星，地球披归入行星，一个新范畴卫星为月球创造出来。此时，当然是按新的同异关系分类的：恒星要自发光，不自发光的不能算是恒星，这是新引入的特征。此外，行星的附加运动被取消了。库恩进而认为，术语的意义不是与特定的一组特征有关，而是与词典的结构即它具体化的等级关系和同异关系有关。

诚如库恩所看到的，语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向外望着世界，一面向内望着存在于语言的关联结构中的世界映像。因此，词与事物处于无法摆脱的混合之中，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谈论词典常常采取谈论世界的形式，反之亦然。词典的结构即分类范畴或同异关系，决定了语词附着自然的方式，对自然进行切割和组合的方式，以及已知客体和情境在分类范畴中分布的方式，从而构成了不同的可能世界。这个世界具有共同的自然类，随之也具有同一本体论。在一组可能的世界中发现真实的世界正是科学共同体成员要做的事情，这也是常规科学的事业。但是，向他们敞开的世界受到共同体成员共同具有的词典结构的限制，科学的发展有时要求打破这种限制，对词典进行局部的修改。由于共同体把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方方面面都纳入词典的结构之内，新经验有时使内装的知识发生大胁变，局部的修改已难以奏效，只有通过词典结构的大变革才能加以消除，此时科学革命便应运而生了。科学革命无非是对词典的分类范畸的重新划分或对同异关系的重新调整。

库恩概括了科学革命的一般特征。第一，科学革命多少是整体性的，也就是说自然界一些方面的整体画面必须同时加以改变。反映到词典上，这种变化不仅关系到调整划分范畴的准则，也关系列调整已知客体和情境在前在范畴中分布的方式。既然重新分布不仅涉及一个范畴，既然这些范畴也要相互界定，这种变换也必须是整体性的。更进一步，整体论来源于语言的本性，因为划分范畴的准则事实上也就是使这些范畴名称附着于世界的准则。第二，足以表征革命特征的，是词典结构即分类范畴的变化，这种范畴是科学描述和概括的前提。也就是说，语言中革命变化的特异之处在于，不仅改变术语用以附着自然的规则，而且也大规模地改变这些术语所附着的客体或情境的集合。第三，随着科学革命而不时改变的类隐喻的并列关系，对于获得科学语言和其他语言的过程来说是很基本的。隐喻往往以模型和类比把世界加以分割，用语词建立起某种类似性模式，从而构成了同语言结构相对应的世界结构。

二、从“不可通约”到“不可翻译”

“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是从古希腊数学中借用来的，在那里专指两个无公度的量之间的关系。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为了强调革命前后的两个范式具有本质性的差异，而认为不同的范式是不可通约的，这不仅表现在语言上，而且也表现在方法、问题范围和解答标准上。在1970年发表的“对批评的答复”一文中，他指出，虽然革命前后所使用的大多数符号仍在沿用着，例如力、质量、元素、化合物、细胞，但其中有些符号依附于自然界的方式已有了变化，从而使得相继的理论是不可通约的。他从语言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认为在从一种理论到下一种理论的转换过程中，术语以难以捉摸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含义或应用条件。正由于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通道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把两种不同的语言还原为这种中性语言，即由纯粹的感性材料的术语加上句法上的连接词构成基本词汇的语言，从而使得理论之间或语言之间的翻译相当困难，甚或不可能进行。这也正是不同理论或范式不可通约的语言根源。但不可通约并不意味着不可比较、不可交流，因为具有不同理论或范式的人确实在交流和比较，有时还改变彼此的观点。在1983年发表的“可通约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一文中，库恩把范式不可通约仅限于没有共同语言，即没有把两种理论毫无遗漏地或毫无损失地翻译出来的语言。

在库恩近年的著述中，似乎很少见到不可通约的提法了，代之而起的是“不可翻译”(intranslatable)。库恩在其三篇一组的希尔曼纪念讲演（“恢复过去”、“描绘过去”、“使过去具体化”）中，认为他的不可通约概念在实质上是正确的，但在细节上要做显著修正。库恩承认，他在以往把向前行进的科学家的经验模式化了，过分接近力图回溯的历史学家的经验。第一，历史学家一般用一次跳跃包含在历史上以较小的步骤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第二，正是(科学家)群体恰好向前行进，而个人(历史学家)则回溯，相同的描述术语不能无批判地用于二者。例如，个人能够经历格式塔转换，但把该经历赋予群体则是一个错误。库恩认为他把不可通约隐喻地用于相继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意味着无公共词汇表，没有一种术语集合能够用来充分而准确地陈述两个理论的所有成分。他觉得蒯因在25年前所提出的不可翻译比他和费耶阿本德所考虑的不可通约更好，因此使用蒯因的隐喻代替了他的隐喻。不可翻译在这里意指，通常不可能用目前的术语代替古老文本中的术语，使得如此形成的每一个陈述的真值能够恰当地用于它原始的真值。也就是说，保真翻译(truth-preservingtranslation)并非总能完成。

库恩看到，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译文不可能是严格的，原来语言中词语所携带的联想，只能部分覆盖译文语言中它们最接近的对应词的联想。因此，译者必须用折衷办法前进，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要决定，原文哪些方面最重要，值得保留，哪些方面应该舍弃。对此，不同译者可能因人而异，同一译者在不同场合也会措辞不同。翻译科学的困难比一般认为的那样更像翻译文学的困难。而且，在科学和文学二者之中，相关的困难不仅在于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而且也在于同一语言的较早的文本和较晚的文本的翻译。

由此可见，在缺乏广泛的人种史解释(它能唤起人们了解某些术语不熟悉的意义而超越翻译)的情况下，从—种文本到另一种文本的所谓翻译都会系统地使人误入歧途。对于作者来说具有重要含义的段落(在原文中或为真或为假)，今天在译文中读起来如此令人惊奇，以致无法使人辨认它们在当时的真伪。因为一个陈述在一种语言中是为真或为假的候选者，而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许根本不能作为真值的候选者来谈论，也就是它是不可说的。尽管用一种语言的词典能够造成的许多陈述也能够用另一种语言的词典造成，或者用同一语言在较后时期的词典造成，但是另一部分陈述却不能继续这样做下去，即使借助于丰富的词典。这些陈述的内容无论如何能够比较和交流，但是所需要和要求的东西不是译文，而是语言学习和诠释。用牛顿的词典无法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物质、地点等术语，但是通过学习和诠释却可以理解。

库恩多次强调他的这一观点：在一个共同体是真值的明确候选者的陈述，在另一个共同体只不过是不可说的而已。希腊人关于“太阳是行星”的陈述，按照他们的分类标准来说是真陈述。用我们的词典无法翻译希腊人的这一信念，因为行星的术语的含义在两种词典是大相径庭的。还有，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没有虚空，这个陈述现在在我们看来显然是不对的，因为17世纪的气压计和空气泵提供了可信的证据。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它却是一个真陈述。因为亚里士多德把位置或地点视为质，而质与作为中性基质的物质不能分开存在。这样一来，有位置之处必定有物质，虚空即空虚空间的概念就在术语上自相矛盾，犹如方的圆一样。用亚里士多德的原话来说，既然虚空(假定它存在的话)必然是失去了物体的地点，那么这样的虚空便是不存在的。

按照库恩的词典的观点，术语的意义并非与特定的—组特征有关，而是与词典的结构，即它具体化的等级关系和同异关系有关。正是结构上的差异，妨碍了保真翻译。在上述的有关例子中，尽管两个词串是相同的，但用它们组成的陈述的意义则是不同的，没有一种保真方法能够用我们后来的词典翻译希腊人的陈述。尤其是，不能用某些术语串代替希腊人的行星的对应词，同时借助于希腊人使用的特征术语提供一个公认的定义。三、科学共同体即是“言语共同体”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及后来的一些文章中，也经常运用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直观地看，科学共同体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这种共同体具有这样—些特点：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同一共同体的成员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不同的共同体总是注意不同的问题，所以超出集团范围进行交流就很困难，常常引起误会，勉强进行还会造成严重分歧。

如前所述，库恩认为范式在实际上和逻辑上都很接近科学共同体，要把范式这个词弄清楚，首先必须认识科学共同体的独立存在。现在，范式已被词典取代，科学共同体也就顺理成章地在某种程度上等价于言语共同体或语言共同体(speechcommunityorlanguagecommunity)了。事实上，库恩所列举的科学共同体的以上表现和特点，都或多或少与语言相关，甚或其本质之处就在于语言的接受、学习、交流和创造。库恩近年对科学共同体即言语共同体的思想又作了进一步的阐明和发展。

在库恩看来，拥有共同的词典是科学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和显明标识。也就是说，接受这一词典，就是这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接受另一个结构不同的词典，就成为另一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抛弃了旧词典，就意味着旧科学共同体的解体；创造出新词典，即意指新科学共同体的形成。用库恩本人的话来说，世界和共同体二者随它们相互作用的词典的变化一起变化。

由于词和世界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因此科学共同体的成员都是同时认识世界和获得词汇的。诚如库恩所说，人们要是能够得到一张词汇表或一部词典，也就得到了一种最适合于描述世界的高度完善的工具。更具体地说，如果可以多少借助隐喻，人们得到的只是—部分类学，其中有一些必须描述的事物、活动和状态的名称，还有一些有利于识别和描述它们的特征的名称。而且，如果仔细加以识别，对于把名称固定于它们所命名的事物以获得词汇的过程，还必须把两种不同的名称联系起来：一种是关于事物的名称，另—种是描述事物最突出特征的名称。在这个学习过程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之前，描述就不能开始。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学到的东西又远远超过了仅仅对描述有用的语言，他们同时还学到了很多关于这种语官也适用的世界的知识。

自然类术语能够通过直接显示而认识。为了挑选它们，为了辨认把它们聚集在一起的特征，需要使用专门的仪器(检流计)或特殊的计算(普朗克的能元)。在获得这些术语和对应的特征时，需要比纯粹显示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既需要显示该术语指称对象的存在，还需要显示指称对象似乎存在但实际并不存在的实验，如磁铁吸引铁屑，但不吸引纸屑。除了显示，还可以用先前熟悉的术语描述。比如要学习牛顿词典中的“力”术语，就是要显示受力和不受力约束的运动的例子，为此通常需要使用先前的词汇表。早先词典受力的例子是抛体运动，不受力约束的运动是下落的石子、旋转的飞轮或陀螺。在牛顿词典中，这些都是受力运动的例子。不受力运动的例子是不能直接演示的，必须用先前合适的词典来描述。不受力的运动是匀速直线运动。宣布匀速直线运动不受力，就是陈述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力的概念是量的概念及质的概念，它的量的方面通过弹簧秤的显示引入。然而，它的使用要求助其他两个定律：胡克定律和牛顿第三定律。从术语“力”到术语“质量”和“重量”联系在一起，质量与重量指称之间的差异与用杆秤量度的量与用弹簧秤量度的量密切相关，这种差别本身又求助于引力定律。在这里，世界的知识和描述世界的术语的知识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因此学习词典的过程也就是认识世界的过程。

同一科学共同体具有相同的词典和语言，因而交流当然是顺利的。不同科学共同体由于词典和语言的差异，不用说会给交流带来困难，但依然还是可以交流的。其原因在于：第一，不同的词典是部分可翻译的；第二，即使是不可翻译的术语，通过学习和诠释，也是可理解的。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一种人类语言的说者似乎总是能够找到桥头堡，由此而进入另一种语言，这样的桥头堡对于获得第二种词典是必不可少的。在一种词典的某些分类范畴能被另一种词典的某些分类范畴覆盖的情况下，就存在着这样的桥头堡。它是获得第二种词典的前提，需要的只是成员资格的覆盖而不是等价。只要在足够的地方找到覆盖，就找到了学习过程的起点。

诚如库恩详细论证的，学习者能够形成和检验关于特定或情境的假设，对于第二种词典的获得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被新词典汇集起来的—些对象或情境也被旧词典汇集着，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仅仅是词典的条目的指称方面的条件，它们的成功根本不需要提供任何强制。意义的建立需要第二个学习过程，学习者必须找到各种场合共同具有的特征，尤其是必须选择产生相同分类、相同词典结构、在自然类的术语中具有同一同异关系的特征。学习特征就是学习新的辨别方式，人类共同具有的生物学遗产使得人们很自然地假定，任何正常人所具有的辨别力也能够被其他任何人习得。特征的普遍学习的可能性似乎保证了桥头堡的存在，由此能够获得不同结构的词典。词典的获得只需要仔细审查在一个人自己的词典中所命名的对象或情境以及分辨特征的能力。共同具有的实际或潜在的特征是构成桥头堡存在的基础。

库恩的新观点告诉我们，要获得新知识总是要付出改变描述语言的代价。在人们用词汇所获得的信念中，有许多是人们可以找到充分理由加以改变的。于是科学发展最终不仅依赖于人们关于世界轮换地说了些什么，还依赖于人们轮换地用什么词去说。这种必要的词汇变革正是科学革命的实质，也是不可翻译性的根源。库恩认为，创造新术语或新概念的奇妙工具是隐喻、模型和类比，这三个密切相关的东西是新概念的催生婆和助产士，在以前库恩认为它们是范式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隐喻、模型和类比，把世界加以分割，用语词建立起某种同异模式或同异关系，从而构成与语言结构相对应的一种可能的世界结构。

库恩借用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formoflife)的概念把上述的词典或语言的接受(或拒斥)、学习、交流、创造等科学共同体的日常活动视为科学共同体的生活形式或实践科学的方式。库恩认为，一个科学家必须接受他所属共同体的大量现有的知识主张(knowledge-claims)，这是由共同体的实践、生活形式也即一个长久存在的部族(tribe)所构成的。科学是一种社会实践，不是单人游戏，而是共同体的生活形式。在被不同结构的词典区分的共同体之间，评价知识主张常常是不可能的。但是，此时有适用的桥头堡，足以充分容许关于生活形式或实践科学方式的判断，这种生活形式也是其他共同体的词典所容许的。如果那种生活形式相对于人们有价值的东西而言是优越的(例如它解决了某些先前未曾解决的技术问题)，那么人们便会迁居到其他共同体，获得它的词典，进而采取它的生活形式，并抛弃他们原先的词典。至少在隐喻的意义上，这就是许多科学进步发生的方式。

在结束本文时，顺便涉及一下库恩的与科学革命有关的哲学思想。库恩早就反对别人给他贴上非理性主义利相对主义的标签。他在“对批评的答复”一文中明确表示，就理论选择而言，说逻辑和观察的力量原则上不能使人信服，这既没有放弃逻辑和观察，也没有说不存在更好的选择标准。就选择来说，说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就像法庭的最高裁判，这既没有为暴民准则辩护，也没有说科学家就完全可以决定选择哪种理论。而且，选择科学理论的理想标准(如精确性、广泛性、简明性、富有成果等)包含着理性因素的内容，尽管人们在理解和运用它们时也有诸多分歧。库恩争辩说，按照相对主义的本质含义，他并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是主张科学进化犹如生物进化，是单向的、不可逆的，科学发展正如科学家通常所做的那样是向前研究的。但是，库恩的确认为，后继的理论之所以比先前的理论要好，是因为它是一种更好的解题工具，而不是更符合自然界的真理。不过，他也强调指出，真理的内在推理用途是不成问题的，而且传统的对“真理”的理解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并非最不能解释科学进步。

库恩近年的论著表明，他的基本哲学立场依然故我，只不过是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说明。他表示，一个词典不能恰当地标以真或假，词典无所谓真假，它的结构分类是一个社会的或语言学的事实。不能说词典是混乱的，尽管它的使用偶尔会导致混乱。一个词典对于达到一个能够指定的社会目标来说是更好或更坏的工具，在词典之间选择——或确切地说词典的演化方向——必然取决于这些目标。词典是工具，该工具由在促进目的的实现中它们有效性的大小来判断，在它们之间的选择是相对于好处的。库恩承认他关于词典的立场是工具主义的和相对主义的。但他强调词典方面的相对主义并没有引起关于真理的相对主义。因为在一个共同体的词典中是真值的东西，在另—个词典中则是不可说的。科学并没有发现独立于词典的真理。不能因为17世纪在实验上获得了真空而斥责亚里士多德“不可能有虚空”的陈述是荒谬的，并不能因为爱因斯坦同时性的相对性概念而嘲笑牛顿的同时性的绝对性概念。就此而言，库恩的态度倒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库恩的哲学思想似乎也很难贴上唯心论或康德主义的标签。库恩认为不仅两个词典所对应的两个世界是真实的，而且他们在每一个标准的意义上也是客观的和外在的。它们之中任一个指明的自然类术语能够通过直接证明(ostension)而学习，起初通过直接指出它们在世界中的指称，继而通过在共同具有的词汇表的前提下描述它们指称在其中出现的情境。用较早的或较晚的词典描述的世界都是有根据的。理论能够在词典包含的自然类周围发展，从这些理论得到的陈述的真值能够通过观察和实验赋予。在不一致的情况下，要求解释总是合情合理的，尽管包括在这些活动中的个别共同体成员在主观上——譬如在他的爱好和兴趣方面——可以不同，但这些差异很少影响真值赋值，从未越过给出不一致理由的责任。虽然库恩也表明，要组成世界的经验需要心智范畴，没有心智范畴便没有经验；但是，即便认为这种立场是康德主义的，它与康德主义也有两点不同。第一，库恩所指的范畴不是个人的范畴，它们对所有个人也不是共同的。确切地讲，它们的所在地是历史地处于共同体中的。其成员共同具有一种词典结构的群体是从他们的双亲或老师那里获得范畴的，转而又把这种词典或许以改变了的形式传给他们的后人。第二，库恩所谓的改变指的是这些范畴能够变化——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在相当显著的程度上，而且可以因群而异，对一个群体而言，可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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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库恩的论文集《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

载于拉卡托斯等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版。

载于库恩的论文集《必要的张力》。

Lexion本意有二：（1）词典、字典，尤指希腊语、希伯莱语、拉丁语及阿拉伯语词典；（2）某一作家或学科的特殊词汇。vocabulary本意是：（1）通常按词义排列并注有释义的词典、词汇表；（2）某种语言、某人、某行业、某知识领域所使用的语汇、用词范围。

载于拉卡托斯等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

T.S.Kuhn,Commensurability,Comparability,Communicability,1983,Type-scrip.

ThomasS.Kuhn,ThePresenceofPastScience,TheShearman,MamerialLectures,1987.LectureI:RegainingthePast;LectureII:PortrayingthePast;LectureIII:EmbodyingtheP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