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范文10篇

库恩范文篇1

[关键词]范式内部史与外部史不可通约性

一、

作为本文的开始，请允许我追忆已故的托马斯S.库恩教授。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4年夏天，他赴日本参加在东京举办的第14届国际科学史研讨会。那时，我是东京大学的科学史研究生，见面之前，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日文版于1971年面世，不久，我就为学校报纸写了一篇有关此书的评论文章。在那段时间，坦率地说，我对于他的关于科学革命的著作并没有很深的印象，因为当时我的主要兴趣是科学和技术的社会维度。

大约两年后，即1976年，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作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项目的研究生。在那儿，我阅读了库恩教授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随后在他的论文选《必要的张力》（1977）中又重新出版。其中有一篇题为“科学的历史”的短文刊登在1968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14卷中。库恩教授在科学的内部史和外部史上花了一定的篇幅来解释什么是“内部史和外部史”，尤其是关于“默顿命题”。

库恩认为，在一个新学科发展的早期，专业人员集中在主要是由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所决定的那些问题上。在此时期，他们在解决问题时所展示的概念，受到当时的常识、流行哲学传统或当时最权威科学的制约。17世纪出现的新学科和许多现代社会科学提供了例证。但他争辩说，一门学术专业在后来的发展方式，总是大大区别于至少在科学革命时期由古典科学的发展所预示的。一门成熟科学的专业人员，是在一个具有传统理论以及工具、数学和语言技巧的复杂总体中受到训练的。结果，他们组成了某种特定的亚文化群，其成员是彼此著作的唯一读者和裁判。这些专家们研究的问题，不再由外部社会提出，而是产生于内部，为了扩大现存理论与自然界相互适应的范围并提高其精确度而提出的挑战。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概念，一般同以前专业训练中所提供的概念紧密有关。简而言之，与其他专业的创造性工作相比较，成熟科学的专业人员是从他们在其中过着特殊专业生活的文化环境中实际分离出来的。[①]在阐述现代科学规则的出现时，库恩教授从未忽视外部因素，而是解释了内部与外部因素如何以十分自然的方式交织在一起。重读《科学革命的结构》，我现在意识到在谈及几篇有关强调外部的理智和经济条件影响的热力学文章之后，库恩教授明确指出：“因此，仅仅在这篇论文所讨论的问题中我才将外部因素的作用看得很小。”[②]对于《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作者来说，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都是必要的。库恩教授在先前所提到的那篇“科学的历史”一文中指出，“虽然科学史的内部方法和外部方法多少有些天然的自主性，其实它们也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只有实际上是一个从另一个中引申出来，才有可能理解科学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③]从这时起，我理解了库恩教授的科学史方法论即为科学内部和外部史，或他的范式概念就是描述科学实践的深层维度（包括内部与外部）。1976年，普林斯顿的新学年开始后，我经常在办公室里遇到库恩教授，尤其是在星期三下午项目组所举办的酒会时间里。那时我与他进行愉快的交谈。在CharlesC.Gillispie教授，研究生主任家里举办的一次舞会上，他为客人调制了苏格兰威士忌。

在1976-1977学年的春季学期里，我参加了他的本科课程“科学史介绍”。上了一些课后，他由于过度工作而进了医院。由哲学系荣誉教授卡尔·享普尔教授代替他上。但是在最后几节课时，他又出现了。为了获得学分，我与学生们一起参加了考试，并提交了一篇题为“托马斯·库恩的理论与数学史”的学期论文，文中我论断在数学中也有革命。看我的论文之前，他认为在数学中没有革命。但是，读了我的论文，他改变了看法，开始承认即使在数学中也必定存在着革命。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我看到他对我的论文评语时的高兴心情。我十分感谢他对于一位国外学生所给予的和蔼与学术的公正。

1978年在该项目的一次学术研究会上，库恩教授谈及他的新书《黑体理论和量子不连续性，1894-1912》，该书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一些同事报怨那本书太专业化。但我却极力推崇，因为我自己能理解在我在数学系的学习中历史研究有多重要。他的有关量子理论早期历史的著作似乎已表明他感到对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负有一种学者的责任。1979年初夏，在《普林斯顿日报》中我读到Gillispie教授的一篇采访稿，称库恩教授由于个人原因将离开普林斯顿。不久，我帮库恩教授搬书。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留下了大约12本被译成不同语言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些书现在都保存在我在东京的办公室里。

我回到日本后接受了东京大学的科学史的一个职位。1986年春，库恩教授作为日本科学进步团体的邀请学者访问了日本。五月二日，我请他在我们学校的艺术与科学学院作了一次公开演讲，并在我的研究生讨论班与我们一起讨论。演讲的会堂里挤满了大量熟悉他著作的听众。他的演讲题为“作为历史产物的科学知识”。我们在讨论班里的讨论也十分热烈。我记得，在那儿他强调了科学社会学的重要性说“迫切需要科学社会学”。在学院附近，我的十几位研究生与库恩及他新婚的妻子Jehane一起共用了晚餐。我们喝了很多酒，库恩教授夫妇看起来十分高兴。

在他作公开演讲的前几天，我们去了日光观光。在去日光的火车上，我们讨论了爱丁堡的布卢尔（D.Bloor）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年出版）一书中所提出的“强纲领”的有效性问题。他对那个纲领十分不满。但作为那本书的日文翻译者，我基本上支持布卢尔的观点。1986年当他们离开日本之际，我请求库恩教授夫妇答应再次访问日本。他说“好”，但是在他第三次访问日本之前，却传来了他于1996年6月17日逝世这一悲痛的消息。与库恩教授的相见的情景至今还牢牢地铭记在我心底。

二、

库恩教授是一位怎样的思想家，或确切地说，是一位怎样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家？他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的地位可以说是继A.柯依列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历史学家。当青年库恩在哈佛学习科学史时，就很受柯依列《Etudesgaliléennes》一书的鼓舞，该书1939年在巴黎出版。在“亚里山大·柯依列与科学史：关于理智的革命”（《Encounter,1970》）一文中，他说道：

“在科学之外，随着科学发展的历史研究，少数学术领域已经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发生了很大转变。那种转变仍在继续，并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是影响那些将科学史从本质上视为观念史的历史学家，这一点迄今为止已经在许多中心很好地建立起来了。第二阶段发生在那些将科学史吸收到由社会和文化的历史提供的模式中的历史学家中，这一点仍在酝酿。熟悉近代编史工作的读者会认识到在这些事件在全社会的历史职业中的影响。理智的历史在近代曾吸引了许多人才，而现在吸引他们的是社会文化的历史。但是这些变化对科学史产生的影响比任何领域都大。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公认的时代错误，他们第一次使将科学看作具有历史成为可能，或至少能够引起当代历史学家的兴趣。”[④]

柯依列可能是理智史历史学家的代表。库恩教授则可被称为作为社会文化史一部分的科学史模式的倡导者。在上文的结尾处，库恩指出了柯依列体系中内部史的局限性：

“然而，柯依列知道这里有问题。晚年在病床上他将愉悦诉诸于一本书，‘去填补迄今为止仍有几英里距离的这一科学本身的历史与社会历史之间的鸿沟。’我想，建造这一跨越鸿沟的坚固桥梁是当前面对科学史的重要挑战，许多年青的学者已开始为如何做好这项工作而提出建议。”[⑤]

当然，库恩所写的科学史的著作是作为社会文化史的一部分。在《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1957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他不仅描述了托勒密地心宇宙和哥白尼日心宇宙的数学天文学的技术性细节，而且解释了新的哥白尼理论是如何随着牛顿力学的胜利而被欧洲近代社会所接受的。在《黑体理论与量子不连续性，1894-1912》中，库恩从未忘记提及马克斯·普朗克的热力学背景知识，热力学方程式由法国工程师SadiCarnot和德国物理学家RuodlphClasusius提出。

更重要的论述可见文章“物理科学发展中数学与经验传统的对立”，该文初次出现于法文版的《Annles》，30（1975）中，随后见于《自律Interdisciplinary史杂志》，7（1976），以后又收入1977年的《必要的张力》。在那篇文章中，库恩引入了培根的科学概念，即强调实验不同于数学工具，这是经典物理学的主要特征。根据库恩的论述，所谓的默顿命题只适用于培根式的科学。

因此，库恩是一位完全吸收了“科学的内部与外部史”模式的科学历史学家。他引入外部因素来描述科学史的方法一点也不独断，且十分自然地与内部因素结合起来。科学实践的深层组成，包括理智的与社会的，可能与库恩的众所周知的“范式”概念紧密相关。范式是与一个与米歇尔·波朗尼的“不可言说的维度”有一定联系的概念。波朗尼的科学哲学有时可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相比，后者也强调我们的意识或潜意识的深层维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库恩的科学哲学也被称为“科学的心理分析”，或是用理智的和社会的深层维度来理解科学的尝试。

众所周知，因为对范式模糊性的批评，库恩曾一度放弃这一概念，而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二版（1970年出版）的“附录-1969”中引入一个新的术语“专业母体”。但是，当库恩在1988年夏召开的以“解释与人文科学”为主题的会议上宣读“自然与人文科学”一文时，一个重要的事件发生了。在这篇文章中，他坚持认为自然科学，例如天文学，与人文科学一样，都依赖于他们所从事的共同体。这样，他总结道：

“因此，让我为关于这一不同划界方法的许多尝试性评论的有关见解下一结论。迄今为止，我仍认为任何阶段的自然科学都基于一套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是现代的研究者从他们直接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那套概念体系是历史的产物，根植于文化，现在的研究者通过训练而入门，并且只有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用来理解其他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方法才能被非成员所理解。有时，我称它为特定阶段科学的解释学基础，你可能注意到在其中一种意义上，它与我曾称作范式的东西十分相似。尽管这段日子我很少使用这个词，几乎完全失去了对它的控制，但为简洁起见，这里我有时将使用该词。”[⑥]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陈述。“范式”在这里被重新解释为解释学基础。在库恩看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也是有着解释学基础的理智的行业。那么，自然科学就可以以下述方式与人文或社会科学相比较：“如果某人采纳了我描述自然科学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研究者通常所做的，给定一个范式或解释学基础，不是普通的解释学。更确切地说，他们所用的范式是努力从老师那儿得来的，我曾称之为常规科学，即试图解难题的行业，如那些在该领域的最前沿，提高并拓展理论与实验间的吻合。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则是解释学的，解释的，不断反复的。在它们中，根本很少发生类似自然科学的常规解难题研究。”[⑦]对库恩来说，自然科学有一个范式或解释学基础，除在科学革命时期外，这一范式或解释学基础很少变化。随着库恩的观点，科学成为一次具有重要的历史维度的理智的事业。从前上帝的科学观被抛弃了。

三、

库恩晚年所努力从事的是重新系统地阐述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的观点。他的科学史大纲十分哲学化。他称他的科学哲学大纲为“科学的历史哲学”。因为在他的科学观里，历史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当库恩在1947年夏天第一次读到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其他物理学文章时，他就开始有了自己的科学观。关于此，他回忆如下：

“我第一次读到亚里士多德的一些物理学文章是在1947年夏天，那时我是一名物理学研究生，正试着为一堂面向非科学家的科学课程准备一个力学发展研究的案例。毫不奇怪，我用以前读过并清楚记得的牛顿力学来看待亚里士多德的文章。我希望解答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曾懂得多少力学知识，他为后人，如伽利略和牛顿留下了多少尚需解决的东西。有了那个方案后，我很快发现亚里士多德几乎根本不懂力学。所有问题都留给了他的后人，主要是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人。但我发现很烦，因为我正在读他。亚里士多德不仅表现出对力学的无知，而且还是位糟糕透顶的物理学家。尤其是关于运动方面，他的文章在我看来，不论在逻辑上还是观察上，都满是令人吃惊的错误。”[⑧]

这种观察在二十世纪的普通物理学家中必定十分普遍。但这里，库恩并没有停止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文章的质疑。他继续他的观察：

这些结论是靠不住的。毕竟，亚里士多德曾是位倍受尊敬的古代逻辑的创立者。在他死后将近两千年里，他的著作在逻辑学上所起的作用可与欧几里得在几何学上的作用相比。此外，亚里士多德常被证明是一位极其敏锐的博物学观察家。尤其在生物学方面，他的描述性文章为十六与十七世纪近代生物学传统的出现提供了主要的模式。当他转而研究运动和力学时，他那独特的才能怎么会如此系统地消失呢？同样，如果他真的失去了才能，为什么他在物理学方面的文章在他死后那么多世纪里都被看得十分重要？这些问题困扰着我。我可以简单地相信亚里士多德在涉足物理学领域时走入迷途，但并非如此，他完全崩溃了。可能错在我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我问自己。也许他的话对于他和他同时代的人的意义并不总是与对于我和我同时代的人的意义相同。

这样的问题对于青年库恩来说十分重要。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简单的糟糕的力学家。库恩尝试性的回答如下：

试探着那种方法，我继续对文章进行苦苦思索，我的怀疑最终被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我坐在书桌前，桌上是一本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打开着，手里握着一枝四色铅笔。抬起头，我出神地凝视着窗外——至今我仍栩栩如生地记得这一幕。突然我头脑中的片断以一种新的方式整合起来，并归属到一个立场之下。我低下了头，因为刹那间，亚里士多德成为一位真正十分优秀的物理学家，但却是我连做梦都想不到的那种。现在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会说那些话，以及他的权威性何在。先前看上去有着令人吃惊的错误陈述，现在看起来最坏也只是接近于强大而普遍成功的传统中的失误。那种经验——片断突然以一种新的方式整合起来——是我在对事例进一步考虑后将挑选出来的革命转变的第一个普遍特征。尽管科学革命留下了许多零碎的扫尾工作，但中心的变化不能给人以零碎的，一点一滴的感受。实际上，它包括一些相对突然和无结构的转变，在这些转变中，一部分经验流将自身进行不同的分类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模式。（同上）

这里，可能有一些简单化或戏剧化的因素。但是，在以后的生涯中库恩将遵循的可能接近其上述的方法。随着他阅读亚里士多德有关自然哲学著作的上述经历，他开始形成了一个他称之为“不可通约性”的观点，这个词在古希腊是用于数学的术语。

的确，不可通约性概念是库恩晚年科学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科学哲学协会1990年召开的年度会议上，库恩作了题为“《结构》以来的道路”的主持演说，其中，他谈到了他的规划书：“回到我的规划书，你会毫不奇怪地听到其主要目标是诸如合理性，相对主义，尤其是实在主义和真理的论题。但是它们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部分，也并不占有大部分空间。那一角色被不可通约性所替代。在写完《结构》一书的三十年里，没有其它方面能让我如此深切地关注过，这些年，我产生了一种比以往越来越强烈的感觉，不可通约性必定是科学知识的任何历史的，发展的，或革命的观点中的重要因素。”[⑨]

库恩晚年所思考的在我看来具有一个科学知识发展的正式的或逻辑的结构。他思考的结果在不久的将来将以书的形式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已为我们留下了一些线索。

库恩主要将科学变化的途径与两种变迁方式进行比较。一是与语汇的变化相比较。另一是与一定形式的进化理论比较。在他的“科学发展与语汇变化”（theThalheimerLecturesat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from12to19November1984）一文中，库恩认为科学发展与语汇变化的模式是多么相似啊。古希腊有由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所体现的自然语汇。另一方面，近代早期的欧洲人有另外一种以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理论基础的语汇。两种语汇当然都有“运动”这一平常的概念。但是“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的语汇里与在牛顿语汇里却大不相同。确切地说，每一种语汇里的“运动”都有无法翻译为另一种语汇的因素。因此，在这一比较中，“不可通约性”即意味着“不可翻译性”。另一与进化论的变化至少部分可见于《科学革命的结构》最后一章“通过革命的进步”。但是，他后来的比较比在《结构》中更具有精致的形式。在前面提及的“《结构》以来的道路”一文中，他说：

在这一点上，我已在试着稳固并拓展在第一版《结构》一书末尾所提出的在科学的和生物的发展之间的比较：科学发展必须被视为从后往前推的过程，而不是从前往后拉——即从……进化，而不是向……进化。在提出那一建议时，正如书中的任一处，在我头脑中的比较是历时的，涉及到关于相同的或有着部分一致范围的自然现象的老的和较近的科学信仰间的关系。现在我想提出第二位的，较少被广泛理解的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和知识的进化之间的比较，这是在科学的某一特定时期切片，而不是包括于其中的历时地切片。尽管我过去曾偶然提到当代科学特点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但我在过去短短几年里才开始看到它对于生物进化和科学发展间比较的重要性。[⑩]

库恩如何在生物进化与科学发展之间进行详细地比较，这可以参看他的一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著作。在任何情况下，库恩都宣称他最后几年的立场，如下：

现在可能已经清楚我正逐步发展的立场是一种后达尔文的康德主义。象康德的范畴一样，语汇提供了可能经验的前提条件。但是语汇的范畴不象它的祖先康德所认为的那样，它是能够变化的，并且确实在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历来不会太大。不论该共同体是在时间还是在概念空间中被替换，它们的语汇结构在大多数方式上都必须是重叠的，否则就没有了使一种语汇的成员去获得另一种语汇的桥梁。没有大多数的重叠，对于单个共同体的成员来说，当他们的认可需要进行语汇的转变时，要评估所提出的新理论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小小的变化会产生大范围的影响。哥白尼革命尤其提供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例证。[11]

从而，晚年的库恩是一位后达尔文的康德主义者。“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库恩范文篇2

60年代初，托马斯•S.库恩在他的科学哲学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中，别出心裁地引入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概念——“范式”，以此揭示了科学革命的实质，勾勒出科学发展的动态结构。库恩一反逻辑实证主义的传统的知识静态积累观的坚定立场，以他的几个可塑性极强的标新立异的概念，在科学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产生了轰动效应。此后，厍恩一方面在赞扬和批评的声浪中修补和完善他的“围墙”的“结构”，另一方面也试图改换看问题的视角，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进一步探讨科学革命的结构。尤其是80年代以来，库恩在几篇公开和未公开发表的文稿中，已深入到语词变化中寻求科学革命的秘密，剖析科学革命的更深刻的语言根源。本文主要拟以库恩教授的几篇近作为据，探讨一下他的科学革命观的新进展。

一、从“范式”到“词典”或“词汇表”

“范式”(paradigm)一词首次出现在库恩的“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的传统和变革”一文中，此文是为1959年6月召开的“第三届犹他大学科学人才识别研究会议”而写的，于同年发表在会议文集之中。库恩只是在宣读这篇讲稿之前几个月才得到这个概念的。此后，尤其是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对这个概念作了详尽的发挥和系统的拓展。除文法上的虚词外，该词在书中出现的比哪个词都多，以致库恩没有必要为它列出索引，否则只能写从首页到末页了。

关于范式的涵义，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未曾定于一尊。也许玛斯特曼女士的“范式的本质”一文的研究得最为到家了。她周详地列举了《结构》中范式的21种不同用法，并把这些用法按涵义分为三大类，即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metaparadigm)、社会学范式（sociologicalparadigm）、人工范式(artifactparadigm)或构造范式(constructparadigm)，它们似乎分别对应着范式的哲学、社会学和科学方面。面对众说纷纭的议论和批评，库恩不得不在“再论范式”(1974年)一文中澄清自己的思想。他指出范式的用法可以分成两个集合。范式的一种意义是综合的，包括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另一种意义则是把其中特别重要的规定抽出来，成为前者的一个子集。他认为范式一词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很接近“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他觉得把范式改为“专业基体”(disciplinarymatrix)意思会更明确些，他列举了对集团认识活动最根本的三种范式成分：符号概括、模型和范例(exemplers)。不管对范式的涵义作何理解，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库恩把常规科学视为范式定向下的日常解题活动，而科学革命则是范式更替的非常时期。

80年代以来，作为库恩科学观的中心概念的范式一词突然从他的著述中基本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则是“词典”(1exion)或“词汇表”(vocabulary)。按照库恩的新观点，科学革命表现为语言本身所包含的先于描述自然知识的变化，科学革命实际上是科学词典结构的变革，也就是用新词典代替旧词典。

库恩用他所津津乐道的三个例证说明了这个问题。事例1是亚里士多德-牛顿。当他用人种史研究者的读法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结果发现，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运动”(motion)一词指一般变化，不仅仅是指物理客体位置的变化。像生长(橡子长成橡树)、强度变化(加热铁棒)、许多一般的性质变化(从生病转化为健康)，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都是彼此相似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自然家族(naturalfamily)。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第二个概念结构的基本点在于，质(qualities)和特性(properties)起着中心作用，它在本体论次序上高于物质(matter)，而物质只不过是一种中性基质。物体的个体性不能用它的物质特征来解释，而要借助于特定的质(热、湿、颜色等)来解释，个体性是用特定的质“受孕”的，一组质或特性构成了所谓物体的本质(essence)。物体的位置(position)或地点(place)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也是质，因而局部运动(localmotion)是一种状态变化而不是状态，这样牛顿的惯性定律就变得难以置信了。显而易见，亚里士多德的词典与牛顿的词典是大相径庭的。在事例2(伏特-现代电学)中，从伏特的“接触生电”的静电学概念到现代电学的电化学理论，也是词汇表的转换。在事例3(玻耳兹曼-普朗克)中，词汇表的更替表现在用“量子”和“振荡器”代替“基元”和“谐振器”上。这些术语的变化，都隐含着某种先验知识的变革，从而决定了科学的革命性的变化。

一部词典或词汇表，也是一种最适合于描述世界的高度完善的工具，为科学共同体及其成员所运用。它包含两种术语：其一是必须描述的事物、活动和状态的命名即指称术语(大部分是名词)；其二是描述它们的性质或特征的命名(大部分是形容词)，以用于识别和挑选它所指称的东西。这样一来，词典便命名了出现在自然界和社会界的事物的行为和状况的类型，也命名了这些类型的比较突出的特征，它体现了科学共同体的分类。因此，它所包容的知识一方面是语言和世界，是事物和性质的名称，另一方面是那些相同的事物和性质。在词典中，一些范畴必然是固有的，由遗传决定的，所有人都具有的。另外的范畴尽管不是固有的，但由于自然环境同样是种普适的(species-universal)。很难想像一种语言没有关于太阳、关于白天和黑夜的词。当然也有一些范畴相应于特定的杜区发展而进化，随时间地点而变化，随社区成员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变化。这类范畴因文化和语言的不同而异，因历史时期的不同而不同。

在为事物、活动、状态命名的指称术语中，引人注目的是所谓“自然类术语”(naturalkindterms)。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涉及到不同自然类的术语，不管涉及到狗和猫、金和银、恒星和行星，在它们所指称的对象中都不能部分一致，除非一类完全包含另一类。也就是说，没有对象是两个相异的类的成员，除非两个类是种与属的关系。第二，所指称的对象的术语必须在词典中共同具有一个特有的词条，该词指出可以期望它们什么。因此，像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和牛顿的运动不能同时作为自然类术语出现在同一词典中。自然类术语尽管没有仅靠观察而给出，但它提供了共同体观察词汇表的重要部分。

不同的词典其差异主要在于结构的不同，即分类范畴或同异关系(similarity-differencerelation)不同。这也是一个词典的标识特征。亚里士多德词典中的运动与牛顿词典中的运动，就代表两种不同的分类范畴的名称，它们把不同的事物或现象按同异关系分门别类。古希腊天文学与哥白尼等人天文学的词典结构之不同，也具体表现在分类范畴或同异关系上。古希腊天文学只有两类天体，即行星和恒星；它们大部分作为光点是可见的，是永恒的。在一年大多数时间内都可以看见的，并处于规则的运动之中。但行星比恒星更亮，只出现在天空中的黄道带区域，比闪烁的恒星更持续地发光。虽然恒星和行星一起绕天极向西逐渐运行，但行星有慢得多的向东的附加运动。根据以上同异关系，古希腊人把当时已辨认出的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土星和木星归入行星类。但是，在哥白尼之后的词典中，分类范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太阳成了恒星，地球披归入行星，一个新范畴卫星为月球创造出来。此时，当然是按新的同异关系分类的：恒星要自发光，不自发光的不能算是恒星，这是新引入的特征。此外，行星的附加运动被取消了。库恩进而认为，术语的意义不是与特定的一组特征有关，而是与词典的结构即它具体化的等级关系和同异关系有关。

诚如库恩所看到的，语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向外望着世界，一面向内望着存在于语言的关联结构中的世界映像。因此，词与事物处于无法摆脱的混合之中，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谈论词典常常采取谈论世界的形式，反之亦然。词典的结构即分类范畴或同异关系，决定了语词附着自然的方式，对自然进行切割和组合的方式，以及已知客体和情境在分类范畴中分布的方式，从而构成了不同的可能世界。这个世界具有共同的自然类，随之也具有同一本体论。在一组可能的世界中发现真实的世界正是科学共同体成员要做的事情，这也是常规科学的事业。但是，向他们敞开的世界受到共同体成员共同具有的词典结构的限制，科学的发展有时要求打破这种限制，对词典进行局部的修改。由于共同体把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方方面面都纳入词典的结构之内，新经验有时使内装的知识发生大胁变，局部的修改已难以奏效，只有通过词典结构的大变革才能加以消除，此时科学革命便应运而生了。科学革命无非是对词典的分类范畸的重新划分或对同异关系的重新调整。

库恩概括了科学革命的一般特征。第一，科学革命多少是整体性的，也就是说自然界一些方面的整体画面必须同时加以改变。反映到词典上，这种变化不仅关系到调整划分范畴的准则，也关系列调整已知客体和情境在前在范畴中分布的方式。既然重新分布不仅涉及一个范畴，既然这些范畴也要相互界定，这种变换也必须是整体性的。更进一步，整体论来源于语言的本性，因为划分范畴的准则事实上也就是使这些范畴名称附着于世界的准则。第二，足以表征革命特征的，是词典结构即分类范畴的变化，这种范畴是科学描述和概括的前提。也就是说，语言中革命变化的特异之处在于，不仅改变术语用以附着自然的规则，而且也大规模地改变这些术语所附着的客体或情境的集合。第三，随着科学革命而不时改变的类隐喻的并列关系，对于获得科学语言和其他语言的过程来说是很基本的。隐喻往往以模型和类比把世界加以分割，用语词建立起某种类似性模式，从而构成了同语言结构相对应的世界结构。

二、从“不可通约”到“不可翻译”

“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是从古希腊数学中借用来的，在那里专指两个无公度的量之间的关系。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为了强调革命前后的两个范式具有本质性的差异，而认为不同的范式是不可通约的，这不仅表现在语言上，而且也表现在方法、问题范围和解答标准上。在1970年发表的“对批评的答复”一文中，他指出，虽然革命前后所使用的大多数符号仍在沿用着，例如力、质量、元素、化合物、细胞，但其中有些符号依附于自然界的方式已有了变化，从而使得相继的理论是不可通约的。他从语言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认为在从一种理论到下一种理论的转换过程中，术语以难以捉摸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含义或应用条件。正由于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通道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把两种不同的语言还原为这种中性语言，即由纯粹的感性材料的术语加上句法上的连接词构成基本词汇的语言，从而使得理论之间或语言之间的翻译相当困难，甚或不可能进行。这也正是不同理论或范式不可通约的语言根源。但不可通约并不意味着不可比较、不可交流，因为具有不同理论或范式的人确实在交流和比较，有时还改变彼此的观点。在1983年发表的“可通约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一文中，库恩把范式不可通约仅限于没有共同语言，即没有把两种理论毫无遗漏地或毫无损失地翻译出来的语言。

在库恩近年的著述中，似乎很少见到不可通约的提法了，代之而起的是“不可翻译”(intranslatable)。库恩在其三篇一组的希尔曼纪念讲演（“恢复过去”、“描绘过去”、“使过去具体化”）中，认为他的不可通约概念在实质上是正确的，但在细节上要做显著修正。库恩承认，他在以往把向前行进的科学家的经验模式化了，过分接近力图回溯的历史学家的经验。第一，历史学家一般用一次跳跃包含在历史上以较小的步骤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第二，正是(科学家)群体恰好向前行进，而个人(历史学家)则回溯，相同的描述术语不能无批判地用于二者。例如，个人能够经历格式塔转换，但把该经历赋予群体则是一个错误。库恩认为他把不可通约隐喻地用于相继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意味着无公共词汇表，没有一种术语集合能够用来充分而准确地陈述两个理论的所有成分。他觉得蒯因在25年前所提出的不可翻译比他和费耶阿本德所考虑的不可通约更好，因此使用蒯因的隐喻代替了他的隐喻。不可翻译在这里意指，通常不可能用目前的术语代替古老文本中的术语，使得如此形成的每一个陈述的真值能够恰当地用于它原始的真值。也就是说，保真翻译(truth-preservingtranslation)并非总能完成。

库恩看到，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译文不可能是严格的，原来语言中词语所携带的联想，只能部分覆盖译文语言中它们最接近的对应词的联想。因此，译者必须用折衷办法前进，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要决定，原文哪些方面最重要，值得保留，哪些方面应该舍弃。对此，不同译者可能因人而异，同一译者在不同场合也会措辞不同。翻译科学的困难比一般认为的那样更像翻译文学的困难。而且，在科学和文学二者之中，相关的困难不仅在于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而且也在于同一语言的较早的文本和较晚的文本的翻译。

由此可见，在缺乏广泛的人种史解释(它能唤起人们了解某些术语不熟悉的意义而超越翻译)的情况下，从—种文本到另一种文本的所谓翻译都会系统地使人误入歧途。对于作者来说具有重要含义的段落(在原文中或为真或为假)，今天在译文中读起来如此令人惊奇，以致无法使人辨认它们在当时的真伪。因为一个陈述在一种语言中是为真或为假的候选者，而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许根本不能作为真值的候选者来谈论，也就是它是不可说的。尽管用一种语言的词典能够造成的许多陈述也能够用另一种语言的词典造成，或者用同一语言在较后时期的词典造成，但是另一部分陈述却不能继续这样做下去，即使借助于丰富的词典。这些陈述的内容无论如何能够比较和交流，但是所需要和要求的东西不是译文，而是语言学习和诠释。用牛顿的词典无法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物质、地点等术语，但是通过学习和诠释却可以理解。

库恩多次强调他的这一观点：在一个共同体是真值的明确候选者的陈述，在另一个共同体只不过是不可说的而已。希腊人关于“太阳是行星”的陈述，按照他们的分类标准来说是真陈述。用我们的词典无法翻译希腊人的这一信念，因为行星的术语的含义在两种词典是大相径庭的。还有，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没有虚空，这个陈述现在在我们看来显然是不对的，因为17世纪的气压计和空气泵提供了可信的证据。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它却是一个真陈述。因为亚里士多德把位置或地点视为质，而质与作为中性基质的物质不能分开存在。这样一来，有位置之处必定有物质，虚空即空虚空间的概念就在术语上自相矛盾，犹如方的圆一样。用亚里士多德的原话来说，既然虚空(假定它存在的话)必然是失去了物体的地点，那么这样的虚空便是不存在的。

按照库恩的词典的观点，术语的意义并非与特定的—组特征有关，而是与词典的结构，即它具体化的等级关系和同异关系有关。正是结构上的差异，妨碍了保真翻译。在上述的有关例子中，尽管两个词串是相同的，但用它们组成的陈述的意义则是不同的，没有一种保真方法能够用我们后来的词典翻译希腊人的陈述。尤其是，不能用某些术语串代替希腊人的行星的对应词，同时借助于希腊人使用的特征术语提供一个公认的定义。三、科学共同体即是“言语共同体”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及后来的一些文章中，也经常运用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直观地看，科学共同体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这种共同体具有这样—些特点：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同一共同体的成员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不同的共同体总是注意不同的问题，所以超出集团范围进行交流就很困难，常常引起误会，勉强进行还会造成严重分歧。

如前所述，库恩认为范式在实际上和逻辑上都很接近科学共同体，要把范式这个词弄清楚，首先必须认识科学共同体的独立存在。现在，范式已被词典取代，科学共同体也就顺理成章地在某种程度上等价于言语共同体或语言共同体(speechcommunityorlanguagecommunity)了。事实上，库恩所列举的科学共同体的以上表现和特点，都或多或少与语言相关，甚或其本质之处就在于语言的接受、学习、交流和创造。库恩近年对科学共同体即言语共同体的思想又作了进一步的阐明和发展。

在库恩看来，拥有共同的词典是科学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和显明标识。也就是说，接受这一词典，就是这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接受另一个结构不同的词典，就成为另一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抛弃了旧词典，就意味着旧科学共同体的解体；创造出新词典，即意指新科学共同体的形成。用库恩本人的话来说，世界和共同体二者随它们相互作用的词典的变化一起变化。

由于词和世界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因此科学共同体的成员都是同时认识世界和获得词汇的。诚如库恩所说，人们要是能够得到一张词汇表或一部词典，也就得到了一种最适合于描述世界的高度完善的工具。更具体地说，如果可以多少借助隐喻，人们得到的只是—部分类学，其中有一些必须描述的事物、活动和状态的名称，还有一些有利于识别和描述它们的特征的名称。而且，如果仔细加以识别，对于把名称固定于它们所命名的事物以获得词汇的过程，还必须把两种不同的名称联系起来：一种是关于事物的名称，另—种是描述事物最突出特征的名称。在这个学习过程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之前，描述就不能开始。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学到的东西又远远超过了仅仅对描述有用的语言，他们同时还学到了很多关于这种语官也适用的世界的知识。

自然类术语能够通过直接显示而认识。为了挑选它们，为了辨认把它们聚集在一起的特征，需要使用专门的仪器(检流计)或特殊的计算(普朗克的能元)。在获得这些术语和对应的特征时，需要比纯粹显示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既需要显示该术语指称对象的存在，还需要显示指称对象似乎存在但实际并不存在的实验，如磁铁吸引铁屑，但不吸引纸屑。除了显示，还可以用先前熟悉的术语描述。比如要学习牛顿词典中的“力”术语，就是要显示受力和不受力约束的运动的例子，为此通常需要使用先前的词汇表。早先词典受力的例子是抛体运动，不受力约束的运动是下落的石子、旋转的飞轮或陀螺。在牛顿词典中，这些都是受力运动的例子。不受力运动的例子是不能直接演示的，必须用先前合适的词典来描述。不受力的运动是匀速直线运动。宣布匀速直线运动不受力，就是陈述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力的概念是量的概念及质的概念，它的量的方面通过弹簧秤的显示引入。然而，它的使用要求助其他两个定律：胡克定律和牛顿第三定律。从术语“力”到术语“质量”和“重量”联系在一起，质量与重量指称之间的差异与用杆秤量度的量与用弹簧秤量度的量密切相关，这种差别本身又求助于引力定律。在这里，世界的知识和描述世界的术语的知识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因此学习词典的过程也就是认识世界的过程。

同一科学共同体具有相同的词典和语言，因而交流当然是顺利的。不同科学共同体由于词典和语言的差异，不用说会给交流带来困难，但依然还是可以交流的。其原因在于：第一，不同的词典是部分可翻译的；第二，即使是不可翻译的术语，通过学习和诠释，也是可理解的。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一种人类语言的说者似乎总是能够找到桥头堡，由此而进入另一种语言，这样的桥头堡对于获得第二种词典是必不可少的。在一种词典的某些分类范畴能被另一种词典的某些分类范畴覆盖的情况下，就存在着这样的桥头堡。它是获得第二种词典的前提，需要的只是成员资格的覆盖而不是等价。只要在足够的地方找到覆盖，就找到了学习过程的起点。

诚如库恩详细论证的，学习者能够形成和检验关于特定或情境的假设，对于第二种词典的获得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被新词典汇集起来的—些对象或情境也被旧词典汇集着，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仅仅是词典的条目的指称方面的条件，它们的成功根本不需要提供任何强制。意义的建立需要第二个学习过程，学习者必须找到各种场合共同具有的特征，尤其是必须选择产生相同分类、相同词典结构、在自然类的术语中具有同一同异关系的特征。学习特征就是学习新的辨别方式，人类共同具有的生物学遗产使得人们很自然地假定，任何正常人所具有的辨别力也能够被其他任何人习得。特征的普遍学习的可能性似乎保证了桥头堡的存在，由此能够获得不同结构的词典。词典的获得只需要仔细审查在一个人自己的词典中所命名的对象或情境以及分辨特征的能力。共同具有的实际或潜在的特征是构成桥头堡存在的基础。

库恩的新观点告诉我们，要获得新知识总是要付出改变描述语言的代价。在人们用词汇所获得的信念中，有许多是人们可以找到充分理由加以改变的。于是科学发展最终不仅依赖于人们关于世界轮换地说了些什么，还依赖于人们轮换地用什么词去说。这种必要的词汇变革正是科学革命的实质，也是不可翻译性的根源。库恩认为，创造新术语或新概念的奇妙工具是隐喻、模型和类比，这三个密切相关的东西是新概念的催生婆和助产士，在以前库恩认为它们是范式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隐喻、模型和类比，把世界加以分割，用语词建立起某种同异模式或同异关系，从而构成与语言结构相对应的一种可能的世界结构。

库恩借用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formoflife)的概念把上述的词典或语言的接受(或拒斥)、学习、交流、创造等科学共同体的日常活动视为科学共同体的生活形式或实践科学的方式。库恩认为，一个科学家必须接受他所属共同体的大量现有的知识主张(knowledge-claims)，这是由共同体的实践、生活形式也即一个长久存在的部族(tribe)所构成的。科学是一种社会实践，不是单人游戏，而是共同体的生活形式。在被不同结构的词典区分的共同体之间，评价知识主张常常是不可能的。但是，此时有适用的桥头堡，足以充分容许关于生活形式或实践科学方式的判断，这种生活形式也是其他共同体的词典所容许的。如果那种生活形式相对于人们有价值的东西而言是优越的(例如它解决了某些先前未曾解决的技术问题)，那么人们便会迁居到其他共同体，获得它的词典，进而采取它的生活形式，并抛弃他们原先的词典。至少在隐喻的意义上，这就是许多科学进步发生的方式。

在结束本文时，顺便涉及一下库恩的与科学革命有关的哲学思想。库恩早就反对别人给他贴上非理性主义利相对主义的标签。他在“对批评的答复”一文中明确表示，就理论选择而言，说逻辑和观察的力量原则上不能使人信服，这既没有放弃逻辑和观察，也没有说不存在更好的选择标准。就选择来说，说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就像法庭的最高裁判，这既没有为暴民准则辩护，也没有说科学家就完全可以决定选择哪种理论。而且，选择科学理论的理想标准(如精确性、广泛性、简明性、富有成果等)包含着理性因素的内容，尽管人们在理解和运用它们时也有诸多分歧。库恩争辩说，按照相对主义的本质含义，他并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是主张科学进化犹如生物进化，是单向的、不可逆的，科学发展正如科学家通常所做的那样是向前研究的。但是，库恩的确认为，后继的理论之所以比先前的理论要好，是因为它是一种更好的解题工具，而不是更符合自然界的真理。不过，他也强调指出，真理的内在推理用途是不成问题的，而且传统的对“真理”的理解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并非最不能解释科学进步。

库恩近年的论著表明，他的基本哲学立场依然故我，只不过是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说明。他表示，一个词典不能恰当地标以真或假，词典无所谓真假，它的结构分类是一个社会的或语言学的事实。不能说词典是混乱的，尽管它的使用偶尔会导致混乱。一个词典对于达到一个能够指定的社会目标来说是更好或更坏的工具，在词典之间选择——或确切地说词典的演化方向——必然取决于这些目标。词典是工具，该工具由在促进目的的实现中它们有效性的大小来判断，在它们之间的选择是相对于好处的。库恩承认他关于词典的立场是工具主义的和相对主义的。但他强调词典方面的相对主义并没有引起关于真理的相对主义。因为在一个共同体的词典中是真值的东西，在另—个词典中则是不可说的。科学并没有发现独立于词典的真理。不能因为17世纪在实验上获得了真空而斥责亚里士多德“不可能有虚空”的陈述是荒谬的，并不能因为爱因斯坦同时性的相对性概念而嘲笑牛顿的同时性的绝对性概念。就此而言，库恩的态度倒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库恩的哲学思想似乎也很难贴上唯心论或康德主义的标签。库恩认为不仅两个词典所对应的两个世界是真实的，而且他们在每一个标准的意义上也是客观的和外在的。它们之中任一个指明的自然类术语能够通过直接证明(ostension)而学习，起初通过直接指出它们在世界中的指称，继而通过在共同具有的词汇表的前提下描述它们指称在其中出现的情境。用较早的或较晚的词典描述的世界都是有根据的。理论能够在词典包含的自然类周围发展，从这些理论得到的陈述的真值能够通过观察和实验赋予。在不一致的情况下，要求解释总是合情合理的，尽管包括在这些活动中的个别共同体成员在主观上——譬如在他的爱好和兴趣方面——可以不同，但这些差异很少影响真值赋值，从未越过给出不一致理由的责任。虽然库恩也表明，要组成世界的经验需要心智范畴，没有心智范畴便没有经验；但是，即便认为这种立场是康德主义的，它与康德主义也有两点不同。第一，库恩所指的范畴不是个人的范畴，它们对所有个人也不是共同的。确切地讲，它们的所在地是历史地处于共同体中的。其成员共同具有一种词典结构的群体是从他们的双亲或老师那里获得范畴的，转而又把这种词典或许以改变了的形式传给他们的后人。第二，库恩所谓的改变指的是这些范畴能够变化——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在相当显著的程度上，而且可以因群而异，对一个群体而言，可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化。

参考文献

T.S.库恩：科学知识作为历史产品，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5期。T.S.库恩：科学革命是什么?北京：《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9年第2期和第3期。T.S.Kuhn，PossibleWorldsinHistoryofScience,NobelSymposium,1986,Type-script.ThomasS.Kuhn,ThePresenceofPastScience,TheShearman,MamerialLectures,1987.LectureI:RegainingthePast;LectureII:PortrayingthePast;LectureIII:EmbodyingthePast.

载于库恩的论文集《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

载于拉卡托斯等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版。

载于库恩的论文集《必要的张力》。

Lexion本意有二：（1）词典、字典，尤指希腊语、希伯莱语、拉丁语及阿拉伯语词典；（2）某一作家或学科的特殊词汇。vocabulary本意是：（1）通常按词义排列并注有释义的词典、词汇表；（2）某种语言、某人、某行业、某知识领域所使用的语汇、用词范围。

载于拉卡托斯等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

库恩范文篇3

关键词：库恩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一致认为库恩是他们的先驱，是库恩为他们开辟了研究道路。在他们的著作中，“库恩”这一名字出现频率极高，而且总是笼罩在光环之中。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M·马尔凯1979年在其发表的一篇名为《库恩与科学社会学》的论文中写道:“当库恩的著作首次发表的时候，许多社会学家认为这好像是对他们学科的科学惯例的观点发起了引人注目的挑战。”正是在库恩哲学的牵引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得以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前身中衍生出来。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诞生与库恩哲学

自默顿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与社会》发表以来，科学社会学这门交叉学科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遇到了诸多方面的困境。默顿的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曼海姆的成果，最基本的设想仍属于认识论范畴。他有四条原则，即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同时，他也认为，科学知识是实证的，如果一旦被证实，其内容在社会中就是必然的；科学知识不受科学家个人素质及其社会地位的影响，因而，科学共同体评价理论的技术性标准是固定的；科学的目标就是“扩大正确无误的知识”，知识是在经验上可以验证而在逻辑上首尾一致的关于规律性(实际上是预言)的陈述，技术规范和道德规范将为达到这一目标提供工具。默顿的这些主张忽视了科学的社会实践目的，把注意力只集中在获得真理这一科学的功能之上，对科学的生产力功能没有给予始终一贯的关注。并且，由于默顿把侧重点放在社会结构如何影响科学子系统上，致使科学社会学只限制在探索支配科学家的社会行为的原因和支配科学活动的社会体制上。因而，在默顿的研究范式中，社会学家只是通过统计论文或引证的次数来考察科学家对知识增长的贡献，而不分析科学知识的社会根源，似乎科学思想的分析只是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的工作，这就造成了一个“交叉空白点”。库恩的范式理论很好地阐析了科学知识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点。这样，虽然库恩并没有像默顿那样建构一个完整的社会学体系，但是库恩哲学却直接导致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新学科分支的诞生。

科学知识社会学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之后，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主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科学知识社会学是从科学社会学、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库恩的科学哲学的营养中成长起来的。库恩范式理论中的相对主义解构了科学知识的特权地位，凸显了科学的历史与境性，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模式成功地进入到科学研究领域。

二、强纲领中的库恩范式理论思想

强纲领(stIOr8P)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阐述的较为系统的知识社会学主张，是布鲁尔(D.Blaor)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中提出的，“所有科学知识，不论自然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可以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强纲领认为，对一切科学知识内容的解释都必须遵循四个原则，即因果性、公平性、对称性和反身性。

众所周知，传统科学社会学长久以来将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是数学和自然科学，其余的属于另一种，包括诸如宗教信仰、道德、实际智慧等内容以及所有的社会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被认为是质朴的、不被任何利益所站污的。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怀疑的、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比如，美国现代杰出的科学社会学家斯塔克(Stark)认为，“因为人们关于自然的事实是他发现的，而文化事实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工作。这两种情形中，知识的社会决定是不同的。针对这种观点，库恩提出了范式等相应的观点。范式(Paradigm)一词，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除了范式一词，书中尚多次提到常规科学、科学危机、科学革命、前范式等概念闭。因此，可以由此推导出从这些环节到范式的一个循环过程。库恩范式理论试图阐明的就是，科学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的成果或者说是人对自然的一种理解，总是在这种循环中实现的。任何理解(科学理论)都必须是在理解者(人)和被理解者(自然)的合作中才是可能的。理解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是建构的而非单向控制的，它处于一个不断演进的循环过程。库恩通过科学史的研究发现，科学一旦接触到历史材料就与人们平时的看法有所不同，并预示了一种新形象。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并没有什么不同，它并非是自然界的纯客观反映，而是与其由之产生的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库恩认为，每一种科学事实的解释都是在某一个范式之内的解释，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

事实上，库恩范式理论的本质正是把社会科学解释学的理解模式引人到对科学的理解过程中，使科学的成因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揭示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本质特征，解构了科学的特权地位。正如库恩本人所言:“我的观点一直是这样的:在任何时候，自然科学家都要基于一系列概念，当代研究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的也是这些概念。这些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代的研究者通过训练，并且只有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用来理解其他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方法，才能进人这种文化。有时我叫它为特定阶段的解释学基础。……它与我曾称的范式很相似。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科学知识积累解释的批判，强烈地促进了人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系与区别的再认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创立者—爱丁堡学派正是其中的生力军。巴恩斯写道:“众所周知，科学知识的发展，大量的理论和原理被怀疑并且成功地被取代，这的确是为什么如此之多的科学哲学家为维护事实与理论的区别而不得不进行艰苦斗争的原因。这斗争所依赖的辩护性隐喻正是事实的积累。然而，也还有对理论看法的异端思潮。最近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库恩的工作有力的动摇了这种信仰。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和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既然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一样，并非以纯积累的方式变化着，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们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一定要求助于社会原因?爱丁堡学派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巴恩斯指出:“科学没有任何特权。因为其信念与理性或实在有一定的相应联系，因而其文化传播过程与其他领域所采取的相比，决没有更重要之处。也就是说，科学不应该被认为似乎在认识上优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识体系。因此，对科学知识内容的解释就不能再限于以往那种否认社会因素的作用。甚至承认社会因素会影响科学知识的内容的看法也是不彻底的。在爱丁堡学派看来，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内容的影响，不仅是始终存在的，而且也是决定的。这也是他们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主旨。

三、库恩哲学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影响

科学知识社会学直接从库恩哲学中诞生，也饱含着库恩哲学的精髓。库恩哲学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相对主义认识论前提

在库恩所称的常规科学阶段，有一个指导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活动的范式，这一范式提供了判断科学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在一门学科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常规时期的范式是不同的，而且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可见，在库恩那里，科学合理化的概念被相对化了，科学合理性是拘泥于一定范式的合理性。而在科学革命阶段，不存在一个为大家所公认的范式，科学家需要在有可能成为范式的候补理论中作出选择，但这种选择缺乏合理性标准，而只能诉诸非理性。库恩主要考察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对理论选择的影响。这样，非理性因素就在科学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库恩的相对化的科学合理性概念和非理性思想，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工作开辟了道路。

以库恩哲学作为认识论前提，实质上是对以逻辑经验主义为认识论前提的默顿传统的一种挑战。在库恩看来，科学知识的意义只能由特定范式所决定，因此，科学评价不存在一个普遍一致的标准。这样一来，本文开篇所述的默顿为保证“扩大正确无误的知识”所提出的那四条原则就难以成立了。正如马尔凯所说:“库恩描述了科学认识变化的过程，他所用的方法似乎表明，以传统的社会学理由为先决条件的价值观念经常发生冲突。这使社会学家注意到，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系统的经验证据表明科学中这种价值观念的作用是普遍的、无偏见的、不动感情的和谦卑的等等。”但是，后库恩的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与社会交叉地带的广阔研究领域都迅速被这种相对主义认识论前提所攻占，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甚至把有限度的相对主义发展成为彻底的相对主义，违背了库恩的初衷，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规范的。

2.历史主义方法论启示

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都相信存在一种超历史的、放之一切时代而皆准的方法论原则，因而，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完全地割裂开来。库恩则认为:“科学史有助于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颇为特殊的空缺，可为他们提出问题，提供资料。”因此，库恩从研究科学史入手，提出了一种大相径庭的科学观—范式理论。该理论把科学看作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一种可以历史地描述的经验事实，从而使自己成为以这些描述(即科学史)为基础的一套关于科学的理论。

库恩坚持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他认为历史学家应该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即努力考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从现在的观念和范畴出发，去推测过去。而且，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过去的社会，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就是对科学作动态的考察，因此，考察科学史就是分析历史上的社会因素对当时科学的影响。所以，库恩的历史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社会学的方法。科学知识社会学也注意到了库恩在方法论上与以往哲学家的不同，H"M·柯林斯在批判现象学文献和其他相关的哲学文献中都没有关于科学概念的变化的讨论时指出:“托马斯·库恩是试图描述变化的过程，特别是革命的过程的一个少有的例外。正是在历史主义方法论启发下，科学知识社会学特别重视对历史上的科学和当代科学的动态生产过程作社会学的考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实验室研究。

3.跨学科工作模式

库恩范文篇4

[关键词]范式内部史与外部史不可通约性

一、

作为本文的开始，请允许我追忆已故的托马斯S.库恩教授。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4年夏天，他赴日本参加在东京举办的第14届国际科学史研讨会。那时，我是东京大学的科学史研究生，见面之前，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日文版于1971年面世，不久，我就为学校报纸写了一篇有关此书的评论文章。在那段时间，坦率地说，我对于他的关于科学革命的著作并没有很深的印象，因为当时我的主要兴趣是科学和技术的社会维度。

大约两年后，即1976年，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作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项目的研究生。在那儿，我阅读了库恩教授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随后在他的论文选《必要的张力》（1977）中又重新出版。其中有一篇题为“科学的历史”的短文刊登在1968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14卷中。库恩教授在科学的内部史和外部史上花了一定的篇幅来解释什么是“内部史和外部史”，尤其是关于“默顿命题”。

库恩认为，在一个新学科发展的早期，专业人员集中在主要是由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所决定的那些问题上。在此时期，他们在解决问题时所展示的概念，受到当时的常识、流行哲学传统或当时最权威科学的制约。17世纪出现的新学科和许多现代社会科学提供了例证。但他争辩说，一门学术专业在后来的发展方式，总是大大区别于至少在科学革命时期由古典科学的发展所预示的。一门成熟科学的专业人员，是在一个具有传统理论以及工具、数学和语言技巧的复杂总体中受到训练的。结果，他们组成了某种特定的亚文化群，其成员是彼此著作的唯一读者和裁判。这些专家们研究的问题，不再由外部社会提出，而是产生于内部，为了扩大现存理论与自然界相互适应的范围并提高其精确度而提出的挑战。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概念，一般同以前专业训练中所提供的概念紧密有关。简而言之，与其他专业的创造性工作相比较，成熟科学的专业人员是从他们在其中过着特殊专业生活的文化环境中实际分离出来的。[①]在阐述现代科学规则的出现时，库恩教授从未忽视外部因素，而是解释了内部与外部因素如何以十分自然的方式交织在一起。重读《科学革命的结构》，我现在意识到在谈及几篇有关强调外部的理智和经济条件影响的热力学文章之后，库恩教授明确指出：“因此，仅仅在这篇论文所讨论的问题中我才将外部因素的作用看得很小。”[②]对于《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作者来说，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都是必要的。库恩教授在先前所提到的那篇“科学的历史”一文中指出，“虽然科学史的内部方法和外部方法多少有些天然的自主性，其实它们也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只有实际上是一个从另一个中引申出来，才有可能理解科学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③]从这时起，我理解了库恩教授的科学史方法论即为科学内部和外部史，或他的范式概念就是描述科学实践的深层维度（包括内部与外部）。1976年，普林斯顿的新学年开始后，我经常在办公室里遇到库恩教授，尤其是在星期三下午项目组所举办的酒会时间里。那时我与他进行愉快的交谈。在CharlesC.Gillispie教授，研究生主任家里举办的一次舞会上，他为客人调制了苏格兰威士忌。

在1976-1977学年的春季学期里，我参加了他的本科课程“科学史介绍”。上了一些课后，他由于过度工作而进了医院。由哲学系荣誉教授卡尔·享普尔教授代替他上。但是在最后几节课时，他又出现了。为了获得学分，我与学生们一起参加了考试，并提交了一篇题为“托马斯·库恩的理论与数学史”的学期论文，文中我论断在数学中也有革命。看我的论文之前，他认为在数学中没有革命。但是，读了我的论文，他改变了看法，开始承认即使在数学中也必定存在着革命。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我看到他对我的论文评语时的高兴心情。我十分感谢他对于一位国外学生所给予的和蔼与学术的公正。

1978年在该项目的一次学术研究会上，库恩教授谈及他的新书《黑体理论和量子不连续性，1894-1912》，该书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一些同事报怨那本书太专业化。但我却极力推崇，因为我自己能理解在我在数学系的学习中历史研究有多重要。他的有关量子理论早期历史的著作似乎已表明他感到对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负有一种学者的责任。1979年初夏，在《普林斯顿日报》中我读到Gillispie教授的一篇采访稿，称库恩教授由于个人原因将离开普林斯顿。不久，我帮库恩教授搬书。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留下了大约12本被译成不同语言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些书现在都保存在我在东京的办公室里。

我回到日本后接受了东京大学的科学史的一个职位。1986年春，库恩教授作为日本科学进步团体的邀请学者访问了日本。五月二日，我请他在我们学校的艺术与科学学院作了一次公开演讲，并在我的研究生讨论班与我们一起讨论。演讲的会堂里挤满了大量熟悉他著作的听众。他的演讲题为“作为历史产物的科学知识”。我们在讨论班里的讨论也十分热烈。我记得，在那儿他强调了科学社会学的重要性说“迫切需要科学社会学”。在学院附近，我的十几位研究生与库恩及他新婚的妻子Jehane一起共用了晚餐。我们喝了很多酒，库恩教授夫妇看起来十分高兴。

在他作公开演讲的前几天，我们去了日光观光。在去日光的火车上，我们讨论了爱丁堡的布卢尔（D.Bloor）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年出版）一书中所提出的“强纲领”的有效性问题。他对那个纲领十分不满。但作为那本书的日文翻译者，我基本上支持布卢尔的观点。1986年当他们离开日本之际，我请求库恩教授夫妇答应再次访问日本。他说“好”，但是在他第三次访问日本之前，却传来了他于1996年6月17日逝世这一悲痛的消息。与库恩教授的相见的情景至今还牢牢地铭记在我心底。

二、

库恩教授是一位怎样的思想家，或确切地说，是一位怎样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家？他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的地位可以说是继A.柯依列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历史学家。当青年库恩在哈佛学习科学史时，就很受柯依列《Etudesgaliléennes》一书的鼓舞，该书1939年在巴黎出版。在“亚里山大·柯依列与科学史：关于理智的革命”（《Encounter,1970》）一文中，他说道：

“在科学之外，随着科学发展的历史研究，少数学术领域已经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发生了很大转变。那种转变仍在继续，并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是影响那些将科学史从本质上视为观念史的历史学家，这一点迄今为止已经在许多中心很好地建立起来了。第二阶段发生在那些将科学史吸收到由社会和文化的历史提供的模式中的历史学家中，这一点仍在酝酿。熟悉近代编史工作的读者会认识到在这些事件在全社会的历史职业中的影响。理智的历史在近代曾吸引了许多人才，而现在吸引他们的是社会文化的历史。但是这些变化对科学史产生的影响比任何领域都大。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公认的时代错误，他们第一次使将科学看作具有历史成为可能，或至少能够引起当代历史学家的兴趣。”[④]

柯依列可能是理智史历史学家的代表。库恩教授则可被称为作为社会文化史一部分的科学史模式的倡导者。在上文的结尾处，库恩指出了柯依列体系中内部史的局限性：

“然而，柯依列知道这里有问题。晚年在病床上他将愉悦诉诸于一本书，‘去填补迄今为止仍有几英里距离的这一科学本身的历史与社会历史之间的鸿沟。’我想，建造这一跨越鸿沟的坚固桥梁是当前面对科学史的重要挑战，许多年青的学者已开始为如何做好这项工作而提出建议。”[⑤]

当然，库恩所写的科学史的著作是作为社会文化史的一部分。在《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1957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他不仅描述了托勒密地心宇宙和哥白尼日心宇宙的数学天文学的技术性细节，而且解释了新的哥白尼理论是如何随着牛顿力学的胜利而被欧洲近代社会所接受的。在《黑体理论与量子不连续性，1894-1912》中，库恩从未忘记提及马克斯·普朗克的热力学背景知识，热力学方程式由法国工程师SadiCarnot和德国物理学家RuodlphClasusius提出。

更重要的论述可见文章“物理科学发展中数学与经验传统的对立”，该文初次出现于法文版的《Annles》，30（1975）中，随后见于《自律Interdisciplinary史杂志》，7（1976），以后又收入1977年的《必要的张力》。在那篇文章中，库恩引入了培根的科学概念，即强调实验不同于数学工具，这是经典物理学的主要特征。根据库恩的论述，所谓的默顿命题只适用于培根式的科学。

因此，库恩是一位完全吸收了“科学的内部与外部史”模式的科学历史学家。他引入外部因素来描述科学史的方法一点也不独断，且十分自然地与内部因素结合起来。科学实践的深层组成，包括理智的与社会的，可能与库恩的众所周知的“范式”概念紧密相关。范式是与一个与米歇尔·波朗尼的“不可言说的维度”有一定联系的概念。波朗尼的科学哲学有时可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相比，后者也强调我们的意识或潜意识的深层维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库恩的科学哲学也被称为“科学的心理分析”，或是用理智的和社会的深层维度来理解科学的尝试。

众所周知，因为对范式模糊性的批评，库恩曾一度放弃这一概念，而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二版（1970年出版）的“附录-1969”中引入一个新的术语“专业母体”。但是，当库恩在1988年夏召开的以“解释与人文科学”为主题的会议上宣读“自然与人文科学”一文时，一个重要的事件发生了。在这篇文章中，他坚持认为自然科学，例如天文学，与人文科学一样，都依赖于他们所从事的共同体。这样，他总结道：

“因此，让我为关于这一不同划界方法的许多尝试性评论的有关见解下一结论。迄今为止，我仍认为任何阶段的自然科学都基于一套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是现代的研究者从他们直接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那套概念体系是历史的产物，根植于文化，现在的研究者通过训练而入门，并且只有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用来理解其他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方法才能被非成员所理解。有时，我称它为特定阶段科学的解释学基础，你可能注意到在其中一种意义上，它与我曾称作范式的东西十分相似。尽管这段日子我很少使用这个词，几乎完全失去了对它的控制，但为简洁起见，这里我有时将使用该词。”[⑥]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陈述。“范式”在这里被重新解释为解释学基础。在库恩看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也是有着解释学基础的理智的行业。那么，自然科学就可以以下述方式与人文或社会科学相比较：“如果某人采纳了我描述自然科学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研究者通常所做的，给定一个范式或解释学基础，不是普通的解释学。更确切地说，他们所用的范式是努力从老师那儿得来的，我曾称之为常规科学，即试图解难题的行业，如那些在该领域的最前沿，提高并拓展理论与实验间的吻合。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则是解释学的，解释的，不断反复的。在它们中，根本很少发生类似自然科学的常规解难题研究。”[⑦]对库恩来说，自然科学有一个范式或解释学基础，除在科学革命时期外，这一范式或解释学基础很少变化。随着库恩的观点，科学成为一次具有重要的历史维度的理智的事业。从前上帝的科学观被抛弃了。

三、

库恩晚年所努力从事的是重新系统地阐述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的观点。他的科学史大纲十分哲学化。他称他的科学哲学大纲为“科学的历史哲学”。因为在他的科学观里，历史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当库恩在1947年夏天第一次读到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其他物理学文章时，他就开始有了自己的科学观。关于此，他回忆如下：

“我第一次读到亚里士多德的一些物理学文章是在1947年夏天，那时我是一名物理学研究生，正试着为一堂面向非科学家的科学课程准备一个力学发展研究的案例。毫不奇怪，我用以前读过并清楚记得的牛顿力学来看待亚里士多德的文章。我希望解答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曾懂得多少力学知识，他为后人，如伽利略和牛顿留下了多少尚需解决的东西。有了那个方案后，我很快发现亚里士多德几乎根本不懂力学。所有问题都留给了他的后人，主要是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人。但我发现很烦，因为我正在读他。亚里士多德不仅表现出对力学的无知，而且还是位糟糕透顶的物理学家。尤其是关于运动方面，他的文章在我看来，不论在逻辑上还是观察上，都满是令人吃惊的错误。”[⑧]

这种观察在二十世纪的普通物理学家中必定十分普遍。但这里，库恩并没有停止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文章的质疑。他继续他的观察：

这些结论是靠不住的。毕竟，亚里士多德曾是位倍受尊敬的古代逻辑的创立者。在他死后将近两千年里，他的著作在逻辑学上所起的作用可与欧几里得在几何学上的作用相比。此外，亚里士多德常被证明是一位极其敏锐的博物学观察家。尤其在生物学方面，他的描述性文章为十六与十七世纪近代生物学传统的出现提供了主要的模式。当他转而研究运动和力学时，他那独特的才能怎么会如此系统地消失呢？同样，如果他真的失去了才能，为什么他在物理学方面的文章在他死后那么多世纪里都被看得十分重要？这些问题困扰着我。我可以简单地相信亚里士多德在涉足物理学领域时走入迷途，但并非如此，他完全崩溃了。可能错在我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我问自己。也许他的话对于他和他同时代的人的意义并不总是与对于我和我同时代的人的意义相同。

这样的问题对于青年库恩来说十分重要。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简单的糟糕的力学家。库恩尝试性的回答如下：

试探着那种方法，我继续对文章进行苦苦思索，我的怀疑最终被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我坐在书桌前，桌上是一本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打开着，手里握着一枝四色铅笔。抬起头，我出神地凝视着窗外——至今我仍栩栩如生地记得这一幕。突然我头脑中的片断以一种新的方式整合起来，并归属到一个立场之下。我低下了头，因为刹那间，亚里士多德成为一位真正十分优秀的物理学家，但却是我连做梦都想不到的那种。现在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会说那些话，以及他的权威性何在。先前看上去有着令人吃惊的错误陈述，现在看起来最坏也只是接近于强大而普遍成功的传统中的失误。那种经验——片断突然以一种新的方式整合起来——是我在对事例进一步考虑后将挑选出来的革命转变的第一个普遍特征。尽管科学革命留下了许多零碎的扫尾工作，但中心的变化不能给人以零碎的，一点一滴的感受。实际上，它包括一些相对突然和无结构的转变，在这些转变中，一部分经验流将自身进行不同的分类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模式。（同上）

这里，可能有一些简单化或戏剧化的因素。但是，在以后的生涯中库恩将遵循的可能接近其上述的方法。随着他阅读亚里士多德有关自然哲学著作的上述经历，他开始形成了一个他称之为“不可通约性”的观点，这个词在古希腊是用于数学的术语。

的确，不可通约性概念是库恩晚年科学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科学哲学协会1990年召开的年度会议上，库恩作了题为“《结构》以来的道路”的主持演说，其中，他谈到了他的规划书：“回到我的规划书，你会毫不奇怪地听到其主要目标是诸如合理性，相对主义，尤其是实在主义和真理的论题。但是它们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部分，也并不占有大部分空间。那一角色被不可通约性所替代。在写完《结构》一书的三十年里，没有其它方面能让我如此深切地关注过，这些年，我产生了一种比以往越来越强烈的感觉，不可通约性必定是科学知识的任何历史的，发展的，或革命的观点中的重要因素。”[⑨]

库恩晚年所思考的在我看来具有一个科学知识发展的正式的或逻辑的结构。他思考的结果在不久的将来将以书的形式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已为我们留下了一些线索。

库恩主要将科学变化的途径与两种变迁方式进行比较。一是与语汇的变化相比较。另一是与一定形式的进化理论比较。在他的“科学发展与语汇变化”（theThalheimerLecturesat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from12to19November1984）一文中，库恩认为科学发展与语汇变化的模式是多么相似啊。古希腊有由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所体现的自然语汇。另一方面，近代早期的欧洲人有另外一种以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理论基础的语汇。两种语汇当然都有“运动”这一平常的概念。但是“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的语汇里与在牛顿语汇里却大不相同。确切地说，每一种语汇里的“运动”都有无法翻译为另一种语汇的因素。因此，在这一比较中，“不可通约性”即意味着“不可翻译性”。另一与进化论的变化至少部分可见于《科学革命的结构》最后一章“通过革命的进步”。但是，他后来的比较比在《结构》中更具有精致的形式。在前面提及的“《结构》以来的道路”一文中，他说：

在这一点上，我已在试着稳固并拓展在第一版《结构》一书末尾所提出的在科学的和生物的发展之间的比较：科学发展必须被视为从后往前推的过程，而不是从前往后拉——即从……进化，而不是向……进化。在提出那一建议时，正如书中的任一处，在我头脑中的比较是历时的，涉及到关于相同的或有着部分一致范围的自然现象的老的和较近的科学信仰间的关系。现在我想提出第二位的，较少被广泛理解的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和知识的进化之间的比较，这是在科学的某一特定时期切片，而不是包括于其中的历时地切片。尽管我过去曾偶然提到当代科学特点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但我在过去短短几年里才开始看到它对于生物进化和科学发展间比较的重要性。[⑩]

库恩如何在生物进化与科学发展之间进行详细地比较，这可以参看他的一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著作。在任何情况下，库恩都宣称他最后几年的立场，如下：

现在可能已经清楚我正逐步发展的立场是一种后达尔文的康德主义。象康德的范畴一样，语汇提供了可能经验的前提条件。但是语汇的范畴不象它的祖先康德所认为的那样，它是能够变化的，并且确实在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历来不会太大。不论该共同体是在时间还是在概念空间中被替换，它们的语汇结构在大多数方式上都必须是重叠的，否则就没有了使一种语汇的成员去获得另一种语汇的桥梁。没有大多数的重叠，对于单个共同体的成员来说，当他们的认可需要进行语汇的转变时，要评估所提出的新理论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小小的变化会产生大范围的影响。哥白尼革命尤其提供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例证。[11]从而，晚年的库恩是一位后达尔文的康德主义者。

四、

我想库恩所开始的革命还没有结束。正如我以上所论述的，他是继柯依列之后科学史中理智革命的先驱。根据库恩的理论，这一新的科学的历史可与文化的或社会的历史相比较。但是，老年库恩所做的是科学的历史哲学，不是社会的历史。我们希望这一理智的努力是十分富有成果的，并且我非常确信，每一位科学历史学家都将乐于从中学习。在他在1991年11月所作的最后一篇题为“历史的科学哲学之困境”的演讲中，他对历史，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者的倾向展开了一些批判。我几乎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但是，作为后库恩主义时代的科学历史学家，我自己所想做的又不同于老年库恩。我第一本主要的著作于1985年出版，题为《科学革命的历史结构》。这本书是关于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第二次科学革命，和在二十世纪初所发生的数学革命是怎样的，以及革命的原因的历史研究。例如，书中我试图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是如何，并且为何会转变为笛卡尔的机械的自然观。通过这样的历史分析，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牛顿的《原理》之间的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将得到解释了。在这个接合点上，EdgarZilsel的“高级工匠”的概念可为解决我的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现在许多年轻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对社会学而不是对哲学感兴趣，对技术而不是对科学感兴趣。但我确信汤姆会很欢迎我们这样的历史研究，因为他确实为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历史学家是属于后库恩主义时代的。

[①]T.Huhn:《必要的张力》，1977年，pp.118-119

[②]Ibid,p.xii.

[③]Ibid,p.120.

[④]T.Kuhn:Encounter，34（1970），p.67.

[⑤]Ibid，p.69。

[⑥]T.Kuhn:“自然与人文科学”,in:DavidR.Hiley/JamesF.Bohman/RichardShusterman(eds):《解释的转向：哲学，科学，文化》，CornellUni.Press，1991，p.22.

[⑦]Ibid，pp.22-23.

[⑧]T.Kuhn:“什么是科学革命？”in:《Probabilistic革命，第1卷：历史中的观念》，LorenzKrüger/LorraineJ.Daston/MichelHeidelberger(eds)，MITPress，1987，pp.8-9。

[⑨]PSA,1900，Vol.2，1991，p.3.

[⑩]PSA,1900，Vol.2,p.7.

[11]Ibid，p.12.

库恩范文篇5

范式论是库恩科学哲学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以往研究者虽然看到库恩范式论吸取了心理学元素，但对此却缺乏系统的梳理分析。实际上，库恩范式论的形成主要吸收了格式塔心理学以及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成果。对库恩范式论形成过程中秉受的心理学因素的分析，能够更好地看到库恩范式论的心理学向度。

(一)库恩范式论对于格式塔心理学的汲取与吸收

1．格式塔心理学的主要学术观点格式塔心理学也称完型心理学，是1912年在欧洲诞生的一个心理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心理学家魏特海默、苛勒和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家反对构造心理学将人的意识还原为简单感觉的元素主义，主张研究完整的意识经验，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同时格式塔心理学也反对行为主义“刺激－反应”的万能公式，反对行为主义抛弃“意识”的研究。格式塔心理学主要导源于知觉研究。格式塔心理学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组织，而组织原则中首要的是“图形和背景”。在“图形和背景”实验中，一个视野内形象鲜明、突出的部分就构成图形;而对图形起烘托作用的部分则构成背景。在考夫卡看来，人们自然知觉到的经验都具有格式塔的特点，每个人，无论是儿童还是未开化的人，都是依照组织律经验到有意义的知觉场的。这些组织律包括:图形与背景、接近性和连续性、完整和闭合倾向、相似性、转换律、共同方向运动等。在格式塔心理学家看来，一个人的知觉场始终包括“图形与背景”两部分。“图形”是被我们知觉到的显在事物;“背景”则是尚未分化的、未进入意识中心的衬托图形的东西。人们在视觉场中，总是从未分化的背景中看到图形的。视觉场中的图形与背景是不断变化着的，这与知觉者观察的角度、方位、主体经验背景都有重要关联。当人们不断扫视环境中的刺激物时，各种不同的客体一会儿成为视觉的图形，一会儿又成为视觉的背景。格式塔心理学中有许多经典的“图形与背景”交替图，如:杯形人面图、少妇老妪图、鸭兔转换图等。2．库恩对于格式塔心理学的吸收与运用库恩对于格式塔心理学的借鉴，主要是用它的鸭兔转换图来说明科学家世界观的转换。正是这个类比，使他的范式论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也使他的范式论充满了心理学气息。在《哥白尼革命》(1957)一书中，库恩即开始用格式塔心理学的实验，指出“从明显随机的组群中发现熟知图案是一种普遍的需要”［3］14，以此说明原始社会人们对于星座认识的心理特征。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更是指出视觉格式塔实验对于理解科学家世界观转变的启发意义，指出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4］101。库恩通过格式塔的鸭兔转换图作类比，说明两个具有相同视网膜印象的人能够看到不同的东西;并用格式塔心理学反相透镜的例子说明:两个具有不同视网膜印象的人能够看到相同的东西。在库恩看来，范式的转变不可能像视觉主体看到鸭兔图那样自由地转换。竞争的范式之间要么是彻底地改变，要么根本不变。在他看来，“今天大家都非常熟悉格式塔变换，所以，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大范围的范式转变时所发生的事情”［4］79，即有助于理解范式转换期科学家世界观的转换情况。在《必要的张力》一书中，格式塔转换甚至已经成为库恩解释人们观念与见解分歧的一个习惯化的术语。他强调不同范式间的不可调和，指出“人们尽管可以立即交替地看到鸭子和兔子，但无论经过多少视觉训练和努力，也得不到一种‘鸭兔子’来”［2］6，以此说明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中，库恩更是用格式塔转换来说明自己与波普尔的观点分歧。

(二)库恩对于皮亚杰儿童心理学的借鉴

1．皮亚杰儿童心理学的观点简介皮亚杰是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哲学家，他深谙哲学史，他的研究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科学史、科学哲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他的理论以发生认识论著称，主要著作有《儿童的语言和思维》(1923)、《儿童的判断和推理》(1924)、《儿童关于世界的概念》(1924)、《儿童的物理因果概念》(1927)、《儿童逻辑的早期形成》(1959)、《发生认识论》(1970)、《结构主义》(1971)等。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是关于人类知识问题的研究，着重探讨人的知识是如何形成及增长的。发生认识论的特点是从各种知识的最基本形式开始去发觉它们的根源，追溯它们从最初水平直到科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发生认识论主要研究作为知识形成基础的认识结构，探讨知识发展过程中新知识形成的机制。皮亚杰将儿童思维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1)感知运动阶段(从出生到两岁左右)，这个阶段幼儿通过移动和感觉来了解事物、获取经验，它决定着个体未来心理演进的整个过程。(2)前运算阶段(两岁到六七岁左右)，这一阶段儿童开始以符号为中介来描述外部世界，表现在儿童的延缓模仿、想象或游戏之中。(3)具体运算阶段(从六七岁到十一二岁左右)，这个阶段儿童已具有一般的逻辑结构，能使用具体物的操作协助思考。(4)形式运算阶段(十一二岁到十四五岁左右)，这个阶段儿童的智慧发展已趋于成熟，思维能力超出事物的具体感知内容，思维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开始学会类推，并具备了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这四个阶段由低到高，发展顺序不变，但存在个别差异;四个阶段的发展具有文化普遍性;后起的阶段能够成功整合前面的阶段;不同阶段在思考模式上有质的差别。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中另有四个核心概念，分别为:(1)图式(schemas)，是把知识形象化为一个概念模型，它构成个体知识形成的基础。(2)同化，是将符合原有认知图式的新知识吸纳到原有的知识框架中。(3)顺应(accommodat-ing)，当原有认知图式无法容纳新知识时，就对原有的认知图式加以改变，以顺应新的知识。(4)平衡(equilibrium)，个体在以知识图式同化或顺应新知识的过程中，需在同化和顺应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平衡。2．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在库恩范式论中的作用在库恩的范式论中，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主要被用来说明科学史中的概念演化历程。在库恩看来，人类历史上科学概念发生的过程，遵循着与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大致相同的历程。正如《科学革命的结构》序言中库恩所说的，“一个偶然碰到的脚注导致我注意到J•皮亚杰的实验，皮亚杰通过这些实验既阐明了成长中的孩子的不同的世界，也阐明了从一个世界过渡到另一个世界的过程”［4］序言2。在《哥白尼革命》中，库恩即已指出，4～6岁孩子的认知发展特征与原始人的认知特征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以此说明原始人认知思维的模糊性、神话性等特点。在库恩看来，“万物有灵论并不是亚里士多德对运动所作说明的全部心理学基础。我认为一个更加微妙而且更加重要的因素来自亚里士多德对原始空间知觉的变换。原始空间与牛顿空间完全不同，我们大家在后者中被培养长大，通常对前者一无所知。后者是物理中性的”［3］95。库恩正是利用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来解释人类发展过程中对物理世界认知的概念演化历程，并为科学概念的阶段性发展特质提供了良好的说明。

二、库恩范式论在心理学史研究中的运用

库恩的范式论对心理学史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以范式论审视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历程，审视心理学的科学性与统一性。库恩的范式论被运用于心理学，既有库恩自身的理论意图，又有当时心理学发展的独特背景。

(一)库恩以范式论审视心理学的理论缘由

范式论是库恩科学革命理论的核心组成。在库恩看来，范式是指一个时期内在某一科学领域内被普遍接受且具形而上学性质的基本观念，同时它还是科学家共同体成员共同信奉的心理“信念”。范式的形成，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发展达到成熟的标志。在他看来，“范式既是科学家观察自然的向导，也是他们从事研究的依据。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4］94－95由于范式论形成过程中库恩对于心理学的诸多借鉴，使得他对心理学较之其他学科有着独特的情感。面对诸多学科建立之后仍对自身学科“科学性”的纷争与困扰局面，库恩自然想到以范式论来探讨心理学学科发展的“科学性”问题。库恩写到，“尤其令我震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关于正当的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在看法上有明显的差异……然而，不知怎的，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的实践者对其中的基本问题通常并没有展开争论，而今日在比方说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中间对这些基本问题的争论则似乎已习以为常了。力图找出这种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到此后我称之为‘范式’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4］序言4在库恩看来，“在发展成熟的科学中没有(我现在应该说很少)竞争着的党派。”［4］187库恩继而指出，“科学”这一名词在很大程度上是留给那些确实以明显的方式进步的领域的。今天人们毫不迟疑地称之为科学的领域，在前范式时期也曾有过类似的论辩。因此，在库恩看来，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存在的科学性与统一性的纷争，很大程度上正因为这些学科尚处于前科学的范式阶段，尚未产生统一的范式来统一自身的学科。因此，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结尾部分，库恩自然转向了对包括心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范式与科学性关系的思考，继而指出了这些社会科学领域尚未产生自身“范式”的论点。

(二)心理学史家热衷于范式论的心理学背景

心理学史家热切地接受范式论有其学科发展的时代背景。《科学革命的结构》在美国出版，正当心理学面临最多的矛盾与纷争之时。一方面，行为主义作为科学心理学的主导势力越来越遭到学界的诟病，刺激－反应的公式以及抛弃意识的研究越来越遭到批判与反对。同时，人本主义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第三势力兴起并蓬勃发展，取得行为主义、精神分析之外的话语权。此外，认知心理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即开始萌芽，六七十年代认知心理学迅猛发展，成为晚近时期心理学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研究领域。这个时侯，铁钦纳的构造心理学在美国早已销声匿迹。作为构造心理学反对者的格式塔心理学在赢得人们的认可之后不再作为一个学派而存在，它的很多观点融合到其他心理学中。美国本土产生的机能心理学，也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学派，它的精神融入到美国心理学的骨髓中。行为主义、精神分析、人本主义、认知心理学各自占据着心理学的一份领地，并未出现统一的范式统领心理学的学科整体。正如心理学史家黎黑不无悲观地描述的，“心理学曾周期性地被各种危机所彻底摧毁”，它“似乎是一门永远摆脱不了危机的科学”;无论是在世俗的水平上，还是学院的范围内，心理学始终都不被认为是一门“真正的科学”［5］。此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出版及其所表达的心理学尚未达到常规科学范式阶段的思路点拨，使得心理学史家在困惑与迷惘中为减少自身的不确定性找到了一味清新剂，使他们对于心理学的“科学”道路再次看到了希望。运用范式论解释心理学的历史发展并预测心理学的未来前景，成了理论心理学家们乐此不疲的兴致所在。因此也就有了后来的范式论心理学史研究。范式论对于心理学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要为心理学找到一个统一的范式，继而使心理学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另一方面表现为试图以库恩的科学演化模式来解释心理学的发展历史，进而说明心理学的科学属性［6］。由于范式论的出现，心理学家对于心理学尚未实现的科学性及心理学自身的不统一，有了最佳的辩辞:即心理学目前正处于前科学的、未实现统一范式的阶段。心理学家满怀希望地认为，总有一天心理学会出现统一的科学范式，赢得与它的偶像———物理学———一样的科学地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库恩的范式论成为心理学史元理论探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并与波普尔的否证论一同被写进《心理学史》的教科书。

三、以库恩的范式论指导心理学史研究的批判性反思

基于上面对库恩范式论及心理学的理解，我们有必要思考:心理学是否如库恩的范式论所说的那样正处于“前范式阶段”?心理学是否是一门“多范式学科”?心理学又是否一定要用库恩的范式论指导来进行研究呢?所有这些，我们必须批判性地加以反思。实际上，心理学与物理学是两门截然不同的学科。库恩的范式论未必真正适用于理解并指导心理学的发展道路。首先，就心理学的学科性质而言。心理学与物理学有着截然不同的学科区分。物理学研究的是客观自然世界，而心理学研究的则是人的意识。人之存在的多维属性及人之意识的全部复杂性，使得心理学对于人之心理的研究，无法用单一自然科学的方式得以完全地达成。意识的难以观察性、意识的流动性、个体及群体心理的多样性、不同文化心理的差异性等，都使得心理学无法像它所效法的物理学那样进行纯客观的、不添加主观因素的研究。人之意识的全部复杂性，远超出了单纯自然科学方式可以揭示与解释的范围与程度。因此，对于心理学的研究有必要融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重向度，采用尽可能多的研究方法。这也就使得心理学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式”的学科。其次，就心理学的历史演进而言。心理学始终未曾产生一个统一的范式来统领这一学科整体。无论是行为主义、精神分析、人本主义，还是认知心理学，抑或是进化心理学都远未构成心理学的范式。实际上，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历史，遵循着三条不同的研究逻辑或研究模式。这三条研究逻辑分别为西方心理学研究中的认识模式、存在模式与进化发生模式①。遵循这三种模式的历史展开，衍生出西方心理学的众多流派。其中，认识模式主要遵从哲学认识论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旨趣而来，其典型的代表学派为构造心理学、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存在模式则主要遵从浪漫主义、存在主义哲学而来，其现代学派为精神分析、人本主义、现象学心理学等。认识模式与存在模式构成了一对相反相成的矛盾体。进化发生模式则主要是遵循并借鉴达尔文“适者生存”的思想而来，其现代学派主要为机能心理学、进化心理学、社会生物学等。由于这三种研究模式的存在，更使得心理学的研究模式严格区别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因此也无法产生所谓统一的范式。基于心理学的学科属性及心理学的历史演进模式，以及心理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重取向，使得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心理学并不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而且也没有必要成为纯粹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欲成为真正的科学，仅仅是心理学的一种依他情结作祟的表现。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以库恩的范式论来指导心理学史研究。恰如吾之恩师高申春教授经过批判性地考察指出的，“库恩的范式论除了丰富了我们用以讨论和撰述心理学史的语汇外，并没有在任何实质的意义上增加我们对心理学及其历史的理解”［6］。对库恩“范式论”不加批判地滥用，只能起到对心理学家科学情结的安慰作用，最终只能弱化心理学家的理论思维，使得此种学术讨论变成无所事事的闲谈。实际上，心理学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使其不能与自然科学简单地类比。过于简单地以“科学”来规制心理学，只能造成心理学发展的困惑与迷惘。正如心理学史家科克所说，“相信心理学是一门科学，甚或相信它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乃是‘一个幻觉’”②。心理学起于对物理学的榜样模仿，继而产生的科学情结。对物理学的羡慕是20世纪心理学的主要特征。早期心理学家纷纷效仿物理学与生物学的研究模式，这些原无可厚非。但是，心理学为了追求科学方法而丢弃了所要研究的真正问题，而一旦付出过度异化式的科学追寻，那么它自身的境地便岌岌可危。查普林和克拉威克在《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一书中也批判性地指出:“但就某种意义说，科学也不过是一套在实践中起作用的虚构和神话。物理学家，化学家，或心理学构成复杂的理论体系或‘虚构’体系，这些体系做出‘解释’仅仅在于它们结合在一起并说明科学的观察。”［7］因此，由于心理学不能与自然科学简单地相类比，也就不能简单地或刻意地套用范式论来指导心理学史研究。以库恩的范式论作为心理学发展的指导原则并不能在根本意义上增进心理学的理论认识，也无法达到自然科学的统一范式图景。所以，以范式论作为心理学的元理论指导只能是心理学发展的一个歧途。只有抛弃范式论的幻想，才能走上心理学理性认识的正道。在这个意义上，以库恩的范式论研究心理学史只是心理学家科学情结作祟的一种表现，以此为自身当前的“不科学”状态开脱。库恩的范式论，除了增加心理学史家研究语词使用的便利外，并没有在任何实质意义上增进心理学的理论内涵。学者们采用的范式论心理学史研究，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促进心理学学科的自我明觉，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学科需要的是心理学的理论同一性，而不是外来的范式论。

四、结语

库恩范文篇6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库恩范式概念的内涵，分析了当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原因和类型、进行范式依赖的必要性和方式以及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关键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范式依赖；范式转换三农问题指涉的事实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不同研究者研究的事实之为事实又并非那么类同而简单的事情，加之三农研究涉及的是一个多维复杂多变的系统，在当前三农研究成为所谓的显学状态下，研究者都有各自研究和表达的权利，如何把握三农之真实的互动确实涉及到了三农研究的范式问题，本文将从范式的方法论上提供一些思考。一、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范式是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的重要概念，与范式密切相关的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也是库恩理解科学本质和科学进步的重要命题。库恩将凡是具备两个特征的成就称之为“范式”：它们的研究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库恩的范式源自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但是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而且库恩在解释解读科学文本的不可通约性时也认为，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科学活动是“一种人文事业”，它本身就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理解文本。狄尔泰认为社会科学指涉的人类生活具有一种时间的结构，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中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价值和意义两种基本要素。[2]库恩范式基本上是反对本质主义的，它既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同时它也是富含实践智慧的去形而上又去纯粹经验的一种方法论，它将范式置于优先地位，它符合西方哲学从对实在的关怀到对实在知识的关怀，再从对知识的关怀到对寻求实在知识的正确方法关怀的转向，它将科学研究截持在本体与主体间性关系既非深层又非浅表的时空上，所以，无论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性，还从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点看，库恩范式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还界定了范式的一般含义，与此相对应，三农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其应有的研究范式即是三农研究人员对三农研究所共同接受的信念、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技术方法的一种互动体系。库恩范式对三农研究仍具体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按照库恩范式的标准来衡量，当前中国三农研究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范式危机的。三农问题难以解说的现状是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总体表现，面对问题的竞争性意见，人们甚至开始反思，三农研究的某种方式是否是科学的，或者说三农研究的科学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超过了三农研究的范围，在库恩范式的范畴下分析，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具体表现在多方面和多重意义上。学科的范式危机。三农研究不象一个完整的学科，是一个多科学，甚至是一个边缘的研究，三农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几乎随处可得，三农研究也只是因为当前三农问题的升温而热了起来，三农研究本身缺乏一个完整的学理规范，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等都可以问事于三农。对三农中某一具体的现象研究时，也没有单一的范式。有时甚至出现众说纷纭的乱象。方法的范式危机。实证的方法、规范的方法、各种经验技术性方法都可用在三农研究上，面对活跃变化的三农，在一个宽泛的时间段内反观，诸多方法都有令人质疑的地方。有些所谓计量或调查的方法应用于三农研究，还很难说是方法论的创新，只能说是一种新式工具的应用。对这些具体方法掌握不透时，会出现明显虚假的实证，还很难从范式的视角上去把握三农实证研究的真谛。理解的范式危机。这是三农范式危机的主要方面，以上两个方面都是三农范式危机的表面形式，理解的范式危机更符合库恩范式的概念。三农研究只是缘引多学科范式成就进行的，对同一问题和现象的解说存在不同的范式竞争，甚至出现各说各话的现象，使得经验资料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似乎成为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也是范式自身悖论的一种表现。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还表现在，三农研究不像自然科学，也不像其他的一些社会学科那样具有自明的实在性，即便形成了某种共同体，这种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扩展到真实世界中去也存在问题，而难以做到理论范式与事实范式的融合，比如当我们研究三农问题时，我们自以为如此，但我们所研究的三农对象的行为果真如此吗？而且，三农研究还没有象自然科学范式的有效解释和应用那样，让世界在范式下动起来，范式理论的反映与真实世界范式还难以一致激活。三农研究还未能达至自己的研究成果。三农研究没有一个较有影响的共同体，即便有一些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规模也不是很大，很难形成广泛成就性影响。存在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三农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和范式的内涵决定了三农研究不成熟阶段的范式危机。其次，三农研究的涉及面太广，面对宽泛的对象研究，一时间要想有一个统一的范式显然不可能。研究人员会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不同维度来看待三农问题，有人会从农民收入问题进行分析，有人会把三农看着是农民权益问题；有人会从演进的方式分析三农问题，有人则会从建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有人从国家视角解读三农问题，有人则从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足来进行诠释；即便从国家视角进行分析，有人会特别强调国家功能，有人则注重国家型态的变化和结构的合理转换。第三，现实社会的快速变化，急切地催逼对旧范式拒斥和新范式的出现，而新范式又迟迟不来，这是由社会事件类比和重复性问题引起的困境。第四，还有意识形态的干扰，即是一些规则超越范式形成的干扰，三农研究多是前置性问题遮蔽型研究，在范式本身匮乏的情况下，潜意识规则就会大肆侵入。比如农村治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一些研究者彻头彻尾地用政府计划管制的思维来研究；又如关于农民组织的问题，一些学者只从所谓仁慈的角度去思考弱势的农民需要组织，甚至会出现“组织农民农民怕，农民组织政府怕”的境况。等等问题不一而足。第五，尽管一些三农研究是以某种范式作支撑的，但是这种研究范式并不那么明显。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需要范式革命某些特征。三农范式危机的状况总的来说，有利也有弊。范式危机可以说是一个非垄断性学术氛围的结果，有利于学术观点的竞争，但是如果所指同一问题的竞争观点久久不能归一，那么每一个竞争性的东西都难以说是成熟的科学，培根也说过，真理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容易获得。另外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也多少是在中国社会具备一定程度的后现代性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与不存在单一范式的社会分化发展相吻合，但是在多元和多样性的情况下，寻求挑战性的新范式的冲动仍然很强烈，追求三农共识性研究仍然让人激动不已。二、三农研究的范式依赖科学研究需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即范式理念上进行，同时也使研究囿于共同体内，有利于解谜活动的进一步完备。无论研究是处于常规科学阶段还是需要进行科学革命，都是在依托一定的范式下进行的。研究者常常是在强把大自然塞进由专业教育所提供的概念箱子里方式下训练而成的。库恩认为科学家不能拒斥范式而仍然是科学家，他们可以拒斥旧范式，但又必须同时接受一个新的范式，因此对于科学家和一般的研究人员来说，依赖范式是必须的。从广义来讲，寻找一种观念依托即是范式依赖，这种观念依赖已经内化为人类基因的本能之中。其实如果没有范式的指引，我们根本不会把一些事实当作问题，另外我们能够发现事实和问题，也是因为有范式的潜在影响的。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范式革命某些特征，这主要是因为三农研究仍然是依赖了某种小范围的范式。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意义：使三农研究成为一个富有成就的常规科学，在范式的指引下解释问题，并应用于三农研究的社会活动之中。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范式转换的科学革命来实现三农研究向另一阶段常规科学的过渡。尽管作为专门的三农研究人员来说，不必过多地思考方法论上的问题，向其追问三农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也似乎超出了其研究范围，但是不管怎样，任何研究人员要想进入三农研究方面，就得进入某种范式状况，要想进行范式革命也得以此为基础。具体研究三农问题时的范式依赖形式有：一、单一范式的借用。尽管三农研究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范式危机，但是我们还是有可供选择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单一范式的。这是一种对既存范式的类比依赖，或者说是范式在三农研究中的解谜应用，而这种解谜应用是不知足的。二、对不同范式的比较依赖。因为三农研究并非处于完全的前范式状况，它有一些成形的范式可以应用，不同的成形范式可以指向三农研究，而这种不同范式的共同指向又具有显明的前范式特点，必须进行比较应用。三、不同范式的组合依赖。范式的组合依赖适合三农问题多样化分析，这种依赖有利于既关注个体又关注整体的研究。范式依赖对三农研究也存在一个悖论性影响。一方面因为范式是一种前理解，范式依赖使得事件有意义，它对研究有一种指引的作用，而前理解范式的形成也是因本体诠释时的原初事件的显明而来的，范式的作用表现为事件突现----形成思维系统（前理解）----多事实映证（常规科学）----反常事实的激发的循环过程之中。另一方面范式依赖也会让人有戴着一副有色眼睛的感觉，防碍人们获得较为中性的观察，使得搜索事实的“无污染知觉”不大可能，事实上任何的观察都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去画画，如果真是一张白纸，可能就等同于白痴，他会对一切事实无知。这样就要学会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同时在范式的依赖下，给自己的思想留下一片自由的空间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仍然要让范式优先，这样才具有科学性，这也是范式依赖时应当注意处理的关系。总之，我们在依赖范式进行三农研究时，一定要面向对象，面向真实的场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经验并不等于范式，范式也不应干扰经验的再生。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社会，我们对所依赖的历史范式应该持过多的怀疑。比如我们在对三农问题进行个案研究或区域比较时，我们就应该得出三农问题的异质性与同质性，而不应该迂腐地将三农研究局限在自认为的范式上。三、三农研究的范式转换范式危机、范式依赖和范式转换是从范式作用的不同阶段分析范式形态的特征，三者之间其实是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范式依赖是范式转换的前提，如果不先存一种范式，何以进行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有范式依赖的基础，也容易实现范式的团体性转换。依赖范式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范式指引下会使研究更加精致，但是从认识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范式都会沦为被抛弃的地步。范式转换因人因事因时而变，在需要转换时而不知转换，就会要么不知着落，要么陷入读书陷阱和知识的负担之中不能自拔。库恩范式不仅强调不可通约性的范式，而且库恩后期还强调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库恩的范式并非完全是唯心的相对主义观，库恩范式的格式塔式的转换是人与物互通的结果。因为三农研究存在明显的范式危机，又因为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非常规科学的特征，所以范式的转换和新范式的确立是三农研究应当突出关注的问题。当今三农研究存在前范式类的纷争，我们所说的需要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并非指既存范式的整合，整合难以解释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更难以体现科学革命的彻底性，即便与老范式存在概念语言等形式上的类同，新的范式在观念视角方面则发生了不可通约性的变化，这是范式转换的本质特点。竞争性范式的消解，也即是事实与理论的深入同化，范式转换是不拘泥于否定的抛置性否定，范式的包容性体现在转换之中，而决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有任何包容的意图。库恩范式革命的意义在于鼓励超越范式本身，但它最终将范式超越的无限层次包裹在一起，实现范式思维下的超越超越再超越。由于处处都有反常，因此存在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所以需要范式转换而在某些方面达致统一，即便三农研究处于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也会有反常的出现，而需要实现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范式既是一种共有信念，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因此，范式的转换既是观念的转换，同时也是方法的转换。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也是指两者合二为一的同步转换。方法是依赖于范式中的元理解而设计的，通过方法获取观察事实是一个事情显现的闭合过程，在此过程中，反常会触发新的元理解和对应的新方法，使得范式进入另一有效的轮回之中。本文并不指定三农研究范式转换的具体方向，因为一旦这种方向已经明了，何来范式危机的持存和始终保持危机意识的觉醒呢？本文只是特别提示三农研究需要新范式的出现，需要特别的个人在非连续非累积的情况下“悟出”一个新的系统来，并且需要符合理论与事实的一般范式的映照规律，形成能够解说和应用的三农研究范式，并将此范式与共同体一起做大做强。参考文献：[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2]（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9月。

库恩范文篇7

关键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范式依赖；范式转换

三农问题指涉的事实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不同研究者研究的事实之为事实又并非那么类同而简单的事情，加之三农研究涉及的是一个多维复杂多变的系统，在当前三农研究成为所谓的显学状态下，研究者都有各自研究和表达的权利，如何把握三农之真实的互动确实涉及到了三农研究的范式问题，本文将从范式的方法论上提供一些思考。

一、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

范式是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的重要概念，与范式密切相关的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也是库恩理解科学本质和科学进步的重要命题。库恩将凡是具备两个特征的成就称之为“范式”：它们的研究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

库恩的范式源自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但是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而且库恩在解释解读科学文本的不可通约性时也认为，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科学活动是“一种人文事业”，它本身就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理解文本。狄尔泰认为社会科学指涉的人类生活具有一种时间的结构，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中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价值和意义两种基本要素。[2]库恩范式基本上是反对本质主义的，它既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同时它也是富含实践智慧的去形而上又去纯粹经验的一种方法论，它将范式置于优先地位，它符合西方哲学从对实在的关怀到对实在知识的关怀，再从对知识的关怀到对寻求实在知识的正确方法关怀的转向，它将科学研究截持在本体与主体间性关系既非深层又非浅表的时空上，所以，无论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性，还从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点看，库恩范式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还界定了范式的一般含义，与此相对应，三农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其应有的研究范式即是三农研究人员对三农研究所共同接受的信念、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技术方法的一种互动体系。库恩范式对三农研究仍具体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按照库恩范式的标准来衡量，当前中国三农研究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范式危机的。

三农问题难以解说的现状是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总体表现，面对问题的竞争性意见，人们甚至开始反思，三农研究的某种方式是否是科学的，或者说三农研究的科学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超过了三农研究的范围，在库恩范式的范畴下分析，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具体表现在多方面和多重意义上。

学科的范式危机。三农研究不象一个完整的学科，是一个多科学，甚至是一个边缘的研究，三农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几乎随处可得，三农研究也只是因为当前三农问题的升温而热了起来，三农研究本身缺乏一个完整的学理规范，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等都可以问事于三农。对三农中某一具体的现象研究时，也没有单一的范式。有时甚至出现众说纷纭的乱象。

方法的范式危机。实证的方法、规范的方法、各种经验技术性方法都可用在三农研究上，面对活跃变化的三农，在一个宽泛的时间段内反观，诸多方法都有令人质疑的地方。有些所谓计量或调查的方法应用于三农研究，还很难说是方法论的创新，只能说是一种新式工具的应用。对这些具体方法掌握不透时，会出现明显虚假的实证，还很难从范式的视角上去把握三农实证研究的真谛。

理解的范式危机。这是三农范式危机的主要方面，以上两个方面都是三农范式危机的表面形式，理解的范式危机更符合库恩范式的概念。三农研究只是缘引多学科范式成就进行的，对同一问题和现象的解说存在不同的范式竞争，甚至出现各说各话的现象，使得经验资料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似乎成为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也是范式自身悖论的一种表现。

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还表现在，三农研究不像自然科学，也不像其他的一些社会学科那样具有自明的实在性，即便形成了某种共同体，这种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扩展到真实世界中去也存在问题，而难以做到理论范式与事实范式的融合，比如当我们研究三农问题时，我们自以为如此，但我们所研究的三农对象的行为果真如此吗？而且，三农研究还没有象自然科学范式的有效解释和应用那样，让世界在范式下动起来，范式理论的反映与真实世界范式还难以一致激活。三农研究还未能达至自己的研究成果。三农研究没有一个较有影响的共同体，即便有一些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规模也不是很大，很难形成广泛成就性影响。

存在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三农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和范式的内涵决定了三农研究不成熟阶段的范式危机。其次，三农研究的涉及面太广，面对宽泛的对象研究，一时间要想有一个统一的范式显然不可能。研究人员会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不同维度来看待三农问题，有人会从农民收入问题进行分析，有人会把三农看着是农民权益问题；有人会从演进的方式分析三农问题，有人则会从建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有人从国家视角解读三农问题，有人则从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足来进行诠释；即便从国家视角进行分析，有人会特别强调国家功能，有人则注重国家型态的变化和结构的合理转换。第三，现实社会的快速变化，急切地催逼对旧范式拒斥和新范式的出现，而新范式又迟迟不来，这是由社会事件类比和重复性问题引起的困境。第四，还有意识形态的干扰，即是一些规则超越范式形成的干扰，三农研究多是前置性问题遮蔽型研究，在范式本身匮乏的情况下，潜意识规则就会大肆侵入。比如农村治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一些研究者彻头彻尾地用政府计划管制的思维来研究；又如关于农民组织的问题，一些学者只从所谓仁慈的角度去思考弱势的农民需要组织，甚至会出现“组织农民农民怕，农民组织政府怕”的境况。等等问题不一而足。第五，尽管一些三农研究是以某种范式作支撑的，但是这种研究范式并不那么明显。

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需要范式革命某些特征。三农范式危机的状况总的来说，有利也有弊。范式危机可以说是一个非垄断性学术氛围的结果，有利于学术观点的竞争，但是如果所指同一问题的竞争观点久久不能归一，那么每一个竞争性的东西都难以说是成熟的科学，培根也说过，真理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容易获得。另外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也多少是在中国社会具备一定程度的后现代性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与不存在单一范式的社会分化发展相吻合，但是在多元和多样性的情况下，寻求挑战性的新范式的冲动仍然很强烈，追求三农共识性研究仍然让人激动不已。

二、三农研究的范式依赖

科学研究需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即范式理念上进行，同时也使研究囿于共同体内，有利于解谜活动的进一步完备。无论研究是处于常规科学阶段还是需要进行科学革命，都是在依托一定的范式下进行的。研究者常常是在强把大自然塞进由专业教育所提供的概念箱子里方式下训练而成的。库恩认为科学家不能拒斥范式而仍然是科学家，他们可以拒斥旧范式，但又必须同时接受一个新的范式，因此对于科学家和一般的研究人员来说，依赖范式是必须的。

从广义来讲，寻找一种观念依托即是范式依赖，这种观念依赖已经内化为人类基因的本能之中。其实如果没有范式的指引，我们根本不会把一些事实当作问题，另外我们能够发现事实和问题，也是因为有范式的潜在影响的。

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范式革命某些特征，这主要是因为三农研究仍然是依赖了某种小范围的范式。

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意义：使三农研究成为一个富有成就的常规科学，在范式的指引下解释问题，并应用于三农研究的社会活动之中。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范式转换的科学革命来实现三农研究向另一阶段常规科学的过渡。

尽管作为专门的三农研究人员来说，不必过多地思考方法论上的问题，向其追问三农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也似乎超出了其研究范围，但是不管怎样，任何研究人员要想进入三农研究方面，就得进入某种范式状况，要想进行范式革命也得以此为基础。

具体研究三农问题时的范式依赖形式有：一、单一范式的借用。尽管三农研究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范式危机，但是我们还是有可供选择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单一范式的。这是一种对既存范式的类比依赖，或者说是范式在三农研究中的解谜应用，而这种解谜应用是不知足的。二、对不同范式的比较依赖。因为三农研究并非处于完全的前范式状况，它有一些成形的范式可以应用，不同的成形范式可以指向三农研究，而这种不同范式的共同指向又具有显明的前范式特点，必须进行比较应用。三、不同范式的组合依赖。范式的组合依赖适合三农问题多样化分析，这种依赖有利于既关注个体又关注整体的研究。

范式依赖对三农研究也存在一个悖论性影响。一方面因为范式是一种前理解，范式依赖使得事件有意义，它对研究有一种指引的作用，而前理解范式的形成也是因本体诠释时的原初事件的显明而来的，范式的作用表现为事件突现----形成思维系统（前理解）----多事实映证（常规科学）----反常事实的激发的循环过程之中。另一方面范式依赖也会让人有戴着一副有色眼睛的感觉，防碍人们获得较为中性的观察，使得搜索事实的“无污染知觉”不大可能，事实上任何的观察都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去画画，如果真是一张白纸，可能就等同于白痴，他会对一切事实无知。这样就要学会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同时在范式的依赖下，给自己的思想留下一片自由的空间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仍然要让范式优先，这样才具有科学性，这也是范式依赖时应当注意处理的关系。

总之，我们在依赖范式进行三农研究时，一定要面向对象，面向真实的场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经验并不等于范式，范式也不应干扰经验的再生。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社会，我们对所依赖的历史范式应该持过多的怀疑。比如我们在对三农问题进行个案研究或区域比较时，我们就应该得出三农问题的异质性与同质性，而不应该迂腐地将三农研究局限在自认为的范式上。

三、三农研究的范式转换

范式危机、范式依赖和范式转换是从范式作用的不同阶段分析范式形态的特征，三者之间其实是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范式依赖是范式转换的前提，如果不先存一种范式，何以进行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有范式依赖的基础，也容易实现范式的团体性转换。

依赖范式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范式指引下会使研究更加精致，但是从认识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范式都会沦为被抛弃的地步。范式转换因人因事因时而变，在需要转换时而不知转换，就会要么不知着落，要么陷入读书陷阱和知识的负担之中不能自拔。库恩范式不仅强调不可通约性的范式，而且库恩后期还强调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库恩的范式并非完全是唯心的相对主义观，库恩范式的格式塔式的转换是人与物互通的结果。

因为三农研究存在明显的范式危机，又因为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非常规科学的特征，所以范式的转换和新范式的确立是三农研究应当突出关注的问题。

当今三农研究存在前范式类的纷争，我们所说的需要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并非指既存范式的整合，整合难以解释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更难以体现科学革命的彻底性，即便与老范式存在概念语言等形式上的类同，新的范式在观念视角方面则发生了不可通约性的变化，这是范式转换的本质特点。竞争性范式的消解，也即是事实与理论的深入同化，范式转换是不拘泥于否定的抛置性否定，范式的包容性体现在转换之中，而决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有任何包容的意图。库恩范式革命的意义在于鼓励超越范式本身，但它最终将范式超越的无限层次包裹在一起，实现范式思维下的超越超越再超越。

由于处处都有反常，因此存在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所以需要范式转换而在某些方面达致统一，即便三农研究处于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也会有反常的出现，而需要实现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

范式既是一种共有信念，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因此，范式的转换既是观念的转换，同时也是方法的转换。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也是指两者合二为一的同步转换。方法是依赖于范式中的元理解而设计的，通过方法获取观察事实是一个事情显现的闭合过程，在此过程中，反常会触发新的元理解和对应的新方法，使得范式进入另一有效的轮回之中。

本文并不指定三农研究范式转换的具体方向，因为一旦这种方向已经明了，何来范式危机的持存和始终保持危机意识的觉醒呢？本文只是特别提示三农研究需要新范式的出现，需要特别的个人在非连续非累积的情况下“悟出”一个新的系统来，并且需要符合理论与事实的一般范式的映照规律，形成能够解说和应用的三农研究范式，并将此范式与共同体一起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库恩范文篇8

摘要：经验与陈述的关系并非归纳或演绎的逻辑关系，因此科学的经验基础就构成一个难题。仅仅把科学看作命题体系的观点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同时经验主义的平台也不能提供任何通道。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惟有语用学和解释学的平台才能为这个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科学的实践性、公共性、主体间性、情境性为理解库恩的范式理论提供了线索：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基础。劳斯进一步主张：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解释学的事业，科学是不断重构的叙事。科学的解释学与客观主义形成对立，而这并不必然使科学滑入相对主义。伯恩斯坦提出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方案：解释学本身就为这种超越提供了资源，解释学循环恰恰对科学范式的开放性提出了要求。

关键词：经验基础语用学解释学叙事重构

一、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

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逻辑关系层面，他对归纳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驳斥在逻辑上是无可反驳的：任何普遍的科学的理论命题都是不能由有限数量的观察命题得到证明的。经验与陈述的关系这一层面并非波普尔的主要关注点，但他对此也有所反思。他认识到经验与陈述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于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与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经验并没有直接的证明作用，“陈述只能由陈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陈述和其它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将剥夺了我们自己本来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我们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1]，33-34）简言之，一切基本命题（或观察陈述）的真值是无法从经验上予以确证的，所谓科学的检验——基本命题对理论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就丧失了原有的基础。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对经验基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他指出，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包含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个假设是：观察命题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正确的。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对逻辑经验主义同样有效。拉氏驳斥了这两个假设。他认为，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直接来源于中性的、纯粹的经验，观察渗透着理论预期，观察命题以更高层次的理论为背景。针对第二个假设，拉氏指出，“观察”命题的真值是无法明确决定的，“任何事实命题都有不能由实验得到证明，命题只能由其它命题导出；不能由经验来证明陈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来证明陈述一样’”。（[2]，21）他进而断言：“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软的，未经证明的‘理论’同硬的，业经证明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2]，22）

科学的可错论无疑为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那么，如何实现可错论与科学合理性的调和呢？约定主义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尔既承认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又试图坚持科学的批判理性。他必须决定如何把受检验的理论与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背景知识中的理论将获得“观察的”地位，作为检验其它可怀疑理论的基础。波普尔强调背景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并承认其约定性：“批判永远不会从无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但愿只是暂时地）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们暂时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背景知识很少始终绝对不成问题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挑战”。（[1]，205）批判总以特定时空下的背景知识为前提，并保留着对这些背景知识提出上诉的权利。科学知识的增长就处于这种约定与批判的循环之中。但无论如何新理论总是以其真值不确定的理论为基础，因而这样建构的理论大厦归根结底是缺乏基础的。拉氏很幽默地表达了这种怀疑：“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骄傲地拒斥了这种逃避主义：他敢于不减可错论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胆的、冒险的约定主义政策毫无教条地避开了怀疑论。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险，但他坚持人们必须在方法论证伪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某种选择。他提出了一场几乎没有希望赢得的战争，但声称说参加这场游戏比放弃这场游戏还是要好些。…有人甚至会说，方法论证伪主义与独断证伪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讲可错论！”（[2]，41）

可错论、约定论和对背景知识的实用主义的强调都是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导出的合理结论，是对科学的理解的一种进步。而波普尔之所以有“空讲可错论”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仅仅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证明（或证伪）层面，而放弃了对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作出合理说明。鉴于经验与陈述之间的逻辑鸿沟，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释的科学合理性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究竟能否被解决呢？答案是；在经验主义的平台上该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验主义的根本性难题在于，它导致了唯我论的困境。经验主义所谓的经验不过是个人化、私人化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并非是主体间有效的：我的经验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经验，所谓的经验检验也就不是主体间有效的。因此，摆脱该困境必须引入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的公共性。当我用私人语言说“这朵花是红的”的时候，别人无法理解“红的”代表着什么感觉；而当我用公共语言说出这句话，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时，这句话才变得有意义、主体间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平台上经验基础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者说该问题不存在了。经验主义考查命题是否为“真”，而在新的平台上则考查命题是否“有效”。这涉及科学观念的根本性的转变：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不是单个的科学家而是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是情境性的。

二、逻辑鸿沟的弥合：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正如阿佩尔所言，“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3]，108）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彻底地了转变了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科学的实践性（活动性）、主体间性和情境性或者说局域性都能在语用学的平台上凸现出来。语用学把句法学与语义学纳入对语言的整体性的语用分析之中，分析对象由名词性的“语言”变成动词性的“言语”。“言语”是一种活动，奥斯汀说“说话就是做事”。把语言视为言语行为同把科学作为活动来理解是一致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技术兴趣引导的介入世界的活动而非静态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不存在私人语言，语言总是公共的。同样，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总是在共同体中发生并获得有效性，科学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主体而是共同体。“真”为“有效”所取代，“有效”即主体间有效：在主体间得到一致认可。维氏的“语言游戏说”把语言、生活形式和世界理解视为一个整体，各个“语言游戏”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可通约。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同时还是在更广阔的日常实践的语言游戏中展开的。科学的情境特征和局域性可由此得到说明。以此为背景库恩也就好理解了。

如果说前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主流把科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考察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理论则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来考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取向：“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4］，265），“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4]，267）。

库恩对经验基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波普尔的证伪逻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认识逻辑名不副实，因为它只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关系而忽略了对陈述与观察之关系的探讨。在波普尔看来，理论要成为科学的，只能通过观察陈述而被证伪，不能通过实际观察。库恩认为，这种逻辑的证伪并不能给认识逻辑提供基础，而认识逻辑的规则及其逻辑要求“已不单是意义的符号关系。它要求认识论家和科研工作者把理论所导出的句子不是同其他句子相联系，而是同实际观察或实验相联系。这就是卡尔爵士‘证伪’一词必然引来的后果，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当一种业已公认的理论不是面对实验陈述，而是面对实验本身时，逻辑在什么条件下才要求科学家放弃这种理论呢”？（[4]，280）库恩很清楚，波普尔不能、他自己也不能为观察与陈述提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在这个层面上，逻辑是无效的。他阐明，“提这些问题目的是要表明逻辑尽管是科学探索有力的、最后总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人们也有某种可靠知识在形式上并不需要逻辑。同时我还要提示，逻辑证明的价值并不是为了逻辑本身，只是在条件需要而且需要到一定程度时才有。”（[4]，281）这乃是对科学理解中的逻辑迷信的破除。

那么库恩针对上述经验基础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他指出：“我曾引进‘范式’这个词以强调科学研究依存于具体事例，它可以跨越理论内容同理论应用之间的鸿沟”。（[4]，281）库恩强调范式作为范例的意义，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承认的合乎范式的范例是具体的题解。“共有事例即以发挥一般都归之于共有规则的认识功能。事例发挥这种功能时，知识的发展不同于知识在规则支配下的发展。”（[4]，313）作为范例的科学范式是一种具体的题解活动，科学家通过一系列题解活动的示范和训练而习得他所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活动如何进行的知识。科学的语言、概念和理论在具体的题解活动中、具体的科学实践中被赋予意义、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理论化离开了活动便无法理解。因此，经验与陈述的连结要在特定的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唯有参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游戏，才能理解经验与陈述在该科学范式中的特定连结。归根结底，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一种非逻辑的活动关系；经验与陈述间的鸿沟是靠“活动”来跨越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是连结二者的中介。

库恩的范式理论既不是指向单个科学家的活动，也不是指向无主体的知识增长的逻辑，而是考查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活动。范式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科学有主体，但既非先验主体也非自我封闭的经验主体，而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以能否在科学共同体获得主体间的认可为基准。而对于赢得这种认可来说，经验证实或证伪是不充分的，论辩、说服、修辞、宣传、权威甚至权力都在现实的科学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共同体首先是交往共同体，它是科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其中进行的意义沟通和理解使得科学语言和活动获得特定的意义。阿佩尔指出，“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共同体总是表现为一个指号共同体。而这种主题间性水平上的沟通决不能由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程序来取代，原因就在于这种沟通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条件。”（[3]，71）“一个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在主体-客体维度中的知识的前提；这个共同体本身乃是对世界材料的客观描述和说明的主体间性元维度”。（[3]，73）

科学活动也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同特定的生活形式与世界理解相联系，科学范式之不可通约不过是语言游戏之不可通约的合理结论。科学的语言游戏植根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不存在中性语言，语言与经验世界相互耦合于特定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生活形式中。逻辑分析在这个层面上是无效的，对这种经验与称述之间关系的把握需要深入地考查并理解特定的科学实践活动乃至作为其背景的更为广泛的生活世界。语言与世界的这种耦合关系可以说明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为什么理论之间或是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此困难？因为，正如经常议论到的，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道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学习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该语言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而起作用的”。（[5]，362）

科学家总是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科学活动，总是从属于某个范式。库恩的范式由形而上学信念、理论框架、选择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标准构成，不同的范式中的科学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不同的范式构成不同的科学世界，其中的科学家面对着不同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连结。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本质上也是解释工作，其从属的范式构成他解释、理解世界的前见。范式是历史地形成的，既有的，构成科学家置身于其中的情境（当然情境不局限于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只有置于情境之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对库恩而言，不存在不依赖于特定的科学范式和文化的、所谓客观的事实的宇宙。实际上胡塞尔早就揭露过科学的客观主义假象，他认为关于表面上客观的、由事实构成的世界的知识，实际上先验地植根于前科学的世界之中。科学分析的可能的对象，是事先在我们原本的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形成的。哈贝马斯指出：“胡塞尔正确地批判了客观主义的假象。这种假象用合乎规律的、结构化的事实的自在现象蒙蔽科学，掩盖这些事实的构造，从而使人们无法意识到认识和生活世界的利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6]，123）世界如何呈现依赖于主体的特定的实践活动，依赖于主体所属的科学共同体和生活形式。

对科学活动的主体间维度、公共性、不可通约性、情境特征以及局域性的揭示，一幅新的科学形象浮现出来。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昭然若揭。科学无本质。科学总是文化的、历史的产物，科学的形象并非静止的、普遍的。正如夏佩尔所言，“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上免受修改或摈弃的东西：所谓事实是如此，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谓免疫的‘元科学’概念群中的‘科学’定义也如此”。（[7]，446）库恩赋予范式过强的约束性，然而，即使在同一范式中也存在着不同解释之间的竞争。用解释学来区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还有意义吗？

三、作为解释学事业的自然科学

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经历了本体论转向，理解成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状态，这样，解释和理解的普遍性得到了确认。自然科学同样是解释学的事业。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都揭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维度。“科学的知识也像一切知识一样，涉及对某人揭示（诉说）某事。科学探讨意义，这些意义就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在经验中修改和实现的，并在实验室的特定的实践中和科学文献及文化中传递的社会存在物。…科学有某种与其自己的（历史的）令人信服的判断和论据有关有历史空间或‘此时此地’。解释学哲学为把历史和文化重新引入自然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8]，9）

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作为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s.Tailor）继承了这种区分，他坚持：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天然就是解释学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意义，对不同的文化是一样的，不依赖于人的解释，因而解释学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位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表明，自然这本大书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具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着自然界。在与泰勒的争论中，库恩表明了其解释学立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其中没有某套中立的，文化中立的范畴，自然对象或行动能由这套范畴来描述”。（[9]，21）“我的观点一直是如此：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乃是基于一套概念，当代的实践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下这套概念。这套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前的实践者通过训练进入这种文化；对于非共同体成员来说，仅仅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其它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技艺是不能进入这种文化的。同时，我已作为特定时期的科学的解释学基础提到过它。你们可能注意到，它非常接近于我曾经所谓的范式。”（[9]，22）

库恩强调了自然科学的文化历史性，科学范式是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一种范式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自然的一种解释。因此库恩反对泰勒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所作的简单区分：自然科学中没有解释学的地位。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解释学的解释。不过，他仍然相信可以从解释学角度去区分这两种科学。他认为，范式更替确实意味着解释和理解自然的新方式，具备解释学的基础。然而，追求一种新解释并非促使这种转换的产生的研究者的自觉意愿。与之相反，新的解释却是人文科学游戏的自觉目标。因此，他坚持其早期的观点：自然科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有支持常规的解题研究的范式，而人文科学不存在范式或常规科学时期。“自然科学尽管要求我所谓的解释学的基础，但他们本身不是解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通常如此，它们别无选择。”（[9]，23）

劳斯（Rouse）的解释学立场比库恩更为坚决和彻底。与泰勒相反对，在承认自然科学也是处于历史与文化中的需要解释的事业的立场上他与库恩是一致的。劳斯认为：库恩坚持，在遇到外来的、不熟悉的文化或本文时，存在着一种特征性的解释行动，而进入一种外来文化或本文的方式基本上不同于我们或多或少毫无问题地生活于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中的方式。劳斯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使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文化中仍然存在着竞争的意义解释问题。“传统是由对传统的不同解释的冲突构成的，这种冲突本身有着一个易受相互竞争的解释影响的历史。”（[10]，615）他认为，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同样存在着经常的对范式的解释，常规科学的共享实践就包含着对实践的多元解释。劳斯在《科学的叙事重构》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历史演变总是伴随着科学的叙事重构。共享历史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总是微妙地、竞争性地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以往的科学研究并筹划自己的研究工作，都希望自己的叙事能为更多的共同体成员所接纳，从而主导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并确定自己的研究地位。“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实践，研究者由此构造叙事情景，过去的研究通过这种叙事情景被理解和认同，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可能性被筹划。这个叙事领域展示了对该领域的连贯的、共享的理解和在不同的筹划、解释威胁下的不连贯之间的持续紧张。”（[11]，179）劳斯主张解释的普遍性，“以解释学循环为特征的解释，以及理解与自我理解的纠缠，并不划出一个行动或探究的特殊领域，而是使事物清楚的一个普遍特征”。（[12]，55）他坚持解释学并不构成区分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依据：“我主张，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天然的类别。...所有的学科为一个内在发展历史以及与其它科学领域和社会实践的互动的历史所形成。...不同科学的成功实践总是已经并将继续避开方法论者所施加于其上的限制和类型学（typologies），这些方法论者提供一门科学为了成功必须如何的最新描述。”（[12]，56）

劳斯坚持科学本身是历史的偶然的产物，并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产生变化，科学没有不变的本质；他反对任何全球性的（global）、普遍化的科学合法化叙事，他坚持科学是局域性的（local），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阶段；科学的可靠性并不依赖于全球合法化，科学的局域性并不削弱科学的可靠性。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反对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理解，尽管这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不过，反对客观主义是否必然滑向相对主义？如何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恩斯坦认为，解释学提供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途径。“伽达默尔提醒我们，在传统、历史和语言属于我们以前，我们便属于传统、历史和语言。我们无法摆脱效果历史的动力学力量，后者决定了我们将生成为什么。”（[13]，212）历史、传统和成见并非人类理性的限制，而是本质上理性有限的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前提。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范式的绝对封闭和自主性，仅仅意味着不能把特定范式的标准强加于其它范式，因为不存在超越的标准。不可通约性恰恰要求开放性。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隶属恰构成理解其它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可能性条件，构成这种理解的本质特征的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解释学追求的并非是封闭和自足，而是开放性和相互理解。而惟有在与古老本文、外来文化的遭遇中才能促进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科学共同体使用的理性和论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且指导科学活动的标准和规范从本质上说来是开放的。人们对于解释在科学活动的每个阶段的认识已经有所发展，并且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的任一固定的分界上开始探询。”（[13]，216）

注释：

1．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编译，三联，1987。

2．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4．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5．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库恩：“不可通约性与范式”），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

6．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

7．夏佩尔：《理由与求知》，褚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8．R.P.克里斯：“解释学与自然科学：导论”，《哲学译丛》1999年第1期。

9．T.S.Kuhn：“TheNaturalandHumanSciences”，inDavidR.Hiley，JamesF.BohmanandRichardShusterman（eds），TheInterpretiveTurn：philosophy，science，culture，（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1。

10．JosephRouse，ThePoliticsofPostmodernPhilosophyofScience，PhilosophyofScience,1991，Vol.58。

11．JosephRouse，TheNarrativeReconstructionofScience，PhilosophyofScience,1990，Vol.33。

库恩范文篇9

Abstraction:Theconnectionbetweenexperienceandpropositionisnotlogical,thatis,neitherreductionnordeduction.Thentheempiricalbaseofnaturesciencebecomesaproblem.Itcannotberesolvedbyregardingnaturesciencesasapropositionsystem.Inaddition,theempiricistplatformcannotgiveanyapproach.Scienceisessentiallyapractice,andonlytheplatformofferedbyPragmaticsandHermeneuticscanpointoutanapproach.Theintroductionofpracticality,community,intersubjectivityandcontextprovidesaclewforunderstandingofKuhn’sparadigmtheory：naturalsciencehasahermeneuticbase.J.Rousehasgonefarther:naturalscienceisitselfahermeneuticenterprise,anditisanarrativebeingreconstructedconstantly.Hermeneuticsofscienceisopposedtoobjectivismofscience,whichdoesnotnecessarilyslideintorelativism.Bernsteinhasofferedaprojecttotranscendobjectivismandrelativism:Hermeneuticsitselfprovidestheresourcesforthistranscending,and,sotospeak,hermeneuticcirclepreciselycallstheopennessofparadigmsofscience.

关键词：经验基础语用学解释学叙事重构

一、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

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逻辑关系层面，他对归纳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驳斥在逻辑上是无可反驳的：任何普遍的科学的理论命题都是不能由有限数量的观察命题得到证明的。经验与陈述的关系这一层面并非波普尔的主要关注点，但他对此也有所反思。他认识到经验与陈述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于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与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经验并没有直接的证明作用，“陈述只能由陈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陈述和其它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将剥夺了我们自己本来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我们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1]，33-34）简言之，一切基本命题（或观察陈述）的真值是无法从经验上予以确证的，所谓科学的检验——基本命题对理论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就丧失了原有的基础。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对经验基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他指出，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包含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个假设是：观察命题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正确的。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对逻辑经验主义同样有效。拉氏驳斥了这两个假设。他认为，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直接来源于中性的、纯粹的经验，观察渗透着理论预期，观察命题以更高层次的理论为背景。针对第二个假设，拉氏指出，“观察”命题的真值是无法明确决定的，“任何事实命题都有不能由实验得到证明，命题只能由其它命题导出；不能由经验来证明陈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来证明陈述一样’”。（[2]，21）他进而断言：“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软的，未经证明的‘理论’同硬的，业经证明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2]，22）

科学的可错论无疑为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那么，如何实现可错论与科学合理性的调和呢？约定主义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尔既承认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又试图坚持科学的批判理性。他必须决定如何把受检验的理论与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背景知识中的理论将获得“观察的”地位，作为检验其它可怀疑理论的基础。波普尔强调背景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并承认其约定性：“批判永远不会从无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但愿只是暂时地）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们暂时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背景知识很少始终绝对不成问题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挑战”。（[1]，205）批判总以特定时空下的背景知识为前提，并保留着对这些背景知识提出上诉的权利。科学知识的增长就处于这种约定与批判的循环之中。但无论如何新理论总是以其真值不确定的理论为基础，因而这样建构的理论大厦归根结底是缺乏基础的。拉氏很幽默地表达了这种怀疑：“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骄傲地拒斥了这种逃避主义：他敢于不减可错论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胆的、冒险的约定主义政策毫无教条地避开了怀疑论。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险，但他坚持人们必须在方法论证伪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某种选择。他提出了一场几乎没有希望赢得的战争，但声称说参加这场游戏比放弃这场游戏还是要好些。…有人甚至会说，方法论证伪主义与独断证伪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讲可错论！”（[2]，41）

可错论、约定论和对背景知识的实用主义的强调都是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导出的合理结论，是对科学的理解的一种进步。而波普尔之所以有“空讲可错论”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仅仅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证明（或证伪）层面，而放弃了对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作出合理说明。鉴于经验与陈述之间的逻辑鸿沟，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释的科学合理性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究竟能否被解决呢？答案是；在经验主义的平台上该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验主义的根本性难题在于，它导致了唯我论的困境。经验主义所谓的经验不过是个人化、私人化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并非是主体间有效的：我的经验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经验，所谓的经验检验也就不是主体间有效的。因此，摆脱该困境必须引入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的公共性。当我用私人语言说“这朵花是红的”的时候，别人无法理解“红的”代表着什么感觉；而当我用公共语言说出这句话，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时，这句话才变得有意义、主体间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平台上经验基础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者说该问题不存在了。经验主义考查命题是否为“真”，而在新的平台上则考查命题是否“有效”。这涉及科学观念的根本性的转变：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不是单个的科学家而是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是情境性的。

二、逻辑鸿沟的弥合：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正如阿佩尔所言，“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3]，108）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彻底地了转变了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科学的实践性（活动性）、主体间性和情境性或者说局域性都能在语用学的平台上凸现出来。语用学把句法学与语义学纳入对语言的整体性的语用分析之中，分析对象由名词性的“语言”变成动词性的“言语”。“言语”是一种活动，奥斯汀说“说话就是做事”。把语言视为言语行为同把科学作为活动来理解是一致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技术兴趣引导的介入世界的活动而非静态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不存在私人语言，语言总是公共的。同样，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总是在共同体中发生并获得有效性，科学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主体而是共同体。“真”为“有效”所取代，“有效”即主体间有效：在主体间得到一致认可。维氏的“语言游戏说”把语言、生活形式和世界理解视为一个整体，各个“语言游戏”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可通约。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同时还是在更广阔的日常实践的语言游戏中展开的。科学的情境特征和局域性可由此得到说明。以此为背景库恩也就好理解了。

如果说前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主流把科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考察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理论则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来考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取向：“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4］，265），“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4]，267）。

库恩对经验基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波普尔的证伪逻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认识逻辑名不副实，因为它只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关系而忽略了对陈述与观察之关系的探讨。在波普尔看来，理论要成为科学的，只能通过观察陈述而被证伪，不能通过实际观察。库恩认为，这种逻辑的证伪并不能给认识逻辑提供基础，而认识逻辑的规则及其逻辑要求“已不单是意义的符号关系。它要求认识论家和科研工作者把理论所导出的句子不是同其他句子相联系，而是同实际观察或实验相联系。这就是卡尔爵士‘证伪’一词必然引来的后果，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当一种业已公认的理论不是面对实验陈述，而是面对实验本身时，逻辑在什么条件下才要求科学家放弃这种理论呢”？（[4]，280）库恩很清楚，波普尔不能、他自己也不能为观察与陈述提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在这个层面上，逻辑是无效的。他阐明，“提这些问题目的是要表明逻辑尽管是科学探索有力的、最后总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人们也有某种可靠知识在形式上并不需要逻辑。同时我还要提示，逻辑证明的价值并不是为了逻辑本身，只是在条件需要而且需要到一定程度时才有。”（[4]，281）这乃是对科学理解中的逻辑迷信的破除。

那么库恩针对上述经验基础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他指出：“我曾引进‘范式’这个词以强调科学研究依存于具体事例，它可以跨越理论内容同理论应用之间的鸿沟”。（[4]，281）库恩强调范式作为范例的意义，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承认的合乎范式的范例是具体的题解。“共有事例即以发挥一般都归之于共有规则的认识功能。事例发挥这种功能时，知识的发展不同于知识在规则支配下的发展。”（[4]，313）作为范例的科学范式是一种具体的题解活动，科学家通过一系列题解活动的示范和训练而习得他所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活动如何进行的知识。科学的语言、概念和理论在具体的题解活动中、具体的科学实践中被赋予意义、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理论化离开了活动便无法理解。因此，经验与陈述的连结要在特定的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唯有参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游戏，才能理解经验与陈述在该科学范式中的特定连结。归根结底，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一种非逻辑的活动关系；经验与陈述间的鸿沟是靠“活动”来跨越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是连结二者的中介。

库恩的范式理论既不是指向单个科学家的活动，也不是指向无主体的知识增长的逻辑，而是考查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活动。范式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科学有主体，但既非先验主体也非自我封闭的经验主体，而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以能否在科学共同体获得主体间的认可为基准。而对于赢得这种认可来说，经验证实或证伪是不充分的，论辩、说服、修辞、宣传、权威甚至权力都在现实的科学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共同体首先是交往共同体，它是科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其中进行的意义沟通和理解使得科学语言和活动获得特定的意义。阿佩尔指出，“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共同体总是表现为一个指号共同体。而这种主题间性水平上的沟通决不能由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程序来取代，原因就在于这种沟通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条件。”（[3]，71）“一个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在主体-客体维度中的知识的前提；这个共同体本身乃是对世界材料的客观描述和说明的主体间性元维度”。（[3]，73）

科学活动也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同特定的生活形式与世界理解相联系，科学范式之不可通约不过是语言游戏之不可通约的合理结论。科学的语言游戏植根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不存在中性语言，语言与经验世界相互耦合于特定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生活形式中。逻辑分析在这个层面上是无效的，对这种经验与称述之间关系的把握需要深入地考查并理解特定的科学实践活动乃至作为其背景的更为广泛的生活世界。语言与世界的这种耦合关系可以说明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为什么理论之间或是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此困难？因为，正如经常议论到的，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道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学习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该语言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而起作用的”。（[5]，362）

科学家总是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科学活动，总是从属于某个范式。库恩的范式由形而上学信念、理论框架、选择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标准构成，不同的范式中的科学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不同的范式构成不同的科学世界，其中的科学家面对着不同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连结。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本质上也是解释工作，其从属的范式构成他解释、理解世界的前见。范式是历史地形成的，既有的，构成科学家置身于其中的情境（当然情境不局限于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只有置于情境之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对库恩而言，不存在不依赖于特定的科学范式和文化的、所谓客观的事实的宇宙。实际上胡塞尔早就揭露过科学的客观主义假象，他认为关于表面上客观的、由事实构成的世界的知识，实际上先验地植根于前科学的世界之中。科学分析的可能的对象，是事先在我们原本的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形成的。哈贝马斯指出：“胡塞尔正确地批判了客观主义的假象。这种假象用合乎规律的、结构化的事实的自在现象蒙蔽科学，掩盖这些事实的构造，从而使人们无法意识到认识和生活世界的利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6]，123）世界如何呈现依赖于主体的特定的实践活动，依赖于主体所属的科学共同体和生活形式。

对科学活动的主体间维度、公共性、不可通约性、情境特征以及局域性的揭示，一幅新的科学形象浮现出来。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昭然若揭。科学无本质。科学总是文化的、历史的产物，科学的形象并非静止的、普遍的。正如夏佩尔所言，“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上免受修改或摈弃的东西：所谓事实是如此，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谓免疫的‘元科学’概念群中的‘科学’定义也如此”。（[7]，446）库恩赋予范式过强的约束性，然而，即使在同一范式中也存在着不同解释之间的竞争。用解释学来区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还有意义吗？

三、作为解释学事业的自然科学

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经历了本体论转向，理解成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状态，这样，解释和理解的普遍性得到了确认。自然科学同样是解释学的事业。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都揭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维度。“科学的知识也像一切知识一样，涉及对某人揭示（诉说）某事。科学探讨意义，这些意义就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在经验中修改和实现的，并在实验室的特定的实践中和科学文献及文化中传递的社会存在物。…科学有某种与其自己的（历史的）令人信服的判断和论据有关有历史空间或‘此时此地’。解释学哲学为把历史和文化重新引入自然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8]，9）

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作为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s.Tailor）继承了这种区分，他坚持：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天然就是解释学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意义，对不同的文化是一样的，不依赖于人的解释，因而解释学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位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表明，自然这本大书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具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着自然界。在与泰勒的争论中，库恩表明了其解释学立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其中没有某套中立的，文化中立的范畴，自然对象或行动能由这套范畴来描述”。（[9]，21）“我的观点一直是如此：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乃是基于一套概念，当代的实践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下这套概念。这套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前的实践者通过训练进入这种文化；对于非共同体成员来说，仅仅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其它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技艺是不能进入这种文化的。同时，我已作为特定时期的科学的解释学基础提到过它。你们可能注意到，它非常接近于我曾经所谓的范式。”（[9]，22）

库恩强调了自然科学的文化历史性，科学范式是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一种范式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自然的一种解释。因此库恩反对泰勒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所作的简单区分：自然科学中没有解释学的地位。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解释学的解释。不过，他仍然相信可以从解释学角度去区分这两种科学。他认为，范式更替确实意味着解释和理解自然的新方式，具备解释学的基础。然而，追求一种新解释并非促使这种转换的产生的研究者的自觉意愿。与之相反，新的解释却是人文科学游戏的自觉目标。因此，他坚持其早期的观点：自然科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有支持常规的解题研究的范式，而人文科学不存在范式或常规科学时期。“自然科学尽管要求我所谓的解释学的基础，但他们本身不是解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通常如此，它们别无选择。”（[9]，23）

劳斯（Rouse）的解释学立场比库恩更为坚决和彻底。与泰勒相反对，在承认自然科学也是处于历史与文化中的需要解释的事业的立场上他与库恩是一致的。劳斯认为：库恩坚持，在遇到外来的、不熟悉的文化或本文时，存在着一种特征性的解释行动，而进入一种外来文化或本文的方式基本上不同于我们或多或少毫无问题地生活于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中的方式。劳斯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使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文化中仍然存在着竞争的意义解释问题。“传统是由对传统的不同解释的冲突构成的，这种冲突本身有着一个易受相互竞争的解释影响的历史。”（[10]，615）他认为，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同样存在着经常的对范式的解释，常规科学的共享实践就包含着对实践的多元解释。劳斯在《科学的叙事重构》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历史演变总是伴随着科学的叙事重构。共享历史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总是微妙地、竞争性地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以往的科学研究并筹划自己的研究工作，都希望自己的叙事能为更多的共同体成员所接纳，从而主导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并确定自己的研究地位。“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实践，研究者由此构造叙事情景，过去的研究通过这种叙事情景被理解和认同，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可能性被筹划。这个叙事领域展示了对该领域的连贯的、共享的理解和在不同的筹划、解释威胁下的不连贯之间的持续紧张。”（[11]，179）劳斯主张解释的普遍性，“以解释学循环为特征的解释，以及理解与自我理解的纠缠，并不划出一个行动或探究的特殊领域，而是使事物清楚的一个普遍特征”。（[12]，55）他坚持解释学并不构成区分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依据：“我主张，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天然的类别。...所有的学科为一个内在发展历史以及与其它科学领域和社会实践的互动的历史所形成。...不同科学的成功实践总是已经并将继续避开方法论者所施加于其上的限制和类型学（typologies），这些方法论者提供一门科学为了成功必须如何的最新描述。”（[12]，56）

劳斯坚持科学本身是历史的偶然的产物，并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产生变化，科学没有不变的本质；他反对任何全球性的（global）、普遍化的科学合法化叙事，他坚持科学是局域性的（local），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阶段；科学的可靠性并不依赖于全球合法化，科学的局域性并不削弱科学的可靠性。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反对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理解，尽管这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不过，反对客观主义是否必然滑向相对主义？如何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恩斯坦认为，解释学提供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途径。“伽达默尔提醒我们，在传统、历史和语言属于我们以前，我们便属于传统、历史和语言。我们无法摆脱效果历史的动力学力量，后者决定了我们将生成为什么。”（[13]，212）历史、传统和成见并非人类理性的限制，而是本质上理性有限的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前提。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范式的绝对封闭和自主性，仅仅意味着不能把特定范式的标准强加于其它范式，因为不存在超越的标准。不可通约性恰恰要求开放性。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隶属恰构成理解其它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可能性条件，构成这种理解的本质特征的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解释学追求的并非是封闭和自足，而是开放性和相互理解。而惟有在与古老本文、外来文化的遭遇中才能促进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科学共同体使用的理性和论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且指导科学活动的标准和规范从本质上说来是开放的。人们对于解释在科学活动的每个阶段的认识已经有所发展，并且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的任一固定的分界上开始探询。”（[13]，216）

注释：

1．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编译，三联，1987。

2．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4．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5．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库恩：“不可通约性与范式”），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

6．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

7．夏佩尔：《理由与求知》，褚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8．R.P.克里斯：“解释学与自然科学：导论”，《哲学译丛》1999年第1期。

9．T.S.Kuhn：“TheNaturalandHumanSciences”，inDavidR.Hiley，JamesF.BohmanandRichardShusterman（eds），TheInterpretiveTurn：philosophy，science，culture，（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1。

10．JosephRouse，ThePoliticsofPostmodernPhilosophyofScience，PhilosophyofScience,1991，Vol.58。

11．JosephRouse，TheNarrativeReconstructionofScience，PhilosophyofScience,1990，Vol.33。

库恩范文篇10

[摘要]：

对库恩提出的范式概念的本质含义考察与分析，范式具有创新循环性、命题示范性与动态竞争性。作为新兴发展的传播学，由于学科的边缘性与交叉性，多元范式的格局显露出尚未成熟与缺乏独立的特征。目前多元范式的融合与借鉴的主流解决策略，并非符合范式的本质与规律，而是应强调多范式之间的竞争机制，以此促进学科的成熟与独立，形成科学客观的一元独大或双元交织上升的传播学范式格局。

Abstract:AnalyzingtheconceptionofparadigmbyT.S.Kuhn,thethesispointsouttheparadigmofscienceresearchhavethreefeatures:recyclinginnovation,demonstratingsubjectandcompetitivetrend.Asarapidlyrisingacademicfield,multi-paradigmofcommunicationreflectsthesituationwhichislackofmatureandindependence.Amalgamationofthemulti-paradigmisthecurrentmainstreamstrategy.Onthecontrary,competitivesystemneedstobeemphasizedinordertofacilitatethehealth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communicationresearchparadigmstructure.

Keywords:CommunicationResearch;ThomasS.Kuhn;Paradigm;Amalgamation;Competition

近十年来，对于回答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范式的“是什么”问题，学者与研究人员已经有相当积极的尝试与贡献。在回答“是什么”的同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研究范式，研究者们也有所涉及，但一般点到为止。面对多范式的现状，研究者们给出的解决方案几乎达成难得的共识——融合或相互借鉴。然而，研究范式的融合之道是否符合科学范式的本性呢？是否有利于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与建设呢？当前，三十年中国传播学正处于一个多范式并存阶段，对其进行研究的独特意义在于“对其自身研究的本质和合理性有自觉的反思和观照”（金兼斌，1999）。“传播学拒绝反思，将意味着传播学的研究仍将停滞不前，传播领域将进一步充满困惑。届时，不仅仅是传播学的研究范式，甚至传播学这一学科的生存权也会受到质疑”（胡翼青，2004：47）。本文将在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与背景下，通过对范式概念的本质分析，对中国传播学范式的选择与走向提出一孔之见。

一、文献综述

通过考察文献发现，“是什么”的核心内容归结为一个分类问题。总体看来，“二分法”与“三分法”比例最高。“二分法”将中国传播学研究范式划分为定量与定性（卜卫，1994）；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芮必峰，1995）；欧洲批判传统与美国经验传统（丁淦林，1998）；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梅琼林，王志永，2006）。“三分法”的代表观点有社会科学研究、诠释研究、批判研究（金兼斌，1999；蔡骐，2005）；经验－功能、控制论、结构主义方法论（陈卫星，2004）；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杨茵娟，2004）；经验主义的实证传统、否定性思维的批判传统、文化主义的诠释传统（藏海群，2005）。“四分法”的代表者有：经验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技术主义范式、新人本主义范式（胡翼青，2004）。

显然，中国传播学研究范式可以一直“N”分下去，而目前公认的传播研究范式趋予以下四种：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即强调实证分析，把传播研究当作一种“常态科学”（normalscience）研究；诠释研究范式，认为世界是动态的，意义和知识的产生取决于观察和认识时的具体场景（context），是一种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互动过程；批判研究范式：站在权力宰制的层面，从社会权力结构的运作角度分析社会现象和传播现象。技术主义研究范式，即以技术为研究核心，对传媒形态的发展和变化如何影响社会和人做深入而独到研究（沈馨，戴元光：2007：77）。虽然“分类式范式说”难脱西方传播学研究范式在中国的全面性映证与折射的窠臼，但无可否认的是，对于中国传播学研究方法与范式的总结与阐述对学科发展具有积极的内省意义.。

金兼斌文中通过对范式（金文中所用为“典范”）概念的梳理并探讨了范式的分类，比较了三种西方传播学研究范式（社会科学研究、诠释研究、批判研究），犀利地指出大陆传播学研究为“边陲中的边陲”，贯之以“封闭型”的大陆传播学研究风格（苏钥机语），对学术典范缺乏尊重，过于强调“中国特色”，论述仍未脱离叙述和凭空议论的风格，在方法的运用上随意了一些（金兼斌，1999）。可以说，金文是最早运用范式的概念对中国传播学进行观照与反思的研究成果之一，提出了“先规范，后特色，百花齐放”的发展思路。一方面要强调对学术典范的尊重，另一方面，也不可“定于一尊”，片面强调某种研究范式，指出研究问题的性质、角度以及当时具体的研究环境和条件，才是决定研究范式选择的根木考量因素（金兼斌，1999）。

在金文的基础上，蔡骐结合中国社会语境对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范式的选择与现状进行了阐述，其主要观点为，目前在中国传播学研究居主导地位依然是传播的批判研究范式，社会科学范式在中国呈现的是一种上升趋势，传播研究的诠释范式在国内表现得最弱，但呈现出一种新动力的特征（蔡骐，2004：49-51）。究其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批判传统对中国学者“具有一种天生的血缘上的亲切感”（蔡骐，2004：50），这使得他们非常容易接受并发展这种研究范式。由此得出一种研究范式的被采用并不是一种偶然结果，事实上它受制于该学科的知识传统。范式的采纳和发展与特定的历史社会语境相关。最后提出多元范式并存的解决思路，克服定量与定性，实然与应然的二元对立。

胡翼青认为，中国传播学在“华丽”的外衣下显露出致命的范式危机并呼唤范式革命。如果传播学范式危机无法解除且没有提出新的传播学研究范式，那么传播学这一学科的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将不复存在。胡翼青分析了经验主义、批判主义、技术主义的优劣势之后，提出一个新的范式：新人本主义范式。强调回归主体性，经验主义和技术主义转身于人本主义，传统与批判两大学派的融合，主张人本主义方法论，跨学科研究的一体化。他的新人本主义的核心假设在于用“信息人”取代了“经济人”，指出传播主体的行为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几乎没有一定的规律。传播主体的行为不是简单的和机械的，与自然科学研究的主体是完全不同的（胡翼青，2004：226），并断言新人本主义传播学范式将成为传播学的主流范式（胡翼青，2004：231）。

二、范式的本质

范式目前看来多少带一点“时髦”的意味。学术界同样是不乏流行词的。一旦用多了，就有“滥用”、“误用”之嫌，原来的面目就有些模糊了。探究范式的本质成为本文必作的功课之一。单纯从词源考察，范式（paradigm）含有“共同显示”之义，由此引出模式、模型、范例等义。将“平凡而单簿”的单词转变成一个“繁芜而富有弹性”的概念始于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成名大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事实上，库恩从未对“范式”做出一个明确的、严格的、统一的定义。也许正是如此留给后来者巨大的探索空间，所以学界才对该概念抱有极大的热情与兴趣，几十年来经久不衰。

（一）范式的背景

范式概念是继证伪思想而发展的一个新兴概念，往往被看作是互为对立。证伪来自于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其代表作《科学发现的逻辑》和《猜测与反驳》中提出了科学知识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科学进步由四个阶段组成。这个四个阶段分别为：提出问题——猜测——反驳——产生新问题。他强调了科学研究的主体的能力作用，把科学家对学术的批判（即怀疑、猜测、争鸣和反驳）精神视为知识发展的动力之一。波普尔的基本论点是“我们能够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所以学术界把波普尔的学说称为“批判理性主义”或“证伪主义”。这一理论的缺陷在于波普尔过于强调批判和证伪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单凭一次“判决性实验”就可以推翻一门理论，则是言过其实了。面对人们将范式作为证伪的挑战者的论调，库恩却认为他与他的老师（前辈）的科学观几乎完全一致，认为他们“都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那个动态过程，而不那么关注科学研究产品的那种逻辑结构，都反对科学通过积累而进步的观点，都强调旧理论被一个与之不相容的新理论所抛弃，所取代的那个革命过程；都特别关注由于旧理论往往应付不了逻辑、经验或观察的挑战而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那种作用”（库恩，1987：1）。库恩甚至认为他与波普尔所持的观点仅仅是“看的方式”有所不同，即所谓的将鸭子看成是兔子（著名的格式塔心理实验）。然而，对于证伪主义的缺陷，库恩的态度也相当明确：“我同卡尔爵士明显分歧之处：我对强烈遵循传统的重要性的强调和我对‘证伪’一词语义隐含的不满”（库恩，1987：3）。库恩对于波普尔将一门理论在进行应用的尝试中遭受失败称作为“证伪”或“反驳”表现得非常“惊讶”，并直截了当地指出：“卡尔爵士犯了把日常研究的特点用于偶发的革命事件上的错误，因为在革命事件中科学进展最为明显，但因此却完全忽略了科学的日常活动”（库恩，1987：24）。虽然库恩将危机与科学革命看作是科学进步与累积的核心因素，但同时他更看重甚至是“悍卫”常规科学的。这是因为他认为常规科学绝大多数情况下发挥着范式的作用，“常规科学的目的尽管并不在于寻求新事物，起初甚至还倾向于压制新事物，但也可以同样有效地引起新事物的产生”（库恩，1980：53）因此，范式理论出现后，务实的科学家越来越多地研究库恩的东西，而不是波普尔的东西，特别是在新兴学科领域。

（二）定义范式

一般认为，库恩对范式给出较为清晰的一个解释（也是引用最为频繁的）是将范式看作一种科学成就，一种具有两个特点的科学成就。这两个特点为：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科学共同体）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库恩在该定义的基础上不断地变化着范式的外延与内涵，并且成为反对者或批评者的有力证据，同时也为支持者或信徒们带来不少的困惑。

对“令人费解”的范式概念给出最为清晰概括与梳理的是英国剑桥语言研究室的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她通过对库恩文本的忠实性解读，罗列出二十一种范式描述：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一个神话；一门“哲学”，或一簇启迪智慧的问题；一本教科书，或经典著作；一个完整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作为一种模式；一个科学成就；一个类比；一种成功的形而上学思辨；一个习惯法上公认的方式；一种工具的来源；一种规范的解说；一个装置或仪器操作规范；一副反常的纸牌；一个工具制造厂；一套政治制度；一种适用于准形而上学的“标准”；一个可以指引知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理；一个普遍的认识论观点；一种新的观察方式；某种定义广大实在领域的东西（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987：77-83）。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将库恩的范式的二十一种含义总结并分类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为“一种形而上学观念或实体”，因而将这种哲学方面的范式称作形而上学范式或者元范式（metaparadigm）。第二部分是社会学方面的，将其称作社会学范式（sociologicalparadigm）；最后一类范式称为人工范式（artifactparadigm）或构造范式（constructparadigm）（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987：84）。简言之，形而上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和构造范式。

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审察库恩原文而将迷惑的范式剥减整合成为三组含义，这三组含义将范式的本质凸显出来。第一，社会学范式概念的独创性在于揭示出范式是在还没有理论时起作用的那种力量，即一套科学习惯，一个可以凝聚科学共同体的显著成就，指出范式比抽象出来的概念、定律、理论和观点更为重要（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987：84）。正因为如此，对于新兴学科而言，通行的是“范式”而不是“假说”。第二，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坚持以常规科学为中心的后果：从哲学上讲，范式是一种能作解难题工具的人造物，而不是形而上学世界观。在常规理论尚未产生（没有先例）的新兴学科里，一门新鲜的技巧、或是想象，再是一种能透视这一领域的洞察力，这些人造物一起构成了范式（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987：89）。第三，正是因为范式是构造而成的，因为范式是用来类比的具体“图象”，一种“看的方式”（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987：97-98）。库恩将科学范式的变革同“重看”一幅可作两种解释的格式塔图象（或一种格式塔心理学实验）反复进行比较，因而提出“变革即重看”的观点。

（三）范式的核心特征

简言之，范式是由理论要素（构造范式）、心理要素（社会学范式）以及联结这两个要素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形而上学范式）要素组成的。理论要素包括概念、原理、定律、公式、实验技术和设备；心理要素包括科学家团体从事科学活动的共同心理功能，诸如信念、直觉、审美、灵感、顿悟、价值判断等；本体论、方法论要素起着世界观、思维方式、研究纲领的作用，以此指导科学共同体的工作。通过上述分析，范式的核心特征包括以下3点（参见图1）：

1．范式的创新循环性

围绕范式的相关概念有：常规科学、反常、非常科学、科学革命、科学成就。首尾相连的两个概念常规科学与科学成就之间的关系简言之为：一项公认科学成就最终将被后学者常规化，成为常规科学。因此，这一组概念实则是具有可循环性的。范式产生常规科学，常规科学中隐藏着反常，由于反常现象的出现造成危机，危机的挑战压力导致非常科学与科学革命，最后产生科学成就，而科学成就即象征着一个新的范式。这里显然存在一个循环论证：我们先是把范式定义为一个业已完成的成就，然后，从另一个角度，又可说这个成就是用来改进某个已经存在的范式的（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987：88）。

2．范式的命题示范性

范式在实际应用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或一组可供模仿的范例式研究方法与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推演出一系列研究问题与派生命题，并吸引研究者的研究兴趣，于是产生一批追随者，形成有着共同旨趣与方向的科学共同体。而取得最大成就并赢得学术尊重的研究成果极易成为一种新范式的代名词，指引着后学者如何确立选题、路径，发挥着示范性的作用。

3．范式的动态竞争性

社会科学家比起自然科学家，对同一社会问题及其本质往往很难达成共识，有的甚至存在着显著的分歧性，特别是在新兴学科领域。在学科刚刚开始思考新问题的萌芽期间，会有较长时间处于无范式阶段。当新兴学科进入尚未成熟的发展时期时，一般会出现多元范式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元范式阶段象征着含苞欲放的欣欣向荣。然则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实则需要一种竞争张力，渴望出现一个虽较粗略但却深刻的主范式，群雄割据的杂乱局面趋于秩序化。这一主范式或者淘汰那些浅显的对手，或者设法将它们归附于己，从而以一个相对统一的范式指导科学研究，剔除混乱与盲目。

图1：范式核心特征

三、融合或竞争？

大家把这一研究看作沙漠里的一片“绿洲”，研究中路过这里，稍作休息又匆匆离去。现在，人们把它看作平原上的一个“村落”，他们纷纷在此“安营扎寨”、“娶妻生子”。于是，“村落”内人口增加，活动频繁，往来热络，从此逐渐由“路人”变为“熟人”（邵培仁，1999：40）。这一段文字生动描述了中国传播学的繁荣进程。但是传播理论的表面繁荣，恰恰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理论，传播学尚处于寻找范式的“前范式”（preparadigmatic）状态（张卓，2007）。在理想条件下，科学应该系统性地向前发展，可以一箭双雕，既发现新的知识，又不断积累经过仔细验证过的知识……这种理想的科学研究是自律的，不断积累信度和效度都很高的结论（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2004：5）。但遗憾的是，在现实的科学研究中，事情却并不会如此井井有条。显然，中国传播学发展即将三十年。然而，传播学在中国从一开始就隶属于新闻学，而新闻学又依附于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是纯粹的人文学科，其成员中鲜有掌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者（不像西方的传播学研究队伍中有许多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学者加入），这就造成了我国传播学界普遍存在的不足：学术视野不够开阔、方法训练不够全面（主要问题是不掌握、不熟悉定量研究方法）（张国良，2005：123-124）。即便在传播学的发源地美国，实证主义研究者也有同感，大众传播的研究极不系统。这是一个从没有被精确地规划过的领域，过去研究媒介的学者也来自不同的学科。媒介研究并不是按照科学的理想模式，有条理地、有秩序地、高效地向前发展的（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2004：5-6）。

在此背景下，西方传播界进行过两次有关传播学学术身份与研究范式的大讨论，即1983年“领域的骚动”（FermentintheField）和1993年“领域的未来”（TheFutureoftheField）。这两次论战在传播学史上堪称经典。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较之以往传播学学术身份已经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认可与确定，但有关研究范式的讨论从未停息。尤其是对年轻的中国传播学而言，西方传播学曾经经历的问题与困境，正在逐一显现。其中两个根本问题倍受困扰：一是有关传播学的学科地位：传播学究竟是独立的学科还是进入其他学科研究的一个“简单易入”的大门或通道？二是有关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应该各自为阵、相互对立，还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张卓，2007）

针对多元研究范式，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绝大多数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互相融合这个折衷之道，或者说采用一种平衡智慧。通过对范式本质的考察发现，传播学学者对多元范式关系处理与走向探索带有人为的主观色彩，更多地是一厢情愿，或者仅仅是面对争议、争鸣、碰撞的一种保守主义的学术策略而已。根据科学范式的本质或本性，以及前文的分析，新兴学科的多元范式阶段中各个范式之间呈现的应该是竞争性的关系（而非融合），通俗而言，即是谁科学成就大，示范性强，派生新问题的能力强，谁将独领风骚或占据霸主地位。正如库恩一再强调的是一种理论成为规范（在1980版中译者将范式翻译成为规范），一定要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好，但并不一定要解释，事实上也从未解释过一切可能碰到的事实。库恩对范式的竞争状况有这么一段描述：规范的涌现怎样影响到这个领域工作集体的结构的。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当个人或集体第一次达到了能够吸引下一代大多数实践工作者的综合时，老的学派就逐渐消逝了。这部分是由于这个学派的成员转变到新的规范方面去。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墨守成规，于是他们干脆被排除出这个行业，从此，他们的工作就再也无人理睬了。新的规范意味着这个领域有了新的更严格的规定。谁如果不肯或不能同它协调起来，就会陷于孤立，或者依附到别的集团那里去（库恩，1980：15）。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论述到，“大家都把种种科学理论的逐步跨台归咎于它们在经验上最终被证伪……却没有一个人（库恩之前）把理论的垮台归咎于：由于理论必须在自己的核心处拥有一些具体类推的范式来为其基本规定下定义，并依据这些范式的效力强烈地限制理论的范围，因而一旦理论扩展得太远，那是由于自己的过失而垮台了，完全没有必要强调是由于自然界的不合作”（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07）。

罗森加兰特（KarlErikRosengren）在其论文《传播学研究：一个范式还是四个？》（Rosengren，1983）中对“骚动”做了详细解释：“确信无疑，这是一个骚动的领域。知识性骚动：批判学者和经验主义学者激烈地互相斗争，互相轻视，或者，小心谨慎地去寻找一个暂定协议。国际性骚动：来自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学者与社会科学家碰到一起，并且对对方奇怪的思维方式感到惊讶。来自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数据和理论把文化多样性带入了知识观点的冲突之中。政治性骚动：激进的批评家、自由主义改革者和保守的现状维护者用传播研究来扶持他们的政治争论”（张卓，2007）。作为学术边陲的中国传播学，这种“骚动”之感也应有所波及。而这种“骚动”可以看作是一种范式间的初级阶段的竞争或者是不完全式粗糙竞争，而相应地，“骚动”局面绝对不可能蕴藏所谓的融合与和谐的格调。因此，中国传播学无论是多元范式还是双范式，都应遵循范式的本性驱动而参与竞争并争夺学科领导的控制权。

正如培根的方法论格言：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易于出现真理。在展开竞争之前，笔者的建议是重读传播学早期经典研究，重估前规范时期科学成就，以及重大科学成就的研究方法与程序设计，并以此形成常规科学的应有规范，以此凝聚并培养一批接受独立成熟的学科范式下训练而成的科学共同体。库恩例举的科学成就绝大部分来自于自然科学，如我们熟悉的“托勒密（或哥白尼）天文学”、“亚里士多德（或牛顿）力学”、“微料（或波动）光学”、“达尔文生物学”等所描述的研究传统与公认范例。而新兴发展中的传播学领域哪些才称得上科学成就呢？

库恩将具有范式意义的科学成就比作里程碑。无独有偶，在洛厄里与德弗勒的专著《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中谈到两个主要标准：第一个标准是它们必须具有历史意义，包括独创性的角度；学科理论发展中的转折点；研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至今仍是学术研究的焦点。第二标准是研究方法，即这类研究为大众传播研究到达先进水平树立了学习典范（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2004：2）。可见，范式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对快速勃兴与崛起的新学科或者新领域的初学者、后来者的指导、促进意义。这是因为范式就像一套可复制的、可供模仿的入门工具，能够有效地划定边界、发酵灵感与挖掘命题，吸引有志于该学科领域的初学人员的积极加入，并引导他们如何在新领域起步与启动新尝试（严格讲，对于缺乏历史厚重、学术源渊、成就积淀的新兴学科而言，每一位加入者都是新人或新手）。可以断定，经过时间考验的最具效用的理论工具与科学程序（范式）才会被加入者与后来者所继承与创新，这是一个淘汰与选择的过程。综上所述，新兴学科（如传播学）范式之间的竞争是新兴学科（如传播学）发展壮大的客观规律，而“和稀泥”式的融合与相互借鉴看视包容开放，事实上是一个缺乏互动的封闭系统，只会使学科渐渐失去活力与潜力，陷入迷失与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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