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文学人类学研究向度

摘要:作为学者的闻一多，在神话、唐诗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究其原因，很大一方面得益于他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式，而别具一格地选择人类学的崭新视角，并以此来探讨中国古典文学中原始意义混沌不清的文化符号内涵及其演变问题，而最终使其呈现出清晰面貌。闻一多在文学人类学研究方面的尝试对古典文化和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闻一多;文学人类学;《伏羲考》

闻一多本名家骅，号友三，湖北浠水人，他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学者与爱国民主人士。就其学者身份而言，从其遗留的文学研究成果来看，在其相关的文学研究中，闻一多的研究具有以人类学为指归的特征，虽然在其学术研究中，我们并没有直接发现他使用文学人类学这一术语，而且他在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行总结时，仅使用了“文化人类学”这一概念，但就其研究的目的和结论来看，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文学人类学的特征。学者梅琼林对此指出:“闻一多文化人类学方法就其实质而言是在宏观的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是在文化分析中探讨诗歌、神话、艺术和哲学作为文化形态的起源问题即最初形式，发掘艺术符码存在最为本源的精神事象(如交感巫术、原始宗教、性的崇拜、早期民俗等都与文学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与一般文学理论关于艺术起源的抽象论述不同的是，闻一多对早期文学艺术的研究更多地注意到它与文化的关系，并通过文化现象之解析透视文学艺术的本真内涵，充分地注意到艺术的神话、民俗维度。”［1］78本文标题中提到的“向度”，主要是指闻一多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方位及层次展开的维度。我们发现，闻一多在文学研究中，为了达到揭示民族文化符码内涵的目的，较早地从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从人类学的维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典籍展开讨论和分析。他的这一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得出的结论，都对之后的学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纵观闻一多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向度，我们发现，其文学人类学研究具有以文学为审美对象、注重传统考据、采用比较视野和跨学科研究的特点，以下对此逐一展开讨论。

一、以文学为审美对象

作为学者的闻一多，学术成果斐然，他曾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在中国上古神话传说、《楚辞》《诗经》与唐诗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闻一多的研究呈现出以文学为中心，以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为维度展开讨论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闻一多的《楚辞校补》《诗选与校笺》《神话与诗》《唐诗杂论》等都是这方面的卓越研究成果。郭沫若在《闻一多全集》序言中说道:“最近吴辰伯先生把《闻一多全集》的稿子从北平给我寄了来，我费了两个礼拜的功夫细细地校读了两遍，……在这里面关于文化遗产的部分要占四分之三，……一多对于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内容很广泛，但他所致力的对象是秦以前和唐代的诗与诗人。关于秦以前的东西，除掉一部分的神话传说的再建之外，他对于《周易》《诗经》《庄子》《楚辞》这四种古籍实实在在下了很大的功夫。就他所已成就的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2］1－2作为闻一多十几年好友和同事的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的序言中也认为闻一多的研究是以诗歌为中心，从唐诗切入，兼及《诗经》与《楚辞》，并指出他的研究范围又延及《庄子》《周易》等典籍。而他研究的目的则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典籍的关注，梳理并阐述民族文化的源头，深入解析民族文学符码蕴含的深层意义及发展流变的脉络［2］18。从闻一多留下的学术遗产来看，正如朱自清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闻一多对文学关注的中心是诗，如他的《姜嫄履大人迹考》《司命考》《歌与诗》《诗经新义》《诗经通义》《离骚解诂》《楚辞校补》《唐诗杂论》等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此基础上，旁涉中国古代神话及散文。因此，我们可以说，闻一多的研究具有以文学、文献典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特征。与此同时，通过对闻一多文学研究成果的综合梳理，我们也发现，他的研究视野是宏大的，研究目的是深邃的。闻一多的文学研究不是以文学来谈文学，而是在宏观的视野观照下，梳理中国文化的发展流变过程，发掘文学审美中的人类学意蕴。也就是说，闻一多的文学研究，具有以人类学为研究指归的鲜明特征。

二、以传统考据入手

闻一多学术研究方法，以传统考据为依托，郭沫若就此在序言中谈道:“闻先生治理古代文献的态度，他是继承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学的缜密。为了证成一种假说，他不惜耐烦地小心地翻遍群书，为了读破一种古籍，他不惜在多方面作苦心的彻底的准备。这正是朴学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多是把这种精神彻底地实践了。唯其这样，所以才能有他留下的这样丰富的成绩。但他的彻底处并不是仅仅适用于考据，他把考据这种功夫仅是认为手段，而不是认为究极目的的。”［2］3虽然郭沫若明确指出考据不是闻一多作研究的终极目的，但同时也清晰地指出考据是他达到研究目的极其重要的手段。这就足以表明，考据方法在闻一多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就其《伏羲考》而言，闻一多在研究方法上明显走的就是传统考据的道路，即语史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道路，也就是以训诂和史料考据为切入。闻一多从传世文献入手，认为伏羲与女娲的名字是战国时才开始出现在记载中，而且大多存在于东汉之前的典籍中。近代考古发现的古代石刻类、绢画类中人首蛇身交尾图像早已证明是伏羲、女娲二人，但这种人首蛇身的超自然形体本身所蕴含的意义及其起源与流变过程又是怎样?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闻一多《伏羲考》以此问题切入，首先考证传世文献，认为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图像，在西汉初期已成为建筑装饰材料，这一点可以从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中得到清楚的说明，这足以表明这一传说渊源之古。他接着又梳理早期文献，发现《山海经》中早已有记载:“南方……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之，伯天下。”再根据郭璞注认为“延维”即《庄子》中的“委蛇”。据此，闻一多认为《山海经》记载的人首蛇身的神的样貌特征与画像中所表现的伏羲、女娲二人之形象是相吻合的。然后闻一多把这一发现与芮、常二人(芮，指芮逸夫;常，指常任侠。笔者注)的研究结论相互比较，结合《山海经》对伏羲、女娲形象的描述以及指出他们是苗民之神的记载，从而更深入地印证了芮、常二人的研究结论。文献梳理详实，考证逻辑说服力强。然而，闻一多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向更深入的方向延伸。他大胆提出假设，认为在半人半兽型的人首蛇身体式出现以前，必有一个全兽型的蛇身形象存在阶段。他继续检阅相关文献，发现《郑语》有“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的记载，《周礼》有“交龙为旂”的记载，同时又考证出古代“蛇”“龙”一体，“螣蛇”即为二龙相交演化出来的一种传说。闻一多翻检文献后认为，在古代被奉为祥瑞的五灵中，凤麟虎龟，差不多从没见过成双出现的，唯独龙则不然。那么双龙频见的原因是什么呢?闻一多认为:“以上这些见于文字记载和造型艺术的二龙，在应用的实际意义上，诚然多半已与原始的二龙神话失去联系，但其应用范围之普遍与夫时间之长久，则适足以反映那神话在我们文化中所占势力之雄厚。这神话不但是褒之二龙以及散见于古籍中的交龙、螣蛇、两头蛇等传说的共同来源，同时它也是那人首蛇神的二皇———伏羲、女娲，和他们的化身———延维或委蛇的来源。神话本身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确信，它是荒古时代的图腾主义的遗迹。”［3］19那么，龙作为一种图腾符号是如何生成的，其演变过程又是怎样的呢?闻一多针对这一问题进而论17李春霞:闻一多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向度道:“(龙)它是一种图腾，并且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因部落兼并而产生的混合的图腾。”［3］20而且这种混合是一种化合式的结果，即龙是由许多单位经过融化作用，形成了一个新的大单位，其各单位已经不复存在。而且，在各个单位化合的过程中，龙图腾还保留着主干是蛇的明显特征，这一点也同时说明了蛇作为图腾符号在古代部族中的重要意义。这种化合式图腾的出现，与上古部落之间的兼并战争有直接的关系。这就解释清楚了龙作为图腾符号的演变过程。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图腾演变与我们今天讨论的伏羲、女娲人类始祖神之半身半兽的特征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闻一多认为，古人把部族的图腾作为他们的祖先和保护神，对祖先而言，他们自然对自己的后代是熟识的，但儿孙太多时，偶尔也会出现认错的情况，为了保证作为保护神的老祖先能够准确地认出自己，儿孙最好时不时在老祖宗面前演习他们本图腾的姿态、动作和声调，以便来提醒老祖宗。闻一多举例说明，越人“断发文身”是一种图腾主义的原始宗教行为。“阿玛巴人”是“龟”部族，人们把头发剪成和龟的甲壳同样的形式，就具有这样的特点。而且，这种行为的模仿特征可以称为“人的拟兽化”，这是原始图腾演变的第一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古人只能做到人首蛇身的半人半蛇的地步。第二阶段，便是把图腾变成始祖，而人首蛇身神，正代表由图腾开始蜕变成了始祖的一种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古人根据“同类产生同类”的原则，按自己的模样来拟想始祖，自己的模样既然是半人半兽，当然始祖也应该具有半人半兽的形象特征，这样由全的兽形图腾就慢慢蜕变为半人半兽型始祖，这一过程可称为“兽的拟人化”。而伏羲、女娲始祖神形象的产生，正是“兽的拟人化”的具体实现过程。至此，文章在一层层深入地讨论之后，终于解释清楚了人首蛇神的伏羲、女娲始祖来源、流变及其形成的意义等问题。在上述的考证过程中，我们发现，闻一多所运用的考证材料，既有传世文献，也同时关注出土图像。此外，还注重将文献考证与民间传说结合起来。从其考据材料使用的角度和范围来看，自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强调在经学阐释中把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献进行互证。闻一多的考据角度实际上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启发下，又向前推进的一步，即在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献相结合的基础上，加入民俗传说材料进行阐释。因此，闻一多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领域中较早使用了三重证据法的研究者。这一点也可在其对《诗经》的研究中看出端倪。闻一多在20世纪30到40年代对《诗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其研究成果之一的《风诗类钞甲》的序例提纲中他对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清晰的认识，他首先指出研究《诗》的三重旧方法，即经学的、历史的、文学的三重途径。之后指出，而“本书的读法———社会学的”即采用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等新的方法对《诗》展开研究，闻一多这种新的研究《诗》的方法可以说是三重证据法的滥觞。

三、比较的视野和跨学科研究的尝试

闻一多对文学文化的研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以传统考据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特征，这在上文已论述。但如果就此认定，闻一多与清代乾嘉学派并无二致，也是在“故纸堆里”求学问，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传统考据对闻一多的文学研究来说，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一点既可以在他自己与臧克家的信中有较为清晰的说明，也可以在《闻一多全集》郭沫若的序言中得到清晰的体现。当臧克家在信中指责他在“故纸堆里讨生活”，说他有了“考据癖”，闻一多在回信中说:“我比任何人还恨慕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中引用闻一多给臧克家书信内容说道:“你不知道我在故纸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虫，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它们的作用并不一样。”［2］14他想要把“故纸堆”弄个明白，就必须走正统的朴学道路，必须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朱自清在序言中描述了闻一多的这一历程:“抗战以后他又从《诗经》《楚辞》跨到了《周易》和《庄子》;他要探求原始社会的生活，他研究神话，如《高唐神女传说》和《伏羲考》等等。也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2］17可见，闻一多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关注目的，是在于梳理出清晰的民族文化精神起源的脉络。这也正如他给臧克家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千年前的昨天，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2］15于是，我们在闻一多的文学研究中，发现他已经“将诗和历史跟生活打成一片”。由此可见，闻一多的研究目的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通过考据研究“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这就是他所说的研究的“高级阶段”，这里所谓的“高级阶段”也就涉及文化人类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了。以其《伏羲考》为例，闻一多《伏羲考》是在芮、常二文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他在评价二文的研究特点和自己要继续做的研究时论道:“以上介绍的芮、常二文，芮文以洪水遗民故事为重心，而旁及于人首蛇身画像，常文则以人首蛇身画像为主题，而附论及洪水遗民故事。前者的立场是人类学的，后者是考古学的。而前者论的尤其精细，创见亦较多。本文的材料既多数根据于二文，则在性质上亦可视为二文的继续。”［3］9闻一多在此已经较为清晰地表现其《伏羲考》采用的是人类学与考古考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他在高度评价考古图像对伏羲、女娲认识价值的同时，进而提出，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对揭示伏羲、女娲渊源流变的更深层意义:“人类学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在许多边疆和邻近民族的传说中，伏羲、女娲原是以兄妹而夫妇的一对人类始祖，……总之，‘兄妹配偶’是伏羲、女娲传说的最基本的轮廓，而这轮廓在文献中早被拆毁，他的复原是靠新兴的考古学，尤其是人类学的努力才得完成的。”［3］2“但人类学对这问题的贡献，不仅是因那些故事的发现，而使文献中有关二人的传说得到了印证，最要紧的还是以前七零八落的传说或传说的痕迹，现在可以连贯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了。从前是兄妹、是夫妇，是人类的创造，是洪水等等隔离的，有时还是矛盾的个别事件，现在则是一个兄妹配偶兼洪水遗民型的人类推源故事。从传统来看，这件事太新奇，太有趣了。”［3］9从闻一多一再强调人类学在解决伏羲、女娲民族始祖问题的价值来看，他对文学文化的研究重心确实如朱自清所说:“他研究神话，如《高唐神女传说》和《伏羲考》等等。也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鉴于此，为达到探究民族根源符码的目的，闻一多《伏羲考》在芮、常二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在进一步深入探讨时，在研究角度上表现出考古学、民俗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跨学科比较研究的特征。闻一多利用考古石刻、图像材料，如武梁祠石室画像第一石第二层第一图像、东汉石刻画像、隋高昌故址阿斯塔那墓室彩色绢画、新郑出土罍腹上部花纹、山东鱼台西塞里伏羲陵前石刻画像等与芮、常二文提及的民间传说故事相结合，印证了民间传说中的兄妹即传世文献中的伏羲、女娲。然后又利用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跨学科交叉印证、相互比较补充，研究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体式蕴含的深层意义，从而更加深入地对中国文化大传统的“龙”图腾符号的来源、流变及其与人类始祖神伏羲、女娲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性论述，最后得出极有说服力的结论:“龙”图腾符号是伏羲、女娲传说在无文字时代的初级编码，也是最初形态，经由不断演变，最后才有了“人首蛇身”的始祖神形象的出现。这就从根源上解释清楚了伏羲、女娲作为人类始祖神的源头与流变过程，同时也把神话传说中的“人首蛇身”始祖神的形象与中华民族大传统联系了起来，并得出神话传说是荒古时代图腾演变遗迹这一极具说服力的结论。

自此以后，龙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所在，就自然明了了。梅林琼对《伏羲考》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伏羲考》以出土文物(如东汉武梁祠石室画像)以及大量的人类学提供的材料(许多民间传说)为依据，证明人首蛇身男女二人两尾相交之象实乃伏羲女娲，并由此论证龙图腾的形成过程及演变状况。从原始人的思维方式、意识心态出发，指出由于图腾的崇拜而产生文饰自身以表虔诚的心理，使图腾的形态学考察转而揭示了一个民族传说的始祖，也使古代神话即历史传说中有关龙的许多问题的相关性存在一起得到了澄清。”［1］78－79随着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中国文化在距今3000多年以前，也曾有过历时久远的前文字传统。尽管这一传统随着文字书写的兴起而渐被后人所遗忘，但其基因却作为一种文化‘原型’，以‘编码’的形式植入中国文化命脉的深层。正是有感于这一传统的历时之久与影响之巨，国内学者叶舒宪先生才一反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对于大、小传统的界定，将先于和外于文字书写的文化传统称为‘大传统’，而将文字书写以来的传统统称为‘小传统’。”［4］从这一层意义上来看，闻一多的《伏羲考》的学术价值正在于通过对龙图腾原始编码的准确解码，梳理清楚了史前“大传统”与文字时代记载的伏羲、女娲始祖神这一“小传统”之间的渊源。

参考文献

［1］梅琼林．闻一多:文学人类学的探索向度:以他的《诗经》《楚辞》研究为中心［J］．民族艺术，1999(1):77－83．

［2］闻一多．闻一多全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2．［3］闻一多．神话与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苏永前．文学人类学与中国文化“编码”的解码:闻一多《伏羲考》的学术贡献［J］．百色学院学报，2013(2):19－25．

作者:李春霞 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