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文学创作湘西情怀

一、沈从文文学创作中对湘西的怀旧情怀

沈从文的湘西情怀大多基于他对湘西的那份厚重的怀旧感。湘西世界既是对他这种怀旧心理的真实反映，又体现了他对现实生活遭遇的不满和反抗。在远离故土的陌生世界里，怀念湘西的沈从文并未消极沉迷，而是寄望以文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他脑海里对湘西世界的记忆。他选择用独特异质的苗家文化和风情来重新构建湘西世界中的人与物。就这样，在沈从文婉转优雅的笔下，一个记忆与现实、传奇与真实的湘西世界跃然纸上，生动地再现了湘西龙舟、狩猎、对歌、行巫、放蛊等独有生活场景。基于怀旧式的记忆再现，写实并非沈从文的唯一目的，他更多的是唤起自己内心对湘西世界传奇式理想生活的向往。这种理想生活，在沈从文看来，即是充满了诗意与宁静。［1］怀旧的客观前提是存在距离，没有距离就没有怀旧，而且怀旧情怀中的过去经过人脑意象加工之后并非是过去的本真状态。有很多文学评论家认为，沈从文加工湘西世界的记忆，让理想中的美好处于尴尬境地，因为沈从文早期作品里的湘西世界无法与真实的外部世界形成某种交流，导致他所描绘的湘西世界只有原型而缺乏现实复制的可能。沈从文自己后来也发现了他的怀旧情怀对文学创作的不利一面。所以他后期的作品如《湘西》等放弃了对记忆的唯美式改写，而是试图将怀旧的湘西世界与现实的湘西世界重新连接，形成了他湘西情怀的新的文学创作构建。记忆与现实、过去与未来该如何连接，这是20世纪40年代困扰沈从文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探索使他经常处于创作的苦痛心路阶段。沈从文不再如前期创作《长河》等作品一样干预现实、勾勒唯美，而是放弃创作中大量的抒情描写，开始了以批判性内容为主的言志散文等文体创作，期间的抒情采取更加抽象的方式来进行。在湘西世界的基础上，他开启了对另一个世界的思索。他思索中华民族走出战争的出路，思索生命的本质与意义。用这样的方式，他将对湘西的怀旧情怀升格为与现实理性的相互结合，从而唤起和重构现代中国的民族精神。例如《七色魇》，沈从文试图将自己对湘西世界中“爱”“美”等意象的亲身体会放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中去，以重塑民族品德;《烛虚》帮助人们透视生命个体的“爱”与“美”。在这些作品里，湘西世界作为沈从文的怀旧对象，它所体现的沈从文的湘西情怀已经成为他文学创作里的精神元素，用来探索“爱”与“美”，探索生命的意义与民族精神追求的方向，使他的文学作品更具现代性、开放性的现实意义。

二、沈从文文学创作中对湘西的自然信仰情怀

在沈从文的湘西怀旧情怀中，人与自然的契合始终贯穿于他的脑海。中国自古就唯天地是从，天地生而万物生。千百年来这种尊天敬地的传统逐渐幻化为文化中的自然信仰印记，深深烙印在中国历代文人雅士心中。沈从文也不例外，他十分认同人类社会出于某种精神寄托而对自然万物赋予神灵色彩的做法。在沈从文的许多著作里都表达了他对自然信仰的坚持。他认为，生活的完整、健康与循环都离不开对自然的信仰。在极富湘西情怀的《长河》中，第一章就以“人与地”为章节标题开宗明义地向读者展现了人们生活在辰河流域的情景。辰河居民保持着一份原始的敬鬼神畏天命的自然信仰，并依靠这种信仰将各种历史风俗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实的完整、和谐图景。《长河》的最后一章“社戏”，以人间戏曲的形式酬神还愿感恩，刻画出沈从文所追求的人神和悦的自然信仰目标。［3］沈从文的自然信仰情怀与鲁迅的普崇万物思想是一致的。普崇万物实际就是对自然的崇拜，这种可谓之某种宗教信仰的崇拜，积淀了千万年来人类原始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并孕育着人类文明前行的所有自然密码。严格地说，沈从文与鲁迅是风格迥异的两类文学创作大师，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属于人类精神范畴的文学创作触及自然界本源。鲁迅作品的例子在这里不做赘述，沈从文作品中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他在一段描述湘西苗寨敬神仪式的文字中写道:他所看到的不完全是一种仪式，而是一出诗歌与戏曲交相辉映的大戏，在这出大戏的声光音韵中，神灵和自然与之同在。沈从文的自然信仰情怀寄寓的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在沈从文所描画的湘西世界里，万物皆有灵性，湘西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在与自然对话，人与自然相互都是对方的对象化存在。通过湘西世界的自然信仰情怀，沈从文揭示了他所认知的人与自然的本质，即人性本善，人与自然本应和谐共处。

三、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湘西人”情怀

人性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之一。20世纪20年代刚从湘西村野踏入城市的沈从文敏锐地察觉到，他之前所认知和向往的人性的坚韧强悍在城市难觅踪迹。所以，沈从文通过文学的笔墨大幅勾画出他记忆里湘西世界中现实与幻想交融、被加以粉饰的世外桃源般的美丽与恬静。在这片世外桃源中，龙舟赛、对歌等娱乐活动不仅反映出与城市截然不同的乡野生活，而且细致入微地刻画出生活于此的乡野村夫的淳朴秉性。沈从文的目的是要让读者明白: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老迈体衰、老态龙钟，在西方民族面前颓废无力、精神萎靡，要改变这种状况，争得有尊严的生存权力，就要把湘西村野中的积极向上、略带粗犷的性格注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去，使中华民族振奋精神、勇往直前。由此可以看出，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湘西情怀也与中国人血性渐失、中国社会日益沉沦的特殊历史背景不无关系。在沈从文的眼里，中国人的人性需要从胆怯懦弱、教化驯服、麻木不仁、犹如孤魂野鬼般的堕落中爬出来，然后释放压抑、弘扬进步，使人性可以比过去较为敏锐地感知到爱与恨、生与死。［4］沈从文以湘西人淳朴的人性唤醒中国人人性的复苏，进而使国人承载民族复兴的大义。他的文学创作理念在此得到了升华。同时，沈从文也清醒地看到，自然信仰与人性之于生命意义的复归也存在明显脆弱的一面。一方面，沈从文努力以文学创作来扩散和宣扬湘西世界中的生命意义与坚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面前，湘西世界的一切又显得那么不堪一击。人与自然的契合虽然表现出原始的生命状态，但在现代社会面前，它的原始自在的单调难免让拥有复杂人性的人们不能长期坚持和忍受。因此，沈从文以湘西人为考察对象的人性探索给他带来了一种认同上的焦虑，也把他的思想意识与文学创作的人文色彩浓度推向了一个更高的维度。在这个维度里，他试图探寻人性深处爱恨生死的意识边际，并探索对人的新的诠释。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湘西情怀的确给了他一个关于立人问题的思维过程。这个思维过程的终点，是立人与救国的关系。在沈从文看来，国家是人存在的外部世界，只有外部世界的自由解放才能让人个体的内部世界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解放。如前所述，在沈从文许多的文学作品当中，人与自然的契合既是他湘西怀旧情绪中的记忆本源，又是他面对外部世界所忧虑的问题与追求的目标。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契合被赋予了立人与救国的关系内涵，他文学作品中的人性被推高到为国家自由和解放而斗争的新高度。

四、沈从文文学创作中对湘西的历史进化情怀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知识分子们普遍认同进化论的历史观。在历史发展的时间坐标轴上，过去是老旧、黑暗的代名词，而未来是新兴与光明的代表。进化论的历史观给中国知识分子们带来了振奋人心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沈从文不仅从内心深处接受了乐观主义的历史观，而且还借助文学笔墨、透过湘西情怀，修正了一些普遍意识，使之适合当时中国的境遇。沈从文修正普遍意识的手段之一就是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将上下两代人的命运结合叙述。例如《雪晴》中，主人公巧秀的母亲因与一个铁匠相爱而失去了生命，巧秀在十多年后又重蹈了母亲的覆辙;《边城》里翠翠的悲剧命运也与她的母亲类似;《萧萧》中萧萧的命运与她儿媳的命运似乎如出一辙。在这些虚构于湘西世界里的故事中，沈从文刻意安排命运、特别是悲剧命运在历史中的复制式循环，旨在向人们传达这样一种讯息:没有人性的改变、没有人的个体主动干预命运的意志，被动地顺从时间的安排，那么历史进化不可能发生，唯一可以发生的就是历史的重复。［5］沈从文文学创作中对湘西的历史进化情怀，让读者看到了他对近代以来进化论历史观的理解和对这种观念意识的发展。沈从文对进化论历史观的修正跳出了那个时代文人普遍将关注点放诸于社会层面的界限，而是在社会人的个体层面来完成的。他把黑暗中国的进化、中华民族的延续寄望于社会人的个人意志。积极的、进步的、进化的个人意志可以替代历史的惯性而主宰国家的命运。例如沈从文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中，于一个湘西人的身上诠释了人的意志: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控制自己的生命，可以战胜物态对自己弱点的征服，可以克制自己脱离独立人格的企图，可以创造绝对表现个人意志的自主性。在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世界中，这种人的意志的社会扩散就能带来真正的历史进化。

总之，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怀旧、自然信仰、湘西人、历史进化以及其他湘西情怀几乎贯穿于他60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是世人研究沈从文并从中获得启示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创作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