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文化对文学影响

南阳位于黄河与长江流域分界地带，南北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铸就了质朴、亲和、自强、进取的独特文化特质，既有南方文化的浪漫灵秀，又具有北方文化的博大厚重，南阳文学正是由这独特的文化孕育和滋养而生成发展［1］。

一、历代圣贤文化的人文精神影响南阳作家的文学理想和创作精神

南阳曾哺育和造就了“智圣”诸葛亮、“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商圣”范蠡等为代表的圣贤名人。作为南阳文化精髓的圣贤文化以鲜明深刻的人文精神和正统思想，对南阳作家的文学理想、创作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诸葛亮“人谋可胜天时”的进取态度、“志当存高远”的远大抱负，张衡在《同声歌》寄托的对圣贤社会的向往和忠君报国志向，张仲景以天下苍生为重的民本思想，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忠以为国”的作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和志士节操，都诠释着修齐治平的传统观念和忠君爱国的正统思想，所有这些无疑也深深浸染熏陶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南阳作家［1］。当代南阳作家大多出自农门，渴望“走出盆地”，在文学的天空振羽高飞，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负等，成为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和文学理想之一。如周大新将“为了人类日臻完美”作为自己的终极创作目标，“面对人类今天的不完美现状，作为作家，有责任用手中的笔去促进真正的完美早日实现”［2］。张衡在《二京赋》尖锐抨击统治阶级日益腐化堕落的生活，突破汉大赋“劝百讽一”的传统写法，表现出了倾注真情实感、批判揭露现实的创作精神。张仲景“见朝政日非”后发出“君疾可愈，国病难医”的叹惋，范蠡功成名就后，隐居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接济平民的行为，都成为南阳作家选择现实主义创作，关注家乡的人和事、抒发心中的爱与恨的行为典范和情感渊源。

二、藏量丰富的文化遗存激发了南阳作家艺术创作的灵感和激情

南阳文化遗存丰富独特，人文景观遍布南阳各处。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汉画像砖、汉代陶狗被誉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仅就汉画馆馆藏的汉代画像石而言，数量属全国之冠。汉画像以极致的夸张、奇丽的想象，把人的精神气质表现得玄妙幽深而奔放洒脱，把人的本质力量表现得尖锐犀利而结实厚重，让人感受到氤氲其中的汉代社会博大雄浑的人文精神以及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画中的神仙与神兽，则表现了人类朝气蓬勃的渴望和追求，是人类精神的外延和象征。《南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把汉画像、诸葛亮等列为重要原创题材的影视产品开发项目，整理出版《中国汉画像全集》，重点建设卧龙岗“三国文化源”、三国文化古战场遗址，规划建设南阳影视产业基地、荆紫关镇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等，这无疑是“文化强市”战略下，对南阳作家、文艺工作者和文化产业工作者提出的时代任务。数量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存，既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人文景观和开展文艺汇演的创意园区，又是激发文学创作灵感的打火石。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将南阳境内丹江口水库风景区、楚始都丹阳春秋墓群、楚长城遗址纳入其考古式叙事中。同样感遇南阳汉画像石，周大新创作了小说《左朱雀右白虎》，行者则有《灵石不言》一书。前者讲述了南阳的几个普通老百姓为保护汉墓文化遗产，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威逼，他们选择了“自灭自口”的方式，诠释了最朴素的民族精神;后者通过与汉画像石进行心灵对话，赋予古石以新的生命和时代意义，向世人展示了汉文化的光辉灿烂与博大精深，也展现了作家对历史精神和文明的深刻追问和探寻［3］。

三、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和民间曲艺为南阳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南阳的民俗文化是南阳民间历代相传、积淀而成的社会风尚和习俗，它承载和彰显着南阳子民最原始、最鲜活、最具生命力的精神因子，其中记载和传承下来的民俗文化现象，更是南阳文化的一种“活态人文遗产”。南阳还是河南曲剧的发源地之一，被称为戏剧之乡、曲艺之乡和楹联之乡，宛梆、越调、大调曲、三弦书独具魅力。南阳的民俗文化和曲艺传统为南阳作家提供了最具原生态、最具感染力的创作素材。如周大新的小说就对南阳的民俗风情做了细致真切的刻画，甚至成为南阳民俗研究的文本。他的小说《第二十幕》中关于立世和容容婚礼场面的描写，将南阳婚嫁民俗发挥得淋漓尽致:铺床歌、摸金豆、闹洞房……在这里，南阳大调曲子、民歌、独特的地方婚庆礼仪得到了鲜活展现。周同宾的《皇天后土》则以口述实录的语体把南阳方言写入散文，粗俗、泼辣、直白地展示当代农村“苦甜酸辣香臭腥臊”八味俱陈的美。“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通过多姿多彩的戏曲描写，以文献还原的形式展现了戏曲民俗生动的血肉和丰富的内涵。”他们的创作以其源于民间、扎根于乡土的本色带动了文学对南阳文化的展现，彰显着南阳作家群创作的艺术个性，为读者构筑出别具风情的南阳文化景观。南阳民俗文化也为繁荣曲剧创作、推动文艺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南阳戏剧家冀振东创作剧作20余部，其中《红果，红了》获首届曹禺戏剧文学奖等多项大奖。南阳著名剧作家徐清才创作的《三院禁约碑》是宛梆新时期代表剧目，也是宛梆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他被称为“河南戏曲界的传奇”。在全国艺术节上，现代曲剧《惊蛰》一举夺得文华新剧目奖等五项大奖，三弦书《抢辣椒》夺得群星奖，填补了南阳登上国家最高艺术殿堂的空白。

四、浓郁的盆地文明和乡土气息促成了南阳作家鲜明的创作风格

南阳因地处伏牛山以南、汉水之北而得名，是一个三面环山、南部开口的盆地。通过那些凝聚着百姓智慧、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神话传说、民间小调、宗教、图腾、民俗、历史典故、童话、民谣、戏词俚语和方言，就能感受到南阳盆地古老、醇厚的盆地文明和拙朴、灵秀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在人类的聚落中产生和发展的，它以世代积淀的集体意识为内核，形成一种网络状的文化形态、风俗、民情、宗教、神话、方言，包括自然生态和种族沿革等，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的系统”［5］。独具南阳地域特色的盆地文明饱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淳朴的民俗风情，形成了特殊的盆地文化生态系统，孕育出了当代最著名的地市级作家群———南阳作家群，促成了南阳文学独特的地域特色。一是独具地域色彩和文化魅力的乡土叙事。在南阳叙事文学中，恣意表现南阳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景观几乎成了一种永恒的背景和不可或缺的意象。这体现在作家主体创作精神(心理情绪记忆的层面)和民间民俗文化(艺术显现的层面)。楚文化浪漫想象和炽热深沉、忧国忧民的现实感情，汉文化博大沉雄和经世致用的理性内涵，形成了南阳人富于地域色彩的精神气质和心理内涵。它们滋养出作家创作的史诗意识和理性精神，也使其作品具备了瑰丽奇异的整体基调，并以温情赞扬和理性批判的两极写作予以显现。二是艺术展现南阳文化的文化生态链。在南阳文学活动和文化传承的场域里，呈现出了二者交互作用、共同促进南阳文化事业发展的良性文化生态链条。这体现在作家创作时对南阳文化的“前理解”———经验书写的层面和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期待视野”———传承传播的层面。当这个独具作家个性魅力的文本进入读者的“期待视野”并被接受时，“文化经验”就实现了在作家创作之后“后理解”或“后结构”。简言之，南阳文化作为文学活动的原始资源，丰富了作家的创作素材、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灵感。三是情感纠结外化为文化固守的集体无意识。南阳文学发展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历程，有南阳文化生态的滋养孕育，更有作家的自省与自觉，南阳作家的创作已将自体的爱恨情仇外化为固守南阳文化的集体无意识。这体现在南阳文学创作中对乡土的回忆与留恋、反思与批判、出走与守望的层面和对文化的经验与再现、传承与发展、赞扬与固守的层面。南阳作家对故乡山水人情的细致描摹，对家园世事变迁的生动记叙，恰是他们对南阳故土的温暖回眸和精神扎根，反映了他们对南阳文化经验的激情想象与回归热望。可以说，南阳盆地文明饱含着随南阳社会发展而沉淀下来的优秀文化因子，而致力于地域性创作的南阳作家则寄寓了他本人血浓于水的乡土情结、情感体验与文化记忆于其中。如周熠的散文着意刻画盆地的生存相，展示了盆地子民的精神律动;周大新始终把故乡视为自己创作的源泉，他的小说多以南阳盆地为背景，他在作品中大量穿插运用南阳盆地中的神话、传说、宗教、图腾、民俗、历史典故以及从乡亲们口中听来的童话、民谣、戏词俚语，既加强了小说的文化内涵，也显露出他对盆地文明的复杂情愫。南阳作家们以文学创作实绩实现了对自己文化之根的谱系编撰，而这个编撰的文化谱系，不仅成为南阳文学最核心的特色，也成为他们固守南阳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必将或者已经成为南阳文化最鲜活、最生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