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骊山华清宫文学研讨

近年来，随着“都市学”的兴起，研究者开始关注都市空间的布局演变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诸多可以借鉴的方法与成果。开元天宝时期的政局、文坛格局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向来是文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与研究的热点，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多数研究者在涉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作为运作背景的空间问题，对于研究对象的人、物、事在具体空间的存在及其状态缺少必要的关注。本文选择与开天政局关系密切的骊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吸收近年来考古发掘与考古复原的研究成果，尝试从空间的角度对这个常见的论题重新审视，以求获得新的见识，或者使已有的结论得到更为生动的观照。

骊山位于唐长安东50里处，北距渭水10里，山因温泉而得名。因为地处京畿，秦汉以来就有帝王临幸洗浴的记载，北周宇文护与隋文帝杨坚都在此营建过行宫。唐初的几代帝王也曾来此洗沐狩猎。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命姜行本等人在此营建行宫和御汤，名为汤泉宫，并撰《温泉铭》。［1］204此后，凡游幸骊山的后代帝王都有赋诗唱和的篇什传世，武后尤其是中宗均留下大量君臣唱和诗篇。唐玄宗继位后，几乎每年到此游幸洗沐。［2］171－181开元十一年，玄宗对汤泉宫又加拓建，改名温泉宫。天宝六载，温泉宫改称华清宫。天宝八载，在宫北建观风楼，接受朝贺。［2］223－227九载，玄宗正式受朝于华清宫。集休沐、求道、听政为一身，华清宫继太极宫、大明宫与兴庆宫之后，成为唐王朝的又一个政治中心。玄宗喜好文艺，上行下效的作赋吟诗之风风靡朝野。每次临幸骊山，他总要带上一群文臣儒士，赋诗唱和，华清宫由此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宫廷文学中心。为了避免繁琐的交待，本文以《唐五代文学编年史》［3］494－931为主要材料来源，对华清宫文学事件简单编年。先天二年冬，玄宗阅武骊山，罢免郭元振。骊山首先成为他登位后宣示权威的地方。自开元二年始，玄宗频繁往来骊山沐浴畋猎，与此相关的文学活动开始活跃。开元三年，苏颋扈从骊山汤泉，有诗《扈从鄠杜间奉呈刑部尚书舅崔黄门马常侍》，崔黄门即崔泰之、马常侍为马怀素。同年，卢怀慎从至骊山温汤，望秦始皇陵，作诗，张九龄和作《和黄门卢监望秦始皇陵》。四年二月，姚崇扈从骊山温汤，应制作喜雪诗，苏颋作《扈从温泉奉和姚令公喜雪》，张九龄与苏绾都有和作。本月二十一日，李乂自新丰扈从还，作扈从诗十韵示苏颋，不久死，苏颋撰文纪其事。十二月，姚崇从至温汤，作诗怀卢怀慎，苏颋和之。七年，张说自幽州入朝，陪至骊山温泉，作《宿直温泉宫羽林献诗》。十五年，玄宗东巡西归，至温泉宫，做《温泉歌》，张九龄和作《杂言奉和圣制温泉歌》。十二月，张说扈从骊山，作《温泉冯刘二监客舍观妓》。同年，玄宗登骊山石瓮寺，赋诗，使群臣和之。天宝元年十月，孙逖扈从骊山，作《奉和登会昌山应制》。此年，王维扈从温泉宫，有和李林甫诗《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三载冬，玄宗登骊山朝元阁，赋诗，群臣属和，以席豫诗为工。钱起《和李员外扈驾幸温泉宫》，李员外即李林甫，也是在天宝初。天宝三载以后，可以确切系年的骊山文学活动不见记载，骊山的文学活动趋向沉寂。以上罗列的只是有确切编年的文学活动，但足以对已有研究形成照应。首先，骊山文学活动的发生是因为玄宗的频繁临幸，玄宗虽然是骊山文学活动的核心人物，但起到组织和领导作用的却是几位富有文名的宰辅。其次，以宰相为中心的中枢朝局的变化构成骊山文学活动前后相接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开元前期，以姚崇、苏颋为中心;第二个阶段是张说、张九龄为中心的开元中期;第三个阶段是以李林甫为中心的开元末到天宝中期。这种划分照应了玄宗朝以宰相为中心的政局发展与盛唐文学发展的对应关系，这是已有研究成果的共识。第三，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在李林甫为相期间，骊山咏唱也分为两个时期，而文学活动比较活跃的时期出现在张九龄罢相后至天宝三年。天宝三年以后，无论是玄宗还是臣下，集体唱和的场面很少出现。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这个问题，首先，李林甫为相之初，为投玄宗所好，同时也为笼络人心，树立权威，他也以组织者的身份主持这种文会。天宝二载，李林甫在昭应私邸举行宴会，孙逖有《奉和李右相赏会昌林亭》，会昌林亭即李氏的昭应私宅。其他的参与者已不可考，但其中有“作京雄近县，开阁宠平津。地胜林亭好，时清宴赏频”［4］1196句，可知这种形式的文会在李氏昭应私宅里经常举行。李林甫聚集当朝政要“以文会友”，并不是李林甫对文学感兴趣。在崇尚文学的唐代宫廷，尤其是文儒政治一度占上风的玄宗朝，吟诗作赋对于政客来说是一种必备的技艺。李林甫缺少作好诗的诗才，但具备作诗的能力，除存世的三首应制唱和诗外，与张九龄、孙逖、王维、高适四人唱和诗凡七首，其中唱和孙逖与王维的两首诗都与骊山有关。当张九龄等宫廷文学活动的核心人物被排挤出京后，李林甫正好补上文坛宗主的位置，以配合其政治实践，为其政治活动造势。因此，李林甫在私邸举行这种诗酒文会是其政治活动的幌子，但一定程度上使宫廷文学活动延续了一段时间。天宝五载，大权在握的李林甫为巩固权势，先后掀起几次大狱，剪除异己。［5］335朝廷中一些富有能力与文才的官员或被杀，或被贬，或缄口，宫廷唱和的盛期已过，骊山的咏唱自然沉默。由一例可见，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八记，“(骊)山上起朝元阁，上常登眺。命群臣赋诗，正字刘飞诗最清拔，特蒙激赏。右相李林甫怒飞不先呈已，出为一尉，竟不入而卒，士子冤之。”［6］70李林甫不但排挤朝中能文之士，甚至连在野文人也被认定为潜在威胁而挡在政治门槛之外。天宝六年在选拔通一艺以上者的考试中，由于李林甫操纵科场，致使参试者无一人及第，杜甫、元结就在汰斥之列。因此，在李林甫专权之后，无论是当朝文臣还是在野文士都被政治边缘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玄宗晚年耽于声乐仙道，天宝三年后，委政于宰相，尤其是在骊山听朝后，年老体迈的玄宗对这种齐声鼓吹的虚热闹已经失去兴趣。因此，作为政治装点的骊山咏唱在李林甫为相后期迅速的趋于沉寂也在情理之中。

天宝七年，时任御史中丞的杨国忠羽翼已经丰满，开始公开与李林甫争权夺势。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专权，宫廷文学活动尤其是骊山文学活动不但没有恢复，反而更为沉寂。这也与当时发生在骊山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要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得从华清宫的建制格局入手。华清宫本来仅是一座离宫，由于唐玄宗的格外垂青，其设计建造思想与都城颇为相近。根据考古勘测，华清宫与都城的格局类似，由三个部分构成，华清宫为宫城，宫城以上包括朝元阁在内的骊山山体为禁苑，而昭应县城则为郭城。［8］521为了保证留驻骊山期间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以及政权安全的需要，皇室成员所在的宫殿在宫城内，随行百官的宅第则在昭应县城。随着骊山政治地位的抬升，为了接近权力中心，文武官员纷纷在昭应城圈地建宅。《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六载，……发冯翊、华阴民夫筑会昌城，置百司。王公各置第舍，土亩直千金。”［9］6883李林甫、杨国忠兄妹、安禄山得幸时，他们在昭应城都有宅邸。同书卷二一六记安禄山得宠之时，“至是请入朝，上命有司先为起第于昭应。”胡三省注:“时王公皆私置第于昭应，独禄山以承恩，命有司起第。”［9］6900又，《旧唐书》卷一〇六:“国忠山第在宫东门之南，与虢国相对，韩国、秦国甍栋相接，天子幸其第，必过五家。”［2］3245因此，如同大明宫成为权力中心以后，长安的城市空间逐渐形成东贵西富、南虚北实的结构布局一样，天宝年间，昭应“官城”格局的形成也具有“地缘政治”的意味，谁占据有利地势谁就可以近水楼台，占据争宠弄权的制高点。一例可以说明，据《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下》，天宝八年冬十月玄宗幸华清宫，十一月，幸杨钊山庄。这些看似平常的事件传达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讯息，天宝后期的权力开始向着有利于杨氏兄妹的方向扭转。《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载此年十一月，玄宗又应杨钊之请，赐名国忠，恩宠渐侔于李林甫。这与失势的李林甫形成鲜明对比，《资治通鉴》卷二一六:“林甫时已有疾，忧懑不知所为。巫言一见上可小愈。上欲就视之，左右固谏。上乃令林甫出庭中，上登降圣阁遥望，以红巾招之。林甫不能拜，使人代拜。”［9］6914李林甫设计出这个办法让玄宗来其私邸显然有他的政治图谋，但玄宗最终没有成行，只能到骊山禁苑的降圣阁来俯视。实际上，玄宗到李林甫昭应私邸比上降圣阁便利得多。然而，如果玄宗亲临李氏私邸，其中的政治含义就会大有不同，所以有人出来阻拦，而阻拦他的人很可能是杨氏兄妹。又“国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还。至昭应，谒林甫，拜于床下。林甫流涕谓曰:‘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事累公。’国忠谢不敢当，汗出覆面。”［9］6914晚年李林甫虽然失权，但依然留居昭应，杨国忠到昭应李宅刺探实际上等于完成一次权力交接。无论是李林甫还是杨氏兄妹，他们的昭应第宅都是政治活动的重要据点。李林甫死后，骊山仍然是权力角逐的最前沿，《旧唐书》卷一〇六《陈玄礼传》:“天宝中，玄宗在华清宫，乘马出宫门，欲幸虢国夫人宅。玄礼曰:‘未宣敕报臣，天子不可轻去就。’玄宗为之回辔。”［2］3255又《张安生墓志铭》记:“(安生)以天宝十三载冬十一月十日扈从，薨于昭应县之官第也，享载七十有一。初公染疾城中，将赴汤所，左右留劝，作色不从，曰:‘吾已知难保者命，但殒随□君侧，以表忠诚，……使魂归帝乡之路，心存皇阙之下，愿之足矣。汝等勿违。’”［10］1716黄永年从这两则史料中解读出天宝年间宦官掌控禁军的史实。［11］240如果从骊山政治空间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材料也是李林甫去世后，杨氏兄妹与高力士之间权力争斗的反映。尤其是通过张安生的言行可以看出，天宝晚期的骊山宫廷已经成为政治敏感区，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自然形成政治上的优势。自李林甫大权在握之日起，骊山就已经成为政治的角逐场，而杨国忠取代李林甫后，骊山的政治斗争没有丝毫消歇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骊山的文学活动不但没有复兴，反而更为沉寂。杨国忠的为人及发迹经过进一步说明这一状况，史传记载中的杨国忠是“粗鄙”之人，据《旧唐书》卷一〇六:“国忠无学术拘检，能饮酒，蒱博无行，为宗党所鄙。”［2］3241无论是辅政还是为文，较李林甫又下一等。在依靠杨贵妃这层关系于政治上得势后，杨国忠只能变本加厉地扶持亲信，排斥异己，使得已经边缘化的文人离政治中心愈来愈远。［11］在史籍记载中，杨氏兄妹除了弄权固宠之外就是荒淫行乐。作为政治的附庸，宫廷文学活动是宫廷政治的晴雨表，天宝后期的宫廷在这等人把持之下，骊山宫廷文学活动趋于完全沉寂也在情理之中。韦氏山庄文学活动的兴衰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过程。

韦氏山庄是韦嗣立与其儿子韦济、韦恒两代人所经营的骊山别业，位于骊山西南山麓。韦嗣立为武后、中宗、睿宗三朝重臣，也是中宗宫廷文学圈子的主要成员之一。韦济、韦恒则是玄宗政坛与文坛的重要成员。韦氏为京兆大姓，又是文学世族，韦嗣立与其兄韦承庆属京兆逍遥公房，《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自唐已来，氏族之盛，无踰于韦氏，其孝友词学、承庆、嗣立为最。”［2］3185韦氏骊山别业本来与骊山宫室没有关系，［13］164－166但因为在骊山，且风景秀丽，又距汤池不远，所以韦氏山庄自建成起就名噪一时。杜佑《杜城郊居王处士凿山引泉记》记:“神龙中，故中书令韦公嗣立骊山幽栖谷庄，实为胜绝，中宗爱女安乐公主恃宠恳求，竟不之许，曰:‘大臣产业，宜传后代，不可夺也。’”［14］2160韦氏山庄是韦氏家族宴聚友好赋诗唱和的地方，同时，因为与骊山行宫的地缘关系，往往成为帝王游幸骊山汤泉后的又一个驻跸之处，张说、张九龄、王维等在朝文臣都曾参与韦氏山庄的文学活动，因此，韦氏山庄的文学活动也成为宫廷文学活动的一部分。《唐诗纪事》卷一一记:“嗣立庄在骊山鹦鹉谷，中宗幸之。嗣立献食百轝，及木器藤盘等物。上封为逍遥公，谷为逍遥谷，原为逍遥原。中宗留诗，从臣属和，嗣立并镌于石，请张说为之序，薛稷书之。”时间是景龙三年，参与者张说、李乂、沈佺期、苏颋等人都是中宗时期的重要文学侍臣。［15］154张说《东山记》有“百神朝于谷中，千官饮乎池上。缇骑环山，朱斾焰野，纵观空巷，途歌传壑”［14］1005之语。此次唱和虽然仅是中宗时期宫廷众多文会中的一个，但因为韦氏的特殊家族背景与骊山的特殊地理位置，对韦氏家族以及韦氏庄园甚至骊山文学活动都产生直接影响。除骊山别业外，韦嗣立在洛阳龙门也有庄园。先天元年春，韦嗣立作《偶游龙门北溪忽怀骊山别业因以言志示弟淑奉呈诸大僚》，和者有张说、崔泰之、崔日知。崔泰之和诗有“关塞临伊水，骊山枕灞川。俱临隐路侧，同在帝城边。”［4］990句。《唐诗纪事》卷一四记:“龙门北溪，韦嗣立山居在焉，诸公赋诗，奉古时预酬唱之末，张说序……”［15］214此时韦嗣立已离开骊山别业，唱和者多是被排拒在骊山宫廷唱和圈子之外的前朝旧臣。开元七年，张说在《中书令逍遥公墓志铭》还特别提到韦嗣立“西宴骊山之谷，东息龙池之野”［14］1037的活动。此后，骊山庄园为其子所继承，聚会宴赏活动仍在进行。王维有诗《韦侍郎山居》、《韦给事山居》，其中的韦侍郎与韦给事是韦嗣立的儿子韦济、韦恒，山居之所即韦氏的骊山山庄。韦氏兄弟不但继承了韦氏山庄，而且延续了韦氏山庄的文学活动。王维有诗《和太常韦主簿五郎温汤寓目》，其中的韦主簿与韦嗣立一支的关系不得而知，从其中“闻道甘泉能献赋，悬知独有子云才”［16］180句看，此诗作于开元中期，此时王维与韦氏还没有进入或刚刚进入骊山宫廷的文学圈。王维诗《同卢拾遗韦给事东山别业二十韵给事首春休沐维已陪游及乎是行亦预闻命会无车马不果斯诺》，其中卢拾遗为卢象，是开元时期的重要诗人。其中的“侧闻景龙际，亲降南面尊”［16］15句就是指中宗临幸韦氏山庄之事。开元二十五年春，韦氏山庄举行了一次规格仅次于景龙三年的聚会，除皇帝没有参加外，这次聚会汇集政坛与文坛上的众多核心人物，时任右补阙的王维参与其事，作《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燕集序》。据此序，参与者有太子太师萧嵩，左丞相裴耀卿、右丞相张九龄、少师韩休，少保崔琳、礼部尚书杜暹、吏部尚书李暐，吏部侍郎王丘等九人。［16］338张九龄已于前一年罢知政事，但无疑仍是此次唱和的核心人物，其《骊山下逍遥公旧居游集》应作于此时。此次活动是张九龄在朝期间的最后一次骊山宴集，此年四月，张九龄贬官荆州长史。与这次活动形成比较的是，在张九龄贬官之后，韦氏山庄又有一次聚会，卢僎有诗《奉和李令扈从温泉宫赐游骊山韦侍郎别业》，其中韦侍郎即韦济、李令即李林甫。从题目看，李林甫等人扈从华清宫之后，再到韦氏山庄。其它参与者已不可考，但无疑李林甫是核心人物。从诗中“多惭郎署在，辄继国风余”［4］1071句看，诗人俨然把以李林甫为首的这次文会看作是官方文学活动的延续。此次文会王维是否参与已不可知，但自张九龄罢相，王维意志趋向消沉，开始营建辋川别业，寄情山林佛禅。天宝元年，王维曾扈从骊山，作《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此后，在骊山的宫廷活动再也没有出现。韦氏山庄天宝时期的活动可以据韦述撰《韦济墓志铭》考察。据墓志所记，韦济“夙尚俭夷，雅重林泉。”他在京的时间在天宝九载至十三载之间，“迹虽在于寰中，心不忘于物外。霸陵骊阜之东谷，成皋岸邑之西原，二墅在焉，皆先大夫之所创也。……君恭守旧业，世增其勤，筑场开圃，育蔬莳药。……每至岁时伏腊，美景芳辰，良朋亲密，第如其所。……其所游者，若吴郡陆景融、范阳张均、彭城刘升、陇西李胜期、京兆田宾庭、陇西李道遂、邃之族子岘、河东裴侨卿、范阳卢僎等，皆一时之彦。”

其中李岘曾与张九龄唱和，卢僎天宝初曾与李林甫唱和，张均为张说之子，这些人是天宝后期政坛上比较活跃的人物。可见，直到天宝末，韦氏山庄的宴集活动还是比较频繁，但随着张九龄、王维的淡出，由于缺少文坛上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处于政治边缘的韦氏骊山山庄的文学活动也消歇，这也意味着随着华清宫宫廷创作群体的消失，骊山的宫廷文人群体基本也不复存在。

作为玄宗朝政治亚中心，骊山华清宫的宫廷文学活动对在野文士的文学活动及文学走向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地理空间分析，这又得从玄宗三次“移宫”说起。先天二年，即太极宫继位后的第二年，玄宗迁往大明宫。实际上，高宗龙朔三年，大明宫就因更有利的地理位置与居住条件替代了太极宫。政治核心由太极宫至大明宫的迁移表明，随着唐王朝统治地位的巩固、国力的上升以及城市的繁荣，长安城已经由注重象征性的礼制型城市开始向适合居住的生活型城市转变。［18］开元十六年，兴庆宫建成，玄宗此年正式迁到兴庆宫听政。个人化的兴庆宫不能满足玄宗晚年奢靡生活的要求，随着享乐求道之心的膨胀，骊山又成为他的下一个颐养作乐之地。由一年一次到临朝听政，再到天宝九载正式听政，骊山华清宫成为天宝后期仅次于兴庆宫的又一政治中心，再次成为天宝时期民众关注的焦点。根据文物工作者绘制的《唐华清宫遗迹分布图》，华清宫位于海拔452．6米至500米之间，昭应县城在海拔448．5米至427．8米之间，两者之间即是横贯其中的京洛大道。在京洛大道上，在昭应县城中，在骊山山下，华清宫中的建筑甚至宫中的一些活动都可以看到或听到。因为地势原因，所见所闻比在兴庆宫之外的见闻更为清楚。华清宫的宫殿布局与建制进一步打破了传统宫殿布局建制中固有的居中、对称以及环环拱卫的隔离原则，而更趋向生活化与舒适性。由兴庆宫到华清宫，政治中心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显露出来，宫廷与民众的距离前所未有地拉近。但华清宫与兴庆宫还是不同，它毕竟只是一所离宫，虽然天宝后期玄宗也临朝听政，但休养求道是其留驻骊山的首要目的，由此，华清宫的政治色彩与等级观念甚至远不如兴庆宫鲜明，其宫廷活动更体现出“娱乐性”的特点，这种世俗化的宫廷活动需要各种有专长的人来应景，如音乐、绘画、舞蹈甚至仙道之士，而诗赋唱和的局面更少不了文士的应和鼓吹。为了体现野无遗才、才以尽用的局面，骊山宫廷文学圈内吸纳了一部分富有文采但品阶低微的文吏甚至尚未释褐的寒士。尤其是张说、张九龄为相期间，这种情况更是如此。与此同时，玄宗频繁游幸骊山，游幸骊山则必诗赋唱和，由于开放的地理位置，这些唱和活动和唱和作品能够迅速传播到民间，在事功思想极强的开天时代，对寒庶之士来说，这是莫大的诱惑。近在咫尺仰而视之的华清宫使在野文人产生了强烈的以文进用的用世思想。作为政治空间的骊山由此成为时代象征，扈从骊山，献诗献赋成为时代呼声，而以文擢用，平步青云则成为当时文士一种共同的时想，盛唐气象在骊山朝野的齐声咏唱中得到充分的显现。随着玄宗用人策略的不断变化，在中枢政局不断潜替消长的情况下，在野文人“骊山献赋”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有多大，骊山政局对宫廷外的诗坛产生多大影响?这些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最近出土的《崔尚墓志》记:“会驾幸温泉宫，猎骑张皇杂以尘雾，君(崔尚)上疏直谏，诏赐帛及彩九十匹。献《温泉诗》，其略曰:‘形盛乾坤造，光辉日月临。愿将涓滴助，长此沃尧心。’”［19］112崔尚当时只是补阙微职，其《温泉诗》也乏善可陈，但此诗却是近年来仅见的墓志存诗。墓志一般记志主生平大事，崔尚不但尽职劝谏而且还有机会献诗，而献诗与劝谏一样都是志主无上的荣耀，所以其后人特意要把献诗之事与所献之诗刻石铭记。

《开天传信记》又记，天宝初，玄宗游骊山。刘朝霞献《驾幸温泉赋》“词调倜傥，杂以俳谐”，玄宗“览而奇之，将加殊赏。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张’字。奏云:‘臣草此赋时，有神助，自谓文不加点，笔不停缀，不愿从天而改。’上顾曰:‘真穷薄人也。’遂授以宫卫佐而止焉。”［20］59不管此记载是不是小说家杜撰，故事的出现与流传本身说明接受它为真事的社会背景是存在的，而李白的经历可以与刘朝霞事例比读。天宝元年，文名已盛的李白应诏入京，待诏翰林，得以扈从骊山。此时的诗人踌躇满志，有三首温泉咏唱诗存世。其《侍从游宿温泉宫作》诗曰:“羽林十二将，罗列应星文。霜仗悬秋月，霓旌卷夜云。严更千户肃，清乐九天闻。日出瞻佳气，葱葱绕圣君。”［21］1167其《温泉侍从归逢故人》又有“汉帝长杨苑，夸胡羽猎归。子云叨侍从，献赋有光辉。激赏揺天笔，承恩赐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飞”［21］627句，诗歌的内容与格调不出当时骊山应制唱和诗中共有的歌功颂德与感恩戴德，得意得志之态也溢于言表。但其《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除有“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21］625的输忠表白外，还有“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的个人感言。在事功性呼喊淹没一切个体声音的时候，李白的这一诗句是骊山咏唱中难得的别调。然而，天宝三年，还没有“尽节报明主”的李白因为宫廷难以容身，上书请去。玄宗以“非廊庙器”，赐金准他离京。其诗《东武吟》是其离京时作。诗中对自己三年翰林生活作了回顾，把扈从骊山献赋华清宫视为这段时间最自豪的经历，其中有云:“君王赐颜色，声价凌烟虹。乘舆拥翠盖，扈从金城东。宝马丽绝景，锦衣入新丰。依岩望松雪，对酒鸣丝桐。因学杨子云，献赋甘泉宫。天书美片善，清芬播无穷。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21］389李白进入宫廷是玄宗后期以文见用的少有的成功个例，但其后来的被排斥出宫廷也反映了这些文士进入权力层后所面临的尴尬与困惑。天宝时期的政坛，无论是李林甫，还是杨国忠掌权，已经容不下富文才但又少禁忌的文士，更何况李白这种张扬狂狷之徒。钱起的经历同样如此，其诗《温泉宫礼见》有“沧溟不让水，疵贱也朝天”［4］2651句，此时钱起尚未释褐。后又有《奉和圣制登朝元阁》《和李员外扈驾幸温泉宫》。但不止一次的献诗骊山并没有改变钱起的命运，作于天宝八年的《赠阙下裵舍人》仍有“献赋十年犹未遇，羞将白髪对华簪”［4］2675的感叹。相对于李白与钱起的失意，更多的文人在礼赞艳羡与失落嗟叹交织的复杂心境中吟唱着骊山。开元末天宝初的骊山咏唱诗句《宿灞上寄侍御玙弟》，是诗人王昌龄开元末离京时宿灞上时所作，诗歌写到玄宗临幸骊山的情景，有曰:“孟冬銮舆出，阳谷群臣会。半夜驰道喧，五侯拥轩盖。是时燕齐客，献术蓬瀛内。甚悦我皇心，得与王母对。贱臣欲干谒，稽首期殒碎。”［22］133綦毋潜《送章彝下第》有“长安渭桥路，行客别时心。献赋温泉毕，无媒魏阙深”［4］1369句。李颀《送李回》有“知君官属大司农，诏幸骊山职事雄”，“不睹声明与文物，自伤流滞去关东”［4］1362句。天宝二年冬，刘长卿赴长安应举，经骊山，有诗《温汤客舍》，其中有云:“君门献赋谁相达，客舍无钱辄自安”［23］38句。卢象《驾幸温泉》有“此日小臣徒献赋，汉家谁复重扬雄”句，也有“千官扈从骊山北，万国来朝渭水东”［4］1219句。岑参《送祁乐归河东》诗中所述“往年诣骊山，献赋温泉宫。天子不召见，挥鞭遂从戎”。［24］36开元盛世光影下的骊山为一小部分文人提供了展示文采的机会，但这足以激发文士用世的热情，表现在这一时期的骊山咏唱中，天然的具有了一种失落但不落寞、感伤但不消沉的时代基调。

天宝三年后，随着开元诗人离去或沉寂，杜甫、岑参、高适，以及钱起、刘长卿等人成为天宝后期京城诗坛的新生力量。他们身处下层，或待仕，或刚刚释褐，诗文唱和与诗赋投谒成为他们在京城的主要活动。在开元清明政治的余辉中，虽然凭文才擢用已经成为盛时的追忆，但献赋骊山仍是自我勉励的豪言壮语。储光羲的诗作颇有代表性，其《群鸦咏》咏的是盘桓在骊山周围的鸦雀，诗人把扈从骊山的侍臣比作鸳鹭，而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寒士比作鸦雀。天宝七载，有人见李耳降于骊山朝元阁，诏改为降圣阁，储光羲作《述降圣观》予以响应。天宝九载，玄宗受朝华清宫，储光羲又作《述华清宫》五首，其一曰:“上在蓬莱宫，莫若居华清。朝朝礼玄阁，日日闻体轻。大圣不私己，精禋为群氓。”［4］1375这种朝野上下“同执一辞”的论调如果在开元诗坛还有合理与积极的一面，然而，在朝政混乱、矛盾潜出的天宝后期，这种声音显得苍白无力。储光羲本以散淡恬静的田园诗在开天诗坛上独树一帜，但涉及到这个功利化的题目时，却无法走出“骊山献赋”的固有套路，鲜明的个人色彩淹没在政治化的言语中。随着政局的变化，赋予骊山更具时代意义的任务落在了杜甫身上。天宝五载，杜甫来到长安，开始了他的十年长安求仕生涯。天宝六载，在选拔通一艺以上者的考试中，由于李林甫的操纵，杜甫与所有参试者无一人中第。杜甫开始积极奔走，企图通过诗赋文才打通关节进入仕途。天宝十年，杜甫趁玄宗举行大礼的机会，投献《三大礼赋》，引起玄宗注意，待制集贤院，参列选序，结果在李林甫与杨国忠的权争中不了了之。天宝十三年，杜甫进《封西岳赋》，鼓吹玄宗封禅华山，又进《雕赋》，结果都石沉大海。与同时代的文士一样，杜甫同样怀有扈从骊山献赋华清宫的梦想，但他没有得到任何机会。其诗《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东山气濛鸿，宫殿居上头。君来必十月，树羽临九州。”

东山即骊山，对于玄宗游幸骊山同声附和。其《天狗赋》序曰:“天宝中，上冬幸华清宫，甫因至兽坊，怪天狗院列在诸兽院之上。胡人云:‘此其兽猛捷，无与比者。’甫壮而赋之，尚恨其与凡兽相近。”［14］1613以天狗为比，隐微的抒发了不得扈从、不见擢用的失落。天宝十一年，杜甫与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一起登慈恩寺塔赋诗唱和，其中杜诗中有“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25］104句。研读者一般认为此处用王母宴饮瑶池暗讽唐玄宗与杨贵妃骊山荒淫享乐不理朝政。杜甫是否用瑶池指代骊山温泉还值得进一步探究，但是，无论是影射还是暗讽，与同时唱和的诗歌相比，杜甫诗作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标志着他已经游离理想化的盛唐诗坛。天宝十四载十月，杜甫授职河西尉，没有就任，又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杜甫赴奉先探视因京城饥荒而寄住那里的家小，回家后得知幼子饿死。丧子之痛和行程所见所闻使得杜甫把多年的积郁通过《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25］270(下称《五百字》)释放出来。在自长安到奉先的这段行程中，诗人选择了两个地点作为起兴对象。第一个就是黎明时刻的骊山，“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在唐人诗歌中，骊山华清宫第一次以阴森峥嵘的形象出现。通过“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的诗句，可见诗人已经意识到此时的骊山已经不是平民寒士平步青云的理想国，而是权贵佞幸醉死梦生的娱乐场。于是，诗人对贤愚不分的皇帝表示质疑，对祸国殃民的奸佞痛加批判。最后，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感喟中，道出诗人既失落又失望的复杂心境。在这首诗歌中，骊山华清宫的高大光辉形象被颠覆，理想化的诗歌意象被具有批判倾向与感伤色彩的新形象代替。这一系列具有崭新意义指向的地理意象标志着“献赋骊山”时代的终结，它本来是以安禄山叛乱为标志的。然而，在安禄山叛军摧垮盛世幻景之前，危机四伏的政局，个人不幸的遭遇，杜甫在骊山这个特殊地点提前宣告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从诗歌发展的历程看，《五百字》不但是杜甫诗歌创作的转折点，也可以作为唐诗政治演变的里程碑。在后来吟咏骊山的著名诗人中，无论是中唐的韦应物、白居易，还是晚唐的李商隐、杜牧;无论是感时伤怀，还是咏史讽今，他们的诗作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延续杜甫《五百字》创立的诗歌意象与咏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