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威夫特作品古典文学中昆虫象征

讽刺是斯威夫特抨击英国社会现状的主要武器。纵观其文学作品，讽刺寓言的大量使用是斯威夫特创作手段上匠心独具之举。其中，蜜蜂和蜘蛛两种昆虫经常被斯威夫特提及。斯威夫特曾长期在远房亲戚坦普尔爵士（SirWilliamTemple,1628-1699）家中担任秘书。坦普尔爵士在英国历史上曾发起过一场古今之争，探讨在自然科学与试验技术飞速发展的英国，现代人是否超越了古人。作为政治家的坦普尔阅读面很广，主要集中在文学上，可算是位绅士和有品鉴之人。坦普尔对东方和中华文化推崇备至，他在《论英雄美德》一文中曾盛赞孔子学说，认为中国的学问首先反映在对中文的研究上，其次才是学习、研究并施行孔子以及其四大门徒的学说。随着每个中国人在这两方面知识的增长，他们对孔子景仰之心日盛，进而推动其学说的扩大。而且中国人普遍认为，仅仅读孔子还不够，还需牢记其准则于心，且身体力行。坦普尔于1690年发表了《论古典与现代学问》（“AnEssayupontheAncientandModernLearning”）一文。这篇散文表达了在科技进步的大背景下，坦普尔爵士对道德哲学堕落的担忧，特别是几年前，法国学界以献媚的方式，盛赞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文学超越了古人。坦普尔爵士主要从自然科学和文学两个方面批驳了颂扬现代学问高于古代的思想，反映了其对自然科学与现代技术的抵触情绪。他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属循环往复运动，知识和学术并不能积累；他还特别强调，现代科学技术并没有超越古代文明，例如现代印刷技术使书的数量急剧增加，但是增加的仅仅是“册”（copy）而已，而并没有增添新内容。坦普尔的思想和品位在一定程度上依旧代表了十七世纪末很大一部分知识阶层的文学倾向性，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剑桥大学毕业的沃顿（WilliamWotton,1666-1726）博士反对其言论，他承认古人在诗学与雄辩术方面具有优势，这种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客观因素所造成的；而在自然科学领域，现代学术毫无疑问地远远超过了古人。坦普尔的《学问》一文曾以古代中国在自然科学上具有优势作为证据，沃顿认为这不足为信，卫匡国（MartinusMartini,1614-1661）和金尼阁(NicolasTrigault,1577-1628)两人长期居住在中国，沃顿引用了这两位传教士对中国的描述，并说，“不久前在《哲学学报》上发表了署名F.Verbrist（南怀仁）的一封信，讲述他传授给中国皇帝在夜间如何通过恒星和天文星盘确定时间的方法，然后得到皇帝的赏识。这足以说明中国人并不擅长天文，如果这些常识都不知道，中国人不可能将思辨提升到很高的水平”。（Wotton146）此外，沃顿认为《学问》对中国的描写有夸大成分，并且以1682年克莱尔（AndrewCleyer）出版的《中医要览》（SpecimenMedicinaeSinicae）一书为依据。该书据说是卜弥格（MichaelBoym,1612-1659）直接从《王叔和脉诀》翻译而成。按该书说法，中国最古老的自然科学书籍是《内经》（NuyKim）。认为躯体可分三部分：一为头到膈，二为膈到脐，该部含胃、脾、肝和胆；三为脐到足，含膀胱、肾、输尿管和肠。手各显三脉，上脉由燥热所控，流遍全身，是最主要的；下脉为湿浊下注，其他，如根与枝的关系；中脉为中，兼具热和湿，对应躯干中部，其余两脉均各对应身体上下部位……身体左侧疾病显于左手脉象，右侧则显示右手脉象。在沃顿眼中，这些配有解剖图的医学内容均为玩笑之词（banter），绝对不符合现代科学的思想（Wotton152-153）。

一、蜘蛛—恃才傲物的科学怪物

作为坦普尔的私人秘书，斯威夫特在《书战》一文中以寓言方式记述了“古典派”和“现代派”的交锋，同时表达了对坦普尔的支持。该书从一则寓言开始：圣詹姆士图书馆发生了一场口角，现代图书要求原先占据诗坛圣地帕纳塞斯（Parnassus）山头的古典图书从高处搬下来，只有拥有现代科学的现代派才有资格占领高地。双方口角正酣，只听墙角边的蜘蛛与闯进蛛网的蜜蜂在对话，蜘蛛讽刺说：我是自给自足的动物，靠自身的材料，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如此庞大的城堡，这足以证明我在数学上的进步，而建材又都是我自身体内提炼而出。蜜蜂驳斥道：我很高兴你知道我是靠自己的翅膀和声音来到这里，对于你以及你在建筑和其他数学运算上的能力，我保持缄默。我当然清楚，在建造城堡时，你或许花费了一定劳力，想尽了办法。可依据我们两人的经验，非常清楚的是，你的材料无足轻重。希望你能够从此听我所劝，在考虑牢固和材料之外，还要考虑方式与艺术。你吹嘘不依靠任何生物，完全从自己体内抽丝纺线。那么我们可以说，从你那吐丝的腔囊中所分泌的液体判断，你腹腔中积有大量龌龊和毒液。我无意贬低或驳斥你真正拥有这些东西，可我认为二者中任何一种的聚集，都是外部力量的作用。你内在的龌龊全部都是下面扬起的尘土，同时每只昆虫都提供给你一份毒液去摧毁另外的昆虫。如此一来，简单地说我们到了问题的关键：我们俩谁最高尚呢？一个是在方寸四英尺之地懒散地谋划，带着骄横自我喂食、自我繁育，排泄出的是粪便和毒液，没有任何产出，只有蝇毒和一张蛛网；另一个涉猎广泛，广为采集，仔细研究，认真判断，细致区分，为千家万户带来蜜与蜡。（ATaleofaTubandOtherWorks150）寓言本是斯威夫特进行讽刺的惯用手法，而在这里运用得如此淋漓尽致，所表达的思想令人读后过目不忘。斯威夫特借助古典文学传统中的昆虫象征，含蓄而犀利地讽刺了当代西方科学造就了蜘蛛这样的科学怪物。蜘蛛意象的起源对通晓古典文学之人并不陌生：吕底亚妇女阿拉克尼（Arachne）工织善绣，自以为是地挑战智慧与手工艺的庇护神雅典娜。奥维德在《变形记》第六章中记载说，她虽然在技艺上最终战胜了雅典娜，却傲慢地绣绘了主神宙斯化为公牛诱劫公主欧罗巴，以及追求提坦女神之一的阿斯忒里亚，逼其投入爱琴海等多个不雅场景，这令雅典娜异常愤怒，用梭敲打阿拉克尼的前额，羞愧难当的女孩上吊自杀。雅典娜同情她的才能，后将她点化成蜘蛛(Ovid289)。《牛津古典文学词典》认为，这个神话是警告人们不知天高地厚（presumption）带来的可怕后果（Hornblower135）。诚然，蜘蛛阿拉克尼并非一无是处，其精湛的技艺令女神脸红，而问题的关键是高超的技能带来了恃才傲物的错误。这一思想内涵后被文艺复兴诗人斯宾塞（EdmundSpenser,1552-1599）所发展。在《蝴蝶的命运》（Muiopotmos,1591）中，斯宾塞描写了阿拉克尼的儿子—蜘蛛阿拉戈诺（Aragnoll），这个邪恶的家伙，美丽的死敌，混乱的始作俑者最近刚在花园中建造了可怕的宫殿，当蝴蝶克拉瑞恩（Clarion）在花园的橄榄树丛中翩翩起舞时，阿拉戈诺“腹腔内涨满了灼热的毒液，任何皮肤都无法抵挡”（Spenser167-168）。

斯威夫特并非完全否定自然科学，而是嘲弄经验主义者进行的许多荒谬实验。同样，他也深恶痛绝深受自然科学影响的机械性文学批评，他将这些死扣条文的评论家称为学究（pedants）。当实验科学成为社会热门话题时，培根很早就抨击过没有任何意义和作用的经院主义哲学，以及数学和任何抽象思维。在《学识的推进》(1605)一文中有这样的一番话：“如神思索于创世一般，倘若人的心智放在物质实体上那么就应该按照素材思索，避免无限度地发展；如果仅仅是为了思索而思索，正如蜘蛛结网一般，那么这将会发展得漫无边际，只能带来蛛网般的学问，看起来织得精细，做得考究，却没有任何实质和利益。”（Bacon140）无论是奥维德的阿拉克尼，还是斯宾塞的阿拉戈诺，它们都是高超技能的化身，而技能的成就带来了傲视一切的资本。斯威夫特仅仅做了进一步延伸，认为蜘蛛精湛的建筑艺术是建立在数学等现代科学基础上，这些现代科学不需要前人的帮助，完全是自己内省之物。斯威夫特通过对史诗作滑稽模仿（burlesqueparody），生动描绘了“圣詹姆士图书馆里上星期五在古今图书之间发生的一场故争”，让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希罗多德等和另一派主将如威廉•沃顿、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Bentley,1662-1742）等展开混战。两军对垒的场面写得有声有色、妙趣横生。斯威夫特在继续采用寓言形式时还特别运用了拟人手法，并声明参加战争的实际上是书而不是人。《书战》和他同期的作品《桶的故事》（ATaleofaTub）在情节安排、性格刻画、场景描写、对话及戏拟、寓意、影射、佯谬等讽刺手法方面都为创作《格列佛游记》作了充分的准备，充分并说明斯威夫特在近代小说发展史上的先驱地位。斯威夫特是个将讽刺进行到底的伟大作家。在《格列佛游记》第三部分《飞岛》中，斯威夫特通过蜘蛛讽刺了本特利博士冗长和枯燥的科学考证：“我把这个岛叫飞岛或者浮岛，实际上它原来叫Laputa，对于这个词的真正词源还真不知道。Lap在落伍的死语言中代表“高傲”，而untuth是“教师”的意思，也许是误传的缘故，把Lapuntuth说成了Laputa。（Gulliver’sTravels148）斯威夫特并不接受本特利艰深的学术，认为这属浮躁之举，而就在这座浮岛上，高傲的教师却进行着种种可笑的科学实验；当然，斯威夫特不会停步不前，与文字考证一起被讽刺的还有那些从黄瓜中提炼阳光、从冰块中制造火药的科学实践，这个国家科学院的一间房子中，“墙壁和天花板到处挂满了蜘蛛网……只要利用蜘蛛就可以省去对丝绸染色的麻烦。我对此深信不疑，那里有许多色彩艳丽的蝴蝶用来喂养蜘蛛，蛛网就可以从蝴蝶身上取得那些鲜艳的色彩……同样只要在蜘蛛的食物中添加油料或者胶一类的粘性物质就可以提高丝的强度”。（Gulliver’sTravels179）不难看出，蜘蛛对斯威夫特来说是代表了科学与骄傲的怪物。

二、蜜蜂—华美的古典文学或文学创作代表

与蜘蛛相反，蜜蜂一直代表了华美的古典文学或文学创作。民间传说认为主神朱庇特靠蜂蜜养育。同样，古希腊诗人品达（518？-438？BC）也是靠蜂蜜长大。不仅如此，在古典主义者心目中蜜蜂代表着人类发展的黄金时代，任何人只要读过奥维德《变形记》第一章都会记得，人类历史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四个阶段。1593年意大利艺术家利帕（CesareRipa,1560-1623）绘制了《圣像图》。在其中，人类历史的这四个时代分别由不同女性形象代表。黄金时代的女神特别惹人注目，被描绘成头戴花冠的崇高模样，旁边还绘制了蜂房以及橄榄枝。蜜蜂以及蜂蜜成为人类最崇高时代的象征。在此后的十七至十八世纪，这一意象更加深入人心（Hall10）。

培根较早地抽象出蜜蜂的品质，认为蜜蜂在“庭园里和田野里从花朵中采集材料，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化”，而“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那些抽象的“推论家像蜘蛛，只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网”（Fowler300）。此后将蜜蜂作为神圣之物的风气逐渐在英国盛行。不仅如此，蜜蜂还被认为是智慧与诗歌之神缪斯的精灵。早在1609年，英国养蜂之父巴特勒（CharlesButler,1560-1647）专门考证过蜜蜂的生活习性，纠正了过去错误的观点，认为蜂群的主宰并非蜂王，而是蜂后。不仅如此，他还用乐谱记录蜜蜂的音乐，写成《雌性君主制》一书，该书此后经三次修改并翻译成拉丁文。该书开篇前言中认为：在所有昆虫中，蜜蜂最值得崇拜。他在“致读者”中赋诗一首，其中有：再无比此更欢欣/能解其中之奥秘/那圣洁的蜂，缪斯之精灵。当然，将蜜蜂称之为Muses’Birds并非十七世纪才有。古罗马学者Varro（116-127BC）在《论农业》第三章中有此说法，而Butler仅仅重复了此古典主义文学意象。《雌性君主制》第七章二十节介绍了蜜蜂的众多天敌，蜘蛛是其中最大的天敌之一，“蜘蛛和飞蛾一样时常驻留在蜂巢间，通常它会储藏一至两只蜜蜂以备食用，对这样一张嘴，蜜蜂不是什么好食品。有时候蜘蛛会在蜂巢下面结网，这对满载而归，身体疲惫的蜜蜂来说轻易构成威胁”。（Butler20）蜜蜂作为新古典主义文学的象征并非偶然，它始终代表了勤劳、有序和道德意识。在其劳动成果中，蜂蜡带给人类的是光明，而蜂蜜则赐予我们甜蜜，这完全符合新古典主义所提倡文学应该寓教于乐的创作理念。坦普尔在《论诗歌》一文中将诗人比作蜜蜂，认为，“他们必须徜徉于田野、花园，选择自己喜爱的花朵，通过花的特性与芬芳区别类型；他们用令人仰慕的技艺建造安乐窝，凭借着无穷的劳作酿取蜂蜜”。（Temple182）这一意象意义早已在十八世纪新古典主义读者心目中确立无疑。蜜蜂之所以代表华美的古典文学或文学创作，有专家认为至少有两个原因：1.继承与尊重古希腊、罗马的权威；2.强调个人在观察事物中的理性。在此基础上，斯威夫特借蜜蜂之口表达古典主义文学的崇高生活意义，“感谢上苍给予我飞翔和音乐之能力，若非为了最崇高的目的，上帝是不会赐予我这两项本领的。我遍访田野、花园中的蓓蕾，采集花粉来丰富自己，却不伤及它们的美丽、芬芳和甜美”。（(ATaleofaTubandOtherWorks150）对于古典主义者，文学的真谛在于广泛采集，以甄别为基础而丰富自己的内涵，同时又不伤及被采集的美丽和甜美，这是一种不伤害别人而提高自己的崇高文学理想。

三、结语：讽刺与褒扬完善世界

就十八世纪欧洲文学所共具的讽刺风格而言，斯威夫特堪称全世界最杰出的天才之一，具有卢奇安、拉伯雷和塞万提斯的天才，他的作品甚至超过了他们。即便在以讽刺为总体特色的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斯威夫特的辛辣与深刻却是蒲伯、艾迪生、约翰生等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而他的狂放不羁、恣肆，即使是菲尔丁、斯摩莱特也无法达到。讽刺与褒扬，二者本来就是文学作品中的左膀右臂，各有千秋，缺一不可。在讽刺大师的光环下，斯威夫特作品中更多的被提及的是他高超的讽刺技巧。褒扬，作为斯威夫特人文主义特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亦折射出耀眼的光芒，蜜蜂作为新古典主义文学的象征，在斯威夫特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发扬与光大，昭示了古典主义文学的巨大生活意义，堪称文坛典范。通过蜜蜂和蜘蛛这两个美与丑的喻体解读斯威夫特，这不仅有利于完善人们在传统意义上对斯威夫特作品的一贯的刻板认知，而且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探索斯威夫特文学创作理念和崇高完整的人文理想，这对完整全面地理解斯威夫特这位文坛巨匠本人及其作品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