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验主义文学关联

玛格丽特•福勒(MargaretFuller)和爱默生在文学史上的关系，与伊迪丝•华顿和亨利•詹姆斯颇具相似性。两者子期伯牙般的友谊不仅成就了一段文学佳话，还让女作家的声名长久地笼罩在男作家之下。在得知福勒遇海难去世后，爱默生曾以屈尊降贵的口吻哀叹道:“我失去了她这个听众……她原是我理想的倾听者和批评者。”①两年之后，为了纪念福勒，他联合钱宁(WilliamHenryChanning)与克拉克(JamesFreemanClarke)编写了《玛格丽特•福勒•奥索利回忆录》(MemoirsofMargaretFullerOssoli)。但与其说此书中福勒的“蓝袜子女学者”形象是一个“争取女性权利先驱者”，②毋宁说这个形象本身是爱默生等人对19世纪传统女性的理想化投射。作为超验主义核心圈子里唯一的女性，作为《日冕》(TheDial)的主编和《19世纪的妇女》(WomanintheNineteenthCentury)的作者，福勒在读者和评论家眼中仅仅只是超验主义思想家们的“听众”。长期以来，福勒被排挤在超验主义研究的边缘也不足为奇。③帕林顿在《美国思想史》(MainCurrentsinAmericanThought)中就尖厉批评福勒“超验主义的智性基础十分薄弱……几乎不足以证明其超验主义者的身份”。④而F．O．马锡森在那本大名鼎鼎的《美国文艺复兴:爱默生和惠特曼时代的艺术和表达》(AmericanRenaissance:ArtandExpressionintheAgeofEmersonandWhitman)中对福勒几乎不着一墨，避而不谈。直到20世纪90年代，批评界才对福勒真正产生兴趣，这位超验主义重要人物才重返美国19世纪文学正典的行列。⑤在对福勒的再认识中，她与爱默生的文学关系是个尤为重要的课题，这不仅因为福勒和爱默生交往密切，还因为他们的文学实践和主张体现了超验主义的思想蜕变和内在矛盾。本文将从福勒备受质疑的超验主义身份开始，考察以下几个问题:福勒作为超验主义者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她对爱默生的友谊观有何影响?她和爱默生的女性观有何不同?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对我们深入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至关重要。本文将分析《日冕》杂志的源起和文学主张，然后对爱默生的《友谊》、《女性》和福勒的《19世纪的女性》做互文式细读，以期揭示超验主义文学批评的内部关系，并揭示性别身份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超验主义和19世纪女性主义对话的得与失。

一、《日冕》和文学批评的功用

爱默生和福勒交往密切，他们对彼此生活、创作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一个多世纪以来，传记作者和批评家不厌其烦地考证爱默生和福勒交往的每一个细节，挖出了不少宝贵的资料。⑥但是仅停留在史料考据式的生平研究显然还不够。《玛格丽特•福勒研究前景》(ProspectsfortheStudyofMargaretFuller)一文即指出:“他们的关系中还有很多未被研究和未能定论之处。”⑦近年来，福勒/爱默生研究开始出现理论和文化转向。如《女性主义会谈:福勒、爱默生和阅读游戏》(FeministConversations:Fuller，Emerson，andthePlayofReading，1995)就是通过主体性(Subjectivity)和活动(Agency)的概念来解读福勒的翻译实践，探讨福勒和爱默生两人的通信、交谈和文学批评是如何对爱默生的女性主义倾向产生影响。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把二人从“门徒关系”定位为更为平等的“精神伙伴关系”。事实上，爱默生早期对福勒有着巨大的影响。自从1836年7月2日第一次见面以来，他们的交往持续了14年，直到1850年7月福勒因为海难去世。福勒曾这样评价爱默生:“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学到了心灵生活的意义”，因为爱默生让她懂得“心灵是属于自己的领地”。

《19世纪的女性》中的女权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胎于超验主义的“自助”和个人主义思想，譬如福勒书中这段著名的语句:“女人所需要的不是像女人一样行动或统治，而是自然而然的成长，充满智慧地去分辨是非，随心所欲地自在生活，上帝在亚当夏娃离开共同的伊甸园时就赋予了她无穷的力量，现在她只需展示出来。”⑨正是在爱默生的鼎力支持下，福勒掌管了《日冕》杂志，成为超验主义最重要的杂志的第一任主编。她的名字也一度成为“超验主义的同义词”。⑩《日冕》最初的定位并非文学性杂志，而是思想性杂志，是“一本关于精神哲学的杂志”。瑏瑡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一文中，爱默生充满激情地宣告，现在思想改革的春风已经吹到新英格兰了，但在文学领域，文学批评却走在了文学创作的前面。文学批评应该是具有诗意和创新的，因此《日冕》希望能传递一种“把人提升到更高层次的精神”，这个更高的层次即自然的高度。瑏瑢显然，在爱默生看来，文学批评是输入超验主义精神的工具。在同一期发表的《现代文学思考》(ThoughtsonModernLiterature)中，这样的超验主义诉求得到延续。相对于教化性(道德)文学，想象性文学注定只能是二流的，作者也不过是神圣自然规律的容器。文学批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关注文学作品中体现的自然启示，更是起到“督导”(oversee)文学本身的功用。因此，在爱默生看来，文学批评的功能在于运用超越文学的真理来阅读和评价那些转瞬即逝的作品;换言之，文学批评家应当像超验主义者那样，深谙“超越”书籍教化的智慧。瑏瑣爱默生还宣称，现代文学事实上也正在经历某种哲学转向，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从对客观事物的关注，转向对“主体”或心灵的关注。以此而论，文学批评的标准就应该是“主体性”(subjectiveness):好的文学应当把读者引向形而上的“自然”，而非作者或作品本身。现代诗歌的另一大哲学特质是“对无限性的感受”(theFeelingofInfinite)。为了诠释这一特质，爱默生以歌德为反例，认为歌德虽然博学勇敢，忠于事实，但缺乏“道德感受”，只“是现实的诗人，而非理想的诗人”。瑏瑤一言以蔽之，爱默生所赞许的诗人应当敢于挣脱日常生活的羁绊，引导读者回归到与自然的神圣关系中去。如果说《现代文学思考》还仅是在列举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拜伦和雪莱这一批“现代作家”，那么其“姊妹篇”《艺术思考》(ThoughtonArt)则更为直接地输出了超验主义哲学观。瑏瑥爱默生开章明义地指出，统帅一切艺术的准则就是“宇宙之灵”(theUniversalSoul)，也就是超灵(Oversoul)的代名词。他说，为了造出“有用”或者“美丽”的作品，个人必须遵从创造一切的宇宙之灵的安排。瑏瑦因此，艺术家应该“去个人化”，不受党派、习俗、时代的羁绊。总之，爱默生反复强调的是伟大艺术作品应该把读者引入一种“宗教性”的心灵体验中去。为什么爱默生要急于给《日冕》贴上哲学和宗教的标签呢?在《日冕》创办之前，超验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还在不断定义和演进的过程中。所谓的“超验主义俱乐部”虽然定期集会讨论，但在很多人眼中不过是“一群志趣相投者的俱乐部”，成员中“没有哪两个人的想法是相同的”。瑏瑧随着影响的日益扩大，作为超验主义舵手的爱默生迫切地需要为之正名。事实上，早在创刊前就曾有读者去信询问《日冕》杂志的未来定位。爱默生在日记里记录道:“我不得不告诉那些年轻人这本杂志的意旨是文学，而非心理学或者宗教。但无论谁都可以从他们的问题和语气看出，波士顿、坎布里奇和周围地区的人们需要的正是一种宗教。”(JMNVII，341－42)可是福勒却不这样看。她认为《日冕》的目标与其说是“领导公共意见”，还不如说是“提供一个渠道以便于在我们当中萌发一些自由而宁静的思想”，以及“激发每个人对自身进行更为深邃而崇高的思考，让他们看到一些心灵是如何因为睿智的自我托付而葆有生机。”

显然，福勒看重的并不是超验主义所代表的宗教和哲学的革新，而是文化、文学层面上的觉醒，是要用“更高尚的观点”同美国新近出现的商业主义和肤浅庸俗的知识展开对决。瑏瑩爱默生和福勒对《日冕》的这种认识与定位差异，源于他们在超验主义运动中的不同诉求。福勒通过举办定期的“会谈”(Conversation)，期待实现的是她文学和艺术上的抱负，她所寻找的是一个能自由发表意见的论坛。瑐瑠就《日冕》这份刊物而言，福勒追求的就是公正地树立新的文学准则，实践高水准杂志的编辑原则。她曾说:“我选稿的标准是言之有物，即使我个人并不喜欢，因为我觉得一本杂志不仅仅需要符合一部分人的喜好”(FL，III，160－61)。这样的办刊想法在她为《日冕》写的第一篇文章《略论批评者》(AShortEssayonCritics)中体现得十分清楚。在福勒眼中，批评者不仅仅是诗人，他应该同时具备哲学家和观察家的特征。文学批评的用处并不是为作品“贴上标签”(stamp)，而是“过滤”(sift)出好的作品。也就是说，好的批评家不会告诉读者这本书是否值得一读，或者应该读出什么，而是“他自己在里面读到了什么”。

从文学批评出发，福勒思考着这份杂志的命运。她认为，臣服于党派之争的杂志只会逐渐失去影响力，读者需要的是有新意的思考，对生活诚恳的见解，因为“自然是圣灵的文学和艺术作品;而人类文学和艺术则是对它的批评”。瑐瑢可以看出，福勒在本质上是认同超验主义文学观的:文学创作是自然的投射，而自然又是圣灵的外化。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为传播超验主义思想而服务，这也是福勒作为超验主义者的主要标志。正因为此，她主编了《日冕》的前三卷，和爱默生一起将其打造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但同时，福勒又很明确地反对爱默生办杂志的“个人化”标准:“我希望我的品位和喜好比他们的更宽广，而不是更严苛。这是我们的差别之处。”瑐瑣1844年，福勒接受《纽约论坛报》(NewYorkTribune)的职位，离开了波士顿和《日冕》，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她和爱默生的这种内部分歧。瑐瑤归根结底，她始终更加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向往更为广阔的读者群。有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日冕》对福勒是件坏事”，瑐瑥因为编辑工作耗时耗力，还没有薪酬。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三年里，福勒的超验主义文学观得以确立和检验。她在《日冕》发表的《大诉讼:男人与男性;女人与女性》(TheGreatLawsuit:ManversusMen．WomanversusWomen)是《19世纪的女性》的雏形之作，她和爱默生的合作深刻影响着她对社会和个人关系(包括友谊和婚姻)的认识。这也是本文下一节将讨论的话题。

二、超验主义友谊观

如何定义爱默生和福勒之间的关系?从第一次见面之后，爱默生就将福勒称为“我亲爱的朋友”。作为朋友，他们在日后的会面和通信中多次讨论友谊的内涵和意义。在1840年夏天，爱默生终于写成著名的《友谊》(Friendship)一文。批评家们在考证《友谊》的内容时，发现爱默生采用了福勒信件中的许多材料，甚至文章本身就是对福勒批评的“辩护状”。瑐瑦当然，爱默生所讨论和实践的友谊并不是超验主义者们友谊的全部，瑐瑧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笔者通过对比福勒和爱默生在友谊观上的一致和分歧，希望能扩展超验主义友谊的内涵，同时也探究爱默生友谊观所无法摆脱的困局。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友谊和爱、自我、道德这些概念是息息相关的。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Buell)把爱默生的友谊观称为“柏拉图式的”，瑐瑨这亦和超验主义的哲学观一致，因为超验主义其实正是“1842年出现的唯心主义”。瑐瑩将超验主义友谊定义为柏拉图式友谊，这直接表明了它对古希腊友谊精神性的继承。在柏拉图的论述中，友谊(Philia)是超越肉体之爱(Eros)、追寻普世之善的一种形式。爱默生则声明他最憎恨用友谊之名描述“时髦和世俗的关系”，“我们应当赋予彼此的日常需要和人生职责以尊严，并用勇气、智慧和和谐来点缀人生”。瑑瑠友谊何为?爱默生很清楚，超验主义大写的“自助”和扎根于社会关系的友谊看似格格不入。他承认自己“反感社会，拥抱孤独”，而友谊则像上帝赐予的珍宝，源自“我”和朋友们“心中的神灵，”它突破了“个性、关系、年龄、性别和境遇”等重重限制，才找到了彼此(F174)。这种纯洁而真挚的情感所带来的是快乐和平静，因而更为接近“真理”。古典友谊的另一核心内涵是相似性。在亚里士多德讨论的三种友谊中，“拥有相似美德的人之间的友谊”是最值得嘉许的，因为它基于彼此欣赏和良好愿望之上，这种人与朋友的关系就如同“人和他自己”，朋友因而也成为了“另外一个自我”。瑑瑡在《友谊》中，爱默生采用了类似的语言:友人正如心灵的“画像和模仿…我发现一个相似的存在，从高度、品质到好奇心，以非我的形式重现自我”(F179)。自我提升正是爱默生选择进入友谊关系的目的。然而同时，对个人独立的追求又让爱默生对友谊的相似性产生了疑惑，让他怀疑友人本身是一种自在的“悖论”(F179)。因此，他警告人们“一刻都不能忘记做自己”(F181)，但同时又惊叹于友谊所要求的“两个心灵的融合”(F180)。所以，爱默生在《友谊》中呼唤的朋友关系其实是“介于相似和相异之间的折中”(F181)，它只能是超越时空和现实而存在的，或换而言之，它只能是一种超验的体验。用斯蒂芬•亚伯勒(StephenYarbrough)的话总结:“超验主义友谊首先是一种理想化的关系，可以接近但不可以达到，而且就算达到，也不能持久。”瑑瑢不难发现，爱默生关于友谊的陈述凸显了自助和超验的悖论性质，这和德里达读出蒙田的“哦，我的朋友，世上没有朋友”的解构主义内涵颇有几分相似。瑑瑣在一个人拥有超验体验之时，“(他)就成为了神的一部分。亲密友人的名字因而也变得陌生无关:是做兄弟、做浅交、做主仆，都变成无关紧要的事。”瑑瑤但将个性置于共性之前，这是福勒所无法理解的。因此她在通信中一再批评爱默生“灵魂的冷漠”，批评他总是在谈话中像陌生人一样“保持批判距离”(JMN7:509)。在福勒看来，友人之间的情感不应该只是建立在“彼此绝对价值的基础上”，还应包括“性格的投合”。她曾反问，“为什么我要因为朋友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就少爱他一点?”(FL2:321)这其实相当于直接驳斥了爱默生的观点，即“高尚友谊的存在条件是具有独立于这种友谊的能力”(F181)。当然，福勒也赞赏超验主义友谊对自我的提升。在《自传罗曼史》(AutobiographicalRomance)中，她描述了自己和一位英国女性的友谊初体验。因为福勒，这个英国友人“得以实现最好的自我”;反之，“福勒日后所有的成就”也都被这个朋友预判出来。瑑瑥这段友谊不仅基于日常的亲密交往，还有互惠的特质:双方在教堂做礼拜时相遇，这个友人在午后弹奏竖琴，还在福勒伤心哭泣时赠与不凋花。这段友谊的本质在于“分享彼此的存在”，其根源并非“我的美德”，而是保持敏感开放的心态，不被传统、普遍的关系和看法所束缚。瑑瑦这和爱默生式的友谊迥然不同。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友谊观从属于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他强调友谊双方的相似性，而非互惠性。爱默生的看法更像是对亚里士多德友谊镜像论的再诠释:在选择朋友的过程中，人们加深对自我存在的意识。对爱默生而言，友人的镜子折射的是大写的自我:“灵魂用朋友围绕自己，这一来，便可达到更崇高的自我认识和独立状态”(F176)。反过来说，获得友谊的确别无它途，只有完善自我，自己先变成友人(F183)。

爱默生和福勒对友谊的分歧之所以如此尖锐，还因为爱默生继承了古典友谊的男权中心主义传统。在《友谊》中，他写道:“从与自己兄弟灵魂的联盟中，我汲取了快乐与祥和”(F177)。而在终止和福勒友谊讨论的信件中，他对于“兼具感性和理性的女性”交流的感激，恰恰反证了他对“彼此亲密、完美朋友的兄弟关系”的推崇。瑑瑧从这一意义上，爱默生也许并不仅仅是“为非个人化模式的友谊辩护”，瑑瑨而是从根本上认可了同性社交(Homosociality)的传统。接下来，爱默生用典型的性别差异的语言描述道:“我们的构造存在差别。我们使用不同的语言，就像在完全不同的国度出生和成长一样”(L237)。这让人想起爱默生著名的“演讲”(lecture)和福勒同样著名的“会谈”(conversation)，两种交流方式所产生的听众距离有明显的亲疏之分，这也从侧面表现了两性表达和沟通方式的差异。因此，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友谊看似是对包括性别在内的任何社会规范的超越，但事实上，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他定义的友谊并未摆脱婚姻、地位、财富的束缚。在友谊的社会性方面，福勒的观点则更为成熟。她在《贝婷•布伦塔和她的朋友冈德洛德》(BettineBrentanoandHerFriendGünderode)中刻画了两种不同模式的友谊，即布伦特和歌德的异性友谊，以及布伦特和冈德洛德的同性友谊。布伦特和歌德之间的友谊“并不美好”，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平等。在他们的交往中，布伦特变得过于敏感，而歌德和她的交流缺乏真诚与尊重。简而言之，“他们之间不存在真正的满怀感激的感性举动”。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布伦特和女牧师会会员冈德洛德“充满诗意”的同性友谊。双方拥有同样的天赋和美貌，共享“她们最好的思想、最美丽的想象”，不需要“屈尊会见”，因此福勒将之称为“真正的友谊。”瑒瑠究竟是否存在平等的异性友谊?福勒并未直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19世纪的妇女》中，她以英国哲学家威廉•古德温(WilliamGodwin)和女权主义先驱玛丽•伍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necraft)为例，说明平等的友谊在婚姻关系中的必要性，理想的婚姻不仅需要彼此的尊重，更需要爱和支持。瑒瑡与此同时，福勒又非常清楚，在现实生活中古德温这样的男性实属罕见，所以“在当下女性才是彼此最好的帮手”。(WNC172)福勒对于两性差异和交往，进而对女性面临困境的认识，是她的女性身份决定的，同时也是她对爱默生影响最大的地方。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后文对福勒所著的《19世纪的妇女》的讨论窥见一斑。

三、“19世纪的妇女”

1855年9月20日，爱默生应宝琳娜•瑞特•戴维斯(PaulinaWrightDavis)的邀请，参加在波士顿举行的“女性权利大会”(Woman’sRightsConvention)并发表演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参与女性运动。女权主义者对爱默生的演讲期许甚高，受益却比较有限，因为她们不能肯定爱默生“究竟是赞同还是反对(她们)”。瑒瑢这样的困惑并非没有理由。在由演讲稿修改而成的《妇女》(“Woman”)一文中，瑒瑣爱默生赞美“女性是…人类文明的孕育者”，认为女性应该获得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力，并进而指出“毋庸置疑，她们有拥有自己财产的权利…如果妇女要求选举权以及和男性平等的参政权，不应被拒绝”(W406，416)。但另一方面，爱默生又对女性参与社会运动的愿望抱有怀疑:“虽然理论上的公正不应该被否认，但最好的妇女并不希望得到这些……令她们感到厌烦和厌恶的职责”，甚至呼吁“女性应该在男性中寻找监护人”(W418－419)。最后，文章以典型的爱默生个人发展观作为结尾:“男性在变得更加高尚和有品位的同时，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女性素质也能随之得到提高”(W423)。爱默生的论述看似矛盾，实则反映了他对个人参与社会改革和运动的保守主义态度。他不仅谢绝参与乔治•瑞普利(GeorgeRipley)声势浩大的乌托邦试验(即“布鲁克农场”)，对梭罗(HenryDavidThoreau)投身的废奴运动也是三缄其口。归根结底，爱默生“自助”论的个人主义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他参与激进运动的冲动，这其中自然包括女性运动在内的社会改革。另一方面，当时如火如荼的“反对女性争取选举权运动”也对爱默生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有评论家指出，这也许是爱默生为什么“不认为现在的妇女希望在公共事务中取得平等的权利”的原因之一。瑒瑤不过，必须客观地承认，虽然爱默生对女性在各方面遭受到的歧视和迫害认识不足，但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女性主义姿态还是存在的，也值得后人肯定和激赏。而爱默生之所以会对女性问题有这样的敏感性，之所以会直接声援女性运动，这其实与福勒的影响密不可分。对此，包括茨瓦格(ChristinaZwarg)、吉尔伯特(ArmidaGilbert)、斯蒂尔(JeffreyA．Steele)在内的批评家都有所论述，甚至认为“富勒的观点…直接构成了爱默生女性问题思考的核心”。瑒瑥早期女权主义领袖如伊利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CadyStandon)更是赞扬福勒“维护了女性思考的权力”，称她为“过去33年来女性权利风潮的先驱”。瑒瑦然而，值得细究的是，在女性问题上，爱默生和富勒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观点相似?又在哪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进一步考察《19世纪的妇女》。在早期女性主义运动语境下写成的《19世纪的妇女》原名为《大诉讼:男人与男性;女人与女性》。富勒旨在鼓励男性和女性突破个人成长中的阻碍，实现在现世生活中作为“天使”或“信使”的使命(WNCxiii)。显然，原来的标题更体现了爱默生的“自助”思想。男性不光学会运用“超验主义”的原则解放个人的命运，他们也将同时意识到女性生活的重重限制(WNC24)。也正因为此，这本书被认为是表达了“美国超验主义价值观的核心著作”。

在女性获得平等政治、经济权利的根据和主张上，爱默生和富勒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甚至在对女性气质的描述上也存在类似的局限性。爱默生在《妇女》中写道，女人天生就“感情强烈”，她们比男人“更加容易受伤、更加不坚定、更加脆弱”，然而女人的这种天性又赋予她们“某种神圣化的力量”(W413)。有批评家澄清，爱默生不过表达了在19世纪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本质论”，即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天然的生理和性情差异。瑒瑨毕竟，直到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兴起时，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在这一方面，富勒同样并未超越她的时代，她也没有认识到女人的“女性”特征受到了社会文化的塑形。相反，富勒承认“男性和女性代表一种根本的大二元对立”，并特别强调女性“富于磁性和神秘”的气质。她认为:“我相信女人特别的天赋在于动作的感染力，天生的直觉性和性情的精神性。她的过人之处并不轻易表现在分类和再造中，而是体现在对原因的直觉把握上”(WNC115－116)。如果以当代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来评判，福勒这种对女性气质的描述简直可以说是在质疑女性推理能力和创造能力，代表了赤裸裸的“男权主义话语”。但是，把含有浓厚法律诉求意味的标题换为蕴含历史、社会关怀的“19世纪的妇女”，富勒显然用心良苦。女性在政治上获得和男性同等的权利也许容易，要想真正改变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刻板的女性气质却殊为不易。在对女人天性的认识上，富勒或许比爱默生更为深入。她不光指出性别和“职位、财富、美貌、天才一样，不过是出生时的偶然事件”(WNC337)，还意识到“男性”和“女性”的相对性和流动性，认为“每个个体的成长都是包括两个层次的:男性的和女性的”(WNC115－116)。这种精神上的“雌雄同体”思想是突破两性二元对立壁垒的第一步。在富勒把“女性心灵看作是内心‘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和谐平衡”时，辨明女性气质和女性(以及男性气质和男性)的差异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

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富勒号召当时的女性应该更多发展自己性格中的“男性气质”，以达到个性的平衡。通过书中富勒的化身“米兰达”，《19世纪的妇女》进一步暗示了性别的社会属性。米兰达的父亲“对女性没有感伤的尊敬，但对两性平等深信不疑”，他从小培育女儿独立的性格、清晰的判断力、勇敢忠诚的美德和荣誉感。米兰达成长为独立的女性后，她和周围所有人的交往，不论男女，都以平等为基础，因为“世界对她来说是自由的，而她则自由地栖居其中”(WNC38－39)。米兰达的自由是以超越性别的社会属性为前提的，她的例子似乎证明了性别的束缚并非那么不可挣脱，女性的属性不过是文化教化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富勒提议首先进行教育改革，让男老师来教导女学生，男女之间要建立以“多层次伙伴关系”为友谊模式的婚姻关系，因为在福勒眼中性别和社会角色“基本上无关紧要”。瑓瑠而在这一方面，爱默生显然与福勒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如果说我们可以接受在19世纪早期语境下爱默生所持的性别本质论，那么他所构想的女性社会角色则从根本上背离了福勒，也因此颇为后人诟病。在爱默生看来，对女性来说，“感情生活是第一位的，所以一般而言，她们自己和社会都不赞同为任何职位或者事业放弃一桩合适的婚姻…女性只要做真女性(truewoman)就够了”(W407，626)。这其实相当于对19世纪那些禁锢女性的思想旧调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在这里，爱默生与那些女性主义者的敌人毫无二致，即主张女性秉承“虔诚、纯洁、顾家和驯服”的“真女性气质”(TrueWomanhood)。她们虽然是“人类文明的孕育者”，但那只是因为她们是“母亲”(W415)。换言之，爱默生的性别角色论将女性依然牢牢地规划到私人环境(家庭)中。与此相比，富勒为女性设计了更为多样化的社会角色。她敏锐地感受到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野，并对这种非此即彼的划分提出质疑:“一个人如果不是属于私人领域，就是属于公共领域的。我最喜欢做女人;但是现在的女性气质太狭隘了，不能给我足够的空间。有时候，我真的像女人那样的生活;但在其他时候，我觉得透不过气来”。瑓瑡所以，她鼓励女性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工作，女性可以做“任何工作…如果你愿意，让她们做船长。”(WNC95)她们可以在工厂工作，完全可以胜任医生、画家、音乐家和演员任何一个职业。但对于女性来说，最为现实的两个选择是护士和老师:她们不仅“准备更加充分”，这两个职业也“给她们更好的回报”(WNC222)。不仅因为女性天性温和有耐心，更重要的是这些职业给她们发展、提升自我的机会。可惜的是，福勒的这些论述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爱默生对女性的偏见。他在《玛格丽特•福勒•奥索利回忆录》中依然用真女性的传统来评价福勒，并将福勒的外表描述为“最平庸无奇的”。

在爱默生眼中，她的博学多才显然是不恰当的，所以需要孤傲而多愁善感的性格来加以平衡。瑓瑣至于福勒的职业选择和社会角色，那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在“女人，或者艺术家?”的小标题下，爱默生含蓄地批评道:“她的笔是个不良导体。她写作的时候总是带着几分不屑，觉得试图描写如此热烈和真诚的生活本身是一桩不敬。”瑓瑤在爱默生看来，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福勒主编《日冕》也是不成功的，她最好的角色应该是去主持女人间的沙龙。结语综上所述，福勒作为超验主义者当中的唯一女性，她的真实地位或许长久以来被错误地低估了。福勒与爱默生的友谊关系不仅仅是一段文坛逸事那么简单，它最重要的意义是作为异性友谊的文化个案，体现了19世纪爱默生及其时代和社会所面临的内在缺陷与矛盾。在《日晷》这个超验主义的文化阵地上，福勒是以独立的形象和爱默生站立在一起。当爱默生将传递自己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作为刊物之使命时，福勒却更希望立足于文学革新，以平等倾听的姿态容纳更多的声音进来。而两者这种工作关系上的分歧，其实在更深层次上源自于福勒与爱默生的不同友谊观。爱默生继承了古典主义友谊观的男权传统，他倾心于非我的友人对自我灵魂的完善和提升，却又不甘心在其反社会的自助立场上后撤。在福勒那里，友谊则是基于互惠性的真实社会关系，它与爱默生理想主义的柏拉图友谊大异其趣。而且福勒更加清楚，爱默生的那种同性社交的友谊话语只能停留在概念的玄思中，它难以在现实中生根发芽。所以，作为爱默生的女性友人，福勒虽然在文学思想和社会改良方面对爱默生有很多的影响与启发，但在性别平等的关键议题上两人是无法取得一致的。这种友谊的内在危机同样体现在爱默生对19世纪女性主义运动的暧昧态度上:一方面他赞同女权主义者争取平等的主张，另一方面却又并不信任她们所要争取的社会角色与权利。在这方面福勒则走得更远，她虽然未能摆脱对真女性气质定义的窠臼，却认同性别身份的后天建构性，主张通过建立平等的友谊关系来为女性获得部分男性气质，从而让女性得以进入传统上为男性所主宰的公共领域，获取更广泛的社会角色。可以说，在福勒与爱默生这段友谊个案中，关键的并非两者的相似性，而是其差异性。本文认为，正是这种差异性，体现并定义了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内部所存在的分歧和不足。福勒以其超越时代的远见将超验主义的理论玄思与社会行动结合起来，丰富了超验主义的内涵与外延。她绝非只是爱默生忠实的倾听者，她更是这个美国大思想家最有力的批评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福勒的重新解读与认识才显得殊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