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浙江潮对新文学的催生意义

中国新文学的生成、发展，同借鉴日本文学有着至深关系。中国新文学史上有三个大型留学生群体(苏俄、欧美、日本)，其中以日本留学生群体规模最大，人数最众，以至于郭沫若曾做过这样的表述:“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

此说虽不免过誉，但也大体上反映了中国新文学初期对外来文学的接受状况。从19世纪末，中国便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就在交通便捷、文化同源、国情相近的日本。这批留日学生后来有相当部分从事文学，有的还成为中国现代文坛巨子，这就使得中国新文学与日本文学有着天然的渊源关系。日本近现代文学产生许多新质，主要得益于西方文学新潮的吸收，因此中国作家接受日本文学思潮，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接受了世界文学新潮。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西文化交融中产生的中国新文学深受过“日本的洗礼”，应是有充分依据的。在声势壮阔的日本留学潮中，最引人注目的应是浙江留日作家群体。无论是留日学生人数之多，还是从日本走出的作家日后对中国新文学贡献之大，浙江都是首屈一指的。在19－20世纪之交的文化转型中，浙江学人跨出国门人数之众居于全国上乘，且率先抵达、最为集结的留学地就是日本。在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浙江求是书院等学堂就已开始派遣留学生去日本。20世纪初，浙江官府派遣留学生数量大增。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三次报告》，自癸卯(1903年)三月起至九月止，全国赴日留学生总数1058人，浙江达142人，仅次于面积、人口比浙江大一倍的江苏省(175人)占第二位。〔2〕此后几年，浙江自费留日学生激增，留学生数量更呈持续上涨趋势。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1898－1908)，也是浙江留日潮形成时期。这样，就从浙江走出了一茬又一茬留日学生队伍，同时也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与声势的日本留学生作家群体，其中特别知名的作家就有王国维、钱玄同、周氏(树人、作人)兄弟、许寿裳、蒋百里、沈氏(尹默、兼士、士远)兄弟、郁氏(曼陀、达夫)兄弟、丰子恺、夏丏尊、刘大白等。这个留学生群体日后便成为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重要构成，也成为建构“五四”新文学的中坚力量。审视浙江留日作家群在一个特定时期的生成，主要取决于三层因素。一是缘于“小传统”地域固有的文化精神。浙江作为“面海的中国”的一部分，赋予人们一种乐于外向拓展、积极进取的文化性格。此地文人学士大抵不失“好动”的习性:所谓“子弟胜衣能文词，父兄相与言，命束装负书，以行四方”，〔3〕是对此的生动注脚。因此在一个时期内留学生队伍集结，实由这个区域文化场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所致。特别是在19、20世纪之交文化思潮大裂变、中西文化激烈冲撞之际，这里尤会得风气之先，使外向拓展意识获得加倍张扬的机遇和可能。二是地理区位优势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与日本有地缘和文化上的接近优势，空间距离近，文化也有相似性。维新变法期间张之洞就主张派遣留学生赴日，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而“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其中的理由就是“路近省费”，语言又相近，能够获得“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的效果。

浙江与日本仅一海之隔，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当年赴邻邦日本是来去自由、无需签证，这无疑成为浙江学人留学的首选之地。三是作为东方文化圈中率先接受世界文化新潮的日本，对中国学生特别具有吸引力。近邻的异域新风吹拂，使他们强烈感受到勇迎世界潮流实为当务之急，出洋留学遂成不二选择;而留学日本，同样可以感知世界新潮，日本的可见可及的榜样，使他们受惠甚多，更强固了他们从异域新风中汲取教益的意愿。当年赴日留学生创办的《浙江潮》曾刊登文章急召浙江子弟出国留洋获取“新学”，并开出了“兴国”、“救浙”的方略:“救之之策，则造就人材是也。造之之策，则出洋留学是也。”〔5〕这显然是亲历了近邻“新风”以后获得的感受。浙江留日作家群便是在上述历史文化背景中凸现的。一种自觉的外向拓展意识，和尽力追赶世界文化新潮的强烈意愿，是催动浙江学人历尽艰辛走出国门的最主要驱动力。浙江“留日潮”的形成，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留日学生“寒门”子弟居多，他们大都无显赫家世，也非出身富豪，经济负担相对较轻的日本倒成为他们理想的栖息地，因而也就有了奋发攻读的动力。王国维曾渴慕新学，但“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泱泱”，他终得朋友资助赴日了却其“游学”心愿;周氏兄弟家道中落，“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其“走异路，逃异地”也只能通过官费或自费形式走到日本。这倒是说明了一种精神的力量:浙江留日作家外出求学，并非只是追慕时尚，他们历尽艰辛，远涉重洋，向“洋鬼子”学习，完全是出诸外向拓展意识的自觉，为的满足其吸纳新知之所需。准此，才有他们在留学期间广纳博取世界文化新潮，对学问作穷本溯源的探察与思考，也才有他们以充足的学识储备，在日后中国新文学的开创和建设中的广泛建功。浙江留日作家群对中国新文学的建树，突出地反映在新文学的“发生期”。正是浙江留日作家的先导性文学思想引领了新文学潮流，其文学思想和创作占据着中国新文学的各路要津，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文学的开创者、奠基人，新文学才有实质意义上的“发生”。因此，研究浙江留日作家群的贡献，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便是其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学意义。

论及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不可割断它与其“前夜”时期(晚清)文学已经逐渐显现的“现代性”的紧密联系。就如人们发问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事实确是如此，正是由于在中国新文学“前夜”的预演中，已涌动着一股力求融合世界文化新潮、强烈要求变革的文化潮流，已有一些思想敏锐、目光如炬的改革者开始在文学领域内实施向“现代”方向的冲击，这才有其后声势更壮的新文学运动的到来。这当中，留日“浙江潮”的强势凸现，便形成一种夺目的景观，从中映现着浙江留日群体对新文学不可或缺的催生意义。20世纪初在新旧文化转型之际，一个名之为《浙江潮》的刊物在日本东京创办，应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该刊第1期“发刊词”有云:“(1902年)岁十月，浙江人之留学于东京者百有一人，组织一同乡会。既成，眷念故国其心惻以动，乃谋集众出一杂志，题曰‘浙江潮’”。这是留日“浙江潮”群体“发大声于海上”的一次集中展示，标示着在“二十世纪之大风潮”刚刚到来之际，浙江留日学生便夹带着深重的忧患意识，紧紧抓住新世纪到来的机运作一次激越而悲壮出演的强烈愿望。《浙江潮》发表文章明确宣示要弘扬“浙江省文明之中心点”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要承续“我浙人以干政治界、哲理界、文艺界”的历史担当精神，提出融合世界文化新潮的全新理念:“且将挟其一切哲理，一切艺术，乘此滚滚汩汩飞沙走石二十世纪之潮流，以与世界之文明相激射相交换相融和，放一重五光十色之异彩”，〔7〕不难看出新世纪初新一代浙江学人对世界文化新潮的敏锐感知。从《浙江潮》曾走出鲁迅、周作人、蒋百里、许寿裳等浙籍新文化先驱，他们日后都成为中国新文学的重要开创者。由此显示的意义是，“浙江潮”作为一种象征，其所涵示的文化精神———如滚滚向前流动的“浙江潮”，正标志着包括文学家在内的浙江留日群体挟20世纪文化大潮而进的趋向，他们必当在未来中国新文学的开创和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浙江留日作家在新文学发生“前夜”，就已显露出向“现代”方向发起冲击的努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浙江留日作家群的三位先驱者:王国维和周氏(树人、作人)兄弟。诚如人们已经指出的，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之际，对中国新文学的“新质”有所探究的，正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已有过一段探索历程的王国维和周氏兄弟:王国维“引进西方美学，融汇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艺术理论而自铸体系，奠定了现代纯文学批评的基础”;周氏兄弟则“进一步吸收西方文学理论，形成和提出了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较全面的新文学观，开‘五四’文学思潮先声”。

的确，作为新旧世纪之交率先感受世界文明新风的一代知识分子代表，王国维和周氏兄弟从日本接受世界文化新潮，在历史急切呼唤独具眼力的思想文化改革者时登上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强有力的呼唤者。王国维在旧学的环境中长大，有很深的旧学根底。但旧学积累之深，也使他生出许多怀疑精神，因而从年轻时代开始即倾慕西学，企望汲取新学以对旧学有所改造。1901年和1911年，王国维两度留学日本，广泛吸收西学后使他大开眼界，于是就有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建构全新文学观念的执着探究。其对革新中国文学的先导性，突出表现在:他是近代以来系统引进西方美学和文学观念在中国建构“纯文学”理论体系的第一人。之所以能达到如是高度，就在于他具有广纳新学的开阔胸襟和视野。他以新的价值理念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对新旧文化/文学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探讨深入到本质层面，遂有他刷新中国文学理论的大胆探索与尝试。其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揭示文艺的审美本质，形成和提出自己的“纯文学观”，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文以载道”和封建教化文学观提出针锋相对的批评。王国维的“纯文学观”和文学批评思想，带有鲜明的“现代”色彩，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具有显著的先锋性和超前性，其提出的带有体系性的文学思想，标志着我国于古今、中西之间徘徊不前的近代文艺思潮已加速了向“现代”迈进的步伐，它对于中国新文学思潮的催生无疑起着极大的导引作用。周氏兄弟留日期间对新文学的探索，比之于王国维似有更深入、拓展的认识。他们的突出贡献是，能够对已萌生的新的文学思想整合为一种较为系统的新文学观，从而对“新文学”的诞生作出更为急切、热烈的呼唤。与王国维作文学理论研究不同，周氏兄弟赴日留学，开初并非专治文学，他们是从中国旧文学的衰微中，看到了它急需“新生”而有志于“新文学”建设者甚少，因而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了对文学改革和建设的直接介入，周树人的弃医从文便始于其时，周作人始学法政但其所重也在文化/文学思潮方面。他们留日期间的文学理论建树，已见出他们于“新文学”建设早有着预设性思考，许多观点实际上已“开‘五四’文学先声”。从周树人发表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周作人发表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等文中已可看出，他们当时形成的文学观对其后的“五四”新文学革命产生了直接影响。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专论文学，提出了当时较为全面、系统的现代文学观，阐释文学“不可缺者三状:具神思、能感兴、有美致”，揭橥文学的意义是在“趣人心以进于高尚也”等，都给人耳目一新。

无怪乎有此评价:“就引进西方理论以建设中国现代文学观而言，周作人这篇《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具有里程碑的意义。”〔9〕更难能可贵的是:基于改革文学的强烈愿望，他们还看出了“前夜”时期文学改良运动的不彻底性，痛感“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因此主张以更开阔的视野接受世界文化新潮，并热切呼唤“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文化偏至论》)，这实际上已在殷切期盼一场新的文化、文学革命早早到来。有此理论自觉，再跨前一步，对新文学作出更深层次的探究，必促成中国文学向“现代”的全面转型，新文学的发生便是可以期待的。

中国新文学以“五四”为光辉起点。受到“日本洗礼”的留日作家在“五四”新文坛的“建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留日作家中声势最壮且多以文学精粹力量显现的“浙江潮”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是，留日“浙江潮”在新文学起步阶段主导文学新潮的实质性意义就会充分凸显，从而显出其又一种新文学的发生学意义。留日作家透过深切的“日本体验”，完成了接受主体的自我激活，就会在历史提供某种机缘时显示出异乎寻常的表现欲与冲击力，表达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悟，这会有效地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浙江留日作家群于“五四”前后以整体凸显的态势介入新文学运动，他们以在异域接受的以“立人”为基础建立的知识结构、文化视野，用以审视、反观自身的文学世界，必产生强烈的变革要求，形成开拓现代文学的全新理念。其文学思想的先导性，不只是部分观念的更新，而是对整个新文学运动都带有择定方向和路标的意义。这突出地反映在“五四文学”主潮———个性主义思潮的建构上。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开始的。可以说，张扬个性主义思潮，确立“人的文学”观念，是中国新文学诞生期的一股强劲潮流，它对改变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作用，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石。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带有方向性的路标恰恰是由浙江留日作家首先择定的。如前所述，在新文学“前夜”期，个性主义思潮的有力阐扬者，正是受到日本个性主义思潮熏染与启迪的留日作家周氏兄弟等。新文学开创阶段，他们一如既往鼓吹个性主义思潮，不但将以往的“日本体验”激活成建构新文学的创造力，又继续引进日本文学新潮，并将其引入新文学的创建上，遂使文学革命真正落到实处。众所周知，“五四文学”中提倡个性主义思潮、揭示新文学本质的标志性成果，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该文将新文学的本质界定为重新“发现人”，张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要求文学“讲人道，爱人类”，目的在助成人性的健全发展，让文学回到“人”自身那里去，这无疑指示了未来新文学的合理走向。“人的文学”理论一出，曾使许多新文学者茅塞顿开:“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奠定了新文学的形式，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奠定了新文学的内容”;“今后的新文学，应该是周作人所说的‘人的文学’”。〔10〕“人的文学”遂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基本主题。应当指出，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理论，倡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既不同于基督教广济博施、自我牺牲的人道主义，也不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以获得自己良心和道德上的满足为原则的合理的利己主义，更不同于否定自我欲望和自我发展的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其理论来源应出于日本的白桦派。周作人说过:“我的确很受过《白桦》的影响”。

他于1919年写作《人的文学》时，正是以武者小路实笃为代表的提倡“恢复人的尊严、探寻个性发展之路”的白桦派文学理论输入中国后不久，对照其阐述的重“个人”的“人间本位主义”，正同武者提出的“为了人类的成长，首先需要个人的成长”等观点如出一辙，〔12〕很显然他是把白桦派理论加以消化吸收，建构了对中国新文学至为重要的文学观。这里显示的正是留日作家不断吸收日本文学新潮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意义。中国新文学“发生期”即颇流行的各种文学创作思潮，诸如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大都是从西方移植的，这对于我国新文学产生诸多“新质”也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但考究中国文学新潮的接受源，大抵是通过日本这个“中介”，并不直接取自西方，则留日作家引进世界文学新潮、推动新文学发生的意义也不可低估。这当中，浙江留日作家依然担负着引领潮流的角色。最早引入的是写实主义。“写实”、“写实主义”概念，通常认为是从西方引进的，其实这是日本学者从西方的“real•realism”一词中译出的汉字词汇。我国留日学者梁启超、王国维最早使用“写实”一词，而较为系统引进、介绍日本写实主义理论的则是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中，他对“提倡写实主义”的坪内逍遥的理论著作《小说神髓》大加赞赏，具体阐述写实主义的种种特征，对我国新文学早期写实主义的流布产生重要影响。我国第一个大型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力主写实主义，自然也扩大了此种影响，而文研会发起人以浙江留日作家为主体，〔13〕他们热心鼓吹此种思潮当然也可以理解。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取自日本更为明显。浪漫主义思潮在欧洲早已偃旗息鼓，但它却成为19世纪末期日本文学的主潮，到20世纪初仍余波尚存。中国留日学生大都在20世纪初年到日本，其时日本文坛对西方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译介非但没有停顿，反而大有方兴未艾之势。

受到这样一种环境的熏陶，中国留日作家特别钟情于浪漫主义是极为自然的。浙江留日作家的贡献除早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开介绍西方浪漫主义的先河外，另一浪漫文学重镇是郁达夫。郁达夫对日本浪漫文学的移植，包括理论上的介绍和借鉴日本的“私小说”创制别具一格的“自叙传”小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都是最突出的。这些例证从几个侧面印证了浙江留日作家推动文学新潮的作用，其对新文学的催生意义自不可小觑。作为中国新文学“发生期”新兴创作潮流显现的，是浙江留日作家为新文学提供了第一批体现全新文学理念的创作成果，在一种最具实质性的意义层面上显示出对新文学的建构之功。对于留日作家而言，他们在日本获得的最直接的体验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缺失已与世界文学新潮拉开很大的距离，强烈感受到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应当拥有自己的创造才能，文学亦然，文学的更新是“激活现代中国文化创造力”的一种有效途径。这种“日本体验”的深度便有效地转化成了文学创作的深度，从而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体验层次上完成了从异域重返本土进行内在开掘的历程。鲁迅的“日本体验”使其完成了异于他人的以现性为基础的批判型思想家、文学家的建构，他在留日期间即确立弃医从文的意愿，主张以文艺来照亮国民心灵，改良国民性，实现“立人”和建立“人国”的目标，这无疑接通了他其后走向《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等一系列创作的道路。其余浙江留日作家大体上承袭着鲁迅的道路，这决定了他们在建构“五四”新兴形态“人的文学”中有所作为。其它的文学创作也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自由平等、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思潮鼓舞下，表现人的意识的觉醒和人的价值、尊严的被确认。这一股“人的文学”潮流的涌现，无疑对新文学的现代走向产生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