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范文10篇

留日范文篇1

[关键词]留日运动出洋运动

一、留学救国思潮的兴起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他们高呼“师夷长技以制夷”，并选派学生留学西洋。而此时，对日本这个“蕞尔岛国”并未在意，直到甲午战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定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震动了中国朝野。在甲午战争付出惨重代价之后，许多朝野人士纷纷探讨日本迅速强大的原因。大多认为日本兴盛的原因是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文化，所以中国朝野试图从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指出“日本学习欧美，故其强同与欧美。吾若学习欧美如日本，则其强亦如日本然。吾文学风习去欧美甚远，势难直接为之，不若间接学习日本之为便。”于是留学日本以救国的社会思潮兴起了，向日本学习不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张，并成为了中国民众的普遍呼声。

二、清政府鼓励留学日本的政策

20世纪初，清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时期，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为此清政府开始了所谓的变法革新，实行“新政”，并且为了培养“新政”所需的人才，清政府决定采取鼓励留学的政策。而对于清政府来说，法、美等国都是以共和民主为政体，中国是不能效仿的，而日本的“立宪”则可以起到“尊君权”的作用，这种不动摇皇权却又能进入富强之列的方式是清政府所独钟的。于是，清政府极力鼓励到日本留学，将留日作为维护旧体制挽救其灭亡的应急手段。

而且，清政府鼓励留学日本也有其客观的便利条件。“路近省费，可多谴”、“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基于以上这些条件，张之洞总结说：“可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

三、日本朝野欢迎中国女子留日

留日运动的高涨除了清政府的鼓励还有日本政府方面的政策引导。日本政府感觉到，教育中国的留学生是日本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了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鼓励清政府派学生赴日本留学，为中国造就人才，当时日本制造舆论分析道：“支那渴望教育，日本教育家苟趁此时容啄于支那教育问题，握其实权，则日后之在支那，为教育之主动者，知识上之母国，种子一播，则将来万种之权，皆由是而起。”[1]为此，日本政府以“酬彼昔师导之恩义”为由，为留日学生提供学习和生活上的方便，鼓励清政府派学生留学日本。这样，日本成了清政府派送女子留学的首选。日本方面专门为中国女子留学日本设立了一大批学校，如实践女子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等。

四、国内女学兴起，女教师缺乏

在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中，女子是没有教育地位的。到了清末，尤其是甲午战后，随着维新运动的不断发展，西方思想广泛传播，要求女子受教育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认为，没有接受教育的女子不能很好的完成“贤妻良母”的职责，这是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普及女学就要又充足的师资，而当时师资力量的短缺是影响女子教育发展的最大的现实，据《东方杂志》第14卷记载：“前清晚季，风气渐开，远识之士谓女子为国民之母，非教育之不能使尽其重要责任。于是提倡好学，多聘用男教员，殊多不便之处，权为之则无不可，非长久之策也。[2]这非常清晰地描述了当时女学发展，面临师资短缺的现实。1905年以后，清政府明确规定男性不能到女校任教，女教师缺乏的现实更加突出，然而国内教育制度未立，设备落后，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大批的女教员来适应当时蓬勃发展的女学。于是一些人开始主张女子留学，让她们去接受教育以便回国后充实国内师资，“期年回国，即可得无数分任之教员，以应中小学堂之需，而免教习乏才之叹。”[3]五、早期留日学生的倡导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向提倡男尊女卑，女子处在森严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不敢踏出家门半步，更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到19世纪末，维新派领导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他们把兴女学、争女权、争取妇女人权作为他们反封建的旗帜，并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这对封建统治下的女子思想起了开化作用，也使众多的女性认识到要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和尊严。在教育救国思潮涌起的时候，一些女子也认识到接受教育的必要性，“女人在世，要想与男人一样平等的为人，就必须要有做人的精神，有做人的道理。这种精神和道理，就是世上的事业。这事业是必须要学的，不是生来就能的。”[4]“中国女子之无权实由于无学，既以无学无权，则欲倡女权，必先兴女学。”在这种思想的倡导下，终于出现了一批敢于打破旧观念的女子，她们勇敢地冲破种种束缚，克服种种困难，求学于异地他乡。清末最早留学留学日本的是一位9岁少女夏循兰，1899年前往日本，就读于日本华族学校，此后，前往日本留学的女子络绎不绝。

一些较早到日本留学的女生还积极倡导国内女子留学日本，例如秋瑾。她看到了日本教育的发达之处，所以她大力倡导女子留日，她指出“东洋女学之兴，日见其盛，人人皆执一艺以谋身，上可以扶助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无坐食之人，其国焉能不强焉？我诸姐妹如有此志，非游学日本不可；如愿来妹处，俱可照拂一切。”留日女生还创办刊物，发表文章，劝国内女子留学日本，如陈彦安的《劝女子留学说》，何香凝的《敬告我同胞姐妹》等，这些文章都呼吁国内的妇女同胞渡外求学，她们的呼吁使许多女子纷纷东渡日本求学。

综上所述，这些原因促使了清末女子走出国门，东渡日本，掀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女子留日是这次留日运动的奇葩，构成了清末留日运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清末的女子留日是中国妇女走向世界的开始，它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从无组织状态走向了有组织的留学活动。留日女生通过组建社团，创办报刊等活动宣传教育思想，主张男女平等。她们是中国女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先锋军，在把国外新思想引入国内的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妇女的风采。

参考文献

[1]黄福庆：《清末留日女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版，87页

[2]《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1917年）

[3]《南洋驻日监督沈兆禀安徽巡抚公文》，《直隶教育杂志》1905年第4期

留日范文篇2

一、留学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传播主体

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20世纪初，终于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个阶段的留学生多以翻译为主，偏重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尽管个别有志之士(如陈独秀、)试图以马克思思想结合中国斗争实际，但观点零碎，不成体系。例如张奚若就曾嘲笑《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sm的实在政策，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其中一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2］第二个阶段始于留日社团的“革命文学”，终于左联成立。留日社团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主，社员多是在日本学习多年的留学生，思想激进、年轻气盛，接受了日本左翼思想，对国内文坛充斥的各种虚无思想反感。认为“我国的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愿以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3］他们以文学为大旗，对他们认为的“黑暗文艺状态”发起猛烈攻击。为了迅速打响名气，两社成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当时的文坛前辈(如鲁迅、胡适等人)进行了尖刻的批判，在文艺界引起了轰动。尽管以攻击文坛名宿来换取名声的做法不甚光彩，但留日学生的文学活动的确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内容。茅盾曾回忆到:“在那时候，有系统地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说还没有开始，创造社和太阳社首先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步知识，并且强调了文艺应当为革命服务，作家应当站定革命的立场、表现革命斗争等等。对于当时的文学运动起了重大的作用。”［4］第三个阶段即左联时期。因左联是在创造社、太阳社的基础上成立，所以留日学生仍占了联盟的大部分席位。左联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观点通过留学生的文学活动得到推广，但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完备的体系。左联成立后，明确提出了文艺活动的指导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且确立了一个对中国发展影响深远的命题:走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这期间的文学活动较之前两个阶段有明显特色，即马克思文论的思想不再只是一种社会思潮，而是文艺界的领导思想。左联专门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小组，组织留学生翻译马恩原著，通过理性的讨论和现实的创作，使马克思主义文论显露出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特质，实现了其中国化的过程。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并不是突然而发，而是循序渐进、层层深入的。鉴于异域文化思潮的传播需要精通异域语言和本土文化的人，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和整理，使之脱离水土不服的地方，与中国社会现实彻底结合，走中国化的发展道路，留学生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这个重任。尽管国内学者(如茅盾、冯雪峰等人)都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推广和传播做出过贡献，但也要看到，他们不是纯粹的足不出户的学者，而是视野开阔、对外来文化很感兴趣并接受过系统学习、熟悉外国语言的人。整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留学生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左联时期的留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抽象的、植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理论体系，与国内民众之间存在极大的鸿沟，文学理论不成体系，散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作品中。所以，要想让普通的民众接受与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之间需要一种传播媒介。这种媒介通过自我转化与更新，将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化的形式顺利地转移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从而完成大众化的过程。”［5］这个媒介工具就是左联的留学生。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阵地，留学生成为最重要的一支力量。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对现实主义的表述，一般以恩格斯给敏•考茨基的书信为经典。即“……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6］这种理论传入中国后，在国内思想界受到广泛欢迎。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文学承载教化的功能自古有之，“文以载道”已是文化内核，根植于文人心灵当中。二是上世纪30年代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需要现实主义摇旗呐喊，杀出一条新的血路。在这条道路上，留学生中的优秀个体和群体都在自觉地为之努力。作为老一代留日学生和左联的灵魂人物，鲁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有益贡献。埃德加•斯诺曾经赞美他是中国的伏尔泰，认为鲁迅之于中国，其历史上的重要更甚于文学上的。他“不甘于仅仅做一个文人……在民族史上占有光荣一页”。［7］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运动后，鲁迅对黑暗的社会有了深切的了解，希望能用手中的笔，像匕首一样投进反动者的胸膛。他的作品针砭时弊、痛斥社会黑暗，被当政派所嫉恨，而这正是马克思的现实主义对文学作品的最高要求。鲁迅的影响是空前的，但太阳社、创造社的留日青年却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对他进行恶毒攻击，称他抛却现实，“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和绍兴师爷卑劣侦探一样的观察，这期间藏了怎样阴险刻毒的心”;是中国的“唐•吉可德”，作品属于“趣味文学”。［8］这些言论不但全盘否定了鲁迅在“五四”新文学中的成就，而且把他视作革命的对立面加以评判。鲁迅是一名斗士，当然不可能对此说法屈服。在年轻学者的围攻下，鲁迅开始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他曾感慨地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9］1928年鲁迅主编了《奔流》杂志，通过登载俄国作家托洛茨基等人关于苏俄文艺批评的对话，鲁迅逐渐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基于个人的观察和体悟，针对当时喧嚣一时的革命文学，鲁迅表达过个人的看法:“我相信文艺思潮无论变到怎样，而艺术本身有无限的价值等级存在，这是不得否认的……我觉得许多提倡革命文学的所谓革命文艺家，也许是把表现人生这句话误解了。他们也许以为19世纪以来的文艺，所表现的都是现实人生，在那里面，含有显著的时代精神!”［10］鲁迅对文学的反思也体现在后来的行为上。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提出作家应“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明白革命情况，目的为了工农大众、战线统一”［11］等观点，为未来的工作奠定了理论方针。与同时代学者有区别的是，鲁迅在严酷的斗争现实基础上承认文学的阶级性、文学的人性、文学的政治性等观点，但理解更深，可谓是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拔高解释。但作为党外人士，鲁迅更多的是通过个人影响力推动现实主义的发展，具体的工作则由更为热情、年轻的留日学生周扬与胡风承担。1931年，23岁的周扬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代替冯雪峰成为左联的实际负责人。周扬在现实主义的发展上，针对当时的文艺状况，一直坚持走文学与政治结合的道路。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学为政治服务始终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但把文学与政治直接捆绑在一起销售，却是始于左联，成于周扬。周扬在政治方面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一方面，左联当时受党的直接领导，而周扬是党在文艺政策方面的代言人，他的文艺理论从创建到完成，都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另一方面，左翼自成立之后，上有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中有自由主义的批判，下有内部成员的宗派矛盾，领导的压力很大。“周扬对当时左翼文学的寄望重点在于解决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提升普罗文学的战斗力，击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学的影响与进攻，身处特定年代的周扬不能不考虑当时左翼革命文学所面对的敌对阵营的挑战，以及左翼革命文学内部的分歧，因此，他偏向于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推进左翼文学的革命性与阶级性的理论”。［12］在带领左联与自由人、第三种人展开文字论争时，周扬把现实主义的政治因素发挥到了极致。1932年，留日学生、自称“第三种人”的胡秋原对左联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观点极为不满，对此提出质疑。自由主义作家苏汶也撰文支持，认为“创作的标准不只是正确，更应该考虑真实，如果文学所表现的生活是真实的，那么，就必然地可以从现实生活的错误和矛盾中引出生活必须另行创造的结论来。”［13］反对文学上的干涉主义，要求给作家充分的创作自由。尽管胡、苏的观点从现在看有进步意义，但在时代背景下，客观上与主张阶级论的革命主潮相抵触，引起了左联的集体围攻。鲁迅带头写出了《论第三种人》的文章，周扬、瞿秋白、冯雪峰都撰文批评胡、苏。即使苏汶发文承认左联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也未得到左联同仁的理解，而是继续加大了批判力度，最后以苏汶、胡秋原罢战为止。之后，周扬针对现实主义的观点写出了一系列文章，如《文学的真实性》《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等。1935年，周扬在《现实主义试论》中对现实主义做了详细的论述，对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对艺术的典型性及真实性、创作方法、反映的世界观等问题都展开了论述，其中心仍然是文学为现实服务，构建出了风格鲜明的现实主义理论。这也是左联在文学运动中第一次完整系统的理论成就。胡风的现实主义观点来源于真实的斗争与个体成长的感悟。胡风1929年到日本庆应大学学习，与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因缘结识，对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很推崇。胡风知识渊博，有深厚的文学理论修养，对马克思主义怀有满腔热忱和忠实信念。1933年回国后加入左联，成为鲁迅的得力助手。如果说，周扬式的现实主义更多的遵从党内斗争需要，照搬前苏联，那么，胡风的现实主义则更多的遵从内心斗争需要，为之融入了时代特色。上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狼子野心暴露，国共两党斗争加剧，身处乱世的人们既焦灼又无奈，对现实报以悲观态度。胡风的“主观精神论”出现，恰恰是解决社会精神危机的一种方式。在日本学习期间，胡风对“好胜求强，刚忍并存”的日本精神很是敬佩，希望国人也能以主观精神之力量，改变弱国形象，扫荡社会上的消沉之气。因此，胡风在自己的文学观点中，提倡作家对于“血肉的现实进行人生搏斗，不断地进行自我扩张，自我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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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虽不免过誉，但也大体上反映了中国新文学初期对外来文学的接受状况。从19世纪末，中国便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就在交通便捷、文化同源、国情相近的日本。这批留日学生后来有相当部分从事文学，有的还成为中国现代文坛巨子，这就使得中国新文学与日本文学有着天然的渊源关系。日本近现代文学产生许多新质，主要得益于西方文学新潮的吸收，因此中国作家接受日本文学思潮，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接受了世界文学新潮。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西文化交融中产生的中国新文学深受过“日本的洗礼”，应是有充分依据的。在声势壮阔的日本留学潮中，最引人注目的应是浙江留日作家群体。无论是留日学生人数之多，还是从日本走出的作家日后对中国新文学贡献之大，浙江都是首屈一指的。在19－20世纪之交的文化转型中，浙江学人跨出国门人数之众居于全国上乘，且率先抵达、最为集结的留学地就是日本。在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浙江求是书院等学堂就已开始派遣留学生去日本。20世纪初，浙江官府派遣留学生数量大增。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三次报告》，自癸卯(1903年)三月起至九月止，全国赴日留学生总数1058人，浙江达142人，仅次于面积、人口比浙江大一倍的江苏省(175人)占第二位。〔2〕此后几年，浙江自费留日学生激增，留学生数量更呈持续上涨趋势。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1898－1908)，也是浙江留日潮形成时期。这样，就从浙江走出了一茬又一茬留日学生队伍，同时也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与声势的日本留学生作家群体，其中特别知名的作家就有王国维、钱玄同、周氏(树人、作人)兄弟、许寿裳、蒋百里、沈氏(尹默、兼士、士远)兄弟、郁氏(曼陀、达夫)兄弟、丰子恺、夏丏尊、刘大白等。这个留学生群体日后便成为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重要构成，也成为建构“五四”新文学的中坚力量。审视浙江留日作家群在一个特定时期的生成，主要取决于三层因素。一是缘于“小传统”地域固有的文化精神。浙江作为“面海的中国”的一部分，赋予人们一种乐于外向拓展、积极进取的文化性格。此地文人学士大抵不失“好动”的习性:所谓“子弟胜衣能文词，父兄相与言，命束装负书，以行四方”，〔3〕是对此的生动注脚。因此在一个时期内留学生队伍集结，实由这个区域文化场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所致。特别是在19、20世纪之交文化思潮大裂变、中西文化激烈冲撞之际，这里尤会得风气之先，使外向拓展意识获得加倍张扬的机遇和可能。二是地理区位优势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与日本有地缘和文化上的接近优势，空间距离近，文化也有相似性。维新变法期间张之洞就主张派遣留学生赴日，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而“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其中的理由就是“路近省费”，语言又相近，能够获得“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的效果。

浙江与日本仅一海之隔，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当年赴邻邦日本是来去自由、无需签证，这无疑成为浙江学人留学的首选之地。三是作为东方文化圈中率先接受世界文化新潮的日本，对中国学生特别具有吸引力。近邻的异域新风吹拂，使他们强烈感受到勇迎世界潮流实为当务之急，出洋留学遂成不二选择;而留学日本，同样可以感知世界新潮，日本的可见可及的榜样，使他们受惠甚多，更强固了他们从异域新风中汲取教益的意愿。当年赴日留学生创办的《浙江潮》曾刊登文章急召浙江子弟出国留洋获取“新学”，并开出了“兴国”、“救浙”的方略:“救之之策，则造就人材是也。造之之策，则出洋留学是也。”〔5〕这显然是亲历了近邻“新风”以后获得的感受。浙江留日作家群便是在上述历史文化背景中凸现的。一种自觉的外向拓展意识，和尽力追赶世界文化新潮的强烈意愿，是催动浙江学人历尽艰辛走出国门的最主要驱动力。浙江“留日潮”的形成，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留日学生“寒门”子弟居多，他们大都无显赫家世，也非出身富豪，经济负担相对较轻的日本倒成为他们理想的栖息地，因而也就有了奋发攻读的动力。王国维曾渴慕新学，但“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泱泱”，他终得朋友资助赴日了却其“游学”心愿;周氏兄弟家道中落，“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其“走异路，逃异地”也只能通过官费或自费形式走到日本。这倒是说明了一种精神的力量:浙江留日作家外出求学，并非只是追慕时尚，他们历尽艰辛，远涉重洋，向“洋鬼子”学习，完全是出诸外向拓展意识的自觉，为的满足其吸纳新知之所需。准此，才有他们在留学期间广纳博取世界文化新潮，对学问作穷本溯源的探察与思考，也才有他们以充足的学识储备，在日后中国新文学的开创和建设中的广泛建功。浙江留日作家群对中国新文学的建树，突出地反映在新文学的“发生期”。正是浙江留日作家的先导性文学思想引领了新文学潮流，其文学思想和创作占据着中国新文学的各路要津，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文学的开创者、奠基人，新文学才有实质意义上的“发生”。因此，研究浙江留日作家群的贡献，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便是其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学意义。

论及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不可割断它与其“前夜”时期(晚清)文学已经逐渐显现的“现代性”的紧密联系。就如人们发问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事实确是如此，正是由于在中国新文学“前夜”的预演中，已涌动着一股力求融合世界文化新潮、强烈要求变革的文化潮流，已有一些思想敏锐、目光如炬的改革者开始在文学领域内实施向“现代”方向的冲击，这才有其后声势更壮的新文学运动的到来。这当中，留日“浙江潮”的强势凸现，便形成一种夺目的景观，从中映现着浙江留日群体对新文学不可或缺的催生意义。20世纪初在新旧文化转型之际，一个名之为《浙江潮》的刊物在日本东京创办，应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该刊第1期“发刊词”有云:“(1902年)岁十月，浙江人之留学于东京者百有一人，组织一同乡会。既成，眷念故国其心惻以动，乃谋集众出一杂志，题曰‘浙江潮’”。这是留日“浙江潮”群体“发大声于海上”的一次集中展示，标示着在“二十世纪之大风潮”刚刚到来之际，浙江留日学生便夹带着深重的忧患意识，紧紧抓住新世纪到来的机运作一次激越而悲壮出演的强烈愿望。《浙江潮》发表文章明确宣示要弘扬“浙江省文明之中心点”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要承续“我浙人以干政治界、哲理界、文艺界”的历史担当精神，提出融合世界文化新潮的全新理念:“且将挟其一切哲理，一切艺术，乘此滚滚汩汩飞沙走石二十世纪之潮流，以与世界之文明相激射相交换相融和，放一重五光十色之异彩”，〔7〕不难看出新世纪初新一代浙江学人对世界文化新潮的敏锐感知。从《浙江潮》曾走出鲁迅、周作人、蒋百里、许寿裳等浙籍新文化先驱，他们日后都成为中国新文学的重要开创者。由此显示的意义是，“浙江潮”作为一种象征，其所涵示的文化精神———如滚滚向前流动的“浙江潮”，正标志着包括文学家在内的浙江留日群体挟20世纪文化大潮而进的趋向，他们必当在未来中国新文学的开创和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浙江留日作家在新文学发生“前夜”，就已显露出向“现代”方向发起冲击的努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浙江留日作家群的三位先驱者:王国维和周氏(树人、作人)兄弟。诚如人们已经指出的，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之际，对中国新文学的“新质”有所探究的，正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已有过一段探索历程的王国维和周氏兄弟:王国维“引进西方美学，融汇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艺术理论而自铸体系，奠定了现代纯文学批评的基础”;周氏兄弟则“进一步吸收西方文学理论，形成和提出了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较全面的新文学观，开‘五四’文学思潮先声”。

的确，作为新旧世纪之交率先感受世界文明新风的一代知识分子代表，王国维和周氏兄弟从日本接受世界文化新潮，在历史急切呼唤独具眼力的思想文化改革者时登上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强有力的呼唤者。王国维在旧学的环境中长大，有很深的旧学根底。但旧学积累之深，也使他生出许多怀疑精神，因而从年轻时代开始即倾慕西学，企望汲取新学以对旧学有所改造。1901年和1911年，王国维两度留学日本，广泛吸收西学后使他大开眼界，于是就有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建构全新文学观念的执着探究。其对革新中国文学的先导性，突出表现在:他是近代以来系统引进西方美学和文学观念在中国建构“纯文学”理论体系的第一人。之所以能达到如是高度，就在于他具有广纳新学的开阔胸襟和视野。他以新的价值理念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对新旧文化/文学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探讨深入到本质层面，遂有他刷新中国文学理论的大胆探索与尝试。其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揭示文艺的审美本质，形成和提出自己的“纯文学观”，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文以载道”和封建教化文学观提出针锋相对的批评。王国维的“纯文学观”和文学批评思想，带有鲜明的“现代”色彩，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具有显著的先锋性和超前性，其提出的带有体系性的文学思想，标志着我国于古今、中西之间徘徊不前的近代文艺思潮已加速了向“现代”迈进的步伐，它对于中国新文学思潮的催生无疑起着极大的导引作用。周氏兄弟留日期间对新文学的探索，比之于王国维似有更深入、拓展的认识。他们的突出贡献是，能够对已萌生的新的文学思想整合为一种较为系统的新文学观，从而对“新文学”的诞生作出更为急切、热烈的呼唤。与王国维作文学理论研究不同，周氏兄弟赴日留学，开初并非专治文学，他们是从中国旧文学的衰微中，看到了它急需“新生”而有志于“新文学”建设者甚少，因而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了对文学改革和建设的直接介入，周树人的弃医从文便始于其时，周作人始学法政但其所重也在文化/文学思潮方面。他们留日期间的文学理论建树，已见出他们于“新文学”建设早有着预设性思考，许多观点实际上已“开‘五四’文学先声”。从周树人发表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周作人发表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等文中已可看出，他们当时形成的文学观对其后的“五四”新文学革命产生了直接影响。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专论文学，提出了当时较为全面、系统的现代文学观，阐释文学“不可缺者三状:具神思、能感兴、有美致”，揭橥文学的意义是在“趣人心以进于高尚也”等，都给人耳目一新。

无怪乎有此评价:“就引进西方理论以建设中国现代文学观而言，周作人这篇《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具有里程碑的意义。”〔9〕更难能可贵的是:基于改革文学的强烈愿望，他们还看出了“前夜”时期文学改良运动的不彻底性，痛感“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因此主张以更开阔的视野接受世界文化新潮，并热切呼唤“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文化偏至论》)，这实际上已在殷切期盼一场新的文化、文学革命早早到来。有此理论自觉，再跨前一步，对新文学作出更深层次的探究，必促成中国文学向“现代”的全面转型，新文学的发生便是可以期待的。

中国新文学以“五四”为光辉起点。受到“日本洗礼”的留日作家在“五四”新文坛的“建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留日作家中声势最壮且多以文学精粹力量显现的“浙江潮”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是，留日“浙江潮”在新文学起步阶段主导文学新潮的实质性意义就会充分凸显，从而显出其又一种新文学的发生学意义。留日作家透过深切的“日本体验”，完成了接受主体的自我激活，就会在历史提供某种机缘时显示出异乎寻常的表现欲与冲击力，表达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悟，这会有效地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浙江留日作家群于“五四”前后以整体凸显的态势介入新文学运动，他们以在异域接受的以“立人”为基础建立的知识结构、文化视野，用以审视、反观自身的文学世界，必产生强烈的变革要求，形成开拓现代文学的全新理念。其文学思想的先导性，不只是部分观念的更新，而是对整个新文学运动都带有择定方向和路标的意义。这突出地反映在“五四文学”主潮———个性主义思潮的建构上。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开始的。可以说，张扬个性主义思潮，确立“人的文学”观念，是中国新文学诞生期的一股强劲潮流，它对改变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作用，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石。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带有方向性的路标恰恰是由浙江留日作家首先择定的。如前所述，在新文学“前夜”期，个性主义思潮的有力阐扬者，正是受到日本个性主义思潮熏染与启迪的留日作家周氏兄弟等。新文学开创阶段，他们一如既往鼓吹个性主义思潮，不但将以往的“日本体验”激活成建构新文学的创造力，又继续引进日本文学新潮，并将其引入新文学的创建上，遂使文学革命真正落到实处。众所周知，“五四文学”中提倡个性主义思潮、揭示新文学本质的标志性成果，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该文将新文学的本质界定为重新“发现人”，张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要求文学“讲人道，爱人类”，目的在助成人性的健全发展，让文学回到“人”自身那里去，这无疑指示了未来新文学的合理走向。“人的文学”理论一出，曾使许多新文学者茅塞顿开:“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奠定了新文学的形式，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奠定了新文学的内容”;“今后的新文学，应该是周作人所说的‘人的文学’”。〔10〕“人的文学”遂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基本主题。应当指出，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理论，倡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既不同于基督教广济博施、自我牺牲的人道主义，也不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以获得自己良心和道德上的满足为原则的合理的利己主义，更不同于否定自我欲望和自我发展的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其理论来源应出于日本的白桦派。周作人说过:“我的确很受过《白桦》的影响”。

留日范文篇4

关键词: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留日知识分子；影响

一、何以需要：早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是日本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原产地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不是日本，但是日本是中国革命党的大本营，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路径是日本。在二十世纪初，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入的主要渠道是日本，这并不是偶然。其原因在于:（一）中国与日本的地理位置较近，两国文化背景相似。千百年来，日本将中国看作“先生”，不断学习中国的汉字、文化、制度以及日常习俗等。日本自古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较大，文化背景相似，使用的汉字又是从中国传入日本，因此中国和日本在语境上具有一定的同一性。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写到，中国和日本有一定的汉字基础，日本人从中国学来汉字，根据日本的语境形成自己民族的“大和言觱”（日本语言）。[1]当留日知识分子开始翻译日语的时候，发现日语中除了一些表示语法的助词用假名，动词、形容词、名词等在句子中几乎全部使用汉字。只要了解助词在原文中的用法，调整日文的句子结构就可以理解日文的大意。留日知识分子利用这种“方便”创造了所谓的学习日语的速成方法，将日本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文献翻译成中文版传入中国。（二）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国想通过日本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十九世纪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迅猛发展的同时需要积极寻求对外殖民掠夺与扩张。古老的中国未能幸免，鸦片战争的炮声轰开了清王朝尘封已久的大门，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发动一次次的侵华战争，掠夺土地、勒索“赔款”、设立租界、驻扎军队、划分势力范围，意图获取在华最大利益。“四万万人齐泪下，天涯何处是神州”是当时人们面对民族危亡的真实写照。一些有识之士质疑清政府统治，寻求怎样的发展道路才能振兴中华？在不断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先进的中国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留日知识分子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二十世纪初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人数激增，一些爱国人士怀着雄心壮志，想要摆脱国家的悲惨命运，将希望寄托到西学的浪潮中。[2]日本是东亚地区学习西方文明比较成功的国家，中国想节省人力物力财力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东瀛风土文字，皆中国相近，华人侨富者亦多，翻译易得，便于浏览询问，受益较速，回华较早。”[3]这是张之洞描述当时学习日本的原因。带着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留日知识分子背负着振兴中华的使命，辞别亲友来到日本学习西方文明。然而，这些踌躇满志的留日知识分子，面对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逐渐对封建的政府丧失了信心，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留日知识分子将希望寄托到辛亥革命中，然而历史的讽刺是无情的，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中国并没有实现国富民强。但留日知识分子并没有停止对救国真理的苦苦追寻，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先进的留日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多次前往日本学习，希望能摆脱殖民地半殖民的命运。[4]然而革命的道路光明而又曲折，在“资本主义道路不通”的情况下，他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道路通畅。（三）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广泛传播、接受、并指导日本社会革命的实践。1868年，日本推行一些政策使经济迅速发展，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甲午海战以后，日本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迅速得到了广泛传播。面对工人受到压迫,生活艰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日本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社会问题,一些组织次第结成。东京铁工工会、社会学会等学会组织纷纷建立。1898年，日本社会主义者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片山潜等人在这个研究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政党。虽然这个政党仅仅成立一天，但是这意味着逐渐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一些日本的社会问题在《近世社会主义》著作书籍等和《社会杂志》等期刊杂志论述。[5]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下，1904年，在荷兰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片山潜和俄国代表进行了友好握手，以此反对日俄帝国主义战争。同时期，日本社会主义者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恩格斯传》《马克思传》《资本论》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书籍，这些著作向日本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如春风一般吹遍日本各个角落，这也说明了留日学生的高潮与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日益扩大有一定关联。（四）日本政府开始重视留日中国学生的教育。二十世纪初，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在日本日益扩大，中国留学生到日本留学的人数不断递增。1898年，上田万年发表《关于中国留学生》文章，希望日本政府重视留日中国学生的教育。张之洞在《劝学篇》写到希望中国学生能够到日本留学。1898年，日本向清政府提出留学日本的建议和支持，清政府开始派遣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留学日本逐渐成为一种国策。日本政府开始在各地相继开设日华学堂（1898年）、成城学校（1900年）、东亚商业学校（1901年）等大学预科教育和中等程度教育的学校，重视中国学生在日本的培养。自日本四十届国会以来，其后的四十三届、四十四届、四十五届国会都曾讨论留日学生问题，在国会上议员提出《有关中国人教育的建议案》，强调中国学生的教育，向留日学生提供帮助，促进中日和平。1918年，关和知等人提出《关于日中文化设施之建议案》，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为中国留日学生提供支持和便利。1921年日本国会上提出《关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教育之建议案》，这个建议案要求日本为中国留日学生提供经济援助，并且开放各种学校大门等支持和帮助。近代一些有识之士在中国的改革和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作为革命根据地，日本朝野对梁启超、孙中山等中国的流亡政客采取扶持的态度并提供帮助。

二、何以解读：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

“语境”一词最早由英国人在《意义的意义》一书中提出。目前，学术界对语境含义的理解包括三个方面：文本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背景语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到“语境”的相似范畴的概念“历史环境”，“历史环境”可以理解为包括内外环境的总和。在考察历史进程时我们需要考虑个人和历史环境。[6]明治维新，社会主义思潮首次传入日本，由于日本的语境不同,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带有日式特点。因此，在怎样的语境下解读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一）在怎样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历史环境可以理解内外环境的总和，国际环境和日本的国内环境是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从国际环境看：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上空徘徊无政府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欧洲当时两种社会主义产生强烈分歧，两种社会主义没有清楚界限，日本学者将这两种社会主义思想带回日本。由于语境存在差异，马克思主义术语与日语词汇转换存在空白，需要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据自身理解和日本构词法构造出日本马克思主义术语。从日本的国内环境看：1868年以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日本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工人阶级由1888年13.6万人到1909年增至244万人。[7]由于资本主义的弊端暴露，日本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产生矛盾，工人运动高涨。日本政治环境的宽松使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影响广泛，其中，《日本工人运动》《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都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社会主义运动在日本出现两次高潮。早期的日本社会主义者有以幸德秋水为代表的“硬派”和以片山潜为代表的“软派”。硬派代表幸德秋水主张将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等同起来，宣传无政府主义。软派的村井知至宣扬宗教信仰，在《社会主义》中写到基督教的真善美是人们所追求的，认为社会主义应与宗教思想等同起来。（二）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早期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解读带有日本色彩，主要分为三个方面进行解读。1.对资本主义的解读。片山潜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认为资本家做垂死挣扎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全社会应该消灭资本家。村井知至在《社会主义》中认为资本集中少数人手中，资本主义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资本主义压迫着工人阶级，阻碍社会的发展。村井知至指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日本。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中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社会发生两极分化，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弊端。幸德秋水提出“唯有移地主资本家之一切生产机关,为社会人民所公有而己”，指出社会主义是解决资本主义弊端的唯一途径。[8]日本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弊端，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尽管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不全面和不彻底的。2.对社会主义的解读。幸德秋水认为社会主义是“物质的生产机关即土地资本之公有”，并强调“公有”不是将所有的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实现的形式可以有很多途径。“必公之社会,个人之不能擅夺,固无论矣”，强调社会收入分配要公平。早期社会主义者由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剩余价值理论的介绍不够全面。[9]一些早期社会主义者认为通过仁义道德来实现社会主义，例如幸德秋水主张爱好和平的仁人志士用和平的方式一起致力于社会主义，不主张阶级斗争和革命。但幸德秋水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是仁人志士，而不是无产阶级。幸德秋水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需要仁爱去感化而不是革命，依靠仁人志士。片山潜认为推翻资本主义需要无产阶级革命，主张工人团结一致进行罢工。[10]十月革命后，日本社会主义者多数意识到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3.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解读。由于早期社会主义者对真伪社会主义的界限没有明确，导致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也模糊不清。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中指出，将生产资料从地主、资本家手里夺来交给社会，消灭地主、资本家。但这种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我的社会主义》一文中，片山潜强调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公有，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认识仅从经济学方面着手。武者小路实笃认为未来理想的社会是平等互助和谐的社会，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日本对未来社会主义大多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没有具体理论实现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的源泉。以上对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是早期日本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选择性解读，据日语词汇构成的特点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进行翻译和解读，这种解读会对中国的早期传播产生影响。

三、何以影响：为中国早期传播提供了难得机遇

日本与欧洲社会历史环境不同，这使得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存在语境差异，形成了具有日本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早期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对真伪社会主义的界限模糊不清，将欧洲的社会主义一并传入日本，根据日本实际和主观偏好输入马克思主义文本，形成的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被留日知识分子传入中国，这对中国产生了双向度的影响。（一）从积极方面上看。1.为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增添了活力。近代以来，中国经历战争和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巨大差距。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跃而起，由昔日的学生变为“先生”（老师）。中国一度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态发生了改变，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巨大打击。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学习日本可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2]、辛亥革命虽然以失败告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没有改变，但留日知识群体在思想上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当中国人对西方文明产生质疑，又期待新思想出现，思想上陷入迷惘和彷徨，日本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思想带来了一缕曙光。[11]幸德秋水是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运动家，秋水的思想对留日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同时，留日知识群体受到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面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12]日本著名思想家北一辉认为中国革命思想并非是偶然的，对岸的日本的思想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影响。[13]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开拓了当时爱国留日知识分子的视野，增加了中国革命奋斗的热情。2.大量马克思主义术语输入中国，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期。1898年以后出现了留日学生的翻译书籍，随着翻译书籍的出现，《近世政治史》等中文译本相继出版如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著名作家郭沫若认为中国民众通过日语书籍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汉语书面语言》中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多半是从日语转译过来的。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已经从中国学来了汉字，因此中国和日本有一定的汉字基础。日本人在构词的时候，会将原有的汉字重新组合构成新的词汇，将其注入新的意义进行使用。留日知识分子群体在翻译日语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同时，从日语中直接引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术语。《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一书中介绍了40多个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自日语，说明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借鉴。[14]1896年，“社会’一词在《时务报》上多次出现。1902年，梁启超也多次使用“社会”这个词。1905年，孙中山也在日语中吸收了“社会”这一术语。《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等书籍被一些先进的爱国留日中国学生翻译成中文版，这些书籍为马克思主义术语的中国化提供了参考。留日知识分子通过翻译日文著作输入马克思主义术语，“社会主义”“社会党”等概念成为政治术语，为解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基础。留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思潮盛行的日本学习日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上得到了启蒙，并向中国译介马克思主义文本，为中国输入一整套马克思主义术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前提条件。翻译的本身就是吸收借鉴两国的优秀文化的交流过程，留日知识分子通过对日本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翻译，将日本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环境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参考，为中国革命道路迎来了曙光。（二）从消极方面上看。1.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翻译影响了中国的早期传播。由于早期中国学习西方文明采取学日本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态度，因此，中国学习马克思主义文本也是通过日本的“二传手”来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由于日本翻译的原生态著作需要一段时间，再通过中国留日知识分子翻译同样耗费精力，翻译文本的时间差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效性。《共产党宣言》在日本出版时间是1904年，而中国留日知识分子群体在1908年为东京杂志《天义报》翻译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而《共产党宣言》完整的中文版译本是1920年4月，中日翻译文本的时间差相差4年，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翻译是一种文化的移植，日文版著作进行了文本移植，翻译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中日语境差异的制约与影响。二十世纪初留日知识分子群体都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这既影响又制约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此外，留日知识分子群体由于当时的认知水平和主观需要,一方面，在翻译西方思想的同时会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翻译马克思主义文本，如留日知识分子将日语中“社会主义”术语名词会理解成中国传统文化“大同社会”的思想进行翻译；另一方面，留日知识分子群体的能力水平有限，不是将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日译本都能翻译成中文本,《资本论》第一卷难以短时间译成中文,留日知识分子会将日本学者解读过的《资本论》成果进行翻译，从而节省了翻译时间，降低了翻译难度，因此，留日知识分子对经济学的了解是从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翻译出来。留日知识分子群体接受的不是原生态马克思主义著作，间接通过日本的渠道获得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存在差异，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接受程度。2.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由于二十世纪初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存在语境偏差，导致中国早期留日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偏差。在目的上，最初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是因为日本政府害怕“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日本上空徘徊，采取否定的态度介绍和批判马克思主义。最初在《真政大意》一书中，加藤弘之提到社会主义，其目的为了批判社会主义巩固日本政府的统治。日本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单纯翻译马克思主义文本，而是希望通过日本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有选择性解读从中获得发展思路更加有利于日本发展。政治环境的宽松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的解读，1905年前后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活跃时期，日本国内阶级矛盾加深。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了阶级矛盾，日本社会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文本寻求解决思路，对马克思主义解读具有主观选择性，因此，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解读仅仅限于经济学方面。在内容上，“社会主义”一词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广泛传播，日本在没有弄清真伪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导致带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的色彩的社会主义传入本国，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带有不全面有一定偏差的解读。日本最早宣传社会主义具有基督教思想的色彩,这种真善美感化的社会主义思想引发留日知识分子学生的共鸣。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解读主要将公有制进行解读，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平等自由博爱的带有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色彩的社会。幸德秋水指出资本主义是金钱社会，社会的病源在于分配不公，认为社会主义是社会的资本归人民公有，分配公平。日本社会主义者将经济史观等同于唯物史观，认为只有经济才能决定命运。在途径上，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片面性翻译影响早期留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理解。日本社会主义者认为通过物质精神改造能够推动社会主义的实现。这一思想影响着留日知识分子群体。十月革命后，一些中国留日知识分子群体仍然没有意识到阶级斗争的重要性。1919年以后，陈独秀、等先进的留日知识分子群体才真正认识到阶级斗争这个问题。

四、结语

留日范文篇5

中日邻邦，一衣带水。作为在文化上与古代中国有着渊源关系的日本，其女子教育形态在封建社会中表现出与中国高度的相似性：教育形式均为足不出户的闺阁式教育；教育内容也均以儒家“三从四德”的品德驯育为主，可以说，在封建社会，日本的女子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模仿中国而成的，因而，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两国的女子教育发展水平也较为接近。然而，到了19世纪末，由于推行不同的文化教育政策，两国的女子教育出现了不同的态势，形成了客观上的势差。这种势差成为后来中日两国女子教育模式输入与输出的客观基础。在甲午战争后中国掀起的学习日本的热潮中，通过教育交流的渠道，处于高势中的日本女子教育思想理念、体系制度通过大批东渡游学的学生、一些前往日本进行学务考察的政府官员以及为数不少的日本教员等传播至中国，奠定了中国现代女子教育的模式基础。本文着重探讨近代中日教育交流给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一、中日两国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势差

日本由于明治维新后在教育上实行文明开化政策，于1872年颁布了第一部《学制》，规定不论阶级、性别与出身，到了一定年龄必须上学，所谓“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从而使得日本女子学校教育蓬勃发展起来。据统计，1878年(明治10年)，全日本有1866名女教师，575112名女学生。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女子教育却仍然停滞在“足不出户”的闺阁教育的水平上，只有男孩才可以进入学堂接受教育。在整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中日女子教育的许多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发展水平上的势差。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笔者将这一时期内两国女子教育的一些主要事件发生的年代进行对照列表(见表1)。由表1，我们不难发现，中日两国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中主要的九项事件中，除了教会在中国开办女子学校比在日本要早约26年外，其余八项事件日本均先于中国发生。中日相同事件间年差最大的为43年，最少为7年，平均年差为26．5年。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制度层面还是从女子教育发展的实际层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国女子教育的确已经不再同日而语、等量齐观。昔日从中国引进女子教育思想与内容的日本，到了19世纪末，其女子教育发展已远远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二、中日教育交流与中国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

在几千年自我封闭式社会中，中国女子教育一直是被拒之于学校大门之外的“闺阁式”教育。直到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被轰开以后，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才开始发生无可抗拒的变化，女子教育也开始了其漫长的近代化过程。如果我们把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22年不分性别的学制之确立作为整个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的主要阶段的话，那么应该说在此期间的中西教育交流都对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产生有着相当的作用，而其中影响最为强烈当属甲午战争之后的中日教育交流。以下着重从女子教育思想、女子教育制度以及女子教育实践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中日教育交流促进了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将日本的女子教育发展情形及女子教育思想介绍到中国的主要有两类人员：东游日本的留学生和早先受政府派遣到日本进行学务考察的官员。

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从日本带回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和思想变革。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留日学生对日本女子教育状况和女子教育思想的宣传和传播。

留学生通过自己在日本的亲身经历，自己的所见所思，从日本的教育中得到启示：国家是由一个个国民个体组成的，国民“人人当受教育”。许多留日学生迫切感到中国应重视国民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他们通过报刊等宣传阵地，积极宣传“国民教育，视人才教育尤重，无一人不为国民，即无人不当受国民之教育”。大胆提出要重视女子教育，解放妇女，使妇女成为国家的主人。《女子世界》发刊词说：“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它提出解放妇女的重要途径是普及女子教育，认为：“中国女子不受教育，责在男子；农工商而不受教育，责在士林；士林而不备普通教育，责在乡先生；乡先生殷殷于教育，而不得教育之目的及方针，责在留学界。”一些女留学生更是现身说法，呼吁中国也应提倡女学。曾于1904年留学日本的秋瑾，通过组织女子革命团体、创办女报、发表演说等形式积极宣传女子教育。她主张女子应该受教育，号召二万万女同胞进学堂求学，以增进知识、掌握技术，自己养活自己，从“奴隶”的处境中解放出来。她还把女子受教育作为国家富强的手段。她说：“东洋女学之兴，日见其盛，人人皆执一艺以谋身，上可以扶助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无坐食之人，其国焉能不强也?”她把女子教育作为国家富强的手段，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如果说留日学生对日本女子教育情况的宣传对当时的思想界起到了启蒙作用的话，那么，受政府派遣到日本进行学务考察的官员们的记述则印证了女子教育在日本的发达程度，促进了教育官员们对女子教育问题的思考。

1902年，为制定《学制》，清政府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吴与日本前山阳女学校长望月与三郎讨论过女子教育问题。望月与三郎力陈兴女学的重要性：“固国础之道，在于育英。育英之方法不一，大设学堂，虽谓良法，抑亦末也。欲获人才，须造良家庭。欲得良家庭，须造贤母。贤母养成之道，在教育女子而已。故曰：国家百年之大计，在女子教育。无他，是教育之根本，而实巩固国础之法……贤若孟母，而后有亚圣。世之顽冥者，以之为迂远，徒盛男学堂，以欲养成人才。而入学堂者，其心不纯，其知不明，屈干朽木，何以得为栋梁也。先生明敏，既看破此理，尽贵国百年之长策，可不以女子之教育为急务也哉。”吴汝纶回国后，将日本女子教育发达的情况写入了《东游丛录》，对当时中国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06年，中国派提学使张骞、李宗棠及各省提学使赴日考察学务，为此日本帝国教育学会专门召开了一个由中日双方共同参加的讨论会，会议深入讨论了中国提学使们提出的有关中国教育问题，中心议题是中国教育的普及，日本学者们的意见集中于四个方面：第一是强制推行；第二是培养师资；第三是提倡女学；第四是统一国语。会议的纪要刊登在1906年3月11日的日本教育公报上，这些文字记录反映出，这一时期女子教育问题是中日教育交流中常常涉及到的话题。

总之，无论是留日学生还是东渡日本进行学务考察的政府官员，他们在对中日两国教育的直观比较中，都显露出对日本女子教育发达程度的惊讶与赞赏。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对日本女子教育的情况进行宣传，推动了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2．中日教育交流影响了中国女子教育制度的建立

学制即学校教育制度。它是国家通过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学习年限等来规范和指导教育的实施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学制在本质上是统治者教育意志的集中反映。

我国近代学制始于1902年的《壬寅学制》及两年后颁布的《癸卯学制》，但是，由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思想的影响，尽管此时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女子学校教育的最早形式——教会女子学校和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子学堂已分别于1844年和1897年出现，并且在20世纪初，有相当的女子学堂遍布大部分省，然而，清政府在制定《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这两个学制时，仍然因陈袭旧地将女子教育排除在外。到了1907年《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女子学校的建立才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虽然在这两个章程中女子教育只是被限定在小学和师范这两个有限的范围内，但是，它却使得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有章可循，也有了法律上的保障。其后，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提升了女子教育的层次，开始将女子普通中等教育纳入学制，从此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便纳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最后，1922年的《壬戌学制》不再以性别划分，从而使女子教育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可以说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制度基本形成于1907年至1913年期间。这一阶段也正是清政府全面学习和模仿日本教育的主要阶段。这一时期国内一些教育书刊对日本女子教育的制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不仅使人们了解到日本女子教育的情况，也使人们对日本女子教育制度有了初步认识，为中国女子教育制度的制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1901年由罗振玉、王国维在上海发起创办的《教育世界》杂志，是近代中国最早创刊的教育杂志。此杂志在1901～1903年刊登了大量有关日本学制的译文，成为中国制定近代学制的重要参考资料。其间也刊登有关日本女子教育制度的译文，如《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明治30年)、《高等女学校令》(明治32年2月)、《高等女学校学科及程度规则》(明治32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生徒卒业生服务规则》(明治30年)等。驻日参赞黄遵宪从1879年开始撰写的《日本国志》，1893年访日的黄庆澄所记述的《东游日记》，都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学制和女子教育学制。学制的颁行使日本教育迅速走向普及，当时日本的寻常师范、师范学校等均已男女同校。日本还专门建立了女子师范学校、高等女学校。这使中国人认识到建立女子教育学制的必要，使沉迷于封建传统观念中的中国各界人士大开眼界。

此外，留日学生回国后，对民国初年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改革起了极大的主导作用。由于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因此在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很多留日学生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代领导人物。在教育界，许多留日学生身居要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留日学生中曾经担任过民国教育部长的有：范源濂、黄炎培、汤化龙、汪大燮、汤尔和、黄郛、章士钊等等。此外，各省教育司官员也多为留日学生，如沈钧如(浙江教育司司长)、计宗型(浙江省视学、浙江教育厅长)，胡家祺(山东教育司司长、教育部秘书)、李元鼎(陕西教育司司长)等。在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司(厅)任职的留日学生有权参加全国教育会议，各抒己见，对民国初年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改革产生影响。1912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中，留日学生的教育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实践。该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除大学不设女校不招女生外，普通中学、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均可设立女校。比起1907年的学制，女子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壬子癸丑学制》充分体现了留日学生提倡的教育思想，说明留日学生对制定该学制起了一定的作用，使该学制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壬子癸丑学制》一直沿用至1922年，推动了民国初年教育的发展。

3．中日教育交流对女子教育实践的影响

清末的中日教育交流通过以下三种主要形式对女子教育实践产生影响：女子留学日本，留日学生回国后创办女学，日本教习亲自来中国指导女子教育或任教。

(1)留学日本成为女子求学的一条途径。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中国妇女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封建礼教、道德的严重束缚，没有任何自由权利。少数大家闺秀能受到教育，也不过是在闺中涉猎文史，玩习诗词，在狭小的闺房里度过人生。在20世纪初年的庞大留日学生队伍中，数以千计的女性冲破封建阻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并涌现出像秋瑾、何香凝那样的女中豪杰。据统计，从1901年到1939年，陆续从日本32所学校毕业的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达11966人，其中从14所女子学校毕业的女留学生共222人。这还不包括大批的速成留日学生和学习普通学科的留日生。

当时在东京的一些女校，因中国女留学生迅速增多，还分别成立了中国女子留学生速成科和速成师范学堂，专门接受中国女子留学生。如创办于1899年的实践女学校从1901年起开始接收女留学生，次年，又有10余名中国女子就读于该校，随后，创办者下田歌子便开设了清国女生部。其他如东亚女子学校、成女学校、东京女医学校等也都接收了很多女子留学生。

一些日本教育家还亲自来中国考察中国的教育情况，回国后积极促进日本改进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如实践女学校的创办者下田歌子亲自来到中国，与奉天、湖南、江西等省约定每年接受一定数量的女留学生，进入实践女子学校师范科学习。

虽然女留学生们接受的主要还是封建教育，但毕竟女子留学为她们开辟了一条求学的途径。如东亚女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速成师范学堂，教授普通学科，培养女子师资。该学堂设有本科，修业年限为2年。另外，还设有两个别科：音乐专修科和游戏体操专修科，修业年限为6个月，所学课程主要有修身、日语、教育、英语、数学、地理、历史、家事、图书、音乐、体操游戏等。在学习的过程中，一些西方近代先进思想不可阻挡地冲击着中国女留学生们，使她们开阔眼界，拓宽思路，认识到女学的重要性和振兴女子教育的必要性，进而推动她们创办报刊杂志，撰写文章，极力呼吁女学的重要意义。

(2)留日学生积极兴办女学。清末一些留日学生回国后，因不愿委身于清政府办的新式学堂，纷纷创办学校，其中有女子学校。1905年，杨白民在上海创办了城东女学，该校始设小学，继设幼稚园，师范专修科国文、算术专修科和音乐图书专修科。留日学生周剑南回国后，变卖自己家的田产，于1905年在长沙创办了周南女校，是为湖南第一所女子学校。就读于实践女学校的黄宪诂回国后创立了私立隐珠妇校。另外，1910年王季鲁创办了中国女子体操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培养女子体育师资的学校。

留日学生兴办学校对清政府兴办学堂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对后来创办资产阶级性质的近代化学校积累了办学经验，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照。在客观上也就给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方向、趋势及具体图景等作了一定的示范。

(3)女学的兴起和日本女教习。自1907年《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颁布后，女子学校的建立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并渐有女学校设立。但是，由于中国一向不提倡女子教育，清政府又规定男教师不能在女学校中任教，因此，女学开办之初师资十分匮乏，一般是采取聘用外国女教习的办法解决问题，其中主要以聘用日本女教习为主。据记载1909年前后，聘请日本女教习的学堂有：务本女学堂(上海)、四川女学堂(北京)、慧仙女学堂(北京)、内城女学传习所(北京)、淑慎女学堂(北京)、南京女学堂、南京高等女学校、辨敏女学堂(南京)、安徽女师范学堂(安庆)、惠与女学校(杭州)、湖北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堂(武昌)、成都女子师范学堂、广学官立女子师范学堂(广州)、奉天女子师范学堂、吉林女子师范学堂、福州女子职业学校、毓正女学堂(蒙古喀喇沁)等。可见当时日本女教习在中国分布相当广泛。

根据日本外务省《清国聘本邦人名表》所载，1908年～1910年三年间，日本在华女教习为60人次。较为有名的如河原操子(她原在日本横滨大同中学当教师，后经下田歌子推荐，先转到上海务本女学堂，后任教于蒙古喀喇沁王府的毓正女学堂)、服部宇之吉夫人繁子、岛居龙藏夫人君子等。她们所开课程不仅有日本语，还包括算术、体操、音乐、美术、手工、保姆养成等。日本女教习来华任教，对改变旧中国轻视女子教育的社会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她们开风气之先，走进例属中国男人占据的教育世界，为中国妇女做出了榜样。

留日范文篇6

中日邻邦，一衣带水。作为在文化上与古代中国有着渊源关系的日本，其女子教育形态在封建社会中表现出与中国高度的相似性：教育形式均为足不出户的闺阁式教育；教育内容也均以儒家“三从四德”的品德驯育为主，可以说，在封建社会，日本的女子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模仿中国而成的，因而，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两国的女子教育发展水平也较为接近。然而，到了19世纪末，由于推行不同的文化教育政策，两国的女子教育出现了不同的态势，形成了客观上的势差。这种势差成为后来中日两国女子教育模式输入与输出的客观基础。在甲午战争后中国掀起的学习日本的热潮中，通过教育交流的渠道，处于高势中的日本女子教育思想理念、体系制度通过大批东渡游学的学生、一些前往日本进行学务考察的政府官员以及为数不少的日本教员等传播至中国，奠定了中国现代女子教育的模式基础。本文着重探讨近代中日教育交流给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一、中日两国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势差

日本由于明治维新后在教育上实行文明开化政策，于1872年颁布了第一部《学制》，规定不论阶级、性别与出身，到了一定年龄必须上学，所谓“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从而使得日本女子学校教育蓬勃发展起来。据统计，1878年(明治10年)，全日本有1866名女教师，575112名女学生。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女子教育却仍然停滞在“足不出户”的闺阁教育的水平上，只有男孩才可以进入学堂接受教育。在整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中日女子教育的许多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发展水平上的势差。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笔者将这一时期内两国女子教育的一些主要事件发生的年代进行对照列表(见表1)。由表1，我们不难发现，中日两国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中主要的九项事件中，除了教会在中国开办女子学校比在日本要早约26年外，其余八项事件日本均先于中国发生。中日相同事件间年差最大的为43年，最少为7年，平均年差为26．5年。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制度层面还是从女子教育发展的实际层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国女子教育的确已经不再同日而语、等量齐观。昔日从中国引进女子教育思想与内容的日本，到了19世纪末，其女子教育发展已远远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二、中日教育交流与中国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

在几千年自我封闭式社会中，中国女子教育一直是被拒之于学校大门之外的“闺阁式”教育。直到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被轰开以后，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才开始发生无可抗拒的变化，女子教育也开始了其漫长的近代化过程。如果我们把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22年不分性别的学制之确立作为整个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的主要阶段的话，那么应该说在此期间的中西教育交流都对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产生有着相当的作用，而其中影响最为强烈当属甲午战争之后的中日教育交流。以下着重从女子教育思想、女子教育制度以及女子教育实践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中日教育交流促进了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将日本的女子教育发展情形及女子教育思想介绍到中国的主要有两类人员：东游日本的留学生和早先受政府派遣到日本进行学务考察的官员。

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从日本带回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和思想变革。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留日学生对日本女子教育状况和女子教育思想的宣传和传播。

留学生通过自己在日本的亲身经历，自己的所见所思，从日本的教育中得到启示：国家是由一个个国民个体组成的，国民“人人当受教育”。许多留日学生迫切感到中国应重视国民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他们通过报刊等宣传阵地，积极宣传“国民教育，视人才教育尤重，无一人不为国民，即无人不当受国民之教育”。大胆提出要重视女子教育，解放妇女，使妇女成为国家的主人。《女子世界》发刊词说：“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它提出解放妇女的重要途径是普及女子教育，认为：“中国女子不受教育，责在男子；农工商而不受教育，责在士林；士林而不备普通教育，责在乡先生；乡先生殷殷于教育，而不得教育之目的及方针，责在留学界。”一些女留学生更是现身说法，呼吁中国也应提倡女学。曾于1904年留学日本的秋瑾，通过组织女子革命团体、创办女报、发表演说等形式积极宣传女子教育。她主张女子应该受教育，号召二万万女同胞进学堂求学，以增进知识、掌握技术，自己养活自己，从“奴隶”的处境中解放出来。她还把女子受教育作为国家富强的手段。她说：“东洋女学之兴，日见其盛，人人皆执一艺以谋身，上可以扶助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无坐食之人，其国焉能不强也?”她把女子教育作为国家富强的手段，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如果说留日学生对日本女子教育情况的宣传对当时的思想界起到了启蒙作用的话，那么，受政府派遣到日本进行学务考察的官员们的记述则印证了女子教育在日本的发达程度，促进了教育官员们对女子教育问题的思考。

1902年，为制定《学制》，清政府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吴与日本前山阳女学校长望月与三郎讨论过女子教育问题。望月与三郎力陈兴女学的重要性：“固国础之道，在于育英。育英之方法不一，大设学堂，虽谓良法，抑亦末也。欲获人才，须造良家庭。欲得良家庭，须造贤母。贤母养成之道，在教育女子而已。故曰：国家百年之大计，在女子教育。无他，是教育之根本，而实巩固国础之法……贤若孟母，而后有亚圣。世之顽冥者，以之为迂远，徒盛男学堂，以欲养成人才。而入学堂者，其心不纯，其知不明，屈干朽木，何以得为栋梁也。先生明敏，既看破此理，尽贵国百年之长策，可不以女子之教育为急务也哉。”吴汝纶回国后，将日本女子教育发达的情况写入了《东游丛录》，对当时中国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06年，中国派提学使张骞、李宗棠及各省提学使赴日考察学务，为此日本帝国教育学会专门召开了一个由中日双方共同参加的讨论会，会议深入讨论了中国提学使们提出的有关中国教育问题，中心议题是中国教育的普及，日本学者们的意见集中于四个方面：第一是强制推行；第二是培养师资；第三是提倡女学；第四是统一国语。会议的纪要刊登在1906年3月11日的日本教育公报上，这些文字记录反映出，这一时期女子教育问题是中日教育交流中常常涉及到的话题。

总之，无论是留日学生还是东渡日本进行学务考察的政府官员，他们在对中日两国教育的直观比较中，都显露出对日本女子教育发达程度的惊讶与赞赏。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对日本女子教育的情况进行宣传，推动了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2．中日教育交流影响了中国女子教育制度的建立

学制即学校教育制度。它是国家通过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学习年限等来规范和指导教育的实施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学制在本质上是统治者教育意志的集中反映。

我国近代学制始于1902年的《壬寅学制》及两年后颁布的《癸卯学制》，但是，由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思想的影响，尽管此时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女子学校教育的最早形式——教会女子学校和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子学堂已分别于1844年和1897年出现，并且在20世纪初，有相当的女子学堂遍布大部分省，然而，清政府在制定《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这两个学制时，仍然因陈袭旧地将女子教育排除在外。到了1907年《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女子学校的建立才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虽然在这两个章程中女子教育只是被限定在小学和师范这两个有限的范围内，但是，它却使得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有章可循，也有了法律上的保障。其后，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提升了女子教育的层次，开始将女子普通中等教育纳入学制，从此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便纳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最后，1922年的《壬戌学制》不再以性别划分，从而使女子教育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可以说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制度基本形成于1907年至1913年期间。这一阶段也正是清政府全面学习和模仿日本教育的主要阶段。这一时期国内一些教育书刊对日本女子教育的制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不仅使人们了解到日本女子教育的情况，也使人们对日本女子教育制度有了初步认识，为中国女子教育制度的制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1901年由罗振玉、王国维在上海发起创办的《教育世界》杂志，是近代中国最早创刊的教育杂志。此杂志在1901～1903年刊登了大量有关日本学制的译文，成为中国制定近代学制的重要参考资料。其间也刊登有关日本女子教育制度的译文，如《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明治30年)、《高等女学校令》(明治32年2月)、《高等女学校学科及程度规则》(明治32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生徒卒业生服务规则》(明治30年)等。驻日参赞黄遵宪从1879年开始撰写的《日本国志》，1893年访日的黄庆澄所记述的《东游日记》，都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学制和女子教育学制。学制的颁行使日本教育迅速走向普及，当时日本的寻常师范、师范学校等均已男女同校。日本还专门建立了女子师范学校、高等女学校。这使中国人认识到建立女子教育学制的必要，使沉迷于封建传统观念中的中国各界人士大开眼界。

此外，留日学生回国后，对民国初年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改革起了极大的主导作用。由于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因此在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很多留日学生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代领导人物。在教育界，许多留日学生身居要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留日学生中曾经担任过民国教育部长的有：范源濂、黄炎培、汤化龙、汪大燮、汤尔和、黄郛、章士钊等等。此外，各省教育司官员也多为留日学生，如沈钧如(浙江教育司司长)、计宗型(浙江省视学、浙江教育厅长)，胡家祺(山东教育司司长、教育部秘书)、李元鼎(陕西教育司司长)等。在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司(厅)任职的留日学生有权参加全国教育会议，各抒己见，对民国初年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改革产生影响。1912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中，留日学生的教育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实践。该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除大学不设女校不招女生外，普通中学、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均可设立女校。比起1907年的学制，女子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壬子癸丑学制》充分体现了留日学生提倡的教育思想，说明留日学生对制定该学制起了一定的作用，使该学制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壬子癸丑学制》一直沿用至1922年，推动了民国初年教育的发展。

3．中日教育交流对女子教育实践的影响

清末的中日教育交流通过以下三种主要形式对女子教育实践产生影响：女子留学日本，留日学生回国后创办女学，日本教习亲自来中国指导女子教育或任教。

(1)留学日本成为女子求学的一条途径。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中国妇女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封建礼教、道德的严重束缚，没有任何自由权利。少数大家闺秀能受到教育，也不过是在闺中涉猎文史，玩习诗词，在狭小的闺房里度过人生。在20世纪初年的庞大留日学生队伍中，数以千计的女性冲破封建阻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并涌现出像秋瑾、何香凝那样的女中豪杰。据统计，从1901年到1939年，陆续从日本32所学校毕业的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达11966人，其中从14所女子学校毕业的女留学生共222人。这还不包括大批的速成留日学生和学习普通学科的留日生。

当时在东京的一些女校，因中国女留学生迅速增多，还分别成立了中国女子留学生速成科和速成师范学堂，专门接受中国女子留学生。如创办于1899年的实践女学校从1901年起开始接收女留学生，次年，又有10余名中国女子就读于该校，随后，创办者下田歌子便开设了清国女生部。其他如东亚女子学校、成女学校、东京女医学校等也都接收了很多女子留学生。

一些日本教育家还亲自来中国考察中国的教育情况，回国后积极促进日本改进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如实践女学校的创办者下田歌子亲自来到中国，与奉天、湖南、江西等省约定每年接受一定数量的女留学生，进入实践女子学校师范科学习。

虽然女留学生们接受的主要还是封建教育，但毕竟女子留学为她们开辟了一条求学的途径。如东亚女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速成师范学堂，教授普通学科，培养女子师资。该学堂设有本科，修业年限为2年。另外，还设有两个别科：音乐专修科和游戏体操专修科，修业年限为6个月，所学课程主要有修身、日语、教育、英语、数学、地理、历史、家事、图书、音乐、体操游戏等。在学习的过程中，一些西方近代先进思想不可阻挡地冲击着中国女留学生们，使她们开阔眼界，拓宽思路，认识到女学的重要性和振兴女子教育的必要性，进而推动她们创办报刊杂志，撰写文章，极力呼吁女学的重要意义。

(2)留日学生积极兴办女学。清末一些留日学生回国后，因不愿委身于清政府办的新式学堂，纷纷创办学校，其中有女子学校。1905年，杨白民在上海创办了城东女学，该校始设小学，继设幼稚园，师范专修科国文、算术专修科和音乐图书专修科。留日学生周剑南回国后，变卖自己家的田产，于1905年在长沙创办了周南女校，是为湖南第一所女子学校。就读于实践女学校的黄宪诂回国后创立了私立隐珠妇校。另外，1910年王季鲁创办了中国女子体操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培养女子体育师资的学校。

留日学生兴办学校对清政府兴办学堂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对后来创办资产阶级性质的近代化学校积累了办学经验，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照。在客观上也就给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方向、趋势及具体图景等作了一定的示范。

(3)女学的兴起和日本女教习。自1907年《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颁布后，女子学校的建立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并渐有女学校设立。但是，由于中国一向不提倡女子教育，清政府又规定男教师不能在女学校中任教，因此，女学开办之初师资十分匮乏，一般是采取聘用外国女教习的办法解决问题，其中主要以聘用日本女教习为主。据记载1909年前后，聘请日本女教习的学堂有：务本女学堂(上海)、四川女学堂(北京)、慧仙女学堂(北京)、内城女学传习所(北京)、淑慎女学堂(北京)、南京女学堂、南京高等女学校、辨敏女学堂(南京)、安徽女师范学堂(安庆)、惠与女学校(杭州)、湖北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堂(武昌)、成都女子师范学堂、广学官立女子师范学堂(广州)、奉天女子师范学堂、吉林女子师范学堂、福州女子职业学校、毓正女学堂(蒙古喀喇沁)等。可见当时日本女教习在中国分布相当广泛。

根据日本外务省《清国聘本邦人名表》所载，1908年～1910年三年间，日本在华女教习为60人次。较为有名的如河原操子(她原在日本横滨大同中学当教师，后经下田歌子推荐，先转到上海务本女学堂，后任教于蒙古喀喇沁王府的毓正女学堂)、服部宇之吉夫人繁子、岛居龙藏夫人君子等。她们所开课程不仅有日本语，还包括算术、体操、音乐、美术、手工、保姆养成等。日本女教习来华任教，对改变旧中国轻视女子教育的社会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她们开风气之先，走进例属中国男人占据的教育世界，为中国妇女做出了榜样。

留日范文篇7

1872年，清政府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从上海乘船赴美，拉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的序幕。此前，容闳、黄宽、黄胜三位青年于1847年在传教士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有人以此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肇始。但是，容闳等人留学美国，主要是一种小规模的个人行为，并不是有组织的政府行为。

中国近代留学生派遣和留学教育的兴起，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下起步的。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在民族和社会的双重危机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在《海国图志》这部介绍西方社会和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书中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命题的提出，是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前奏。

1．晚清时期的主要留学教育运动

在晚清时期，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留学运动包括派遣留美幼童、派遣留欧学生、留学日本浪潮，以及派遣庚款留美学生。

1854年，容闳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耶鲁大学）的中国人，从纽约启程回国。他回国后始终坚持“当使后予之人以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的教育理想，推动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形成。1870年，容闳通过丁日昌向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提出了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曾国藩当即表示同意，次年与李鸿章等联名上奏清廷并获准。1872年8月，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在留学生监督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此后三年，每年均按计划派出幼童留美，这四批幼童共120人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代公派留学生。然而，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绝大多数幼童没能按计划完成学业（仅2人大学毕业）而被提前撤回。1881年，剩余94名原留美幼童分三批遣送回国，由容闳提出、洋务派促成的中美教育交流史上的这一项开拓性举措就此功败垂成[2]。

继幼童赴美之后，洋务派主持设立的福建船政局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洋务派创办水师、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堂，以培养海军专门人才，增强海防力量。与此同时，他们提出“造材异域”，通过向造船、驾驶等方面技术先进的法英等欧洲国家派遣留学生，求得其知识技术，进而达到“自强”的目的。1877年初，由李鸿章领衔、三任船政大臣酝酿数年反复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上奏清廷，并获准颁布实施。这份章程详细说明了选派学生出国留学的必要性，明确提出了赴法国学习制造者与赴英国学习驾驶者的留学目标。是年，28名学生和艺徒从福州出发，开始留欧之行。福建船政局的首届留欧学生在1878～1880年间陆续回国，很快成为该局和北洋水师的骨干力量。后来，又陆续派出三届共49名留欧学生。派遣这批留欧学生目的明确，有利于针对需要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采用合适的教学形式。派遣章程还明确规定了华洋监督的职权和责任，对留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3]。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被强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激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甲午战争促使晚清留学教育结束了20多年的徘徊局面，以异常迅猛的态势展开。留学日本成为甲午战争后留学教育的开端，留日学生从1896年的13名迅速增加到1904年的2400余人、1906年的12000多名，形成了规模空前的留日热潮[4]。留日热潮的产生及其发展的原因十分复杂。归结起来，一方面与清政府“以敌为师”、“师日制日”的留学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与日本政府推行的“吸引”政策有关。洋务派的张之洞在1898年《劝学篇》中专设《游学》一章，论述游学日本的必要性。他指出，日本迅速强盛的原因在于有一批出洋留学的人才，他还列出了留学日本的五大优点。是年，清政府将该书颁行全国。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言，力陈留学日本之必要。光绪昭谕军机大臣，确定了派遣留学生并且优先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国策[5]。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以“倍敦友谊”、“代培人才”为幌子，采取“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以达到逐步控制中国的目的。留日学生以读速成科和普通科为主，多学政法专业，习军事者也不少，学习理工科者较少。由于不少留日学生在新思想的影响下，成立了一些以“排满反清”为目标的革命组织，清政府开始调整留日政策，对留日人数和资格水平作出限制，1906年后，留日热潮逐渐消退。转

1908年以后，中国近代留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以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吸引中国留学生为肇端，进而推动留学教育形成了多元化的新局面。1907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国会演说中，建议将所得庚子赔款退还一半，使清政府用于派遣学生赴美留学。这一政策建议产生的背景是，美国向亚太地区扩张，力图扩大其势力范围。加强精神侵略特别是利用教育的作用，对美国扩张其在中国的影响具有战略意义。翌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合批准《豁免中国部分赔款法案》。美国与清政府议定，自赔款开始退还之年起清政府每年遣送学生赴美留学，直至该项退款用完为止。1909年，第一批庚款生程义法、梅贻琦等47人赴美留学。这是继1872年派出首批留美幼童之后，又一次有组织、较大规模的留美学生派遣，预示着新一轮留学欧美高潮的兴起。1909～1911年间，清政府共派出庚款留美学生196人。

[摘要]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留学教育在思想启蒙、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社会变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本文根据我国留学教育的性质和特征，结合近现代史的分期，将近代以来的留学教育分为四个时期，分阶段进行历史回顾，评述各时期的历史贡献或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

留日范文篇8

[关键词]留学教育；高等教育；中国教育

中国留学教育历史悠久，但政府有目的、有计划地制定留学教育政策，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始于19世纪中后期。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留学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为今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一、晚清时期的留学教育（1872～1911年）

1872年，清政府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从上海乘船赴美，拉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的序幕。此前，容闳、黄宽、黄胜三位青年于1847年在传教士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有人以此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肇始。但是，容闳等人留学美国，主要是一种小规模的个人行为，并不是有组织的政府行为。

中国近代留学生派遣和留学教育的兴起，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下起步的。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在民族和社会的双重危机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在《海国图志》这部介绍西方社会和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书中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命题的提出，是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前奏。

1．晚清时期的主要留学教育运动

在晚清时期，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留学运动包括派遣留美幼童、派遣留欧学生、留学日本浪潮，以及派遣庚款留美学生。

1854年，容闳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耶鲁大学）的中国人，从纽约启程回国。他回国后始终坚持“当使后予之人以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的教育理想，推动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形成。1870年，容闳通过丁日昌向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提出了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曾国藩当即表示同意，次年与李鸿章等联名上奏清廷并获准。1872年8月，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在留学生监督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此后三年，每年均按计划派出幼童留美，这四批幼童共120人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代公派留学生。然而，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绝大多数幼童没能按计划完成学业（仅2人大学毕业）而被提前撤回。1881年，剩余94名原留美幼童分三批遣送回国，由容闳提出、洋务派促成的中美教育交流史上的这一项开拓性举措就此功败垂成[2]。

继幼童赴美之后，洋务派主持设立的福建船政局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洋务派创办水师、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堂，以培养海军专门人才，增强海防力量。与此同时，他们提出“造材异域”，通过向造船、驾驶等方面技术先进的法英等欧洲国家派遣留学生，求得其知识技术，进而达到“自强”的目的。1877年初，由李鸿章领衔、三任船政大臣酝酿数年反复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上奏清廷，并获准颁布实施。这份章程详细说明了选派学生出国留学的必要性，明确提出了赴法国学习制造者与赴英国学习驾驶者的留学目标。是年，28名学生和艺徒从福州出发，开始留欧之行。福建船政局的首届留欧学生在1878～1880年间陆续回国，很快成为该局和北洋水师的骨干力量。后来，又陆续派出三届共49名留欧学生。派遣这批留欧学生目的明确，有利于针对需要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采用合适的教学形式。派遣章程还明确规定了华洋监督的职权和责任，对留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3]。

留日范文篇9

[关键词]留学教育；高等教育；中国教育

中国留学教育历史悠久，但政府有目的、有计划地制定留学教育政策，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始于19世纪中后期。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留学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为今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一、晚清时期的留学教育（1872～1911年）

1872年，清政府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从上海乘船赴美，拉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的序幕。此前，容闳、黄宽、黄胜三位青年于1847年在传教士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有人以此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肇始。但是，容闳等人留学美国，主要是一种小规模的个人行为，并不是有组织的政府行为。

中国近代留学生派遣和留学教育的兴起，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下起步的。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在民族和社会的双重危机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在《海国图志》这部介绍西方社会和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书中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命题的提出，是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前奏。

1．晚清时期的主要留学教育运动

在晚清时期，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留学运动包括派遣留美幼童、派遣留欧学生、留学日本浪潮，以及派遣庚款留美学生。

1854年，容闳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耶鲁大学）的中国人，从纽约启程回国。他回国后始终坚持“当使后予之人以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的教育理想，推动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形成。1870年，容闳通过丁日昌向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提出了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曾国藩当即表示同意，次年与李鸿章等联名上奏清廷并获准。1872年8月，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在留学生监督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此后三年，每年均按计划派出幼童留美，这四批幼童共120人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代公派留学生。然而，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绝大多数幼童没能按计划完成学业（仅2人大学毕业）而被提前撤回。1881年，剩余94名原留美幼童分三批遣送回国，由容闳提出、洋务派促成的中美教育交流史上的这一项开拓性举措就此功败垂成[2]。

继幼童赴美之后，洋务派主持设立的福建船政局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洋务派创办水师、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堂，以培养海军专门人才，增强海防力量。与此同时，他们提出“造材异域”，通过向造船、驾驶等方面技术先进的法英等欧洲国家派遣留学生，求得其知识技术，进而达到“自强”的目的。1877年初，由李鸿章领衔、三任船政大臣酝酿数年反复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上奏清廷，并获准颁布实施。这份章程详细说明了选派学生出国留学的必要性，明确提出了赴法国学习制造者与赴英国学习驾驶者的留学目标。是年，28名学生和艺徒从福州出发，开始留欧之行。福建船政局的首届留欧学生在1878～1880年间陆续回国，很快成为该局和北洋水师的骨干力量。后来，又陆续派出三届共49名留欧学生。派遣这批留欧学生目的明确，有利于针对需要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采用合适的教学形式。派遣章程还明确规定了华洋监督的职权和责任，对留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3]。

留日范文篇10

1872年，清政府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从上海乘船赴美，拉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的序幕。此前，容闳、黄宽、黄胜三位青年于1847年在传教士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有人以此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肇始。但是，容闳等人留学美国，主要是一种小规模的个人行为，并不是有组织的政府行为。

中国近代留学生派遣和留学教育的兴起，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下起步的。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在民族和社会的双重危机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在《海国图志》这部介绍西方社会和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书中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命题的提出，是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前奏。

1．晚清时期的主要留学教育运动

在晚清时期，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留学运动包括派遣留美幼童、派遣留欧学生、留学日本浪潮，以及派遣庚款留美学生。

1854年，容闳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耶鲁大学）的中国人，从纽约启程回国。他回国后始终坚持“当使后予之人以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的教育理想，推动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形成。1870年，容闳通过丁日昌向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提出了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曾国藩当即表示同意，次年与李鸿章等联名上奏清廷并获准。1872年8月，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在留学生监督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此后三年，每年均按计划派出幼童留美，这四批幼童共120人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代公派留学生。然而，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绝大多数幼童没能按计划完成学业（仅2人大学毕业）而被提前撤回。1881年，剩余94名原留美幼童分三批遣送回国，由容闳提出、洋务派促成的中美教育交流史上的这一项开拓性举措就此功败垂成[2]。

继幼童赴美之后，洋务派主持设立的福建船政局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洋务派创办水师、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堂，以培养海军专门人才，增强海防力量。与此同时，他们提出“造材异域”，通过向造船、驾驶等方面技术先进的法英等欧洲国家派遣留学生，求得其知识技术，进而达到“自强”的目的。1877年初，由李鸿章领衔、三任船政大臣酝酿数年反复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上奏清廷，并获准颁布实施。这份章程详细说明了选派学生出国留学的必要性，明确提出了赴法国学习制造者与赴英国学习驾驶者的留学目标。是年，28名学生和艺徒从福州出发，开始留欧之行。福建船政局的首届留欧学生在1878～1880年间陆续回国，很快成为该局和北洋水师的骨干力量。后来，又陆续派出三届共49名留欧学生。派遣这批留欧学生目的明确，有利于针对需要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采用合适的教学形式。派遣章程还明确规定了华洋监督的职权和责任，对留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