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高管薪酬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摘要：公司治理方面对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操作的影响正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选取薪酬激励角度，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只有当薪酬超过盈余管理利益所得时，高管薪酬才会发生抑制作用，减少企业管理中的不当操作行为。

关键词：薪酬激励；盈余管理；非线性关系；抑制作用

一、引言

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企业信息的透明度成为利益相关各方的关注焦点，而盈余管理作为企业管理者在会计准则允许范围内修饰真实业绩的重要手段，使利益相关者所接收到的信息的可靠性，成为当前重要的研究方向。大多数研究主要从投资者这一利益相关方的角度考虑盈余管理的动机，而对企业的软条件认识不足。高管薪酬水平直接面向企业管理层，同时也是高管个人特质的重要方面，其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尚不明确。因此，本文基于2010至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高管薪酬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的可能贡献为：首先，从公司治理视角下高管薪酬方面分析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机理。其次，将薪酬的平方项加到回归模型中，以验证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中国对于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权集中度，股权结构越集中，控股股东将侵害少数股东的利益，内部控制效用下降，盈余管理程度提高。金迪[1]基于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时，应用到了双重门槛模型，通过模型改进和滞后变量的应用，发现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U型关系。(二)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卫真[2]等研究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时，大多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抑制作用。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时，高管会得到超过自己不当操作利益所得，其进行盈余管理所需承担的风险也就相对增加，在薪酬足够优厚的情况下，盈余管理操作所得利益就难以平衡潜在风险而使得高管倾向保守策略。在这种理论解释下，势必会存在薪酬激励不足的情况，这样综合来看高管薪酬对盈余管理也存在作用上的临界点，在薪酬不能满足高管修饰业绩所得利益时，薪酬并不一定会具有抑制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0：企业高管薪酬会抑制盈余管理。H1：企业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程度呈非线性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择中国A股上市公司研究样本，数据为年度面板数据，时间序列长度为2010至2017年，各变量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参照以往研究，本文剔除了ST行业、金融业以及存在变量缺失情况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数据量为11720个。(二)研究变量。1.被解释变量——盈余管理(DAit)借鉴王少华、刘小梅等[3]的研究，本文建立Jones模型残差项的估计值(DA)度量盈余管理程度。数值越小，程度越低。其中：∆REV为t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值；A为企业资产总额；PPE为企业固定资产总额；TA为净利润与年末经营活动净流量的差值。2.解释变量——高管薪酬(SAit)借鉴夏宁、陈思楠等[4]对高管薪酬与审计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用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代表高管薪酬水平。3.控制变量(CVit)控制变量选取借鉴金迪等[1]文献，GRO(成长机会)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LEV(债权结构)采用资产负债率，TOP(股权结构)采用持股比例，SIZE(企业规模)采用总资产自然对数。(三)回归模型设定。借鉴金迪等[1]的文献，本文加入高管薪酬的平方项研究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设定回归基本模型如下：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分别在加入高管薪酬(1)和高管薪酬平方项(2)的情况下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到，在加入高管薪酬平方项的情况下，模型可决系数有了提高，控制变量显著性也有所提高。模型(1)中解释变量系数为0.007，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模型(2)中解释变量系数为0.720，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解释变量平方项系数为-5.390，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说明了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并非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而是倒U型关系。五、结语高管薪酬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存在临界点，这有可能取决于薪酬激励的水平是否优厚到超过高管通过盈余管理的利益所得。当高管薪酬并不高时，高管会存在盈余管理修饰业绩获利的动机，而当薪酬足够高时，高管会规避盈余操作的风险，从而产生抑制作用。由此，对于企业内部治理而言，要充分考虑企业与利益相关各方的契约关系，考虑对不同目标和利益的追求，利用逐利行为调整相关方对利益与风险的靠量，减少各方损害企业利益的不当操作。

参考文献：

[1]金迪.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的数据[J].科技和产业,2018,18(7):86-91+95.

[2]卫真.高管薪酬、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相关性研究[J].经济问题,2019(2):116-121+128.

作者:曹泽勇 单位: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