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经济法的理性

中国经济法研究仅有短短的20余载,作为经济法独立性根源的调整对象研究始终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经过多年与民法,行政法学者的争论,经济法调整对象不仅没有萎缩,反而走向体系化,为经济法部门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历史回顾与分析

(一)截然相反的两种回答

对经济法独立调整对象的基本看法,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否定说”。此说认为经济法不具备特有的调整对象,所谓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其它部门的调整对象,经济法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基本部门法。

另一类是“肯定说”,即承认经济法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主要有:1、纵横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内部及其相互之间以及与公民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1];2、密切联系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2]。3、经济协调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特定经济关系[3]。4、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5、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有关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系[5]。6、国家经济调节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因国家调节而引起的,以国家为一方主体的社会关系[6]。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纵深推进,经济法的作用日益重要,“否定论”的观点日渐式微。但是,尽管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论述作了不懈的努力,却仍然无法为其他学者特别是民法、行政法学者所接受。

(二)对几种“肯定说”观点的评析

纵观上述几种肯定观点,他们的论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结构入手,或者从国家对经济运行具有协调,调节,管理和调控等功能的意义上去认知经济法,而没有直接从市场经济本身去理解经济法。

在我国,“纵横统一说”一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它指出,中国经济法主要调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种组织为基本参与者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内的经营协调关系,即经济管理关系,维持公平竞争关系和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而且,这里的“纵”不包括非经济的管理关系,国家意志不直接参与或应由当事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管理关系,“横”不包括公有制组织自由的流转和协作关系,以及其实体权不受国家直接干预的任何经济关系;“统一”是指经济法调整对象是财产因素和行政因素的同一,或者说是经济性和国家意志的统一[7]。这种理论自有高明之处,它指明经济法既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也调整非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但未能说明这种纵横统一关系是平等的民事关系和非平等的行政关系的简单综合,还是对一种新的经济关系的调整。

“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这种经济法观点的经济学基础,可能与凯恩斯修正斯密“政府对自由竞争的任何干预都几乎必然有害”的观点有关。但在市场经济中,究竟是否存在“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呢?需要由国家干预的标准又是什么呢?1、如果在市场经济中存在某种“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则必然也存在不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也就是说不需要调整这种关系的法律,这岂不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种情况与市场经济是背道而驰的。2、怎么判断一种经济关系到底需不需要国家干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主观随意性很大,难以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上达成共识。另外,这也为权力的横行,干预市场经济提供了极好的借口。3、“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应是指一种非原生性的经济关系或称派生性的经济关系。即通过国家干预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如宏观调控关系,社会分配调控关系等。那么,经济法是否不调整原生性经济关系呢?如市场竞争关系,无论国家有无干预,它都存在。难道经济法不调整这种原生性关系吗?显然不能。

我国“协调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8]。此外,“调节说”也大体相同。此说的经济关系乃是指经过国家协调而发生的经济关系,具有非原生性或派生性的特点。并认为此经济关系一方主体是国家。以此说来解释经济法,就有可能排除对企业的组织管理管理关系、市场竞争关系等不依赖于国家协调而原生性地存在的经济关系。因此,此说的外延并不周全。“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要深入探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当直接从市场经济本身入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时,如果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入手,而不深入到反映社会生产力的“物质的生活关系”中去,不从经济关系本身去思考,理论就会不彻底、无法真正认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二、从经济关系的角度探求经济的调整对象

(一)经济关系的变迁及其所需规范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的经济活动中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中的经济关系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变革。第一次是原始的群体化的经济关系,在这种经济关系中,人们相互依存,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这是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原始人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个人无法从恶劣的大自然中获取生活资料,为了生存,必须过群居的生活。在经济关系中,大家只能“相依为命”。在社会控制问题上,正如美国人类学家霍贝尔的精辟论述,“在原始状态里,全体社会成员的关系都是直接的,共同消费非常缺乏的社会必需品,基本的社会秩序是通过原始的社会控制手段来维持的[9]。”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金属器具的使用,个体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大大加强,原始的群体化的经济关系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小生产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劳动者利用自己的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进行生产,生产出的产品自然归其所有,而且,在交换问题上,仅以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即以消费为主要目的。在社会化生产出现之前的个体小生产的经济关系中,很难出现人与人之间为获取利润而形成的共同生产、市场竞争和分享关系,也没有为获取利润而形成的共同生产、市场竞争和分享的再循环关系,也没有保障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须的社会保障关系。传统的公法、私法完全可以调整这种简单的商品经济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当今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关系中,传统的公法、私法仍然起者重要作用。没有物权法、债权法、国家的行政管理,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传统的公法、私法有其存在的必然性。问题的核心是当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出现后,传统的公法、私法就力所不逮,不能对它进行调整了。尽管它们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但囿于其固有的本质,终究鞭长莫及。

第三种经济关系就是现代的、方兴未艾的社会化大生产上的经济关系。这种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群体化的经济关系与原始的群体化经济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打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不同地区的人的群体性组合;它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分工日益精密的必然结果;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计划、有目的、有意识地自觉结合生产的经济关系。这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反映于法律领域就必然产生新的法律规范、法律部门———经济法。早在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国家就制定了工厂法、工场法等,限制资本家无限延长工作日和禁止雇佣童工、限制低价故意雇佣女工等。

马克思当时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工厂法的制定,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式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第一次”的用语,肯定了工厂法与过去的所有法律的根本不同,是一部新型的法律规范,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法的精辟见解和深邃的洞察力。

这种经济关系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未所有的巨大的变革。社会化大生产经济关系克服了个体的体力和智力的局限性,经过系统的整合,产生了1+1>2的效应。人们不是各自为战,而是通力合作,人类的活动范围大为扩展,人类不断地获得自由。在简单的商品经济中,人们从利己的角度出发参与交易或交往,这是一种线性的、平面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经济关系中,劳动者利用自己的劳动力、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去劳动,产品自然归己所有,剩余(或称为增量利益)包含在产品(既得利益或存量利益)之中。物的所有,流转不会增加剩余,人和人之间仅仅是一种存量利益关系,不发生增量利益关系。应当讲清楚,说简单商品经济是一种存量利益关系,并不是说其经济运行中没有产生增量利益,而是生产关系相对简单,“谁生产谁收益”,不存在生产或实现增量利益的关系。由于生产的“孤独性”,就无所谓关系,而市场交易关系或税收关系等,都是在增量利益实现,即转化为存量利益后发生的财产关系,因此也是存量利益关系。

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社会化大生产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进入企业协作创造财富,因此在企业内部就出现了协作创造增量利益和初次分配关系;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必然存在竞争,在经济竞争中,可能遇到损失或丧失自己创造出来的财富的风险,如果经济竞争不能顺利进行,创造财富和再创造财富就会遇到极大障碍,市场主体相应地产生了增量利益实现(市场竞争)关系,以及增量利益的共同创造、市场竞争和分享的再循环关系,社会保障关系。这无疑是一种新的物质利益关系,传统的公私法调整不了,于是经济法应运而生。从经济关系的历史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经济关系需要不同的行为规范。经济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关系的结果。马克思说过:“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0]。”

从此出发,这对我们探求经济法的本质及其调整对象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建构

经济法是社会化大生产经济关系的产物,只有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才会产生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争夺利润的竞争关系,国家因调控过度竞争防治经济危机和资源环境所发生的关系,社会保障关系,以及国与国之间争夺利润的竞争关系等等。一言以蔽之,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就是人们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增量关系。它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增量利益的生产与初次分配关系,由微观经济法调整;二是由人们共同生产出来的增量利益的实现与再分配关系,由宏观经济法调整。

1、微观经济法

微观经济法,主要调整企业内部中生产、分配剩余的关系,其功能是保障企业充满活力和增强企业的实力。

一般说来,现代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发生在企业的投资者、生产者与管理者之间。现代企业是否充满活力和具有竞争力,绝不只取决于外部的市场竞争和价值规律的强制作用,从根本上说,还取决于内部增量利益关系的处理。这种增量利益关系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无论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还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都存在这种增量利益关系。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并不能直接解决创造财富的问题。在现代企业中,不论是资本家还是其他投资者,一旦投资于企业,其资产已经资本化了,他们已不是凭资产所有权来实现其收益权,他们只是取得了对企业的全部资产经营、进行决策的权利,并凭这种决策劳动来分享企业的利润(剩余或增量利益)。企业的投资者和凭借土地所有权收取地租的地主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企业的增量利益(剩余价值)实际上是投资者提供决策劳动、生产者提供直接生产劳动以及企业管理者提供指挥劳动共同创造的。这样我们也可以清楚股权的本质是劳动力权,凭借劳动取得分享增量利益的权利。微观经济法中的企业法首先就应调整好这三者之间的增量利益,以缓和人们各为其利的冲突,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但是,现有的相关的企业法,劳动法、公司法囿于传统观念,在企业内部利益调整方面还做得很不够,需要不断修正。微观经济法主要调整企业的投资者、生产者与管理者之间共同创造增量利益和相应地分配增量利益的关系,这就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可以从利益分配上公正地保障人们的经济发展权,使人们基于对个人利益的关心去促进整个企业的发展,尽量把蛋糕做大,创造出更多的增量利益。

在企业中,增量利益已被创造出来,但能否实现,还得通过市场,通过社会大循环的考验。因此,人们在竞争中的增量利益关系需要调整,即还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法律调整。

2、宏观经济法

宏观经济法,主要调整人们在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竞争中实现并相应地再分配增量利益的关系,也是国家对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增量利益进行再次调整的法。它从社会总资本增值即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的角度来调整各个企业的增量关系,解决企业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其功能是保障整个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和增强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竞争的利弊多很明显:一方面,竞争有利于平等和发展,造成优胜劣汰,使消费者得到实惠,保证人们享受提高生产力带来的种种利益;另一方面竞争也是弱肉强食,必然造成垄断,抑制发展,也必然形成两极分化,从而导致经济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失去普遍性;同时,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竞争还加速资源枯竭和生态平衡,并形成资源、环境和生态危机,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失去持续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正当竞争和正当竞争并存,垄断随着竞争而产生,而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对市场功能的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市场经济秩序的有序化产生阻碍作用。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必然限制甚至剥夺一部分市场主体的经济发展权,使得这部分市场主体的增量利益难以实现。国家对市场的规制必不可少。日本丹宗昭信先生认为经济法的“核心是对市场内的限制自由竞争和阻碍公正竞争的国家规制之法。”在一些国家经济领域,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认为反垄断法保护的法益是社会公共利益,因而在实践中运用强制的行政手段反垄断。笔者认为,反垄断法保护的法益应是市场主体的私益,由增量利益难以实现的市场主体通过反垄断法寻求救济。否则,反垄断法极易变成经济行政法,并有可能出现强势联合瓜分弱势增量利益的局面。

一般而言,竞争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和自然危机,首先表现为个别企业创造的增量利益在社会大循环中难以实现,矛盾不断积累,越来越多的企业难以实现其增量利益,由此造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自然资源也日益陷入不可持续利用状态,出现平均利润下降,生产减慢或停滞,生活质量恶化等趋势。为了解决上述弊端,我们不仅需要宏观调控法,还应进一步运用国有资源和国有资产来调整市场中的增量利益关系,即国家可以直接采用投入的方式,通过加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来促进社会总资本的增值。

社会保障关系实质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增量利益的再分配关系。正如马克思在1875年发表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总产品在进行个人分配之前,应该作若干必要的扣除,包括“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基金”。实际上就是说,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必须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基金,这是实现劳动力再生产和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因此,从根本上说,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是增量利益的再分配,也是增量利益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的“稳定器”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从属于宏观经济法。

对于微观经济法和宏观经济法我们可用一根红线贯串起来,这就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人们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微观经济法表示对这种关系的初次调整,宏观经济法表示对这种关系的再次调整,最终从法律上保障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相对均衡和社会福利提高相结合,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