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岁月时代管理论文

2007年是香港回归十年，一部为十周年献礼的《老港正传》在内地上映，这部40天拍完40年的电影，可谓创造香港电影奇迹，也代表了香港电影速度。从黄秋生所饰演的电影放映员老左眼里，我们依稀目睹了香港几十年来的沧海桑田的变化。

几十年来，香港电影有过往的辉煌，也有过当下的颓败。曾经的小马哥只剩下一个穿风衣的剪影；陈家驹与香港皇家警察一起成了历史名词；黄飞鸿变成了哼哼哈哈的霍元甲；如花已撒手人寰，宁采臣随风而逝，聂小倩红颜不在……我们也在渐渐长大，成熟，变老。我们明知无人禁得起岁月的打磨，却不愿香港电影随我们一起老去。然而，历史的车轮始终向前，碾成了一条永远不变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理。

与青春有关的电影

香港电影是在昏暗幽深的录像厅里，一段与成长平行的青春故事。每个70年代生或80年代初出生的人，估计都有段关于光与影的记忆深藏在内心一隅。李小龙的精武门，小马哥的风衣和牙签，黄飞鸿的无影脚和宝芝林……那一本本大字典一样的录像带里，包裹着一个个玫瑰色的世界。为那里的故事，我们曾欢欣曾流泪。这种挽歌般的抒情一方面让香港电影的过去显得辉煌无比，另一方面也让它与香港电影现在的落寞相形之下更加凄凉。

香港电影可谓在中原沃野边缘生长出来的一种草根奇葩，带有明显岭南文化特色的异样色彩——缺乏强势的国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其实“名分”也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它的香港电影更容易轻装上阵。香港电影曾雄霸东亚市场，打败了毗邻的台湾电影。这其中除了历史与文化的原因，还在于香港电影的多元性和民间性，它富有生气与想象力，一直和大众文化有亲密接触，却保存了一些传统的东西，并争先恐后地推向市场来满足大众口味。

20世纪改革开放到来之际，西方思想源源不断地涌入，一代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失落和困惑。长时间只能看样板戏的内地观众，在异彩纷呈的香港电影面前一下沦陷了。《少林寺》敲开了内地大门，一时万人空巷，创造了观影人数达到5亿人次的神话。随后内地的观众开始“恶补”邵氏和嘉禾的影片，李小龙的《唐山大兄》、《猛龙过江》；成龙的《醉拳》、《师弟出马》……而后来的《英雄本色》系列、《赌神》系列、《倩女幽魂》系列、《黄飞鸿》系列、《逃学威龙》系列……这些给了娱乐生活形式单一的一代人最初的欢乐。

香港电影几乎是一代人最初的文化启蒙，给他们心灵极大的震撼和撞击，成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个人记忆”或共同的“集体记忆”。把香港电影流行仅仅看作是娱乐生活的丰富，这应该是一种思想的固执偏见。

人类学家把人类发展分为英雄引导、传统引导与他人引导。人们在推倒神像和权威的世俗运动中，解构神龛和伟大的同时，也让传统支离破碎。失去了传统的信仰和道德，新的人生目标、价值体系又处于混沌与混乱，造成了人们精神上“无根”。中国人没有了传统，又没了英雄，只能进入他人引导时代。

传播学理论说他人引导意味着传媒引导。香港电影保留了英雄主义和传统观念，成了引导一代人的最初传媒。国人接受香港电影的他人引导却和自己的英雄观和传统观没有隔阂。香港电影帮助一代人重拾传统中一部分仍然能生存的人格理想，比如侠义精神、英雄主义；香港电影帮助一代人了解了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比如商场风云、白道黑道；香港电影告诉一代人还有些东西永远不可以抛弃，比如兄弟情谊、做人原则……香港电影让无所适从的一代人，重新拥有了值得固守和敬畏的事物，在信仰危机的年代及时拥有一种替代品。

丧钟为谁而鸣？

2007年1月25日，见证了香港电影风风雨雨几十年的《电影双周刊》正式消失在期刊市场。这是香港电影的一个很大的损失，也见证了香港电影的一个辉煌时代的谢幕。

2007年1月31日，金像奖主席文隽因故辞了金像奖主席职务。表面原因是在金像奖的电视转播问题上与其他委员的不合而辞职，但是不是这就是全部原因，不得而知。

2007年4月16日，金像奖颁给了张艺谋那装修得金碧辉煌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四项大奖，似乎完成了大华语电影时代的到来的任务！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香港电影葬送掉旧有的辉煌业绩：1997年年产量186部，1998年锐减至85部，随后至今的几年时间逐渐地下降。2006年如果不包括小范围上映仅一天的《生日快乐》，香港电影全年产量只有51部，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量最少的一年。再看票房，即使不计票价不断上涨的因素，早在1982年香港本土电影的票房就达到4亿港元，而去年全年港产电影全部的票房仅为2.75亿港元，甚至比不上一部《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内地的票房。

香港电影老了，新人几乎没什么空间，一批正值黄金期的演员却几近失业边缘，靠着制造绯闻和接拍广告混饭吃。电影里抛头露面的来来去去还是那几张老面孔，刘德华、梁朝伟、成龙……导演还是杜琪峰、尔冬升、刘伟强……他们现在是香港电影中最中坚的力量，在几十年前也是香港电影界的领头羊。这些恰恰昭示着香港电影创作者的严重青黄不接，这也是香港电影最大的困境。

说香港电影老了，根本不算过火。早在90年代中期的香港媒体上已经将其放在了封面上。导演陈嘉上在2004年就说“起来，演员同志们，香港电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黄秋生也说“或许某些导演能够寻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某一些演员也能继续生存下去，但是这并不能代表整个香港电影圈有希望”。

也许张国荣从文华酒店跃下那刻就标志着苟延残喘的香港电影病危了；梅艳芳的英年早逝也宛如香港电影被抬进了危重病房。而《无间道》短暂的轰动，正是香港电影的回光返照的表现，那个香港电影黄金时代就在人们的惋惜中徐徐谢幕。

香港电影的花样年华

香港曾被称为东方的好莱坞，香港电影是电影史上的一个成功的故事。几十年来，这个不足千万人口的弹丸之地，一直拥有全球规模数一数二的电影王国，所制作的影片数量，几乎超越了西方国家；输出的电影数量，也只是仅仅次于美国。与内地和台湾电影相比较，香港汲取了好莱坞电影工业的长处，率先告别了“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取得了宝贵的电影产业化经验，发展了适合大众娱乐消费的新形式。

香港电影拥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和解放时期，香港犹如老辈电影人的避难所，为香港电影埋下了文艺创作的慧根。期间，香港电影尝试了不同类型的创作，值得一提的是犹如老式梦工厂的“邵氏兄弟”，从1925年邵家老大醉翁在上海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到后来邵逸夫于20世纪50年代末临危受命回港救市，邵氏兄弟几十年来独霸香港影坛。直到20世纪70年代，嘉禾崛起才动摇了它的地位。

70年代，香港电影为人所知都是一些夸张的武打和以复仇为主线的功夫片。《唐山大兄》、《精武门》等虎虎生风的拳脚之间，捧红了香港第一个国际巨星——李小龙。随着李小龙陨落，成龙带着他的功夫喜剧片走上电影舞台，《蛇形刁手》、《醉拳》让成龙如日中天。李小龙、成龙这两条形象截然不同的龙，昭示着香港电影的早期形象。

80年代初，香港一群年轻人拍出一批具有强烈现实意义、技巧前卫而视觉效果精致的作品，震撼了香港影视界。随着他们进入电影圈，他们的作品被称为香港电影“新浪潮”。如徐克的《蝶变》、许鞍华的《投奔怒海》、方育平的《父子情》和《半边人》、章国明的《点指兵兵》等。“新浪潮”重塑了香港电影，香港电影也进入了辉煌时期！

整个80年代到90年末，黄金时期的香港电影影片不断涌现，不仅制作水平大幅度提高，而且类型不断开拓。成龙的城市警匪片《警察故事》与历险故事《A计划》，吴宇森的黑帮英雄片《英雄本色》和《喋血双雄》，徐克的民族史诗式的《黄飞鸿》系列，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唐伯虎点秋香》、《九品芝麻官》，王家卫另类风格的《重庆森林》、《春光乍泄》……香港电影风山水起，不仅仅占领了亚洲的票房制高点，而且受到西方观众的赏识。

吴宇森、徐克、周星驰、王晶的电影应该可以代表香港电影的主流，而真正关怀香港社会状况的导演是许鞍华、陈果。许鞍华的电影有一种中国电影少见的苍凉的气息，无论是反映越南难民的《投奔怒海》、表现香港人寻找归宿的《千言万语》，还是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半生缘》，都把人性放到世态炎凉里历练。陈果的电影则是一种强烈的写实，将社会边缘的青年的无助与空虚深刻刻画，《香港制造》拍出了找不到方向的年轻人无奈，《榴莲飘飘》描绘出一个悲惨女孩青春的经历。

王家卫是香港电影里一个另类，他的电影一直散发着意识流般的自由，他用华丽的影像、耀眼的明星、精致的音乐、考究的服装，开拓了一种另类的商业片模式。

现实比电影更有戏剧性，正当成龙、李连杰、周润发、吴宇森在美国大红大紫，徐克、黄志强等导演都迫不及待去了好莱坞淘金时，刚出人头地的香港电影却陷入了困境。

现在每每看到有人面对韩国电影崛起而对香港电影丧失信心时，总会想起那个整个亚洲都在看香港的明星的辉煌，就算是今天韩国最牛的明星，当年都是成龙、周润发的粉丝，如今说起来却有种“白头宫女话玄宗”般隔世。美国学者戴维•波德威尔在《香港电影的秘密》一书里说：“纽约时报影评人对早期进口的一部功夫片有此恶言：‘尽皆过火，尽是癫狂’，当年的辱骂，竟变成今天的荣誉标志。”

偶像的黄昏——后港片时代

香港电影真是近黄昏了吗？学界业界圈内圈外的，懂电影的不懂电影的，都纷纷抛出这个已经问个不休的问题。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韩国电影的崛起导致外部市场的萎缩、专业精英人才的流失与匮乏、资金运作模式陈旧、网络电影下载的盛行、盗版音像制品的肆虐……这些问题导致了香港电影的生产和消费两大环节上的巨大危机，使得香港电影逐渐失去阵地而奄奄一息！

在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电影每年的产量在200多部，有的年份甚至突破300部。但正是这表面的辉煌，让香港电影走进了追求数量不求质量的误区。成龙就坦言，“一个僵尸片成功，他们就拍100部僵尸片；一个英雄片成功就拍100部英雄片”。在当年的黄金时代，周润发一年拍片11部，张曼玉因为一年拍片12部有了“张一打”的外号。一部电影一个月就拍完，没有剧本全靠临场发挥。越来越多的粗制滥造跟风模仿之作严重败坏了观众胃口，也让香港电影必然走向死亡之路。

香港电影，这个代表着一时代辉煌的字眼会不会从此尘封于电影史中？究竟是该执著地拯救还是变通地改变？

2004年初，《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CEPA）正式生效。CEPA意味着香港拍摄的华语影片将不再受进口配额限制即可在内地发行。CEPA并不是香港电影的救命稻草，但却是香港电影一个发展方向，香港电影存活的另一个契机。

据关锦鹏导演透露，去年的51部港产片，每一部都多多少少带有“内地色彩”。连王家卫都表示，“香港电影的第二春在内地”。其实，香港与内地在电影方面的合作在这之前已有先例，《大话西游》和《霸王别姬》就是最好的例子。

香港电影进入了更为广阔的中国电影阶段，也昭示它已进入一个新的概念——后港片时代。后港片时代里香港与内地电影融合了，香港影人“北上”，内地电影出现“香港基因”。于是我们看到了《无间道》里的陈道明，《宝贝计划》里的陈宝国，《太行山上》里的梁家辉，《十面埋伏》和《天下无贼》里的刘德华、金城武及刘若英。

后港片时代也许是香港电影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它仍旧要经受内地观众“看电影不花钱”的深厚文化底蕴的礼遇，仍旧要经受外部市场冲击和观众的流失。但让人欣慰的是，我们依然能看到那些香港影人怀抱着那种踩不扁、烧不化、吹不走的香港精神去努力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