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民歌发展分析论文

从来的民歌都是与群众的生活、劳动、心情、思维，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没有一个聋哑人是曲作者，而双目失眠的人，却成了令人瞩目的著名音乐家。

为啥要这样说呢？因为，曲的形成，是与人的直觉、感觉、视觉，特别是听觉，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人们往往会从自然界里各种各样的声响种、飞禽走兽中、人与动物的喜怒哀乐中，能获取最美妙的乐曲，也能创作出最动人的歌词，而倍受听众的欢喜。如《百鸟朝凤》，就是作者根据飞禽的叫声，进行了艺术加工，从而成了经典之作。《黄河大合唱》就是借用黄河奔腾不息的怒涛，来反映抗日民众反抗外来入侵者的愤懑。事实上，这首歌在如火如荼的抗日年代中，就是起了千军万马都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这就是说，只要从纷繁的生活中，从瞬息变化的大千世界中，从人们的恩恩怨怨中，从日常的并不经意的现象中，收集各种不同凡响的声音、声响，那末歌词的形成与其匹配的乐曲，就会自然而然地联姻，就会产生很多美妙的灵感。这样,不同的歌词，就有不同凡响的曲子出现。也可以这样说，只要你努力去认识`、去发现，好的创作成果是不难取得的。如当前唱得很红的某首歌曲，曲作者就是在赶期创作的前提下，怎么也完不成任务，可是当他蹲厕所时，听到水流的声音，顿时来灵感，五分钟就写成此曲谱。不过，我们不是提倡人人蹲厕所找灵感，而是对有志者或者爱好者提个醒：你要随时注重生活中的许多不经意的细节，也许就那么一点，就是启动你灵感的金钥匙。对那些不思其中奥妙者，只能对他说：你就永远等着吧，天上会掉下馅饼的。

事实上，很多著名的歌曲的形成，都与他周围的环境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当然，陕北民歌的形成，就更不例外了。是陕北的穷山恶水，是陕北的地理环境，是陕北的风土人情，是陕北大山里的人们，深重地影响了陕北民歌的产生与形成。好多外地同志，每提起陕北民歌，老觉得太凄凉，太伤感。由此推断，陕北太苦太贫穷了。殊不知，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产生出最优秀的民歌，越是偏辟的地方越能收集到最能出神入化的艺术精华。因为，所处在那个环境里的人们，他们也渴望幸福，也要抒发自己的感情；他们也需要娱乐，也有浓浓的人情味。所以，不明就理的外界人，老是停留在过去的印象中来了解现在的陕北，是不是有点时代的退步？

现在的陕北，有的是煤炭，天然气，石油，稀土，钾盐等地下矿藏，而且储量相当丰富。陕北人就是靠着这些资源，在建设、美化着自己的家园。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得越来越甜蜜。有句顺口溜是这样描写的：“不要把受苦人来小看，拦羊的抽起红塔山。”既然如此，由于物质生活的日渐丰富，相应地，新的信天游，也应该是欢快活泼的，应该是层出不穷的。然而，事与愿违，信天游唱不起来了，这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在“开发西部”的新形势下，让信天游断了当，这不是咄咄怪事？我们将怎样向父老乡亲交待呢？应该值得每一个关心陕北的人去思考了。

事实上，创作陕北民歌也不是老虎吃天——无从下手。只要你热爱陕北，熟悉陕北，只要你是有灵感的人，只要你有听觉的存在，你就很可能有感而发，你就很可能创作出优秀歌曲来的。问题是，天下事，不难有心人；难的是，有心人不留心一闪而过罢了。这正如，有的人当了一辈子音乐教师，也没有写出一首普通歌曲一样。其实，对这种人是不难理解的。这种人，充其量不过是传话筒、留声机而已，再能说什么呢？这或许是"只有状元徒弟，而没有状元师傅"的见证，也或许只能说是平庸之人可怜的一点点水平而已。正如一位音乐教师对我说过：“你叫我教任何乐曲我都不含糊，可你叫我为词去谱曲，那简直是赶着鸭子上架哩。”是呀，我们总不能强人所难的。

对于陕北民歌的创作，尽管说其语言平淡无奇，并不华丽瞩目。但是，只要你留心品位，她的独特性与偶然性，是一般民歌所不可比拟的。尤其她那恢弘的意境与特殊的意义，是无法形容的。尤其那些看起来朴实无华的语言，却有着惊人的表现手法。同一句话或同一个词，因为语气的轻重有别，却有着不同凡响的多种意义产生。所以说，她就是以极普通的陕北方言，来表现非常意义的心声的。比如说，《东方红》的首句：“东方红，太阳升。”这在一般人的眼里，这是天天司空见惯的事，谁都要不以为然。但是，在作者李有源的眼里，却成了歌颂共产党和的最真挚的语言。以东方日出红胜火作比喻，来表达受苦受难人民的心声，一点也不显得做作。相反，那恢弘磅礴的气势，却给人以无限的回味和遐想。其实，只要把整个歌词的内容相连起来看，可就不是一般化所能言的啦。因为，那是受苦受难的穷苦大众发至内心的感情，是对共产党与的高度评价。而正是这二者之间的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才有新中国的今天。前一度时期，各种媒体再也不传播此歌曲了，好多老百姓说，放那些叽哩哇啦的乐曲，听起来很别扭，很不是个滋味！还是《东方红》好听，多雄壮，多有力量！人听起来，心里总觉得暖烘烘的。

再比如，《揽工调》：“揽工人儿难，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腊月里满。／受的是牛马罪，吃的是猪狗饭。／……掌柜打烂瓮，两头都有用。／上半截套烟洞，底子做尿盆。／伙计打烂瓮，挨头子受背兴。”这些很朴实的语言，都是很自然地流露。二者之间有着强烈的反差，鲜明的对比，反映了社会制度的极度不公道与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可以说，这是社会制度罪孽的深层反映。因此，不同时期有着不同样的陕北民歌产生，不同阶层的人有着不同心境的感受而已。有道是：“穷苦人的歌多。”我以为这话不无道理。他们有苦无处诉，有难谁理解？他们的愿望，理想，幸福，疾苦，都要表现的。其中的一种形式，就是歌声。因此，我们当然就不能一概而论了，更不能错解陕北民歌有多幽深有多奥秘了。

其实，真正的陕北民歌，并不是近代“应运而生”，而是上可溯到东汉末年。君不见有“吕布戏貂婵”之说吗？《走西口》就是说的是貂婵送吕布的事。经考证，是吕布先期到达甘肃的西凉从军，而后貂婵为了找寻吕布才赶到西凉被王允收留的。在吕布临行时，恋恋不舍的貂婵，对即将分别的恋人，进行了细细的亲亲的嘱咐。后来人们就根据他俩分别的情景为素材，编唱出这首歌。歌词里没有酸溜溜的语言，只有相亲相爱完全出至内心的表白，谁听了也要倍感伤怀。应该说，这是他俩苦苦恩爱的硕果，也是后来人送行前最好的“知心话”。后来，经过人们逐步加工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再如《蓝花花》，并非是发生在延安临镇的恋情故事，更非是民国初年的产物。事实上的中华民国，这时已经是二十多个省市了，根本对不上号。我们从中国历史版图上查，就应该推算到明朝。因为，其歌词里说道：“一十三省的女儿哟，数上那个蓝花花好。”不难看出，歌词的本身就告诉了人们，她的产生年代及背景。从秦始皇建制以来，唯有明朝才是十三个省。这是有案可稽的，不能妄言臆想。除此之前或之后，不是少了省就是多了省区。还有一种人辩解说，这是习惯称谓。我们不能无视历史版图而胡乱猜测，对此，绝对不能苟同。因为他们的那种说法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总之，我们要这样说陕北民歌源远流长，是一点也不过分，更是有充分理由的。

所以，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对待陕北民歌的历史渊源，这才是正确的。那种凭想象随心所欲的论调，就是混淆视听的异端邪说，就是不严谨地对待陕北民歌。有的光凭道听说就编写剧本，岂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会不会贻笑大方呢？尤其是对待浩瀚如烟的陕北民歌，更应该严肃慎重才是。因为，她的的确确影响之大、传播之远，是最为称道的中国民歌之一。

有人曾经说，陕北神府的煤炭是世界上最好的精媒，其蕴藏量多且丰富。那么我敢说，陕北民歌比之更为丰富多彩，比之那些咿咿呀呀的歌曲更要珍贵万分，比之软黄金更具有价值，比之白金更需要精心冶炼。事实可以证明，铜川煤矿不是已经挖得所剩无几了吗？神府煤矿也不就是几十年的光景吗？而信天游，作为人们的精神食粮，也就是一种最有价值的文化产业，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努力开采，不像似煤炭一样会挖完的，而且愈是开采，愈是光彩照人；愈是研究，愈觉得是一种最好的享受。我总觉得，信天游就像是埋藏很久的陈年老酒，越品尝越觉得异香扑鼻。她的三言两语，就可以表现一两个活生生的人物，就可以陈述一件完整的事，就可以完整地勾画一幅活鲜鲜的山水画，就可以淋漓尽致地反映人们的内心世界。很可惜，好多人身在宝山不知宝，多表现得不以为然，甚至十分冷漠。这是不是反映当前一种精神文化的悲哀呢？这是不是丢失西瓜而拣了芝麻呢？一句话，就是对这种文化产业的不重视！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她的伟大意义和不可低估的作用！

我敢断言：陕北民歌所表现的各种各样的内容，都是真情实感，不存在任何虚假。因此其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可以这样说，陕北民歌涵盖范围很广很深，她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表现任何感情：有酸曲《干妹子在家受煎熬》、《盼五更》，可证；有甜曲《天上星星十八颗明》、《笑格喜喜干妹子硷畔上站》可证；有苦曲《你妈妈打你你给哥哥说》、《媳妇受罪》可证；有辣曲《死死活活相跟上》《谁昧良心谁先死》可证。还有表现爱情的，恩怨的，志气的，感激的，憎恨的，歌颂的，咒骂的，迎宾的，谢礼的等等。真可谓是，浩瀚如烟，品类繁多；情之所至，歌声多妙。

在当前，声势浩大的“开发大西北”的前景下，这种文化资源是不是也应该开发了？那些广播电视报刊书社是不是也应该为陕北民歌的创作留有一席之地？因为，它作为一种文化产业，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因为陕北民歌的底蕴太深厚了。好多外地朋友问我：“陕西文化的特产是什么？”我会毫不掩饰地回答：“除了兵马俑，就是信天游！”不错，来陕旅游的客人们，当看完了许多景点之后，兴致勃勃地还听听黄土高坡上的信天游，是让他们尽兴而归呢还是冷落客人们的这一很简单的要求呢？可是，那些旅游部门们能拿得出手吗？总不能老是唱情哥哥呀辣妹子吧？总不应该来段客人们所熟悉的陈词滥调吧？而且陕北民歌里的好多是即兴编唱的，尤其一些敬酒词。假如，有些国外大财团的老总们，要在陕西大投资，在十分融洽的宴会上，应客人要求，各展歌喉。请问那个领导会哼几句？还是导游们会来几段？因为，唱好信天游，提高知名度，是我们寓乐于教的最佳选择。也许新时代的兰花花们，就能吸引许多来客；也许三哥哥和四妹子的爱情故事，就能陶醉那些好奇的人们；也许米脂的婆姨绥德汉，就能让游客们感慨不已；也许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就能让那些热衷于开发的财团们大开眼界。如此而已，那些来陕的客人们，他们会唱着信天游到处宣传我们陕西的。

因此，开发挖掘陕北民歌，并将此当作一种最重要的文化产业来对待，就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如果要开发陕北民歌，那么首先要懂得陕北方言的表现方法及其意义。这样，就可以问津了。比如“大红果子剥皮皮，人家都说我和你，咱们二人不般配，好人落下赖名誉”。这首歌词里的“不般配”是方言，相当于普通话里的“不合适”。“好人”与“你”是正反角，言下之意就是你的名声不好，我比你正派。像我这种人不能与你作朋友，如果与你作朋友我就太掉价了。再如“奴想奴妈妈硷畔上站，心里头话儿啦不完。”陕北人的“啦话”就是普通话中的“谈话”或是“聊天”。如果把“啦话”，改作“谈话”，那么唱起来就很别扭的。

应该说，陕北方言是极具诗意与魅力的。同一个词，表达的语气不一样，效果也就大相径庭。比如，“死”，应该是贬义词，但是，陕北方言往往把它当作褒义词来看待，如“想死我的妹妹了”，“亲死死我的宝贝疙瘩了”等等。因此，不懂得陕北方言，就很难得心应手地把信天游写得那么地道，唱得有腔有调，更难谈论对歌曲的创作了。如《横山下来些游击队》里的“下”，应读作“hà”的去声，如读作＂xià＂，就不地道了。再如“三刀韭菜扎把把，巧口口说下疼人话”，这里的“下”，同前一样读。“把把”应读作“ba”的第三声和轻声。这样唱起来就合腔合调了。不然，凡懂陕北话的人，都会说你是怪腔怪调的。就像外国人学说中国话一样，听起来老是那么别扭。或者说你是不入本地门，难当本地人的外来户。这些一般常识，我想无论那里的民歌都是实用的。

试想，不懂维吾尔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就想创作好维族歌曲，那岂不是天方夜谭？西北歌王洛宾创作的《大阪城的姑娘》等新疆歌曲，之所以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因为他在新疆一住就是四十多年,并且客死在新疆。这样的深入，这样的熟悉，这样的融合，这样的理解，能没有好的成果吗？能没有沁人心脾的心声吗？当然对于音乐天才王洛宾来说，他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民歌驾驭程度，是十分娴熟的；运用的技巧，是入情入理的。凡是这些，都可以说明王洛宾对新疆民歌掌握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那种敬业精神，即使谁想抹煞，也抹煞不了的。因为，他那高高的丰碑，将世世代代屹立在人们的心中。客观地讲，他虽然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罪。但是，在新疆，才是王洛宾真正的用武之地；在新疆，才使他留下了一世英名。

不言而喻，注重地方特色，是从事民歌创作的大前提。妄想投机取巧是不行的，想猎奇更是不可取的。长篇信天游著作《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李季，本不是陕北人。但是他因写出了具有陕北地方特色的史诗长卷而名留千古，这也是他为陕北民歌所付出心血的见证，是有目共睹的。他在陕北参加革命斗争的长期工作中，就在基层泡着。他对陕北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很熟悉的,；他对他住过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称呼，了解得一清二楚，他甚至对谁家的炕圪崂放摆放啥东西都记得清清楚楚。没有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熟悉，他行吗？他能写出长篇巨著吗？他能接二连三地写出具有陕北特色的作品而名扬中外吗?我认为，人生的辉煌，人生的价值，就在于他对人类的精神奉献。而李季先生，就是我们最佳的榜样和典范。

对于陕北民歌的创作，只要你对陕北熟悉，就可以说随便一试。不过，这要看你对陕北语言的驾驭程度了。因为，任何人都有他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对人生的认识、对劳动的感慨、对交往的思念，很自然就能得出酸甜苦辣、真善美丑的结论。在他自己的审美尺度支配下，表达自己的人生感受，抒发自己的生活情怀。这就是产生歌曲的最好基础。陕北有句俗话：“男人忧愁唱曲子，女人忧愁哭鼻子。”这里的“唱”和“哭”，就是民歌的雏形。比如《小寡妇上坟》、《想你想你实想你》、《人里头最数我可怜》等等，就是在人们哭祭亡人的腔调中引申来的。当然其他形式的因素也不能不说是不存在，如《酒曲》，就是要即兴编唱的，目的是让客人尽兴饮酒。也有时可以加以发挥、加以想象，如秧歌词。七十年代在绥德广为流传着这样一首秧歌词：“山有山来水有水，社员生活有问题。/一年建成大寨队，完全符合吹牛皮。”这首歌词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具体现实，不仅演秧歌的人们呼应，就连在场的观众都同声呼应起来，很快就流传开来。不难理解，这是编创者对于陕北民歌的驾驭与熟练程度，同时也说明了陕北民歌的具体作用与意义。因此，提醒人们，要刻意追求，也有时需要更多的收集或者整理，如《说起个头》，揶揄了不正经的女人与意志薄弱的男性之间的苟合之事，很是让人感到寒碜，更让人们去鞭打丑恶。对于陕北民歌，也有时要从方方面面去深入探讨体验，如爱情方面的。也有时要主动同周边发生的人与事进行交流磋商，如对一件事的陈述。只有这样，才有灵感的出现，才有创作的强烈欲望。那种教的曲唱不得，是不行的。那种靠坐享其成而获取，更是不行的。我们只有实实在在地深入进去，才有可能打开自由王国的大门。当然，任何一首成功的民歌，都有其艺术加工的存在与必要，并且要经过多次反复的修改和试唱，使之变成一首深受人们欢迎的歌曲。这就要看你对生活的底蕴储存得怎样，把握得怎样。

音乐艺术，本来就是民歌的翅膀。有了翅膀，民歌才能旋转腾飞，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才能名扬四海，才能久唱不衰。如陕北民歌《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就是一首深受中外人士喜爱的歌曲。对它的由来与发展，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探讨去研究。歌词是这样写着：“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当红军的哥哥跟的是刘志丹。／你当红军我劳动，咱二人一心一意闹革命。”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不堪忍受蒋家王朝的统治，在共产党的引导下，主动积极地投身革命。这在陕北人的心中是光荣的，也是令人提心吊胆的。为了革命成功，即使掉脑袋，也是心甘情愿的。有远见卓识的青年妇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送夫参军的。他们相互之间的鼓励，不是卿卿我我的肉麻，而是光明磊落的坦诚。这在很多民歌中是极少见的。据考证，这首民歌源于米脂县，当时米脂就是闹红军的策源地之一，好多女青年跟上红军闹革命了，凡因孩子拖累太大的青年妇女，不得已留在家中者，当然免不了对上前线的丈夫的思念与揪心。于是，就唱出了这首歌曲。我们再从音乐处理的角度上讲，信天游，每两句为固定一小节，在展示完整的音乐构思时，刻画鲜明的音乐形象，寓丰富与洗练之中，的确让人感叹不已。特别是信天游的旋法，高起高落，高起低落，形成四度音程跳进结构，这是其他民歌所没有的一种特殊音乐结构。你听听，那“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的那种深情厚重、那种喜悦由衷，既是一种眷恋的表达，又是一种骄傲自如的神态体现。即就是不牵肠挂肚的人，也要为之动容，为之感怀。从而让听众深深地陷入歌声的意境中，不可自拔。这是不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魅力呢？。

民歌既然深受人民的喜爱，就有它存在地理环境，就有它发扬光大的土壤与温度，就有它的久唱不衰的顽强生命力，就有它的生根开花结果的牢固基础，就有几经淘汰而留存下来的耐久力。正因为陕北民歌不仅深受人民的喜爱，而且又独具艺术感染力，所以，她与广袤的黄土高原的滋润与培养有密切的关系，她与豪爽大度的陕北人民的厚爱与呵护，有着至亲至爱的关系。

因此，她的前景十分看好，流传也十分广泛。由此也派生出各地区的许多民歌来。如内蒙的《爬山调》、甘肃的《花儿》、山西的《山药蛋》等等。尤其内蒙的《爬山调》和像陕北的《信天游》，简直是一对双胞胎。她们之间不仅仅只是个别语言上的差异，也不仅仅是地区之间是毗邻。而且虽然调式不同，但是格式一样，从而形成不同风格的民歌。值得一提的是，二者不是同期产物，应该说先有《信天游》，而后才有《爬山调》等等。为啥要这么说呢？陕北是个久旱不雨的地方，“十有九旱”的生存环境，逼得人们不得不纷纷逃离家园，到邻近省区谋生。这样，渐渐地就把陕北民歌传播到各地了。久而久之，形成具有自己的风格民歌来。前不久，甘肃有个地区拍摄电视剧，剧中的一些唱词，就是陕北民歌《三十里铺》的换汤不换药的翻版，听起来很别扭。不言而喻，这就是受陕北民歌的影响又套用得很不自如的结果。因此也就没几个人去喜欢她。相应地陕北也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民歌。如，《赶牲灵》、《你妈妈打你你给哥哥说》、《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陕北出了个刘志丹》等，那才是真正深受人们喜爱而流传极广的地道陕北民歌。

诚然，产生与发展民歌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地理环境上讲，黄土高原山大沟深、梁峁纵横，恶劣的地理环境，干旱的自然条件，生存着一些受苦受难的人民，他们并不是没有抗争的力量，他们除了待人宽厚纯朴、勤俭持家而外，他们还有自己的想法和对世界的认识，他们不可能像李自成那样起兵造反，他们只有从苦大仇深的体会中，用歌曲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无法解忧愁。”这就是他们出至心底里发出的呐喊。他们还通过歌唱，来表白自己的情感；她们以很普通的语言，分析纷繁复杂的黑暗世界；他们以自身内心世界的认识，来对可恨可憎可恼可气的丑类发泄。具体说，就是对世道不公的愤慨，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对封建婚姻枷锁的厌恶，对他人无理占有欲的不满。都很自然地流露出来，又很饱含感情地倾吐着。没有做作，没有苍白，没有装腔，没有玄虚，没有扭捏。我们不妨翻开严辰等人在解放以后整理出版的陕北民歌一系列的集子，就不难看出那些无名氏编创的信天游。这里的无奈、憎恨、盼望、期待、忧伤、痛苦、喜乐、绝望之情溢于言表，跃然纸上。同时，我们也能从中透析出每首歌词所产生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就能想象出当时各种各样的情景，把人们引进深深的、浓浓的意境里，令人感叹，令人唏嘘，令人怀念，令人深思。我想，这就是他们编创歌曲其所以受人欢迎的根本所在。但是，其中的糟粕与精华，是并存的，我们不能一概否认，只要分清良莠就行。

因此，我们把民歌的形成说成，有时是时代的最强音，也有时是反时代的号角，是能站住脚的。从根本上讲，不可能是模棱两可的，或者说是纯艺术而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来至人民之中。撇开此观点，那就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的。比如《老天爷杀人不眨眼》：“青天蓝天紫格蓝蓝的天，老天爷你杀人不眨眼。／杀了我丈夫心里实实地惨，可怜我的丈夫二十。／水缸里没水谁给我担，撂下一双儿女谁照看。／走步步艰难挪步步慢，双胳膝跪到新坟龛。／右手里拿着香纸盘，左手手拖着个小儿男。／羊羔羔跌下前脑畔，那个女人不想自己的汉。／手托住坟头望蓝天，回娘家不如我喝洋烟。／天上的云彩风刮散，什么人你把我路掏断。／想哥哥容易见哥哥难，满头上的头发全脱完。／心里头梦你口里头念，睡梦地里见你在眼前。／一年那三百六十五天，从早起我想到大黑夜。”这是一首看起来是年轻寡妇想念已逝去丈夫的思恋情，而实际上是对社会黑暗无道的血泪控诉！从表面上看，让“老天爷”背了黑锅。而实际上，在字里行间跳动着无奈的屈辱、无助的呼喊，令人为之动容、伤怀！在这个世道里，简直没有任何同情之说。女人最美丽的头发，却因过度的折磨，急得头发也“全脱完”，甚而“回娘家不如我喝洋烟”。这不是一种点燃仇恨的烈火吗？在那个世道里，一个失去丈夫的弱女子拖儿带女，走投无路，求告无门，要说多难，就有多难，谁同情她？谁资助她？万般无奈，只得喊叫“老天爷”。这个事实，如果发生在当今社会里，肯定会有许多人要献爱心的。可是，在当时大家都穷呀，都心有余而力不足呀，都爱莫能助呀。所以，歌的本身就是时代的晴雨表，就能引起受苦受难的民众共鸣，自然而然就有人将此很快风传各地。实践证明，往往一首歌曲的形成与传送，是带兵元帅们始料不及的。它的效果往往要比千军万马更能战敌人。历史上的“四面楚歌”就是很好的见证例子。这么说，民歌的作用有如此的威力，为什么不专门组成创作班子精心创作呢？有些事，是可以说的；有些事，是不可以说的。不可以说的事，就要勉为其难，因此是很难说的。我们只能体会，不能言传而已。

现在，谈谈当代的陕北民歌的创作状况，从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到贺敬子的《回延安》；从曹谷溪的《延安的山花》，到梅绍静的《兰珍子》。再没有一首陕北民歌，能风靡一时的。究竟是时代不同了还是经济大潮的影响而使陕北民歌进不了神圣的文学殿堂？究竟是现在的生活富裕了没有人再那样伤脑筋了还是新时代再没有新歌可唱了？我认为其中的因素不是没有，而是得与失的比例失调了。民族的精华似乎在一些人的心里忘淡或消失了。我记得，《榆林日报》、《塞上柳》、《延安文学》、《延安日报》等报刊，曾为信天游开设了专栏，陕西个别报刊也曾偶尔发表一些信天游作品。笔者也曾在《中流》、《音乐天地》、《陕西工人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数十首信天游，尽管得过几次奖，但是影响还是不很大。目前，有些人仍然在苦苦地追求奋斗着，如米脂县的朱序忠，吴堡县的步正洲，绥德县的马绥生，李勃生，靖边县的霍祝山，清涧的郑光前等人。从总体来看，不知道是作品的本身平平还是什么缘故，总觉得有些作品还是不太可人心意的，但有些也是很不错的。不管怎样说，是不是因为没有这种大环境创作的氛围呢？是不是在曲界没有此方面的人才？我实在是说不清道不明。可是，在四十年代吴堡县的张天恩，是以赶生灵为生的，他无文化也不会识谱，却创作了经典名篇《赶牲灵》、《跑旱船》、《卖菜》等等好多陕北民歌，这又怎么解释呢？眼前，总不见那些一鸣惊人的稀世之作见诸报端，让人不由地慨叹唏嘘。大概在八十年代有一首流传很广的《信天游》之歌，其歌词完全摆脱了信天游的格式，唱什么“白云悠悠”，给世人一个错觉：陕北民歌原来是这样的形式。我以为，这是一位不懂陕北民歌特色的作者。他大概想推陈出新，但脱离了陕北民歌的原汁原味。让听惯了陕北民歌的人们，很不是滋味。结果误导了不明真相的外地人。当然我对作者的大胆探索的精神还是举双手赞成的，不完全持否定态度。同时期，路遥的电影作品《人生》里的插曲，《叫声哥哥快回来》就很受人们的欢迎。因为，词的本身是原汁原味不用挑剔，还因为作者是地地道道的陕北清涧县人，是一位极其严肃的作家。我知道他的禀性，他是从来不会胡编乱造的。也正是曲作者深刻领会了歌词的精神，才创作出高水平的地道的陕北民歌来。还有有人对流行的《走西口》的音乐，进行了重新改编，改得更具吸引力，更美丽动听，是值得推崇的。对这种创新改编，我才是举双手赞成的。

八十年代初，也许由于港澳台地区的歌曲的传播，外国摇滚音乐的引进，使传统民族音乐在某种程度上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应地大受冷落，加之搞民歌的人才，又是青黄不接。按理在改革开放的新的时代，是非常需要非常动听的陕北民歌的。但是，由于一些人洋味十足，总觉得民族东西“土里吧叽”，不如洋玩意“新鲜”，便作出抛祖忘宗的论调，几乎百分之九十地抛弃了国粹。这样一来，本来不该流行的流行起来，而需要流行的却没有流行。可想而知，民歌在歌坛上能有一席之地吗？因此，有些爱好此方面的人，苦涩地戏称：唱信天游的不可能掌大权，掌大权的不唱信天游。近几年，也许流行歌曲唱烂了，才有人想到民歌还有它的魅力。于是乎，地方报刊上也时不时地发一点点作品，但是谁有兴趣为词配曲呢？实在是廖若星辰。有的人想为此作出努力，但终不见他的作品问世。更令人焦心的是，不懂信天游或者不爱信天游的编辑主编们，他们根本不会给民歌开辟一块试验基地。据笔者了解，为陕北民歌献身的人，从延安到榆林，已经寥寥无几了。即使有，也是七老八十了，年轻人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抑或是不愿意投身到其中去，只是迷恋到时髦歌曲中去，这也是事实。

为此，在开发西部的今天，也应该把陕北民歌当作一种文化产业来大张旗鼓地开发与挖掘，当作有关领导的重头戏列在他的案头。因为，这种挖掘与开发，投资比较小，回报太丰厚。因为，安塞腰鼓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如果我们把陕北民歌唱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何愁没人来陕西投资？何愁陕西在世界上知名度太低？我们的领导可以自豪地告诉客人：在黄土高坡上，不仅仅有悠悠的信天游，还有数不清的黄金——煤炭石油天然气，更有敦厚诚实的人民。所以，笔者不得不呼吁：“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热爱陕北民歌的能人志士们，是努力的时候了！我们殷切地期望信天游的春天再度掀起高潮，为编创出更新更多更优美更有时代感的信天游而奋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