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电视剧时空叙事和文化隐喻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实践的丰富和经验的积累，电视剧领域涌现出一批立足地域文化、风格特色鲜明的优秀作品，比如以《情满四合院》《正阳门下小女人》《芝麻胡同》为代表的京派电视剧。这些电视剧具有多方面的艺术特色，但时空叙事、文化隐喻是其基本面，也是一种突出的审美特征和文化标识。

【关键词】京派电视剧；时空叙事；文化隐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实践的丰富和经验的积累，有鲜明北京地域风格的电视剧创作繁荣发展，涌现出了《渴望》《大宅门》《空镜子》《天下第一楼》《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情满四合院》《金婚》《北京爱情故事》《媳妇的美好时代》《北平往事》《兄弟车行》《北京青年》《正阳门下》《正阳门下小女人》《芝麻胡同》等一大批作品。诚然，这些题材类型、叙事方式、主题意旨，以及历史蕴含、现实意义等不尽相同的作品难有整齐划一的创作范式和审美特点，但在北京地域文化的审美表达和风格表征上有着一致性。特别是，相比海派电视剧，基于表现对象、审美意蕴等的特殊性和典型性，京派电视剧不仅有着语言、习俗、地理等外在的“北京”特色，更以其独特的“时空叙事”特性和深厚的“文化隐喻”色彩而彰显其“北京”城市风格。具体说来，作为审美特征和文化标识的基本面，京派电视剧常常在历史与现时的“长时段与大跨度”交织和对话中讲述故事、塑造人物、展现主题。同时，有别于海派电视剧的高楼林立的摩登和时尚，它还有着“胡同和四合院”的典型空间设置和传统文化的影像呈现。本文将重点分析《兄弟车行》《情满四合院》《正阳门下小女人》《芝麻胡同》等作品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结构中折射丰富、深刻的文化隐喻和哲理思考，展现京派电视剧的审美特征与文化标识。

一、长时段与大跨度：历史与现实的情感交织

北京这个城市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特性影响乃至决定了京派电视剧在叙事时间上常常具有长时段与大跨度的容量和视界。类似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阐述，相比短时段对具体事件的记录或强调短时间内发生的事件及其意义，长时段与大跨度则触及社会深层结构，表现为“地理与生态环境的时间，文化与心态结构的时间，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时间”，是“社会科学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①如电视剧《情满四合院》着眼北京一个杂乱老旧的四合院，用娓娓道来却不失幽默、戏谑的方式讲述何雨柱、秦淮茹等人物在创业奋斗中的心路历程和亲情、友情、爱情的感人故事，并从中描绘和展现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人们在历史与现实交织中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几十年的时间跨度中，作品塑造了何雨柱、秦淮茹、许大茂、娄晓娥、秦京茹等典型人物的命运发展史，还有三位“老北京”大爷和四合院街坊邻里的人物群像，用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化和传统人文价值的底色生动地表现了老北京四合院里的“爱恨情仇”。尤其是何雨柱这个人物，流淌着“北京爷们儿”的血液，他并没有对自己的出身和厨师工作感到自卑，反而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主动帮助秦淮茹一家老小和孤老户聋老太。他没有因改革开放的时代巨变而改变朴实、正直的本性，自始至终真诚面对他人和自我，这种至诚至朴、至情至性的情感特质逐渐使何雨柱成为这个四合院、大家庭的“主心骨”。唐山大地震后，大家在易中海的带领下在院子里搭起了临建棚，灾难面前，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的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家庭亲情等传统美德得以体现；改革开放后，四合院焕然一新，人们在拥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现代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展现出真诚、关爱、宽容等新风貌。在易中海、刘海中、阎埠贵三位大爷身上，北京人的坦荡、仗义、真性情等也得以充分展现，尽管他们有各自小市民的性格弱点，时而“官迷”、时而“算计”，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座城市赋予人们“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果敢、“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力量。可以说，该剧对普通人精神图谱的描绘和质朴情感的展现带给观众极大的情感共鸣。同样的长时段与大跨度还体现在电视剧《芝麻胡同》中，作品延续了京派电视剧的艺术风格，将北京老字号沁芳居的发迹史和老北京四合院的家族兴衰史融合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改革开放等现代中国重要的历史时间节点上，讲述了四合院中的人们看似相同却各有不同的人生际遇和心路历程，奏响了劳动人民在大时代转折中书写的雄浑乐章，重温了北京老百姓在生活中积淀的特殊而深沉的记忆。苏珊•朗格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把艺术符号化的作用就是为观众提供一种孕育感情的方法。”②在京派电视剧中，影像作为一种时间的动态呈现，人物的生、老、病、死和喜、怒、哀、乐等人生主题在长时段和大跨度中按一种新的情感逻辑得以重新交织、缝合。北京一个古旧胡同里的大杂院是人物活动的社会舞台，狭小、僻陋的生存居所反映了平民百姓的生存处境，也折射出人物心态和社会文化的多样信息；那新朋故旧、街坊邻里之间的摩擦龃龉和日常生活中的杂耍逗乐、相互提携、相互帮衬等展现了老北京四合院里的男男女女从艰难生活到奔向小康的生存情状与社会进程，也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柴米油盐、锅碗瓢盆、婚丧嫁娶中呈现出平淡生活中的生存智慧和生命韧性，以及“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哲理。

二、胡同与四合院：意象化空间里的命运交响

对影视艺术中的空间来说，“它既是人的生存空间，又是戏剧矛盾发生、发展的地方，也是人物性格形成的因素之一”。③在京派电视剧中，作为空间营造的典型表征，胡同和四合院是一种意象化空间，具有丰富的表意功能。实际上，人物生活的城市空间环境总是和人物的生存与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和某种隐喻关系。如《兄弟车行》《情满四合院》《芝麻胡同》等作品，以老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大杂院）为舞台，将家族几代人或若干家庭几十口人共同生活的时代特征与生活细节展示出来，充满了浓郁的老北京特色与文化氛围。其中，四合院中“小家”的空间是开放的，人物关系也是开放的，特别是，通过四合院的独特载体，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百姓生活的市井百态和时代生活中的人生况味，乃至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缩影。第一，胡同和四合院是人们生活的空间，是皇城根儿下百姓们念兹在兹的人生舞台。北京胡同里藏龙卧虎，四合院（大杂院）里的五行八作，大到国家大事、婚丧嫁娶，小到鸡毛蒜皮、家长里短应有尽有。胡同和四合院是大家陈述观点、发表意见、达成共识的空间，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起承转合都通过在院子里的思想碰撞、情感抒发而得以表达。如电视剧《兄弟车行》通过“车行和汽车”的独特载体，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艰辛的创业史。该剧对历史情境与时代感的复制和还原以及对生活细节的准确描摹都极具代表性。如道具中的蒲扇，铝制饭盒，凤凰牌、永久牌自行车、三洋777收音机，大肚搪瓷茶缸，“海魂衫”等，真实的细节复原了灵动的符号。在“胡同和四合院”的意象化空间里，每个人物的命运都有高峰、有低谷，每个家庭都风雨兼程、悲喜交加，乃至四合院里的人事往来、市井生活、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充满着京腔京韵的审美意味。第二，胡同和四合院是作品的戏剧空间，是展现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角斗场”。在电视剧《芝麻胡同》中，全剧第一场戏是在民国三十六年北京城著名的酱菜园子沁芳居东家严振声的四合院里。严振声在屋里听到四合院中黑子和人在争吵，他来到院中却被孔凡喜质疑沁芳居的大酱原材料用的不是丰润豆，而是丘坡的豆子。孔凡喜对沁芳居的不良之举大声斥责，言语犀利，颇有讽刺意味。严振声立刻命人把所有丘坡豆子下架喂猪并且关闭炉火，并向孔凡喜保证一定会买到丰润的豆子。手下众人提醒严振声去丰润的路上有军阀抢劫，严振声却下了“死命令”。孔凡喜正是被严振声一言九鼎、言而有信的个人魅力所折服，心甘情愿留在沁芳居。作为全剧男主严振声的出场戏，以及严振声和制作酱菜的行家孔凡喜第一场对手戏，导演用长镜头展现了严振声与孔凡喜的思想斗争和情绪变化，通过对四合院中一片片酱菜缸的俯拍，展现了北京老字号沁芳居的内部空间造型，通过严振声、孔凡喜和黑子在四合院里剑拔弩张的对手戏，弱化了四合院的实用功能而放大了它的价值功能。意象化地将生活空间变成了戏剧空间，并拓展为表意空间，给表面上单调可视的空间注入了情感的感染力和思想的启示，进而在人物及人物之间的多样关系中演绎出饱满、生动的命运交响。第三，胡同和四合院是京派电视剧中地域特征意象鲜明、含义丰富的特殊表意空间。伯格曼曾说，一部影片开始于一些朦胧的事情，这些瞬时印象来得快也去得快，却留下了一种情绪，它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实际的故事”，但它充满了丰富的联想和形象。④在这种意义上，胡同和四合院的意象化空间恰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种极具地域特性并散发浓郁文化价值的所在。比如电视剧《情满四合院》中何雨柱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内核就体现为他对胡同和四合院特殊的情感眷恋，何雨柱最终没有选择和娄晓娥去香港过富裕生活，而是扛起整个四合院的经济压力，主动宣布要当“一大爷”主持四合院日常工作，并倾其所有和邻里一同守望人们的“精神家园”。通过这位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爷们儿”不惹事、不怕事、能扛事的责任与担当，营造出胡同和四合院全新的意象化含义，将琐碎生活升华为符号化的人和物，包含了中国人情社会的缩影，并将某种单纯而真实的描述性环境转化为一种特殊的戏剧张力和文化张力，展现出人物性格及行为逻辑、情感逻辑的深层底色。

三、地域性与文化隐喻：传统与现代的审美张力

马尔塞•马尔丹在讨论关于“隐喻”的意象化手法时谈道：“所谓隐喻，那就是通过蒙太奇手法，将两幅画面并列，而这种并列又必然会在观众思想上产生一种心理冲击，其目的是为了便于看懂并接受导演有意通过影片表达的思想。”⑤在“长时段与大跨度”的时间叙事和“胡同与四合院”的意象化空间营造中，京派电视剧的视听表意呈现出鲜明而浓厚的隐喻色彩。第一，北京人的“里子”和“面子”。如电视剧《情满四合院》中的何雨柱，一言一行都带着浓浓的京味儿，他身上既有插科打诨的痞气，也有“一肚子坏主意”的古灵精怪，还有北京“爷们儿”的忠诚与坦荡。比如，他从来不说豪言壮语，做好事不留名，为人处世宽容大度，工厂下班之后在小餐馆打工，与娄晓娥创业敢试敢闯；对“仇人”许大茂的前妻娄晓娥无私帮助，通过自己的关系将身陷囹圄的娄晓娥父母救出；二大爷、三大爷卷入走私案后，他挺身而出、不计前嫌；对秦淮茹重情重义，面对许大茂的肆意污蔑，他勇于担当，巧妙地保住了秦淮茹的清白；当许大茂穷途末路、露宿街头时，他不计恩怨，将他背回四合院并说服全院老少邻居接纳许大茂……其间的人物和故事蕴含着多样的含义，特别是中国社会千百年来重视和强调的“帮人一把，情长一寸；容人一回，德宽一尺”“打不断的亲，骂不断的邻”“一家有难大家帮，一家有事百家忙”等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第二，时空叙事和审美表意中的家国情怀。如在电视剧《芝麻胡同》中，历史与现实的情感交织、意象化空间里的命运交响凸显出中华民族“家—国”一体化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结构，彰显了“家—国”一体化叙事的艺术特征。正像汉语中“国家”一词所显示的，“国”与“家”紧密相连，所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礼记•礼运》），由“家”而“国”，是“想象的共同体”得以建构和完型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中，“国—家”融合、“家—国”一体的传统文化结构不仅铸就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乃至规定了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的文化视野和选择，以及家庭/社会/政治的伦理化表述视角。第三，时代变迁中折射出人的价值与魅力。在电视剧《正阳门下小女人》中，“寡妇”徐慧真继承祖产酒馆，在“公私合营”“”“三年自然灾害”“”等不同历史时期，没有自怨自艾、怨天尤人，而是用北京人天生的自强、乐观、局气的品质和精神带领大家战胜困难，奔向小康。徐慧真的命运是我们共同见证和参与的岁月，隐喻了大时代的滔天巨浪下，人的发展、人的力量和人的价值。正是无数个“徐慧真”凝聚成涓滴入海、激情迸发的时代交响，充分彰显了以儒家文化精神为内涵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作品有关“家—国”故事的伦理喻示体现了艺术叙事的“能动”结构—它以“家庭”为中心场景而展开广阔的人生视阈、洞察复杂的社会关系，并将一个或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与民族/国家的盛衰变迁紧密结合起来，从而生动地映照出时代的风云变幻、社会的兴衰起伏，以及人的价值与魅力。

京派电视剧的时空叙事和审美表意表明：伴随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为一种深层积淀的民族文化结构和集体无意识力量，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至今依然有形无形地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价值取向。同时，在艺术和审美活动中，通过家庭的悲欢离合来寄寓民族/国家的盛衰变迁的“家—国”一体化叙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向我们敞开其丰富的意义，并使广大观众在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中感受到文化的张力和艺术的魅力。

注释：

①[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

②[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③王伟国：《电视剧〈江山〉的叙事话语研究点滴》，《中国电视》2003年第11期。

④刘一兵：《作为情感媒介的电影艺术》，《电影文学》1999年第9期。

⑤[法]马尔塞•马尔丹：《电影语言》，何振淦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作者:李文宁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