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女性形象消费倾向

摘要：在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女性形象的消费包括外在形象的消费和女性形象所附载的符号意义、文化价值的消费。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展现了女性形象符号化和物化的消费倾向，其对女性形象的定位与女性独立、自主、发展的愿望相背离。在女性形象的消费建构方面，只有确立女性主体的消费价值观念，建立多元、包容的价值体系，才是克服女性形象消费观扭曲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我的前半生》　;女性形象　;消费倾向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于2017年7月4日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首播上映，该剧根据亦舒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一经播出即拥有很高的收视率，社会讨论热烈，反响较大。该剧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体现了鲜明的消费倾向：符号化、物化的特点，这与现代女性的形象定位和女性主体性的价值观念相背离。媒体对女性形象刻板化、单一化的设置，造成了大众对女性形象的曲解，异化的消费观使得女性在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夹缝中很难有更大的发展。

一、符号化的女性类型

（一）花瓶式女性形象。花瓶式女性通常是以外貌、服装和形体的美丽来凸显其观赏性的价值。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塑造了一个肤白貌美、衣着时尚、身材苗条的花瓶式女性罗子君。表面上看，罗子君光鲜亮丽，家庭幸福。她每天要做的事是：保养、看电视、购物。但在她内心，时刻担心丈夫离开她，怀疑别人插足自己的生活，更担心自己离开丈夫后没有经济保障。对自己的不自信以及对婚姻不稳的恐惧，使得她在看见自己老公和女同事一起工作时表现得异常紧张。她、她的家庭和社会都认定了她全职太太的身份——不用工作，只负责花钱享受，连同她自己也忽略了在家庭中的贡献，默认了自己“花瓶”的身份。子君的角色设置是一个空壳式的女性，她的价值几乎全都体现在外貌、着装、身材等外表方面，而女性真正的内涵被淡化与忽略，内在的精神实质被剥夺，只留下一个供人观赏的空壳。在当今消费社会，全职太太只不现代女性的身份之一，这一身份已不同于古代女子“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靠婚姻生存的依附角色。全职太太应该是家庭和社会合理、经济的分工产物，但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例如怀孕、生产、哺乳、照顾家庭起居、赡养双方老人、放弃事业、失去收入等，是毫无经济回报的。如果用一个保姆的工资来衡量全职太太的价值贡献量，相信没有几个家庭能用得起。无论从生活的方面还是从经济的角度，都可以看出全职太太的付出与回报是不对等的。但是传统文化一直将全职太太定位于被看的享受型角色，弱化了她们身上所担负的责任，忽视了她们在家庭和谐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更漠视了她们在家务琐事中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等价值。站在社会运转的分配角度来说，男性与女性只是社会分工不同，所创造的价值是不可以用物化的金钱衡量的。社会的运转并不是只靠一个群体就能顺利进行，只有各类角色和谐配合才会使社会正常运行。电视剧对角色的解读，无形之中向受众传递了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全职太太是无用的，是没有价值的“寄生虫”。全职太太这一角色被轻视和否定，仅仅作为一个“美丽”的符号存在，使得女性失去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力。（二）贤妻良母式女性形象。“贤妻良母”一直存在于中国社会，是社会对女性在家庭角色中最普遍和基本的要求，它不仅指一种女性形象，更代表一种社会理想。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和进步，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和定位有了新的时代特色，如自强自主、经济独立，但是对于女性身上贤妻良母的特质依然具有强烈的心理需求和精神依恋。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的凌玲具有鲜明的贤妻良母特性。凌玲具备贤妻良母所特有的贤惠、顾家、温柔和善解人意的特点，这些特点对男性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陈俊生对凌玲的渴望表现了男性对于女性贤妻良母角色回归的期待，这正反映了新时代男性对女性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要求女性自立自强，经济独立，鼓励女性走出家门，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求女性顾家，贤惠温柔。凌玲作为一位离异的母亲可以独自抚养儿子成长，并且把家庭照顾得井井有条，她身上有地母般的温情，“地母”的博爱胸怀让男性享受了女性如母亲般的关怀与温暖。这正是陈俊生为什么会不顾家庭责任决定与罗子君离婚，并义无反顾与凌玲在一起的原因。男性一方面把自己定位于社会生活的强者，另一方面又要求女性必须作为服务者来照顾自己，这说明在男性的思想中，存在希望女性独立和安于奉献家庭的双重要求。凌玲这个女性形象的出现，不仅给了陈俊生出轨的现实理由，也充分迎合了男性对贤妻良母的心理要求。（三）职场精英式女性形象。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出家庭，走进职场，成为自强自立的新时代女性。在电视剧中，女性作为职场精英的身份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她们在职业上有追求目标，在职场上像男人一样坚强果断。她们在自己的领域里可以与男性相媲美，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权力阶层也可以崭露头角。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塑造了一位精明强势的职场精英——唐晶。唐晶信奉独立自强的价值观念，在职场上披荆斩棘，无所畏惧。她三十多岁，不婚不嫁没孩子，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是精神独立、经济独立的女性形象。职场精英式女性的出现打破了长久以来“女性是不如男性的弱者”的观念。但是剧中对职场女性的塑造缺乏弹性，对女性形象的设置过于单一和扁平化。唐晶在事业上蒸蒸日上、风生水起，但她在感情上却举步维艰，屡次受挫。职场女性在经济独立以后本应有更好的人生选择和价值追求，而该剧却把人物推向重新依附男性的老路上。作为一名女性，在职场有所建树的同时也可以有兼顾家庭、平衡生活的能力，但媒体、社会舆论却普遍认为，职场精英式的女性只是在工作上表现突出，在生活和情感问题上则是失败的。她们过于强势的职场立场必然导致感情婚姻的失败，而她们的事业成功换来的是家庭的不和谐。职场精英式的女性在社会上再优秀，依然要由男性主导的价值观来打分，没有家庭和婚姻的女性得不了高分，她们终究摆脱不了回归家庭或异化（丧失女性的特质，也失去了男性的青睐）的命运。这种价值取向消解了职场女性的生存意义和独立追求，对职场女性和职场男性评价的双重标准，是对女性最大的轻视与不公。

二、女性形象的物化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女性对身体更加关注和重视，较大程度上确立了女性对身体的主控权。在外在打扮上，女性突出表现为追求时尚美丽，“所有文化中的服装和装饰，都被用来做这种事情，从纹身、项链到染发以及高跟鞋的使用，女人和男人都一直在努力生产‘不同’的身体”a。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容、整形等新一轮的身体规训下，女性既是消费者，本身也是大众消费品。女美的强烈渴望带来了内心驱动，再加上男权文化价值观的主导，女性不断改变自己的形象，按照广告、影视媒介的指引塑造自己。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助长了女性形象的物化，女性形象成为被看的商品供看者消费，在男权视野的主导下，她们的美丽要符合男性文化的审美规范。在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满足了观众最直观的视觉体验，成为被看的对象，而这一被看的身份使得女性在形象建构上主动迎合看者的审美要求。剧中的罗子君、唐晶、凌玲们都有着光鲜亮丽的外表，精致的妆容、华美的服饰，高端品牌堆积起来的自信是她们不懈的追求，她们努力提升自己，跟上时尚的潮流，这样作为被看的身份就有存在的价值，而女性精神内涵的美却被忽略、淡化，连同她们的身体一起最终被物化为符号。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对传统意识的颠覆，注重对自己的关注，原本意味着觉醒和反抗，但是在男性视觉审美的要求下就成为一种被动的视觉景观，呈现出主动迎合的姿态。她们在这种环境下的主动迎合使得女性的存在已经不是作为一个平等的个体，而是作为一种物化的符号，她们与生活中的鲜花、美景等同，成为男性的视觉观赏物。男性为了方便，直接把立体复杂的女性简单化为平面式的景观，把人格物化成为观看的景观。影视剧中的女性在形象风格、打扮穿着、行为举止上所表现的美丽优雅，都带有时尚风向标的意味，甚至她们的人格提升和事业成功都成为新时代女性的成长模板，而时尚、成功的定义者却未必是女性自己。萨特说过：“当别人看着我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被审查的对象。”b女性的形象改变、内心觉醒、人格独立看似是女性意识的崛起，其实质是以男权意识为主导的价值体现。电视剧中，罗子君在知道丈夫出轨后，虽然从一个家庭主妇逐渐成长为一个职场女性，但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改变男性的主导地位。她在作为全职家庭主妇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以陈俊生为中心，“没有了陈俊生她就不能活了”。陈俊生让她结婚后不要工作了，她就舍掉了工作，安心在家相夫教子，她所有的生活方式都符合丈夫的要求和标准。在罗子君眼里教养这个东西与婚姻和家庭相比不值得一提，她在婚姻里迷失了自己，她把婚姻与家庭狭隘地定义为是以丈夫为中心。罗子君虽然在离婚后走出舒适的环境，一步步走上自立的道路，开始尝试着应聘工作，但她从应聘到工作都离不开贺涵的“安排”，只要一有问题出现，罗子君不是想办法解决，而是第一时间打电话向贺涵求助。罗子君在职场的一步步强大到最终自立，并不是从内而外的蜕变，在一定程度上，她是按照贺涵的计划在成长。贺涵是商界精英，拥有典型的都市人格，他会在做一件事之前设计好所有的细节，罗子君成长的过程，实质是贺涵塑造的“作品”一步步成型的过程，她的进步让贺涵充满了成就感，她的成长过程无疑成了唐晶的翻版。男性的自私、欲望、权利等都外化在对女性的消费上。无论是贺涵对唐晶的塑造，还是对罗子君的引导与帮助，或是老金对罗子君的无理要求，都把女性的行为与形象规整到以男性要求为主导的价值观体系中。这样便形成了消费社会中女性的真实生态环境：女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身体选择的自由，在两性关系的博弈上虽然有了一些自主权，但其始终无法形成完整、独立的人格。罗子君看似自由独立的意识和行动的表象下，透露的是男性窥视与掌控的目光以及深藏的对女性身心加以限制的权力欲望。在性别文化的秩序中，女性形象只作为男性生活消费的附属品而存在。

三、女性形象的现代建构

现代社会，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步觉醒，女性逐渐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空间，很多女性通过某一职业来实现自身价值。但在男性为价值主导的社会中，极易出现家庭与工作的冲突问题，在权衡取舍后，工作与家庭的冲突一般会出现两种结果：其一是二者相互促进，内部达到平衡；另一种是与之相反的结果，偏于一方，或者两败俱伤。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是现代社会的要求，从女性本体的自然属性上来看，女性自身特有的生理结构决定了女性必须承担哺育后代的功能，这一功能的固着把女性定位于家庭生活起居的照料者。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人，女性同时肩负了建设社会，获得社会地位的义务和权利。这必然会产生家庭与职业生活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唐晶积极、勤奋、努力，从来没想过要靠男人生活。她在名牌大学研究生毕业后，选择步入职场，并成为贺涵手下的一名“新人”。在贺涵的指点下，更在自己的努力下，她在职场站稳了脚跟。这一过程中，唐晶一直在进步，逐渐成长为一个新时代的自立自强的女性。唐晶拥有独立、自由的言行，本应该活得潇洒不羁，却成为电视剧中最失败的女性。正是由于独立和强势，她的行为已经触及了男性的警戒线，唐晶和贺涵的关系已渐渐失衡，贺涵并不想找一个像兄弟一样的女人作为结婚对象，而是希望拥有一个能够体现自己存在价值的人，唐晶的独立让贺涵没有了存在感，而罗子君恰恰能让他保持男性的尊严。罗子君弱小，所以能反衬出贺涵的伟岸，罗子君身上带有传统女性柔弱的性格，正配合了贺涵特有的保护欲和占有欲，帮助一个楚楚动人的弱者更满足了贺涵内心的男性虚荣。以唐晶为代表的现代女性身上的光环被传统价值观所淡化和扭曲。在受众眼中，女人如果家庭不幸福，她的人生就是失败的，无论她在事业上有多大的成就依然无法得到社会和男性的认可。女性走出家庭走入职场时，即使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却因为无法兼顾工作与生活而被否定。这说明在21世纪的今天，女性的生存、发展空间依然是狭隘的，因为社会压抑了女性多样化的存在形式。现代社会在催促女性不断进步的同时又在刻薄地压缩女性的生存空间，消费着、占有着女性的价值。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透视出了现存的女性形象消费的倾向。一方面，女性人物被物化和符号化，符合现代消费的价值取向，电视剧紧紧贴合时代背景与时代的消费趋势，把女性形象简单归结为花瓶式、贤妻良母式、职业精英式三种；另一方面，作品对女性形象的定位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与女性独立、自主、发展的愿望相背离。女性在社会中的形象单一化之后，便将精力花费在精心打扮、挖掘自身美丽潜能上，自身的其他价值被弱化与淡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解放与自由，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但从根本上来看，女性无法摆脱被塑造和支配的命运。在以女性角色为主的影视剧系列里，普遍存在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和误解，女性形象消费的倾向容易误导大众，形成不利于女性形象塑造和建构的文化生态环境，同时也不利于多元化评价体系和包容性价值观的形成。许多影视剧中将女性格式化，给女性贴上标签，从传统的贤妻良母式女性到职场精英式女性，每个人物设置上都是单一的，女性身上只有一个突出特点，其他方面被有意无意地弱化。虽然现代社会提倡女性要自立自强、经济独立，但是在影视剧中依然赞扬和支持女性回归家庭，必须要具有贤妻良母的特质。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下，单一的回归要求是不合理的，时代在不断发展，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模式也需要相应改变，应该用多元化的评价标准，以更大的包容性来为女性个体提供更多的发展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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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民安.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作者:顾玮 王亚 单位:1.枣庄学院文学院 2.山东省枣庄市实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