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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理论范文10篇

时间：2023-07-20 16:46:03

经济发展理论

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篇1

一种西方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从经济发展的类型看，有“内生型”和“外生型”。内生型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其内部因素促成的自然发生过程；外生型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发展是被动式的、由外部刺激引发的，或者是由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美国哈佛大学的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就认为：相对落后本身可以有助于发展，由于可以依靠发达国家的技术，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比1780—1850年间的英国或西欧增长得更快。［1］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于对外国资本主义刺激和挑战的回应”，“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具有被动抉择的特征。”［2］

在《邓小平文选》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对当代中国主动地推进经济发展的反复论证。邓小平认为，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人民，积极吸取历史教训，主动迎接现实挑战的必然选择。他多次谈到，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遭受资本主义侵略，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资本主义列强欺负我们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中国经济落伍了。现在我们获得了独立和发展，而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键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邓小平在阐述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时再三提起历史上落后挨打的教训，并不是出于单纯防御性的考虑，而是以此激发全国人民加快经济发展的爱国热情。他说，要懂得一些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3］

中国主动式的经济发展，不仅是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更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是一个政治、人口大国，但经济上还是一个弱国，这同我国的地位不相称。邓小平认为，认识落后，是为了激励我们奋发图强。新中国主动进行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就是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以便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邓小平强调，中国经济越发展，世界和平就越靠得住；中国现代化越是不断推进，我们就越能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促进世界发展方面有所作为。他指出，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不仅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共同富裕，而且会给占世界总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新路，向全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不是民族利己主义，恰恰是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实现中国跨世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本国又放眼世界，把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联系了起来，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同世界社会主义命运和人类的前途联系起来，将爱国主义上升到更高的理性阶段，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主动寻求经济发展的昂扬姿态和恢弘气势，这是其他经济发展理论所不具备的品格和特质。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发展中国家传统势力强大，社会内部因素无力促成经济发展的发端，只有依靠西方文明的传播和输入才能启动其经济发展。邓小平完全不是如是观。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不是被动式的，而且也不是由外国促成的。他在多次重要谈话中都有力地阐明了，中国只有依靠内在的力量和积极性实现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建立在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上，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清醒地看到这是一件艰巨的事情，但是是能够做到的。首先是我们有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的人民是勤劳的人民，有着艰苦奋斗的传统……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又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有丰富的资源，加上利用世界的先进技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可能的。”［4］

世界上确有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依赖发达国家而取得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成功，但这不适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不适合中国，邓小平对此作了透彻的分析。他说，过去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有些发达的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资金、技术方面支持了它们，又由于它们劳动力工资低，其廉价产品在一定时期的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钻空子，加上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较小，现代化比较容易实现。而中国这样社会主义大国的情况与之不同，不可能走这种完全借助外国实现经济发展的“捷径”，“要发展主要靠自力更生，实行开放政策能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补充。”［5］他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篇著名谈话中详细分析了我们实现四化目标的四条根据之后，就肯定地宣布：“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6］（P.233—234）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内生”式的，而不是“外生”式的。

对比分析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和西方传统发展观，其主要区别不是在于发展中国家要不要实行对外开放，要不要吸引外来资金和技术，而在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是立足本国，还是依赖外国，是主动迎接现实的挑战，还是一种“被动的抉择”。邓小平总结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经验和规律，又深入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具体国情，从全球发展的高度认识到，当今世界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要发展，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和国家的长处，学习别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1978、1979年）的谈话看，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是他这两年反复阐述的一个话题。既要立足本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实现经济发展，又要引进外国先进成果以加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辩证法，也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显著特质。

二、发展的创新模式

1986年，邓小平在同新西兰总统朗伊的谈话中谈到了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又说：“对这个政策有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3］（P.155）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中国经济，呈现出一个持续发展的势头。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地区地波浪式推进发展是一个显著的特点。正是这种非均衡的发展模式，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经济面貌，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社会主义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我们过去提倡的缩小差别和均衡发展政策的结果并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困。正是邓小平所说的这种“平均发展”，严重地压抑了人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经济发展丧失生机和活力，使我们长期陷入“贫困——平均发展——贫困”的怪圈。早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所举行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在这篇著名讲话中，紧接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还有一段更富有哲理的话：“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4］（P.152）这就是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思想，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消费的分配领域，而是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有关的一个重要理论和政策，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创新。

非均衡发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入竞争机制的经济运行常态。20多年来非均衡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是对人们在旧体制下长期持有的“平均发展”观念的一个突破。建国以后，从1956—1976年的20年间我们奉行了一个“平均发展”的思路，收入分配逐渐趋向平均，地区经济发展逐渐拉向平均。为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的“三线建设”，所得有限，所失巨大，并且是造成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拉开差距的一个内在原因。

早在1943年，经济学家罗丹在他的论文《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中，就提出过对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要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论点，即所谓的“大推进理论”。“大推进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有一定规模的投资，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它的根本缺陷是：首先，忽视了发展中国家正是资本缺乏的国家，如果非要等到积累了大规模的资本再进行投资发展经济的话，发展中国家将永远没有希望发展起来；其次，如果发展中国家勉强凑够了一部分资金（如通过举借外债），在很多行业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期限长，后续投资可能不足，造成工程无限期拖长或半途下马，尤其是由于形成生产能力有一个较长的时滞，容易产生通货膨胀；再次，忽视了实物资本的投资还需要技术、管理和劳动者素质等多种因素的配合，而这些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有更多提高。20世纪70年代，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在美国的支持下，为了迅速实现现代化，进行了雄心勃勃的大规模均衡“大推进”投资，结果决策失误，物价飞涨，工程停顿，人民怨声载道，不久被霍梅尼政权取代。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也是非常类似这种平均主义“大推进”式的均衡发展模式，导致有限资源的大规模平均投入，投资失控，比例失调，被迫进行了五年调整。［6］邓小平的非均衡发展模式正是在对这样一种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史的总结中提出来的。

发展是非均衡趋向均衡的过程。非均衡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首先是沿海地区资源，而后是中西部地区资源，使经济发展逐步趋近所谓均衡。改革开放以来，非均衡发展的大政策、大思路，使中国经济步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它是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和企业先行发展、先行致富所产生的强烈示范效应，使大批地区、企业和个人争相效仿，从而使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浪潮，一浪又一浪地向前推进。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论认为，在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中，由于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及分子交换，有可能从“无序”走向“有序”，“非平均是有序之源”。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这个耗散结构，就必须把传统的共同贫穷的社会主义推向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使其处于一种十分不稳定的状态，为出现新的共同富裕的耗散结构提供可能。1956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也指出：“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7］邓小平不仅从哲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同耗散结构论创始人普里高津的命题相同的结论，而且把没有在经济建设中实行的辩证法思想成功地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如果没有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这一重大创新，中国恐怕至今还在“同步富裕”的梦魇中挣扎。在沿海地区成为强大的经济增长极后，产业要升级换代，市场要拓展，增长的动力传递到了中西部地区。中央做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正是邓小平非均衡——均衡经济发展理论在新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市场经济是一种被资本分离开的生产和消费通过市场来实现其统一性的经济形态。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总体平衡必须通过阶段性的不平衡运动即间歇性的周期经济波动来推动。邓小平认为，经济发展不仅要从非均衡向均衡的横向展开，而且从纵深上要呈现“台阶式”上升。他把中国经济发展比喻为台阶，要一步一步地往上跳，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跳上一个新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3］（P.375）

但是，跳跃式发展很容易使人想起20世纪50年代末的“”。1958—1959年两年“”，中国工业生产提高了110％，结果是伤筋动骨，花了五年的时间调整才慢慢恢复元气。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也是一个飞跃，1984—1988年的5年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1.7％，出现了经济“过热”，治理整顿花了三年时间。这两个“飞跃”是否有相似之处？邓小平对此进行了分析并作了否定的回答：后五年的加速发展尽管也带来一些问题，但与“”的问题性质不同，所取得的成绩则是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认为，能发展就尽量搞快些，出了问题再整顿，这比四平八稳，不出问题的低速度要好，“台阶式”发展是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他还把这种考虑的根据归纳为三条：一是出了问题再整顿，只要这个问题没有伤筋动骨，就不会回落到起点上去，而是站到一个新的起点，登上一个新台阶；二是经济上了新台阶，手头上的东西多了，出了问题也好解决；三是不出问题的低速度要出大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既然“台阶式”发展模式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正确反映，那么无论从解决就业，消除贫困，还是从调整结构，压缩泡沫来看，目前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是加快发展。绝不能因为一时的“萧条”就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停滞阶段。中国是一个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遇到和将要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是没有先例的。现在经济学界一般热衷谈论的凯恩斯政策，实际上是两条：一是增加政府投资，二是改变社会预期。两者相比，增加投入不过是手段，社会预期才是理论分析的基本点。［8］但在运用西方经济分析工具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国情。如果只是注重增加政府投资，而忽视了其他方面政策对社会预期消极影响的话，经济还是难以启动，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从启动社会预期，实现经济新一轮跳跃式发展来说，我们必须加深领会和进一步强调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

三、发展本质的全新揭示

现代经济发展史，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获得长期高速增长，其内在的推动力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微电子、生物工程、新型材料和航天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不仅直接带动了产业部门的高度发展，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说，人类面临的21世纪，高新技术产业是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国跨世纪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文化落后，要摆脱传统状态，只要照搬发达国家早期发展战略就行了。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就是以GNP的高速增长为目标。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显然也是过分强调了科学技术发展条件的特殊性，他认为：“先进技术是适应先进国家的特殊条件——如高工资，资本相对于劳动比较充裕，大量熟练的技术人员等——而被发展起来的。这些条件在比较贫困的国家并不普遍存在。”在他看来，阻碍穷国前进的文化和经济障碍成百上千，穷国只有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而不可能发展和运用高新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1］（P.1377—1378）

其实，对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任何一方面的过分强调都会出现偏差。在中国人民建设最困难的时期就提出过：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6］（P.480—481）谙熟辩证法的邓小平更是从一般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角度，对国情作了透彻的分析，十分坚定地指出，中国现在固然还很穷，但是，“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3］（P.183）又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4］（P.86）他敏锐地观察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必须发展高科技尤为关注，强调这是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他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3］（P.279）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强调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3］（P.377—378）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综合进化的过程，单纯的经济增长将人类社会引向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无论是W·A·刘易斯、J·H·伯克等人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还是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或是萨米尔·阿明的“国际依附理论”以及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等等，都存在着一个假设前提：发展的本质是纯经济过程，是GNP的增长。这一观念的重大缺陷在于，它以物为中心，在发展实践中指向客体一极，不仅忽视了人作为发展主体的地位，忽视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而且这一发展观以其“指标体系”和示范效应来宣传“西方中心论”，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并且以西方经济学为蓝本来构建发展经济学的框架。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学者就发展问题进行了跨地域、跨学科研究，于是一种“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1983年，法国经济学家、哲学家F·佩鲁在《新发展观》一书中认为，新的发展观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经济发展只是手段，发展的目的是社会和人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不仅仅是物质需要，还包括与各民族的价值及传统一致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的需要。持综合发展观的未来学家们也提出应“以满足人的需要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而变“发展＝经济＋社会”为“发展＝社会＋人”。但这里说的“人”还是西方现代化中的“单向度的人”或“经济人”。

近10年来，实验经济学及经济心理学的发展已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说提出了质疑。他们观察到无论何种流派的观点，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描述都未能跳出利益最大化假设的框框。然而人的行为是复杂的，人们掌握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在一时段内总是有限的；需求是多层次、多向度的，人的价值也应该是多维度的，既包含市场价值，也包含人文价值。因此，人们实际经济行为在许多场合下并非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这就相应地应该用非最优化方法来描述和分析更为普遍、更加复杂的非完全理性行为。这无疑是发展理论的一个进展。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也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强调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经济发展必须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要，并推动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趋向公平、合理。但同时他又强调，人还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他不仅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而且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一发展理论的命题，都特别强调了“第一生产力”中和实现四化的关键因素——人、人的素质。1986年4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时谈到：“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四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5］（P.350）同年11月，他进一步对这种人作了质的规定：“过去我们打败国民党用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几百万现代化军队，就靠这一条。那时我们没有飞机，没有大炮，主要是靠人。所以我说，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3］（P.190）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3］（P.205）“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3］（P.111）这些论述不仅抓住了发展的关键，而且也深刻地揭示了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发展的最终目的。这里所提到的现代化的人、人才等等，都是全新的概念，从而赋予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以新的特质。它发挥了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的思想，汲取了当年在写《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书按语时论述的“新人”的合理因素。可见，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不仅描画了中国21世纪的发展蓝图，而且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把人的现代化即培育“四有”新人提升为发展的本质。这一理论创新，是对只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观的否定，也是对西方现代化中“单向度的人”或“经济人”的超越，从而使我们能够走上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萨缪尔逊，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1380．

［2］杨耕．从到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中的两个里程碑［J］．教学与研究，1999（10）：6．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84．

［6］苏星．新中国经济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394—455．

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篇2

一、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回瞻

1.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制度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制度（马克思的提法是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制度）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组织和运行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持续一定时间跨度的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这对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

2.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流派的论述

（1）模型派

他们认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或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叠加和质变的结果。他们将各种增长要素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为因变量，确定函数关系，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最著名的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尔多、罗宾逊、帕西内蒂等人倡导的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些经济增长模型实质上只是说明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力求使得产出决定的总需求的增长要与生产产品的总生产能力匹配，逐渐强调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忽视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结构派

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既是一国经济量（总量与均量）和能力的增长与扩张过程，也是一国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主要有刘易斯等的“二元结构论”；纳克斯的“贫困循环论”；由“投资不可分性”而产生的罗丹的“大推进论”；钱纳里等人主张的“发展型式”理论；以及“两缺口理论”，以及“平衡与不平衡增长”的理论等等。在这一流派中，已经隐含着制度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尤为明显。因此，有人甚至将刘易斯划为新制。

（3）阶段派

代表人物是罗斯托，他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不难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来越明显。

（4）因素派或起源派

这一流派中，丹尼森将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成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细分为八个方面，（有人归纳为7个）即：使用的劳动者的数量及结构；工作小时；使用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存量的规模；知识的状态；分配到无效使用中的劳动的比重；市场规模；短期需求压力的格局和强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为什么增长率不同：战后几个西方的经验》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习惯称为丹尼森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引发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各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通过模型进行计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将这些因素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二个问题：将应该计算的因素计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谓“剩余溢出”，那么，这些“余值”应该归入到哪个因素？

而库兹涅茨强调需求结构的高改变率对现代经济增长中生产结构的高转换率影响巨大。它会引起创造新产品的技术高新与发明，促进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最终促进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速度。

（5）新增长理论派

主要有罗默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鲍依德的“动态联合体资本增长模式”；阿温杨的“创新与有限度的边干边学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不仅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长理论确认了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并总结出了一套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场上的大的扭曲等。

（6）劳动分工演进派

杨小凯为代表的这一学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先天不足，即，将社会的产业结构或分工状态当作固定不变的因素，然后研究资源在其中的最优配置，然后构建了分工演进模式解释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当人们经验不多时，生产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费用，人们只有选择自给自足。通过实践学习，生产率提高，能够付得起交易费用，因而，人们开始选择高一级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而这种通过专业化学习会加速学习速度，从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费用。这个正反馈（良性循环）将使劳动分工自发地演进。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产力正是因为专业化造成了某种信息不对称，卖者对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知之甚多，而作为买者却知之甚少。

杨小凯等人的分工演进理论模式给我们有两点启示：

启示一：促进分工与交易以及知识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极为重要。

启示二：一国的制度创新，应当朝促进分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发展。

（7）“反增长”或“零增长”派

以米多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主张反增长或增长价值怀疑论；米多斯将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连接成为一个“反馈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为了避免世界末日来临，就必须使主要的经济增长因素实现“零增长”，因此，该理论被称为“增长极限论”或“零增长论”。

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论点

1.诺斯的观点

（1）制度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是诺斯。他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核心论点简明扼要，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据是，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完备的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条件和零成本的运行过程。人们在市场交易的过程被过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的操作，就连为达成交易而搜寻信息的费用也不存在了。在这一模式分析逻辑下，其它一些协调组织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和“组织”被看成无足轻重。如果用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无法解释1600年到1850年海洋运输业在技术上并无多大进步的情况下，生产率却有较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视。制度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中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

诺斯指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法律规则，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制度不同于体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既然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那么，制度结构在静态上就决定了一个经济实体及其知识技术出路的增长率。诺斯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将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展等等归入经济增长的原因，其实就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引起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在各种因素使潜在的外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认为，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发生。进而，诺斯对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进行了分析，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相一致时，达到制度均衡。这种制度均衡的实现条件是制度供给者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MR＝MC。据此，诺斯提出了构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标准或原则是使得新机制（制度）下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国家并非“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而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新、裁定和行使代价都极为昂贵，因此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供产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以维护经济增长和发展，并最终对造成经济的增长、发展、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3）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意识形态是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减少了“试错”成本。

第二，意识形态会通常与个人观察世界时对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有时会在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作出选择。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评价等。

第三，当人们原有的观念或经验与意识形态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试图其意识形态，来发展一套更加适合其观念或经验的新的理性选择。

因此，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安排和经济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2.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两大难题，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寻租。

（2）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首先，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划而扩展了人类的选择，即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次，制度“矫正价格”的努力成效，即对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和长期贡献。再次，尽管技术创新会推动经济发展，但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依赖于促进创新、界定产权和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风险的各种制度安排。

（3）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创新需求产生于经济中无效率的增多、技术变化、市场特征以及确立个人与集团维护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给依赖于立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及寻找可选择目标的知识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确立以立法秩序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塑造市场力量以驱动创新。

（4）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根本问题是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稳定的道德、产权的界定、人力资本的供给、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担风险的法规等。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使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订一套公开、透明的规则体系，防止寻租、以权谋私和欺诈行为，为市场经济运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才是实现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并高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简单的评述及问题

1.诺斯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应用现代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对经济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2.新制度经济学派方法的应用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许多原来对制度不以为然的经济学家广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分析方法，普遍认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只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资金筹集、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的改善等等纯经济方面的因素，而更加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上。

3.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的范围内，大大扩大了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视野，而研究对象也由以前的以资本主义发展中小国家或地区为主转向发展中的大国。

4.几个应当深入研讨的问题

（1）在许多人看来，制度仍然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将制度因素进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怎样才能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促进经济的发展。

（3）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获取已经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石之一的交易费用的地位是否会动摇。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许多观点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上述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新制度经济学派及其追随者，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2][美]科斯、诺斯等：《财产、产权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3]国际经济增长中心V奥斯特罗姆和D菲尼，H皮希特编，王诚等译：《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选择》，商务印书馆，1992

[4]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5]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林业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7]李悦：《产业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篇3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

引言：所谓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合理经济发展形态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社会经济得以形成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是现代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它正确地在经济圈、社会圈、生物圈的不同层次中力求达到经济、社会、生态三个子系统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使生产、消费、流通都符合可持续经济发展要求，在产业发展上建立生态农业和社生态工业，在区域发展上建立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总之，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延伸或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化。

一、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和研究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就决定了以可持续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关系。从经济方面来讲，传统经济也就是传统社会生产方式、人类自身关系及其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反映。

如在传统经济中，受人与自然对抗认识的支配，那些非市场化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不被作为经济资源和财富看待的，并日认为它们的供给是无限的，不考虑经济活动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不断增长的经济财富作为经济学追求的目标，由于传统发展思想和理论指导，产生了严重的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不良恶果，如它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短缺，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产生了产品分配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并由此引起了国际间和国内各种政治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不仅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持续，而且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严峻的姚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类必然要对传统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方式进行反思，以寻求能满足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持续生存(这是人类社会的最大福利目标)和发展的道路，因此也就产生了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比如：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使得中国利用外资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2005年中国得到1000亿美元以上的外国投资，而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吸引的外资大约是2500亿美元。如果中国实行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给外商投资带来新的机遇，中国政府已把吸引外商投资作为实施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还有对中国内部经济调整作了很大影响，促进了各种大型工程的实施。

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及其研究意义

经济发展主要是以价值来表现，并以价值的变化来反映其规模变化的，但仅考虑价值的变化而不考虑其他的变化，那么经济发展很可能是没有保障的，所以分析经济发展，在注重价值分析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其他方方面面，将它们与价值分析结合起来。

人们知道，在传统再生产分析中只考虑价值的生产与平衡，只要价值的生产是以扩大的方式进行、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比例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该生产、经济就能正常进行，但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则不仅要求价值生产的扩大和各部分之间比例的正常，而且要求价值的生产与其他各种流量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而且这种比例的要求更严格，如果达不到这种要求，经济可持续发展是难以进行下去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就是因为其他各种因素，其中尤其是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变化不能满足其要求的产物，所以要求经济发展必须与其他环境相适应。

保持经济系统稳定和发展，如果能量和自然资源输入经济系统的量，超过了自然系统再生产这些能量和自然资源的速度，就会出现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结果。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就是因为传统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与能量消耗的速度，超过自然界再生产它们速度，使经济发展难以长久持续的结果。

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一项共同事业，实现这项事业对我国来讲更显重要和迫切。因为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更恶劣，资源短缺状况更严重，所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为强烈。研究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条件、因难、思路和途径等、以此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经济可持续发展刻不容缓

1、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其发展模式是什么，却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因为如果仅仅围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社会公平公正、公众参与等这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或共同范式而没有特定的战略模式，是难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这些基本要求只能在特定的模式和在具体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而特定的模式与经济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国情中是不同的，如对公平与公正的理解，不同的文化对它们的理解也就不同，对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保护方式与程度也不同，所以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还必须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特定模式。

2、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最主要的就是生态环境和资源满足不了传统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实现生态环境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方面的工作，在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与世界各国或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酷程度和资源的短缺程度是非常高的，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需要，成为我国最紧迫的任务。

参考文献

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篇4

关键词:“两山”理论;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的生态发展思想是马克思的自然观和生态思想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当前的理论研究热点。在全球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良好的自然生态不仅是人类生存的环境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早在主政浙江期间，就十分重视生态建设，把生态建设贯穿于经济建设之中。他指出:“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1］。2015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正式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进中央文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关于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之一。

1“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关系

认识的三个阶段“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一对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随着人们的认识和实践的发展逐渐从对立走向融合。它们之间关系的辩证发展经过大体用“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保护“绿水青山”建设“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个时期。建国初期，经济建设以效益优先，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为了经济的发展，一味索取资源，过度开发，比如东北大兴安岭的几百年的原木满山遍野地被砍伐，导致其森林资源锐减，后续资源补充乏力。由森林覆盖的减少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污染环境等，再加上其他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越来越少，利用“绿水青山”去换取“金山银山”的发展模式已经明显露出弊端。改革开放以后，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人们认识到再不重视资源环境将付出惨重代价，所以提出在经济建设中既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即“金山银山”，也要环境和谐即保住绿水青山。但是随着几十年来过度的索取自然资源导致经济发展与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已经明显升温激化，国家已逐渐认识到保护资源刻不容缓。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等国家领导人认识到不仅要保护资源环境，更是要让“绿水青山”的资源环境成为一种生产力，生态资源变成经济资源，所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形成一种和谐统一的辩证关系。

2“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与生产力

“绿水青山”是自然生产力，简称“自然力”。“绿水青山”是大自然的原生形态，人类只是大自然的一员。“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人们最初依靠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资源才能存活，利用自然的馈赠，我们称其为“自然力”。人类是在大自然的庇护下，同时也在与各种自然现象作斗争的过程中生存和发展的，人类从始至终都与自然不可分割，并且利用“自然力”进行自身的发展。“绿水青山”就是一种天然的“自然力”、一种天然的使用价值，而“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3］。“绿水青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欲望改造自然。这种情况下生产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实现无限制地对物质的占有。这时人类成功地将自然力转化为“金山银山”，即社会发展的“力”。但是，自然界的资源拥有能力和承受能力不是无限的，无法永远满足人类的无限度的开发，一旦资源开发达到一个自然可以承受的临界点，自然与人类的矛盾必然爆发。自然界开始进行疯狂地反抗，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异常紧张，事实上，社会工业化的发展已经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人类也在吞食着自己造成的恶果。“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4］。“自然力”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破坏自然就是破坏生产力。“绿水青山”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给人类的发展提供“自然力”，它是一切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最初资源，是潜在的经济能源。“金山银山”是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物质成果，是社会物质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基础上得到的发展成就。那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的有机融合，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力发展形态———生态生产力。

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与民生福祉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之一就是人们对高质量生态环境的需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近年来环境问题成了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沙尘暴、雾霾(PM2.5)等。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只有解决好人民生活的大环境，才能使生产顺利进行，人民安居乐业，人类健康发展。生态民生观，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生态领域的重要体现，是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重要发展理论创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5］。十八大以来国家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生产和生活的基础，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环境，社会就会生产乏力、生活困苦。生态文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维度之一，也是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人民群众也无法正常生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包括社会建设方方面面的各项事业的小康。是包括不落下一个人的小康，“以人为本”是根本原则，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人类活动的根本前提。在传统工业文明的视野中，人自以为是至高无上的，为了人的存在，人可以对自然界进行无限制的改造、征服，这样生态环境恶化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在生态文明的视野中，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不应过分强调其主体能力，也不能无限夸大人类对自然的主宰性，而是应将自己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在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同时，适当约束和限制自己的需求，关爱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时，应把对自然的损害限制在自然生态系统可承载的范围之内，不能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目标。

4生态经济与经济发展模式

4.1生态经济是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生态经济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是生态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的产物，生态经济就是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和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生态经济学领域提出了“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这一新的研究方向。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就是要坚持绿色发展。坚持发展绿色、低碳与循环经济，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应对全球气候异常、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改善生态为导向开展经济工作，着力调整投资结构，优化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和技术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实现良性循环。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先进技术武装农业，减少农业生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和产出水平。调整和优化工业经济发展布局，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产业和项目盲目发展，坚决遏制住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的趋势;抓住部分行业生产能力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契机，加快淘汰和改造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落后的生产工艺，实现设备和技术的更新换代，优化工业经济结构;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通过技术改造降低其资源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水平，提升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使传统产业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鼓励发展低能耗、轻污染的高新技术产业，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工业经济中的比重，降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对能源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发展循环经济，使其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相比，循环经济具有节约资源和循环利用的特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物质能量循环路径是“资源———产品———废物”。因此，按照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速度越快，付出的破坏资源环境的代价就越大，经济发展的后劲就越不足。循环经济能通过资源能源的循环利用，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效结合，用最低的环境成本，获取最大的社会经济及生态效益。因此，我们要坚持开发节约并重、节约优先的原则，按照资源再利用的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节约与综合投入、低消耗、完善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坚持低污染和高效率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绿水青山”指良好的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生态系统，森林、草原等植被覆盖率高，生活环境优美、空气质量良好等，良好的环境能够源源不断提供发展需要的动力。“金山银山”代表物质财富，人来创造的巨大的经济实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本身就蕴含生态与经济的融合发展，是生态与经济有机统一的精准概括。4.2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发展生态经济的保障。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6］。生态文明的各项制度建设直接关系到生态文明的效果和成败。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方向、任务和方法、建设成效等方面要能够更加合理和完善，离不开制度建设。通过生态文明的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政府和人民能够及时了解制度落实的情况，形成各部门、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沟通、协调和相互配合，才能避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各种不科学、不合理和错误的问题发生，才能更好落实生态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各项工作，使生态经济建设呈现健康、有序的状态。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经济效益一直是首要关注的问题，相比之下，文化、社会等其他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同样，生态文明建设更是滞后且发展缓慢。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依靠高消耗、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造成对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人民的生态素质也远远达不到文明的程度。各地的经济部门是受重视的‘热门’，而环保部门却是‘冷水衙门’，而且它们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制约机制不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过程中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造成二者之间的矛盾，某些不恰当的经济政策引发了许多的环境问题，因此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突破口。生态经济模式的构建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具体而言，就是要健全自然资源制度，完善产权和管理权、使用权等，明确相关的责任制度。坚定不移地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对国土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主体功能区的定位等都要有明确的制度。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环境的过度使用、过度污染具有相应的限制性惩罚性的措施。另外，要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建立和完善污染环境的水和气体等污染物排放的严格监管制度，监管部门能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在我国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几年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就取得了明显成绩，生态经济的发展也初显成效。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工业化、城镇化都在稳步推进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全面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是全面改善民生、全面脱贫，那么发展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尽管如此，我们也绝不能以牺牲环境和生态为代价，要构建生态经济模式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目标，使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真正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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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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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谈绿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EB/OL］．(2016－03－03)［2018－01－09］．

［5］．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篇5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流派；关系；探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世界经济发展史反复证明，金融抑制和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增长。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能够正确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起与经济快速增长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不仅关乎金融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流派

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算起，西方经济学界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迄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在这场长期论争中，有两种作用机制一直备受关注：一是货币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二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根据对这两种作用机制的不同理解，大体上可以把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流派分为金融无关论、金融促进论和金融从属论三种。

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论。古典经济学家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抽象成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两分法”。在此基础上，萨伊提出货币中性论，强调货币数量的改变只会造成物价水平等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对生产供给、实际产出和就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货币只是实体经济的面纱。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只不过是经济运行的润滑剂。使得商品交换更加容易和顺畅，而对经济中的实际变量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极其稳定的，短期内由于存在适应性预期，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影响产量和物价；但从长期看，产出量是由劳动、资本和技术等非货币因素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只决定物价水平。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只有未预期的货币变动能够影响短期真实变量。从长期看，由于货币政策是可预期的，货币变动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相应变化，而对真实产量和就业没有影响。尽管理性预期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货币面纱”论，但仍坚信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

金融促进经济增长论。有关货币流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讨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认为，慎重的商业活动可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进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早在19世纪末就认识到古典货币中性论的不足，指出，在信用制度条件下，货币对经济活动起着积极的作用。只有在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一般物价水平稳定的状态下，货币才是中性的。熊彼特则从信用创造的视角突出了银行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他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创新，而功能健全的银行可以对企业家进行筛选，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指出，未来的不确定性是货币经济的主要特征，通过利率对投资的诱导作用，货币就能影响国民收入的产出水平。凯恩斯还通过总量分析，把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克服了古典经济学“二分法”的不足，实现了对早期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20世纪50年代，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阐述了金融中介在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揭开了金融理论研究的序幕。此后，金融因素逐渐在经济理论中得到重视，并凸显成为同土地、资本、劳动同样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1969年，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人戈德史密斯指出，以初级证券和次级证券为形式的金融上层结构加速了经济增长，改善了经济运行，为资金转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分析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起来，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之后，卡普尔等人把麦金农和肖的静态分析发展成为动态分析，进一步阐明了金融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内生金融理论强调，资本效率的改进得益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把资本分配到最佳可能用途上所起的关键作用。

金融从属于经济增长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琼·罗宾逊反对熊彼特关于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行为和企业家精神的论断，强调经济发展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创造了需求，而金融体系只是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从而否认了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多恩布什认为，金融储蓄与真实利率并不相关。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不同视角

在Shumpeter(1969)、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做出开创性研究之后，有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步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后来的研究(包括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或通过证明两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存在性、或通过分析两变量之间的因果方向、或通过研究两变量间的传导机制，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近年来，国外学者DemirgucKunt＆Levine(1996)，Thakor(1996)，Levine(1997)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有建树；而许多国内学者也基于中国数据、利用不同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检验。

综述以上研究，学者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间的相关度和因果方向具有不同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供给拉动性”(supply—leading)观点，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根据这种观点，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进渠道有：(1)通过提升资本积累效率并依次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Goldsmith，1969)；(2)通过提高储蓄率进而带动投资率(McKinnon，1973；Shaw，1973)。换句话说，通过增加储蓄规模和改进投资效率，金融发展将拉动更高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得到了相关大量实证研究的证明(如Bencivenga&Smith．1991；Greenwood&Jovanovic，1990；Thakor，1996)；第二种视角由Robinson(1952)最先提出，即金融发展“追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引致性”(demand—following)观点。该种观点认为，实体经济的扩张增加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导致金融产业的发展，对这种观点的实证支持可参见近年来的一些相关文献(Demetrides＆Hussein，1996；Friedman＆Schwartz．1963；Ireland，1994)；第三种视角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是互为因果的，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联系(Demetrides＆Hussein，1996；Greenwood&Smith，1997)；第四种视角则缘于Lucas(1988)，他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而“经济学家常常过度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作用”。

三、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在中国的检验

众多理论分析与计量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力度有限，甚至有些指标还呈现负面影响；总体来看，我国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落后的金融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互为促进的关系体现在我国对金融体制所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具有一定的经济绩效，能够带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对我国金融的深化也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间因果关系也存在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从侧面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相对于同期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匹配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还不及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考察其深层原因仍在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现行的金融体制已无法满足企业扩张带来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加入WTO后的外来竞争压力也迫使企业和银行对融资机制做出新的调整。改善目前的落后的金融发展局面，一方面要努力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让企业更多的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改善融资机制，消除“所有制歧视”，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另一方面加速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规范。发掘债券市场的潜力，为直接融资提供更大空间，并且积极推进非国有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促成金融机构的合理竞争。有理由相信，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改革必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篇6

技术和信息的生产、扩散和应用是保持经济活力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然而知识相对于自然资源、实物资本和低技能的劳动力已经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OECD各国的步调有所不同，但各国都在发展知识经济。知识增加了设备、工人、公司和公共团体的价值。

公司和个人正在花费越来越多的资源生产知识。在知识方面的投资从狭义角度（包括R&D、软件及对教育的公共支出）看，目前占OECD各国GDP的8%，并仍在增长，与在设备方面的投资相近。如果将私人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支出包括在内，则超过10%。

劳动力技能正在不断提高。OECD各国超过14%的劳动力受过大学教育。

R&D支出经过50多年稳定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又开始增长。这部分原因是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的较快增长。R&D的约1/5投向了基础研究，整个90年代没有太大的变化。在大多数国家，商业部门提供的基金在R&D中呈增加之势，这在20多年前就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并在90年代有过之无不及。服务业，特别是那些生产或使用信息及通讯技术的部门，商业研究所占的份额正在增加，在一些国家已占到1/4。

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支出，包括在新设备、新设计和市场开发方面的支出已经超过了R&D。在有这方面统计数据的国家，这项支出相当于R&D支出的两倍左右。此外，服务部门有关销售的创新支出与加工部门的该项支出几乎相等。

大多数R&D发生在大公司，但工业结构的变化（如软件、生物技术等新兴工业）也使一些新兴工业和快速增长的工业非常重视R&D。风险资本是向新型的、高风险的商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提供基金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在几乎所有OECD国家迅速扩大，到1998年已经超过150亿美元。新技术的涌现，以及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改革后形成的市场开放对此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欧盟教育投资（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占GDP的5%）虽占较大比例，但R&D和软件开发滞后。美国在这两个领域的投资分别占GDP的2.6%和1.5%。日本R&D虽然占GDP的2.8%，但软件开发仅占GDP的0.9%。

二、日益重要的信息和通讯技术

信息和通讯技术（ICT）被公认为是知识经济的主要基础。它巨大的、持续的进步使不断增加的大量数据迅速而廉价地贮存、处理和传递成为可能。技术进步是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而ICT在其中占很大的比重。应用和掌握ICT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经济运行的关键。

公司、居民和政府正在向ICT大量地增加投资（1997年OECD国家此项投资占GDP的7%）。一些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处于领先水平，其他国家则迅速追赶。在OECD各国，ICT中的2/5支出投入到了通讯、2/5投入到软件，另有1/5是投入到硬件中。

在OECD各国，使用计算机的人口正不断增加。其中使用计算机的白领工人超过了50%，使用计算机的居民超过了25%。互联网是ICT中增长最快的部分，越来越多的居民和企业正在上网。过去几年，由于技术进步和通讯业内的竞争使互联网的通讯费用大幅度地下降。然而，在一些国家，高价格仍是其普及的一个障碍。这些技术也导致了电子商务的发展，虽然目前迅速增长的业务量仍主要限于美国。

技术创新是ICT扩大的基础。R&D支出在信息与通讯技术及服务业上升得最快。在90年代后期，几乎有1/5的专利是与ICT有关的，而在90年代前期这个比例是1/10。在这方面，美国和日本占尽了竞争优势，大多数欧洲国家落在了后面。此外，在过去几年这方面的差距正在拉大。

三、科技政策

在所有OECD国家，政府在发展科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如果它们要想从科技方面获得最大的利益，将不得不为知识经济的增长创造新的条件。限制公共支出、改变技术创新的驱动者，以及对什么样的政策应该和不应该做出更好的理解，已经引导政府更加面向市场。此外，政府应该成为工商界和消费者达到他们目标，保证他们适应知识经济带来的新需求的推动者。由于大多数公司觉得投资基础研究很难产生足够的收益，然而其对社会的长期回报是相当高的，所以政府需要直接投资于基础科学。为满足公共需求的需要，政府仍要继续投资于国防、卫生和环境。

在大多数国家，政府R&D基金90年代以来已经下降。国防支出的减少（由于冷战结束）和对预算的约束已经对科技经费支出形成压力。英国和美国的经费削减得特别多，法国和德国也进行了较大的削减。在OECD大多数国家中唯一例外的只有日本，虽然其全部R&D费用所占份额仍相对较低，但政府R&D基金90年代以来仍在增加。

对产业的公共支持包括金融支持（转移支付、税收减免），公共品采购（主要是国防和航空），及设立科技基础设施（如公共实验室）等几部分。90年代国防合同的减少由航空费用的大量增长所替代。在这一阶段，虽然各国有明显的不同，但大多数国家的金融支持已经减少。大体上，对大公司直接的公共支持的比重远远超过它们从事商业R&D的比重，这表明如果政府要鼓励新兴产业加入者的技术创新，现有政策必须进行调整。

在一些国家，由于R&D支出会给小公司带来很高的成本和负担，常对此类企业这方面的活动起着抑制作用，因此这方面的税额抵免（taxcredit）对小公司来说是一种优惠待遇。目前OECD中有11个国家已经实行了税额抵免或相似的政策。

90年代由公共实体（主要是政府实验室和大学）承担的研究支出份额已经下降，但相对于公共研究基金来说下降的幅度仍不算大，工商界承担的R&D公共基金下降的幅度更大。

技术创新不再单独依赖于公司、大学、研究机构和管理者如何如何，更多地是依赖它们如何共同协作。它正在转变为公司增加对大学研究基金投入（虽然目前仍较低），以及公司认识到学术研究对自身技术创新的作用。

四、技术的全球化

科学技术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方面。信息和通讯技术已经使金融市场全球化成为可能，并大大促进了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扩大。科技活动的国际作用也大大增加了。

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在增加（有25%的出版物和9%的专利是多国合作的结晶）。

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中发挥着主要作用。虽然R&D比其他方面，如生产，国际化的成份仍很少，但它已经呈现出全球性的趋势了。结果，越来越多的创新为许多国家的公司，而不是为发明者个人所有。公司间的跨国技术合作协议比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高出两倍以上。

高技术商品贸易作为国际技术支付的一种（如专利许可证，技术决窍），比其他商品贸易更快速地增长。

然而，经济国际化仍是不平衡的。爱尔兰是一个国家受惠于科技全球化的典型例子，它的高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进口技术和资本的流入。另一个极端是日本，它的技术似乎受岛国思想的影响过重。欧盟由于是多个成员国组成的国家联盟，其国际化程度与美国大体相同。

五、科技产出及对各国经济的贡献

随着花费在知识生产方面的资源增加，有更多数量的知识产生（科学发现、发明）。由于创新增加了市场，提高了生产率，扩大了高技术的出口和技术贸易，由此导致经济发生变化，改善了经济的运行。然而，各国经济运行情况的不同表明，科技活动的产出不仅依靠投入的数量，也依靠整个创新体制的效率，而后者主要有赖于创新体制的框架条件和政府政策。

就科技活动而言，计算产出比投入更困难。投入可以以货币的方式或劳动力的方式来计算出，但产出更多样化，经常是间接的，没有相应的人和物来对应。

科学发现和新的技术装置是研究的直接结果。它们可分别通过科学出版物和专利来测算，虽然这种方法不够充分和不完美的。这两种方式自90年代以来都呈现上升的势头。

自从1985年以来，OECD国家劳动生产率年均增加约1.5%。技术变化和劳动力技能提高是这一趋势变动的主要因素。目前的经济增长率约是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半，当时多数OECD国家正处于经济追赶阶段。在90年代，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率仍很高，那些在80年代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如爱尔兰和韩国，90年代已经经历了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科技产出也相当高。

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篇7

我们都当过小学生，小学生一节课45分钟，我们一下子上了几个45分钟的会，大脑皮层早都累了，很辛苦。但我看到大家都很认真，聚精会神，这说明会议发言质量非常高，能引起大家的兴趣，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难得只有两个人去见“周公”，我中午也有习惯浅睡，但今天中午陪市里领导，完后就在这里听课，深深被吸引住了，而且大脑高速运转。从这点上来说，这个会非常成功，质量很高。

我现在表达三层意思。第一是道歉。为我上午有会没来，很多精彩的发言没听到。人才济济，是深圳的，不是的，今天发言的同志，包括写论文的同志很多是市里的精英，还包括香港的政协委员，这个资源在我当区长时没能最充分用好，没有更多请教大家，我道歉。鲁毅区长刚才和我交谈，他说他会好好抓住这个资源，他比我聪明。下午我听了多个发言，质量非常高，高就高在不是就宏观谈宏观，如果只是宏观的话语我们上网都可以看到，我就经常上网看“50人经济论坛”，而大家更多谈的是微观，是结合深圳、的实际情况来谈，有可能性，还有可操作性，所以说我当区长时没能全面和积极推进这个事，或多或少浪费了资源，请大家见谅。

第二是道谢。感谢区政协组织了这么高质量的研讨会，也组织了这么高质量的论文和发言。40多篇论文，整本我都看完了，很振奋，总的感想四句话：即时充电，精神会餐，思维碰撞，将计就计。很多我们要马上拿来用，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现在我不说别的，就说几个理念，事实上可以将计就计，很多思想我们马上就能用。比如创意产业、设计工业等，我们区委区政府与大家不谋而合。上周我们一行人刚刚去了香港，专门去看了创意协会、工业设计协会和几个大的设计协会并进行了座谈，目的就是想在搞创意工业或生产性的服务行业。6月，我在区委工作会议上，已经正式提出要推进这个产业了。因为从今年所反映的数字来看，今年上半年有160家创意企业或咨询企业落户，现在总共注册了280家，比我们刚才所说的70家要多多了，大部分是香港的进来了。这个行业进入的门槛很低，十万元就可以注册了，所以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去做。要感谢林祥同志的好建议，前几天我和鲁毅同志向意珍同志提出想把党校旧址留下来，意珍同志初步答应把党校旧址留给办个中学，现在看来搞中学不如搞个创意产业基地，所以我们也要变，马上再找意珍同志汇报，我们可以提建议，由市政府最后决定。还有市广播电视台搬走了，市里初步定为动漫画产业基地，这很好呀。同志们还有很多建议，如城中村改造的建议等等，政府欠城中村的，我们一定要还，如居委会花合作公司的钱，我们不想这个负担由股份合作公司一直承担下去。我们还要加大力度，把环境治理好。还有设立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服务业大奖等，我们商量明年可以考虑搞，支持和奖励服务好的企业等等。我和鲁毅同志就在谈这些问题。所以非常感谢同志们，有些建议是我们想过但没想明白的；有些是我们没想过但你们刺激我们想的，还有我们想得不全面你们想完善了的，所以要好好地谢谢大家。刚才鲁毅同志说要召开几个座谈会，一条条来谈，谈深谈透，谈落实。大家能为这样建言献策，为经济发展把脉，除了水平高以外，关键是对的厚爱，如果没有对的厚爱，市里决策部门不会参加我们的会，对关心，只有厚爱才有感情，有感情才能写出好文章，我尤其要感谢这些不是单位的同志们对建言献策。上次我在学习贯彻温总理视察深圳的讲话精神的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将来设立一个创新点子奖，大脑值钱，我们用了就应当奖。有很多我们没想到的，如刚才谈的深圳水库周边生态怎么搞，我们是没有想到生态旅游怎么搞，还有市场、社会、政府怎么共管互动等问题，单靠政府打天下是不够的，一定要互动。宗衡市长一直强调政府与企业要互动，政府与社会要互动，今天实际上也是一种互动的形式，好呀！我代表区委区政府，代表所有出席的班子成员感谢大家。

第三是道“理”，就是想和大家交流几个理念和思路。有两个层面，第一，必须突破我们的思维定式，讲危机感多年了，没有土地资源等。这种危机感应该有，但讲多了不能成为我们的思维定式。我们贯彻总理的讲话精神，唯有创新才是思路才是出路。总理对深圳25年成就表示充分肯定，对新一届市委市政府的战略思路表示充分肯定，两个充分肯定了不得的。希望大家看看昨天的报纸，新华社通稿，好好再学习领会一下总理的讲话精神。按张德江书记的说法，总理这样肯定深圳，深圳的同志们难道不热血沸腾么！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兜了一个圈，来谢谢总理的讲话。另外对效益深圳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新模式总理也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总理说得很全面，说了七个“着力”，这段时间我们都要贯彻落实这个讲话。还告诉大家，按照鸿忠书记的说法，表面上看总理没有给什么政策，但全部政策都给了深圳，三个不变。还有答应国务院发改委全面协调深圳的重大改革、重大事项；还说过特区的招牌比普通综合改革试验区、比科技创新城市招牌还要亮还要重，是金字招牌，含金量很重；还说特区建设要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深圳的使命没有完，的使命没有完，还早着呢。我们这几年说危机意识说了很多，这是对的，必须有，“四个难以为继”也好，财政点数也好，肯定要说，没有危机意识不行；但说多了不要成为思维定式。有人认为到顶了，我不这样认为。先说一个寓言，叫跳蚤定律。跳蚤是动物中的跳高冠军，它可以跳高于它身体30倍的高度，如果你把它放在桶里，它一跳就出去了，但如果你的桶加了盖，它跳一次碰到桶的桶盖，很痛，跳了就碰，又痛。多次撞盖后，跳蚤开始适应这个高度，以后再跳就只跳到比桶盖稍低的高度，只有这样它才不会撞痛；过几天你把桶盖拿开后跳蚤再也跳不出来了，因为适应了这个高度。这就是定式。因此说我们的思维不能成为定式。没有桶盖，还是要跳，跳出看，跳出深圳看深圳，天地大得很。不能有思维定式，不能灭自已的信心和威风。按照鸿忠书记的说法，深圳人应该挺起胸来，昂起头来。也应该这样，不能说我们就这么大了，到顶了。要考验我们运用软资源的能力，要出谋献策，让的今天比昨天更好。我们知道要走多远，但是我们能走多远，就要考验我们的脚力，这才是真本事。

第二个层面是明确几个理念和思路，要充满决心和信心去落实。

（一）服务业远没有到顶。刚才林茂德同志已经说了世界的服务业发展态势，我最近写了一本书，是关于中国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究，我发给了每个单位一把手，我一直没有要求大家看，因为是自己写的书，避嫌。但这是我多年来思考服务业的一个心得，拿出来与大家交流，我相信说透了服务业。香港到顶了吗？没到顶；东京到顶了吗？没到顶；纽约到顶了吗？没到顶。早着呢。我们与香港比，还差远呢。香港一个弹丸之地才一千平方公里，是深圳的一半，但是她的GDP等于广东省产值的总和，你说我们到顶了吗？就拿东京来说，东京有多大，占了日本产值的20%，2000亿美金。到顶了吗，到不了，早着呢。所以我们大有潜力，大有作为。服务业的业态有不少很传统很落后，我们的业态和结构升级空间有的是，关键是发展现代服务业。

（二）城区功能的辐射还可以大力扩展。这是鸿忠书记对的评价，鸿忠书记是我们区选出的市党代表和市人大代表，所以他对讲的话较多，对研究很透，解读很深。他在党代会和人代会上对的几次讲话，强调功能最完善的是，对全市对珠三角都有辐射的功能。我们的金融是辐射，我们的中介是辐射，我们的创意工业搞起来也是辐射。不仅仅是赚那点税收，对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贡献，就是它的辐射作用，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的贡献不是传统意义上区财政的那20多亿，我们一年全口径税收260个亿，包括海关税、印花税。现在深圳对全国汇报的也是全口径的，深圳25年为全国贡献了4000个亿，4000个亿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有很多比较穷的省，中央要转移支付，其中一个省一年要转移160个亿，4000个亿可以为这个省转移多少年？你说我们深圳我们的贡献大不大？我们要这样看，跳出看。所以的城市功能还在不断地扩展和辐射中。上次中央文明委来检查深圳文明城市的创建工作，交待旅行社要住在深圳的市中心，结果北京那边给定了“老地方酒店”，北京的旅行社还是认为就是深圳的市中心，事实也是，他们还不太清楚福田已成为深圳的市中心。所以的城市功能并没有到顶，还要大力辐射。包括金融、商业、专业服务业、口岸等。说到酒店，很多人认为已经被福田和南山抢去了，其实不然，在万象城旁边，即华润第二期建设，华润与君悦签了合同，要建一个六星级的君悦酒店，全世界才16家，我们一定要支持它，酒店业的龙头地位才能够巩固。

（三）服务业必须为全市的产业第一服务。的服务业不仅仅是要挣一点钱，而是要为全市的制造业、产业第一服务。我上次会议说明白了，这次我不多说了。

（四）发展的香港因素是用之不尽的。没有香港就不会有深圳和，小平同志也不会在这里画一个圈，因为有了香港才有了深圳的崛起。香港因素我们用了25年，以后还要用。创意工业我们要大量引进，金融要和香港紧密合作。还有商贸，香港因素永远取之不尽。这次深圳市政府代表团到香港拜访，就是一个口号：“向香港学习，为香港服务”。我们要向香港学的东西很多。金融方面我们搞国际性金融中心比不过香港，只能联手，要和上海抢这个地位只能和香港联手。还有城市管理，要全面学习，尤其是交通，我们的交通管理比起他们真是汗颜。香港因素多着呢，用之不尽的，还有很多要学，认认真真学，拿来主义。当然要结合我们的实际，吃狗肉是为了长人肉的，而不是长狗肉。

（五）创意产业要成为的新产业。现在有了势头，趁别人还没有醒过来我们该出手时就早出手。政府要研究出一些政策支持，上面我说了，就不再重复。

（六）要赚价值链中供应链的钱而不是生产链的。TCL的总裁、创维的总裁告诉我，生产一台电视机，只赚30至60元。真正的钱是供应商赚了，给物流链赚了。所以我们要赚产品下游的钱，上游的钱让制造业去赚。我们要赚供应链的钱，销售和售后服务等等。还有很多附加值高的都在产业链的下端，要赚这部分钱。当然，价值链这两端的附加值是高的，上游分出设计、创意等环节，这应该是引进的重点。

（七）城区的二次开发要加快步伐。今年市里批准的城中村改造有四个，算是多的了。但是有些是局部改造。有两块东西我们一定想办法搞定，一个是老社区，力争在两年内搞好。城中村可能积累的问题比较多，我们要集中力量集中资源也想办法搞定。很简单，我们一步步来，市政建设、道路、下水道、空中管线、电网、电话线、电视线等。政府也在研究，几块资源集中来做。开发的模式可能要改变一下，过去是谁开发谁受益，今天要改一下。我以前说的政府收的租赁费政府一分不用，全部用于城中村，新区长来了，这一点没有改变，收8000万，除了养队伍没有再动用。刚才市委决策咨询办的老曾提了很好的建议，但这是个大动作，城中村股份合作公司的福利性质要变成市场主体，这个要大动干戈，要认真研究。市里也在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老领导李灏书记上次专门对我和鲁毅同志说起股份公司的问题。李灏书记、有为书记、广镇主任，这些老书记老领导们都很关心这一块。现在深圳市、区都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不是从消极被动考虑稳定的因素来考虑，而是这块资源如何用好的问题，是积极的态度。二次开发我们除了重点项目如物流园外，现在全力推清水河，清水河是搞单纯的第三方物流还是搞商贸与物流结合，我们在促请市里一并考虑。把笋岗、清水河一路沿伸下去，不要单纯搞第三方物流，区里是这个意见。还有宝安北，也要“炒”，你有华强北我有宝安北。我们有建材销售最大基地，汽车销售最大基地，世界500强企业如百安居、麦德龙，还有香江总部、好百年总部，都在那里。所以有些东西还是要“吹”，要推销，推销美好的生活方式，推销我们的生活质量。也要推销自己，不要总是唱哀歌。华为公司就有一首经常唱的歌，是他们篡改了词的，叫《志愿军歌》，华为一万人唱，每次集会时都唱，把“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改为“雄纠纠气昂昂跨过太平洋”。所以我们也要推销自己。

（八）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41项指标去落实，先行一步。最近深圳市政府颁布了科学发展观41项指标，GDP不是主要指标，综合效益是主要指标，包括环境、就业等等。以后对每个区的考核、深圳市本身的考核就按41项指标来，不是GDP。的GDP有410个亿，的税收不算海关税100个亿左右，龙岗的GDP是1000多亿，但它的税收和我们一样多，谁的质量好？质量还是看综合指标，41项指标。区委最近也在研究，比对一下。告诉大家，我们单位面积的产值是全市平均水平的3.5倍，税收和亩产指标是全市平均的5点多倍。不过我们不能躺在这里，福田、南山也赶上来了。是有料的，的产业没有“空心化”，服务业就是我们的主要产业。以后各职能局都要转变观念，按照这41项指标来做，去落实。

（九）要实现政府、社会和市场资源配置最优化。刚才行业协会服务署的同志谈了很多，七十多平方公里的经济怎样发展、社会怎么管理，公共产品的供给等等，单靠政府不行。行业协会的作用是什么，公益性组织的怎样，个人的怎样，必须要互动，资源配置最优化，包括人才。人才不是都集中在政府才是人才，是要集中在社会的。有人才，金融业人才多着呢。市最大的博士后流动站是在，在深交所。我们还有好多人才方面的优势，要充分利用好，只怪我们平时没好好地利用好，所以才有悲观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