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贸易理论范文10篇

主流贸易理论范文篇1

一、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历来被经济学家所关注。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的“剩余产品出口”（VentforSurplus）模型体现了他对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认识。李嘉图在其比较成本理论中同样阐述了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约翰·穆勒关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论述启发了人们从新的视角认识贸易的作用。D.H.罗伯特森在30年代提出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forGrowth）的命题，50年代R·纳克斯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学说。纳克斯认为中心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引起的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大量需求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指出了具体传递途径。马克斯·科登则提出了贸易的收入效应、资本积累效应、替代效应、收入分配的效应及要素加权效应理论，并认为这些效应都具有累积性，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随经济的发展逐渐强化。哈勃勒（Haberler）完善了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他把贸易的促进作用概括为：（1）贸易促使欠发达国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2）通过市场的扩大促使劳动力流动及规模经济获得；（3）国际贸易传输新观念、新技术、先进的管理及其他技巧；（4）贸易刺激资本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5）新设备的进口刺激国内需求；（6）国际贸易同时又是最好的反垄断的武器。80年代中期以后，以罗默（Romer）、卢卡斯（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创新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同时认为贸易促进了创新活动，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增长。

二、作为外生变量、内生变量的技术与贸易

传统贸易理论中早已注意到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是直到80年代后期国际贸易理论才把技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按着李嘉图的模型，仍然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类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变动怎样影响贸易和经济增长，同时把技术发展作为科学研究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

马库森和斯文森（MakusenandSvenson，1985）用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差异说明发达国家之间和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他们研究证明在两国资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相同、产品生产需两种以上生产要素投入及不具有规模经济的条件下，技术的某种差别就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在两国贸易中，各国都将出口其要素生产率相对高的产品。

戴维斯（Davis）以两个国家两种产业研究了技术的变动的影响。他假定第一种产业只生产一种产品，而第二种产业生产两种不可完全替代的产品，其中一国在第二种产业的生产中与国外技术上略有不同，在其中一种产品的生产技术比另一国略胜一筹。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要素价格的相等将导致该国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而另一国则会生产出口另一种产品。

马库森、斯文森及戴维斯的研究说明，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上的差异亦可引起同行业产品间（Intra-Industry）的贸易。

克鲁格曼则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的影响。他证明了如果技术进步发生在发达国家，其结果是中性的。对发达国家来说，技术进步使其产品更加先进，不会受到别的国家的威胁，也不威胁别国；对落后国家也没有坏处，技术差距拉大使后进国家有更大的空间发展和赶超。因此技术进步对两类国家都有利。如果技术进步发生在后进国家，它将缩小两类国家间的差距，对原来先进国家是一种竞争，对他们不利，后进国家会因自己有能力生产这类产品而减少进口，从而导致该类产品价格下降，对先进国家不利。如果这种产品需要密集使用后进国家本来就稀缺的资源，则对后进国家也不利。

——内生变量的技术与贸易

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进行分析是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一大热点，主要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以及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和贸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技术变动有两种情况：第一，从经济行为中学习而获得的（Learningbydoing），第二，技术革新，通过研究和发展（R&D）而获得的，前者是被动行为，后者是自己创造的、主动行为。

技术进步很多情况下表现为对别人先进技术（包括思想、管理）的学习，也可以说它是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的副产品。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其技术而是在贸易、投资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这种技术进步被称为“技术外溢”。“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亚那戈娃（Yanagawa）分析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传播技术及其影响的国际技术外溢，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而鲍尔均和塞克曼（BodlrinandSheinkman，1998）以及格鲁斯曼和赫尔曼（GrossmanandHelpman）则系统研究了行业间和同行业内部技术的外溢及其作用。

技术进步的另外一种形式是技术创新（Innovation），它是投资、开发和研究的结果，是一种新技术，表现为（1）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保证产量的情况下，使用更少的资源；（2）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这种形式的技术进步需要大量的投资，只有保证投资能够获利、企业才会研究新技术。因此，技术进步是有条件的：（1）对知识产权的保护；（2）鼓励对科研投资。

技术创新与国际贸易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通过各国努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新技术开发不再是个别国家的行为，而成为各国的共同努力。

三、战略贸易与国际竞争力

战略贸易是当今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保护主义贸易理论。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可以凭借生产补贴、出口补贴或保护国内市场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工业的成长，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谋取规模经济的额外收益，并借此劫掠他人的市场份额和工业利润。实施这一贸易政策，可以提高自身经济福利。

布朗德和斯潘塞（JamesBranderandSpencer）建立了“以补贴促进出口”模型，并证明了政府运用补贴鼓励出口生产能够起到改善福利的作用。他认为，本国实施补贴而扩大的产品生产，使本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而本国多占的市场份额就是外国厂商丧失的市场份额。因此本国的福利增加是以他国福利减少为代价的。

克鲁格曼建立并运用“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模型说明在寡头垄断市场和存在规模经济条件下，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可以促进出口的扩大。克鲁格曼认为，一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全部或局部封闭本国，赋予本国企业在特定市场上的特权，受到保护的企业的销售会增加，边际成本将随生产的扩大而降低，外国企业因销售减少、边际成本随生产缩小而上升。进口保护措施为本国企业提供了超过其国外竞争对手的规模经济优势，这种优势将转化为更低的边际成本和更高的市场份额，结果提高了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在动态规模经济条件下，当某产业处于研究开发牵引增长或边干边学的动态发展过程时，规模经济表现为生产的边际成本随研究开发支出的增加或生产销售经验的积累而趋于下降，本国市场的保护有助于实现本国企业边际成本的降低和外国企业边际成本的相对增加，从而达到扩大出口目的。

主流贸易理论范文篇2

一、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历来被经济学家所关注。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的“剩余产品出口”（VentforSurplus）模型体现了他对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认识。李嘉图在其比较成本理论中同样阐述了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约翰·穆勒关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论述启发了人们从新的视角认识贸易的作用。D.H.罗伯特森在30年代提出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forGrowth）的命题，50年代R·纳克斯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学说。纳克斯认为中心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引起的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大量需求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指出了具体传递途径。马克斯·科登则提出了贸易的收入效应、资本积累效应、替代效应、收入分配的效应及要素加权效应理论，并认为这些效应都具有累积性，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随经济的发展逐渐强化。哈勃勒（Haberler）完善了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他把贸易的促进作用概括为：（1）贸易促使欠发达国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2）通过市场的扩大促使劳动力流动及规模经济获得；（3）国际贸易传输新观念、新技术、先进的管理及其他技巧；（4）贸易刺激资本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5）新设备的进口刺激国内需求；（6）国际贸易同时又是最好的反垄断的武器。80年代中期以后，以罗默（Romer）、卢卡斯（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创新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同时认为贸易促进了创新活动，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增长。

二、作为外生变量、内生变量的技术与贸易

传统贸易理论中早已注意到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是直到80年代后期国际贸易理论才把技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按着李嘉图的模型，仍然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类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变动怎样影响贸易和经济增长，同时把技术发展作为科学研究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

马库森和斯文森（MakusenandSvenson，1985）用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差异说明发达国家之间和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他们研究证明在两国资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相同、产品生产需两种以上生产要素投入及不具有规模经济的条件下，技术的某种差别就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在两国贸易中，各国都将出口其要素生产率相对高的产品。

戴维斯（Davis）以两个国家两种产业研究了技术的变动的影响。他假定第一种产业只生产一种产品，而第二种产业生产两种不可完全替代的产品，其中一国在第二种产业的生产中与国外技术上略有不同，在其中一种产品的生产技术比另一国略胜一筹。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要素价格的相等将导致该国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而另一国则会生产出口另一种产品。

马库森、斯文森及戴维斯的研究说明，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上的差异亦可引起同行业产品间（Intra-Industry）的贸易。

克鲁格曼则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的影响。他证明了如果技术进步发生在发达国家，其结果是中性的。对发达国家来说，技术进步使其产品更加先进，不会受到别的国家的威胁，也不威胁别国；对落后国家也没有坏处，技术差距拉大使后进国家有更大的空间发展和赶超。因此技术进步对两类国家都有利。如果技术进步发生在后进国家，它将缩小两类国家间的差距，对原来先进国家是一种竞争，对他们不利，后进国家会因自己有能力生产这类产品而减少进口，从而导致该类产品价格下降，对先进国家不利。如果这种产品需要密集使用后进国家本来就稀缺的资源，则对后进国家也不利。

——内生变量的技术与贸易

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进行分析是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一大热点，主要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以及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和贸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技术变动有两种情况：第一，从经济行为中学习而获得的（Learningbydoing），第二，技术革新，通过研究和发展（R&D）而获得的，前者是被动行为，后者是自己创造的、主动行为。

技术进步很多情况下表现为对别人先进技术（包括思想、管理）的学习，也可以说它是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的副产品。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其技术而是在贸易、投资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这种技术进步被称为“技术外溢”。“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亚那戈娃（Yanagawa）分析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传播技术及其影响的国际技术外溢，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而鲍尔均和塞克曼（BodlrinandSheinkman，1998）以及格鲁斯曼和赫尔曼（GrossmanandHelpman）则系统研究了行业间和同行业内部技术的外溢及其作用。

技术进步的另外一种形式是技术创新（Innovation），它是投资、开发和研究的结果，是一种新技术，表现为（1）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保证产量的情况下，使用更少的资源；（2）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这种形式的技术进步需要大量的投资，只有保证投资能够获利、企业才会研究新技术。因此，技术进步是有条件的：（1）对知识产权的保护；（2）鼓励对科研投资。

技术创新与国际贸易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通过各国努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新技术开发不再是个别国家的行为，而成为各国的共同努力。

三、战略贸易与国际竞争力

战略贸易是当今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保护主义贸易理论。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可以凭借生产补贴、出口补贴或保护国内市场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工业的成长，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谋取规模经济的额外收益，并借此劫掠他人的市场份额和工业利润。实施这一贸易政策，可以提高自身经济福利。

布朗德和斯潘塞（JamesBranderandSpencer）建立了“以补贴促进出口”模型，并证明了政府运用补贴鼓励出口生产能够起到改善福利的作用。他认为，本国实施补贴而扩大的产品生产，使本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而本国多占的市场份额就是外国厂商丧失的市场份额。因此本国的福利增加是以他国福利减少为代价的。

克鲁格曼建立并运用“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模型说明在寡头垄断市场和存在规模经济条件下，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可以促进出口的扩大。克鲁格曼认为，一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全部或局部封闭本国，赋予本国企业在特定市场上的特权，受到保护的企业的销售会增加，边际成本将随生产的扩大而降低，外国企业因销售减少、边际成本随生产缩小而上升。进口保护措施为本国企业提供了超过其国外竞争对手的规模经济优势，这种优势将转化为更低的边际成本和更高的市场份额，结果提高了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在动态规模经济条件下，当某产业处于研究开发牵引增长或边干边学的动态发展过程时，规模经济表现为生产的边际成本随研究开发支出的增加或生产销售经验的积累而趋于下降，本国市场的保护有助于实现本国企业边际成本的降低和外国企业边际成本的相对增加，从而达到扩大出口目的。

主流贸易理论范文篇3

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克鲁格曼确实在国际金融领域做出了一定贡献,尤其是提出了著名的汇率目标区理论,但他获奖的直接原因是其在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所创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基础,出现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理论贡献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在克鲁格曼看来,这一系列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可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新产业组织理论,构建了分析产业组织与结构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所出现的新贸易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第四次浪潮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所出现的新经济地理学,试图根据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对经济的空间结构做出新的解释。克鲁格曼本人既是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缔造者,又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领军人物。

克鲁格曼对经济学的突破性理论贡献之一是创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处,在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之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因此,贸易应在资源禀赋差异最大的国家间发生,例如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而欠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然而自二战以来,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却并不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在要素禀赋极为相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时,大量的贸易不是在不同行业之间发生,而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导致一个国家可能既出口汽车也进口汽车。这些事实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克鲁格曼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1980年)等论文中所提出的规模经济理论是对李嘉图传统的背离。该理论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并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虽然历史上也曾有经济学家认识到规模经济是导致贸易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将这种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克鲁格曼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迪克西特—斯蒂恪利茨所构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拓展应用于具有可分性产品的国际贸易领域,从而构建了一个不仅是全新的,而且是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模型。

克鲁格曼认为,新贸易理论模型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因为,当交换基础是各种要素的禀赋差异时,开放贸易会有损于双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换是以规模收入递增为基础,贸易开放就会对双方均有利。

克鲁格曼的另一突破性理论贡献是多年来致力于经济地理学的复兴研究,创建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他最早对新经济地理学思想进行的系统阐述见于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这一论文中,并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中进行了深入探讨。克鲁格曼认为,以前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分析“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工具,导致空间问题长期被排斥在外,现在,由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分析工具的发展,可望将空间问题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报酬递增规律如何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即市场和地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他的基本观点是,规模经济与下降的运输成本相结合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为什么相似的经济活动集聚在相同区位。克鲁格曼曾运用“中心—”模型分析一国内部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该模型中,处于中心的是制造业地区,是农业地区,区位因素取决于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相互影响。假设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生产活动将趋向于空间集聚。

克鲁格曼还通过重新诠释马歇尔关于外部经济性的观点进一步论述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在他看来,产业地方化现象产生于基本要素、中间投入品和技术的使用等供应方面的外部经济性,具体而言分别是:1、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即来自同一地方、同一行业的许多企业的聚集能集中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帮助企业克服种种不确定性。2、中间投入品效应。一种产业长期集聚于一地可以吸引许多提供特定投入和专业化服务的供应商,使之逐渐成为地区的生产中心。3、技术“外溢”效应。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信息在地区内部更易流动和获得,因而聚集在一个地区内的企业更易获得正的外部性效应。

克鲁格曼认为,报酬递增同时以规模经济和正的外部性方式出现,在产业集聚的形成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前者使产业在特定区域集中,后者使不同企业和相关产业集中,造成地区专业化,这样,产业的空间集聚和区域专业化就成为克鲁格曼运用报酬递增原理来分析产业集聚现象的两大依据。

主流贸易理论范文篇4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所创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基础,出现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理论贡献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在克鲁格曼看来,这一系列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可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新产业组织理论,构建了分析产业组织与结构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所出现的新贸易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第四次浪潮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所出现的新经济地理学,试图根据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对经济的空间结构做出新的解释。克鲁格曼本人既是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缔造者,又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领军人物。

克鲁格曼对经济学的突破性理论贡献之一是创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处,在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之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因此,贸易应在资源禀赋差异最大的国家间发生,例如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而欠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然而自二战以来,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却并不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在要素禀赋极为相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时,大量的贸易不是在不同行业之间发生,而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导致一个国家可能既出口汽车也进口汽车。这些事实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克鲁格曼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1980年)等论文中所提出的规模经济理论是对李嘉图传统的背离。该理论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并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虽然历史上也曾有经济学家认识到规模经济是导致贸易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将这种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克鲁格曼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迪克西特—斯蒂恪利茨所构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拓展应用于具有可分性产品的国际贸易领域,从而构建了一个不仅是全新的,而且是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模型。

克鲁格曼认为,新贸易理论模型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因为,当交换基础是各种要素的禀赋差异时,开放贸易会有损于双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换是以规模收入递增为基础,贸易开放就会对双方均有利。

克鲁格曼的另一突破性理论贡献是多年来致力于经济地理学的复兴研究,创建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他最早对新经济地理学思想进行的系统阐述见于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这一论文中,并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中进行了深入探讨。克鲁格曼认为,以前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分析“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工具,导致空间问题长期被排斥在外,现在,由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分析工具的发展,可望将空间问题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报酬递增规律如何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即市场和地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他的基本观点是,规模经济与下降的运输成本相结合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为什么相似的经济活动集聚在相同区位。克鲁格曼曾运用“中心—”模型分析一国内部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该模型中,处于中心的是制造业地区,是农业地区,区位因素取决于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相互影响。假设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生产活动将趋向于空间集聚。

克鲁格曼还通过重新诠释马歇尔关于外部经济性的观点进一步论述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在他看来,产业地方化现象产生于基本要素、中间投入品和技术的使用等供应方面的外部经济性,具体而言分别是:1、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即来自同一地方、同一行业的许多企业的聚集能集中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帮助企业克服种种不确定性。2、中间投入品效应。一种产业长期集聚于一地可以吸引许多提供特定投入和专业化服务的供应商,使之逐渐成为地区的生产中心。3、技术“外溢”效应。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信息在地区内部更易流动和获得,因而聚集在一个地区内的企业更易获得正的外部性效应。

克鲁格曼认为,报酬递增同时以规模经济和正的外部性方式出现,在产业集聚的形成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前者使产业在特定区域集中,后者使不同企业和相关产业集中,造成地区专业化,这样,产业的空间集聚和区域专业化就成为克鲁格曼运用报酬递增原理来分析产业集聚现象的两大依据。

主流贸易理论范文篇5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布兰德、斯宾塞、迪克西特、兰开斯特和诺曼等分析和论述在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贸易格局及其成因，提出了战略贸易政策理论模型，开拓了贸易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可以凭借贸易壁垒来扶持本国战略性工业的成长，增强其竞争能力，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并借机掠夺他国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即贸易干预能够增进国家福利。

虽然这类政策主张有悖于自由贸易学说的经典理论，但是给当前风行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辩护。毕竟，人们看到，诸如日本这样的国家从贸易保护主义和指导性产业政策中获得重大利益。而与此同时，美国由于其自由贸易政策遭受了损失。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在WTO这样一个趋向于对贸易干预持否定态度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的影响向纵深发展的情况下，战略贸易理论与自由贸易理论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另外，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透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内容、实施条件和政策效应能够得到什么有裨益的启示？

一、重新审视国际贸易理论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上，按照这一理论，发展中国家在选择贸易战略时顺理成章的行为就是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换取他国的比较优势产品。然而，这一理论本身的完美却因其在指导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发展中目标的战略选择时的不适应性而面临挑战。由一系列“完美”假设而推导出的“自由”必须要放入现实重新加以审视。

（一）自由的代价

在人们的观念中，发展中国家缺少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低廉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资源优势。因此比较利益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的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则反之。我国目前的进出口结构基本上是这种格局，但是问题在于，我国的这种贸易结构能否长期化，这种低附加值的出口战略是否会使我国的所谓比较优势陷入低水平循环的陷阱。

曾就不平衡发展进行研究的部分学者发现国际贸易有一种内在的不平衡机制在起作用。世界上总是只有一部分国家率先开始工业化的，不管是由于国家历史、经济结构、社会制度发展的必然因素，还是由于诸如个别伟人的偶然因素，也不管工业化的资本是来自“清教徒”式的节俭还是来自圈地运动、奴隶贸易的残酷赤裸的掠夺。不平衡发展在工业国出现即开始。工业品的投资利益率高，导致资本向工业聚积，其规模经济发展空间远大于农业，导致工业增长速度高于农业，再加上工业的外部效应远非农业可比，所以工业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实力迅速改变，并挤占了农业国独立发展制造业的空间。工业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一部分资本将流向少数相对比较具有发展条件的国家，但是不会流向更穷的国家，从而形成一定比例的“中产阶级”国家（如“四小龙”等）。这样以来，工业国、新兴工业国和穷国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但新兴工业国和工业国的差距将越来越小。这个推导与90年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格局相吻合。在没有外在因素的时候，这种专业化分工将持续不变，相对的生产率分别按照工业的高速和农业的相对低速不断地深化发展下去。

并且，由于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低，工业品收入需求背景性大，农业国对工业国的产品需求增加，而工业国对农业国的产品需求不变或变化相对要小，则贸易条件恶化，农业国不得不用更多的农产品换取同样多的工业品。虽然随着两国的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农业国在国际交换中还是能够得益，但是，第一，它的得益的增加小于工业国得益的增加，长期看来，差距会扩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第二，农业国因片面出口农产品可能导致对外贸易引起的有效需求增加大部分都流向工业国了；第三，农业国的得益是静态的（与本国既生产工业品又生产农业品相比），但若动态来看，如果放弃暂时的静态得益，发展本国的工业品，努力降低成本，从长远来看可提升本国的贸易条件。

（二）自由的挑战

按一般分类，我们可将产业由低位到高位划分为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划分依据主要在于各类产业产品的生产率的增长率和收入弹性分别由低到高，进而决定了各类产品的竞争能力由低到高。产业高度化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有竞争优势的国家）的贸易条件越来越优，其维持固有贸易格局的意愿就越来越强。如果现实按照主流贸易理论的假设运行，那么产业低位化国家的福利日相对缩短小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可是，由于主流贸易理论的诸多基本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释世界贸易中的如下现象：一是里昂惕夫之谜展现的美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实证分析与该理论不符；二是国际贸易伙伴结构揭示出的国际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而非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三是国际贸易内容主要是资本品与资本品之间的贸易而非资本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

于是，经济学家们日益重视世界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他们以此为出发点，结合产业组织理论和搏弈论探讨对国际贸易格局的解释。他们的研究是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贸易各方的政策及行为对国际市场竞争、贸易获益、贸易量的影响入手，结合对国内种种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相互关系以及旨在提高市场绩效的各种管制政策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是，一国采取在称之为“战略性贸易政策”框架内的多种贸易干预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增加本国企业成本竞争性：第二是，出口补贴可降低本国企业的成本，增加其市场份额和利益；最后是，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紧密结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术机会和外在性产业的发展。这意味着，如果国内厂商行为及其后果不能令人满意，则要求设法纠正即产生了政策干预的可能性，一些产业和压力集团要求保护的特殊利益与国家的贸易利益有时是一致的，与别国是冲突的。总之，这类经济学家认为，相对于完全竞争这一最优境界而言，不完全竞争的次优境界并不能保证潜在的收益一定能实现，理论上政府干预能够改善市场运行的结果，一种贸易政策新思路似乎产生了。

至此，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两者的产业结构级别通常不同）的竞争优势是由产业级别决定的，两者间的贸易越自由对发达国越有利，而同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则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并不会使某国自然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政策主张倾向于干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减少管制，促进自由贸易，一方面似乎是一种所谓“战略贸易理论”的形成正掀起为保护正言的逆流。

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得到启示：接受现有国际贸易格局的产业发展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一种低水平增长，并且在国际贸易利益这块日益膨胀的“馅饼”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干预的贸易理论与产业政策的结合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高度化的手段。发展中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联合体要么通过资源转换在高位产业中拥有与发达国家同享贸易利益的竞争优势（“四小龙”的发展轨迹是一个例子），要么形成对低位产业的垄断优势（欧佩克组织因为输出石油而获得贸易顺差，但国家竞争力并不强），才不致于使贸易条件恶化。

（三）再定义自由

因此笔者认为，所谓自由贸易的目标应该是全球各利益集团（以国家或国家联合体为单位）致力于尽量“公平”地分享国际贸易得益而达成的使贸易自由度最大化的激励与约束相交织的贸易制度的形成。这里提到的自由隐含“公平”的前提，已非主流贸易理论中的绝对“自由”。在这种“自由”目标下的国际贸易制度存在一个使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实施其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边际区域。所谓“战略贸易理论”等保护性理论应服务于这一边际区域。各国只能在这一区域内实施贸易干预，并且通过干预尽快改善市场运行的结果，否则就要落后于自由化的趋势而陷入被动，自由化的进程是主流。在这样一个多边体制下，发达国（工业国与新兴工业国）有必要协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其加入自由化进程的条件。另外，实现这种“自由”的结果也与主流贸易理论的“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的论断矛盾，因为即使这种贸易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使得“自由”的程度越来越大，那也是各国政府作为“谨慎的干预者”（克鲁格曼）合力的结果，是努力创造“自由”条件、减少“不自由”的产物。

二、新贸易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

在确定我国的对外发展战略时，需要明确我国发展开放经济的目标定位。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对国家贸易依存度与发展中小国不可同日而语。发展中小国的国内市场狭小，其经济的发展要依赖出口的扩大。我国的国内市场容量和资源条件为其发展专业化和规模经济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我国的对外贸易目标不是片面追求外向度，而是在扩大开放和扩大对外贸易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那么，为了创造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国家要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通过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位资源换取高位资源，引进技术和资金或使两者结合的机制，有重点地培植一批高位产业，如目前比较切合我国市场需求的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建筑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某些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性产业如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对国外资源及国外产业建立一定进入壁垒，鼓励高位资源和高位产业进入我国。确定目标后，我们可根据我国的市场结构、发展水平的实际并运用战略贸易理论的基本内容、实施条件、政策效应得到一些启示。

（一）我国的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与贸易干预

我国虽然在世界上属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但我国疆域辽阔、人口庞大、目前经济增长较快，显示了市场容量潜力巨大的前景，我们是完全有可能依托国内市场需求发展规模经济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已建立的部门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是在国家的高度保护下建立起来的，有着规模小、生产效率低下、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特点，行政区划导致的地方主义和国内交通运输通讯的落后从主客观造成市场的分割，在高额关税保护下，厂商所获得的高额利润驱使国内重复建设（如汽车、医药行业）。所以尽管从全国来说，市场潜力很大，但无论是在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方面，还是在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通常高位产业由于拥有巨大的外部效应而产生聚集经济，由于规模经济而要求最小有效规模，在我国却因为国内市场分割和过高的保护而导致现实的反差。并且，信息失灵、地方割据、要素流动不畅使得我国的不完全竞争也大大有别于发达国家的同类行业的不完全竞争。因此，相应的对策是：对目标发展行业实施行业进入壁垒，对行业的关税保护要适度，使国内厂商由于高关税壁垒的存在而仅凭小规模就能享有地方市场的垄断租金减小到刚好能使外国厂商放弃阻止我国厂商进入该行业。否则，高度保护导致的垄断租金会扭曲厂商的行为，盲目进入该行业，导致该行业持续处于需要高度保护的幼稚状态。另外，打破行政垄断和地方封锁，促进企业联合兼并，成立大型企业集团，保持行业内竞争活力，并规范市场行为，给行业施加竞争压力，使企业通过自发的市场行为和竞争实现最优生产规模。

主流贸易理论范文篇6

当前，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实体经济，极大地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对于医药行业来说。由于其直接关系人们的健康和疾病，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少。在此背景下，中药企业扩大对外贸易将有助于中药企业走向国际。中药行业作为中国国内赢利能力较强的行业，产品利润率高，中国中药工业与石油工业、橡胶工业等41个工业行业相比，8项经济指标中有7项名列前茅，其中百元固定资产利税率仅次于烟草加工业，大力发展中药的国际贸易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产业格局，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

一、中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情况

我国是世界上一个大的天然植物原料生产大国，既是古老的天然植物生产大国，也是天然植物消费大国，但是一直不是中药出口大国、中药贸易大国。

(一)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分布当前国际上中药的贸易主要集中在6大板块：一是本土板块，即以大陆为中心，中药产品辐射港澳台三地。目前这一市场已经得到市场普遍的信赖，中药发展势头很好。二是东亚和东南亚等和中国文化和地域相近的地区。在传统中草药上有比较大的优势，中药出口得到较大的发展。三是南亚和非洲市场，这一地区医疗条件比较落后，卫生状况差，对中国价廉物美的中药持有热情的态度，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四是北美市场，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把中医作为回归自然和天然食品运动的一部分，才开始接受中医(杨培，2007)。目前中药被美国国家卫生署当作补充和替代疗法，据美国《预防》杂志2007年的研究结果，在全美，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6000万人使用过天然植物药，这一数字占全国总人口的3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项中药产品通过美国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审查，目前只有几种药品通过了FDA的新药临床研究预审，获准进入临床试验，中药在美国的贸易呈现市场大、使用广泛、尚无合法地位的局面。五是欧盟市场，在欧洲，天然植物用药市场规模较小，但是发展迅速。随着20世纪70年代欧洲绿色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天然植物用药的求助。2004年3月31日欧盟通过的《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和2004年4月30日通过《欧盟传统药品法案》给中药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六是阿拉伯市场，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援外医疗队就把中医药带到了中东地区，在中东地区，保健、强壮、减肥、美容的中成药很受欢迎，产品大多来自港台、东南亚、日、韩甚至欧美国家。我国产品打入该市场有巨大潜力，但必须在剂型改造、产品包装和广告宣传上下功夫，才能占有一席份额。目前，21个阿拉伯国家中，几乎都开设了数量不等的中医诊所和中草药店。1988年，阿联酋成立了中国中医药治疗中心，沙特、阿曼、也门相继商讨引进中医药专家。

(二)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医药工业一直保持7％的增长率，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仍可能保持该速度。其中全世界中药的年贸易销售额已经超过400亿美元，而且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中药在全球的应用地区已达到45％(杨文茵，2008)。尽管如此，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植物用药原料大国，其中药产品在世界中药贸易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却是极低的。中药出口额占全球天然药物贸易额的7％，占全球天然药物销售额的3.2％，中药贸易额占全球天然贸易额的9.4％(虞忠，2006)。据我国海关统计。我国中药类产品的出口量不大，但是一直保持增长状况。2005年我国中药出口达到了8.3亿美元，2005年首次出口达到10.9亿美元，2007年达到11.8亿美元(张中朋，2008)，2008年中药出口在金融危机中逆市上扬，仅1～9月份，中药出口9.61亿美元，同比增长13.7％。其中中药饮片出口3.88亿美元，同比增长17.2％；中成药出口1.25亿美元，同比增长13.8％：提取物出口3.85亿美元，同比增长9.1％；保健品出口6267万美元，同比增长21.3％。出口额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国际市场对中医药进一步的认可，市场需求仍然处于平稳增长；二是上半年人民币汇率仍处于上升，以美元计算的出口额增长；三是国内中药材价格上升，人力、环保等经营成本上升，导致出口价格上升(商务部。2008)。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中药产品占世界中药产品份额不大，我国中药的出口占我国商品贸易出口份额比重较少，但是却是能够代表中国特有产品的、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较少的贸易产品之一，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第一，当前国际上对于中药等天然药物产品的需求量进一步加大。西药的副作用的加深，导致了人们需要寻求天然的毒副作用较小的天然植物用药，中药等天然植物用药在药品市场上的地位将逐步提升，各国对于中药等天然药物的认识正在转变。

第二，当前运用基因等高科技技术对中药和天然植物用药的分析增多，特别是对中药提取物的分析取得进展，加深了西方对中药的认识。特别是近5年来，西药新药申请由于合成技术越来越高，费用和试制时间加长，西药研究成功率出现下降，人们开始把眼光转向中药等天然药物。据目前我国在国际上最成功的中药是青蒿素，随着美国和德国科学家的深入，逐渐发现青蒿素在治疗乳腺癌、白血病和骨癌上具有特效。2004年比尔·盖茨基金会出资4260万美元用于青蒿素的生物合成。

第三，在治疗癌症、免疫性疾病、糖尿病以及很多老年慢性病等疑难病症方面，中药等天然植物用药的独特优势逐渐被西方主流市场所接受，特别是中药在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提高生存质量等方面具有特殊疗效，为中药大规模进入西方主流市场开启了商机。2005年3月，中国抗癌新药“双灵固本散”成功通过美国FDA审核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该事件标志中药已经有能力开始进入西方主流市场。

第四，日韩等国家在中药或天然植物药上的科技投入示范作用，促进了中药和天然植物用药国际化，推动了市场进一步扩大。日韩在中药制剂和中成药上加大投入并成功占据了西方主流市场，在中药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远超中国，使中药在世界贸易中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

第五，目前国外有2000多家研究机构和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在开发天然植物用药。“洋中药”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并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中国作为中药的使用大国，国内外面临的竞争渐趋激烈。中药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受到挑战。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前中国在中药的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较小，科研投入暂时无法同国外相比，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中药使用大国，产业国际化程度偏低。但是目前机遇有利于中药扩大贸易出口，做大做强中药企业。

二、如何扩大中药产业的国际贸易

(一)保护传统医药是扩大中药产业的前提关于中医废存之争由来以久，但中医的现代化之争开启于1992年，中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徐绍颖教授归国后，向科技部申请了“促进中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的课题。拉开了中药现代化的序幕。此后十几年里对于中药现代化的争执一直持续不断。2006年6月1日，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张功耀教授发表文章《告别中医中药比破除迷信更容易》，拉开了他批判中医中药的序幕。此后他发起了“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公告”的签名活动，短短几天，签名人数已经过万。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废除中医中药的论断。因此目前中药现代化进程已经到了面临方向性选择的关口。

而此前2005年7月在国内首家以经营日本津村中药饮片为主的深圳“和顺堂”药店的开业，同样震动了中医药业内人士，有的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中药核心技术——中药炮制技术的泄密所致的后果，使人们看到中药的生产技术来自国际化的竞争。

对于中药产业来说。不论学术界争执的焦点在哪，但是只要有利于中药产业的扩张和国际化，有利于中药的对外贸易出口，就有助于中药的国际化和现代化进程：而扩大中药产业的前提首先就是要保护传统医药，使中药的核心技术不能在学术争执中流失和泄露。在技术上保护传统医药的核心技术，在生产上保证中药的核心工艺技术，探索并修复中药古方。现代企业中最能够体现企业竞争力的是企业的核心技术，中药作为一项能够存在数千年的古老医学的体现，其原创性不用质疑。因此，只有在做到保护中医药的前提下才能做到对中药产业进行扩张。

(二)正确认识中药与西药主流市场的差距中药国际化的实质就是中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早在2006年7月，原国家科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开展的国家课题“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时就提出了“中药国际化”为理念的中药现代化口号，并提出实现2～3个中成药品种作为治疗药物进入西方主流医药市场的阶段性目标。但是除了极少数中药进入主流市场外，绝大多数企业和产品都停滞不前或者发展无力，和西药主流市场相比，主要呈现以下差距。

1东西方不同医学文化背景下的差距。由于中药的传统理论和文字表述很难准确地翻译成外文，在沟通和交流上中药和西方社会民众接触相对较少，尤其缺乏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交流，使外国人缺乏对中药深层次的了解。而且中药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观”的哲学思想，中药疗效和西药立刻见效的效果明显不同。西方国家之所以不能接受中药，很大因素就是中医药理论不能被西方主流社会所接受，认为中医药缺乏科学依据。这种医学文化上的差异，成为中药走出国门的最大羁绊。

2中西药产品质量上的差距。西药从研究、试制、临床试验到取得生产资格都是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序进行的。严格的药品品质管理保证了西药质量，使西药能够长时间占据药物生产的主流市场地位。药品品质问题成为当前影响我国中药出口的首要问题。

3中外药品产品标准的差距。中国中药产品要走向国际化，扩大对外贸易，实现出口创汇的目标，就必须通过国际贸易的标准来进行。目前国际上没有统一的中药标准，各国法规之间差异较大，对待中药的态度不一，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药贸易的扩大。2007年底第九届中国药典委员会正式成立，目前已经开始研究制定2010年版中国药典修订原则，并着手建立中药标准规范技术体系。2008年2月国家药品监督局通过新闻。提出了“加快中药标准体系建设，确立植物药领域的国际主导地位”的口号。只有中药做到“安全、有效、稳定、可控”符合作为商品的基本要求，中药扩大出口才有希望。

4技术贸易壁垒，特别是绿色贸易壁垒的阻碍。近年来我国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现象日益增多，影响日益扩大，严重阻碍了我国中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目前中药面临的绿色贸易壁垒主要是以下内容：第一，卫生检疫和检疫标准，由于各国检疫标准的不一致，将对中药对外出口造成屏障。第二，国际环境保护公约的限制，主要有二：一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二是《生物安全议定书》。第三，绿色环境标志认证，即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4000标准认证。第四，绿色包装和标签的使用。我国中药出口时，在产品包装材质、包装设计水平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药品说明书也经常出现不规范的现象，不能严格按照进口国的管理法规全面标示规定内容，经常出现与进口国的法规与风俗发生冲突的现象(文占权，2007)。

5中西方药业企业营销水平有明显的差距。和西方医药行业相比，中药企业无论在销售理念、销售方式还是销售业绩上都不是同一层次。西方医药企业在营销上实施的是品牌化、规模化、专业化的营销战略。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制药企业的市场份额高达45％，排名前10位的药品占全球药品销售总额的10％，研究表明，在世界著名制药企业中，大品牌产品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与其价值增长倍数呈明显的正相关。规模化是企业实现成本领先和规模效益的重要前提，国家统计局曾在2003年针对国内中药企业做过一项调查，中药企业销售规模与其平均销售利润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当企业规模达到5～10亿时效益最佳，低于或高于这个规模区间的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呈现下降趋势。专业化是充分利用资源、建立品牌和提高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专业化发展方向可以进一步分为治疗领域专业化、产品类别专业化、营销手段专业化等。以美国为例，目前美国医药企业通过营销方式的不断发展，带动了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和升级，市场集中度大幅提高，今天的美国医药企业数量只有几百家，他们或是竞争力极强的跨国医药企业集团，或是专业化、特色化发展的高科技生物制药企业。而中国的中药行业在营销上还只是停留在以医带药，海外建店，借船出海等方式上，市场竞争力明显偏低。

(三)加大中药企业的科技投入。提升中药产业扩张能力21世纪是生物医药快速发展的时代，医药行业是伴随社会发展和人们健康需求持续成长的朝阳行业，中药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将会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市场竞争、并购重组的结果必将使一些不具备竞争能力的企业淘汰出局，也必将使一些优秀的中药企业脱颖而出。通过高科技的投入，实现古老医学和现代科技的结合，才能真正做到扩张现有中药企业，提升产业的扩张能力，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切实做到扩大外贸出口。

1983年，国家科委建立了“中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负责全国生物科学和医药卫生方面的技术工作。1986年开始，生物技术列入国家高科技863计划中，其中医药技术是其重点内容。科技部还把“九五”计划以来的“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作为重点工程建设，最近又提出“生物医学工程科技产业行动纲要”，2009年初，科技部社会发展司司长马燕合提到中医药科技经费的增长速度近10年来呈指数型增长，这在其他行业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提高了中药的科技化、产业化进程。但是和国外相比特别是和日韩相比，还存在差距。在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鲁南制药集团公司董事长赵志全对记者说：“要实现中药现代化，目前亟需提高中药研究、开发的科技水平。”在他认为：我国中药出口一直以原材料为主，中药制剂和中成药出口很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技术水平落后。相反，日本、韩国等国家依靠雄厚的技术力量，在中药制剂的分离提取、质量控制标准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更可怕的是，许多外商正依靠他们掌握的技术优势，加紧搜罗相关信息进行研究分析、抢先申报，使得我国许多中药的知识产权正以惊人的速度流失。例如，丹参是传统中药，日本却利用先进的中药膜分离技术，研制出了疗效更好的丹参产品，横扫欧洲市场。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银杏等我国传统中药材，目前我国申报银杏专利共68项，外国人虽然只申报了4项，但其中却涵盖了银杏的全部提取工艺流程。

鉴于我国中药生产企业规模小，产业布局分散，创新能力有限的状况，要实现中药科技投入，没有政府支持是不行的。由政府牵头成立由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生产企业共同组成的课题攻关组，将分散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研制开发中药制剂的拳头产品，加快中药科技进步的步伐。只有技术水平上去了，才能提高中药的竞争力，才能尽快实现中药现代化，扩大中药出口贸易。

(四)中药的国际化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

中国中医药能否在国际上扩展空间，中药能否成为世界的主流医药，中药能否为中国企业带来国际贸易的丰厚收入，这才是研究中医药国际化和对外贸易的关键。虽然中药存在自身很多问题，迄今有的医学理论尚无法解释，但是它能够从传统医药保留到现在，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说明它具有的科学性和疗效。在当今国际贸易中，真正决定贸易成效标志的不在于产品本身而在于定价权和话语权。在当今西药占有主流定价权和话语权的产业市场上，决定中医中药能否在此市场上分得份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国家软实力的表现，中医的国际化进程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

按照学者郎咸平的观点：当前产业竞争不是产品对产品，也不是公司对公司，更不是行业对行业的竞争，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对产业链的战争，欧美国家掌握产业链的定价权。对比中药和西药的竞争，同样包含定价权之争，这种定价权就是谁占据主流市场的话语权。中药要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必须是国家整体实力提升所带来的软实力支撑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

三、扩大中药出口贸易的建议

(一)加大中药的生物活性研究重点加大中药提取物研究，这是科学提升中药及其相关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和方法。目前中药标准提取物已经在保健、化妆等领域取得一定范围的认可和推动，这将有助于中药及其相关产品的生产模式，推进行业发展(王智民，2007)。

(二)实现中医药产业的升级换代作为一种大宗出口贸易，按照目前中药企业的发展来说是不够的。中药企业现在呈现的产业格局基本上还处于分散状况，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大产业。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对中药行业进行发展导向和政策指引，提高投资者对中药的利润预期，以提高产业吸引力，同时鼓励各种投资进入中药行业提升中药产业发展空间。目前国内一些行业，如金融、证券业纷纷抢滩中药产业，把投资中药作为企业转型和扩展规模经济的发展方向。国外的一些财团也开始在内地建设发展中药科技基地，近年来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中药的资金已经达到103亿元。

(三)中医知识产权和中药标准化规范的制订在国际贸易中，商品取得知识产权是企业实现自主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在加强中药核心技术的专利保护的基础下实现国际交流和合作，才能有效实现促进中药的对外贸易，也才能争取并有效掌握中药市场的话语权。只有推出自己的中药标准化规范，在研究、生产、质量和管理上创建标准体系才有利于中医迈向国际化市场，避开或减轻非关税壁垒对中药的不利影响。

(四)中药企业自身营销模式的转变要凭借中药的原材料的优势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占领国际市场。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除了中药在政策上、技术上、规范上等自身因素的改变外，还需要中药企业在营销模式上的彻底改变。中药企业生产的产品首先要进行市场细分，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市场不同消费人群确定不同的产品。通过准确定位目标市场，选择重点市场、潜力市场，根据市场选择产品。进行品牌营销，把东方文化的神秘、审美和健康元素融入产品。提升产品的文化价值。

拓展营销渠道，这是当前中药企业所面临的最重要选择，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渠道的作用能够对产品的销售起到最直接的影响。在西方社会，传统的药店、医院和诊所属于消费渠道的大部分，但是如果能够直接将中药产品销售切入到药品制造商和供应商手中，或者建立战略联盟的关系，对于中药来说是突破销售渠道直接进入销售终端的明智选择。

主流贸易理论范文篇7

当前，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实体经济，极大地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对于医药行业来说。由于其直接关系人们的健康和疾病，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少。在此背景下，中药企业扩大对外贸易将有助于中药企业走向国际。中药行业作为中国国内赢利能力较强的行业，产品利润率高，中国中药工业与石油工业、橡胶工业等41个工业行业相比，8项经济指标中有7项名列前茅，其中百元固定资产利税率仅次于烟草加工业，大力发展中药的国际贸易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产业格局，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

一、中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情况

我国是世界上一个大的天然植物原料生产大国，既是古老的天然植物生产大国，也是天然植物消费大国，但是一直不是中药出口大国、中药贸易大国。

(一)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分布当前国际上中药的贸易主要集中在6大板块：一是本土板块，即以大陆为中心，中药产品辐射港澳台三地。目前这一市场已经得到市场普遍的信赖，中药发展势头很好。二是东亚和东南亚等和中国文化和地域相近的地区。在传统中草药上有比较大的优势，中药出口得到较大的发展。三是南亚和非洲市场，这一地区医疗条件比较落后，卫生状况差，对中国价廉物美的中药持有热情的态度，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四是北美市场，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把中医作为回归自然和天然食品运动的一部分，才开始接受中医(杨培，2007)。目前中药被美国国家卫生署当作补充和替代疗法，据美国《预防》杂志2007年的研究结果，在全美，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6000万人使用过天然植物药，这一数字占全国总人口的3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项中药产品通过美国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审查，目前只有几种药品通过了FDA的新药临床研究预审，获准进入临床试验，中药在美国的贸易呈现市场大、使用广泛、尚无合法地位的局面。五是欧盟市场，在欧洲，天然植物用药市场规模较小，但是发展迅速。随着20世纪70年代欧洲绿色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天然植物用药的求助。2004年3月31日欧盟通过的《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和2004年4月30日通过《欧盟传统药品法案》给中药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六是阿拉伯市场，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援外医疗队就把中医药带到了中东地区，在中东地区，保健、强壮、减肥、美容的中成药很受欢迎，产品大多来自港台、东南亚、日、韩甚至欧美国家。我国产品打入该市场有巨大潜力，但必须在剂型改造、产品包装和广告宣传上下功夫，才能占有一席份额。目前，21个阿拉伯国家中，几乎都开设了数量不等的中医诊所和中草药店。1988年，阿联酋成立了中国中医药治疗中心，沙特、阿曼、也门相继商讨引进中医药专家。

(二)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医药工业一直保持7％的增长率，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仍可能保持该速度。其中全世界中药的年贸易销售额已经超过400亿美元，而且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中药在全球的应用地区已达到45％(杨文茵，2008)。尽管如此，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植物用药原料大国，其中药产品在世界中药贸易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却是极低的。中药出口额占全球天然药物贸易额的7％，占全球天然药物销售额的3.2％，中药贸易额占全球天然贸易额的9.4％(虞忠，2006)。据我国海关统计。我国中药类产品的出口量不大，但是一直保持增长状况。2005年我国中药出口达到了8.3亿美元，2005年首次出口达到10.9亿美元，2007年达到11.8亿美元(张中朋，2008)，2008年中药出口在金融危机中逆市上扬，仅1～9月份，中药出口9.61亿美元，同比增长13.7％。其中中药饮片出口3.88亿美元，同比增长17.2％；中成药出口1.25亿美元，同比增长13.8％：提取物出口3.85亿美元，同比增长9.1％；保健品出口6267万美元，同比增长21.3％。出口额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国际市场对中医药进一步的认可，市场需求仍然处于平稳增长；二是上半年人民币汇率仍处于上升，以美元计算的出口额增长；三是国内中药材价格上升，人力、环保等经营成本上升，导致出口价格上升(商务部。2008)。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中药产品占世界中药产品份额不大，我国中药的出口占我国商品贸易出口份额比重较少，但是却是能够代表中国特有产品的、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较少的贸易产品之一，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第一，当前国际上对于中药等天然药物产品的需求量进一步加大。西药的副作用的加深，导致了人们需要寻求天然的毒副作用较小的天然植物用药，中药等天然植物用药在药品市场上的地位将逐步提升，各国对于中药等天然药物的认识正在转变。

第二，当前运用基因等高科技技术对中药和天然植物用药的分析增多，特别是对中药提取物的分析取得进展，加深了西方对中药的认识。特别是近5年来，西药新药申请由于合成技术越来越高，费用和试制时间加长，西药研究成功率出现下降，人们开始把眼光转向中药等天然药物。据目前我国在国际上最成功的中药是青蒿素，随着美国和德国科学家的深入，逐渐发现青蒿素在治疗乳腺癌、白血病和骨癌上具有特效。2004年比尔·盖茨基金会出资4260万美元用于青蒿素的生物合成。

第三，在治疗癌症、免疫性疾病、糖尿病以及很多老年慢性病等疑难病症方面，中药等天然植物用药的独特优势逐渐被西方主流市场所接受，特别是中药在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提高生存质量等方面具有特殊疗效，为中药大规模进入西方主流市场开启了商机。2005年3月，中国抗癌新药“双灵固本散”成功通过美国FDA审核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该事件标志中药已经有能力开始进入西方主流市场。

第四，日韩等国家在中药或天然植物药上的科技投入示范作用，促进了中药和天然植物用药国际化，推动了市场进一步扩大。日韩在中药制剂和中成药上加大投入并成功占据了西方主流市场，在中药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远超中国，使中药在世界贸易中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

第五，目前国外有2000多家研究机构和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在开发天然植物用药。“洋中药”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并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中国作为中药的使用大国，国内外面临的竞争渐趋激烈。中药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受到挑战。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前中国在中药的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较小，科研投入暂时无法同国外相比，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中药使用大国，产业国际化程度偏低。但是目前机遇有利于中药扩大贸易出口，做大做强中药企业。

二、如何扩大中药产业的国际贸易

(一)保护传统医药是扩大中药产业的前提关于中医废存之争由来以久，但中医的现代化之争开启于1992年，中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徐绍颖教授归国后，向科技部申请了“促进中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的课题。拉开了中药现代化的序幕。此后十几年里对于中药现代化的争执一直持续不断。2006年6月1日，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张功耀教授发表文章《告别中医中药比破除迷信更容易》，拉开了他批判中医中药的序幕。此后他发起了“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公告”的签名活动，短短几天，签名人数已经过万。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废除中医中药的论断。因此目前中药现代化进程已经到了面临方向性选择的关口。

而此前2005年7月在国内首家以经营日本津村中药饮片为主的深圳“和顺堂”药店的开业，同样震动了中医药业内人士，有的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中药核心技术——中药炮制技术的泄密所致的后果，使人们看到中药的生产技术来自国际化的竞争。

对于中药产业来说。不论学术界争执的焦点在哪，但是只要有利于中药产业的扩张和国际化，有利于中药的对外贸易出口，就有助于中药的国际化和现代化进程：而扩大中药产业的前提首先就是要保护传统医药，使中药的核心技术不能在学术争执中流失和泄露。在技术上保护传统医药的核心技术，在生产上保证中药的核心工艺技术，探索并修复中药古方。现代企业中最能够体现企业竞争力的是企业的核心技术，中药作为一项能够存在数千年的古老医学的体现，其原创性不用质疑。因此，只有在做到保护中医药的前提下才能做到对中药产业进行扩张。

(二)正确认识中药与西药主流市场的差距中药国际化的实质就是中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早在2006年7月，原国家科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开展的国家课题“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时就提出了“中药国际化”为理念的中药现代化口号，并提出实现2～3个中成药品种作为治疗药物进入西方主流医药市场的阶段性目标。但是除了极少数中药进入主流市场外，绝大多数企业和产品都停滞不前或者发展无力，和西药主流市场相比，主要呈现以下差距。

1东西方不同医学文化背景下的差距。由于中药的传统理论和文字表述很难准确地翻译成外文，在沟通和交流上中药和西方社会民众接触相对较少，尤其缺乏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交流，使外国人缺乏对中药深层次的了解。而且中药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观”的哲学思想，中药疗效和西药立刻见效的效果明显不同。西方国家之所以不能接受中药，很大因素就是中医药理论不能被西方主流社会所接受，认为中医药缺乏科学依据。这种医学文化上的差异，成为中药走出国门的最大羁绊。

2中西药产品质量上的差距。西药从研究、试制、临床试验到取得生产资格都是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序进行的。严格的药品品质管理保证了西药质量，使西药能够长时间占据药物生产的主流市场地位。药品品质问题成为当前影响我国中药出口的首要问题。

3中外药品产品标准的差距。中国中药产品要走向国际化，扩大对外贸易，实现出口创汇的目标，就必须通过国际贸易的标准来进行。目前国际上没有统一的中药标准，各国法规之间差异较大，对待中药的态度不一，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药贸易的扩大。2007年底第九届中国药典委员会正式成立，目前已经开始研究制定2010年版中国药典修订原则，并着手建立中药标准规范技术体系。2008年2月国家药品监督局通过新闻。提出了“加快中药标准体系建设，确立植物药领域的国际主导地位”的口号。只有中药做到“安全、有效、稳定、可控”符合作为商品的基本要求，中药扩大出口才有希望。

4技术贸易壁垒，特别是绿色贸易壁垒的阻碍。近年来我国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现象日益增多，影响日益扩大，严重阻碍了我国中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目前中药面临的绿色贸易壁垒主要是以下内容：第一，卫生检疫和检疫标准，由于各国检疫标准的不一致，将对中药对外出口造成屏障。第二，国际环境保护公约的限制，主要有二：一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二是《生物安全议定书》。第三，绿色环境标志认证，即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4000标准认证。第四，绿色包装和标签的使用。我国中药出口时，在产品包装材质、包装设计水平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药品说明书也经常出现不规范的现象，不能严格按照进口国的管理法规全面标示规定内容，经常出现与进口国的法规与风俗发生冲突的现象(文占权，2007)。

5中西方药业企业营销水平有明显的差距。和西方医药行业相比，中药企业无论在销售理念、销售方式还是销售业绩上都不是同一层次。西方医药企业在营销上实施的是品牌化、规模化、专业化的营销战略。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制药企业的市场份额高达45％，排名前10位的药品占全球药品销售总额的10％，研究表明，在世界著名制药企业中，大品牌产品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与其价值增长倍数呈明显的正相关。规模化是企业实现成本领先和规模效益的重要前提，国家统计局曾在2003年针对国内中药企业做过一项调查，中药企业销售规模与其平均销售利润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当企业规模达到5～10亿时效益最佳，低于或高于这个规模区间的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呈现下降趋势。专业化是充分利用资源、建立品牌和提高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专业化发展方向可以进一步分为治疗领域专业化、产品类别专业化、营销手段专业化等。以美国为例，目前美国医药企业通过营销方式的不断发展，带动了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和升级，市场集中度大幅提高，今天的美国医药企业数量只有几百家，他们或是竞争力极强的跨国医药企业集团，或是专业化、特色化发展的高科技生物制药企业。而中国的中药行业在营销上还只是停留在以医带药，海外建店，借船出海等方式上，市场竞争力明显偏低。

(三)加大中药企业的科技投入。提升中药产业扩张能力21世纪是生物医药快速发展的时代，医药行业是伴随社会发展和人们健康需求持续成长的朝阳行业，中药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将会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市场竞争、并购重组的结果必将使一些不具备竞争能力的企业淘汰出局，也必将使一些优秀的中药企业脱颖而出。通过高科技的投入，实现古老医学和现代科技的结合，才能真正做到扩张现有中药企业，提升产业的扩张能力，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切实做到扩大外贸出口。

1983年，国家科委建立了“中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负责全国生物科学和医药卫生方面的技术工作。1986年开始，生物技术列入国家高科技863计划中，其中医药技术是其重点内容。科技部还把“九五”计划以来的“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作为重点工程建设，最近又提出“生物医学工程科技产业行动纲要”，2009年初，科技部社会发展司司长马燕合提到中医药科技经费的增长速度近10年来呈指数型增长，这在其他行业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提高了中药的科技化、产业化进程。但是和国外相比特别是和日韩相比，还存在差距。在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鲁南制药集团公司董事长赵志全对记者说：“要实现中药现代化，目前亟需提高中药研究、开发的科技水平。”在他认为：我国中药出口一直以原材料为主，中药制剂和中成药出口很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技术水平落后。相反，日本、韩国等国家依靠雄厚的技术力量，在中药制剂的分离提取、质量控制标准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更可怕的是，许多外商正依靠他们掌握的技术优势，加紧搜罗相关信息进行研究分析、抢先申报，使得我国许多中药的知识产权正以惊人的速度流失。例如，丹参是传统中药，日本却利用先进的中药膜分离技术，研制出了疗效更好的丹参产品，横扫欧洲市场。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银杏等我国传统中药材，目前我国申报银杏专利共68项，外国人虽然只申报了4项，但其中却涵盖了银杏的全部提取工艺流程。

鉴于我国中药生产企业规模小，产业布局分散，创新能力有限的状况，要实现中药科技投入，没有政府支持是不行的。由政府牵头成立由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生产企业共同组成的课题攻关组，将分散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研制开发中药制剂的拳头产品，加快中药科技进步的步伐。只有技术水平上去了，才能提高中药的竞争力，才能尽快实现中药现代化，扩大中药出口贸易。

(四)中药的国际化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

中国中医药能否在国际上扩展空间，中药能否成为世界的主流医药，中药能否为中国企业带来国际贸易的丰厚收入，这才是研究中医药国际化和对外贸易的关键。虽然中药存在自身很多问题，迄今有的医学理论尚无法解释，但是它能够从传统医药保留到现在，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说明它具有的科学性和疗效。在当今国际贸易中，真正决定贸易成效标志的不在于产品本身而在于定价权和话语权。在当今西药占有主流定价权和话语权的产业市场上，决定中医中药能否在此市场上分得份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国家软实力的表现，中医的国际化进程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

按照学者郎咸平的观点：当前产业竞争不是产品对产品，也不是公司对公司，更不是行业对行业的竞争，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对产业链的战争，欧美国家掌握产业链的定价权。对比中药和西药的竞争，同样包含定价权之争，这种定价权就是谁占据主流市场的话语权。中药要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必须是国家整体实力提升所带来的软实力支撑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

三、扩大中药出口贸易的建议

(一)加大中药的生物活性研究重点加大中药提取物研究，这是科学提升中药及其相关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和方法。目前中药标准提取物已经在保健、化妆等领域取得一定范围的认可和推动，这将有助于中药及其相关产品的生产模式，推进行业发展(王智民，2007)。

(二)实现中医药产业的升级换代作为一种大宗出口贸易，按照目前中药企业的发展来说是不够的。中药企业现在呈现的产业格局基本上还处于分散状况，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大产业。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对中药行业进行发展导向和政策指引，提高投资者对中药的利润预期，以提高产业吸引力，同时鼓励各种投资进入中药行业提升中药产业发展空间。目前国内一些行业，如金融、证券业纷纷抢滩中药产业，把投资中药作为企业转型和扩展规模经济的发展方向。国外的一些财团也开始在内地建设发展中药科技基地，近年来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中药的资金已经达到103亿元。

(三)中医知识产权和中药标准化规范的制订在国际贸易中，商品取得知识产权是企业实现自主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在加强中药核心技术的专利保护的基础下实现国际交流和合作，才能有效实现促进中药的对外贸易，也才能争取并有效掌握中药市场的话语权。只有推出自己的中药标准化规范，在研究、生产、质量和管理上创建标准体系才有利于中医迈向国际化市场，避开或减轻非关税壁垒对中药的不利影响。

(四)中药企业自身营销模式的转变要凭借中药的原材料的优势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占领国际市场。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除了中药在政策上、技术上、规范上等自身因素的改变外，还需要中药企业在营销模式上的彻底改变。中药企业生产的产品首先要进行市场细分，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市场不同消费人群确定不同的产品。通过准确定位目标市场，选择重点市场、潜力市场，根据市场选择产品。进行品牌营销，把东方文化的神秘、审美和健康元素融入产品。提升产品的文化价值。

拓展营销渠道，这是当前中药企业所面临的最重要选择，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渠道的作用能够对产品的销售起到最直接的影响。在西方社会，传统的药店、医院和诊所属于消费渠道的大部分，但是如果能够直接将中药产品销售切入到药品制造商和供应商手中，或者建立战略联盟的关系，对于中药来说是突破销售渠道直接进入销售终端的明智选择。

主流贸易理论范文篇8

一、从经济数学化转向研究方法多样化

在危机爆发之前，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数学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国际上主要的经济期刊都大量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数学模型与数学推理，运用数学方法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趋势，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研究的主流。然而本次危机却暴露出纯粹的数学研究的机械性等缺陷，这也促使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转向更为多样化。事实上，在西方经济理论诞生之初，历史研究法与比较研究法往往是这一时期学者进行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在斯密、李嘉图，以及李斯特等西方经济学说的先驱者的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特征。在这一时期，学者们更多的是针对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概况与政府的政策选择的政策效果，进行深入的研究，细致比较不同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演进规律与政策选择的差异，从中抽象出具体的经济理论。美国的老制度学派和德国的历史学派更是这种注重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的传统在早期西方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的客观反映。［1］

只是到20世纪初期，伴随着边际革命与凯恩斯革命，数学工具开始在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成为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主流研究方法。经济学家发现利用数学语言进行经济研究，相较于广泛运用文字和图表的传统研究方法，在表述上更为简洁、准确，在逻辑上更为严密、精确，同时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可以更为容易地得出单纯依赖文字和直觉难以发现的结论，通过比较不同数学模型的假设前提或论证过程，可以更为直观地把握不同经济理论学派的内在区别。［2］由于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这些内在的优势，当20世纪中后期，经济研究数理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潮流，在西方主要经济院校，以及经济期刊中，经济数学化已经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随之带来计量经济学、经济统计学、数理经济学等与数学密切相关的经济学科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一大批数学家摇身一变成为知名的经济学家，而赢得极高的声誉，而与之相对，运用非数学方法进行经济理论研究则被视为异端学派，而广受排斥。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演化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理论的产生之初，往往强调制度分析、隐喻、回溯等研究方法，一度成为强烈反对经济数学化的斗士，然而，随着这些经济理论被主流经济思想所接纳，特别是以上学派的学者为了减少主流经济理论对它们的攻击，以求能够赢得学界的认可，他们往往选择在研究方法上向主流经济理论妥协，把主流的数理研究法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尝试把数学方法应用到自己的研究过程中，用经济计量方法替代以往的文字研究与逻辑过程，因此，到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即便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现代意义上的异端经济理论体系中，经济数学化也已经成为共同的趋势。尽管在危机之前，在西方国家的一些经济院校已经产生了对于经济数学方法过多的应用于经济理论研究的争议，［3］数学计量方法与传统经济研究方法之间的优劣比较也屡见于文献之中，［4］但是经济数学真正受到最为广泛的质疑，仍然始于本次危机。如果经济学数学化真的如同众多主流经济学者们所说的那样是一门严谨、精确的科学的话，那么既然全球有如此众多的经济学者运用经济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发展状况，并以此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那么就应该有人能够通过精确的构建数学模型的方式，预测到次贷危机。然而次贷危机的发生，却完全超越了众多经济模型的预测，全球没有一个学者可以通过数学方法提前预测到这场浩劫，而唯一相对准确预测到本次危机的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却是运用传统的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比美国经济形势与以往危机的发生条件，而预测到这次危机的发生。这也促使众多西方经济学者反思过于依赖于经济计量方法与经济统计方法的主流经济研究方法的不足，开始探求更为多样化的经济研究方法。

2008年11月，英国女王到伦敦经济学院视察，向经济学家们提问:“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的到来?”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并于2009年7月22日，由蒂姆•贝斯勒与彼得•罕尼诗向女王上书回答女王的提问。他们认为是由于没有从国内外诸多智者处集思广益，从整体上理解系统风险，才导致了这场危机，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提出强化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以管辖相互关联的不平衡等建议。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回答更多地强调危机发生原因的复杂性，却并没有正面回答女王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所广泛采用的经济数学方法没能提前通过构建模式的方式预测到这场危机。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雪拉•唐、彼得•厄尔斯蒂、约翰•福斯特等10名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于2009年8月10日向女王上书，提出是由于只关注数学技术工具和构建无约束的正式实证模式的狭隘的研究方法造成了经济预测的失败，而这种缺陷在很多前沿经济学学术期刊和部门中为寻求数学工具而寻找数学工具，从而进一步加剧。这些经济学家进而倡导一种更为注重事实，关注历史、机构、心理学和其他高度相关因素的经济研究方法。［5］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危机以后，经济学界开始怀疑以往的经济数学化的科学性，经济数学化在现代经济研究方法中的主导地位开始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数学工具只是一种纯粹的研究工具，在马歇尔等早期经济学大师看来，数学工具甚至只是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较为次要的辅助工具。然而20世纪中后期，经济数学化却成为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发展的重要趋势，有没有运用数学工具，是否构建了复杂的数学模型，成为评判经济研究科学性的根本标志，从而陷入了严重的数学依赖症。然而过于迷信数学手段却使得现代西方经济研究反而脱离了经济事实，而陷入空洞化、虚拟化。［6］尽管众多经济学家在危机爆发前，运用各种数学方法，构建了众多复杂的数学模型，针对世界经济进行了深入的预测，然而却没有一个学者、没有一个经济理论能够成功地预测到这场严重的危机，这恰恰反映了经济数学研究方法的不足，在这一历史事实面前，我们甚至可以说经济数学化恰恰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引向了歧途。［7］正是由于危机的爆发，更多西方学者开始认识经济数学化的不足，从而开始寻求运用更为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传统的历史研究、比较研究，以及一度被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开始在西方经济研究中重新崛起，现代西方经济研究方法，也从经济数学化的一枝独秀，走向了更为多样化的百花争鸣。

二、从经济自由化走向更为严密的监管

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干预主义的斗争。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最早为经济自由主义确定了基本原则。这些经济自由主义学者推崇市场机制的功能，相信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能够保证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政府干预往往会扭曲价格信号的运行机制，甚至会由于造成普遍的寻租行为，影响利益的重新分配，从而损害社会福利，因此，从斯密开始，自由主义者往往宣扬政府的功能就在于通过制定规则，来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从而充当国民经济的“守夜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好的政策就是根本没有政策”(Bartett，Krauss，1985)。然而大萧条的出现打破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等经济自由主义者对于市场机制的迷信，间歇出现的经济危机和普遍的失业的存在，表明他们所信奉的市场机制并没有能力如他们在经济理论中所论证的那样保证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更没有能力保证充分就业的长期实现，这才引发了“凯恩斯革命”，从而催生了由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财政、货币政策，对于国民经济实行干预，弥补市场机制在熨平经济波动和刺激创新投资方面的不足，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正是得益于“凯恩斯革命”，即使在自由主义思想流行时期也没有完全消失的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的合理性才第一次在经济理论上得到确定，从而催生了现代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尽管凯恩斯主义并没有根本消除经济自由主义在西方经济理论界的影响，但是随之而来的战争所引发的西方主要国家之间的政府军事管制与军事采购，以及严密的政府管制，特别是战后依靠强有力政府作用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日本的兴起，使得管制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成为战后初期主导西方经济理论的重要思想。在凯恩斯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经济自由主义者并没有甘认失败，而是对其理论进行了很多剧烈的变革，甚至将凯恩斯主义的部分政策观点吸纳进自己的理论框架。当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滞胀面前手足无措之际，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很快向凯恩斯主义吹响了总攻的号角，在他们的领导下，里根政府、撒切尔政府都采取了很多自由主义改革方案，这些经济理论尽管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然而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经济自由主义重新在西方经济理论学界赢得主动，并在20世纪80～90年代在理论与实践领域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主导地位。

20世纪90年代，当拉美经济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与经济危机而不能自拔，当苏东国家面临苏联解体后的振荡之中，当经济一度高速增长的东亚经济在1997年金融风暴的打击下危机四伏之时，在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倡导下，并在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①［8］的支持下，在这些国家兴起一场以“自由化，私有化，稳定性”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改革，这也就是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它也代表着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理论学界与实践中的全面夺权的实现。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却又一次将经济自由主义推向了争论的风口浪尖。尽管学术界对于次贷危机的产生根源众说纷纭，但是公认的结论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华尔街的自由放任直接为本次危机埋下了祸根。即使一贯坚持自由放任思想的格林斯潘也承认自由市场理论存在缺陷，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并不一定是良好的经济的根基。为了消除危机对于本国经济的伤害，更是为了挽救处于危机中的本国企业与本国经济，即使是在公认的自由主义的大本营美国，政府也纷纷采取了各种强有力的政策，向深受危机打击的领导企业提供直接经济支持，通用汽车、克莱斯勒、花旗银行等知名企业都曾经获得美国政府的巨额注资，像AIG等面临生存危机的知名企业更是一度被政府所接管，政府希望帮助这些曾经辉煌无限的跨国公司重铸辉煌。①而这些救市政策明显与经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机制所对立，在危机面前，曾经成功克服大萧条的经济干预主义思想又重新在理论与实践中赢得了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对决。在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个人与企业等市场主体是具体的决策者，它们通过自由市场竞争来保证经济运行的效率，通过市场中众多的市场主体的决策行为共同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在这样的运行机制下，政府只需要通过立法，保证市场的运行秩序，并不需要真正的干预各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然而次贷危机以来，我们看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纷纷通过一系列的立法活动，建立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监管机制，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签署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政府不再默认金融企业在金融市场中自发的竞争行为，而是通过更为严密的法律框架或政策引导机制，限制或者引导微观市场主体的决策行为，从而克服自由市场机制所造成的市场失灵与经济动荡，这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在危机的打击之下，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又一次失去了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界的领导地位，从而引导西方经济政策的又一次剧烈变革。

三、从自由贸易转向更为隐蔽的贸易保护

尽管在西方经济理论产生之前的14～15世纪，重商主义推行的保护贸易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之初的西欧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也正是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理论限制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大，从而制约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空间，这也直接催生了亚当•斯密的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产生的目的就在于宣传自由贸易，从思想上彻底清除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理论对西欧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影响，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寻找更为广阔的原料产地与产品销售市场。在斯密及其继承者的理论框架中，每一个经济个体，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在生产某些产品中拥有绝对的或者相对的成本优势，如果它们能够扬长避短，力行分工，将能够有效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资源，增加社会生产，提高经济效率。在国际贸易方面，这一思想就表现为，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取消以往对于国际贸易的限制，根据自己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绝对成本优势，或者比较优势，科学合理地选择自己的产业布局，通过国际贸易，利用出口自己所生产的优势产品所创造的收益，进口自己不具有生产优势的产品，这必将加快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经济史上，英法等早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被认为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然而，事实上，即使在斯密与李嘉图的祖国———英国，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也从来没有实现过，英国政府对于本国商品市场的贸易保护始终存在，在很大意义上，他们更多的是要求经济上落后于他们的其他国家，“做我所说的，而非学我所做的”(Chang，2002)。

就在斯密出版他的宏篇巨著《国富论》的当年，在大洋彼岸刚刚赢得民族独立的美国也在探寻着发展本国经济的道路。尽管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赢得了包括后来担任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杰斐逊等美国政府高官的支持，受这一时髦理论影响所产生的“农业立国”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美国得到了更多的拥护，也在新兴的美国经济发展中得到了真实的推行。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的美国，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保护贸易理论。时任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就任后连续向国会提交四份报告，其中在他的第四份报告，也就是《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他提出了“工商立国”的重要思想，他指出“一旦制造业建立起来，并在我国中间生根，就会给美国伟大、光荣的未来开辟道路，并能对付任何暴君的干涉”。［9］然而当时的美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着人手缺乏、劳动力昂贵和资金短缺等困难，如果美国政府不对这些新兴的制造业产业提供支持的话，国外竞争和“习惯势力”将会使美国无法建立起本来可以很快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10～11］

针对这一现状，汉密尔顿提出了包括保护关税、出口限制、对于目标产业的直接的政府补贴、对于制造业投入的税收减免、提供公共设施等11个基本政策原则，而这也为以后的产业政策的发展设计出主要的政策框架。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坚持农业立国思想的杰斐逊当选美国总统，汉密尔顿的保护本国新兴产业的思想在当时的美国经济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应用。只是伴随着英美关系的恶化，直到1807年的《禁运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战争，美国与西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被战争所打断，其传统的外向型经济无法维系，一种被迫的闭关锁国的选择却促进了美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从此汉密尔顿所倡导的对新兴经济实施保护的思想才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得以应用。尽管当时的美国经济理论学界，古典经济理论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完全市场机制理论和汉密尔顿的扶持新兴制造业思想①之间维持了长时期的争斗，这也最终引发了美国内战(1861～1865)，战后，这一思想也主导了此后100多年的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即使在新自由主义占据上风的里根政府中，政府对于汽车、航空等新兴产业的保护也并没有消失。［12］在“美国体系”扶持新兴制造业的思想指导下的美国经济焕发出了无比的活力，这也深深地触动了当时流亡美国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李斯特是19世纪上半期德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早期，由于受古典经济思想的影响，他其实是一名经济自由主义者，一直致力于在德国消除封建割据，废除国内关卡，统一关税，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他的这些主张受到当时的德国封建统治者的强烈反对，为此不得不被迫流亡海外。

1825年，他流亡到美国，亲眼见证了在汉密尔顿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指导下生机勃勃的美国经济，同时受到汉密尔顿的一个重要继承者、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雷蒙德的影响，开始逐渐转化为一个幼稚产业保护主义者。1832年，当李斯特以美国驻莱比锡领事的身份重新返回德国后，他开始在继续宣传建立统一的关税联盟的同时，大力呼吁对于弱小的德国工业采取统一的关税保护，支持德国工业的发展。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系统地梳理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深入揭示了古典经济理论背后的国家利益的本质，他认为英国正是通过产业政策所实施的经济保护才获得了早期的发展，而现在他们又通过宣传自由贸易，阻止其他国家再推行产业政策，沿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对自己实现赶超。在像德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中，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只能永远落后于英法等国，而无法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只有采取关税保护制度，首先使德国实现工业化，才可能最终在国际贸易之中实现自由贸易。因此，李斯特论证了在煤铁等资本主义新兴产业中推行关税保护，来保护仍然相对弱小的德国的工业免受发达国家的制成品进口的冲击，从而扶持德国的工业发展的可行性。他的思想后来得到著名的“铁血首相”俾斯麦的肯定，德国也正是凭借其提出的保护幼稚产业理论的指导，才得以逐渐壮大，甚至超越了当时最为发达的英法等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必须指出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导西方经济学界的是脱胎于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的新古典经济学，而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则被视为一种异端思想，而饱受攻击。然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不期而遇改变了自由贸易思想与保护贸易思想的地位。当时危机的中心美国首先通过了极具保护主义色彩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和《买美国货法案》，从而引发了全球性的贸易保护风潮，国际贸易市场基本陷入停顿，直到二战以后关贸总协定，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国际贸易秩序才逐渐恢复。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下，新的全球分工体系已经基本成形，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市场展现在世界各国面前。［13］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每当经济危机到来之际，保护贸易思想就会抬头，次贷危机以来的事实也完全验证了历史的经验。随着危机影响的不断扩张，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西方众多发达国家纷纷感受到经济衰退的寒意，各国政府为了减少进口贸易对于本国企业的冲击，将更多的国内消费需求留给国内企业，从而支持本国企业渡过难关，他们同样选择了各种保护性更强的经济政策，从而导致现代国际贸易新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然而与以往危机时政府选择通过关税、配额等传统贸易工具限制外国进口商品的规模，或者通过颁布一些直接管制的法令限制市场主体对于进口商品的购买行为与消费行为不同，在本次次贷危机之中，更多的国家是选择通过反倾销、反补贴申诉的形式，利用WTO赋予每一个成员国的合法权利，在WTO的制度框架下，用一种貌似合理的方法，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入。比如美国就针对中国生产的轮胎、紧固件等多种产品提出双反申诉，次贷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中所遭受的反倾销与反补贴的申诉有了一个明显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根据WTO相关规定，当一个成员国对某国的某类产品所提出了双反申诉获得WTO通过的时候，其他成员国也可以根据申诉国的做法选择对该国的同类产品加征同样的反倾销、反补贴税收，从而进一步影响该国相关产品在世界其他市场的占有，这也使得贸易保护主义之风在现代全球贸易中得到明显的抬头。与此同时，次贷危机发生以来，绿色贸易壁垒与技术贸易壁垒等WTO框架内的保护性措施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当20世纪末、21世纪初，自由化改革之风遍及全球之际，很多自由主义者曾经设想构建一个完整的全球价值体系与国际分工链，欧盟的成立与欧元的出现，一度被这些经济自由主义者视为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然而当次贷危机到来之际，人们发现，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花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所构建的自由贸易格局在危机面前表现得如此脆弱，世贸组织旨在维护公平贸易与自由贸易的制度框架，在危机中，却成为每个成员国推动贸易保护主义的合法理由，每个国家都在WTO的框架范围内，合法地运用着WTO所赋予的权利，却掩盖了他们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质。

次贷危机以来，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发生以来，即使在自由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欧洲，危机对于不同经济体的影响程度的差异，不同国家的经济实力与财政实力的差异，却导致了原本处于一个相互协调、相互协作的政策体系内的不同利益差异，这也直接导致了经济自由主义所设想的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不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并没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欧盟国家在救助深陷债务危机之中的希腊时的阳奉阴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证明了经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区域经济协作与区域政策协调思想的局限性。这也成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遭遇失败的又一个事实的证明。

四、结论

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往往与现代全球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正是出于摆脱重商主义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这才催生了18世纪斯密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产生。西方经济理论之所以产生在英国，也正是由于英国是当时世界经济中发展水平最高、产业竞争力最强、产业布局最为科学的国家。也同样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英国又出现了李嘉图、马歇尔等一大批早期知名经济学家，英国也成为早期西方经济理论的中心。然而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当美国从英国手中夺走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之后，西方经济理论的中心逐渐转向美国。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与经济理论中心的转移基本同步，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与现实的经济发展的紧密关系。

主流贸易理论范文篇9

关键词：国际劳工标准社会条款社会倾销

一、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概述

“国际劳工标准”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一般是指由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公约和建议书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所体现的旨在保护全世界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国际规范。国际劳工标准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源于国际贸易竞争。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可追溯到19世纪，美国率先于1890年开始禁止进口囚犯生产的产品，并于1930年将禁止进口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强制性劳工生产的产品。

二十世纪末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极力主张将劳工标准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发达国家惴惴不安，因此发达国家将自身发展困境统统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2)WTO多边贸易体制中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劳工标准所特有的复杂性、随意性、隐蔽性等特点迎合了发达国家设置新的贸易壁垒的需求。通过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不仅扼制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转嫁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危机。

二、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两种不同态度的理论基础

2.1支持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理论依据

在主要发达国家，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家贸易应予挂钩有“人道主义论”、“贫困进化论”、“移民压力论”、“社会倾销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社会倾销论”。

“社会倾销论”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使用童丁以及囚犯来生产出口产品，导致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低。还有些发展中国家禁止劳工建立工会组织，导致工人工资被随意压低，工时被随时延长，这事实扭曲了产品的正常成本，致使生产成本降低。该情形使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大为减弱。这种因低劳动力成本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使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可以认为是对出口产品的变相补贴，违反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宗旨。这种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劳动工资低下及其他社会条件恶劣形成的出口产品竞争优势就是社会倾销或日劳动力倾销、福利倾销。这种社会倾销现象会导致执行高劳工标准的国家将面临一系列负面影响。所以该理论认为应将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挂钩，对低劳工标准的国家予以贸易制裁，而不能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同时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以贸易制裁促进劳工标准的提高是防范不正当竞争、恢复和维护公平竞争局面所必需的。

2.2反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理论依据

对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应与国际贸易挂钩的主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持否定态度。其否定的理论大致包括特“比较优势论”、“特定文化论”、“投资区位调整论”、“与贸易无关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比较优势论”。

“比较优势论”认为，不同国家的劳工标准存在差异符合公平竞争原则。发达国家的“社会倾销论”完全抹煞了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即比较优势理论，否认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有“优势”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目前的发展格局只能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优势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优势的比较格局，国际贸易自由化也只能在此基础上的逐步自由化。如果按照发达国家要求制定统一的劳工标准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逻辑思路，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可以要求限制发达国家资本、技术优势的发挥。这样有违开展国际贸易的宗旨。发展中国家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国际差异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劳动力成本如同各国的自然享赋一样是一个外在变量，它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好处，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是两个领域的范畴，要真正提高世界的整体福利水平是通过贸易自由化发展全球经济，而不是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限制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发展。

三、当前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3.1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实践

虽然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没有将劳工标准纳人WTO多边规则中，但为了进一步促进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挂钩，发达国家正以双边贸易协定为突破口，积极推行国际劳工标准。例如。2001年正式生效的《美国一约旦的自由贸易协定》，首次将劳工与环保标准纳人其协议内容。此后，2003年，美国与新加坡、智利、越南、柬埔寨等国的双边贸易协议中也都纳人了劳工标准。

3.2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发展趋势

作者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是必然趋势，其理由主要在于:公务员之家:

(1)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目前仍存在着生产商为获得较高利润而压榨劳动者的情况。低成本策略不仅损害了人权，更破坏了国际贸易中的公平竞争秩序。各国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可能很难对某些不当的降低标准行为做出公正的处理，但各国对自己的进出口贸易都相当敏感，因此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有利于促进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最终更好地维护各国劳工的基本权利，它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

主流贸易理论范文篇10

关键词：规模报酬递增；新贸易理论；贸易利益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乃至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马歇尔是第一个重视并较为系统地研究规模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自他之后，对规模经济的研究转而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新贸易理论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既贴近现实又很好地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贸易现象。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Krugman)在与艾瀚南(Help-mallElhanan)合著的《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1985)一书中提出了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Romer(1986)的开创性研究复兴了主流经济学对对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分析。从此，经济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证是否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去探求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

1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论证

数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运用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他们利用各层面的相关数据说明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Davis和Weinstein(1998)通过估计13个OECD国家的支出变化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来检验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他们估计出来的产出需求弹性为l_6，因此推断出存在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Head和Rise(2001)利用美国和加拿大的总量数据对Krugman(1980)的规模收益递增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表明，从整体看，这两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

至于企业内部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由于企业层次上的微观数据很难获得，所以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少见。但最令人瞩目的就是Lucas(1993)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工产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效应研究。根据Lucas(1993)提供的分析结果。自由舰的累计总产量每翻一番，生产一艘自由舰所需的时间就会下降12％～24％。同时，在生产胜利舰、护航舰和坦克的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2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分析哪些因素导致规模报酬递增时，现有的文献通常会将规模报酬递增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间的规模报酬递增；另一类是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一般认为，外部性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从外部性是否出现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的角度将外部性分为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

在现在的文献中，技术外部性主要包括知识的外部性、研究与开发的外部性、干中学的外部性以及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等四种。第一，源于知识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Easterly(2001)指出，知识外部性会从三方面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并且由于存在知识溢出的现象，所以新知识实际上会提高整个社会中现有知识和机器设备的生产率。第二，源于研发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知识生产的主要投人要素就是研究与开发投资，根据Griliches(1992)的分类，可以将分析研发活动溢出效应的文献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计算某项(或某一系列)具体创新活动的社会收益的文献。在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是Mansfield、Rapoport和Romeo(1977)以及Knutson和Tweeten(1979)等人的实证分析。另外一类文献则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去估计研发部门对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Bernstein和Nadiri(1991)的分析。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活动的外部性是非常明显的，研发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也会非常明显。第三，源于干中学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Lucas(1993)指出，通过“干中学”而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Nelson和Pack(1999)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时，干中学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第四，源于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Foster和Rosenzweig(1996)指出，学校教育会使一个社会在采用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技术时获得递增的规模收益。

从现有的文献看，货币外部性。有时候又被称为“密集市场”效应，基本上都出现在垄断竞争市场环境之中。较早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外部性的文献是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的研究。在他们的模型中，一旦企业的利润不能完全反应其所创造的社会净收益，那么就会出现货币外部性。此时，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并改善各投入要素间的协调问题，或者进行“大推进”式改革，都能获得递增规模收益。这种外部性的大小是与市场中参与此活动的企业数目相关，而与企业从事的活动无关。

Rodrik(1996)分析了不可贸易的中间投入品之间的互补性会使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情形。

从理论研究的文献看，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固定成本。Romer(1990)Aghion和Howitt(1992)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都指出，只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固定成本，那么就一定会在企业内部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第二，生产投人品之间的互补性。Fasterly(2001)认为，除了固定成本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会导致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即不同类型熟练工人之间的互补性。在团队生产中，某个成员的错误会使得其他团队成员的努力付之东流，所以将团队中的高技能工人身上投资的报酬会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出现递增的特征。

3规模报酬递增的对经济的影响

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上。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效应。在短期内，规模经济效应是否会对经济波动产生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短期内的经济波动会对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不能理解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就很难运用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去熨平经济波动。我们分别概述供给边和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3.1供给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分析供给边的规模报酬递增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时，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Diamond(1982)、Weitzman(1982)、Shleifer(1986)、Diamond和Fudenberg(1998)、Howitt和McAfee(1988)等人的分析，他们都假设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阐述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变动的影响。他们指出，规模报酬递增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由于不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所以经济在各个均衡之间的转换会导致大幅度的波动。近年来对经济波动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通常都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而且这种非线性波动都是内生的。Ryzhenkov(2006)利用1948～2004年间美国的总量数据对一个含有规模经济递增现象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校准后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其累计循环效应却非常明显。Aloi、Dixon和Lloyd—Braga(2000)以及Lloyd－Braga(2007)等人则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利用Hopf分叉法分析了规模报酬递增对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规模经济效应使得那些能导致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条件更加容易出现。

3.2需求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由于需求因素的变动都能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到供给上去，所以在研究经济波动现象的文献中，很少有人从需求角度展开分析。Young(2007)分析了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当带有明显网络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时，为了获得消费外部性所带来的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高新企业会在需求发生很小的变动时做出重大的价格和产量调整。这会使经济变动得更加剧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需求边的规模收益递增现象比较显著时，即便投资和产出不发生变动，价格水平也会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其原因在于，所有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都源自于网络效应。由于存在网络效应的产业，基本上都是生产的固定成本较高，而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产业，所以对于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而言，价格竞争是最常用的竞争手段。

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如果经济体中所有投入的规模报酬都不变(或递减)，那么就无法从理论上系统地解释为什么人均收人会持续地增长。为了克服这个缺点，相关的理论研究又把技术进步内生为状态变量。但是，不管内生增长模型如何精致复杂，其基本思想都强调。外部性都会带来递增的规模收益。所以有很多内生增长模型系统地分析了外部性(或递增的规模收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Romer(1986，1990)Barro(1990)、Aghion和Howitt(1992)、Young(1991，1993，1998)、List和Zhou(2007)等人对物质资本的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以及Lucas(1988，1993)、Becker、Murphy和Tamura(1990)、Tamura(1991)、Goodfriend和McDerott(1995)等人对人力资本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内生增长理论中这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模型从不同角度指出：没有递增的规模收益，就不会有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