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范文10篇

中苏范文篇1

关键词：赫鲁晓夫中苏关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以后迅速和苏联建立紧密的同盟关系，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极大的改变当时世界力量的对比。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苏之间的合作关系是良好的，这种友好关系也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然而从五十年代末起这种友好关系急转直下，在短短几年内就走向彻底破裂，由盟友转变为剑拔弩张，怒目而视的敌人。这种双边关系的急速恶化不仅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也对世界格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造成这种剧烈的变化的矛盾是有其内在的积累过程，其造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认为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因素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而双方领导人个人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在国内则较少被提及。然而事实上“中苏关系复杂化的原因之外，还鲜明地反映出苏联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情况：当领袖的个人喜好、兴趣和行为举止在两国的政权体系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时候，政治心理因素应该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程度，不比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1]本文主要探讨作为当时两国，两党领导人的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恶化过程中起的作用。

一、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各种因素

国内一般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的最主要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伤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自尊心。显然苏共的大国大党主义的确是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但问题是苏共的大国、大党主义最严重的时候是斯大林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而赫鲁晓夫时期苏共的表现要温和的多，然而中苏关系却是在赫鲁晓夫时代破裂的。这说明苏共的大国大党主义固然是造成中苏关系恶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对于意识形态因素在中苏关系恶化中其的作用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很明显在当时中苏两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各自国家意识形态和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双方最高领导人对对方意识形态的态度也会直接决定整个国家的态度。事实上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双方在实际行为中并没有坚持按自己在争论中的观点行事：苏联从没有拘泥于“和平过渡”，中国也逐渐缓和了包括美国，南斯拉夫在内国家的关系，事实证明在意识形态上的政策并不是僵硬的。正如邓小平后来评论中苏论战时所说的：“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过许多空话。”[2]可见意识形态因素不能完全解释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

历史因素和领土争端和边界冲突也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因素，但如果以此解释中苏关系的恶化显然是带有后见之明的色彩。历史因素和领土问题早在中苏结盟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在中苏友好的时候显然被放在了一边，只有当当双方关系严重恶化后才被重新提出来成为加深破裂的催化剂。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上也受历史因素和领土问题的影响，但至今为止并没有造成像中苏长期对峙那样的严重局面。事实上是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我国才反复强调沙俄侵华的历史用来以古谕今；另一方面中国也从没有真的向苏联提出过领土要求[3]。中苏双方实际有争议的领土面积其实是很小，如果真的认为双方关系为这些面积很小的土地而破裂乃至最后剑拔弩张，那是匪夷所思的。事实上领土争端和边界冲突与其说是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而不如说是结果。

因此要探索中苏关系恶化的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对当时处于两国权力核心的两国领导人进行研究，因为在当时领导人的意志决定着党和国际的命运，因而也决定了中苏关系的最终走向。

二、赫鲁晓夫的经历和性格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年出身于俄国库尔斯克省卡利诺夫小村一个农民家庭，他读完小学后，因家境贫寒而给人放牛。15岁时他到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工厂当钳工学徒，后来又到一个属于法国人的煤矿里做工。多年以后成为苏联领导人后赫鲁晓夫回忆到：“你们想知道我是谁么？我刚会走路的时候就开始从事劳动。15岁以前。我放过牛犊，放羊，后来又给地主放牛”，“如果说高而基上的是‘人间大学’，那么我是在矿山的‘大学’受教育的。这是为工人创办的一所‘大学’，是饥寒交迫的俄国人的‘大学’。”[4]赫鲁晓夫天生是个很聪明的人，虽然只受过很少的教育，但成为了顿巴斯的一名出色钳工。虽然赫鲁晓夫有不错的收入，但他对资本家对工人的态度十分气愤。当时的赫鲁晓夫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成为一个积极的革命者。当革命的消息从彼得格勒传来时，赫鲁晓夫回忆到“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支配者我，使我有又想哭，又想笑，充满一种必胜的信心，即使警察站在这里也无所谓”[5]。十月革命后，赫鲁晓夫率领革命的矿工加入了顿涅茨克煤矿赤卫队第一团并担任了该团第一营营长，他还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21年底，顿巴斯开办了一所矿业专科技术学校，第一批学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27岁的赫鲁晓夫成了速成班的一名学生，并被选为校党支部书记。1924年底赫鲁晓夫在毕业典礼上作为校领导向他的同学们颁发了毕业证书。他自己却没有得到毕业证，因为毕业前夕他被抽调出来担任了彼得罗夫斯克区的区委书记。

从赫鲁晓夫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是和列宁那一代革命者有很大的不同。赫鲁晓夫并不是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由一个生活在下层未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转变为革命者，这一点和斯大林倒是有些类似。但和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者，缺乏斯大林那种一开始就具有的成为领袖的雄心和钢铁般的意志。赫鲁晓夫也没有像斯大林那样经历过激烈的党内斗争，只是由于命运的安排才使他在革命后被逐步提拔到领导岗位，赫鲁晓夫一直以为自己只是“抽得一张幸运的”[6]才获得斯大林的信任。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缺乏理性认识，却充满了朴素的革命热情和感性认识。赫鲁晓夫的那一代人是凭着一种朴素的“阶级本能”干革命，“不管是资本家还是地主，他同样恨之入骨，然而究竟用什么取代旧制度，新制度应当时而什么样的，在他的头脑中很模糊……”[7]同时赫鲁晓夫保留作为一个俄罗斯农民的天真，纯朴，善良，直率和智慧或者说是狡猾，但如果说他天生带有什么坏心眼，那是不符合事实的。罗.亚.麦德维杰夫在《赫鲁晓夫传》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二十年代有一个老农问赫鲁晓夫：“是否有一天我们按下电钮，天上就会下雨？”赫鲁晓夫不假思索的回答：“是的，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天。”这种简单的思维影响了赫鲁晓夫的一生。

三、苏共二十大和的反应

赫鲁晓夫是在二战期间开始改变对斯大林的认识。在亲身经历中他意识到斯大林的战略安排常常缺乏理性，导致了成百上千名士兵白白送死。当他开始着手准备战后乌克兰重建工作时，他震惊地发现重建工作最需要依靠的年轻一代党内干部，已经几乎全部在大清洗中被杀了。[8]而在斯大林晚年苏联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赫鲁晓夫不能不改变对斯大林的看法。在斯大林死后对贝利亚事件的处理中赫鲁晓夫彻底改变了对斯大林的看法，后来他回忆到：“不但有必要揭露罪行，而且有必要使犯有那些罪行的真正罪犯受到应有的谴责。”[9]

很快赫鲁晓夫付诸了实际行动，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闭幕后向全体代表作了批判斯大林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毫无疑问我们事后当然可以指责赫鲁晓夫的所谓秘密报告过于突然、过于轻率、内容也是不成熟的。但事实上当时苏联的政治环境也不允许对斯大林的功过进行充分评价，因为苏共二十大上的领导人基本上还是斯大林时期掌权的那一代。赫鲁晓夫关于揭露和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提议遭到了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的激烈反对，无法在二十大上进行，而只能在会议结束后才能进行。报告也不是事先准备的，只是起草了提纲，由赫鲁晓夫加以现场发挥，所以充满了赫鲁晓夫个人的感性成分。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也并不是想在报告中全面评价斯大林，而是正如报告的名字所表明的是集中批判个人迷信。[10]赫鲁晓夫报告产生的这种特殊背景是其它国家和党难以了解的，因此一开始就使对赫鲁晓夫的动机和品质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反感。

按传统说法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是“揭了盖子，捅了漏子”，然而事实上是非常不满的。1957年在省自治区党委会议上评论到“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的，认为整斯大林整的太过了”。[11]同时又谈到“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的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墙上一兜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12]对国内持和赫鲁晓夫相同观点的人已是如此评价，对赫鲁晓夫本人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后来在中苏论战中说了心里话，《一评》中说：“我们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13]《二评》中说：“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人们如果把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讲的话，同他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讲的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对斯大林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也曾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现在这样捶胸拍案、声嘶力竭地咒骂斯大林，究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14]事实上这才是苏共二十大后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真实评价。可以说苏共二十是对赫鲁晓夫态度的转折点，在这以前把赫鲁晓夫看作比斯大林对待中国更友好平等的苏联领导人，在二十大之后把赫鲁晓夫看作是一个道德上有缺陷的小人，对赫鲁晓夫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感和厌恶，由此认为赫鲁晓夫的提议都是怀有恶意，动机不良，这对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之所以会对赫鲁晓夫的态度产生这种变化有以下几种因素：

1、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亲身经历过斯大林时代。虽然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中共都有过不正确的干预，但这毕竟和苏联斯大林时期苏联那种“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15]和几百万人被处决监禁的经历不可同日而语。客观经历上的不同自然会造成主观上认识上的不同，一般来说，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和亲身经历者对同一件事的认识很难相同。所以一直无法理解赫鲁晓夫和苏共为什么不能一分为二的对待斯大林，结果是只能从赫鲁晓夫的个人品质上去找答案。

2、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在中国传统道德看来赫鲁晓夫是由斯大林斯大林一手提拔起来的，而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也一直是歌颂支持斯大林的，因此就不应该在斯大林死后激烈的反对斯大林。按照自己的经历认为即使斯大林真的有如此严重的错误，赫鲁晓夫也应该像自己和“左”倾分子做斗争那样在斯大林还活着的时候就站出来，不应该等斯大林死了才来批判一个死人。当时中国其他领导人也普遍难以理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为什么人都死了，还要这样丑化他呢？”（邓小平语）[16]。对赫鲁晓夫这种和死人过不去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3、对于自身问题的考虑。对于身后被人议论特别厌恶，担心在自己身后也发生类似苏联的事情。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揭发出田家英曾经说在离开时要向提三条意见，其二就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17]。可见1959年前就有意防范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而他对赫鲁晓夫的厌恶态度本身就是防范的表现之一。

对赫鲁晓夫的这种看法在当时也是大多数中国领导人的共识，因此进一步没有根据的认为赫鲁晓夫的做法在苏联也是不得人心的，赫鲁晓夫的地位不稳固。这种主观判断造成了在后来处理中苏关系时毫不妥协的态度。

四、走向分裂

在苏共二十大后很快爆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在处理这两个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时犹豫不定，忽左忽右，一度准备放弃匈牙利，引起了的强烈不满，更让确信赫鲁晓夫不具备担当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能力，而是靠不光彩的手段才获取现在的地位。在1957年4月，中国用最隆重的规格接待了在苏联并无实权同时又是斯大林长期战友的伏罗希洛夫，多次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8]这其实也反映了对赫鲁晓夫的态度。同年11月，出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虽然赫鲁晓夫用最高规格招待，把单独请入科里姆林宫下榻，但仍然没有获得的谅解。当着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面把不久前苏共内部斗争时说成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中发生了‘两个不同集团’之间的冲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取得了胜利[19]。这不仅引起在场各国领导人的惊讶，也使苏联领导人非常尴尬。在这次访问中和赫鲁晓夫不同的性格之间也发生了碰撞，以浪漫主义的风格作了著名的东风压到西风的讲话，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20]这本只是表示对出现最坏情况也不害怕的一种决心，但缺乏浪漫主义的赫鲁晓夫却无法对此做出正确的理解，而是认为喜欢战争，不会为避免战争努力。而苏联刚刚在二战中死了2606万人，（占战前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21]，苏联领导人特别害怕核战争，因此赫鲁晓夫对刚刚签署的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的协议感到担忧，这为1958中苏关系迅速恶化埋下了伏笔。

1958年是中苏关系恶化关键的一年，首先7月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使和赫鲁晓夫关系的矛盾迅速表面化和激化。在看来：第一，赫鲁晓夫的建议是不怀好意的，是想控制中国。第二，虽然斯大林也采取过损害中国主权的政策，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是敢怒不敢言。现在中苏领导人的角色定位发生了变化，赫鲁晓夫作为一个瞧不起的小人也竟然敢图谋控制中国，这使怒不可遏。而在赫鲁晓夫看来：第一，自己提出的只不过是建议，并没有强迫中国接受的意思。第二，认为自己的建议并不过分，这种合作在北约和华约内部是很普通的，而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包括没有向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核技术援助），中国如果连这种互利的合作也不能接受，使赫鲁晓夫特别感到难以理解。第三，的愤怒和言辞之激烈也让赫鲁晓夫极为震惊。在和尤金的谈话中激烈的谈到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中国的压迫，赫鲁晓夫不明白为什么要现在要谈起这些不愉快往事，因为自己早已经放弃了斯大林在中国获得的特权，而且谁都知道自己是反对斯大林的。为此赫鲁晓夫亲自飞往中国当面向进行解释。这此访问中苏关系中一个关键的事件。但此时已经对赫鲁晓夫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因此会谈一开始的气氛就是不友好的，也注定谈不出好的结果。在游泳池旁举行的会谈中毫不遮掩的显示了对赫鲁晓夫的轻蔑态度，当时在现场的目击者回忆到“就那么穿者浴衣，踩着拖鞋同他（赫鲁晓夫）握手寒暄几句”，[22]同时赫鲁晓夫被弄的非常狼狈，“他游泳技术不高，说不上什么泳姿，就是手脚乱刨的那种姿势。‘刨’了几下就沉不住气了，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爬上池子。将一个手绢的四角系住戴在头上，又要了一个救生圈，套了救生圈才重新下水。”[23]而则尽情展示自己的游泳技术。虽然会谈中赫鲁晓夫向做出了解释和让步的姿态，但已经认定赫鲁晓夫一开始就是不怀好意，不仅没有接受赫鲁晓夫的解释，反而进一步把赫鲁晓夫的建议和历史上沙俄对中国的侵略联系起来，旁敲侧击的警告赫鲁晓夫“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那？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都站不住。”[24]这说明对赫鲁晓夫的估计已坏到了何等程度。据说还曾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问：“我问你是什么舰队，你始终不回答我”，并再次责问赫鲁晓夫是否想控制中国整个海岸线。[25]这次会谈对赫鲁晓夫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尽管赫鲁晓夫往往不得不耍滑头，因为他认为这是政治游戏中难免的事情，但就性格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真诚坦率的人”[26]，事实上他提出这两个建议只是出于实用的考虑，并没有控制中国，侵犯中国主权的考虑[27]，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出于其单纯的思考认为既然苏联已经满足了中国的所有要求，中国也应该同样很爽快的满足苏联的提议。因此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反应如激烈，也对如此固执己见和不容解释感到愤怒，认为是一个不可理喻，无法正常到交道的人，以致在以后的行动中不再寻求得到中国领导人的谅解而做出单方面的行动。第二，由于赫鲁晓夫的个人经历遭遇使他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而这次经历严重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使他要寻找机会进行报复。

随后的金门危机不仅使赫鲁晓夫感到1957年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讲话并不仅仅是宣传而很可能会付诸行动，同时也使赫鲁晓夫觉得的行为难以预料，担心中国的行为会把把苏联拖入一场苏联不愿意打的战争，因此开始考虑停止对中国的核援助。在同一时间中国发生了“大越进”和运动，这是的得意之作，而赫鲁晓夫对此是不赞成的，但一直没有发表看法，直到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才从侧面批评了运动。而7月14日，在庐山给写了“万言书”，7月21日赫鲁晓夫关于的言论见报，7月23日在庐山发表了措词激烈的讲话，严厉批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怀疑“里通外国”，和赫鲁晓夫配合反对自己，几个月后说庐山事件是“高饶余孽（指）又在朋友的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颠覆活动”[28]。和赫鲁晓夫的矛盾由两党之间发展到中国党内。在此之前的6月20日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核技术援助。赫鲁晓夫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很明显是防止中国把苏联拖入一场苏联不愿意打的核战争，保留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使用核武器唯一的决定权。赫鲁晓夫的这个决定是考虑已久的，但做出是非常突然的，事先没有和中国打任何招呼。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是赫鲁晓夫认为根本不会接受苏联的解释，与其再度前往北京受辱，不如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根本不做任何解释地解决这一难题。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到：“用孩子般天真烂漫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是越来越行不通了……中国毕竟是中国，中国人的行动变得的越来越令人难以理解了”。[29]第二，赫鲁晓夫对在北京的遭遇怀恨在心，想对进行报复。用他的话就是“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30]赫鲁晓夫这个决定也是其性格中感情用事，易冲动，缺乏深思熟虑的表现。这个决定不仅再次激怒了，也激怒了整个中国，使中国上下对赫鲁晓夫的印象更趋恶劣。虽然直到赫鲁晓夫下台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常规武器技术的援助，但再也无法弥补这次事件的伤害。

这一年九月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访问造成了和赫鲁晓夫的彻底决裂。虽然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就开始推行的所谓的三和路线引起的不满，但赫鲁晓夫的西方政策一直没有实质的成效，对中国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因此还不是影响中苏矛盾的主要问题。而1959年9月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访问至少在当时看来似乎实现了美苏的和解，改变了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赫鲁晓夫作为出访美国的第一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隆重欢迎，这和他1958年在北京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仅是美国对战后苏联地位的最终承认，也是对赫鲁晓夫本人地位的承认。赫鲁晓夫出生贫寒，而现在能获得世界第一大国的承认和尊重使他的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满足，正如他自己所回忆的：“那是个非常庄严隆重的时刻，使我感到莫大的自豪，也简直使我有些飘飘然。”[31]这次对美国的访问对赫鲁晓夫造成两个相互关联的影响：一是对于国际形式的过于乐观，二是对中国更加不满，认为中国是影响美苏缓和的绊脚石。而美苏关系的表面缓和和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也极大的刺激了，在看来赫鲁晓夫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品质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而是修正主义的路线问题了。这次访问就是赫鲁晓夫把修正主义路线付诸实际行动的开始，赫鲁晓夫的行为已经超越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范围，升级为向帝国主义出卖包括中国等其它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利益，自己和赫鲁晓夫的矛盾已经全面上升为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后来总结性的说过他对路线斗争的态度：“犯了大的原则性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32]对于赫鲁晓夫，的态度也是如此。这时的已经对赫鲁晓夫不报任何希望。结束访美后赫鲁晓夫怀着愉快的心情访问中国，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希望能用事实说服，但等待他的却是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直接和赫鲁晓夫辩论，而主要是由其它中国领导人和赫鲁晓夫进行辩论，这本身就表明了的态度。在激烈的争论中双方都很难保持冷静，特别是赫鲁晓夫冲动的性格使他更多地说了不该说的话，这些话显然没有经过仔细思考，也并没有实际意义，但却进一步加深了中国领导人的反感。这次会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裂痕。事后赫鲁晓夫想以销毁会议记录来挽回影响，但“讲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都是无法收回的”[33]。在会后写了首打油诗：“……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烧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34]这不仅表明了对赫鲁晓夫访美的态度，也表明认为赫鲁晓夫已经彻底放弃了马列主义，和美国同流合污。和赫鲁晓夫的关系彻底决裂，从此以后中苏间的各种谈判都成为斗争的策略问题，对在赫鲁晓夫仍然掌权的情况下弥补中苏关系不抱任何希望，同时又认为赫鲁晓夫地位不稳，“如果不改，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35]，决心和赫鲁晓夫斗争到底。两国关系终于走上了通往公开分裂的不归路。

五、总结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苏两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下，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对两国，两党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赫鲁晓夫不同的经历和性格造成了两人间沟通交流的困难，使两人都无法正确理解对方发出的信息，同时也激发两人性格间的冲突，而这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又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影响和决定了两国关系的走向。赫鲁晓夫起之微寒，只受过很少的教育，思维简单，性格冲动，缺乏深思熟虑。而则是自学成才，学贯古今，少有大志，并颇为以此自负。早年的经历使富于反抗精神，藐视权威，用自己的话就是“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36]。从经历上看，赫鲁晓夫并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成为领导人，只是在机遇巧合才使他从一个普通干部被逐步提拔为最高领导人，这使他缺乏大国领袖应有的素质。在斯大林时代末期，虽然赫鲁晓夫已经认识到斯大林的问题，但进入苏联领导层核心后却如履薄冰，依然是斯大林取乐的对象，不得不依靠伪装成“脑袋是空的”（斯大林语）[37]来保全自己。长期的压抑的结果使赫鲁晓夫在成为最高领导人后对外界反应敏感、喜好虚荣、性情急躁、仓促行事、急于求成和易于激动。而正相反，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者，在历次党内斗争中最后总是证明真理在的一边，而激烈斗争的结果是使树立了在党内无可置疑的最高权威。这也造成了在建国后过于自信，缺乏容人之量，难以听取别人意见和解释，所以一旦形成了对赫鲁晓夫的偏见就难以改变，以至于最后认为赫鲁晓夫“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38]。同时在性格上也是一个很易于激动和情绪化的人，在处理中苏关系中往往依靠自己的经验和主观臆断而不是客观分析。而赫鲁晓夫也缺乏化解矛盾的能力，只能同样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结果加深双方的矛盾。如果当时和赫鲁晓夫都能少些偏见，多一些宽容，中苏关系也许就不会恶化到后来的地步。

参考文献：

[1]VladislavZubok，ConstantinePleshakov，InsidetheKremlin‘sColdWar：FromStalintoKhrushchev（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6），p.231：“ПереговорыН。С。ХрушевасМаоЦзэдуном31июля‐3августа1958г。и2октября1959г。”，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2001，№1，100-128.转引之戴超武：《1959年10月中苏会谈：背景、过程和意义》，《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

[2]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页。

[3]1964年7月在和外宾的谈话中谈到过中苏领土问题，但指出：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参见《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在边界谈判中中国也没有要求收回割让给沙俄的土地。

[4]（苏）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徐锦栋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64页。

[5]（苏）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徐锦栋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69页。

[6]《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74页。

[7]（苏）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徐锦栋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72页。

[8]（英）尼尔·阿彻森（Neal·Ascherson）：《赫鲁晓夫：残缺的个性》,原载于《伦敦书评》2003年8月21日号。

[9]《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99页。

[10]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3页。

[11]：《在省自治区党委会议的讲话》，《选集》第五卷，第334页。

[12]同上书，第334页。

[13]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14]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15]（苏）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转引自《赫鲁晓夫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82页。

[16]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40页。

[17]曹英主编：《中国共产党党史全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4238页。

[18]见：《欢迎、欢送伏罗希洛夫的四次讲话》，《建国以来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25－431页。

[19]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9－320页。

[20]：《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36页。

[21]（俄）H.A.舍福夫：《俄罗斯最重要的战争和战役》，中国财经出版社，2003年，第620－621页。

[22]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

[23]同上书，第187－188页。

[24]同上书，第188页。

[25]（美）WilliamTaubman：KHRUSHCHEVVS.MAO:APRELIMINARYSKETCHOFTHEROLEOFPERSONALITYINTHESINO-SOVIETSPLIT，CWIHPBulletin8/9(Winter1996/97),pp.243-248。

[26]（苏）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徐锦栋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弟274页。

[27]参见沈志华：《赫鲁晓夫、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28]：《关于国际形式的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0页。

[29]《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15页。

[30]同上书，第412页。

[31]同上书，第465页。

[32]曹英主编：《中国共产党党史全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5645页。

[33]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6页。

[34]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

[35]：《1966年7月8日致的信》，《建国以来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72页。

[36]：《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1页。

中苏范文篇2

（一）

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在一个相当特殊的条件下缔结的。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不仅积贫积弱，而且处在军阀割据的条件下，孙中山国民党便在广州另立中央，因此，北京政府的管辖范围及其代表性十分有限。但它在对苏问题上，却得到了列强各国政府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苏联政府虽一举战胜十四国武装干涉，成功地统一了广袤的国土，甚至将其军队伸入到外蒙古地区，直接威胁到中国的主权，然而其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革命的特性，却使它在国际上十分孤立，因此对于中国这种同样受到列强欺凌的周边国家，它无论基于意识形态的目标，还是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必须表现出最大的善意，以设法取得同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中苏两国实力强弱明显，苏联政府却早早就向北京政府表明了善意。而权力有限的北京政府却在列强的支持下，面对苏联政府要求外交承认，一度采取了相对矜持和冷漠的态度。

不过，意识形态的目标和现实的国家利益通常是存在矛盾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简单提到苏联一方从1919年7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到1920年9月《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再到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谈判内容，就足以了解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政府行为中的极大局限性。

1919年7月第一次对华宣言时，苏俄势力仅及于乌拉尔，因此，它对沙皇在中国攫取的权益甚少，因而很痛快地向中国表示："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苏维埃政府愿将由沙皇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及霍尔瓦特、谢米诺夫、高尔查克匪帮、俄国前军官、商人与资本家掠夺所得的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他种产业，无偿归还中国人民。"②但即使如此，这一宣言在其国内公开发时，仍然不能不考虑到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将上述文字删掉了。到一年之后，即1920年9月它再度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时，一方面红军已顺利挺进西伯利亚，另一方面为避免直接与日本打仗，它在远东地区成立了一个远东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则公开宣布俄国远东地区，包括位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路区，均为该国领土。③基于这种情况，苏俄政府放弃沙皇攫取的在华权益的态度明显地有所变化。在这一新的宣言当中，它已明确表示，对中东铁路问题，中国应当同苏俄及远东共和国另订使用办法。

1921年，随着苏俄取得了对十四国武装干涉的胜利，其争取周边国家同情的和平心态已经逐渐让位于以强力捍卫自身安全的战略意图。红军出兵外蒙古，就典型地反映了苏俄领导人心态上的这种重大变化。尽管惧于国际上以及外交上的压力，苏俄这时尚不能公开否认中国这时对外蒙古享有主权，但在苏俄领导层内部，外蒙古特殊的地理位置既然可能被敌对势力用来造成对苏俄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那么用强力造成外蒙古与中国事实上的分离，在那里扶植政府，并与之签署条约与协议，从而把它纳入到自己的安全体系之内，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外交选择。

中东铁路和外蒙古的问题，从此成为中苏两国交涉中两个长期纠缠不清的难题。这里面中东铁路问题实际上是确保苏俄既得利益的问题；而外蒙古问题则是出于其自身的战略安全考虑。无论是既得利益，还是安全考虑，在这时的苏俄领导人看来，显然都属于国家利益。问题是，随着自身实力的变化，而把国家利益放大到可能损害邻国领土和主权的程度，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都可能发生问题。包括苏俄自己的外交人员，最初对此也难以适应。1922年苏俄政府的全权代表越飞来华后，就深信应当援引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对华宣言中的承诺，展开与中国人的谈判，因为这是真正可以使苏俄区别帝国主义，从而赢得中国和世界人民同的政策。为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不得不明确指示越飞说："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年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对中东铁路，必须使俄方享有特殊权益，要坚持共管；对外蒙古，应设法通过协议来解决"它的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和从蒙古撤军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把受到红军支持的蒙古独立政府的意志排除在外⑤。

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上述指示，确定了此后苏联政府对华政策的两项基本诉求。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苏联政府还不够强大，其意识形态的宗旨和外交政策的需要，都或多或少地制约着它维护既得利益和扩大防卫范围的外交行为。因此，其在1924年谈判《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过程中，仍不得不向坚持对外蒙古和中东铁路享有主权的北京政府作出相当的妥协。按照这一协定，苏联政府公开声明放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放弃一切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并且同意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在此之前，与该路有关之所有关系中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概由中国政府办理。苏联代表所能坚持者仅为二项，其一，苏联驻外蒙军队须待两国政府另行会议商定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后，始得尽数撤退。其二，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决定，不许第三者干涉。在其前途未定之前，两国共同组织理事会、监事会和铁路局以管理之⑥。

如果我们不了解苏联政府这时的真实意图，相信我们很容易得出该协定"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这样一种结论。⑦问题是，历史的真相并不完全表现在字面上。《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谈判及其签订，实际上是在特定条件下中苏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北京政府没有能够迫使苏联政府依据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承诺，无偿交还中东铁路路权，它甚至没有办法迫使苏联立即从外蒙撤军；而苏联方面也没有能够将中东铁路路区永远划入自己的版图，更没有能够实现促成外蒙古独立建国的预想。不仅如此，苏联政府还不得不承诺准备将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由中国方面赎回，不得不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苏联将撤退其军队。但是，对于两个实力相差悬殊的国家来说，当势力强大的一方相信必须放大其国家利益才能确保自身安全和为民族赢得荣誉时，它侵害弱小一方的利益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二）

相对于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而言，1945年苏联政府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无疑是苏联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持续扩大其国家利益的一种必然结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之最大不同，就在于苏联政府成功地实现了20年前它在与北京政府谈判时没有能够实现的外交目标。先是外蒙古问题。中方被迫宣告："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其次是中东铁路问题。中方亦被迫承认："日本军队驱出东三省以后，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应归中华民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24年已经被苏联政府公开宣言放弃，且在与北京政府谈判中完全不曾提及的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一度攫取的大连、旅顺出海口租借权一事，竟重新成为苏联政府的要求之一。中方被迫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但该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半，及指定码头与仓库，无偿租与苏方，租期定为三十年；苏联有权在除大连市以外的旅顺港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并以其为海军根据地，期限定为三十年。⑧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这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典型地反映了大国政治交易之下弱国可能的遭遇。很明显，同样作为战胜国，中国再度遭遇了当年在巴黎和会被出卖的悲惨境遇。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美、英两大国同样出于利益交换的目的，应苏联的要求，背着中国政府，将外蒙古和旅顺港送给了苏联。所不同的是，巴黎和会还有中国代表列席，而雅尔塔会议却完全是大国之间的秘密交易。等到欧洲战争结束，对日战争开始，美国才出面督促中国接受这一交易的结果。

十分明显，1945年中苏谈判时，苏联所处的地位与1924年时已有极大不同。其一，它这时不仅与美、英两大国有着秘密交易，其主要要求都得到后者的承诺和支持，而且还掌握着出兵中国东北的主动，并足以威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权利的巨大优势。无论国民党政府接受其要求与否，它都可以轻易地造成既成事实，置国民党政府于更大的被动之中。其二，由于红军的介入，外蒙古早就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只是在字面上肯定了中国的利益，事后苏联政府几乎从未将外蒙古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事实上外蒙古已经有20多年完全脱离了中国的主权管辖范围，不论国民党承认与否，外蒙古的独立已是既成事实，难以改变。其三，战后国共纷争有急起之势，中共在北方地区占据着大量敌后根据地，具有迅速接收政权的极大便利，国民党要想将其远在西南的军队运抵北方接收各地政权，特别是进入工业重地东北地区，非取得苏联的同情，并借助于苏联的帮助不可。鉴于上述种种情况，1945年的中苏谈判尚未开始就已成一边倒的形势。在此形势下进行谈判，苏方态度之无所顾忌，和中方态度之委曲求全，实不难想象。

要肯定的是，即使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宋子文亦曾根据的意见，努力地进行过争辩。比如他曾表示不同意将雅尔塔协定中"维持外蒙古的现状"一语，解释为中国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独立；他曾争辩说中长铁路的所有权应归中国，但由中苏两国共管；他强调对旅顺港不能使"租借"，必须在协定中显示该港可由两国共同使用，以免引起国内民众的不安；他亦曾坚持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不能妨碍各国自由使用大连港和铁路运输设施，以及在东北境内发展商业的企图。他甚至做好了"万一史（斯大林）坚持外蒙必须由我国承认其独立，则只可中止交涉"的准备⑨。但是，苏军出兵已是箭在弦上，中国东北及新疆的统一更全在苏联的威胁之下，最终还是出于内政的需要，决定"牺牲".

他的指示是："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关键之点，在于苏方能够切实保证：尊重中国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和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B10对此，斯大林均一一允诺。结果，中方交出了外蒙主权和东北中长铁路、大连港、旅顺港等项权益，而苏方在条约的照会中则承诺：苏联政府予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1945年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毫无疑问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列强各国均已公开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废弃不平等条约，而苏联作为一个公开自诩为民族解放运动大本营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坚持要在战争中赢回沙皇时代的殖民主义荣耀感，并不惜为此损害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这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意识形态目标与当权者的民族主义心态及其对国家利益的理解，未必没有因果的联系。国力的强大，以及当权者对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耀的过分迷恋，无论何时何地，都可能使强国与弱国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

当然，分析1945年中苏条约的不平等性质时，有必要注意到国家关系当中战略利益的一致性问题。因为，造成这次条约谈判中苏方不惜损害中国利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相信它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在这一点上，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使苏联领导人不能不把国民党与苏联战后最主要的假想敌美国归为一类，因而保持高度的防范意识。苏联政府必欲把其战争的防波堤构筑到中国的东北乃至北部朝鲜的疆土上来，与此显然不无关系。

（三）

对于中国人来说，20世纪中苏关系当中，真正能够表现出相对平等性质的条约，还是1950年2月14日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对于1945年，1950年时中苏两国的强弱差距仍然相当明显但相对于1945年，1950年时苏谈判的对象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45年苏联谈判的对手是亲美反共的国民党，而1950年苏联谈判的对手则换成了亲苏的共产党。换言之，1945年谈判的双方更多的是相互间的防范意识和戒备心理，而1950年谈判的双方则明显地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这在表面上是双方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所决定的，实质上却是相互之间的利益需要的一种结果。

中苏范文篇3

[关键词]层次分析；中苏关系；中苏关系恶化

国际关系纷繁复杂，中苏关系也概莫能外，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推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迅速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出兵朝鲜半岛，进一步巩固了中苏同盟。1950年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然而，在1950年代末期，双方的分歧与矛盾逐渐呈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争端愈演愈烈，矛盾不断恶化，至1969年3月已濒临战争的边缘。由于中苏关系的重要性，学界对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已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是，迄今为止，运用层次分析法研究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的文章却没有见到。层次分析法是国际政洽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本文尝试运用这一理论工具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levelsofanalysis)与科学行为主义的发展和兴盛是联系在一起的。戴维·辛格于1961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学术论文《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问题》，提出应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国际关系。该文断言现实主义存在混淆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固有缺陷，“而层次分析把国际政治与对外政策加以区分——国际政治是以国际系统作为分析层次，对外政策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层次”。辛格认为，国际关系研究包括国际系统和国家2个层次。这与肯尼思，华尔兹有所不同。华尔兹在其名著《人、国家与战争》中提出了3个层次：决策者个人因素、国家内部因素、国际系统因素。由于辛格和华尔兹研究方法的相互兼容和互补性，学界也把层次分析法称之为“华尔兹一辛格研究方法”。西方学者对于层次的划分有着不同的看法。詹姆斯·罗斯诺把分析层次界定为个人、角色、政府、社会、国际系统等5个层次；而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则提出了世界系统、国际关系、国内社会、国家政府、决策者角色、决策者个人等6个层次。在实际应用中，通常从宏观到微观运用华尔兹提出的3个层次，即：国际系统因素、国家内部因素、决策者个人因素。本文即从这3个层次来分析中苏关系。

二、中苏关系恶化的国际系统因素

从国际系统的角度分析，中苏两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发生的分歧是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东西方关系上的分歧

二战以后，美苏迅速走向了争霸的道路，冷战序幕随之拉开。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发展很快，但是仍然与美国存在较大的差距。出于实力不足和保障二战胜利果实的考虑，苏联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在外交上采取了守势，显得比较保守和谨慎。赫鲁晓夫推出“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在苏联的和平攻势下，美苏关系出现了缓和的势头。中国对于苏联的“三和路线”持怀疑态度。而苏联为了推行这一政策，要求中国在外交上进行积极配合，引起中国的不满。

(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

这些国际共运重大问题主要有斯大林问题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等。

在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成为苏联最高国家领导人。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抛出了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做法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苏联对于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整个世界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在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上，中国有着不同的看法。中国认为斯大林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其成绩和贡献是主要的，他依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还认为，由于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地位，苏联在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上应该事先与中国协商，因而对苏联的做法表示不满。中苏在此问题上的分歧，成为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没有大力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中国则有不同的做法。这在中苏两国的对越政策上可以看出来。在胡志明领导越盟军队与法国人作战时，斯大林没有支持前者。赫鲁晓夫继承了斯大林对待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同样没有支持胡志明的抗美斗争。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对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大力支持。1950年1月，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与后者建交的国家，带动了其他国家包括苏东国家对后者的承认，中国不仅在外交和道义上支持北越，还为其培训了大批军事人员，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有力地促进了越南抗法和抗美战争的胜利。三、中苏关系恶化的国家内部因素

从国家内部因素的角度分析，中苏两国在建设模式、内政问题以及边界问题上的分歧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

(一)在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上的分歧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拥有特殊的地位。长期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以及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把苏联视为学习的榜样，把苏联模式视为唯一正确的模式进行效仿。苏联也对自己的模式充满信心，不仅把它视为不容置疑的正确模式，而且还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予以推广。若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尝试不同于苏联的建设与发展模式，苏联通常是不以为然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号社会主义大国，地位举足轻重。建国初期，中国百废待兴，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开始全面模仿苏联模式，经济社会发展非常迅速。195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探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于中国的探索尝试，苏联是不高兴的，把它看做不仅是对苏联模式的挑战，而且是对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地位的挑战，1958年，为了迅速发展中国经济，开始推行和。苏联对这两个运动均持怀疑的态度，引起了的不满。有学者甚至认为，导致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就是苏联领导人对和的怀疑、蔑视和批评”。

(二)在炮击金门问题上的分歧

1958年8月，中国炮击金门，其目的是打击的决心和信心，相机收复金门和马祖，同时支持中东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由于中国并未完全统一，炮击金门被中国领导人视为国共内战的延续，完全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因而事先并未与苏联进行协商。这使得苏联非常震惊。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规定，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都应该事先进行协商。因而，在苏联看来，中国违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规定，对中国的意图和政策开始持怀疑态度。而中国则认为炮击金门并非国际问题，无需协商。

(三)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

1950年代末，边界问题在中印关系中逐渐凸显。1959年，朗久冲突爆发。之后，中印关系不断恶化，1962年，中印之间爆发边界战争，以印度的失败而告终。在中印因边界问题而恶化的过程中，苏联基本上站在印度的立场上，支持印度对中国的领土要求，不仅给印度大量的贷款，而且在军事技术和装备上向印度提供大量援助，直接构成了对中国的敌对行为。1959年10月，赫鲁晓夫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庆典时，声称中国为了一块不毛之地而与印度关系闹僵很不值得，暗示中国应该在边界问题上对印度作出让步。这种公然损害中国国家利

四、中苏关系恶化的决策者个人因素

从决策者个人的角度分析，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个人性格、观点和看法也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其中，和赫鲁晓夫对中苏关系的恶化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

对于中国的主权独立非常重视，对于任何危害中国主权的可能都非常敏感。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上，出于捍卫中国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考虑，坚决拒绝了苏联的有关建议。毫不妥协的立场和态度使得赫鲁晓夫非常不快。后者认为，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理应获得一些相应的回报。

中苏范文篇4

【摘要题】研究综述与方法

【关键词】/赫鲁晓夫/性格冲突/中苏大论战

【正文】

与赫鲁晓夫是中苏大论战对立双方的主角，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国内政治生活中都举足轻重甚至一言九鼎，大论战带有他们鲜明的个性化的印记。探讨中苏大论战的发生与发展不能不涉及两人的性格冲突。当年曾在苏共中央联络部工作的俄国学者杰留辛回忆说：当时我和同事们曾经议论过，大家都认为，双方在互相争吵、互相骂的时候，中国方面骂苏联可以，骂苏联共产党也可以，就是别骂赫鲁晓夫本人，骂他本人就完了，就无法挽救了。（注：参见丁明《回顾与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据说，当赫鲁晓夫得知中国的宣传者在苏联专家面前把他称之为“赫秃子”时，他也感到深受伤害。有学者认为，这也可能是赫鲁晓夫决定撤退专家的原因之一。参见［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页。）另据知情者回忆，邓小平在同苏联人的一次谈话中也曾表示，苏方可以批评他本人，批评刘少奇或，这都有可能再和解，“但你们直接攻击的威望，这是不能补救的”。（注：［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页。）种种迹象表明，在当年的那场论战中，赫鲁晓夫与个人的作用是不能忽略不计的。

一

赫鲁晓夫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位重要政治家。他虽然外表粗俗，但颇为精明，决不像某些人所描绘的那样，只是一个不讲原则、不动脑子、不深入思考问题的混蛋。（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页。）正是得益于政治上的精明，赫鲁晓夫才毫不手软地批判斯大林，改变了苏联的历史进程。也正是得益于政治上的精明，他才能在苏联政坛波诡云谲的权力角逐中，处决了贝利亚，废黜了马林科夫，打倒了曾经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卡冈诺维奇，放逐了老资格的莫洛托夫，解除了为他登上权力顶峰立下汗马功劳的朱可夫元帅的职务。不过，赫鲁晓夫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在他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俄国农民和工人身上的许多品质：勇敢狂热与谨慎畏缩兼备，天真烂漫与举止粗俗同在，心地善良而又充满狡黠，坚忍顽强而又充满狐疑。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胸襟坦荡，善于反潮流，敢于为天下先，勇于打破常规旧习；作为一个蹩脚的政治家，他出言无状，举止乖戾，得意忘形，一触即跳。此外，他还常常流露出专横跋扈、见风使舵、心胸狭窄、诡计多端的政客嘴脸。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主要领导人之后，做出了许多令人惊叹的大事，充分展示了政治家的勇气与魄力。但他又是一个半吊子改革家，他的许多改革和创新常常前后不一、半途而废，他的许多重要决定也常常来自经验主义的观察与心血来潮的冲动。有论者曾这样描述赫鲁晓夫性格中内在的矛盾与冲突：“赫鲁晓夫首先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火山，它的喷发有时给社会带来好处，有时也为害不浅。他既是乌托邦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既是一个具有鲜明的马尼洛夫式自我表现的人，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者，机智狡猾，又像小孩子那样天真。”“他是一个大老粗，爱幻想和心地善良的人，但有时又过于严厉和专制。他是个试验家，常常雷厉风行和变化莫测，态度粗暴和蛮不讲理，善于领悟和机智过人。”（注：［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页。）对于赫鲁晓夫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优秀品质，连他的政敌都非常钦佩。例如，莫洛托夫就坦然承认：赫鲁晓夫常常出现在行人中间，这一点是无可指责的，他恰恰在这方面具有良好的品格。他同普通农民和工人的会见比列宁、斯大林都要多。（注：［苏］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29页。）而对于他的斑斑“劣迹”，连苏联普通的百姓都能如数家珍。赫鲁晓夫是苏联历史上政治笑话最多的一位政治领袖。对他的评价是中肯的：赫鲁晓夫有胆量。不过这个人也能捅漏子，可能日子不大好过，是多灾多难的。（注：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赫鲁晓夫的性格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中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首先，在公开场合有失检点、信口开河，充分暴露了他缺乏修养、脾气暴躁的一面。但是，作为一国领袖，在严肃的外交场合只是一味逞口舌之利，甚至为求一时痛快而动辄恶语相向，极易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例如，1959年10月初访华时教训中国为了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山——西藏而同印度发生冲突很不值得，还指责中国激化了中美关系。（注：李越然在1997年“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出言之无状，满座皆惊。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他挖苦中国：你们搞，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你们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你们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徐晓天等《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6页。）同年10月，他又当面对邓小平叫嚷：你知道的，高岗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可你们中央却清除了他，这就是对我们不友好。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我们把他送给你们。（注：徐晓天等《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3页。）他还曾在外交场合大放厥词：如果中国新疆的哈萨克人表示愿意让苏联来治理的话，我们就把他们统统合并过来。（注：葛新生《赫鲁晓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页。）大概赫鲁晓夫还嫌不够解气，又对中国领导人进行了直接的人身攻击：他含沙射影地指责“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注：《赫鲁晓夫言论》第13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297页。）讥讽是“破套鞋”，（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252页。）是“从鼻孔里挖出理论的菩萨”。（注：［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页。）他还当面挖苦邓小平“以后不要带棍子来”。（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页。1960年底的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期间，邓小平在身体尚未完全复元的情况下参加会议，走起路来需要手杖。赫鲁晓夫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曾以此挖苦邓小平。）在中苏两党分歧日深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的许多不当言行是导致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当胡志明建议与赫鲁晓夫亲自会谈时，回答：现在人家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我去谈什么？（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知情者回忆，说过：赫鲁晓夫骂我是好斗的公鸡，那好吧，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是草鸡！（注：王鹤滨《紫云轩的主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不难看出赫鲁晓夫因恶语伤人给中国领导人留下的恶劣印象。一位西方学者判定，“这种人身攻击（后来中国方面也参加了）在激化冲突方面至少与那些客观因素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能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这一点也符合一般的生活经验。”（注：［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页。）对此，苏联人自己也感觉到了。赫鲁晓夫遭罢黜的原因之一就是被指责为“在外交会谈时很不谨慎”，“在改善苏中关系方面无所作为”。（注：葛新生《赫鲁晓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页。）赫鲁晓夫本人有时也对自己的信口雌黄颇为后悔。1959年10月初他在北京口不择言地大吵一通后，一回国便马上建议双方同时销毁10月2日的会谈纪录。这说明他自己也觉察到了些什么。其次，赫鲁晓夫爱出风头，喜欢动辄跳到前台，赤膊上阵，从而使事情失去转圜的余地。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赫鲁晓夫这个人到处带头讲话，都是他站在论战第一线，而且说话又那么粗野。（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页。）1960年底，刘少奇访苏期间也曾非常诚恳地劝告赫鲁晓夫少说话，最好不要站在第一线，亲自出来争论。（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页。）但赫鲁晓夫根本听不进去。结果双方越闹越僵，回旋余地也越来越小。后来说：赫鲁晓夫这个人很蠢，中苏论战开始后，我曾打过招呼，叫他退到二线，作幕后指挥，不要亲自赤膊上阵，对着骂，以后好转弯，他不听。（注：王鹤滨《紫云轩的主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中国党就不一样：在我们党内还有很多人。我现在不讲话，再过一两年可能讲。赫鲁晓夫本人不知道讲了多少话……（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第三，赫鲁晓夫为了爬上权力的峰巅而趋炎附势、攀高附贵，向人展示的是一幅谦卑猥琐的丑态；而一旦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他马上又换上了一幅狂傲自大、不可一世的嘴脸。在看来，这种行为缺乏起码的道德。如在斯大林问题上，“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注：《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4页。）赫鲁晓夫也把这种政治变脸术运用到了苏中关系上。当他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时，他对发展中苏关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957年访苏时，他亲自指挥安排的生活起居。为了能使客人满意，他甚至亲自蹲到为准备的马桶上试一试感觉是否舒服。当他认为中国的声音对他已经可有可无的时候，便翻脸无情，撤专家、撕合同、施压力，直至在公开场合破口大骂。对赫鲁晓夫的翻云覆雨，曾经说过：至于中苏关系，就是时好时坏，反复无常，1954年还比较好，1956年就不行了，就是这么反反复复，不好相处。他和我们签订了原子技术合作协定，他突然单方面撕毁了。就是说，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讲什么条约、协议，是很难信赖的人。（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页。）赫鲁晓夫的政治传记作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曾就苏联召回全部在华专家一事评论说，这个匆忙的决定“在许多方面系因赫鲁晓夫的恼怒使然。分歧尚未达到有理由撤回全部苏联专家的地步。由于‘’的失败，中国恰好在1960年遇到了巨大的经济困难。如今中共领导人可以把自己的大部分失利归之于苏联的立场了”。（注：［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117页。）

对于中苏关系的恶化，亚，尼·雅科夫列夫后来写道：“在歌曲、标语和发言中被颂扬备至的苏中友谊由于蹩脚的苏联政治家的过错终于崩溃，而这一崩溃延续了许多年之久。”（注：［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这“蹩脚的苏联政治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赫鲁晓夫。

二

作为政治家，与赫鲁晓夫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人都出生于农村，年岁相差无几（生于1893年12月26日，赫鲁晓夫生于1894年4月4日）；他们都非常善于接近普通群众，喜欢同他们打成一片；复杂的政治斗争造就了他们各自善于韬晦的本领，但又不曾消磨掉他们的锋芒；他们都富于挑战精神，喜欢创新；他们都不太掩饰自己的好恶，都喜欢对论敌嬉笑怒骂，出言辛辣；他们在原则问题上都不容易向对手做出让步。但是，两人又有许多的不同之处：有深厚的本土文化素养，熟谙中国古典文化，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而赫鲁晓夫虽然在高兴时能把涅克拉索夫的诗背上几个小时，但其文化修养不高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一生只出国两次，而且都是去苏联，对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没有切身体验，而赫鲁晓夫则多次出访西方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有较多的了解；不喜欢外交场合的各种繁文缛节，而赫鲁晓夫则更愿意亲自披挂上阵，在前台尽情表演；赫鲁晓夫做事比较莽撞，常常是捅了娄子之后再想办法补救，则“不打无准备之仗”，总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再付诸行动；赫鲁晓夫深受大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影响，又直接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了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意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具有天然的优越感与“为首”心态，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富于领袖群伦气质并且极具挑战精神的对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这种盟主心理存在着本能的反感与排斥。

与赫鲁晓夫一样，的鲜明个性对中苏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说过，“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注：《建国以来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按照长期在身边工作的林克的说法，这里所说的“虎气”，“就是原则性”，“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目标，就执着追求，至死不悔”。而所谓的“猴气”，“包含着不满现状，要求变革；不守成规，喜欢变动；独立思考，不愿盲从；不讲排场，不摆架子，而且洒脱不羁。总之，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注：林克《我所知道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2页。）历史地看，无论是“虎气”还是“猴气”，都在与赫鲁晓夫的冲突中发生了作用。就原则性而言，一贯重视路线、方针及重大理论和重大原则问题。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总是坚持不渝，绝不动摇。这是他一生的信条。还在青年时代，他就说过：“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间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注：《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此后激烈的党内斗争中，他始终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建国后，他也曾多次谈到：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注：林克《我所知道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当他认定赫鲁晓夫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存在问题时，便毫不退让，坚持要对它进行修正。而当赫鲁晓夫同样不肯让步时，正如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所表明的那样，的高度灵活性，至多也只是表现为出于顾全大局的考虑，原则同意双方的妥协方案，但同时要以备忘录的形式阐明自己的立场。赫鲁晓夫对此是不满意的。他认为，中国人对他是先支持而后反悔。而则认为，中国人在莫斯科会议上委曲求全已经给足了赫鲁晓夫面子，而后者却仍然要得寸进尺。赫鲁晓夫的态度激起了的挑战与反抗精神，他坚决要与赫鲁晓夫斗争到底，并坚信自己一定会取得胜利，因为他认定真理在自己一边。认为，赫鲁晓夫这个人非被逼到墙角是不会认输的，因此，该碰的地方就得碰碰他。（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406页；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第185页。）在眼里，赫鲁晓夫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但是可以顶，银样蜡枪头，一顶就顶回去了。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一定要顶，而且是可以顶回去的。（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在与赫鲁晓夫的争论中，充分展示了他的个性。葛罗米柯在回忆1959年赫鲁晓夫的中国之行时曾经非常形象地记下了留给他的印象：“尊重能够在讨论问题中同他争论的交谈者。但是，当谈到尖锐的政治问题时，他便会换上另一种面孔。毛顿时判若两人。我在北京亲眼看见，在整个宴会上，他一直同自己的主宾——赫鲁晓夫并排坐着，却没有说上10句客套话。我的努力和中国部长所作的某种努力都没有打破这种局面。”（注：［苏］安·安·葛罗米柯《回首往事》（下）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685页。）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爆发的激烈争吵及其在中国所受到的怠慢进一步增强了他对中国人的恶感。结果，赫鲁晓夫没能达到说服的目的，也没能让赫鲁晓夫做出让步。费德林在回忆赫鲁晓夫1958年的北京之行时也说过：“令人痛心的是，赫鲁晓夫的北京之行不仅没有消除苏中之间已经形成的裂痕，相反，从那时起标志着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分歧进一步扩大。当年曾经芬芳扑鼻盛开友谊之花的两国人民友好同盟，顷刻间变成镜中花，水中月”。（注：［俄］尼·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事实上，赫鲁晓夫1958和1959年的两次匆匆访华正是两人性格发生最激烈和最直接碰撞的时候。此后，两人虽然都曾恶语相加，但至死再未谋面。与赫鲁晓夫的私人友谊结束了，中苏两党的蜜月时期也结束了。时刻追求变革的冲动以及他那敢为天下先的挑战气质，是他所谓自己性格中“猴气”的一面。他不怕鬼、不信邪、不愿墨守成规而又充满自信。斯大林问题的暴露，更加坚定了他以苏为鉴走出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这是特立独行性格的表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革命经验的总结，也被他认定为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但独立探索本身也是对苏联盟主地位的冲击，这必然会引起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不安与不满。而当赫鲁晓夫对的探索发表不同看法时，则认为“、、百花齐放，这是中国式的香肠，我们不准备向外国推销”。（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也就是说，这些探索都属于中国的内政，赫鲁晓夫们无权对此说三道四。赫鲁晓夫对中国脱离苏联模式的戒心与对赫鲁晓夫对中国指手画脚的不满无形中都加剧了双方的隔膜与敌意。此外，就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而言，认为，赫鲁晓夫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浮浅，不大懂阶级分析的方法，有点像新闻记者，随风转，容易变。（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这也是他从骨子里看轻赫鲁晓夫的重要心理因素。这样，总是想帮助赫鲁晓夫改正错误、校正路线。而其立论的前提恰恰是：赫鲁晓夫是错误的，他如果不改正，几年之后，将完全破产。（注：《建国以来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1页。）这样，结果只能是：对赫鲁晓夫“改正自己的错误”所抱希望越大，他对赫鲁晓夫就会越感失望；而失望越大，他对赫鲁晓夫的敌意与鄙视心理便会越重，最终是彻底绝望。

中苏范文篇5

（一）

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在一个相当特殊的条件下缔结的。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不仅积贫积弱，而且处在军阀割据的条件下，孙中山国民党便在广州另立中央，因此，北京政府的管辖范围及其代表性十分有限。但它在对苏问题上，却得到了列强各国政府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苏联政府虽一举战胜十四国武装干涉，成功地统一了广袤的国土，甚至将其军队伸入到外蒙古地区，直接威胁到中国的主权，然而其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革命的特性，却使它在国际上十分孤立，因此对于中国这种同样受到列强欺凌的周边国家，它无论基于意识形态的目标，还是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必须表现出最大的善意，以设法取得同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中苏两国实力强弱明显，苏联政府却早早就向北京政府表明了善意。而权力有限的北京政府却在列强的支持下，面对苏联政府要求外交承认，一度采取了相对矜持和冷漠的态度。

不过，意识形态的目标和现实的国家利益通常是存在矛盾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简单提到苏联一方从1919年7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到1920年9月《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再到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谈判内容，就足以了解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政府行为中的极大局限性。

1919年7月第一次对华宣言时，苏俄势力仅及于乌拉尔，因此，它对沙皇在中国攫取的权益甚少，因而很痛快地向中国表示："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苏维埃政府愿将由沙皇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及霍尔瓦特、谢米诺夫、高尔查克匪帮、俄国前军官、商人与资本家掠夺所得的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他种产业，无偿归还中国人民。"②但即使如此，这一宣言在其国内公开发时，仍然不能不考虑到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将上述文字删掉了。到一年之后，即1920年9月它再度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时，一方面红军已顺利挺进西伯利亚，另一方面为避免直接与日本打仗，它在远东地区成立了一个远东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则公开宣布俄国远东地区，包括位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路区，均为该国领土。③基于这种情况，苏俄政府放弃沙皇攫取的在华权益的态度明显地有所变化。在这一新的宣言当中，它已明确表示，对中东铁路问题，中国应当同苏俄及远东共和国另订使用办法。

1921年，随着苏俄取得了对十四国武装干涉的胜利，其争取周边国家同情的和平心态已经逐渐让位于以强力捍卫自身安全的战略意图。红军出兵外蒙古，就典型地反映了苏俄领导人心态上的这种重大变化。尽管惧于国际上以及外交上的压力，苏俄这时尚不能公开否认中国这时对外蒙古享有主权，但在苏俄领导层内部，外蒙古特殊的地理位置既然可能被敌对势力用来造成对苏俄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那么用强力造成外蒙古与中国事实上的分离，在那里扶植政府，并与之签署条约与协议，从而把它纳入到自己的安全体系之内，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外交选择。

中东铁路和外蒙古的问题，从此成为中苏两国交涉中两个长期纠缠不清的难题。这里面中东铁路问题实际上是确保苏俄既得利益的问题；而外蒙古问题则是出于其自身的战略安全考虑。无论是既得利益，还是安全考虑，在这时的苏俄领导人看来，显然都属于国家利益。问题是，随着自身实力的变化，而把国家利益放大到可能损害邻国领土和主权的程度，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都可能发生问题。包括苏俄自己的外交人员，最初对此也难以适应。1922年苏俄政府的全权代表越飞来华后，就深信应当援引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对华宣言中的承诺，展开与中国人的谈判，因为这是真正可以使苏俄区别帝国主义，从而赢得中国和世界人民同的政策。为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不得不明确指示越飞说："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年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对中东铁路，必须使俄方享有特殊权益，要坚持共管；对外蒙古，应设法通过协议来解决"它的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和从蒙古撤军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把受到红军支持的蒙古独立政府的意志排除在外⑤。

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上述指示，确定了此后苏联政府对华政策的两项基本诉求。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苏联政府还不够强大，其意识形态的宗旨和外交政策的需要，都或多或少地制约着它维护既得利益和扩大防卫范围的外交行为。因此，其在1924年谈判《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过程中，仍不得不向坚持对外蒙古和中东铁路享有主权的北京政府作出相当的妥协。按照这一协定，苏联政府公开声明放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放弃一切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并且同意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在此之前，与该路有关之所有关系中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概由中国政府办理。苏联代表所能坚持者仅为二项，其一，苏联驻外蒙军队须待两国政府另行会议商定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后，始得尽数撤退。其二，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决定，不许第三者干涉。在其前途未定之前，两国共同组织理事会、监事会和铁路局以管理之⑥。

如果我们不了解苏联政府这时的真实意图，相信我们很容易得出该协定"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这样一种结论。⑦问题是，历史的真相并不完全表现在字面上。《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谈判及其签订，实际上是在特定条件下中苏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北京政府没有能够迫使苏联政府依据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承诺，无偿交还中东铁路路权，它甚至没有办法迫使苏联立即从外蒙撤军；而苏联方面也没有能够将中东铁路路区永远划入自己的版图，更没有能够实现促成外蒙古独立建国的预想。不仅如此，苏联政府还不得不承诺准备将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由中国方面赎回，不得不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苏联将撤退其军队。但是，对于两个实力相差悬殊的国家来说，当势力强大的一方相信必须放大其国家利益才能确保自身安全和为民族赢得荣誉时，它侵害弱小一方的利益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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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对于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而言，1945年苏联政府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无疑是苏联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持续扩大其国家利益的一种必然结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之最大不同，就在于苏联政府成功地实现了20年前它在与北京政府谈判时没有能够实现的外交目标。先是外蒙古问题。中方被迫宣告："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其次是中东铁路问题。中方亦被迫承认："日本军队驱出东三省以后，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应归中华民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24年已经被苏联政府公开宣言放弃，且在与北京政府谈判中完全不曾提及的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一度攫取的大连、旅顺出海口租借权一事，竟重新成为苏联政府的要求之一。中方被迫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但该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半，及指定码头与仓库，无偿租与苏方，租期定为三十年；苏联有权在除大连市以外的旅顺港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并以其为海军根据地，期限定为三十年。⑧

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这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典型地反映了大国政治交易之下弱国可能的遭遇。很明显，同样作为战胜国，中国再度遭遇了当年在巴黎和会被出卖的悲惨境遇。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美、英两大国同样出于利益交换的目的，应苏联的要求，背着中国政府，将外蒙古和旅顺港送给了苏联。所不同的是，巴黎和会还有中国代表列席，而雅尔塔会议却完全是大国之间的秘密交易。等到欧洲战争结束，对日战争开始，美国才出面督促中国接受这一交易的结果。

十分明显，1945年中苏谈判时，苏联所处的地位与1924年时已有极大不同。其一，它这时不仅与美、英两大国有着秘密交易，其主要要求都得到后者的承诺和支持，而且还掌握着出兵中国东北的主动，并足以威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权利的巨大优势。无论国民党政府接受其要求与否，它都可以轻易地造成既成事实，置国民党政府于更大的被动之中。其二，由于红军的介入，外蒙古早就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只是在字面上肯定了中国的利益，事后苏联政府几乎从未将外蒙古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事实上外蒙古已经有20多年完全脱离了中国的主权管辖范围，不论国民党承认与否，外蒙古的独立已是既成事实，难以改变。其三，战后国共纷争有急起之势，中共在北方地区占据着大量敌后根据地，具有迅速接收政权的极大便利，国民党要想将其远在西南的军队运抵北方接收各地政权，特别是进入工业重地东北地区，非取得苏联的同情，并借助于苏联的帮助不可。鉴于上述种种情况，1945年的中苏谈判尚未开始就已成一边倒的形势。在此形势下进行谈判，苏方态度之无所顾忌，和中方态度之委曲求全，实不难想象。

要肯定的是，即使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宋子文亦曾根据的意见，努力地进行过争辩。比如他曾表示不同意将雅尔塔协定中"维持外蒙古的现状"一语，解释为中国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独立；他曾争辩说中长铁路的所有权应归中国，但由中苏两国共管；他强调对旅顺港不能使"租借"，必须在协定中显示该港可由两国共同使用，以免引起国内民众的不安；他亦曾坚持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不能妨碍各国自由使用大连港和铁路运输设施，以及在东北境内发展商业的企图。他甚至做好了"万一史（斯大林）坚持外蒙必须由我国承认其独立，则只可中止交涉"的准备⑨。但是，苏军出兵已是箭在弦上，中国东北及新疆的统一更全在苏联的威胁之下，最终还是出于内政的需要，决定"牺牲".

他的指示是："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关键之点，在于苏方能够切实保证：尊重中国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和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B10对此，斯大林均一一允诺。结果，中方交出了外蒙主权和东北中长铁路、大连港、旅顺港等项权益，而苏方在条约的照会中则承诺：苏联政府予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1945年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毫无疑问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列强各国均已公开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废弃不平等条约，而苏联作为一个公开自诩为民族解放运动大本营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坚持要在战争中赢回沙皇时代的殖民主义荣耀感，并不惜为此损害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这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意识形态目标与当权者的民族主义心态及其对国家利益的理解，未必没有因果的联系。国力的强大，以及当权者对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耀的过分迷恋，无论何时何地，都可能使强国与弱国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

当然，分析1945年中苏条约的不平等性质时，有必要注意到国家关系当中战略利益的一致性问题。因为，造成这次条约谈判中苏方不惜损害中国利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相信它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在这一点上，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使苏联领导人不能不把国民党与苏联战后最主要的假想敌美国归为一类，因而保持高度的防范意识。苏联政府必欲把其战争的防波堤构筑到中国的东北乃至北部朝鲜的疆土上来，与此显然不无关系。

（三）

对于中国人来说，20世纪中苏关系当中，真正能够表现出相对平等性质的条约，还是1950年2月14日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对于1945年，1950年时中苏两国的强弱差距仍然相当明显但相对于1945年，1950年时苏谈判的对象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45年苏联谈判的对手是亲美反共的国民党，而1950年苏联谈判的对手则换成了亲苏的共产党。换言之，1945年谈判的双方更多的是相互间的防范意识和戒备心理，而1950年谈判的双方则明显地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这在表面上是双方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所决定的，实质上却是相互之间的利益需要的一种结果。

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不能替代中苏双方对各自国家利益的不同理解的典型例证，是斯大林对外蒙古归属问题的强硬坚持，和最初反对重订或修改1945年条约的态度。作为民族解放事业的代言人，中共中央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到国内民众对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强烈民族要求。外蒙古问题的提出，在中共与联共（布）的交涉中，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是，当1949年1月与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谈话当中要求让外蒙古重归中国版图时，就明确地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B12。尽管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实现外蒙古的回归，是新政权展现其争取捍卫国家利益的重要表现之一。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它却可能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构成隐患。斯大林并没有像在1945年与宋子文谈判时那样，明白地提到外蒙古的地理位置容易为敌对势力提供威胁苏联安全的极大便利，然而其坚持拒绝显然仍旧主要是基于自身安全的长远考虑，与他同对手之间在意识形态的异同并没有多大的关连。

同样的情况，当1949年底访苏时，虽然再三要求与斯大林签订新约，斯大林却坚持保持旧约，理由是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的约定而缔结的，废除它可能会为美、英两国借机否认雅尔塔协定中的其他承诺制造口实，因为苏联战后取得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的法律依据，就是雅尔塔协定。B13在这里，斯大林首先关注的，显然也不是苏中两国盟友关系和意识形态上的道德标准，更不是所理解的国家利益，而是苏联自身的国家利益。

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决定了不同民族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必然会存在不同的利益需要，因而也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差异与矛盾。存在差异与矛盾并不奇怪，消除这种差异所带来的矛盾冲突，创造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等关系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找到共同的利益基础。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之所以能够展现出平等的气氛，关键也正在于双方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之间当时条件下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在双方之间消除猜疑与不信任，建立起平等互利的关系，对于双方的安全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是由于认识到这一前提，斯大林很快接受了缔结新约的提议，并明确肯定了1945年条约所含有的不平等性质。新的条约谈判顺利地取得了进展，达成了预期的目的。就条约文本的表述内容而言，新条约与旧条约形式没有重大的区别。但就相关的协定而言，除了外蒙古问题由于其独立已成既成事实，未能得到解决以外，苏联通过1945年条约在中国东北地区攫取的特殊权益均已宣告放弃。

有关中长铁路问题，苏联政府公开承诺：一俟对日和约缔结，至迟不晚于1952年底，"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有关旅顺港问题，苏联政府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有关大连港问题，苏联政府同意："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B14

与斯大林最初的态度和条约谈判开始时苏方的草案相比，最后缔结的条约与协定毫无疑问是中苏双方相互交涉、磨合与让步的结果。尽管苏联方面由于担心完全放弃过去在东北构筑的防波堤，可能影响其周边安全，因而力主缔结了一项补充协定，要求双方在各自边界连接地区，如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地区，中国新疆和苏联中亚地区，确保不让第三国势力进入，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一补充协定在当时条件下，对于正在向边疆地区挺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是一件利大于弊的好事情，因而得到了和的赞同与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的成功、国力的提升等等条件的改变，其实也同样会影响到弱国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判断。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具有特殊意识形态背景和革命特色的国家当中，领导人的革命热情以及民族自豪感的增强，也会促成他们过强的民族自尊心。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对斯大林在1950年中苏谈判问题上，以及中苏协定部分内容的批评，就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情况。曾经得到和肯定的补充协定，被批评为斯大林在中国要了两块殖民地。原本是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的，由中苏共同组建帮助中国尽快发展高技术行业生产的合营公司的协定，也被批评为是斯大林不信任中国人的表现。B15到1958年围绕着长波电台以及联合潜艇舰队的争论，事实上已经重新变成了民族平等问题的严重争执，变成了俄国人是否"看不起中国人"的一场涉及民族情感问题的政治冲突。

可以想象，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虽然规定有效期30年，实际不过10年中苏两国关系就出现了裂痕，20年后则完全破裂，甚至差一点就走上了战争的道路，这里面有许多历史的教训值得总结和汲取。但千条万条，最重要，也许是最根本的一条在于，无论中、苏，若不能找到并高度重视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点，就难免会随着时空的转换，或强化自身的民族情感，或夸大周边的威胁，进而不自觉地放大自己的国家利益，最终导致相互间的猜疑、戒备和冲突。

注释：

①俄国于1917年十月革命后曾首先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建立了四个独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其中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1922年12月30日，始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的决定。

②《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1919年7月25日），转引自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③转引自李嘉谷前引书，第59页。

④《告中华民国政府宣言（即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1920年9月27日），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九一九——一九三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中苏范文篇6

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

苏联十月革命后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政府对工业实施监督，实施劳动义务制以及粮食贸易垄断和余粮收集制，在农村组织“公社”及其他集体农庄。1921年后又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同时着手恢复工农业生产。当时有些反对意见认为，这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倒退了一步。为此，列宁不久后就声言“退却”已经结束，并提出口号要“准备向私人经济的资本实行进攻”。这表明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暂时过渡，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动社会主义的“正面进攻”，把“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变成社会主义的俄罗斯”。于是在1929年左右就开始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全盘集体化。[1]

苏联处理农业经济体制的做法对中共建国后的农村政策选择确实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下面从几个方面来介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并适当地与中国的情况作某些比较，以分析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影响。

苏联“十月革命”过了11年之后，经济仍然走不出“恢复时期”，工业刚超过一次大战前的水平，农业则还低于战前水平，社会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当时苏联的农业总产量虽比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之初有所提高，但商品率即“上市量”却有所减少，农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战前的73.7％下降到1928年的46％；在国家进口机械和各种原料主要依赖农产品出口的情况下，工业建设的目标严重受阻；在农产品出口减少的同时，城市和工业中心地区粮食供应不足的现象日趋严重，这使“五年计划”的主要支柱有垮台的危险。[2]斯大林于1928年决定加速农业集体化，其实是力图从这种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手段。但当农业集体化完成后，苏联却把当初的这种真实意图遮掩起来，而声称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做法。后来中共完全接受了这一观点。

俄共（布尔什维克）是个城市“无产阶级”的政党，十月革命走的是一条先占领城市再占领乡村的道路，俄共向来对农民不信任。在1917年的革命中，没收了地主及皇室、教会的土地重新分配，并在1918年夏的第二次土地重分中又没收了旧式富农的多余土地，相当于完成了“”。虽然布尔什维克出于政治考虑，为了争取农民在内战中对自己的支持而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即指出，农村在革命后会更加小资产阶级化，这种农民“在地主和资本家被击溃并被放逐以后，是能够向无产阶级的政治上的专政挑战的唯一残存的独立阶级”。以下两段话则更为着名：“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能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呢？不，不能。”（斯大林）[3]显然，对苏共而言，农村集体化不仅仅是为了“工业化”，而且也是为了打击个体农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需要。中共与俄共本来有很大不同，与乡间的农民有密切联系，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政权的，若效法俄共推行农业集体化，势必严重伤害党在农村的社会基础。

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前，苏联曾出现过3种试验型集体农庄，即“公社”、“共耕社”和“劳动组合”（很像是中国的“”、“互助组”和“合作社”）。早先，苏共鼓励建立的形式是“公社”（一切归社员公有，连伙食也由公社供给），而农民却宁肯选择另一种形式“共耕社”（家畜以至土地、耕畜等都不需集体化）[4]；由于“公社”要依靠政府补贴、“共耕社”也不利于农产品的抽取，所以苏共后来改为支持“劳动组合”，这种形式遂成为集体农庄的主要形式（当然是配合着某种特定的收购和分配制度）[5]；但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前的数年内它的发展始终处于停滞状态，至1928年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1.7％。

苏联自1929年开始强行推动农业集体化运动，这一运动遭到了农民强烈的反抗，大批生产资料被毁，例如，在统计数据相对可靠一些的家畜数量方面，集体化过程中三分之二的马匹、五分之四的牛、六分之五的猪和八成五的羊都失踪了。因此，苏共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强制、甚至武力手段来剥夺所有富裕的和不愿集体化的农民，在这一运动中有数百万农民被处死或驱赶出家园、其财产则被没收[6]；运动也造成农业生产的急剧下降，农业产量在30年代初期降低了30％以上，农村因此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仅在1932年至1933年期间就有数百万农民被活活饿死。[7]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不仅是自上而下强加给农民的，而且实际上是依靠近于“国内战争”的手段和“”才把农民“征服”了的。虽然农村集体化的目标最后是实现了，但农业产量却多年下降，直到1938年才略微超过1928年的水平（仍未恢复到战前水平）。[8]

集体农庄唯一的“成就”就是在农产品的征集或所谓“收购”上达到了预期目标。与集体化运动同时发展形成的收购制度规定，集体农庄首先要满足国家的交售任务（当然是低价的），并规定农业的种植计划；在这些方面农庄本身没有自决权，农民所有的人力和财产实际上都被国家征用了。其结果是，在农产品总产量下降的情况下，其“上市量”却增加了4倍以上[9]有学者指出：“假如集体农庄可以保留它们的全部收入用来报酬成员的劳动，是否可能适当地组织集体农庄的劳动队伍还有疑问。当国家拿走这种收入中最大的一部份时，失败是必然的。”[10]可惜的是，这样的集体化竟然成了中国的榜样。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和中国的经济传统也就是集体化的背景和所针对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传统的中国是个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生产效率很高。而俄国近代史上实行的却是一种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三圃轮休，使用效率低下；再加上地广人稀，基本上还停留在粗放耕作的自然经济阶段。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农村虽然出现了脱离村社而独立生产的倾向，但这种倾向直到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时期才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法律的承认。十月革命胜利后直到集体化之前，个体农户仍仅占极少数（例如俄罗斯统计中有95％的土地仍为村社所有）。如果把俄国和传统的中国同称为“封建制度”，显然会造成极大的误解；同样地，也很难把这种小农称之为“资本主义”，因为这在俄国虽是晚近的现象，在中国已有了二三千年的历史。如果把这称为同类的历史现象，那么它的发生在中国就要比俄国早得多。显然，俄国的传统和中国的传统是完全不一样的，苏联的集体化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与中国大不相同，它提出有效的组织、机械化的耕作，是有所指的，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内核。从某种角度来看，在俄国特殊的背景下产生的解决俄国农业特定问题的模式，又怎么可以不加分析地照搬到中国呢？可惜，僵硬的意识形态把对所有这些客观问题的思考都剿灭了，中国为此深受其害。

苏联农业集体化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中共的农村政策负责人并非对苏联集体化运动的经验教训茫然无知，他们虽未认识到集体农庄根本就是一个失败的制度试验，但至少了解这一过程的“近期”后果。[11]有些负责干部当时之所以对苏联的这一模式仍采取肯定的态度，是认为苏联能战胜法西斯德国靠的就是集体农庄，否则就做不到这点。[12]

由于苏联集体化运动中存在着这样严重的教训，中共中央暨农村工作部在农业集体化的初始阶段比较谨慎。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的态度则是矛盾的：“有些同志，又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找到了根据，拿来批评我国目前的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急躁冒进。《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不是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曾经在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在一个时期内，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吗？我们难道不应当注意这一项国际经验吗？......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但是我们不应当容许我们的一些同志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他又举出三条理由为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辩护：第一，准备以18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计划；第二，采取逐步前进的方法，如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一切均按自愿和互利原则；第三，每年规定控制数字，并有停顿、间歇和整顿。[13]但是，的上述3条保证其实都是空话，实际上一条也未照做；相反，他推动的中国农业集体化比苏联更快。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从1921年到1937年总共用了17年时间，而中共却只用了6年。

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化安排得慢一点还是快一点，而在于党内各级干部在政治教条教育下早已盲目地对集体经济的成功抱有一种坚信不疑的态度了，再加上急功近利的心态，怎么可能不“急躁冒进”呢？薄一波曾谈到过，从建国开始，中共对小农经济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对农业集体化寄予了特殊期望；后大家都有一个认识，靠小农经济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要是不行的；1952年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在报告中宣布，苏联以前认为是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14]，这在中共高级干部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开会，大家深感粮食问题严重，把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出路寄托在走苏联集体化的道路上。这年10月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粮食问题，曾引用马林科夫说的苏联依靠农业集体化解决粮食问题的成果鼓舞到会的人。10月15日，他在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更明确指出：“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改为集体所有制”。他在1955年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更明确地说：“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15]

中共建国后的经济情况在相当程度上与苏联当年的情形颇为相似，这也促成了中国仿效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1953年第一次宣布“一五”计划，规定粮食生产年平均增长5.3％，但当年实际粮产量仅增长1.8％，棉花产量则下降9％；1954年粮食增长仅1.6％，棉花再次减产9％。当时中央把增产的希望寄托在合作化上，但合作化后的1956和1957年粮食的增产幅度仍然远远低于一再降低的计划指标。这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占工业产值一半以上的轻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大受影响，而轻工业发展受限制又间接影响到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的下降，进而引起工业投资的削减；农业增长速度下降也影响农产品出口，减少了国家赚取外汇的主要来源；农业发展缓慢还引起了粮食商品率的下降和1953年的食品供应危机，结果政府开始仿效苏联实行“统购统销”。[16]

当然，中国走上苏联的强制农业集体化模式的过程也不是没有曲折。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某些政策的改变，如加强农业、围绕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方针的争论等，曾使中共觉察到斯大林和苏联经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发现了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于中国国情。[17]1956年初，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到：“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8]可惜的是，这一反思并未能充份展开，就被“”的决定所打断了。因为其实骨子里仍然十分热衷于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当时刘少奇传达说：“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否则，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在的心目中，吸取苏联模式教训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做一定的调整并相应降低发展速度，即他所谓的“按常规走路”，但他嫌这样“成绩不大”；同时也顾虑这种“常规”的增长将会伴随着“官僚主义”的蔓延和“革命意志”的消退，这些都是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就转而考虑那种他以为能迅速赶超苏联、比苏联模式更激进的方法，那种符合他一贯风格的雄心勃勃的方法，即以非同寻常的建设速度和手段去冲破经济发展上的僵局。由此便产生了1956年初的“冒进”和1958年的“”。但是，“”彻底失败了，其结果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19]

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是极大的，而且，它有如“骑虎难下”，一旦骑上去就很难下来。所谓的苏联计划体制，本来就是一个诘聱难行的东西。它要求将整个经济置于集中的指挥之下，按照某种计划或意旨统一调拨资源，只能实行所谓的“产品经济”；因而也只能抹灭“传统”，一切重头开始建构。这种制度在苏联已是不伦不类，传播到中国这样的国家，就更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问题。

苏联决定开始强制农业集体化的直接导因是1928年至1929年的“谷物收购危机”，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可与中国1953年的粮食紧张相比。表面上看，这都是一些“偶然”的“意外”事件和因素，但却造成了具有极大“必然性”的重要后果，这是中国和苏联非常相象的一点。它构成一个很有趣也很迷惑人的问题：为什么总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出现，使事物导向“社会主义改造”和“苏联模式”的道路？事实上，苏联的此类危机已出现过不止一次，如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后的粮食危机、1923年的销售危机，到1928年则已是第3次了。[20]所以它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通过对苏联和中国农业集体化历史的对比研究，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力图或意欲取消市场机制、而改由一切经济活动归政府控制的情况下，经济萎缩或经济困难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一定取决于工业化速度的高低；可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每当提高经济的计划化或公有化程度造成经济困难时，计划经济的制度架构和意识形态教条就象“诱饵”一样，诱使政策滑向进一步的“统制经济”，似乎舍此别无他途。中国五十年代初期经济政策的走向也存在着这样的倾向。一旦实行苏联式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农产品的供给和价格也就会成为突出问题；“统购统销”本不是中共预期要建立的制度，当初也并不想学习苏联的“余粮收集制”或粮食“收购制”；“统购统销”的实施在当时完全是一个意外和应急手段，但一旦实行了这一制度，就自然引出了相应的需要加快农业集体化的后果。官修史书往往倾向于把建国后30年中农村政策的失误缩减到“”一个侧面，从而回避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从“统购统销”到“户口和粮食配给”，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高潮”，难道不是一个完整的、环环相扣的乌托邦方案吗？改革是对这一乌托邦的彻底否定，其意义远远超出对经济体制的认知；从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失败当中所要总结的，也不应该只是农村政策而已。

【注释】

[1]《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文书籍出版局，1948，莫斯科，第8、9章。此书50年代初期在中国曾被指定为“干部必读”的经典着作，人手一册，用以教育党员干部。对这本书也非常重视，要求全党仔细研读，见李锐的《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页221。

[2]沃尔沃．拉德钦斯基，《苏联农业的社会化》，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4至25页。

[3]《列宁全集》，莫斯科第二版，第22卷，第289页；《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6页；《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第372页；《苏联农业的社会化》，第23页；瑙姆．贾斯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5至26页。

[4]在1929年“大运动”之前，共耕社大约占60％的比重，见《苏联的社会化农业》，第323页。

[5]出处同上，第300页。

[6]《联共（布）党史》后来也遮遮掩掩地承认运动中存在着强制粗暴：“有许多党工作人员......不问地方和时间条件怎样，不问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准备程度如何，而用人工方法勉强加速集体化。......当时暴露出违背集体农庄运动自愿原则的事实。在好几个区域里，人们竟用对农民采取‘剥夺财产’、褫夺选举权等等要挟手段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农庄的办法来代替了自愿原则。......在好几个区域里，人们竟用官僚主义的号令手段浮报集体农庄数目的办法，用勉强夸大集体化百分数的办法来代替了集体化方面的准备工作，来代替了耐心解释党在集体化方面政策基础的工作。......在好几个地方，人们不顾中央认定集体农庄运动基本环节是只把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公有的农业劳动组合这种指示，公然鲁莽从事地跳过劳动组合而径直组织农业公社，把住房、自用奶牛、小牲畜及家禽等等实行公共化。......有几个省区里的领导工作人员因迷恋于集体化方面的初步成功，公然违背了中央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期限的直接指令。”《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77至378页。

[7]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30至432页。

[8]《苏联的社会化农业》，第307、326至327页。

[9]出处同上，第32至34页。

[10]出处同上，第396页。

[11]例如，邓子恢在1953年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不久时说，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时候，减产20％多，牲畜死亡一半（一千多万头），农村动汤，不能不抽调大批干部下乡。我们不能重犯这个错误。苏联集体化后几年就有了大量的拖拉机，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就更受不了。见燕凌的“人民日报农业合作化宣传始末（1950－1956）”，《人民日报史料选编》第14期，1989年，第12页。

[12]据笔者1993年6月采访杜润生时杜的回忆。

[13]《选集》第五卷，第183至186页。

[14]事实上，苏联1953年的粮食产量仅为8,250万吨，低于沙俄时代最高水平的1913年的8,600万吨，按人均产量计算则1953年比沙俄时代低19％。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北京，第363至364页。

[16]《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69至185页；订正的数字，如1953年的粮食增长率等，见《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58页。

[17]出处同注[15]，第471至472页。

[18]出处同注[15]，第470至482页。

[19]《的早年和晚年》，第315页。

[20]志华，《历史的启示》，华夏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5、8章。

中苏范文篇7

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

苏联十月革命后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政府对工业实施监督，实施劳动义务制以及粮食贸易垄断和余粮收集制，在农村组织“公社”及其他集体农庄。1921年后又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同时着手恢复工农业生产。当时有些反对意见认为，这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倒退了一步。为此，列宁不久后就声言“退却”已经结束，并提出口号要“准备向私人经济的资本实行进攻”。这表明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暂时过渡，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动社会主义的“正面进攻”，把“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变成社会主义的俄罗斯”。于是在1929年左右就开始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全盘集体化。[1]

苏联处理农业经济体制的做法对中共建国后的农村政策选择确实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下面从几个方面来介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并适当地与中国的情况作某些比较，以分析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影响。

苏联“十月革命”过了11年之后，经济仍然走不出“恢复时期”，工业刚超过一次大战前的水平，农业则还低于战前水平，社会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当时苏联的农业总产量虽比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之初有所提高，但商品率即“上市量”却有所减少，农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战前的73.7％下降到1928年的46％；在国家进口机械和各种原料主要依赖农产品出口的情况下，工业建设的目标严重受阻；在农产品出口减少的同时，城市和工业中心地区粮食供应不足的现象日趋严重，这使“五年计划”的主要支柱有垮台的危险。[2]斯大林于1928年决定加速农业集体化，其实是力图从这种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手段。但当农业集体化完成后，苏联却把当初的这种真实意图遮掩起来，而声称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做法。后来中共完全接受了这一观点。

俄共（布尔什维克）是个城市“无产阶级”的政党，十月革命走的是一条先占领城市再占领乡村的道路，俄共向来对农民不信任。在1917年的革命中，没收了地主及皇室、教会的土地重新分配，并在1918年夏的第二次土地重分中又没收了旧式富农的多余土地，相当于完成了“”。虽然布尔什维克出于政治考虑，为了争取农民在内战中对自己的支持而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即指出，农村在革命后会更加小资产阶级化，这种农民“在地主和资本家被击溃并被放逐以后，是能够向无产阶级的政治上的专政挑战的唯一残存的独立阶级”。以下两段话则更为着名：“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能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呢？不，不能。”（斯大林）[3]显然，对苏共而言，农村集体化不仅仅是为了“工业化”，而且也是为了打击个体农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需要。中共与俄共本来有很大不同，与乡间的农民有密切联系，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政权的，若效法俄共推行农业集体化，势必严重伤害党在农村的社会基础。

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前，苏联曾出现过3种试验型集体农庄，即“公社”、“共耕社”和“劳动组合”（很像是中国的“”、“互助组”和“合作社”）。早先，苏共鼓励建立的形式是“公社”（一切归社员公有，连伙食也由公社供给），而农民却宁肯选择另一种形式“共耕社”（家畜以至土地、耕畜等都不需集体化）[4]；由于“公社”要依靠政府补贴、“共耕社”也不利于农产品的抽取，所以苏共后来改为支持“劳动组合”，这种形式遂成为集体农庄的主要形式（当然是配合着某种特定的收购和分配制度）[5]；但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前的数年内它的发展始终处于停滞状态，至1928年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1.7％。苏联自1929年开始强行推动农业集体化运动，这一运动遭到了农民强烈的反抗，大批生产资料被毁，例如，在统计数据相对可靠一些的家畜数量方面，集体化过程中三分之二的马匹、五分之四的牛、六分之五的猪和八成五的羊都失踪了。因此，苏共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强制、甚至武力手段来剥夺所有富裕的和不愿集体化的农民，在这一运动中有数百万农民被处死或驱赶出家园、其财产则被没收[6]；运动也造成农业生产的急剧下降，农业产量在30年代初期降低了30％以上，农村因此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仅在1932年至1933年期间就有数百万农民被活活饿死。[7]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不仅是自上而下强加给农民的，而且实际上是依靠近于“国内战争”的手段和“”才把农民“征服”了的。虽然农村集体化的目标最后是实现了，但农业产量却多年下降，直到1938年才略微超过1928年的水平（仍未恢复到战前水平）。[8]

集体农庄唯一的“成就”就是在农产品的征集或所谓“收购”上达到了预期目标。与集体化运动同时发展形成的收购制度规定，集体农庄首先要满足国家的交售任务（当然是低价的），并规定农业的种植计划；在这些方面农庄本身没有自决权，农民所有的人力和财产实际上都被国家征用了。其结果是，在农产品总产量下降的情况下，其“上市量”却增加了4倍以上[9]有学者指出：“假如集体农庄可以保留它们的全部收入用来报酬成员的劳动，是否可能适当地组织集体农庄的劳动队伍还有疑问。当国家拿走这种收入中最大的一部份时，失败是必然的。”[10]可惜的是，这样的集体化竟然成了中国的榜样。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和中国的经济传统也就是集体化的背景和所针对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传统的中国是个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生产效率很高。而俄国近代史上实行的却是一种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三圃轮休，使用效率低下；再加上地广人稀，基本上还停留在粗放耕作的自然经济阶段。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农村虽然出现了脱离村社而独立生产的倾向，但这种倾向直到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时期才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法律的承认。十月革命胜利后直到集体化之前，个体农户仍仅占极少数（例如俄罗斯统计中有95％的土地仍为村社所有）。如果把俄国和传统的中国同称为“封建制度”，显然会造成极大的误解；同样地，也很难把这种小农称之为“资本主义”，因为这在俄国虽是晚近的现象，在中国已有了二三千年的历史。如果把这称为同类的历史现象，那么它的发生在中国就要比俄国早得多。显然，俄国的传统和中国的传统是完全不一样的，苏联的集体化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与中国大不相同，它提出有效的组织、机械化的耕作，是有所指的，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内核。从某种角度来看，在俄国特殊的背景下产生的解决俄国农业特定问题的模式，又怎么可以不加分析地照搬到中国呢？可惜，僵硬的意识形态把对所有这些客观问题的思考都剿灭了，中国为此深受其害。

苏联农业集体化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中共的农村政策负责人并非对苏联集体化运动的经验教训茫然无知，他们虽未认识到集体农庄根本就是一个失败的制度试验，但至少了解这一过程的“近期”后果。[11]有些负责干部当时之所以对苏联的这一模式仍采取肯定的态度，是认为苏联能战胜法西斯德国靠的就是集体农庄，否则就做不到这点。[12]

由于苏联集体化运动中存在着这样严重的教训，中共中央暨农村工作部在农业集体化的初始阶段比较谨慎。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的态度则是矛盾的：“有些同志，又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找到了根据，拿来批评我国目前的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急躁冒进。《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不是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曾经在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在一个时期内，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吗？我们难道不应当注意这一项国际经验吗？......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但是我们不应当容许我们的一些同志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他又举出三条理由为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辩护：第一，准备以18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计划；第二，采取逐步前进的方法，如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一切均按自愿和互利原则；第三，每年规定控制数字，并有停顿、间歇和整顿。[13]但是，的上述3条保证其实都是空话，实际上一条也未照做；相反，他推动的中国农业集体化比苏联更快。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从1921年到1937年总共用了17年时间，而中共却只用了6年。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化安排得慢一点还是快一点，而在于党内各级干部在政治教条教育下早已盲目地对集体经济的成功抱有一种坚信不疑的态度了，再加上急功近利的心态，怎么可能不“急躁冒进”呢？薄一波曾谈到过，从建国开始，中共对小农经济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对农业集体化寄予了特殊期望；后大家都有一个认识，靠小农经济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要是不行的；1952年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在报告中宣布，苏联以前认为是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14]，这在中共高级干部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开会，大家深感粮食问题严重，把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出路寄托在走苏联集体化的道路上。这年10月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粮食问题，曾引用马林科夫说的苏联依靠农业集体化解决粮食问题的成果鼓舞到会的人。10月15日，他在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更明确指出：“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改为集体所有制”。他在1955年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更明确地说：“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15]

中共建国后的经济情况在相当程度上与苏联当年的情形颇为相似，这也促成了中国仿效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1953年第一次宣布“一五”计划，规定粮食生产年平均增长5.3％，但当年实际粮产量仅增长1.8％，棉花产量则下降9％；1954年粮食增长仅1.6％，棉花再次减产9％。当时中央把增产的希望寄托在合作化上，但合作化后的1956和1957年粮食的增产幅度仍然远远低于一再降低的计划指标。这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占工业产值一半以上的轻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大受影响，而轻工业发展受限制又间接影响到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的下降，进而引起工业投资的削减；农业增长速度下降也影响农产品出口，减少了国家赚取外汇的主要来源；农业发展缓慢还引起了粮食商品率的下降和1953年的食品供应危机，结果政府开始仿效苏联实行“统购统销”。[16]

当然，中国走上苏联的强制农业集体化模式的过程也不是没有曲折。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某些政策的改变，如加强农业、围绕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方针的争论等，曾使中共觉察到斯大林和苏联经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发现了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于中国国情。[17]1956年初，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到：“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8]可惜的是，这一反思并未能充份展开，就被“”的决定所打断了。因为其实骨子里仍然十分热衷于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当时刘少奇传达说：“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否则，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在的心目中，吸取苏联模式教训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做一定的调整并相应降低发展速度，即他所谓的“按常规走路”，但他嫌这样“成绩不大”；同时也顾虑这种“常规”的增长将会伴随着“官僚主义”的蔓延和“革命意志”的消退，这些都是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就转而考虑那种他以为能迅速赶超苏联、比苏联模式更激进的方法，那种符合他一贯风格的雄心勃勃的方法，即以非同寻常的建设速度和手段去冲破经济发展上的僵局。由此便产生了1956年初的“冒进”和1958年的“”。但是，“”彻底失败了，其结果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19]

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是极大的，而且，它有如“骑虎难下”，一旦骑上去就很难下来。所谓的苏联计划体制，本来就是一个诘聱难行的东西。它要求将整个经济置于集中的指挥之下，按照某种计划或意旨统一调拨资源，只能实行所谓的“产品经济”；因而也只能抹灭“传统”，一切重头开始建构。这种制度在苏联已是不伦不类，传播到中国这样的国家，就更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问题。

苏联决定开始强制农业集体化的直接导因是1928年至1929年的“谷物收购危机”，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可与中国1953年的粮食紧张相比。表面上看，这都是一些“偶然”的“意外”事件和因素，但却造成了具有极大“必然性”的重要后果，这是中国和苏联非常相象的一点。它构成一个很有趣也很迷惑人的问题：为什么总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出现，使事物导向“社会主义改造”和“苏联模式”的道路？事实上，苏联的此类危机已出现过不止一次，如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后的粮食危机、1923年的销售危机，到1928年则已是第3次了。[20]所以它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通过对苏联和中国农业集体化历史的对比研究，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力图或意欲取消市场机制、而改由一切经济活动归政府控制的情况下，经济萎缩或经济困难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一定取决于工业化速度的高低；可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每当提高经济的计划化或公有化程度造成经济困难时，计划经济的制度架构和意识形态教条就象“诱饵”一样，诱使政策滑向进一步的“统制经济”，似乎舍此别无他途。中国五十年代初期经济政策的走向也存在着这样的倾向。一旦实行苏联式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农产品的供给和价格也就会成为突出问题；“统购统销”本不是中共预期要建立的制度，当初也并不想学习苏联的“余粮收集制”或粮食“收购制”；“统购统销”的实施在当时完全是一个意外和应急手段，但一旦实行了这一制度，就自然引出了相应的需要加快农业集体化的后果。官修史书往往倾向于把建国后30年中农村政策的失误缩减到“”一个侧面，从而回避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从“统购统销”到“户口和粮食配给”，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高潮”，难道不是一个完整的、环环相扣的乌托邦方案吗？改革是对这一乌托邦的彻底否定，其意义远远超出对经济体制的认知；从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失败当中所要总结的，也不应该只是农村政策而已。

【注释】

[1]《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文书籍出版局，1948，莫斯科，第8、9章。此书50年代初期在中国曾被指定为“干部必读”的经典着作，人手一册，用以教育党员干部。对这本书也非常重视，要求全党仔细研读，见李锐的《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页221。

[2]沃尔沃．拉德钦斯基，《苏联农业的社会化》，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4至25页。

[3]《列宁全集》，莫斯科第二版，第22卷，第289页；《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6页；《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第372页；《苏联农业的社会化》，第23页；瑙姆．贾斯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5至26页。

[4]在1929年“大运动”之前，共耕社大约占60％的比重，见《苏联的社会化农业》，第323页。

[5]出处同上，第300页。

[6]《联共（布）党史》后来也遮遮掩掩地承认运动中存在着强制粗暴：“有许多党工作人员......不问地方和时间条件怎样，不问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准备程度如何，而用人工方法勉强加速集体化。......当时暴露出违背集体农庄运动自愿原则的事实。在好几个区域里，人们竟用对农民采取‘剥夺财产’、褫夺选举权等等要挟手段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农庄的办法来代替了自愿原则。......在好几个区域里，人们竟用官僚主义的号令手段浮报集体农庄数目的办法，用勉强夸大集体化百分数的办法来代替了集体化方面的准备工作，来代替了耐心解释党在集体化方面政策基础的工作。......在好几个地方，人们不顾中央认定集体农庄运动基本环节是只把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公有的农业劳动组合这种指示，公然鲁莽从事地跳过劳动组合而径直组织农业公社，把住房、自用奶牛、小牲畜及家禽等等实行公共化。......有几个省区里的领导工作人员因迷恋于集体化方面的初步成功，公然违背了中央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期限的直接指令。”《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77至378页。

[7]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30至432页。

[8]《苏联的社会化农业》，第307、326至327页。

[9]出处同上，第32至34页。

[10]出处同上，第396页。

[11]例如，邓子恢在1953年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不久时说，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时候，减产20％多，牲畜死亡一半（一千多万头），农村动汤，不能不抽调大批干部下乡。我们不能重犯这个错误。苏联集体化后几年就有了大量的拖拉机，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就更受不了。见燕凌的“人民日报农业合作化宣传始末（1950－1956）”，《人民日报史料选编》第14期，1989年，第12页。

[12]据笔者1993年6月采访杜润生时杜的回忆。

[13]《选集》第五卷，第183至186页。

[14]事实上，苏联1953年的粮食产量仅为8,250万吨，低于沙俄时代最高水平的1913年的8,600万吨，按人均产量计算则1953年比沙俄时代低19％。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北京，第363至364页。

[16]《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69至185页；订正的数字，如1953年的粮食增长率等，见《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58页。

[17]出处同注[15]，第471至472页。

[18]出处同注[15]，第470至482页。

[19]《的早年和晚年》，第315页。

中苏范文篇8

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

苏联十月革命后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政府对工业实施监督，实施劳动义务制以及粮食贸易垄断和余粮收集制，在农村组织“公社”及其他集体农庄。1921年后又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同时着手恢复工农业生产。当时有些反对意见认为，这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倒退了一步。为此，列宁不久后就声言“退却”已经结束，并提出口号要“准备向私人经济的资本实行进攻”。这表明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暂时过渡，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动社会主义的“正面进攻”，把“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变成社会主义的俄罗斯”。于是在1929年左右就开始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全盘集体化。[1]

苏联处理农业经济体制的做法对中共建国后的农村政策选择确实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下面从几个方面来介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并适当地与中国的情况作某些比较，以分析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影响。

苏联“十月革命”过了11年之后，经济仍然走不出“恢复时期”，工业刚超过一次大战前的水平，农业则还低于战前水平，社会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当时苏联的农业总产量虽比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之初有所提高，但商品率即“上市量”却有所减少，农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战前的73.7％下降到1928年的46％；在国家进口机械和各种原料主要依赖农产品出口的情况下，工业建设的目标严重受阻；在农产品出口减少的同时，城市和工业中心地区粮食供应不足的现象日趋严重，这使“五年计划”的主要支柱有垮台的危险。[2]斯大林于1928年决定加速农业集体化，其实是力图从这种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手段。但当农业集体化完成后，苏联却把当初的这种真实意图遮掩起来，而声称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做法。后来中共完全接受了这一观点。

俄共（布尔什维克）是个城市“无产阶级”的政党，十月革命走的是一条先占领城市再占领乡村的道路，俄共向来对农民不信任。在1917年的革命中，没收了地主及皇室、教会的土地重新分配，并在1918年夏的第二次土地重分中又没收了旧式富农的多余土地，相当于完成了“”。虽然布尔什维克出于政治考虑，为了争取农民在内战中对自己的支持而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即指出，农村在革命后会更加小资产阶级化，这种农民“在地主和资本家被击溃并被放逐以后，是能够向无产阶级的政治上的专政挑战的唯一残存的独立阶级”。以下两段话则更为着名：“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能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呢？不，不能。”（斯大林）[3]显然，对苏共而言，农村集体化不仅仅是为了“工业化”，而且也是为了打击个体农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需要。中共与俄共本来有很大不同，与乡间的农民有密切联系，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政权的，若效法俄共推行农业集体化，势必严重伤害党在农村的社会基础。

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前，苏联曾出现过3种试验型集体农庄，即“公社”、“共耕社”和“劳动组合”（很像是中国的“”、“互助组”和“合作社”）。早先，苏共鼓励建立的形式是“公社”（一切归社员公有，连伙食也由公社供给），而农民却宁肯选择另一种形式“共耕社”（家畜以至土地、耕畜等都不需集体化）[4]；由于“公社”要依靠政府补贴、“共耕社”也不利于农产品的抽取，所以苏共后来改为支持“劳动组合”，这种形式遂成为集体农庄的主要形式（当然是配合着某种特定的收购和分配制度）[5]；但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前的数年内它的发展始终处于停滞状态，至1928年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1.7％苏联自1929年开始强行推动农业集体化运动，这一运动遭到了农民强烈的反抗，大批生产资料被毁，例如，在统计数据相对可靠一些的家畜数量方面，集体化过程中三分之二的马匹、五分之四的牛、六分之五的猪和八成五的羊都失踪了。因此，苏共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强制、甚至武力手段来剥夺所有富裕的和不愿集体化的农民，在这一运动中有数百万农民被处死或驱赶出家园、其财产则被没收[6]；运动也造成农业生产的急剧下降，农业产量在30年代初期降低了30％以上，农村因此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仅在1932年至1933年期间就有数百万农民被活活饿死。[7]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不仅是自上而下强加给农民的，而且实际上是依靠近于“国内战争”的手段和“”才把农民“征服”了的。虽然农村集体化的目标最后是实现了，但农业产量却多年下降，直到1938年才略微超过1928年的水平（仍未恢复到战前水平）。[8]

集体农庄唯一的“成就”就是在农产品的征集或所谓“收购”上达到了预期目标。与集体化运动同时发展形成的收购制度规定，集体农庄首先要满足国家的交售任务（当然是低价的），并规定农业的种植计划；在这些方面农庄本身没有自决权，农民所有的人力和财产实际上都被国家征用了。其结果是，在农产品总产量下降的情况下，其“上市量”却增加了4倍以上[9]有学者指出：“假如集体农庄可以保留它们的全部收入用来报酬成员的劳动，是否可能适当地组织集体农庄的劳动队伍还有疑问。当国家拿走这种收入中最大的一部份时，失败是必然的。”[10]可惜的是，这样的集体化竟然成了中国的榜样。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和中国的经济传统也就是集体化的背景和所针对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传统的中国是个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生产效率很高。而俄国近代史上实行的却是一种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三圃轮休，使用效率低下；再加上地广人稀，基本上还停留在粗放耕作的自然经济阶段。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农村虽然出现了脱离村社而独立生产的倾向，但这种倾向直到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时期才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法律的承认。十月革命胜利后直到集体化之前，个体农户仍仅占极少数（例如俄罗斯统计中有95％的土地仍为村社所有）。如果把俄国和传统的中国同称为“封建制度”，显然会造成极大的误解；同样地，也很难把这种小农称之为“资本主义”，因为这在俄国虽是晚近的现象，在中国已有了二三千年的历史。如果把这称为同类的历史现象，那么它的发生在中国就要比俄国早得多。显然，俄国的传统和中国的传统是完全不一样的，苏联的集体化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与中国大不相同，它提出有效的组织、机械化的耕作，是有所指的，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内核。从某种角度来看，在俄国特殊的背景下产生的解决俄国农业特定问题的模式，又怎么可以不加分析地照搬到中国呢？可惜，僵硬的意识形态把对所有这些客观问题的思考都剿灭了，中国为此深受其害。

苏联农业集体化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中共的农村政策负责人并非对苏联集体化运动的经验教训茫然无知，他们虽未认识到集体农庄根本就是一个失败的制度试验，但至少了解这一过程的“近期”后果。[11]有些负责干部当时之所以对苏联的这一模式仍采取肯定的态度，是认为苏联能战胜法西斯德国靠的就是集体农庄，否则就做不到这点。[12]

由于苏联集体化运动中存在着这样严重的教训，中共中央暨农村工作部在农业集体化的初始阶段比较谨慎。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的态度则是矛盾的：“有些同志，又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找到了根据，拿来批评我国目前的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急躁冒进。《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不是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曾经在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在一个时期内，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吗？我们难道不应当注意这一项国际经验吗？......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但是我们不应当容许我们的一些同志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他又举出三条理由为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辩护：第一，准备以18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计划；第二，采取逐步前进的方法，如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一切均按自愿和互利原则；第三，每年规定控制数字，并有停顿、间歇和整顿。[13]但是，的上述3条保证其实都是空话，实际上一条也未照做；相反，他推动的中国农业集体化比苏联更快。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从1921年到1937年总共用了17年时间，而中共却只用了6年。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化安排得慢一点还是快一点，而在于党内各级干部在政治教条教育下早已盲目地对集体经济的成功抱有一种坚信不疑的态度了，再加上急功近利的心态，怎么可能不“急躁冒进”呢？薄一波曾谈到过，从建国开始，中共对小农经济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对农业集体化寄予了特殊期望；后大家都有一个认识，靠小农经济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要是不行的；1952年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在报告中宣布，苏联以前认为是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14]，这在中共高级干部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开会，大家深感粮食问题严重，把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出路寄托在走苏联集体化的道路上。这年10月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粮食问题，曾引用马林科夫说的苏联依靠农业集体化解决粮食问题的成果鼓舞到会的人。10月15日，他在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更明确指出：“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改为集体所有制”。他在1955年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更明确地说：“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15]

中共建国后的经济情况在相当程度上与苏联当年的情形颇为相似，这也促成了中国仿效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1953年第一次宣布“一五”计划，规定粮食生产年平均增长5.3％，但当年实际粮产量仅增长1.8％，棉花产量则下降9％；1954年粮食增长仅1.6％，棉花再次减产9％。当时中央把增产的希望寄托在合作化上，但合作化后的1956和1957年粮食的增产幅度仍然远远低于一再降低的计划指标。这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占工业产值一半以上的轻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大受影响，而轻工业发展受限制又间接影响到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的下降，进而引起工业投资的削减；农业增长速度下降也影响农产品出口，减少了国家赚取外汇的主要来源；农业发展缓慢还引起了粮食商品率的下降和1953年的食品供应危机，结果政府开始仿效苏联实行“统购统销”。[16]

当然，中国走上苏联的强制农业集体化模式的过程也不是没有曲折。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某些政策的改变，如加强农业、围绕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方针的争论等，曾使中共觉察到斯大林和苏联经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发现了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于中国国情。[17]1956年初，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到：“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8]可惜的是，这一反思并未能充份展开，就被“”的决定所打断了。因为其实骨子里仍然十分热衷于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当时刘少奇传达说：“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否则，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在的心目中，吸取苏联模式教训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做一定的调整并相应降低发展速度，即他所谓的“按常规走路”，但他嫌这样“成绩不大”；同时也顾虑这种“常规”的增长将会伴随着“官僚主义”的蔓延和“革命意志”的消退，这些都是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就转而考虑那种他以为能迅速赶超苏联、比苏联模式更激进的方法，那种符合他一贯风格的雄心勃勃的方法，即以非同寻常的建设速度和手段去冲破经济发展上的僵局。由此便产生了1956年初的“冒进”和1958年的“”。但是，“”彻底失败了，其结果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19]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是极大的，而且，它有如“骑虎难下”，一旦骑上去就很难下来。所谓的苏联计划体制，本来就是一个诘聱难行的东西。它要求将整个经济置于集中的指挥之下，按照某种计划或意旨统一调拨资源，只能实行所谓的“产品经济”；因而也只能抹灭“传统”，一切重头开始建构。这种制度在苏联已是不伦不类，传播到中国这样的国家，就更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问题。

苏联决定开始强制农业集体化的直接导因是1928年至1929年的“谷物收购危机”，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可与中国1953年的粮食紧张相比。表面上看，这都是一些“偶然”的“意外”事件和因素，但却造成了具有极大“必然性”的重要后果，这是中国和苏联非常相象的一点。它构成一个很有趣也很迷惑人的问题：为什么总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出现，使事物导向“社会主义改造”和“苏联模式”的道路？事实上，苏联的此类危机已出现过不止一次，如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后的粮食危机、1923年的销售危机，到1928年则已是第3次了。[20]所以它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通过对苏联和中国农业集体化历史的对比研究，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力图或意欲取消市场机制、而改由一切经济活动归政府控制的情况下，经济萎缩或经济困难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一定取决于工业化速度的高低；可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每当提高经济的计划化或公有化程度造成经济困难时，计划经济的制度架构和意识形态教条就象“诱饵”一样，诱使政策滑向进一步的“统制经济”，似乎舍此别无他途。中国五十年代初期经济政策的走向也存在着这样的倾向。一旦实行苏联式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农产品的供给和价格也就会成为突出问题；“统购统销”本不是中共预期要建立的制度，当初也并不想学习苏联的“余粮收集制”或粮食“收购制”；“统购统销”的实施在当时完全是一个意外和应急手段，但一旦实行了这一制度，就自然引出了相应的需要加快农业集体化的后果。官修史书往往倾向于把建国后30年中农村政策的失误缩减到“”一个侧面，从而回避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从“统购统销”到“户口和粮食配给”，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高潮”，难道不是一个完整的、环环相扣的乌托邦方案吗？改革是对这一乌托邦的彻底否定，其意义远远超出对经济体制的认知；从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失败当中所要总结的，也不应该只是农村政策而已。

【注释】

[1]《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文书籍出版局，1948，莫斯科，第8、9章。此书50年代初期在中国曾被指定为“干部必读”的经典着作，人手一册，用以教育党员干部。对这本书也非常重视，要求全党仔细研读，见李锐的《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页221。

[2]沃尔沃．拉德钦斯基，《苏联农业的社会化》，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4至25页。

[3]《列宁全集》，莫斯科第二版，第22卷，第289页；《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6页；《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第372页；《苏联农业的社会化》，第23页；瑙姆．贾斯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5至26页。

[4]在1929年“大运动”之前，共耕社大约占60％的比重，见《苏联的社会化农业》，第323页。

中苏范文篇9

下面，我把麦克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谢谢大家！

（男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朋友们来到《莫斯科郊外》，参加《纪念中苏（俄）建交五十五周年音乐晚会》！

55年前的1949年10月1日，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结束了封建剥削阶级统治、帝国主义奴役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的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友好邻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立即于49年10月2日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互派大使。由于友好的苏联率先在华设立大使馆，东欧许多国家相继同新中国建交，这有力的挫败了西方国家孤立中国的企图！

（女主持人）：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了中国党、政府和人民极大的支持。现在，回顾这段历史，仍然使我们为中苏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激动和骄傲！今天，我们来纪念和歌颂中苏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用歌声来表达我们对俄罗斯人民的友好情感和对俄罗斯文化艺术的热爱！

下面，晚会正式开始。

请听第一乐章:伟大的友谊，英雄的人民

1、（男主持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勤劳勇敢的苏联人民以自己做为国家的主人而骄傲，他们唱道：“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请听,由瓦.列别杰夫.库马契作词，伊.杜纳耶夫斯基作曲，安德烈朋友演唱的《祖国进行曲》，有请安德烈朋友

2、（女主持人）：在俄罗斯大地上，有着无数的博物馆、纪念碑，而位于莫斯科市郊列宁山，就是一座历史的丰碑，世界著名的学府莫斯科大学就在这山上。在这里虽然曾经留下过拿破仑军队铁蹄的印记，但他们终究未能闯入莫斯科市区，德国纳粹军队虽然对莫斯科进行了长时间的围困，但最终只能败退而去。这里镌刻的“难忘的1941——1945”的字句告诉我们：列宁山是英雄的山，是历史见证的山，在这里留下了士兵不屈的钢盔，在这里留下了母亲激动的热泪，在这里留下了反法西斯英雄将帅的名字，同样在这里培育了千千万万的俄罗斯的有文化有知识的建设者。人们经常来到列宁山，抚首回望历史，不会忘记过去的苦难和绝境，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与幸福的生活。下面请欣赏由叶.多尔玛托夫斯基作词，尤.米留金作曲，阿尔弗莱德朋友演唱的《列宁山》，有请阿尔弗莱德朋友

3、（男主持人）：《共青团员之歌》是诞生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一首著名歌曲，当时在中国的大地上，我们正在抗击着日本侵略者，而在欧洲，以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力量在东欧原野上痛击着德国侵略军，这是决定人类命运的抗争，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和千百万中国热血青年一样，苏联的爱国青年们，告别了自己的母亲和家乡，勇敢地走上了保卫祖国的战场。这首歌传到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国青年也非常喜爱这首充满活力战斗激情的歌曲，它也给了中国年轻一代人极大的鼓舞。下面请欣赏由阿.伽里契作词,瓦.索罗维约夫谢多伊作曲,大树朋友演唱的《共青团员之歌》。

4、（女主持人）：下面请大家欣赏一首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由伊萨柯夫斯基作词的歌曲，这就是《喀秋莎》。这首歌曲是作曲家勃兰切尔在1938年创作的。她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非常流行。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傍晚，苏军战士在阵地上听到对面德军阵地上的留声机里传来了《卡秋莎》的熟悉歌声，他们非常愤怒，战士们冲向敌人阵地，缴获了唱片和唱机，决不允许肮脏的法西斯玷污喀秋莎。后来苏联人民在伊萨柯夫斯基的家乡建立了《喀秋莎》纪念馆——她就像在俄罗斯大地上无数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雕塑和纪念碑一样，耸立在人民的心中。好，有请窈窕淑女朋友来为大家演唱《喀秋莎》

(男主持人）：在五十年代，可以说整整一代中国青年都十分喜爱苏联的文化艺术。这一代人是唱着苏联歌曲逐渐长大的，现今还依然热爱着这些苏联歌曲，这就是因为苏联歌曲里有一种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在战争的硝烟散去，人们在和平的环境里尽情享受生活的时候，苏联音乐也洋溢着她那热烈、健康而又快乐的美妙旋律。

请听第二乐章:幸福的生活

5、(女主持人):在苏联时期，有一位非常有影响的作曲家，他就是杜纳耶夫斯基，他为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谱写的插曲《红莓花儿开》,以明快、活泼的节奏，跳跃、流畅的旋律，将一位青春少女渴望得到美丽爱情,而又羞于开口的心情演绎的淋漓尽致，让人们产生了无尽的遐想，正因为这样，《红莓花儿开》这首歌曲不仅受到俄罗斯青年的喜爱,在中国喜爱并会演唱这首歌的青年朋友更多。下面有请飞雁朋友为大家演唱《红莓花儿开》。

6、（男主持人）：“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山楂树》这首歌曲传入我国已经有几十年了，至今仍有许多青年朋友们喜欢她，她描述了俄罗斯少女在选择恋人的时候，那纯真而又复杂的心绪。茂密的山楂树是爱情的见证，洁白的山楂花是纯洁的爱情之花。三个年轻人正为爱情徘徊在可爱的山楂树下，美丽的姑娘到底爱上了哪一位小伙？朋友们你们说哪？下面就请欣赏这首苏联爱情歌曲《山楂树》。有请阿黛朋友为大家演唱

7、（女主持人）：提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有谁会不知道它呢？这支优美动听的歌曲深深影响了我国几代人。它已成为那特定时代苏联歌曲的一个代表。这首歌诞生于1956年。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莫斯科举行，联欢节筹委会选送它参加联欢节歌曲大赛。这首歌一举夺得金奖，深受各国代表的喜爱。第一个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介绍到我国的是当时还不满23岁的上海青年薛范。《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使他一夜成名，引起广泛瞩目。以后虽然有译者多次将这首歌译成中文，但40多年来薛范先生的版本无人能够超越，它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我国是将这首全球公认的好歌翻译、出版的第一个国家。一首抒情歌曲为什么能在将近半个世纪内久唱不衰？薛范先生解释道：歌在传唱过程中其内涵被大大地延伸了。它已不是单纯的爱情歌曲，也不仅仅是赞美莫斯科郊外迷人的夜晚。它表现了人们对祖国，对朋友，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真挚的爱。现在我们有请opera_sh朋友来为大家演唱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8、（男主持人）：许多中老年朋友至今仍然记得电影“青年时代”的插曲“我亲爱的母亲”那熟悉的旋律并且经常吟唱的这首歌，因为它使我们回忆起了自己美好的青春岁月，以及用这首歌牵线搭桥的甜蜜初恋。“无论我去到哪里，最难忘母亲慈祥的笑容，最最忘不了母亲，她关怀的一双眼睛。”《我亲爱的母亲》唱出了远行儿女们的心声。请听苏联歌曲《我亲爱的母亲》玛雷什柯词麦博罗达曲演唱者:捷尼亚

（女主持人）：正如我们尊敬的薛范先生所说："俄苏歌曲，它赞美创造性的劳动，把普通劳动者作为歌曲的主人公，讴歌他们的业绩、生活和爱情......”苏联歌曲用音乐表达了苏联各民族人民的思想情感和理想信念，记录了苏联人民在战争及和平年代的光荣业绩，在世界音乐文化史上，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光彩。所以这些歌曲为我们大家所喜爱！

请听第三乐章:永远的俄罗斯

9、（男主持人）：阿塞拜疆乌杰尔.加吉别科夫创作的喜歌剧《货郎与小姐》，曾被我国的多个专业歌剧团体做为经典剧目演出过，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的著名歌剧演员李光羲就曾主演过这部歌剧的主角。现在我们有请opera_sh来为大家演唱这部歌剧中的选段“《卖布歌》和《我交了好运气》”。有请opera_sh朋友！

10、（女主持人）：由列.库克林作词，安.贝特罗夫作曲，薛范先生译配的这首《歌唱青蓝色的新城市》，是贝特罗夫在1964年为影片〈两个星期日〉谱写的插曲，此曲一经播放，便风靡全苏联，有人甚至认为这首充满青春浪漫气息的歌曲可与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相媲美。下面我们就有请安德烈朋友为大家演唱这首歌曲。

11、（男主持人）：俄罗斯幅员辽阔，西伯利亚人烟稀少，邮件的运送和人们的往来当时全靠驿车。驿车夫长年累月在外，日夜奔波在寒冷的风雪途中，这独特的经历也成为许多歌曲的题材，单调的铃铛声响、疾驰的三驾马车、沿途不见人影的空寂草原、驿车夫忧伤的歌唱，这一切既含有贫苦人的痛苦和对幸福的向往，同时也体现了俄罗斯旷野的另一种忧郁美。请听俄罗斯民歌《三套车》，有请唱歌交友朋友为大家演唱。

12、（女主持人）：“一座矮小的木房，灯火闪着光，一个纺纱姑娘坐在窗户旁......”听着这熟悉的歌曲，在座的中老年朋友们一定会回想起自己那年轻的时光，这位有着金黄色的辫子俄罗斯姑娘，早已成为我们心中的音乐女神，她已经从遥远的俄罗斯飞到了千万个中国青年的心中。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由薛范先生译配的这首俄罗斯民歌，有请风菏滴翠朋友为大家演唱

13（男主持人）：“我已长大，模样儿窈窕，妙龄十七常爱笑，可是从此来了烦恼，爱情追着姑娘跑。”由薛范先生译配的这首俄罗斯民歌“萨玛拉小城”，将一个美丽的俄罗斯少女描绘得青春阳光、活泼可爱，我们聊天室的冬妮娅朋友经常在这里为大家演唱这首歌,并受到大家的喜爱和认可,现在我们就再次请出我们的冬妮娅来为朋友们演唱《萨玛拉小城》，大家欢迎！

14（女主持人）许多年以前，格鲁吉亚画家皮罗斯.马尼什维利曾把百万朵红玫瑰献给了他所崇拜的法国女演员玛格利特。他雇了许多辆两轮和四轮马车，整整运了一个上午才运完。当时此举轰动了整个法国。由此可见，在世界各个民族中，对于爱情的向往和珍惜都是相一致的，但是用音乐作品将爱情表现出来则是各有千秋，我们的新疆民歌《送你一支玫瑰花》和俄罗斯的《百万玫瑰花》却是有异曲同工之处：俄罗斯的“一百万朵玫瑰花，堆满在窗户下。多情人真痴情，为了你，把一生变成玫瑰花。”而在我们中国则是“你送我一支玫瑰花，我要诚恳的谢谢你，那怕你把自己看做傻子，我还是照样看得上你。”

请听我们的巴扬朋友改编的手风琴演奏《相约玫瑰花》，让中俄的玫瑰花儿，盛开在我们《莫斯科郊外》聊天室的花园里。有请巴扬朋友！

（男主持人）：自80年代末期以来，苏联（俄罗斯）的电影电视重新出现在中国的银幕上，优美动听的影片插曲也随之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其代表作品有：瞬间等。

请听，第四乐章：永不消逝的旋律

16、（男主持人）：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以其对于战争与和平主题的深沉刻画,以及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浪漫英雄主义的气质和真挚丰富的情感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前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创作的这部小说多年以来被改编成电影、话剧、芭蕾舞剧、歌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它对于中国观众也是不陌生的，特别深受对俄罗斯文化有着特殊情结的一代中国人的喜爱。现在，就请尤拉朋友将基里尔.莫尔恰诺夫作词作曲，薛范先生译配的影片结尾曲--“寻找”送给在座的朋友们。

17、（女主持人）：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是一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影片，这部由著名导演梁赞诺夫执导的影片，用质朴无华的表现手法，真实地反映了不同阶层人的普遍心理，触及了生活中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将女主人公—卡卢金娜与手下的工作人员、统计员—诺瓦谢利采夫之间发生的爱情故事演绎的惟妙惟肖，给中国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就请菲娅朋友来演唱由薛范先生译配的影片插曲“我的心儿不能平静”，有请菲娅

18、（男主持人）：“往日阅兵的呼喊，还在耳边回荡，最后决战的枪声，梦中震响。你是我的希望，你是我的欢乐，你在战士心中，我亲爱的莫斯科！为神圣的祖国，为亲爱的人民，我们浴血奋战，夺取胜利。每座楼房将牢记，每支歌曲将牢记，保卫莫斯科的勇士光辉的功绩。”电影“莫斯科保卫战”描述了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集中了一百九十个师的兵力，以闪电战术入侵苏联。在巨大的危机面前，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朱可夫的领导下顶住了德军的疯狂进攻，并成功地进行了反击，粉碎了德军攻占莫斯科的企图，使德军遭受了二战以来第一次惨重的失败。现在，有请尤拉朋友演唱片中的插曲〈你是我的欢乐和希望〉

（女主持人）：从50年代到今天，苏俄歌曲的旋律经常在我们的耳边回荡。今天，再唱这些歌，再听这些旋律，不仅唤起了我们的记忆，而且也追回了我们的青春年华。而今许多年轻人也喜欢这些俄罗斯歌曲，这正说明了俄罗斯歌曲她本身的情感内涵及艺术魅力所具有的吸引力，也是中俄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的继续。

请听，第五乐章：友谊的纽带、和平的希望

19、"那河边一棵小白桦，她亭亭玉立映水波，她唤着名字低声说：“请理解我！请理解我！”,无论春来绿满坡，也无论冬去风雪过，在万物丛中常听见：“请理解我！请理解我！”这首由扎什瓦纽克作词，萨乌尔斯基作曲，薛范先生译配的苏联歌曲<请理解我>中所唱到的,也正是我们所呼唤的,理解是友谊的基础,是人们所需要,所期盼的.现在我们有请索来朋友为大家演唱这首苏联歌曲"请理解我".大家欢迎!

20、（男主持人）：“请你相信从这远方，许多东西都从眼前消亡，雷雨阴云不见踪影，一切怨恨变的可笑荒唐。应当学会耐心等待，应当冷静应当沉着坚强，......我们当初没有唱完的歌，一切至今仍然不能遗忘！”希望这首由多布朗拉沃夫作词，巴赫姆托娃作曲，薛范先生译配的《希望》带给我们大家新的希望！有请芭芭奇卡朋友

21、（女主持人）：“天空中央，太阳高挂，这是一幅孩子的图画。他在纸上，他还写下四句话：愿世界永远有太阳，愿世界永远有天空，愿世界永远有妈妈，愿世界永远有我！”这首歌是1962年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第8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唱的，歌曲表达了俄罗斯儿童渴望世界和平的心声！我们在这里衷心希望永远不要再发生前不久在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发生的悲剧！希望全世界的少年儿童都能在和平和安宁中生活和歌唱。有请别洛朋友演唱这首由奥沙宁作词，奥斯特罗夫斯基作曲，薛范译配的《愿世界永远有太阳》

22、（男主持人）：“中俄的人民是永久弟兄，两大民族的友谊团结紧，纯朴的人民并肩站起来，纯朴的人民欢唱向前进。友谊永存在我们心中，莫斯科北京！人民在前进，为光辉劳动，为持久和平，在自由旗帜下前进！”这激动人心的歌声，表达着美好的愿望！历史的长河奔涌不息，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一首首歌曲仿佛一幅幅画卷，此时此刻让我们祝愿中俄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幸福永远！愿和平的诗篇续写，愿友谊的歌声飞扬！最后请听由维尔什宁作词,穆拉杰里作曲的《莫斯科--北京》，作为我们晚会正式节目的结束曲。有请巴扬朋友为我们播放这首歌曲.

在晚会即将结束的时刻，我们将连线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和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中俄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上海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薛范先生，请他来给朋友们讲几句话：（接听薛范先生的电话）

谢谢您，尊敬的薛范先生！感谢你来参加我们的晚会，感谢您为朋友所做的热情的讲话。谢谢！

现在我们继续进行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请主持人接麦。

结束词：

男主持：亲爱的朋友们，“莫斯科郊外”就是您温馨的家园，虽然我们相距千山万水，远在祖国的四面八方，但键盘、鼠标是传输我们友谊的纽带，耳机、话筒会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连。当您在网上漫步来到这里，你会找到心灵歇息的驿站，你会得到有着共同爱好的朋友。

女主持：相逢是今天的歌，相知是明天的缘，电波传情是你我心灵的风帆，友谊纽带是朋友们永远的挂牵，让今天的晚会放飞我们的情思，让“莫斯科郊外”的歌声伴你我永远！欢乐今宵，我们真切感受到了，那颗颗跳动的心和灵魂同在，在歌声中我们感受着无尽的情意和绵绵不息的温暖。感谢朋友们的精彩表演！感谢各位来宾的热情参与！感谢薛范先生长久以来的无私奉献！感谢安德烈朋友的大力支持！感谢OPELA-SH朋友的声乐指导！感谢筹备这次晚会的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谢谢朋友们的光临！

男主持：亲爱的朋友们，夜色已浓，我们的歌声正酣，在这里我们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年龄，在这里我们纵情歌唱，歌声给我们带来了难以形容的欢乐，我们相携沉醉在友情的海洋里，今夜，我们一起放歌，明天我们再将欢乐歌唱。

女主持：有朋友相伴，有朋友相随，会使幸福增加，痛苦减少，人生之春才会常在！希望歌声把辛苦和劳累带走，把温暖和快乐送到每位朋友的身边。晚会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光临！欢迎朋友们常来“莫斯科郊外”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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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纪念中苏（俄）建交五十五周年音乐晚会》节目单

第一乐章:伟大的友谊，英雄的人民

1、祖国进行曲演唱者：安德烈、尤拉、舒拉、溜达、别洛

2、列宁山阿尔弗莱德

3、共青团员之歌大树

4、卡秋莎窈窕淑女

第二乐章:幸福的生活

5、红莓花儿开飞雁

6、三楂树阿黛

7、莫斯科郊外的晚上opera_sh

8、我亲爱的母亲捷尼亚

第三乐章:永远的俄罗斯

9《卖布歌》《我交了好运气》opera_sh

10歌唱青蓝色的新城市安德烈

11三套车唱歌交友

12纺织姑娘风菏滴翠

13萨马拉小城冬尼娅

14百万玫瑰花巴扬

第四乐章：永不消逝的旋律

15寻找（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插曲）尤拉

16我的心儿不能平静（电影“办公室的故事”插曲）菲娅

17你是我的欢乐和希望(电影“莫斯科保卫战”插曲)尤拉

第五乐章：友谊的纽带、和平的希望

18请理解我索来

19希望芭芭奇卡

中苏范文篇10

关键词：高等教育；法学教育；美国法学教育；苏格拉底教学法；案例教学法

一直以来，美国法学教育凭借其出色的教学质量与独树一帜的教学方法，二战以降便引领着世界法学教育的潮流。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美国法学教学方法的特点，探求其发展规律，并对其加以理性反思，无疑将有助于我国法学教学方法的完善与发展。

一、美国法学教学方法的历史演进

19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很少有律师或者法官受到过系统、正规的法律教育，主要通过自学或者跟师学徒的方式获得专业知识。后来，随着专业法学教育的逐渐成型，如何经济、高效且有针对性地完成法学专业教学，就成为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当时美国法学院系的教学方法与其他专业并无太大区别，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二者之间互动较少。学生最后往往要通过自己在律师事务所中的见习才能掌握法律执业所需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例如，19世纪中期约翰•怀特•布罗肯布罗夫（JohnWhiteBrockenbrough）筹建的列克星顿法学院，选用的就是此类“教义法学式问答法”（Catecheti⁃calMethodofInstruction）。与此相对，约翰•麦克斯（JohnLomax）于1833年至1844年在弗莱德里斯可堡（Fredericksburg）创办的法学院以严格的“苏格拉底教学法”著称。这种法学教学法上的对立一直持续到1870年，时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德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l）有感于法学教学方法的粗陋与简单，下决心采取措施提高法学教育的专业水平与学术地位，扭转当时还算新兴学科的法学教育相对于其他高等教育专业所处的劣势。兰德尔认为，法学教育不应局限于法律技巧的培训，而应上升到法学理论培训，或者说法学科学的高度。因此，他推行了包括三年制法学专业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专职教师制度、案例教学模式以及学分制度等一整套的法学教改措施，目前这些措施仍然属于美国法学院的基本运作模式。在上述改革措施当中，教学方法的改革无疑最为复杂，也最为重要。也正是因为这样，法学教学方法一直被视为美国法学教育的核心与关键。

有鉴于此，在很大程度上，兰德尔摒弃了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突出教学过程当中学生与任课教师之间的互动。具体而言，学生课前需要认真预习教师事先布置的案例，同时任课教师需要提前归纳、整理这些案例中包括的事实与法律原则，设计相关问题，借此涵盖所有法律要点。授课过程当中任课教师随机选取一名或者几名学生，就案例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提问，并且根据学生的回答进一步进行追问。这种由“问”“答”构成的互动过程，对于教师的教学能力要求很高。换句话说，任课教师必须能够从具体个案出发，引导、控制与学生的互动过程，使其能够从零散的片段中抽离出相关的法律原则，并在课程结束时将这些原则组合起来，获得对于法律的系统、全面认知。这种建立诘问模式的教学方式就是所谓的“苏格拉底”（SocraticMethod）教学法。但准确地说，这种教学法与苏格拉底本人所擅长的诡辩术关系不大。真正的苏格拉底哲学杂糅了哲学意味上的不确定性与特定方法论的确定性。事实上苏格拉底诡辩术是辨证的，也就是说，辩论双方都不知道事实真相，辩论的最终目的也不在于求证真相。兰德尔所倡导的诘问式教学法与苏格拉底诡辩术存在根本性不同。任课教师作为互动的参与者，主导着互动进程，并且掌握问题的正确答案。法学课堂适用苏格拉底教学法的主要目的也主要在于引导或者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另外，美国传统法学教学法，即所谓的苏格拉底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默诵教学法，乃至神学当中的应答教学法之间存在显著区别。虽然案例教学是苏格拉底教学法的前提和基础，但二者其实并不属于同一位阶。案例教学准确地说并不属于方法论意义上的教学法，而属于一种课程设置模式。至于传统神学当中的应答教学法，主要指一种机械应答式的学习模式。应答教学法不属于互动教学，学生对于问题的回答与自身想法无关。例如，神父问：“上帝是谁？”学生必须按照规定的答案回答，“上帝是天堂与尘世的缔造者”。以“苏格拉底教学法”为核心的美国传统法学教学法，一直以来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批判与质疑，而其本身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如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问题式教学法，以及20世纪80年代之后传统教师传授式教学法的回归等。但不可否认，苏格拉底教学法在传统美国法学教育当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大多数法学院对于一年级新生仍然使用苏格拉底教学法。时过境迁，近二十年来，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回归成为法学院的主流教学方法。根据一项调查，目前全美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法学教授选择苏格拉底教学法作为自己主要的教学方式。即使在这一教学方法的发祥地，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授也往往摒弃纯粹意义上的苏格拉底教学模式。

二、美国传统法学教学法辨正

毫无疑问，苏格拉底教学法奠定了美国法学教育的基础。更有学者认为，这种方法重新界定了教学关系，还为教育学、认识论、伦理、政治、哲学等领域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但时至今日，传统的苏格拉底教学法已经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逝，甚至在很多学者看来，这一教学法已经成为历史遗迹。导致苏格拉底教学法在美国法学教育模式中日趋式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于苏格拉底教学法的抨击主要集中于这种教学法在实际运用过程当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

首先，有些人认为这种教学法会对于学生的心理造成不当的负担与压力，甚至让学生产生某种被公然羞辱的感觉。一般而言，采用苏格拉底教学法的任课老师往往会就某一问题对特定学生进行连续追问，通常最初的问题会较为概括，随后的问题会逐渐深入。随着问题的深入，难度的增加，学生往往会被问到哑口无言。根据笔者的亲身经验，在现实课堂教学实践当中，由于学生课前准备不足或者临场紧张，很少有学生会最终圆满地回答任课教师的连续诘问，而在上百名同学面前被质问得瞠目结舌，自然会感觉颜面扫地。有人就曾回忆起自己当年法学院一年级上侵权课时，任课教师常常拿着一只木尺在偌大的教室当中来回走动，尺子本身或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学生答错问题的时候老师的尺子重重敲击课桌的声音，直到现在，这位学生一想到这个尺子仍然会跳起来。因此，批评意见认为苏格拉底教学法与法学院学生的心理或者精神需求相悖。大多数法学新生和普通人一样，渴望确定感，渴望对于事物的控制能力，但是苏格拉底教学法往往使得学生陷入迷局，从而无法体会把握正确答案的感觉。与此同时，针对苏格拉底教学法教学效果的相关实证研究表明，男生的课堂表现总体上优于女生，而在某些学者看来，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教学方法本身的攻击性与其对于女生心理造成的伤害。而随着法学院学生构成中女性所占比例的逐年增加，这一观点也愈发显得颇具说服力。

其次，苏格拉底教学法的教学效率与教学效果也受到质疑。对于绝大多数刚刚迈进法学院的新生来说，刚刚开始法律专业学习时似乎满怀憧憬与激情。但很快，苏格拉底教学法的严苛就使得这种感觉逐渐消退，甚至心生厌倦。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之一是，课堂上教授往往仅仅针对一位或者少数几位同学发问，而其余的同学往往会走神溜号，无所事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学生会认为采用苏格拉底教学法的老师是在故弄玄虚，因为在这个对话过程当中，任课教师是知道问题答案的，但是被追问的同学却对于问题的答案一无所知，更为重要的是，判断答案正确与否的标准看起来似乎仅仅是任课教师的主观判断或者喜好。因此不难理解，我的很多学生在经历过苏格拉底教学法之后都认为这种教学法仅仅是一种噱头，因为上课的时候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学生都在聆听教授与某位同学的对话，但是不知所云。这种连续追问所导致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任课教师无法在既定的课时内完成所有的教学任务，因此，往往会对于那些所谓不太重要的内容一带而过，使得学生对于整个知识框架的掌握有所欠缺。与此同时，律师实务界也抱怨，法学院毕业生并不了解如何解决日常法律实务所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如在面对可能的对象或者听众的情况下，如何最大化地为自己的当事人争取利益。这种矛盾与困难是无法通过苏格拉底教学法解决的，相反，小组讨论的方式似乎更具有针对性。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包括上述对于苏格拉底教学法持诟病意见的批评者也承认这一教学方法对于法学教育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方面，苏格拉底教学法对于法学院学生学习态度与思维方式的影响与重塑。采用这种教学方法的任课教师在课前都会给学生布置需要复习的教学范围，从作者本人的经验来看，基本上预习量为精读五十页左右。学生需要对于这一范围之内的案例进行研读、分析、总结与概括。由于每个学生每周各科总体的精读量高达五百页以上，因此强迫学生尽可能高效准确地掌握案例研读技能，并掌握从案例中抽取法律原则，继而适用法律推理与分析将这一原则适用于其他事实情况之上，进行具有说服力的法律论辩，理解案件判决的内在机理的能力。另外，教师通过运用此种教学方法，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启发学生的自主思维，鼓励学生进行课前准备并且积极参与课堂辩论。在这一过程当中，学生可以锻炼司法实践当中至关重要的语言表达与逻辑思维能力。同时，有些学者还提出苏格拉底教学法有助于促使学生建构自己独立的法律价值观与判断能力，而不是刻板地记忆或者重复书本上的相关知识点，而这对于培养学生正确地运用法律知识，服务社会的意识来说相当重要。

另一方面，由于法学院一年级新生的必修课往往相同，因此会出现美国课堂上较为少见的大班授课情况，一般的学生人数在一百人以上，而苏格拉底教学法可以使任课教师在学生人数较多的情况下与学生保持互动，提升学生的参与兴趣与主动思维，同时较为经济高效地完成基础课程，如侵权法、刑法、合同法等复杂法学专业的授课任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适用这种方法，可以培养学生对于法律现实复杂性的认识，使学生摆脱任何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错误认识。从现实层面来看，大班授课制意味着可以不考虑传统教学模式重视的师生比，从而降低教学成本，让办学者获得巨大的吸金能力。采用苏格拉底教学法，意味着放弃死记硬背与小型测验，而这两者，都是传统法学院讲授式教学模式的支柱与根基。

三、美国法学教学方法的理性反思

任何一种教学方法本身无疑都存在着优长与劣势，因此对于特定法学教学方法的反思不应局限于其本身教学效果的优劣，而应从一个更为宏大的话语背景当中，围绕其产生发展的前提进行理性反思，从而把握其与现实法学教育要求的契合程度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从美国法学教育中教学方法的历史演进当中不难看出，兰德尔最初设计的苏格拉底教学法有其更为深入的功利主义考量。一方面这种教学方法有其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可以在大班授课的基础上维持一定的教学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在19世纪70年代，法学刚刚从一种职业教育升格为高等教育。因此如何将偏向职业教育的法学教育包装成为一种“显学”，成为当时法学教育改革者的当务之急。除了将教学内容改为晦涩的案例，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措施就是采用这种鼓吹先贤旗号的教学方法。因此之所以将这种和苏格拉底本来没有太大关系的教学法冠以苏格拉底名号，也是兰德尔教学改革行销的重要举措。从这个角度来看，兰德尔的举措被历史证明是成功的。美国目前人均律师比例位居全世界之首，且杰出政要与精英人士大多数出身于传统的常青藤高校联盟的法学院。笔者同时认为，导致苏格拉底教学法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没落的原因与其说是其本身劣势的凸显，还不如说是美国整体社会文化环境与价值观念等社会变量的流转与变迁。

首先，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对于传统法学教学模式的冲击。美国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对于整个美国社会所产生的冲击与颠覆是深远而近乎彻底的。大量法学院学生参与的各种学生运动颠覆了既有的法学院内部相关秩序，而传统师生关系的倾覆也使得要求较高、同时十分严苛的苏格拉底教学法失去了推行的保证。

其次，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法学院数目急剧扩展对于传统法学教学模式的冲击。这次扩张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一方面，法学院数目的增加意味着法学教师需求的增加，这直接催生了新晋教师对于不同教学方法进行尝试的浪潮。而这些新设的法学院往往也会在教学方法方面力求创新，从而本能性地放弃传统的苏格拉底教学法。另外，法学院数目的增加也意味着学生录取比例的增加，而随着越来越多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以及其他具有特定文化标签背景的人进入到法学院，法学院内部的价值观呈现多元化，而这种多元价值和传统苏格拉底教学法的独大与对于学生尊严的忽视形成了剧烈的碰撞。

再次，美国主流文化变迁对于传统法学教学方法的影响。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美国主流文化当中的消费主义也侵入了法学课堂，成为主导法学院行政管理、教师与学生关系的核心架构。在这种理念的作用下，法学院与法学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服务机构，而学生是消费者，从而应该以学生的喜好为中心选择相应的教育产品与服务。其所导致的具体结果，一方面是法学教育将学位获得作为核心要务，而其他教学目标等需要服务于这一目标，同时也还要考量学生的满足感与幸福感等心理感受。作者本人在每个学期末都会接到学校组织的对于任课教师的匿名考评，而考评的绝大多数问题都与学生本人的主观评价与感受相关。可以想见，除了少数固执的资深教授之外，很多教授都会很慎重地思考是否需要适用严苛的苏格拉底教学法来让学生讨厌自己。

最后，全球化与信息时代对于传统法学教学法的挑战。最近，哈佛法学院的教师投票决定对于一年级法学课程进行调整，尽管这些新生仍将学习《合同法》《侵权法》和《刑法》，但是这些传统基础课的课时将减少，与此同时新增加的课程包括《国际法》《立法学》《行政法》以及《法律问题解析》等。在《法律问题解析》课程当中，学生们将不再学习抽象的法律原则，而是寻求对于具体实践问题的解决。时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告诉《纽约时报》，时代在变，而哈佛法学院课程设置的变化反映了法学教育对于这种全球化时代的自然反应。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对于不同学习方法的尝试也日趋平常。而对于学生自主学习方式的所谓尊重与考量也成为部分法学教师遴选教学方法的根据。从上述意义而言，美国法学教育中传统教学方法的前途与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变迁。作为宏大文化背景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法学教育的目标与模式随着时代的进步发生变化实属正常，而苏格拉底教学法的式微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其自身适应能力的不佳与自我变革能力的缺失。

四、苏格拉底教学法的中国适用

早在20世纪末，便有学者在反思中国法学教育教学方法的时候，提出借鉴国外相关经验。这种呼声虽然并未引发太多关注，但其正确之处在于明确承认了和其他专业相比，法科在教育与学习方面的特殊性，其不仅涉及繁复知识点的识记，还特别重视方法论的确立与能力的培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试图向学生教授全部法学知识的办法行不通，必须让学生掌握自主学习、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因如此，结合前文对于苏格拉底教学法利弊的分析，讨论其在我国法学教育改革中的正确适用，就具有了合理性。长期以来，我国包括法科在内的高等教育普遍强调应试教育，为了考试过关，学生往往仅仅关注具体知识点的掌握，习惯寻找标准答案，从而丧失了学术自由的内在追求，成了被考试牵着走的“拉线木偶”。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特别是法官、检察官的员额制改革，进一步固化了我国司法人员的职业身份，使得我国法学院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相较于美国更易失衡，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法学教育职业化而非学术化培养的倾向性，已经变得十分明显。在这一大的趋势当中，有学者主张应扩大苏格拉底教学法在模拟法庭教学过程中的应用，从而保证模拟法庭教学的教学效果，全方位提高学生法学理论素养和法律实践能力。的确，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超越案例教学法的诊所式法律教育迎来了“第三次浪潮”。作为学徒制和学院制的斗争的产物，在法律现实主义的呼声下，“现代意义上的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将在极大程度上扭转“苏格拉底教学法”的异化倾向，即避免高度集权的单向问答模式，恢复其“对话模式”的精髓。通过强调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可以避免传统教授式或案例评析课程无法有效培养学生法律分析和推理能力等实际动手能力的弊端。通过推广法律诊所教育，乃至更大规模的“模拟法庭”教育，培养高素质的法学职业教育队伍，使其能够结合具体教学科目，设定问题、设计对话，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充分发挥案例教学、诊所教育以及模拟法庭的互动关系，对法律原则、法律规范、法律意识、法律分析方法进行系统分析，让学生学会从法律专业人员的视角去反思问题、解决问题。让学生产生学习法律、解决问题的兴趣与热情，最大程度满足法学教育职业培训与法律职业市场需求之间的对接关系。

五、结语

目前，美国法学教育正在面临新的挑战与变革。根据一项历时六年的法学教育现状调查，越来越多的美国法学院毕业生抱怨自己在学校期间没有接受到充分的法律执业教育，从而无法胜任其所面临的现实。造成这种教育质量滑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对于传统苏格拉底教学法的忽视。作为与案例教学结构性契合的教学模式，苏格拉底教学法的教学效果已经被历史证明。但与此同时，面对多元价值与文化的挑战，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种美国传统法学教学方法也需要进行完善与革新，特别是目前多媒体与网络教学让苏格拉底教学法面对新的挑战与发展空间，如何最大化发挥苏格拉底教学法的优长，如何尽可能减少其对于时展的不适应，就成为目前美国法学教育改革的主攻方向，而这种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无疑可以为我国法学教育方法的调整，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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