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范文10篇

证人范文篇1

证人出庭作证率低，是我国法院系统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也是多年来一直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很复杂，如证人不能受到较好的司法保护、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及损失得不到合理及时的补偿、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时法律上没有强制性的措施等等。勿须讳言，司法程序上的问题，通过司法手段解决是最有效的。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是对国家承担的一种义务，因为犯罪不仅仅被看作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而且还涉及对社会关系的侵害，国家要维护这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也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因此，每个知道刑事案件情况的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依法享有作证豁免权的除外)，这是公民对国家的一种义务，国家有权使用强制手段迫使证人出庭作证。但是，民事诉讼是解决平等主体之间人身、财产纠纷的，即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的“私权”问题。那么，在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义务?如果是义务，那么是对谁的义务?这是我们首先要在司法理论上明确的问题。

二、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性质分析

关于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性质问题，主要有权利说和义务说。

一是权利说，即主张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的权利，并非义务。此学说认为，民事诉讼是平等主体的当事人所进行的诉讼，这种纠纷所涉及的是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私权，并不涉及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作为案外人的证人与该纠纷无关，不能强加给他某种义务。如果当事人不能说服证人出庭作证，自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9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证人在人民法院通知的开庭日期，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由提供证人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由此可见，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并不承担任何不利的法律后果，该不利的法律后果是由当事人来承担的，证人是否出庭作证是其权利。

二是义务说，认为证人出庭作证并非是证人的权利，也不是对当事人的义务，而是为保证国家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服从国家利益的需要，对国家应尽的一种义务。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出现当事人自带证人出庭的情况。因此，对待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应在坚持权利与义务双重标准的前提下，强调证人出庭作证，首先是公民对国家应承担的义务。此说的依据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

三、两大法系对证人作证的性质归属问题的考据

普通法系实行的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庭审中采用的是抗辩制，证人出庭作证在普通法系庭审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按照普通法的一般原则，任何一个具有证人资格的人都负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在英国，采用的是证人传唤令状方式，即由审理案件的法院或举行审理程序的法院签发证人传唤令状，来保证证人出庭作证。在美国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发出并送达传唤令状，促使证人在主事官面前作证。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证人不出庭或不提供证言，则将被处以藐视法庭罪，并且承担其他有关的后果、制裁及救济方法。由此可见，在英美法系中，证人作证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在当事人未向法庭提交要求该证人出庭作证时，此时该证人是否作证是其权利，法庭不能依职权强行要求其作证；二是当事人向法庭提交要求该证人出庭作证时，证人有出庭并如实提供证言的义务，否则会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显而易见，在普通法系中，关于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的性质归属上，并不是证人的权利而是一种义务，但是证人作证，是对当事人、还是对国家或者其他组织承担义务尚不明确。

在大陆法系，基于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强调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是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一种义务。德国的法院把当事人与证人区别开来，证人对法院负责，而不区分原告方的证人和被告方的证人。但是，证人可以由当事人申请和指明。在法国，规定任何人均有义务为司法提供协助，以查明事实真相。日本也规定，法院除另有规定以外，无论什么人都可以作为证人进行询问。并对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出庭的证人规定了罚款、罚金及拘传的措施。可见，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被明确规定为是对国家的义务，法院可依职权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当事人也可以提出申请要求证人作证，但这种申请必须经过法院的认可。

四、证人作证是市场信用义务

如何正确看待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的性质呢?笔者认为主张权利说显然不妥，两大法系均认为证人作证是一种义务。

同时，笔者也不同意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是对国家的义务，一是因为民事诉讼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诉讼，是属于公民“私权”的领域，即使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参加诉讼，地位也是平等的。二是如果强调证人作证是对国家的义务，强调保证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就不能避免法院以国家名义强行干预诉讼，重新回到职权主义的老路，这与民事审判制度改革是背道而驰的。

笔者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就是信用经济的理念已逐渐深入人心。市民的概念已逐步向“市场人”的概念过渡。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诚实信用是其存在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知情的证人作证，是诚实信用基石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证人作证应当是一种市场信用义务。笔者的这一观点，有如下几种优势予以支持：一是可以避免权利说中证人作证责任的灭失，强调证人有如实作证的义务，可以维系市场经济社会的诚实信用原则，使经济和社会秩序健康有序发展。二是可以避免义务说中国家权力对私权的干涉。证人作证是市场信用义务，表明证人证言的提出要由当事人申请，国家不能依职权自行要求证人作证，以尊重和保障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的行使。

五、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构想

笔者认为，要使证人作证作为市场信用义务在司法实践中正常运转，需要当事人与法院的互相配合来实现。首先，如果当事人要求相关证人出庭作证，应向法院提出申请，并列明证人的基本情况，以及该证人能够证明的问题。法院只进行形式上的审查，且一般都应予准许。其次，如果应出庭的证人未出庭的，法院应向申请该证人出庭的当事人提出，如当事人表示不再要求其出庭作证的，除非涉及公共利益，法院不得依职权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再次，当事人提出申请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而该证人不愿出庭作证，如法院认为该证人确有可能证明案件的实质性问题，应由法院强制该证人出庭作证。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当事人的书面申请，二是该当事人有证据证明该人确为本案证人。

证人范文篇2

关键词：警察证人；比较；必要性；范围；障碍；路径

警察能否出庭作证？如果能，他是以什么身份出庭作证？对此，在国外或许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世界多数国家的检察机关有权要求甚至命令了解案件的侦查员（实践中主要是警察机关的刑事警察）作为控方证人出庭作证[1]。然而，在我国刑事庭审中，警察出庭作证在司法实践中十分罕见[2]，更多的则是以某某刑侦队或某某派出所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有单位印章而无证人落款。例如“关于被告人某某某报案情况的证明”，“关于审讯情况的证明”等。[3]即便偶尔有辩护律师坚持要求法院通知警察出庭的，法官要么以“没有先例”搪塞，要么不习惯甚至不太敢“通知”警察出庭作证，难怪龙宗智教授将警察不作证列入中国作证制度三大怪现状“黑名单”之中[4]。因此，警察能否出庭作证就成了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就此作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警察出庭作证——两大法系之比较

尽管警察出庭作证在许多国家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于文化背景、法律传统、价值取向、诉讼观念、证据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两大法系对这个问题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较大分歧，尤其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警察能否出庭作证仍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因此，很有必要就两大法系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作一梳理，以期发现可借鉴之处。

（一）、英美法系

在英美法系的证据法上，证人是指一切用自己的言词、语言、思想意识等形式对案件事实做出证明的人，不管其在诉讼中的地位如何，都可称之为证人。这表明英美法系国家的证人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括了所有在诉讼过程中向司法机关提供口头证词的人。[5]因此，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警察经常作为控方的证人出庭作证，辩方也可以依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需要传唤某个警察出庭作证。如在美国，警察出庭作证非常普遍，只要案情需要，警察就必须出庭作证，且要像普通证人一样宣誓，然后接受辩护方的讯问和质证。如果宣誓后说谎，将构成伪证罪；而如果置法院的通知于不顾，则可能构成妨害司法罪。[6]在著名的O.J.辛普森刑事诉讼案件中，辩方律师正是抓住了警察出庭作证时的漏洞[7]，才使辛普森免去了牢狱之灾。

在英国，如果被告人向法庭声称其供述是或者可能是基于逼供或者基于非法手段（如逼供）或其他不适当手段（如可能影响供述的可靠性时）做出的，法庭应当将不利于被告的供述予以排除，除非控诉方能够向法庭证明该供述并非是上述情况下获得的。[8]只要控诉方在向法庭证明被告人供述并非“非法”时，就要提供一定的证据来证明口供系通过合法程序以及合法手段获取的。而控诉方即检察官不是直接收集证据的人，再加上英国刑事审判实行传闻证据规则，所以这在客观上要求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并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以证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正如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在赴英考察报告中指出：“英国司法界有句著名的箴言：‘警察是法庭的公仆’（Policemanisthepublicserviceofthecourt），讲的是警察有义务为法庭审判的顺利进行、为保证司法公正提供服务的意思。其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是警察服务于法庭审判的一个重要体现。……在司法实践中，警察经常是作为控方的证人，接受控诉一方的传唤而出庭作证的。但是辩护一方根据辩护的需要也可以自行传唤某一警察出庭作证。在出庭作证问题上，警察与其他普通证人负有同样的义务和责任。控辩双方传唤警察出庭作证的目的在于，了解警察实施某一侦查行为的情况，如逮捕、搜查、扣押、讯问、现场勘验等，使法庭明确警察对某一事物证据的保全情况，等等。由于英国法律强调警察为支持公诉服务的观念，加上有健全的法律保证，因此实践中很少发生警察在接受法庭传唤后拒不出庭作证的情况。”[9]

在澳大利亚，《1995年证据法》第12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之外：（a）任何人皆有作证之资格；以及（b）有资格就某一事实作证的人有义务作证。”[10]而从该证据法第13条、第16条等规定的排除情况来看，“另有规定”并不包括警察在内。所以在澳大利亚，警察也具有证人资格，可以出庭作证。而且该法第33条还对警察如何出庭作证做出了进一步规定：“警察提供的证据：（1）尽管第32条有规定，但在刑事诉讼中，警察可通过宣读证词或者根据其先前撰写的证词引导作证，为控方提供直接证据（evidenceinchief）。（2）除以下情形之外，警察不得以上述形式作证：（a）在有关事件发生时或者发生后不久，警察提供的证词；以及（b）警察签署了所提交的证词。（c）在为确定是否起诉而对证据进行听审前的合理期间内，以向所指控的嫌疑人或者嫌疑人的律师开示警察证词之副本。（3）本条对警察作证之规定，亦适用于作证时曾任警察的人。”[11]

（二）、大陆法系

在大陆法系国家，警察出庭作证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较大争议，而且在法律上也缺乏明确的规定，所以这个问题似乎仍悬而未决。

根据大陆法系传统理论，一般认为证人是专指向司法机关陈述所知案件情况且又不具有其他诉讼身份的人员，从而把当事人、犯罪被害人及鉴定人均排除在证人的范畴之外，而是将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害人的陈述以及鉴定结论从证人证言中划分出来，另作三种独立的证据种类。[12]因此，大陆法系大多数国家的传统理论主张主办案件的法官、检察官及协助其侦查犯罪的警察不得同时为证人。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95条就明确规定：“司法警官和警员不得就从证人那得知的陈述内容作证。”第197条规定：“不得兼任证人的情况：……4）在同一诉讼中担任法官或公诉人职务的人以及他们的助理人员。”[13]也有学者认为，“警察与检察官是以同一立场、处理同一事物，如果允许警察在法庭上作证，会对保障被告人的权益不利。”[14]。不过，具体到不同的国家，警察能否出庭作证也不能一概而论。

在德国和法国的司法实践中，警察是可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德国学者ClausRoxin在《德国刑事诉讼法》一书中指出，如果警察人员以证人身份被讯问时陈述，其虽然无法对该案有所记忆，但其所制作之所有的检举告发书状已尽力符合真实了，此时依联邦最高法院之见解，则审判的刑事法官得依据该书面的及该制作检举告发书状的警察所为之空白保证（Blankoversicherung），就被告之罪责以自由心证之方式来形成确信（BGHSt23,213;BGHNJW70,1558）。[15]这段话无疑暗示警察是可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在法国的轻罪审判程序中，法官讯问被告人之后，就是询问证人，而询问证人通常是先询问检察官的证人，警察最先，专家证人最后，然后询问被告人、民事当事人的证人。[16]这说明法国的警察同英美法系国家一样都可以作为控方的证人出席法庭作证。

在前苏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2条的规定，如果担任侦查员或调查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的人了解案件的某些极其重要的情况，那么他就应当自行回避对案件的侦查，因为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传唤当证人。[17]这表明承担侦查任务的侦查人员或调查人员不能同时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但也有学者认为：“尽管调查人员、控诉人员、审判人员……执行的职务同证人的义务被认为是不相容的，但法律并没有禁止在必要时把上述人员作为证人进行询问。”[18]所谓“必要时”，按照前苏联Ρ•Д•拉洪诺夫博士的说法是指：侦查员进行侦查，或法院进行审理的时候，由所获得的犯罪材料来看，侦查员需要查明进行调查的条件，或法院需要查明进行侦查或调查的条件时，也只有为此目的，才可以把执行调查职务的人作为证人传唤到侦查员那里进行讯问，或者把侦查员或执行调查职务的人作为证人传唤到法院。[19]

在我国台湾，有学者认为：检察官处于原告地位，固不得为证人，然而处于协助地位之人（即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既与被协助者有利害关系一致，则是否应具有证人能力，不无研究余地。[20]言外之意，警察出庭作证并非没有可能。有的台湾学者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警察不但可以就其侦查过程中亲身观察到的事实作证，甚至可以就间接体验的事实亦能作证，即：“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员虽从事于该案件之侦查业务，但于该案件之审判程序中，即非当事人，又不参与审理。固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就其因职务上观察事实，法院仍得以之为证人加以传讯。唯证人之性质，限于陈述自己所体验之事实，具有不可替代性，如许其因实施侦查阶段所体验之事实加以陈述，与以检察官，为证人无异。至其所体验之事实，系因其执行职务时所直接体验者固勿论，即其间接体验者，既非居于诉讼当事人地位，仍得以之为证人；但其供述仅具有传闻供述之性质。”[21]日本学者田口守一也认为：“司法警察职员不是当事人，可以作为证人。”[22]因此，在日本，司法警察可以就勘验结果在公审日期作为证人而受到讯问。[23]台湾著名法学家蔡墩铭则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角度主张：“司法警察官员负有调查犯罪之义务，亦因如此，必须对其调查之犯罪负有作证之义务。在调查犯罪时取得被告自白之司法警察官员，应对其取得被告自白之经过及自白任意性分别予以作证，以证明其取得自白之合法性，俾法院得采用被告之自白证据。”[24]

（三）、比较

通过对两大法系在警察出庭作证问题上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的区别与联系。

1、共同点

首先，警察出庭作证具有法律许容性。考察两大法系证据立法我们可以得知，西方国家虽然普遍规定“除有特别规定之外，所有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或者任何人都可以作为证人”，但“特别规定”排除的大多限于法官、检察官、与当事人有一定亲属关系的人员、生理心理上有缺陷不能辨别是非或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以及因职务上的原因掌握国家或他人秘密的人员（如医生、律师、宗教职业者、情报人员等）[25]，而没有明确将警察排除在证人之外[26]。因此，除了极少数国家法律明确规定担负侦查职责的警察不能同时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之外，两大法系在法律基本上都许可警察出庭作证。

其次，刑事诉讼规律使然。众所周知，在现代刑事诉中，无论是在侧重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英美法系，还是在侧重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大陆法系，刑事诉讼都是以控诉、辩护和审判三种基本职能为框架而构建的，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其区别只是在于程度不同而已，这从两大法系刑事诉讼模式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大趋势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刑事诉讼的这个基本规律表明，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在两大法系尽管在具体分工和相互关系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侦查权和公诉权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和目标上的一致性，侦查人员和公诉人员都可以视为承担控诉职能的主体，二者均以如何使控诉获得成功为己任，所以警察出庭作证以支持检察官的控诉实属天经地义。

最后，落实刑事诉讼基本规则的需要。其一，现代刑事诉讼要求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大陆法系）或传闻证据规则（英美法系），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所有证据材料必须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接受控辩双方的公开举证、质证或交叉询问，以甄别证据的真伪，从而促进法官公正断案，如果警察不出庭作证，将使这一原则落空。其二，现代刑事诉讼要求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如果警察不出庭就证据的收集是否合法接受辩方的询问与质证，那么非法证据难以得到真正揭露，在这种情况下，排除非法证据就成为“无源之水”。

2、不同点

两大法系尽管在警察出庭作证问题上有诸多共性，但是它们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认为，其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二者对证人界定上的巨大分野。如前所述，根据英美法系证据理论，证人是指一切用自己的言词、语言、思想意识等形式对案件事实做出证明的人，不管其在诉讼中的地位如何，都可称之为证人。因此，警察出庭作证是题中应有之意。然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传统证据理论中，证人是专指向司法机关陈述所知案件情况且又不具有其他诉讼身份的第三人，但警察在诉讼中承担侦查职能，所以协助检察官侦查犯罪的警察不能同时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否则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观点越来越受到一些人的挑战。

二、警察出庭作证的基本依据与价值基础

在我国，不论是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还是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均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并对证人的范围做出了限制性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据此，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了解案件情况并向公安司法机关作证的诉讼参与人[27]。证人具有三个基本特征[28]。首先，在诉讼之前了解案件情况，所以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其次，证人与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自己不能给自己作证”。最后，证人是自然人而不应当包括机关团体、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再加上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明确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因此，在我国的诉讼中，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不能同时充当本案的证人，因为那样与其诉讼职责不相符合，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29]正因为如此，警察出庭作证在司法实践中十分少见。那么，警察到底该不该出庭作证？我们认为，不管是从借鉴国外经验出发，还是从诉讼法理分析，抑或从司法实践予以考量，警察都应当出庭作证，其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从总体上看，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已经建立了符合现代诉讼法理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30]，对此我们没有必要固步自封，盲目遵从传统。具体说来，警察出庭作证具有以下三个理论基础。

1、检警一体理论。为了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保障控诉获得成功，基于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共同的追诉职能，无论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一般都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指挥权、参与权、指导权、监督权等权力，即实行所谓“检警一体化”。[31]在检警一体化模式下，警察是检察官的当然助手和控诉支持者。一方面，在侦查阶段，警察要在检察官的领导、指挥下展开侦查工作，根据检察官的要求收集证据，抓获犯罪嫌疑人或采取强制措施，直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足以保证控诉的成功为止。另一方面，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警察必须根据检察官的要求补充侦查以提出新的证据材料，或者必要时检察官要求负责讯问、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的警察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以言词的方式向法院说明自己收集的证据系合法所得，以便有效地反驳辩护方提出的证据与主张。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随着现代社会民主与政治的不断发展以及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权利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国家的权力越来越受到一定限制。这反映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就是越来越强调程序公正与保护人权，国家决不能因为控制犯罪的需要而过分追求实体真实或者不择手段，惩罚犯罪也决不能以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为代价。而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恰恰与上述理念相违背。有鉴于此，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无不通过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予以规制。但是，如何确认非法证据的存在进而对其予以排除在客观上需要警察出庭作证对其取证行为加以说明。这是因为，一方面，公诉人对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过程缺乏详细地了解，如果他仅凭侦查笔录或者侦查机关的情况说明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负责侦查案件的警察对收集证据的全过程了如指掌，所以对证据是否合法心知肚明，此时由警察出庭就证据的合法性予以阐述最合适不过，因此，从客观上讲，公诉人员需要警察出庭作证对其取证行为的合法性予以阐述以反驳辩方就某个证据的合法性提出的质疑。另一方面，被告人对其是否实施犯罪行为最为清楚，再加上其本身就是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对象，因而它对于警察是否非法收集证据也知根知底，当然需要警察出庭作证并渴望非法证据能够得到排除，从而保护其合法权益。可以说警察出庭作证是控辩双方“双赢”的要求。

3、直接言词原则或者排除传闻规则。为了确保程序公与审判公开，在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审判中非常强调直接言词原则的运用。该项原则其中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在法庭上提出的任何证据材料均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诉讼各方对证据的调查应以口头方式进行，如以口头方式询问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等，以口头方式对实物证据发表意见等，任何未经在法庭上以言词方式提出和调查的证据均不得作为法庭裁判的根据。[32]英美法系国家中尽管没有确立直接和言词原则，却设有与之相关的“传闻证据规则”（hearsayrule;ruleagainsthearsay）。[33]根据这一规则，提供证言或者证据材料的原证人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出庭，当面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而禁止法庭采用“传闻证据”（hearsayevidence）。上述情况表明警察应当出庭就有关的取证行为向法庭陈述，而不能以侦查笔录代替之。[34]

其次，如果说警察出庭作证在我国立法上还不甚明了或者存在某些缺陷的话，那么刑事司法实践的状况迫切需要警察出庭作证。其主要表现有：

1、警察有义务向法庭说明其收集的证据的来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50条[35]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0条的规定[36]，公诉人应当就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的来源、特征等作必要的说明，让辩方辨认并发表意见。而控辩双方难免发生争议，一旦发生争议，根据《规则》第341条的规定[37]，公诉人应当出示、宣读有关诉讼文书、侦查或者审查起诉活动笔录。如果控辩双方对上述笔录仍存在争议，公诉人根据需要，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负责侦查的人员出庭陈述有关情况。[38]另外，《解释》第138条也规定：“对指控的每一起案件事实，经审判长准许，公诉人可以提请审判长传唤……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员出庭作证……被害人及其诉讼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其诉讼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分别提请传唤尚未出庭作证的……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出庭作证……。”显然，这里的勘验、检查笔录的制作人包括警察。

2、非法证据能否得到排除需要警察出庭作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为使上述内容得到贯彻实行，《解释》第61条以及《规则》第265条均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确定。但是在庭审之中如何判断证据是否非法？我们认为，让警察出庭作证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理由如前所述，此处不再重复。其实，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的非法证据得不到合理排除恐怕与警察不出庭作证不无关系。

3、是否存在无罪、罪轻的证据需要警察出庭作证予以说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第98条、第110条、第114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应当收集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或者无罪、罪轻的各种证据材料。不仅如此，根据《规则》332条的规定，在法庭审理中，公诉人应当客观、全面、公正地向法院提供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或者罪轻的证据。如果辩方认为公诉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未向法庭提交有关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时，那么辩方可以根据“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第2款、第41条以及《规则》第344条的规定，通过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取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如果检察机关对无罪、罪轻的证据材料予以否认，那么让警察出庭就此加以说明必不可少。

最后，笔者认为，之所以强调警察应当出庭作证，还在于其体现了下列价值。

1、警察出庭作证有助于厘清一系列司法实践中的错误认识，从而树立正确的诉讼理念。这主要表现为：（1）纠正证据的概念。在我国刑事庭审中，由公安机关出具的“关于被告人某某投案情况的证明”、“关于审讯情况的证明”、“关于某某报案情况的记录”等材料被大量地采用。然而，这些材料是证据材料还是证据？如果它是证据材料，那为什么在判决书中又被采用？如果它是证据，那么它属于什么哪一类证据？这恐怕是难以回答的。[39]而如果允许警察出庭作证，这些可以视为证人证言。（2）纠正证人的概念。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与实践界一直坚持证人优先原则、证人不可替代原则，从而反对在同一案件中将担任侦查职责的警察同时作为证人。而警察恰恰能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对这个问题，下文再作阐述，此处从略。（3）纠正警察特权思想。警察承担维护社会安全与侦查犯罪的重任，在侦查过程中从来都是讯问或讯问的主角，让其屈尊下驾出庭作证接受曾经被其拘留、逮捕和讯问的被告人以及辩护人的质询，恐怕使警察在这一角色转换过程中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究其原因就是警察特权思想作怪。

2、警察出庭作证有助于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这主要表现为：（1）抑制警察非法取证行为。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警察非法取证行为在很多地方还相当普遍。而这同警察不出庭作证恐怕不无关系。因为在警察不出庭作证的情况下，辩护方由于得不到同证据提供者即警察当庭质证的机会，所以有时很难揭露并证实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即便检察官、法官对此有所警觉，往往由于他们对警察不出庭作证采取容忍态度而使其非法取证行为不了了之。（2）提高证人出庭率。长期以来，我国证人出庭率比较低，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贯彻落实新的庭审方式。但如果警察能够出庭作证，无疑会对证人起到表率作用，从而带动证人出庭作证。（3）解决恶意翻证、翻供问题。在刑事庭审中，当被告人翻供或者证人翻证时，如果警察能够出庭作证同他们进行对质，无疑能够有效地戳穿他们的谎言。（4）保障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一方面，警察由于出庭作证，使被告人的质证权得到实现，从而彰现程序公；另一方面，这有助于被告人通过揭示非法取证行为，使法庭排除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从而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和提高其防御能力。

3、警察出庭作证有助于理顺公检法之间的关系，构筑科学的司法体系。这主要表现为：（1）它有助于改变目前我国侦检机关互相独立、检警分离的状况，使控诉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确立核心地位。（2）它有助于改变检察官法律监督者的地位，促进检察官当事人化。（3）它有助于法院确立“最终裁判者”的地位和保障法官在庭审中居于核心地位，从而将审前程序尤其是侦查程序纳入司法审查的控制之中。(4)它有助于实现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从而真正构筑对抗制的审判方式。

4、警察出庭作证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在我国刑事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常常辩称警察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而要求排除非法证据。面对这种辩护理由，检察机关一方面因为证据并非自己收集，加上警察又不出庭与其当庭对质，所以公诉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无法对此予以回应。但为了确保司法公正和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公诉人又不能不对此一概不予理睬。这往往迫使法官宣布延期审理，以查清侦查人员是否有非法取证行为。但检察机关对警察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往往由于碰到各种阻力或者取证困难而无功而返。而辩方有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却不依不饶，这就常常导致案件久拖不判，既有违司法公正也不利于司法效率。而一旦侦办案件的警察出庭作证，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当庭解决上述问题而不必延期审理，从而减少波斯纳所说的“错误消耗”，提高司法效率。

三、警察出庭作证的身份界定与作证范围

（一）、警察出庭作证的身份界定

从前面两个部分的论述来看，警察应当出庭作证，但警察应以什么身份出庭作证呢？这恐怕也是我们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我们认为，警察应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警察可以称之为警察证人。[40]

目前，在学术界和实践界反对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理由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1）证人必须是在诉讼之前了解案件情况，所以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而警察只是在侦查机关立案之后即在参与侦查过程中才了解到有关案件情况，而且警察是可以替换的，所以警察不能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2）证人必须是当事人以外的诉讼参与人，且与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自己不能给自己作证”。而警察是行使侦查职能的工作人员，如果允许警察出庭作证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3）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曾担任过本案证人的侦查人员应当适用回避。据此，我们不难看出警察能否出庭作证的症结就在于如何对证人进行界定。据笔者考察，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均对证人这一貌似简单而实则复杂的概念普遍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并未真正掌握证人的科学含义，因此，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是一个亟待重塑的概念。我们认为，如何科学界定证人的含义以及正确理解警察与证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弄清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证人所知道的案件情况是否包括程序性事实？

一般认为，作为证人的重要前提是其必须知道案件情况。显然，这里的案件情况应当包括实体性事实，但是否包括程序性事实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其理由主要有：（1）刑事诉讼过程既是一个适用实体法的过程，也是一个适用程序法的过程，而适用程序法的过程必然产生程序性事实。（2）就案件本身而言，它是一个程序法上的概念，如果没有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等程序，那么，犯罪分子实施的犯罪行为由于没有受到国家机关的追诉而只能作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存在而不具有任何诉讼意义。如已过诉讼时效的犯罪行为。（3）程序性事实有时可能成为控辩双方的争议事实，法官应对此予以查清而不能置之不理。否则，会对是否正确定罪量刑产生一定影响。如不对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行为予以澄清，就难以判断被告人口供的真实性，进而对被告人是否定罪量刑也无从谈起。案件情况包括程序性事实这一命题对警察作证有何关联呢？笔者认为，这一命题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警察出庭就某些程序性事实作证找到了理论依据，实际上警察出庭作证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予以说明，以防止侦查人员所取得的证据因为是非法手段获得的而遭到排除。试想，如果只允许证人就实体性事实进行证明，那么，一些影响定罪量刑的程序性事实根本无法查清，因为在一些情况下，某些侦查行为只有其实施者本人知道。而对这些必须查清的程序性事实若不查清，就可能导致司法不公。例如，实践中的许多冤假错案之所以会发生很多就是因为没有查清非法取证行为这一程序性事实。

2、警察作证是否违反证人的不可替代性特征？

根据学术界的通说，证人是以本人所知道的情况对案件事实作证的人，所以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笔者对此表示赞同。但以此为由推导出“证人优先原则”进而反对警察作为证人并不能成立。因为，警察作证与证人的不可替代性特征是不矛盾的。不可否认，就执行某项侦查任务而言警察的确具有可替代性，因此，若允许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看上去似乎同证人的不可替代性相矛盾。笔者认为，这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而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因为，警察一旦执行某项侦查任务，他就成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的特定人，如侦查人员接受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情况，侦查人员在跟踪、盯梢、诱惑侦查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等等，此时他又成为不可代替和不可选择的人。

3、警察作证是否属于“自我证明”？

我国证据理论一般认为，与本案审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不应该成为证人，由此，推导出诉讼当事人不能作为证人对待，以免其有偏见性的证言导致错判。否则，就是违反“不能自我证明”这一法理。如果警察能够出庭作证岂不是造成侦查人员既侦又证？这会不会导致错案？客观上讲，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是若转换一下思路，这种担心就大可不必了。（1）不可否认，侦查人员作为证据的提供者，他既是取证行为的实施者又是取证行为的见证者。所以，从警察作证的内容上看，他的确是在就自己的取证行为作证。但是，侦查人员不是诉讼当事人，他在法庭上作证本质上是为了支持公诉人的控诉，或者是为了满足辩方质证权的需要。虽然警察作证有时会导致对己不利的后果，如因非法取证而受到的行政处分等，但他对控诉本身能否获得成功并不承担责任。（2）就算警察作证是“自我证明”，但它提供的证言像其它证据一样也要受到法庭的审查判断之后才能采信。因此，冤假错案的产生并不在于谁作证人而是在于证明内容的谬误。难道“不自我证明”就能避免错案？

4、警察作证是否违反回避这一诉讼法理？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担任过本案证人的侦查人员应当适用回避。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侦查人员如果在本案中曾担任过证人，为本案提供过证言，就有可能对案件事实或案件的实体结果产生先入为主的预断，无法再客观、冷静地收集证据，从而导致不公正。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合理的。主要理由如下：（1）从诉讼发展过程来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要经过法庭审理之后才能最后确定，而等案件移送到法庭审判时，侦查人员实际上早已完成本案的侦查任务，不可能发生身份竞合情形。也就是说，在法庭审理阶段，警察的侦查人员身份与证人身份处于分离状态，或者说是，警察的身份已由侦查阶段的侦查人员转换为审判阶段的证人。因此，以侦查人员不能身兼二任为由反对警察出庭作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看到警察的身份可以发生分离或者转换这一规律。（2）侦查人员的职责就是收集证据，至于是否客观公正要到审判阶段受到法官的司法审查之后才能予以评判。如果因为侦查人员可能无法客观地收集证据而使其回避，那么侦查人员适用回避的情形远远不止这些。照此推理下去，侦查人员是不是都要适用回避？正如有人指出，刑事司法公正从侦诉人员回避做起，实际上是把侦诉人员均视为案件的处理者，混淆了作为刑事诉讼一方的侦诉人员与刑事诉讼裁决者之间的界线。[41]（3）在特殊情况下，如在侦查人员跟踪、盯梢、诱惑侦查过程中，往往只有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在现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不供罪又让侦查人员回避而不出庭作证，那么势必会放纵犯罪。

5、证人了解的案件情况应当以什么时间为标准？

学术界普遍认为，证人是在诉讼活动开始前就知道案件情况的人，警察是在参与侦查活动之后才知道案件情况的，因此警察不能作为证人。如果警察在诉讼活动开始之前已经知道案件情况，他应当作为证人履行作证的义务，而不能再兼任侦查人员。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1）如前所述，证人作证的内容不单单是犯罪事实，而且包括程序性的事实，如作为特殊证人的见证人实际上就是对程序性事实进行作证，而程序性事实不可能发生在诉讼活动以前。（2）案件情况在诉讼中经常会发生变化，而在诉讼活动开始之后发生变化的案件情况[42]往往也对刑事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这些情况也应当查清楚，否则，对案件的处理就有可能不全面，从而导致不公正。但是，若对这些发生变化的案件情况予以查清，就离不开证人的作证。问题是，有些时候这些情况只有侦查人员才能知道，如侦查人员通过秘密侦查手段所知道的犯罪嫌疑人同其他人订立攻守同盟情况，因此，在此时，应当允许侦查人员作证。

综上所述，从本质上讲，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具有合理性，但应当对我国诉讼中的证人概念予以重新认识和界定。

（二）、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

尽管警察可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但警察客观上又在行使侦查权，所以警察毕竟不同于其他证人，这就决定了警察作证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不能让警察就其了解的所有情况都向法庭作证。否则，它是不利于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认为，只有在下列几种情况下，控辩双方或法官才可以要求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提供证言：

1、警察如果在犯罪现场目击犯罪事实发生，或者当场抓获犯罪行为人，或者重大犯罪嫌疑分子进行投案时，或者犯罪行为人投案自首时，那么以后法院在对这起案件进行审判的过程中，该警察应当就他所目睹的犯罪过程或者抓捕经过或者盘问、受案情况出庭加以证明。例如，警察在巡逻时发现某人盗窃仓库内的货物时，他应当出庭就盗窃的时间、地点、手段、物品等情况出庭作证。

2、警察实施现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辨认等活动时，即使是当场制作的笔录，也不能完全保证其内容就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如果控辩双方对此有疑问，警察应当出庭就勘验、检查、搜查、扣押、辨认等活动的进行过程提供证词，以便当庭核实这些笔录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例如，对于警察在现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活动中获取的某种实物证据的提取过程、保管过程，如果辩方对该实物证据是否是原物存在异议，或者提出该实物遭到人为地破坏，或者要求控方提供其在犯罪现场遗留下来的对己有利的实物证据时，警察应当出庭证明整个实物证据的提取过程和保管过程是否合法。又如，当辩方对证据及其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时，警察应当出庭陈述，以证实没有实施刑讯逼供、没有非法搜查、扣押等。

3、警察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秘密侦查手段通常是在犯罪嫌疑人未察觉的条件下进行的，且往往没有第三者在场见证，警察的大多数侦查行为都是自行决定、自行执行，缺乏必要的制约，其中难免会发生偏差。为了防止警察有意或无意地歪曲犯罪嫌疑人的意愿，让警察出庭接受审查以证明秘密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庭审阶段，警察的秘密侦查行为业已完成，没有必要对此继续保密。

4、在必要的时候，如辩方确有异议，或者侦查行为本身有瑕疵，刑侦技术人员应当出庭作证，对侦查活动中的有关专门性问题予以说明，如涉及现场勘查的摄影技术、痕迹的固定、判断以及物证的提取、处理技术等。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侦查机关自侦自鉴的状况下更应如此。

5、如果辩方声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警察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或律师取得的证人证言同警察获取的证人证言有较大出于且难以判断孰是孰非，而且上述情况能够引起法官合理怀疑时，警察应当出庭与被告人以及相关证人进行对质，以判断口供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6、使用“诱惑侦查”获得的证据。诱惑侦查，又称侦查陷阱或者“警察圈套”（policeentrapment），是指警察、司法人员或者他们的人（如“卧底”、“眼线”、“特情”等）为了获得对某人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而诱使其实施某种犯罪的行为。[43]诱惑侦查手段的运用是现代社会同犯罪作斗争的客观需要。实践证明，诱惑侦查在某些无特定受害人的对偶性违法犯罪、有组织犯罪和智能性犯罪案件中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据广西桂林某城区检察院统计，该院在1998年6月受理犯罪和假币犯罪案件94件130人，其中就有80.85%的案件运用了诱惑侦查手段。[44]然而诱惑侦查好似一柄双刃剑，如果使用不当就会伤及无辜。而且我国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均没有规定什么样的诱惑侦查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在理论界，有人分析后指出，如果警察的侦查陷阱是“主动行为”或“积极行为”，即该行为本身具有引诱或鼓励犯罪的性质，那么这样获得的证据就不能采纳；如果警察的侦查陷阱是“被动行为”或“消极行为”，即该行为本身仅仅提供了一种犯罪的机会，这样的侦查陷阱获得的证据就应当可以采纳。[45]但是究竟如何判断侦查陷阱是“积极行为”还是“消极行为”需要警察出庭进行作证。

从上述情况来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警察不仅应就程序性事实出庭作证，而且应就实体性事实出庭作证。

四、创设警察证人的可能障碍与基本路径

（一）、创设警察证人的可能障碍

尽管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警察出庭作证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是在现实语境下让警察出庭作证必将困难重重。我们认为，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警察出庭作证主要存在以下障碍。

1、立法缺陷。首先，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不甚明确，导致理论和实践上对警察是否具备证人资格在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偏差。特别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关于侦查人员不能同时兼任证人的规定直接导致刑事司法实践中警察出庭作证少之又少。其次，虽然能从我国有关司法解释中找到警察出庭作证的些许依据，尤其是《规则》第343条和《解释》第138条的规定是我国关于警察出庭作证的最直接依据，但是这些司法解释往往只对本部门有效，加之公安部门又缺乏相应的配套解释，所以上述两条规定对侦查机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约束力。难怪有的法官无奈的说：“通知归通知，（警察）来不来我们就管不着了。”[46]因此，实践中，法官、检察官对警察出庭作证要么“遮遮掩掩”，要么持“暧昧”态度。最后，虽然从《刑事诉讼法》第43条以及《解释》第61条规定的内容来看，我国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这两条规定还相当笼统从而操作性不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警察出庭作证的难度。

2、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模式。长期以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进行刑事诉讼一直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它通过对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界定，从法律上确立了中国“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构造。在这一构造之中，侦查、起诉和审判成为三个完全独立而互不隶属的诉讼阶段，犹如工厂生产车间的三道工序，即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被看作刑事诉讼这一流水线上的三个主要“操作员”，他们通过前后接力的诉讼活动分别代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审判三个环节上分别进行流水作业式的操作，以此共同致力于实现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和任务。不可否认，这一诉讼构造对于惩罚犯罪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其弊端亦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公检法三机关分别在三个阶段各自独立地实施诉讼行为，使法院难以对检警机构的追诉活动实施真正有效的司法控制，司法裁判活动与侦查、起诉相互平衡而无法在刑事诉讼中居于中心地位，从而导致警察是否出庭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公安机关手里。另一方面，公检法三机关的目标的一致性以及它们之间前后递进和接力互补的关系，使得检警机构的案卷材料对法院的裁判结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法院的审判只不过是对侦查结论的正确认定而已，造成警察的诉讼活动随着侦查终结而终结，警察是否出庭作证已无关紧要，因为法院在检警机构的追诉活动完成之后，实际发挥着继续追诉的作用，即充当“第三追诉机构”的角色。

3、检警分离。如前文所述，在世界许多国家，大都实行“检警合一”，通过赋予检察机关对警察侦查活动的指挥权、参与权、指导权、监督权，使警察成为检察官的助手和控诉支持者，因此，警察必要时可以出庭作证以保证检察官的控诉获得成功。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导致检警在实质上处于分离状态，检察官仅仅对侦查活动有事后的监督权而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与权威指挥警察的侦查行为，更没有直接命令警方出庭协助公诉的权力。这导致检察机关在庭审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正如有人指出：“在实践中，侦查机关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非法搜查、扣押、窃听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行为仍然屡禁不止；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越来越多地辩称其口供系通过刑讯逼供、威胁、欺骗、引诱等方法获得。面对这种辩护理由，检察机关一方面因为证据并非自己收集，也不需要自己负责而漠然置之，另一方面又因为自己没能查明证据系非法证据而处于被动境地。但当检察机关准备防止或消除这些非法证据的产生时，又感到无能为力。”[47]

4、思想观念。警察出庭作证在理论上似乎并不难阐明，但实践中为何步履维艰？我们认为，这固然事关技术因素，但思想观念的障碍有时更具隐蔽性、破坏性。当前，警察难以出庭作证与下列思想观念有关。首先是怕麻烦的思想。由于我国立法对直接、言词原则或排除传闻证据规则缺乏完整的规定，导致卷宗、书面证明材料的使用未受到应有的限制，因此，一些法官和检察官可能认为侦查机关的案卷已经很完备了，干吗要耗费有限的司法资源来要求证人（包括警察）出庭作证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这样，当辩方要求警察出庭作证时，法官和公诉人常常会以各种理由驳回其请求，或者干脆宣读侦查机关制作的笔录、证明材料了事。其次是警察的特权观念。警察承担维护社会安全与侦查犯罪的重任，在整个国家权力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他们的观念中自己从来都是讯问或询问的主角与发动者，那时成为被质问的对象？加之“官本位”思想作怪，在某些地方“警察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因而某些警察具有强烈的“优越感”，让其屈尊下驾出庭作证接受曾经被其拘留、逮捕和讯问的被告人以及辩护人的质询，不仅对他们来说是感情上的极大“伤害”，而且他们往往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乃至产生抵触情绪，认为这样会有损警察的形象和不利于以后的侦查工作的开展。最后是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实行的是“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模式，公检法三机关相互独立、互不隶属，对公安机关来说，警察既不是“法庭的仆人”，也不是检察机关的“助手”，难以树立以公诉为中心的服务观念，而常常是案件一侦结，只要将侦查卷宗一移交就万事大吉了，在这种背景下，警察对“出庭通知”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只能令法官无可奈何。

5、警察出庭作证难免对警察自身以及侦查工作产生一定影响。（1）警察出庭作证无疑会加大警察自身的职业风险，这可能使警察不愿意出庭作证。因为，一旦警察出庭作证，很可能使自己的非法取证行为当庭或当众暴露，从而使自己感到很难堪，甚至事后还遭受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制裁。我们认为，这恰恰是创设警察证人制度的目标之一，牺牲少数害群之马的所谓利益对改善整个执法环境有利。警察证人制度正是通过这种警醒作用培养警察依法侦查的意识，从而减少非法侦查行为。（2）警察出庭作证无疑会加大警察的负担，这在我国犯罪数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应当说，这个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解决不好，可能会影响公安工作的稳定。我们认为，一方面，这可以通过加大投入和限制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加以缓解，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这点牺牲是值得的。

（二）、创设警察证人的基本路径

创设警察证人制度可以说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动一发而牵全身，所以在法治观念尚未深入人心、司法体制尚未理顺以及诉讼理念与制度存在重大缺陷的背景之下，再加上传统习惯的固有惰性，如何确保警察出庭作证并非一蹴而就，恐怕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笔者在此不敢揣想实际上也不能为这个问题提供完美的答案，我所能做的是试图从理论上提供一些基本思路或途径，至于是否可行还有待于专家学者们进行论证以及实践的检验。

1、转变思想观念。警察出庭作证虽然涉及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但这是技术层面，实际上技术层面要克服的最大障碍不是来源于理论本身，而是来自于观念的革新。对警察出庭作证的正确态度有待于司法实践部门，尤其是公安机关对此问题的重新定位与认识。当前所要解决的是：（1）警察应破除特权思想，树立以公诉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接受“警察是法庭的仆人”、“警察是控诉的助手”等现代刑事诉讼理念。（2）法官、检察官应改变对警察过分信任的态度，改变传统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不分家”的专政观念。

2、完善有关法律。（1）修改《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在坚持检察官、法官不能同时担任证人的同时，去掉该条关于侦查人员不能同时兼任证人的规定。（2）修改我国证据立法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即扩大可以作为证人的人的范围，明确规定必要时警察应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就有关问题作证。（3）通过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包括警察在内的证人拒证制裁条款等来构建保障警察出庭作证机制。（4）明确规定检察官在必要时可以命令警察出庭作证，或者由法官传唤警察出庭作证。（5）明确规定直接、言词原则，强化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保护，确保其对非法证据的质证权，赋予他们申请警察出庭作证的权利。（6）规定一些警察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况。例如，控方若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警察的侦查行为合法的，可以免去警察的作证义务；警察若能提供关于侦查过程的录音录像资料，且该录音录像资料未经任何破坏、编辑、剪切、删除的，可以免去警察的作证义务；辩方申请警察出庭作证的理由应当是引起法官的合理怀疑，否则，可以免去警察的作证义务；在特殊情况下（如战争、动乱、社会治安形势非常严峻等），可以免去警察的作证义务。（7）修改我国证据立法，规定侦查机关制作的笔录和出具的各种书面证明材料除了特殊情况[48]可以在法庭上宣读之外，其它的必须由警察出庭加以说明。

3、理顺公检法之间的关系。首先，取消《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改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地位，赋予法院“最终裁判者”的地位，设立司法审查体系，将审前程序纳入司法裁判的控制之中。其次，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的指挥权、参与权、指导权、监督权，实行检警“紧密化”或“一体化”，使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居于核心地位，将承担侦查职能的公安机关定位在辅助检察机关履行控诉职能上。最后，理顺公诉权与审判权之间的关系，确保审判机关独立审判的功能，避免刑事庭审形式化倾向；确立审判机关的权威地位，避免将审判机关沦为第二控诉人的不良倾向。

【注释】

[1]马贵翔：《侦检关系的本质及其改革》，《人民检察》2000年第8期，第8页。

[2]据2001年8月23日的《南方周末》报道，1999年年初，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审理杜培武故意杀人案过程中，控方就指派了11名刑侦技术人员出庭作证。最近，《检察日报》也连续报道了三起警察作证的案例：2002年3月31日报道的《民警出庭作证，毒贩低头认罪》；2002年4月17日报道的《为恶势力头目作伪证》；2002年4月19日报道的《证人席上出现新身影》。另外据悉，请办案民警出庭作证是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改革出庭公诉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3]龙宗智：《中国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现状评析》，《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5期，第76页。

[4]龙宗智：《中国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现状评析》，《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5期，第75-77页。

[5]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6]刘仁文：《警察要不要作证》，载《南方周末》，2000年2月11日。

[7]在该案中，控辩双方最大争议在于洛杉矶警方提供的证据的可信度。而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辩方律师主张控方主要证人即参与侦破此案的福尔曼警探有种族主义倾向。他们在法庭上出示的录音磁带中多次出现福尔曼警探把黑人叫做“黑鬼”的例子，而福尔曼本人早些时候在法庭上对此却矢口否认。这使陪审团对福尔曼的可信度产生怀疑。最后，辩护律师打出的“种族牌”使辛普森免去了牢狱之灾。参见蔡彦敏：《从O.J.辛普森刑、民事案件评析美国诉讼制度》，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1999年第8期，第84-88页。

[8]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规定：“在任何公诉方提请以被告人所作供述作为证据的诉讼中，如果被告人向法庭声称其供述是或者可能是在下列情形下获得的——（一）逼供；或者（二）基于他人的言行，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影响供述的可靠性，由此可能作出的任何供述，法庭不应允许将该供述作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除非公诉方向法庭证明该供述（尽管供述可能是真实的）并非是上述情形下获得的。……本案中，‘逼供’包括刑讯、非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使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胁（不论是否达到刑讯）。”参见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第88-89页。

[9]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英国刑事制度的新发展》，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

[10]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第211-212页。

[11]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第220页。

[12]左卫民、周长军等：《证人证言的比较研究》，载《外国法学研究》1995年第2期，第32-33页。

[13]黄风译：《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14][台]刁荣华主编：《比较刑事证据法各论》，台湾汉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132页。

[15]ClausRoxin著：《德国刑事诉讼法》，台湾吴丽琪译，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495页。

[16]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307页。

[17][前苏联]Ρ．Д．拉洪诺夫：《苏维埃刑事诉讼中证人的证言》，董镜苹、俞康勤译，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50页。

[18][前苏联]и．в．蒂里切夫等编著：《苏维埃刑事诉讼》，张仲麟等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159页。

[19][前苏联]Ρ．Д．拉洪诺夫：《苏维埃刑事诉讼中证人的证言》，董镜苹、俞康勤译，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50页。

[20][台]刁荣华主编：《比较刑事证据法各论》，台湾汉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132页。

[21][台]陈朴生：《刑事证据法》，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93页。

[22][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

[23]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7页。

[24][台]蔡墩铭：《刑事证据法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92页。

[25]可参见何家弘、张卫平主编的《外国证据法选译》（上下卷）中有关证人部分。《外国证据法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26]不过意大利或许例外。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95条规定：“司法警官和警员不得就从证人那得知的陈述内容作证。”第197条规定：“不得兼任证人的情况：……4）在同一诉讼中担任法官或公诉人职务的人以及他们的助理人员。”

[27]参见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从近几十年来各种刑事诉讼法学以及证据学教材来看，该观点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28]这些基本特征亦可以看作是证人必须具备的条件。

[29]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30]如有学者称警察出庭作证在大陆法系国家直接来源于刑事审判遵循的“直接言词原则”，而英美法系国家直接来源于“排除传闻证据规则”。参见马贵翔：《侦检关系的本质及其改革》，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8期，第8页。

[31]详细论述可参考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8-64页；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版，第162-169页；马贵翔：《侦检关系的本质及其改革》，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8期，第7-10页。

[32]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184页。

[33]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185页。

[34]值得说明的是，这只是一般规则，并非绝对。如西方国家，在普遍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或传闻证据规则的情况下，同时亦规定在特殊情形下，允许采用书面证言、侦查笔录等，而不要求证人出庭。参见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289页。

[35]该条规定：“当庭出示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应当先有出示证据的一方就所出示的证据的来源、特征等作必要的说明，然后由另一方进行辨认并发表意见。控辩双方可以互相质问、辩论。”

[36]该条规定：“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物证，应当对该物证所要证明的内容，获得情况作概要的说明，并向当事人、证人等问明物证的主要特征，让其辨认。宣读书证应当对书证所要证明的内容、获取情况作概括的说明，向当事人、证人问明书证的主要特征，并让其辨认。对该书证进行技术鉴定的，应当宣读鉴定书。”

[37]该条规定：“在法庭审理中，对案件的程序事实存在争议的，应当出示、宣读有关诉讼文书、侦查或者审查起诉活动笔录。”

[38]《规则》第343条规定：“公诉人对于搜查、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需要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勘验、检查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有关情况的，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庭。”

[39]正如龙宗智教授介绍，一位法院分管刑事的副院长曾对他说，我们在判决书中对这类证据不好表述，它既不是证人证言，又不是书证，只好称：“以上事实，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以及某某派出所关于被告人投案的证明等证据证实。”参见龙宗智：《中国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现状评析》，《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5期，第76页。

[40]警察证人一词取自于《刑事证据法论》（蔡墩铭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他在该书中论述：“被告即使先后向司法警察官员或检察官为自白，但此为审判外之自由，从事侦查之机关如何取得被告之自白，在别无录音带或录音带附在讯问笔录可供调查时，对于取得被告自白之经过，法院实有了解之必要，作为采用自白证据之依据，为此必须传唤取得被告自白之司法警察官员，以警察证人之身份出庭说明取得被告自白之经过，此为警察证人出庭作证之主要原因。”

[41]莫丹谊：《关于回避制度几个问题的探讨》，《现代法学》1995年第4期，第32页。

[42]如犯罪嫌疑人为逃避法律制裁，进行毁灭、伪造证据，串供、威胁收买证人等。

[43]储怀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页。

[44]马滔：《诱惑侦查之合法性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底5期，第69页。

[45]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217页。

[46]刘仁文：《警察要不要作证》，《南方周末》2000年2月11日。

证人范文篇3

（一）立法方面的措施

1.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

履行作证义务对证人而言实际就是一种付出或一种经济利益的丧失。从公平原则出发，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确有必要，他既是对证人作证行为的一种激励，更是证人履行作证义务的有力保障。[1]在完善经济补偿制度方面需要做的是：第一，补偿费用的范围应包含有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以及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第二，补偿费用的计算标准。交通费、住宿费按实际支出计算。误工费按照证人的工资或参照同行业的标准计算，没有工作的可参照证人当地的生活标准计算；第三，补偿费的给付时间。证人的补偿费应在作证完后的一定时间内给付。我认为应规定证人在出庭作证后十五日内，持有效证明在法院领取。

2.建立和完善证人的保护制度。

英国法官丹宁勋爵曾说过：“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而在发现证人作证受到侵害时又拒绝给予救济。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钱不值”。[2]因此，对证人的保护不仅关系到证人能否出庭，还关于一个国家的法律尊严。为此，证人保护制度不仅是事后保护，还应是事前保护。事前保护应包括为证人保密，使其姓名、身份和住址不被公开，出现威胁证人的情况应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如把证人转移到安全地点、派人保护等，并且应加重打击报复、陷害证人的法律制裁，同时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来追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保护证人方面的渎职。证人保护制度还应规定：第一，证人的范围。证人的保护对象不仅限于证人，还应包括证人的近亲属及其他需要类似保护的人。从而加强证人的安全感，切实消除证人如实作证而可能给其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二，明确证人保护机关。在《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公检法三机关仅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保护，而证人所遭受的侵害形式多样，有些是公检法三机关无法涉足到的。因此，党委、人大、新闻机构等机关单位也应参与，与公检法三机关共同组成一个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由该保护机构来对证人进行保护。

3.建立证人适格制度，实行免证权。

适当的限制证人资格，既能保障证言的真实性，又能维护社会利益。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免证权的内涵是指负有作证义务的证人被法院要求提供证言时，基于法律规定对此加以拒绝的公法上的抗辩权。[1]只有法律在规定证人作证义务的同时，又规定证人在一定条件下免证作证义务，两者的结合，才是良法所必须的。我国制定证人免证制度，从我国的亲属关系和社会信用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的规定，应规定有：第一，证人与当事人属于配偶或存在血亲或姻亲关系的，证人具有免证权；第二，基于某种职务关系而获知的秘密，如果公开将损害国家、社会或企业重大利益的，或危及到职业的信誉的，证人具有免证权。同时对于证人出庭，不能要求凡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出庭，这样会延长庭审时间，浪费人力物力资源，只要求关键证人出庭即可。

4.建立强制证人出庭制度。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证人不出庭作证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也就造成了证人拒证现象的普遍。因此，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就必须有相应的强制措施保障它的施行。拒证行为属藐视司法权威，扰乱法院工作秩序的违法行为，为此，对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强制其出庭作证，严重的应以“藐视法庭“罪追究责任，并以罚款、拘留的方式保证证人出庭。否则法律的权威不能体现，正常的庭审活动无法开展。

5.完善我国的审判制度.

实行新的庭审方式,严格直接言词原则,排除非法证据规则和传闻证据规则,要求证人必须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询问与质证,接受法官的审查与询问,接受群众与媒体的舆论监督,以追求客观事实和达到诉讼目的.

（二）司法上的措施

1.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增强法律意识。

虽然对拒证行为有严厉的制裁措施，对推动证人出庭有一定的威慑力，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证人不知道有出庭作证义务的情形，使制裁措施不具有可操作性，同时要彻底消除人们的“厌讼”心理。要让人们知道，诉讼的进行并不是对有关当事人的品质、道德进行价值判断，而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渠道，使人们正式意识到出庭作证实现自己应尽的义务且是一件光荣的事。因此我们应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多种渠道宣传法律，经常组织司法工作人员进入学校、农村等各种社区进行法制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从而让证人敢作证、愿作证。

2.提高司法人员自身素质。

司法人员要不断提高证人出庭作证重要性的认识，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懂法守法，严格执法，切实改变询问证人的态度，采用适当的询问方式，正确对待证人、尊重证人，对证人的相关资料严格保密，避免自己形象不佳而造成证人对司法人员的不信任，从而导致证人消极出庭协助调查。

结语

综上所述，证人不出庭是我国审判工作的一个严重的问题。证人不出庭作证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不仅要从立法上完善，还应从司法上完善。同时，需要人们去丰富自身的文化素质，提高法律意识，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解决了证人出庭作证的难题，才能切实保护好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1]吴丹红，房保国，刘立霞.证人制度改革纵横谈[A].见：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

[2]周永坤.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3]韩象乾.民事证据理论新探[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何文燕，廖永安.民事诉讼理论与改革的探索[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5]姚莉，吴丹红.证人经济补偿制度研究[A].见：陈光中主编.诉讼理论与实践——2003年刑事诉讼法学卷（上）[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何为民.民事案件证人证言心理[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

[7]唐德华.民事诉讼理念与机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陈会林.现代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传统根源[A].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编.中西法律传统[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毕玉谦.证人制度研究[A].见：江伟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龙宗智，何家弘.走出证人作证的误区[A].见：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二卷）[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11]徐文.拒证与证人保护制度[J].现代法学，1999年第20期

[12]颜江宁，明盛华.完善证人出庭制度的立法构想—以民事诉讼为研究对象[J].法学适用，2002年第1期

[13]王亚新，陈杭平.证人出庭作证的—个分析框架—基于对若干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的实证调查[J].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

[14]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证人范文篇4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现状完善证人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这一制度执行情况一直不尽人意,甚至连流于形式都做不到。由于主要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使法庭被迫休庭或延期审理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此法院却无能为力。证人拒不出庭作证,使庭审不能当庭进行讯问,质证等诉讼活动,不能核实证据。就有可能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查实,而无法查明事实真相就极有可能导致错判,使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或冤枉无辜,或放纵犯罪。这不仅妨碍了诉讼活动和正常进行,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影响了诉讼效率,更损害了控辩式审判方式,破坏了司法公正,成为司法改革的“瓶颈”。

证人是诉讼活动中的重要参加者,他通过正确表达其感知以帮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证人出庭作证则成为法庭审判的重要环节，证人出庭作证是指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知晓案件情况的证人出席法庭,以空头言词的形式就其所了解的案件事实向法庭做如实的陈述。并接受各方当事人质证,或者法官以询问方式进行审查的诉讼活动。一般而言,证人只有出席法庭审理才能影响证人证言证明力的各种因素予以澄清,诉讼活动才能得以正常进行。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文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公民对国家承担的一项法律义务,但在人民法院的实际审判工作中,证人拒不作证,拒不出庭作证,做假证,或作证前后相互矛盾的现象较为普遍,有些证人不敢出庭作证,等许多问题还不完善。

一、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将证人证言作为证据之一,并明确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一项法律义务,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向人民法院所作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陈述,当事人之外的。了解案件真实情况依法被人民法院传唤作证的人,称为证人。在多数情况下,作证的为个人,即自然人,在某种情况下只能单位出面作证,则作证的是该单位,以是机关,事业单位,也可以是企业法人,《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当事人相互质证”,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情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我国刑事诉讼法作出了同样明确的规定,第48条首先明确规定了作证人的资格。即“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第47条进一步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案件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为问题的解释》,第141条则规定了证人不出庭的例外情况。可见,证人出庭作证已经成为我国民事,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以“证人作证为原则,不到场作证为例外”的证人作证模式○1,在立法上已经确定。

证人依法应当承担的义务有：按人民法院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出庭作证;如实陈述所知的案件事实,并如实回答审判人员、当事人、诉讼人和法律监督人员的提问;不得歪曲事实伪造证据,陷害他人,保守国家机密和当事人的隐私;遵守诉讼秩序○2。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世界各国司法的传统,也是我国诉讼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人民法院及时审理各类案件,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打击犯罪,制裁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都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1、证人出庭作证是顺利实现诉讼任务的有效保护

当前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贯彻“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原则在司法实务中起到了基本的指导作用,但它过于笼统粗泛,在操作时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对该原则不能作片面狭窄的理解,证人出庭作证是当事人拒证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实施这一原则,有利于保障法庭调查取证的公开性和公正性,真正体现审判方式改革的价值取向，众所周知,以法院审理案件在开庭前都调查走访

○1美发根：《关于建立强制证人作证制度的思考》，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页。

○2张晋红：《中国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证人,收集了证人证言,耗费了大量时间,人力花费了有限的物力和财力,而有证人出庭作证,既省却不了必要的调查取证环节,使得查证的范围大幅度缩小,又节省了查证的时间,避免了重复劳动；同时也是有利于法院及时审查证据,提高诉讼效率,顺利实现诉讼任务。

2、证人出庭作证是实现庭审直接言辞原则的主要表现

直接言辞原则是新庭审方式的一项重要原则,它要求一切证据材料都必须在法庭上以直接,口头的方式进行陈述、询问、质证和辩护。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1。参加审判的各方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从事审理，攻击，防御等到各种诉讼行为。任何没有在法庭审判过程中以言词或口头的方式进行的诉讼行为,均应视同没有发生,而不具有程序上的效力；在法庭上提出任何证据材料均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诉讼各方对证据的调查应以口头方式进行,如口头方式询问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等，以口头方式对实物证据发表意见，任何没有在法庭上以言词方式提出和调查的证据均不得作为裁判的证据。证人由于主观或客观方面的原因，就其了解的案情推出的证言，有可能出现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的情况，有时甚至是错误的，从证据心理学的角度看，证人不出庭而仅仅提供书面证言，则可能会轻率地，不负责任提供情况。而在开庭中，证人出庭以直接言词方式作证，可以有效的避免或减少虚假证词和伪证，提高证人证言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证人证言只能是证人对自己耳闻目睹的案件情况所作的陈述，但证人证言具有真实和虚假两重性。这是基于证人证言是证人主观见之于客观认识的反映，起本身难免受其主观因素的影响，证人证言失真，是证人对客观认识失误的一种表现，当然，也不排除证人故意作虚假陈述。所以，证人证言必须经审查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2。

3、证人出庭作证是庭审充分质证和正确认识的需要

质证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依法不得作为人民法院定案的依据，证人出庭，能够为当事人充分质证提供有效的法定场所和条件；使当事人充分的行使。而且在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法官能够充分听取双

○1美发根：《关于建立强制证人作证制度的思考》，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2张晋红：《中国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方当事人对证人的质询，对证人证言形式较为全面的看法，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作出科学的正确的判断，否则，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判断证据及认定事实上的失误，难以充分保障程序的公平与公正。但是，凡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年幼无知不能正确表达意志，是不能作证的，10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认

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不能作证的，证人参与诉讼所受到的经济损失，有权得到补偿，如误工费、旅差费等，人民法院要保护证人不受打击报复解除证人作证的后顾之忧。

二、当前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

尽管我国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证人应出庭作证，不少证人也能自觉出庭作证，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及时履行诉讼义务，但是，证明人出庭作证一直是困扰我国立法和司法的一个难症○1，在人民法院的审判阶段，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难以得到正确的执行，证人不愿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证询问的现象较为普遍。虽然各级法院在开展审判方式改革中,就证人出庭作证总是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做法,但在司法实践中收效甚微。法院传唤证人出庭越来越困难，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难，出庭作证讲真话更难，究其原因，立法规定不明确，证人自身素质和其它因素，严重制约着证人出庭作证，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证人资格未作具体规定

证人资格又称证人能力或证人的适格性，当今各国法律一般都是不过多地对证人的资格予以限制，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假定为具有这种能力，除非法律有特殊的例外规定，或者有相反的确切民政部能证明某人在证明事实问题上存在客观障碍；同时，为了保证证人证言的可信度，最大限度地实现证人证言的真实可靠性，各国法律除一般性地赋予公民作证资格以外，在立法上就其证人资格的普遍性设置某些限制或规定一些例外情形。而我国现行诉讼法只是简单地规定知道案件民政部的单位和个人作为作证主体，仅对于本身就存在利害关系和血缘关系的人员以及党派、

○1毕玉谦：《民事证据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人民法院报2000—10—24（3）

社会团体是事充当证人未作明确界定，实践中导致证人范围十分广泛，不利于保护证人正当权益，同时也给法院传唤证人出庭带来许多困难。

2、关于证人的权利、义务、责任的规定失衡

从法的一般原则来看,权利、义务、责任三者不可分割，享有权利必须履行义务，违反义务必须承担责任，现行诉讼法都没有能体现这一原则。其一，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如《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特定情况下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证据，出庭作证及帮助查明案情和对涉及国家秘密证据的保密义务，却没有规定他们应享有的权利；《民事诉讼法》第24条虽然提及在法庭调查中要告知证人的权利，但应告知哪些权利却没有规定。即证人履行了出庭作证的义务，却无法享受权利。其二，义务与责任脱节。现行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对于不履行这一义务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司法机关能否采取强制措施，采取何种强制措施却未作具体规定，我国刑事立法和诉讼立法对证人拒证和作伪证以及阻碍证人作证的法律责任虽有零星规定，但疏漏较多，缺乏完整性和可操作性。这样，法院就处于十分被动的状态，面对无理拒证的单位和个人，法院除说服力、教育和动员之外，另无有效的制约手段。

3、缺乏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保障措施

证人出庭作证需要一定的费用，如交通费、住宿费等，还存在误工、收益损失的补偿问题。由谁投入、支付？如何补偿？我国现行法律都未作规定，审判实践中往往被忽略，按国家财政拨款资金专项使用原则和收支两条线规定，法院无法从有限的办案包干经费中挤出部分款项给予证人出庭作证以补偿，又无法通过其它途径收取费用支付给证人。即使有的法院给一定的经济补偿对证人而言，也是杯水车薪，不足以弥补其实际耗费。更可况我国不寒而栗有不少的证人属于贫困人员，只因经济支付困难无法出庭作证，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无法落实，导致证人许多不公平负担，必然影响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贯彻执行。

、法律对证人及家属缺少有效保护规定

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怕出庭作证后遭受打击报复，我国立法侧重于对证人的事后保护，即只有在证人遭受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时，才由司法机关对实施者予以处罚。何况我国现行立法只原则规定应保障证人通读其亲属的安全，而没有规定如何保障的具体措施，不仅司法机关难以依法操作，而且证人要求保护时，也难以提供具体的合乎规定的要求，加上对证人遭受不法侵害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如何计算赔偿金额和进行处罚是一个较新的问题，现行立法仍然是空白。即使立案受理也只是当作一般赔偿案件处理，无法起到惩戒打击报复者，抚慰受害者的作用，更谈天上社会预防和警示作用，严重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5、证人自身素质和其它因素的制约

除前述立法不完善外，证人的法律意识淡薄，作证意识不强，以及社会，个性心理误区和传统伦理观念的积淀、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证人出庭作证，表现为：（1）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作证是一项法定的义务，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认为惩罚犯罪打击是司法机关的事；（2）有的证人认为案件与自己无关，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对错，少说为佳的态度，不愿意因出庭作证得罪他人，惹祸上身；（3）有的证人对当事人一方有同事、同学、朋友、亲属关系或其它利害关系，担心出庭作证会影响友好往来或影响自己的切身利益；（4）也有的证人想包庇、袒护关系而隐瞒真情、故意拒证；（5）也有证人补当事人贿买、威胁、利诱而作伪证，但不敢出庭接受审查和质证。

三、解决证人拒绝出庭作证问题的对策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系统的证人制度是证证人出庭作证的关建。通过制定证人制度的专门法规，将证人范围、证人资格、证人的权利及法定的义务及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经济补偿标准及获取补偿的方式、保护证人的借施种类及适用案件范围、保护措施的启动条件及运作程序、保护机任等问题逐一明确，使之配套，相互衔接，便于操作。但这需要较长的酝酿、论证过程。当务之急可进行法律的完善补缺，先解决几方面主要问题。就涉及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法律问题提出建议，而沉默权、拒绝作证特权等诸多与证人制度有关的热点问题不再赘述。

1、我国应借鉴外国经验，结合国情，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证人，在立法上增设拘传的条款；对经拒传仍不出庭的以及有意做伪证、隐匿、毁灭重要证据的。可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的应以蔑视法庭罪追刑事责任。当然，在刑法中，应增设蔑视法庭罪。目前我国法律对此尚无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往往忽视了证人作证的诉讼耗纲问题，对证人的补偿不足以弥补其诉讼耗费，这为证人出庭作证设置了障碍。

2、建立证人激励制度，证人出庭作证，是为了司法机关顺利查处安件提供便利，因此，立法应增设“对主动出庭作证，使重大案件待以查清的证人，给予”物质奖励“或”精神鼓励“的规定。还要增强司法人员对证人的保护意识，对由于司法人员玩忽职守，致证人的人身安全，人格名誉或财产利益遭受严重危害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使证人建立起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和对国家法制的信心，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增强律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律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培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忠于职守，为查明案情，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竭尽全力。发现知道案件情况的证人，特别是被告有利的证人，必须积极主动去争取其出庭作证。为此，律师应作好法制宣传和法律咨询工作，使证人产生正义感，懂得出庭作证是其必须履行的义务，拒不出入作证，要承担法律责任。

3、加快发展法制教育事业，树立“依法治国，人人有责”的新理念，加快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法制教育事业，提高全民主的法律意识，义务观念。彻底铲除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消除“事不关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狭隘自私的错误思想。强化证人的权利义务观念，明确出庭作证是光荣之举。通过法制宣传教育，使证人明白自己不寒而栗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不仅有就出庭作证遭受物质或精神损失要求国家补偿的权利，而且，如果主动出庭作证，还可能受到物质奖励或精神鼓励，从而消除证人对出庭作证的恐惧和厌烦心理，明确出入作证是国家法律赋予公民神圣责任，使证人能够积极主动地出庭作证。

四、从修改相应立法入手，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证据法和证据规则，现行立法对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过于简单，初浅，流于形式而不注重其实效功能。因此，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立法已成为当务之急。笔者认为，改革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既要符合现代诉讼的规律和要求，又要符合中国国情。在统一证据立法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当前应从速修改相应立法完善以下内容。

1、明确定出庭作证的范围

在全部证人都应当出庭作证这一要求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对于必须出庭作证的证人予以立法上的明确，目的不是要限制一部分证人出庭作证的是要确保部分证人必须出入作证。世界上多数法制国家，在不违反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对证人诉讼主题范围作了限制性明确规定，充分保障证人的正当权益和合理化请求。因此，完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应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结合当前审判实践，明确定出证人的范围，规定下列人员不能充当证人；知晓商业秘密者；知晓国家机密者；无行为能力者和限制行为能力者；党派，社会团体；婚姻家庭抚养等案件涉及私人利益的配偶，直系血亲、姻亲之间不能互为证人；同案被告（或被告人）之间不能互为证人；案件中主要或直接见证人唢，书记员及辩护人员；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充当证人的案件中，应该提倡法人代表和负责人带头执行证人诉讼制度。

2、坚持证人出庭作证义务，建立证人拒证追究制度

对待证人出庭作证问题，应在坚持义务与权利双重标准的前提下，着重强调义务优先的原则.这是由于证人作证是向国家所承担的法定义务。证人能否依法出庭作证，能否如实作证，如何由不习惯到习惯，个别到普遍的循序见进的过程，在立法上必须有明确，强制性的规定，其相应的制裁措施应当是严厉的。各国立法对强制证人出庭一般都有明确规定。证人拒不出庭作证又没有正当理由，都规定了相应的制裁措施。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拒不出庭作证的，以蔑视法庭罪论处○1。因此，笔者认为，对必须到庭作证而又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在法律上增设强制措施，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证人出庭作证。

为增设证人的义务和责任感，还应建立预防伪证的证人宣誓制度和伪证惩罚制度。将证人宣誓制度为证人出庭作证的处罚，应根据伪证行为在诉讼中不同阶段中表现的危害程度，分别对待。庭审前作伪证的一般可从轻处理；庭审中经过宣誓后作伪证的，应当从重处罚；国伪证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责令赔偿；严重

○1陈兴良：《刑事法判解》，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页。

妨碍诉讼的伪证行为，应追究刑事责任。

3、提高证人的诉讼地位，明确规定证人的权利

应与证人的义务一样，对证人的权利予以明确规定，并将知证人享有的权利作为可法人员保障证人权利应负责的法定职责。笔者认为，至少应明确规定以下几项权利：

（1）拒绝证言权。指负有作证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如果有正当理由（法定理由），有权拒绝在司法机关要求其就案件作证的要求。这是基于社会伦理、公共利益、证人权利的保障的考虑而设置的相应的特殊规则，其核心内容在于，一个证人可依法对自己掌握的有关涉及案情的事实不予陈述，拒绝法庭对其进行调查询问和提供有关证据材料。因此，在适当条件下，明确规定证人拒绝证言权及其行使证言权的范围，有利于消除证人作证时可能对自己及亲属和单位造成经济上、名誉上损害的忧虑，增强作证安全感和积极性。

（2）获得经济补偿权利，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确立了证人经济补偿制度，支付证人费作为办案经费的组成部分，均由政府统一负担。我国立法应借鉴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有关立法，结合我国国情，明确规定出庭证人申请经济补偿的具体项目和具体标准，使证人出庭费用补偿制度落实到实处，做到有法可依。至于所需付给证人的各项费用，建议由政府各级财政负担，即由财政计划在法院业务经费中专项列支，有法院统一支付。

（3）获得人身及财产安全特别保护的权利。法院发出证人出庭通知书后，证人为防止受到一方当事人的威胁、侮辱、殴打、贿买，应享有法院对其本人及其亲属的姓名、地址、工作、学习单位等背景数据予以保密，对其本人及其亲属人身安全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的权利，并且这种保护应较一般公民更为优厚。证人出庭作证前后，发现家庭财产有受到一方当事人侵害的可能和迹象时，有权要求司法机关予以保障。一旦发生侵害证人上述权利行为，应尽快有采取补救措施。对受害者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案件，法院正确认赔偿金额时，应当高于其它损害赔偿案件的标准，给受害人及其亲属一个公道的安抚。

（4）在法庭上的权利。证人在法庭上作证时还应享有查阅证词的权利；证人发现自己作证存在误差、遗漏，有要求补正的权利；法庭、当事人、人询问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时，证人有权拒绝回答的权利；如无人民法院发出出庭通知和传唤，证人有拒绝出庭的权利。

4、设计科学高效的证人出庭作证程序

虽然现行程序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作了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迫切需要，使证人出庭作证、质证等诉讼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但是相关规定仍不完善，存在粗略，不配套的问题，各地在具体操作中作法不一、随意、失控现象突出。因此，笔者建议设计科学，高效的证人出庭作证程序。这一程序应该至少包括三大步骤：（1）提出证人出庭申请；（2）审查出庭证人的资格；（3）传唤证人出庭。

参考文献：

[1]美发根：《关于建立强制证人作证制度的思考》，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张晋红：《中国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美发根：《关于建立强制证人作证制度的思考》，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4]张晋红：《中国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证人范文篇5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性拒证证人保护制度

一、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必要性

证人出庭作证是认真贯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司法原则的重要形式，是正确定罪量刑和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证人证言作为直接证据，在揭露案件事实，查获犯罪分子，改变传统的庭审方式方面，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首先，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打击犯罪活动。证人能够向司法机关提供有关案情的真相，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各执一词的场合，证人出庭接受双方的询问质证，揭露案件事实，能够正确的认定事实，同时也有利于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

其次，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56条、157条都赋予了控审双方庭审质证权。证人出庭能够弥补证人书面证言中，由于询问人的业务素质和记录入知识水平的差异，造成的证言笔录在某些细节上，表述内容上难免出现的模棱两可的语言。这样，即使是证人说出表达不清的言语，也可以通过当庭审查、判断、核实，进而使其得以准确的理解。另外，证人出庭作证，还可以减少金钱、利益等因素的干扰和诱惑，增加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反之，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就不能进行有效的控辩对抗，也就难保控辩的平衡和法律的执行。

第三、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增强案件审理的透明度。证人出庭，可以减少执法过程中的偏差，避免暗箱操作，减少了出伪证、假证、随意出证的可能性，可以有效的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第四、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庭审方式的改革。证人出庭作证，使原来国家职权主义变成了控辩式的当事人主义，增大了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是庭审改革的重要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证人不出庭作证，刑事诉讼法就不能正确贯彻执行，庭审方式的改革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二、对现行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目前，在现实执法过程中，严重存在着以书面证人证言代替证人出庭、证人不愿出庭甚至拒证的现象，致使控辩式的庭审难以实现，流于形式，有悖于立法的初衷。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证人不愿出庭作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立法规定不明，相互矛盾。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对于条款中的“作证”是出庭向法院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还是不出庭只是向司法人员提供证人证言，没有明确的的规定。同时《刑事诉讼法》157条又规定了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第157条“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的意见。”这就说明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既可以采取出庭作证，向法庭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案情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不出庭作证，由司法人员将其证言制成笔录在法庭上宣读的方式。证人在可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容易造成不出庭作证的现象。另外，对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所承担的法律后果，法律并未作出规定。这样就产生了两方面的消极后果，一方面证人以为自己不出庭作证也符合法律的规定，遂不愿出庭作证，使法律的规定落空；另一方面，司法工作人员为了减少工作量和不必要的麻烦，会考虑优先采取宣读证人证言的简便易行的方式，而不会采取程序复杂、效率低下、易出意外证人出庭作证的方式。

（二）．证人拒证的法律后果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有向司法机关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那么，单位拒证怎么办?个人拒不到庭如何处罚？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拒不履行作证义务缺乏强制性的规定，也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拒不出庭作证，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从某种角度上讲，这对证人不出庭作证起到了放纵作用。其实，这种没有责任作保障的义务是没有意义的。三）没有健全的证人及其家属的保护制度，使证人心有余悸。《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专职的保护人员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对证人的保护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身保护、宣言式保护范围内，忽视了对证人事前预防性及财产方面的保护，一旦证人及其家属遭到打击报复，造成损害，无论是追究刑事责任还是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对于证人及其家属来说，已经于事无补。这样，怎能调动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主动性呢?

（四）缺乏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造成证人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平衡。证人出庭作证，必然会遭受一定的物质损失，特别是一些地处边远地区或离审判地点较远的证人，损失会更大。这些损失究竟由谁来承担，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操作实施比较困难，谁愿意管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五）耻设厌讼的法律文化传统对证人影响。由于中国传统法制资源的缺乏，公民法律意识淡漠，作证意识不强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作证的义务。有的人虽然知道自己有作证的义务，但认为不作证也不犯法。因此，在接到人民法院出庭通知时，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即使被迫出庭作证，也只是无关痛痒地说几句，对关键事实或事情采取回避态度。有的证人存在着明哲保身的思想和传统。在有的地方，只要是上法庭，无论是作为证人还是其他诉讼参与人，肯定会被认为是“不清白”。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传统和生活习俗，严重阻碍了证人正常地出庭作证。

（六）、司法工作人员自身的素质问题。首先，由于司法工作人员还未完全从旧的庭审方式转变到新的庭审方式上来，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没有做好证人出庭作证的基础工作。有的司法工作人员甚至担心证人出庭作证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变化，使法庭难以控制，遂在实践中用宣读证人证言来代替证人自己出庭作证。其次，司法工作人员怀着怕麻烦、图省事的思想，特别是在证人较多的情况下，不但通知难度大，而且当庭审理也较难。这种思想往往是造成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重要原因。最后，由于个别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低下，形象欠佳，使证人对所有司法工作人员抱有成见，持不信任和不合作态度，从而从行动上制约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可能性。

三、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再构造

证人出庭作证难已严重地困扰我国的刑事审判工作。证人出庭作证，不仅要从制度上加以完善，也要注重普通公民和司法人员自身素质的提高，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切实保护国家、集体利益以及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实现刑事司法的目的。为此，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一）、在立法方面：

l、建立强制性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避免立法上的相互矛盾和冲突，打消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消极心理，为此，要对《刑事诉讼法》第47条严格遵守并坚决贯彻执行。对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要作出明确的规定。

2、借鉴国外的立法，建立健全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维护司法的权威。英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庭对应当到庭的证人发出传票，对拒不到庭者，可以逮捕或以藐视法庭罪给予处罚。另外，美国、法国、德国也都有类似的规定。因此，我国立法应当明确规定证人拒不出庭作证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影响审判机关的正常活动，视其情节应给予相应的经济制裁、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

3、建立和完善对证人及其家属的保护制度和司法救济制度。证人保护制度是指司法机关对依法履行义务的证人及其家属的安全，应当提供法律保护的制度。对证人切实保护不仅关系到证人能否出庭，刑事诉讼能否正常进行，证人出庭制度能否得到民众的支持，而且事关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法律的正确实施。为此，我们应该做到：(1)、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保护，不仅体现在侦察、检察、审判的各个环节，而且应当包括事前提供必要的保护和事后对打击报复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两个方面，还必须以事前保护为主，做到事前认真保护，事中认真监督，事后严厉惩处。尽力消除证人出庭作证后受到打击报复的可能性。

（2）明确证人的保护范围，受到保护的证人范围应当是一切依法履行作证义务的证人，不论该证人是属于控方或是属于辩方。

（3）细化保护证人的具体内容，不但要突出对证人人身安全的保障，而且要将保护的涵盖面扩大到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

4：必须规定证人因作证带来的经济损失的补偿制度和奖励制度。对于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应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对因作证支出的费用和误工费给予经济补偿。明确规定出庭作证的补偿标准及实施办法，由专职部门进行管理和分配，这既是对证人的精神的鼓励，又能教育其他公民自觉履行作证的义务。同时，也应对积极作证的证人给予一定的荣誉和物质奖励，这样，既可以增加公民作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及时获取证据，提高办案的准确性和提高效率，尽快结案。

（二）、在司法方面：

1加强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增强公民的法制意识。在这方面，要大张旗鼓地开展普法教育，通过新闻媒介的作用，大力加强法制宣传，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使公民真正认识到出庭作证是自己应尽义务和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形成一种作证光荣、拒证可耻的社会风气，使每个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均以国家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为钱、权、势所动，从而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2．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身素质，树立良好的形象，赢得证人的信任和配合。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员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法，严格执法，切实改变过去那种“官本位”的思想。询问证人时采取的态度、方式要适当，减少证人对司法机关抱有的严重抵触对立情绪和反感态度。正确地对待证人，尊重证人的自尊心，注意避免因个体形象不佳而致司法权威整体受损，最终抑制证人出庭协助查案的愿望。作为司法机关本身，还要切实提高对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性的认识，侦察机关、检察机关也要改变过去那种只注重收集证人证言，对证人出庭作证不够重视的做法。

3、改变证人的传统观念，减少畏惧心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怕官的传统，所以证人对出庭作证不积极、不习惯。有的人虽然愿意出庭，但当听说到了法庭上还要接受公诉人、被害人及其委托人、被告人、辩护人及审判人员等多人的交叉询问，因而产生畏惧心理，不肯出庭，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员一方面要认真向证人讲解庭审的全部程序，使证人在出庭之前打消一切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对同一案件的多个知情人，且言词证据相同时，要选择其中文化素质高，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人出庭，这样既可准确定案，又可提高效率。

参考文献：

1、《诉讼法理论与实践》(1997年卷)，陈光中主编，1998年9月第一版；

2、《诉讼法学新探》陈光中，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

3、《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崔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4、《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适用》周道鸾、张泗汉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6月；

5、《刑事辩护论》熊秋红，法律出版杜，1998年7月；

6、《刑事法律问题专题研究》刘宋芳、黄丁全主编，群众出版杜，1998年4月；

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法律汇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

证人范文篇6

一、证人作证豁免权的界定……………………………………………………1

二、证人作证豁免权的体现……………………………………………………2

三、证人作证豁免权的正当化分析……………………………………………4

结语…………………………………………………………………………6

参考文献…………………………………………………………………………7

提纲

一、证人作证豁免权的界定

二、证人作证豁免权的体现

（一）公务特权

（二）拒绝自陷于罪的特权

（三）“亲亲相为隐”的特权

（四）职务上的特权

三、证人作证豁免权的正当化分析

（一）证人作证豁免权的制度价值，在于它是对证人人权保障的体现。

（二）证人作证豁免权制度的价值，体现了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和亲情关系的尊重，以及对正常社会伦理道德观的维持。

（三）证人作证豁免权的制度价值，还在于它体现了对特定社会关系的保护和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持。

四、结语

论文摘要

证人作证豁免权是证人的适格性与可强迫性相分离的一种体现，它包括“公务特权”、“拒绝自陷于罪”的特权、“亲亲相为隐”的特权、“职务上的特权”和“非法取得证据的排除”第五种情况；证人作证豁免权体现了对证人及其相关社会利益与特定社会关系的保护，是各种利益均衡的产物；我国有关证人作证豁免权的立法阙如，未来制定的证据法典应确立一套关于我国证人作证豁免权的法律适用规则。

证人作证问题，是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中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在抱怨证人作证难的同时，却忽视了对证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人们在一味追求证人出庭作证率的过程中，同时又淡漠了与此相关联社会关系的保护。因此，关注和重视证人权益，加强与此相关联社会关系的保护，实现利益价值选择的均衡，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其中，证人作证豁免权问题，就是一个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的问题。

关键词：证人权利证人作证豁免权立法建议

一、证人作证豁免权的界定

豁免（Immunityty）一词，通常具有“免除”、“免去”的意思；相应地，“证人作证豁免权”（Immunitytyofwitness）的内涵，要比通常所说的“证人特权”（Pivilegeofwitness）或证人的“证言拒绝权”等含义丰富得多，它是特指对于负有作证义务的证人，在特殊情形时，法律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其核心内容在于：“一个证人可依法对已掌握的有关涉及案情的事实不予陈述，拒绝法庭对其进行的调查询问以及提供有关的证据材料”。[1]

而按照传统理论，证人的适格性与可强迫性是相一致的，或者至少是“相联系”的。[2]凡是证人，都有义务作证，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比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就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真如此吗？笔者不以为然。因为证人的适格性（Competence）的关键，主要是解决证人能力或者证人资格的问题，也就是哪些人有权作证。一般认为，自然人只要具备四个条件，就有资格作证：（1）有感受和记忆能力；（2）能正确表达；（3）亲自耳闻目睹了案件事实；（4）理解宣誓作证的义务。而证人的可强迫性（Commpellability），是指对于适格的证人可以强迫其出庭作证，对于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将给予一定的惩戒。在证人的适格性与可强迫性的关系上，一般学者认为，“证人的适格性是可强迫性的前提，不具有适格性的人，就不具有可强迫性；具有可强迫性者，必须是适格的证人。”这实际上是同义反复，而对问题的另一方面――“具有适格性的人，未必可以强迫作证”，却避而未谈。笔者认为这是不全面的，事实上，证人的适格性与可强迫性是可以分离的，“证人作证豁免权”就是这种分离的体现。

另外，关于“证人作证豁免权”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公法上的抗辩权”，并阐述道：“将证言拒绝权的性质界定为公法上的权利，其实就是将证言拒绝限定为法定权利，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出现，才有可能行使该权利。这样规定的目的，一可以排除证人等基于民事实体法上意思自治等原则将私法权利扩大为公法权利，二可以明确该权利的重要性质，禁止证人滥用该权利。”[3]笔者认为，这种将“证人作证豁免权”的性质界定为“公法上抗辩权”的作法，有失偏颇。毫无疑问，证人作证涉及到公共利益，它具有公法上的属性，但同时它有时又会体现出私法上的特点，这在民事案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在一货物买卖的合同纠纷中，某享有作证豁免权的证人，就可以通过与一方当事人的讨价还价来决定是否放弃作证豁免权。因此，“证人作证豁免权”的任意处置性，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这种权利的私权性质。所以，“证人作证豁免权”――恰当的说，兼具公权与私权的特性。

二、证人作证豁免权的体现

证人作证豁免权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务特权

证人有权就有关公务秘密的问题拒绝回答。例如，英国法律规定，本国国王（或元首）、外国国王（或元首）、驻外大使、高级专员和外交官，不能被迫作证；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72条、第273条和第274条对此也予以有条件的承认，该法规定“以官吏或曾为官吏的人为证人而就其职务上的秘密进行询问时，法院应得到该监督官厅的许可”，以内阁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众议院、参议院议员或曾任其职务的人为证人，而就其职务上的秘密进行询问时，法院应得到内阁或众、参议院的许可。而在德国，以法官、公务员或其他从事公务的人为证人时，询问关于职务上应守秘密的事项，以及许可其作证的问题，适用公务员法中的特别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对此也有类似的规定。

可见，对从事公务的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获取的秘密予以特殊保护，免除其就此作证的义务，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

（二）拒绝自陷于罪的特权

如果证人提供证言，有可能使自己或自己的亲属受牵连以至受刑事追究或被判有罪时，就可以免除该证人提供证言的义务。这一原则是被告人所享有的“拒绝自证其罪特权”（Privilegeagainstselfincrimination）的延伸，它最早起源于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后在世界各国中得到普遍确立。

证人所享有的拒绝自陷于罪的特权不仅适用于民事、刑事审判程序、大陪审团调查程序（美国），而且适用行政的、立法机关的听证、调查程序。[4]这种特权的特点表现为：（1）在适用主体上，较为宽泛，既适用于证人，又适用证人的亲属；（2）在适用事由上，既包括有可能遭致刑事追诉或处罚的事项，也包括名誉上受损（Disrepution）的情形，还有财产上权益受损害的情况。可见，证人享有拒绝自陷于罪的特权，对证人权益保障的力度是很大的。

（三）“亲亲相为隐”的特权

这是指夫妻之间或者特定亲等的亲属之间，不得就从对方获知的信息作证或作不利于对方陈述。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3条第1款规定，凡证人遇以下婚姻关系或亲属关系的，有权拒绝作证：1.系当事人一方的未婚配偶；2.系当事人一方的配偶，包括婚姻关系已不存在的；3.系现在或者过去是当事人一方的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或三亲等以内的旁系血亲，或二亲等以内的旁系姻亲。而菲律宾新证据规则第130条第25条“父母子女的特权”中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作证反对其父母及其他直系尊亲属、子女及其他直系卑亲属。而当在一有数位被告的诉讼程序中，证人虽只与该数位证人中之一人有亲属关系，仍有拒绝证言的权利。我国台湾地区对有关身份关系的规定更为宽泛。[5]证人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绝证言：1.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三亲等内之姻或家长、家属者；2.与被告或自诉人订人婚约者；3.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法定人或现由或曾由被告或自诉人为其法定人者。香港《诉讼证据条例》规定，拒绝作证权主要体现在夫妻之间，任何诉讼事件，都不得强使夫或妻泄露婚姻期间所收其配偶之通讯。而在美国，婚姻特权包括拒绝提出不利对方的证据权和夫妻间的谈话守秘权，但能够证明夫妻间交谈内容的其他人，可以在法庭中予以披露。可见，赋予夫妻和亲属之间的作证豁免权，是世界各国证据立法的普遍趋势。这对于维持人们正常的伦理道德观，不无益处。

（四）职务上的特权

这是指证人由于职务上或业务上的保密义务而享有的作证豁免权，它是基于保护特定职务上的社会关系而产生的。至今，在美国享有作证豁免权的职务关系有：律师与其当事人、医生和病人、心理治疗人员与病人、神职人员与忏悔者、甚至新闻记者、告发人都享有特权（不得暴露提供情报人身份的特权）。而加拿大证据法第41条和42条，也分别规定了对因职业关系所获得的应当受到保密的事项以及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事项，证人享有拒绝作证权。

综上所述，“公务特权”、“拒绝自陷于罪”的特权、“亲亲相为隐”的特权、“职务上的特权”，是证人作证豁免权的重要体现。世界各国在此作法上可能有所差异，但立法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是相同的。

三、证人作证豁免权的正当化分析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知道，证人作证豁免权是一种相对权，而不是绝对权，它并不是不受限制的，而是要受到法官、相对人或社会公共利益等多方面的制约，世界各国在此问题上的大量“但书”规定，即是明证。

应该说，国家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和诉讼的顺利进行，维护社会正义，普遍规定了证人负有作证的义务；为确保证人作证义务的履行，又都规定了当证人拒绝作证的，国家可以采取一定的硬性手段强制其作证，这种立法的补衷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现实中又是容易产生流变的。因为“这一强制性规定必然会对证人的自由权利构成一定的限制。尽管我们从确保社会公正的角度来审视这一规定，或者即便从一般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来看，都不会去怀疑立法的目的。然而，同样在证人权利和社会、法律利益的比较之间，在法律强制之下的证人作证对他们自身造成的损害也是令人十分惊讶的。这不得不使我们对良好意图支配下制定的法律在适用于社会现实时，法律的妥当性是否还能保全产生深刻的怀疑。”[6]毕竟，当我们在保护一种社会利益的同时，不宜忽视其他利益的保障，还应照顾各种利益的均衡，也就是说，当我们维护一项社会正义的时候，还应考虑这同时会不会造成另一种不公正？

证人作证豁免权，就是这种利益均衡的产物。也就是说，它是为了克服片面强调证人作证义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而产生的，它珍重证人利益和与此相关的特定社会利益，它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它反对对证人动辄施暴（如惩处“藐视法庭罪”），更反对为了追求某种形而上学的“案件利益”，而牺牲更大的社会整体利益或者某种更值珍贵的社会关系。或者说，证人作证豁免权的目的，在于促进某种社会关系的发展。借用华尔兹先生的话说，这种豁免权存在的一个基本理由是：“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基于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的重大情报（例如，很难想象有什么事情比‘律师――当事人’豁免权更能阻碍事实的查明）。”[7]（P283）或许可以说，这正是证人作证豁免权的最大价值所在。

应当承认，片面强调证人出庭作证义务的立法在实践中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是很难靠“不公开审判”等一般制度性措施所能预防的。唯有彻底确立证人作证的豁免权制度，才能对此产生真正地制约。

首先，证人作证害免权的制度价值，在于它是对证人人权保障的体现。

这应该从宪法和宪政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任何人所享有的拒绝自证有罪的特权，表面上是个诉讼权利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和国家根本利益，它不仅适用于被告人，而且适用于证人；不仅适用于刑事案件，而且在“民事诉讼、民事赔偿、行政诉讼以及行政程序中，只要某人的证言有被用来在未来的刑事案件中证明他有罪的倾向时，他也同样享有这项权利”。或者说，“如果某一证言本身就带有明显的对提供证言的人自证有罪的倾向，根据法律规定，毫无疑问，他享有拒绝自证有罪的权利”。[8]（P428）“拒绝自陷于罪”的作证特免权，就是这种权利的体现。

应当说，处于对立的诉讼结构中，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协助对方追究自己的责任。在美国，证人所享有的“拒绝自陷于罪”的特权，通常被认为是一项“基本的”、“非常重要的”权利，英国等国家的一些法学家也主张，这是最重要的个人特权之一。他们认为，“这项特权的确立，是为了纠正政府官员为取得证据不惜采取任何强迫手段，以使人受到刑事惩罚的传统做法，是为了加强政府官员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感。同时，证人享有此项特权，可以消除后顾之忧，毫无顾忌的提供证言”。可见，“豁免”的功能，就在于消除证人被刑事追究的危险，让证人大胆作证。而要做到这点，两项配套措施的实施尤为重要：一是罪行豁免制度（Transactionalimmunity），二是证据禁用制度（Useimmunity）。前者是指如果某人对某事提供了证据，或者在此案相关的问题上作过证，则永远不再就此事对该证人提起刑事诉讼；而后者乃指，经许诺豁免而取得的证言或其他证据材料，以及以此为线索找到的其他证据，不得在将来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于他不利的证据而使用。

其次，证人作证豁免权制度的价值，还在于它体现了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和亲情关系的尊重，以及对正常社会伦理道德观的维持。

证人作证豁免权制度，不仅保障证人的利益，而且还延及对其亲属的保护。这与我国古代所形成的“亲亲相为隐”原则非常类似，所谓“《春秋》之义，为亲者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对于共同生活的亲属，以及“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对于共同生活的亲属，以及“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或（及）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之间“有罪相为隐”的，“皆勿论”。应该说，除去其中封建性的东西，它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强制性的要求一个人揭发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配偶、子女，这在心理上是无论如何也很难接受的，即使这种类型内的人被强迫陈述时，对证言的价值亦不高，这种强行迫害家庭隐私的方式无法使其价值合理化。――由于每个人都是“血性动物”，具有情感，让一个人昧着自己的良心来指控自己的亲人，这无异于是对人性的摧残。倘若“亲亲不得隐”，那么必然是夫妻之间相互提防，父母兄弟之间相互猜疑，生怕有朝一日，现在的陈述成为不利于己的证据，正所谓人人自危，亲人之间的亲情、信任丧失怠尽，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很难维持。而这又必然会危及社会最基本构成单位――家庭的安定、团结和友爱，进而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与有序。鉴此，世界各国普遍规定了“亲亲相为隐”的作证特权规则，这反映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

最后，证人作证豁免权的制度价值，还在于它体现了对特定社会关系的保护和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持。众所周知，一个有效运转，依赖于各个行业的存在与健康发展。但如果允许律师可以出示当事人的证据，医生可以透露病人的隐私，牧师可以告发忏悔者的罪行，这无异于监守自盗，其结果将是：当事人不敢请律师，病人和忏悔者不敢向医生与神父吐露真情，生怕他们哪天变成了“便衣警察”，转而告发了自己，这实际上将会使整个律师、医院、宗教等行业的存在与发展，名存实亡，形同虚设。

结语

笔者认为，今后我国的证据立法，“不应该单纯强调证伯作证义务，甚至过分强调立即采取强制措施强制证人作证。相反，应该客观、冷静地看待证人作证义务与权利保障义务之间是否存在失衡状态，承认证人在符合法律精神前提下的拒绝提供证言的权利”。立法上应该有“证人作证豁免权”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判列实务研究[M].北京：法律降福，1999.

[2]常怡.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日〕兼子一，等.条解民事诉讼法〔M〕.东京：弘文堂，1986.

[4]〔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会〔M〕.何家弘，等.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5]崔敏，张文清.刑事证据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6]苛葛壮.刑事诉讼法比较〔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证人范文篇7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现状完善证人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这一制度执行情况一直不尽人意,甚至连流于形式都做不到。由于主要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使法庭被迫休庭或延期审理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此法院却无能为力。证人拒不出庭作证,使庭审不能当庭进行讯问,质证等诉讼活动,不能核实证据。就有可能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查实,而无法查明事实真相就极有可能导致错判,使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或冤枉无辜,或放纵犯罪。这不仅妨碍了诉讼活动和正常进行,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了诉讼效率,更损害了控辩式审判方式,破坏了司法公正,成为司法改革的“瓶颈”。

证人是诉讼活动中的重要参加者,他通过正确表达其感知以帮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证人出庭作证则成为法庭审判的重要环节，证人出庭作证是指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知晓案件情况的证人出席法庭,以空头言词的形式就其所了解的案件事实向法庭做如实的陈述。并接受各方当事人质证,或者法官以询问方式进行审查的诉讼活动。一般而言,证人只有出席法庭审理才能影响证人证言证明力的各种因素予以澄清,诉讼活动才能得以正常进行。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文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公民对国家承担的一项义务,但在人民法院的实际审判工作中,证人拒不作证,拒不出庭作证,做假证,或作证前后相互矛盾的现象较为普遍,有些证人不敢出庭作证,等许多问题还不完善。

一、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将证人证言作为证据之一,并明确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一项法律义务,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向人民法院所作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陈述,当事人之外的。了解案件真实情况依法被人民法院传唤作证的人,称为证人。在多数情况下,作证的为个人,即人,在某种情况下只能单位出面作证,则作证的是该单位,以是机关,事业单位,也可以是法人,《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当事人相互质证”,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情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我国刑事诉讼法作出了同样明确的规定,第48条首先明确规定了作证人的资格。即“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第47条进一步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案件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为问题的解释》,第141条则规定了证人不出庭的例外情况。可见,证人出庭作证已经成为我国民事,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以“证人作证为原则,不到场作证为例外”的证人作证模式○1,在立法上已经确定。

证人依法应当承担的义务有：按人民法院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出庭作证;如实陈述所知的案件事实,并如实回答审判人员、当事人、诉讼人和法律监督人员的提问;不得歪曲事实伪造证据,陷害他人,保守国家机密和当事人的隐私;遵守诉讼秩序○2。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世界各国司法的传统,也是我国诉讼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人民法院及时审理各类案件,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打击犯罪,制裁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都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1、证人出庭作证是顺利实现诉讼任务的有效保护

当前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贯彻“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原则在司法实务中起到了基本的指导作用,但它过于笼统粗泛,在操作时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对该原则不能作片面狭窄的理解,证人出庭作证是当事人拒证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实施这一原则,有利于保障法庭调查取证的公开性和公正性,真正体现审判方式改革的价值取向，众所周知,以法院审理案件在开庭前都调查走访

○1美发根：《关于建立强制证人作证制度的思考》，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页。

○2张晋红：《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证人,收集了证人证言,耗费了大量时间,人力花费了有限的物力和财力,而有证人出庭作证,既省却不了必要的调查取证环节,使得查证的范围大幅度缩小,又节省了查证的时间,避免了重复劳动；同时也是有利于法院及时审查证据,提高诉讼效率,顺利实现诉讼任务。

2、证人出庭作证是实现庭审直接言辞原则的主要表现

直接言辞原则是新庭审方式的一项重要原则,它要求一切证据材料都必须在法庭上以直接,口头的方式进行陈述、询问、质证和辩护。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1。参加审判的各方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从事审理，攻击，防御等到各种诉讼行为。任何没有在法庭审判过程中以言词或口头的方式进行的诉讼行为,均应视同没有发生,而不具有程序上的效力；在法庭上提出任何证据材料均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诉讼各方对证据的调查应以口头方式进行,如口头方式询问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等，以口头方式对实物证据发表意见，任何没有在法庭上以言词方式提出和调查的证据均不得作为裁判的证据。证人由于主观或客观方面的原因，就其了解的案情推出的证言，有可能出现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的情况，有时甚至是错误的，从证据心的角度看，证人不出庭而仅仅提供书面证言，则可能会轻率地，不负责任提供情况。而在开庭中，证人出庭以直接言词方式作证，可以有效的避免或减少虚假证词和伪证，提高证人证言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证人证言只能是证人对自己耳闻目睹的案件情况所作的陈述，但证人证言具有真实和虚假两重性。这是基于证人证言是证人主观见之于客观认识的反映，起本身难免受其主观因素的影响，证人证言失真，是证人对客观认识失误的一种表现，当然，也不排除证人故意作虚假陈述。所以，证人证言必须经审查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2。

3、证人出庭作证是庭审充分质证和正确认识的需要

质证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依法不得作为人民法院定案的依据，证人出庭，能够为当事人充分质证提供有效的法定场所和条件；使当事人充分的行使。而且在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法官能够充分听取双

○1美发根：《关于建立强制证人作证制度的思考》，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2张晋红：《中国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方当事人对证人的质询，对证人证言形式较为全面的看法，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作出的正确的判断，否则，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判断证据及认定事实上的失误，难以充分保障程序的公平与公正。但是，凡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年幼无知不能正确表达意志，是不能作证的，10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认

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不能作证的，证人参与诉讼所受到的损失，有权得到补偿，如误工费、旅差费等，人民法院要保护证人不受打击报复解除证人作证的后顾之忧。

二、当前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

尽管我国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证人应出庭作证，不少证人也能自觉出庭作证，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及时履行诉讼义务，但是，证明人出庭作证一直是困扰我国立法和司法的一个难症○1，在人民法院的审判阶段，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难以得到正确的执行，证人不愿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证询问的现象较为普遍。虽然各级法院在开展审判方式改革中,就证人出庭作证总是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做法,但在司法实践中收效甚微。法院传唤证人出庭越来越困难，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难，出庭作证讲真话更难，究其原因，立法规定不明确，证人自身素质和其它因素，严重制约着证人出庭作证，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证人资格未作具体规定

证人资格又称证人能力或证人的适格性，当今各国法律一般都是不过多地对证人的资格予以限制，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假定为具有这种能力，除非法律有特殊的例外规定，或者有相反的确切民政部能证明某人在证明事实问题上存在客观障碍；同时，为了保证证人证言的可信度，最大限度地实现证人证言的真实可靠性，各国法律除一般性地赋予公民作证资格以外，在立法上就其证人资格的普遍性设置某些限制或规定一些例外情形。而我国现行诉讼法只是简单地规定知道案件民政部的单位和个人作为作证主体，仅对于本身就存在利害关系和血缘关系的人员以及党派、

○1毕玉谦：《民事证据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人民法院报2000—10—24（3）

团体是事充当证人未作明确界定，实践中导致证人范围十分广泛，不利于保护证人正当权益，同时也给法院传唤证人出庭带来许多困难。

2、关于证人的权利、义务、责任的规定失衡

从法的一般原则来看,权利、义务、责任三者不可分割，享有权利必须履行义务，违反义务必须承担责任，现行诉讼法都没有能体现这一原则。其一，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如《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特定情况下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证据，出庭作证及帮助查明案情和对涉及国家秘密证据的保密义务，却没有规定他们应享有的权利；《民事诉讼法》第24条虽然提及在法庭调查中要告知证人的权利，但应告知哪些权利却没有规定。即证人履行了出庭作证的义务，却无法享受权利。其二，义务与责任脱节。现行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对于不履行这一义务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司法机关能否采取强制措施，采取何种强制措施却未作具体规定，我国刑事立法和诉讼立法对证人拒证和作伪证以及阻碍证人作证的法律责任虽有零星规定，但疏漏较多，缺乏完整性和可操作性。这样，法院就处于十分被动的状态，面对无理拒证的单位和个人，法院除说服力、和动员之外，另无有效的制约手段。

3、缺乏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保障措施

证人出庭作证需要一定的费用，如费、住宿费等，还存在误工、收益损失的补偿问题。由谁投入、支付？如何补偿？我国现行法律都未作规定，审判实践中往往被忽略，按国家财政拨款资金专项使用原则和收支两条线规定，法院无法从有限的办案包干经费中挤出部分款项给予证人出庭作证以补偿，又无法通过其它途径收取费用支付给证人。即使有的法院给一定的经济补偿对证人而言，也是杯水车薪，不足以弥补其实际耗费。更可况我国不寒而栗有不少的证人属于贫困人员，只因经济支付困难无法出庭作证，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无法落实，导致证人许多不公平负担，必然影响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贯彻执行。

4、对证人及家属缺少有效保护规定

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怕出庭作证后遭受打击报复，我国立法侧重于对证人的事后保护，即只有在证人遭受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时，才由司法机关对实施者予以处罚。何况我国现行立法只原则规定应保障证人通读其亲属的安全，而没有规定如何保障的具体措施，不仅司法机关难以依法操作，而且证人要求保护时，也难以提供具体的合乎规定的要求，加上对证人遭受不法侵害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如何赔偿金额和进行处罚是一个较新的，现行立法仍然是空白。即使立案受理也只是当作一般赔偿案件处理，无法起到惩戒打击报复者，抚慰受害者的作用，更谈天上预防和警示作用，严重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5、证人自身素质和其它因素的制约

除前述立法不完善外，证人的法律意识淡薄，作证意识不强，以及社会，个性心理误区和传统伦理观念的积淀、，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证人出庭作证，表现为：（1）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作证是一项法定的义务，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认为惩罚犯罪打击是司法机关的事；（2）有的证人认为案件与自己无关，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对错，少说为佳的态度，不愿意因出庭作证得罪他人，惹祸上身；（3）有的证人对当事人一方有同事、同学、朋友、亲属关系或其它利害关系，担心出庭作证会影响友好往来或影响自己的切身利益；（4）也有的证人想包庇、袒护关系而隐瞒真情、故意拒证；（5）也有证人补当事人贿买、威胁、利诱而作伪证，但不敢出庭接受审查和质证。

三、解决证人拒绝出庭作证问题的对策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系统的证人制度是证证人出庭作证的关建。通过制定证人制度的专门法规，将证人范围、证人资格、证人的权利及法定的义务及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补偿标准及获取补偿的方式、保护证人的借施种类及适用案件范围、保护措施的启动条件及运作程序、保护机任等问题逐一明确，使之配套，相互衔接，便于操作。但这需要较长的酝酿、论证过程。当务之急可进行法律的完善补缺，先解决几方面主要问题。就涉及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法律问题提出建议，而沉默权、拒绝作证特权等诸多与证人制度有关的热点问题不再赘述。

1、我国应借鉴外国经验，结合国情，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证人，在立法上增设拘传的条款；对经拒传仍不出庭的以及有意做伪证、隐匿、毁灭重要证据的。可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的应以蔑视法庭罪追刑事责任。当然，在刑法中，应增设蔑视法庭罪。我国法律对此尚无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往往忽视了证人作证的诉讼耗纲问题，对证人的补偿不足以弥补其诉讼耗费，这为证人出庭作证设置了障碍。

2、建立证人激励制度，证人出庭作证，是为了司法机关顺利查处安件提供便利，因此，立法应增设“对主动出庭作证，使重大案件待以查清的证人，给予”物质奖励“或”精神鼓励“的规定。还要增强司法人员对证人的保护意识，对由于司法人员玩忽职守，致证人的人身安全，人格名誉或财产利益遭受严重危害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使证人建立起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和对国家法制的信心，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增强律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律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培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忠于职守，为查明案情，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竭尽全力。发现知道案件情况的证人，特别是被告有利的证人，必须积极主动去争取其出庭作证。为此，律师应作好法制宣传和法律咨询工作，使证人产生正义感，懂得出庭作证是其必须履行的义务，拒不出入作证，要承担法律责任。

3、加快法制事业，树立“依法治国，人人有责”的新理念，加快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法制教育事业，提高全民主的法律意识，义务观念。彻底铲除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消除“事不关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狭隘自私的错误思想。强化证人的权利义务观念，明确出庭作证是光荣之举。通过法制宣传教育，使证人明白自己不寒而栗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不仅有就出庭作证遭受物质或精神损失要求国家补偿的权利，而且，如果主动出庭作证，还可能受到物质奖励或精神鼓励，从而消除证人对出庭作证的恐惧和厌烦心理，明确出入作证是国家法律赋予公民神圣责任，使证人能够积极主动地出庭作证。

四、从修改相应立法入手，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证据法和证据规则，现行立法对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过于简单，初浅，流于形式而不注重其实效功能。因此，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立法已成为当务之急。笔者认为，改革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既要符合诉讼的和要求，又要符合国情。在统一证据立法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当前应从速修改相应立法完善以下。

1、明确定出庭作证的范围

在全部证人都应当出庭作证这一要求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对于必须出庭作证的证人予以立法上的明确，目的不是要限制一部分证人出庭作证的是要确保部分证人必须出入作证。世界上多数法制国家，在不违反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对证人诉讼主题范围作了限制性明确规定，充分保障证人的正当权益和合理化请求。因此，完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应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结合当前审判实践，明确定出证人的范围，规定下列人员不能充当证人；知晓商业秘密者；知晓国家机密者；无行为能力者和限制行为能力者；党派，社会团体；婚姻家庭抚养等案件涉及私人利益的配偶，直系血亲、姻亲之间不能互为证人；同案被告（或被告人）之间不能互为证人；案件中主要或直接见证人唢，书记员及辩护人员；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充当证人的案件中，应该提倡法人代表和负责人带头执行证人诉讼制度。

2、坚持证人出庭作证义务，建立证人拒证追究制度

对待证人出庭作证问题，应在坚持义务与权利双重标准的前提下，着重强调义务优先的原则.这是由于证人作证是向国家所承担的法定义务。证人能否依法出庭作证，能否如实作证，如何由不习惯到习惯，个别到普遍的循序见进的过程，在立法上必须有明确，强制性的规定，其相应的制裁措施应当是严厉的。各国立法对强制证人出庭一般都有明确规定。证人拒不出庭作证又没有正当理由，都规定了相应的制裁措施。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拒不出庭作证的，以蔑视法庭罪论处○1。因此，笔者认为，对必须到庭作证而又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在法律上增设强制措施，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证人出庭作证。

为增设证人的义务和责任感，还应建立预防伪证的证人宣誓制度和伪证惩罚制度。将证人宣誓制度为证人出庭作证的处罚，应根据伪证行为在诉讼中不同阶段中表现的危害程度，分别对待。庭审前作伪证的一般可从轻处理；庭审中经过宣誓后作伪证的，应当从重处罚；国伪证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责令赔偿；严重

○1陈兴良：《刑事法判解》，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页。

妨碍诉讼的伪证行为，应追究刑事责任。

3、提高证人的诉讼地位，明确规定证人的权利

应与证人的义务一样，对证人的权利予以明确规定，并将知证人享有的权利作为可法人员保障证人权利应负责的法定职责。笔者认为，至少应明确规定以下几项权利：

（1）拒绝证言权。指负有作证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如果有正当理由（法定理由），有权拒绝在司法机关要求其就案件作证的要求。这是基于社会伦理、公共利益、证人权利的保障的考虑而设置的相应的特殊规则，其核心内容在于，一个证人可依法对自己掌握的有关涉及案情的事实不予陈述，拒绝法庭对其进行调查询问和提供有关证据材料。因此，在适当条件下，明确规定证人拒绝证言权及其行使证言权的范围，有利于消除证人作证时可能对自己及亲属和单位造成经济上、名誉上损害的忧虑，增强作证安全感和积极性。

（2）获得经济补偿权利，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确立了证人经济补偿制度，支付证人费作为办案经费的组成部分，均由政府统一负担。我国立法应借鉴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有关立法，结合我国国情，明确规定出庭证人申请经济补偿的具体项目和具体标准，使证人出庭费用补偿制度落实到实处，做到有法可依。至于所需付给证人的各项费用，建议由政府各级财政负担，即由财政计划在法院业务经费中专项列支，有法院统一支付。

（3）获得人身及财产安全特别保护的权利。法院发出证人出庭通知书后，证人为防止受到一方当事人的威胁、侮辱、殴打、贿买，应享有法院对其本人及其亲属的姓名、地址、工作、单位等背景数据予以保密，对其本人及其亲属人身安全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的权利，并且这种保护应较一般公民更为优厚。证人出庭作证前后，发现家庭财产有受到一方当事人侵害的可能和迹象时，有权要求司法机关予以保障。一旦发生侵害证人上述权利行为，应尽快有采取补救措施。对受害者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案件，法院正确认赔偿金额时，应当高于其它损害赔偿案件的标准，给受害人及其亲属一个公道的安抚。

（4）在法庭上的权利。证人在法庭上作证时还应享有查阅证词的权利；证人发现自己作证存在误差、遗漏，有要求补正的权利；法庭、当事人、人询问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时，证人有权拒绝回答的权利；如无人民法院发出出庭通知和传唤，证人有拒绝出庭的权利。

4、设计高效的证人出庭作证程序

虽然现行程序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作了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迫切需要，使证人出庭作证、质证等诉讼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但是相关规定仍不完善，存在粗略，不配套的问题，各地在具体操作中作法不一、随意、失控现象突出。因此，笔者建议设计科学，高效的证人出庭作证程序。这一程序应该至少包括三大步骤：（1）提出证人出庭申请；（2）审查出庭证人的资格；（3）传唤证人出庭。

：

[1]美发根：《关于建立强制证人作证制度的思考》，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张晋红：《中国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美发根：《关于建立强制证人作证制度的思考》，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4]张晋红：《中国民事诉讼法》中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证人范文篇8

一、索取证言难的具体表现

1、袒护包庇。在调查取证工作中，我们要找的证人往往与违纪者不是亲戚、就是朋友，相互间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关系。当我们找其调查时，碍于亲戚、朋友的面子，提供证人证言不如实反映情况，避重就轻，掩实证虚，袒护包庇。

2、退缩保身。有的证人对违纪者的违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性认识不够，认为与自己无关，缺乏正义感，尽量少惹麻烦，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为保护自己的眼前小利益而不愿作证，持明哲保身的态度。

3、推诿开脱。有的部门和领导思想认识不到位，组织纪律性不强，在知悉本单位或某干部有重大违纪行为时，不是积极配合组织调查，而是人为制造困难，极力阻挠调查工作，竭力为违纪者开脱罪责；有的甚至与违纪者串通一气，从事实上、情节上、责任上推诿，使调查人员难以取得真实、有用的证据。

4、畏惧虚拟。有相当一部分违纪案件，知情者与违纪者都存在着利益上的关系，违纪者往往会慷国家、集体之慨，为知情者送上滚滚财源。这些人得了违纪者的好处，要么颠倒是非给调查人员提供假证，要么闭口不谈、一问三不知，拒绝提供有用证据。

5、设障毁证。违纪者在实施违纪行为以后或察觉组织在追查时，往往不是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想方设法破坏、伪造、转移、毁灭证据；有的心存侥幸，采取拖延战术，瞒天过海，以求逃避责任；也有的知情人遇到组织调查时，设置障碍和难题，甚至把调查人员拒之门外。

二、索取证言难的原因

如何获取证人证言？除调查人员本身因素外，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1、惧怕报复。有部分证人虽然有一定的正义感，本想揭露违纪者的违纪事实，但往往勇气不足，惧怕违纪者的势力，害怕提供真实情况受到打击报复，顾虑重重而不敢作证。

2、缺乏信心。慑于违纪者的权势，担心打不住狐狸惹一身骚。对查处违法违纪案件漠不关心，特别是要求提供证言材料时，采取不负责任或敷衍态度。

3、认识错位。一方面违纪者对自己违纪行为承担责任认识不清，存在惧怕心理，不愿配合办案人员调查取证；另一方面违纪者所在部门或单位领导，对责任追究的认识不够，担心查出案子捅了漏子，影响自己的仕途，害怕暴露单位阴暗面，怕引火烧身、怕承担责任，为此尽量把事情往好的方面讲，即使知道有关问题，也不愿提供，甚至借故推托，影响调查取证；再是相关证人对自己应有的义务和责任认识不够，认为调查违纪者是哪个部门的事，与己无关，加之害怕遭到打击报复，不愿提供证据。

4、保护不力。实践中，证人、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与组织上对证人、举报人的保护不力有关。保护好证人和举报人，对调查取证至关重要。

三、针对调查取证工作存在的难点应采取的对策

在调查取证工作中，除了要强化办案人员自身素质、提高办案水平、掌握恰当方法、认真收集证据外，还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以诚待人。对证人要热情，使之消除疑虑、戒备和拘谨心理；同时对证人要尊重，使证人自觉提供与案件相关的实情。

2、因人施询。调查人员询问证人时要因人而宜，采取不同方式方法，并做到有针对性提问，使证人稳定情绪，实事求是提供证词。

3、启发记忆。有的证人以时间长不愿提供证据，对此要启发知情人，允许证人一个回忆过程。在证人回忆不准确时，不要急于作谈话笔录或叫证人提供证言，可等证人完全弄清因果事由后再作笔录或写证言。

4、循路多问。要给证人充分的讲话机会和时间，要让其多说，不要轻易打断其谈话，待证人讲完后，按照案情需要进行发问，问清其没讲清或没讲到、漏讲的情节，达到索取完整系统证言的目的。

证人范文篇9

关键词：拒证权证据体系证人补偿

Onthefactorsandmeasuresofthedecliningrightsofwitness

Abstract:Toestablishscientificproofsystemandproofinstitutioninourcountry,thepaperanalyzethecausesandconditionofthewitnesswhorefusetoattendtothecourt,whichisoneoftheproblemstoberesolvedincontemporaryprooflawandresearchintohowtodealwiththedecliningpersonandinwhatconditionwitnesscandeclinetoproveunderthelaw.

Keywords:DecliningrightsProofsystemWitnesscompensation

证人拒证权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科学证据体系和制度，仍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目前，在我国证据体制方面存在八个前沿性问题有待研究解决：一是关于证据真实性的客观保障问题；二是律师的举证和收集证据的认可问题；三是证据制度的命名问题；四是证据确实充分性如何认定，证据足与不足在实践中的标准很难掌握的问题；五是证人出庭作证问题；六是审判前的证据展示问题；七是如何吸收沉默权的合理内容问题；八是无罪推定的进一步落实问题。本文就其中问题之一，即证人拒证出庭作证产生的原因及对策加以研究。

一、证人拒证权的成因

证人作证对诉讼具有重要的价值，无论是为实现实体公正还是为实现程序公正，证人出庭作证都是现代诉讼的必然要求。如果一切案件的证人都能出庭作证，那是司法的最理想状态。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已经成为诉讼过程中的一大难题。虽然我国三大诉讼法将证人界定为诉讼参与人，在法庭上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并承担一定的诉讼义务。但是由于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不完善，引发了实践中的众多问题和矛盾，在这些问题中最突出的是证人出庭作证得不到切实履行和保障的问题。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主要的作证义务之一，但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极低，以刑事案件为例，平均为5%。这种现象给我国诉讼法的贯彻和诉讼机制的运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使得明文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法律流于形式，导致有法不依的恶果；另一方面，破坏了诉讼的直接言词原则，证人不出庭导致证人在审前所作的陈述在法庭上被大量使用。控辩对抗的庭审无法落实，剥夺了双方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与证人对质的权利。此外，证人不出庭作证还不利于法官查明案情，法官也难以审查证据的真伪，法官只有依赖庭后阅卷和调查，从而使审判走过场，看形式，可能导致冤假错案。

产生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我国立法存在着矛盾，以刑事诉讼为例，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又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进一步规定，“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可见，立法上一面规定了证人的出庭义务，另一方面又规定证人不出庭的证言经查证属实可以采纳，这种矛盾的立法是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立法根源，为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制造了借口。（2）儒家“和为贵”，“以无诉为德行，以涉诉为耻辱”的观念根深蒂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尊崇的是“和为贵”的儒家思想，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人与人之间在感情和心理上有极强的相互依赖性，具有凝重的群体意识和浓厚的人情观念。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公民个人都遵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哲学，导致公民不愿涉讼出庭作证，尤其是不愿出庭直接面对当事人双方而提供一方当事人不利的证言。实践中，证人受和讼心理影响而拒绝出庭作证的现象颇多，如：证人与被证关系人有亲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耽心出庭作证会损害双方友好交往或影响自身特殊利益等。（3）立法上未能明确证人作证的范围，尤其是不作证的范围。在西方国家，法律都明文规定警察应当出庭作证，我国却没有涉及。对此，我们认为应当完善。（4）立法和实践中对证人保护不足。现行立法只侧重于对证人的事后保护。即证人作证受威胁、侮辱、殴打或打击报复后，方由司法机关对实施者给予处罚。立法未规定严格的事前预防性及保护措施，是证人作证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而在证人保护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多设立有完善的事前保护措施。另外，而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发生证人因作证而其家庭财产被毁、庄稼被损等现象，证人作证面临的财产风险特别是虽然法律规定证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法律保护，但没有规定相应的具体保护制度和措施，因此证人怕遭受打击报复，不敢出庭作证，充其量只愿提供书面证言并附加保密条件，从而使证人证言失去可质性而难以成为定案根据。（5）在刑事诉讼法中，未能明确规定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以及作证费用的负担。（6）证人出庭作证未能与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责任、诉讼后果有效地联系。未能规定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的排除性效力。

二、对证人拒证不出庭的对策

针对上述情况的分析，为完善证人作证制度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从而保障证人出庭作证：

（一）.重申出庭作证是证人应尽的法律义务。

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应当履行的一个义务，目前法律只对此进行原则性的规定是不全面的。法律还应当规定违反义务性规范的后果，以促使证人积极履行其义务。因为，证人出庭如实提供证言，是刑事案件得以公正审理，被告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的重要保障，也是程序法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否则，程序公正的丧失，将可能危及实体处理的公正。

（二）.立法上应该明确规定证人享有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

根据我国诉讼法律制度的特点和立法精神，为消除证人权利、义务失衡现象，要依法保护证人出庭时应当享有的下列权利：（1）人身和名誉不受侵犯权；（2）合法财产不受侵害权；（3）出庭费用补偿权；（4）依法不出庭申请权（5）拒绝回答无关询问权；（6）对证言阅读、补正权；（7）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提供证言权。

（三）.建立证人保护制度，对证人的人身、名誉及财产权进行切实的保障。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对被告人所为之犯罪事实加以指证，有可能会使自己或亲属的生命、身体、财产陷于危险之中，因此国家对证人及其他因其作证行为而面临危险的人负有保护责任。证人保护一方面在于维系证人作证制度，因为保护措施的缺乏会导致证人对作证产生畏惧心理，以至拒绝提供证词或者提供虚假证词；另一方面则在于证人的义务与权利之间达到一种合理的平衡，一个国家没有理由要求其公民放弃自己的财产、健康乃至生命而去履行其作证义务。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极其不完善。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亲属的安全。”但由于缺乏具体而规范的保护措施，实践中，证人因惧怕报复而不愿、不敢作证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是造成我国证人出庭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应当尽快制订一部证人保护法从内容上来说应明确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确定关于负责保护证人的机关。人民检察院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处于法律监督者地位，我们认为这一职责应有人民检察院来承担。二是确定证人保护的具体措施，其中应当包括事前保护与事后保护两种。事前保护是防止证人在作证期间受到威胁和伤害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如贴身保护、为证人提供安全、隐蔽地点、特别监护、住所迁移、在法庭上改变证人的声音、隐蔽证人容貌、更改姓名等等。事后保护则指作证后对证人所应采取的保护措施，如改变证人的身份、住址、仪容等等。在对证人及其亲属的人身和名誉给予特别保护的同时，也应重视对证人财产权的保护。所以，在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证人的合法财产权利不因证人作证而受非法侵犯和对侵犯者的严厉制裁措施。但是要落实到位就必须增加司法投入，加大打击力度。落实事后保护措施，并且明确规定，对直接或变相打击报复出庭证人的行为人，均应当给予经济上、行政上或者刑事上的严厉制裁。三是值得提出的，我国的证人保护还应包括保护证人免受执法人员的威胁和压力。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执法人员对证人经常采用刑讯、威胁、拘禁等非法手段获得证人的证言，这对证人不敢作证、不愿作证的心理形成起很大的影响作用。因此，我国在制定证人保护法时，不应忽略这方面的问题。要必须建立证人申诉机制，赋予证人在受到执法人员侵害后的有效救济渠道，规定证人及其家属有权对执法人员的非法行为向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提出控诉的权利。

（四）.明确对证人的经济补偿

基于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原则，在诉讼中，证人有针对因作证而受到的经济损失获得补偿并得到报酬的权利。对证人的经济补偿需要明确（1）证人的补偿费用应当有谁来支付，是国家还是控辩双方当事人，从理论上来说，证人是其对国家履行的一项义务，因此证人因作证而受到的损失应当由国家来补偿。在多数国家和地区是得到认可的。（2）证人的费用补偿范围应如何界定，即国家应对证人支付哪些费用。应支付给证人费用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补偿性的费用，如证人因作证支付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等；另一部分则是因证人的作证行为而支付给他的报酬。这是证人付出了劳动，理应得到回报；同时可看作是国家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一种鼓励和奖励，有利于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我国的证人作证补偿制度极其不完善，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如果作为证人只能以自己造成经济损失而不能得到任何补偿和收益，绝大多数人都会怠于履行这一义务。针对这一现实，应当建立和完善证人补偿制度，以平衡证人的心理，使证人自觉履行出庭作证义务。（3）目前在我国建立证人补偿制度需要解决的就是支付主体的问题。法学者认为：“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律义务。证人只与法院形成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与当事人之间不产生任何诉讼法律关系。因此，证人出庭的补偿费用应由法院向证人支付，而不应由当事人直接向证人支付，如果当事人直接向证人支付出庭补偿费用，则有买通证人之嫌。事实上也确有可能导致当事人花大钱买通证人，使证人作不实之证言。当然，证人出庭作证的最终目的是使法院查清案件事实，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因此，法院向证人支付补偿费用时，法院应从当事人所交的诉讼费用中的‘其他诉讼费用’中支出”。对于刑事诉讼中的证人费用补偿应由各级财政部门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五）确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例外规定。法定情形主要指：①证人为未成年人；②证人在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③证人住所及工作场所均远离开庭地点，交通极为不便，且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④经合议庭认可的其他原因。

（六）加强对证人出庭作证的强制措施，以立法明确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的法律责任。我国目前证人出庭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强制证人出庭措施。虽然法律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但对于拒不出庭的证人却缺乏相应的承担法律后果的规定。实践中，对不出庭的证人，执法人员或者无计可施，或者采取不合法的措施，如羁押等，证人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出庭作证，实质上是妨害刑事诉讼的行为。因此，应在法律上文明规定证人违反出庭义务的法律制裁措施，明确证人拒证的法律责任。明确对证人适用的强制或处罚措施，做到对证人的强制或处罚法律化、规范化，同时也要为受到强制的证人提供相应的法律救济渠道。（1）对于拒绝出庭的证人，可以要求其说明不出庭的理由，如果证人不能出具正当理由，法院可以对其适用传唤、拘传措施，强制其到庭作证。（2）因证人拒绝出庭作证而导致庭审不能正常进行的，法庭可以裁决证人一定数额的罚款或者15日以下的拘留。（3）对于拒绝出庭作证情节严重的证人，法院可以判处其扰乱法庭秩序罪，也可单独规定“拒证罪”罪名。依照刑法规定对其判处罚金、管制、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4）对证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给予其说明理由的机会；证人对于法院做出的适用强制措施、罚款或者拘留的司法裁决以及刑事处罚的判决有权提出上诉。

（七）建立和完善配套机制。（1）根据需要可设立审前证据展示程序；其意义在于确定出庭证人名单，由于证人出庭作证存在着许多例外情况，为保证审判的顺利进行，有关究竟哪些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哪些证人可以不出庭的问题应当尽可能在审前加以解决。通过审前证据展示程序，控辩双方尤其是控方将自己掌握的证据材料向辩护方展示，一方面可以保证被告人的辩护权，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审判突袭，提高审判效率。因此，建立审前的证据展示程序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一个环节。（2）完善庭外取证，远程作证的适用；（3）建立心理咨询制度，法官要对证人作心理咨询工作。化解证人“惧讼”、“和讼、”、“仇讼”的心理障碍。

（八）规定警察出庭作证的义务，要求警察就执行工作中所了解掌握的案情出庭作证。

（九）、发挥律师的特殊作用，为证人提供法律援助

辩护律师的身份和职责使其在办案过程中得以了解案情的全貌及各利害关系人，以其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使其在克服证人出庭作证障碍上可发挥特殊的作用。首先律师何时、何地、如何会见证人要因人因案因时而异采证策略。并对证人情况做好阶段性的保密工作，以防证人遭受不测。其次，律师能对证人进行法制宣传和法律咨询，使证人产生正义感，懂得自己的作证义务和法律要求，同时让证人明白自己还有出庭作证的补偿、申请司法保护等权利，以打消证人事不关已、畏惧作证以及误认为作证会蒙受损害等等顾虑。最后，应为证人提供法律援助。制定证人保护法应加进这一条。律师因较深入地介入刑事诉讼，能了解或预测到证人面临的困境或危险，因此，律师应及时地给证人以帮助、提出建议或代为申请司法保护，以强化证人的社会正义感和安全可靠感，坚定其出庭作证的信心。

（十）强化双方的举证责任，促使当事人双方协助保证证人出庭作证。总而言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是审判方式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因此，应当切实保证证人出庭作证，避免使庭审改革流于形式。

三、证人享有法定情况下的拒绝作证的特权

与证人出庭作证义务相对应的，是证人应当享有法定情况下的拒绝作证的特权。拒绝作证特权不同于无正当理由故意不作证的情况，其主要差别在于证人的主观方面是否恶意违反法定的作证义务。我们主张不论是从诉讼的公正性诉讼理论的完整性出发，还是从实践情况出发都应当允许特定情况下证人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不能依照“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的规定，机械地要求所有的知情人出庭作证，但凡是有正当理由的证人可以拒绝作证。我国现代诉讼法对证人拒绝作证的特权没有直接规定，只是在律师法中规定：“律师应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这主要是出于律师职业的特殊性而作的考虑，对于证人拒证的特权在国外是有规定的，他们称之为“证言特免权”或“拒作证权”。综合各国的立法和实践，证人拒证权主要适用于：1、因亲情血缘关系而产生的拒证权；2、因特定职业而产生的拒证权；3、因个人原因而产生的拒证权。

事实上，我国古代就有人拒证特权的规定，儒家奉行，“亲亲相为隐”、“亲亲得相首匿”就要求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外，均可互相隐匿犯罪行为，而且减免刑罚。自汉以降，孔子所主张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立法原则之一，充分体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视。我们认为，在现代法治社会，出于社会公德和民族的传统伦理，应当在诉讼法中规定特殊情况下，证人享有拒绝作证的特权。这些特殊情况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配偶和近亲属之间有权拒绝作证。即夫妻、父子、祖孙、兄弟姐妹之间免除相互作证的义务，这主要是考虑到亲属的稳定、家庭的和睦和传统的伦理道德。

2、基于特殊职业而获取的秘密的拒证权。这主要包括：（1）律师与当事人之间；（2）医生与病人之间；（3）神父与忏悔者之间。这些是出于保守职业秘密而需要的拒证权。

3、事关公务秘密的拒证权。这是指证人有权基于保守有关公务秘密不泄露而拒绝作证的权利。这类人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员、党组织、政协、工会、妇联和有关社会团体等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军队、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院、法院等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些人需经其主管机关领导批准，才能享有拒绝作证权。证人主张拒绝作证特权需经过法官的审查和批准，被允许特权的证人免除其作证义务，因此当然免除其出庭作证的义务。

（四）证人不能出庭作证。被要求出庭作证的证人可能由于客观原因不能出庭作证，对此法律应当有一定的预见性予以明确规定：

1、由于证人的身体健康情况不能出庭作证。基本上存在以下几种情况：（1）证人在庭审期间死亡的；（2）证人患精神病且在短期内无法恢复的；（3）证人患严重疾病短期无法治愈且无法出庭作证的。在上述情况下，法庭可以采用书面的证人证言或询问笔录。2、由于其它原因证人不能出庭作证。“由于其它原因”导致证人不能出庭作证的情况包括证人居所不明或下落不明、证人在国外且在短期内无法回国等等。

（五）证人不必出庭作证

证人出庭作证是实现诉讼公证的基本保证，但在这一问题上，也应当适当地考虑诉讼效率问题。即并非所有的证人都必须出庭作证，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可以允许证人不出庭。这些情况既包括程序方面也包括实体方面。

1、基于控辩双方同意，证人不必出庭作证。如果控辩双方对某一证人的书面证言意见一致，均同意该证人不出庭，在这种情况下，此证人就没有必要出庭，法官可以直接采纳其书面证言。这一例外是建立控辩双方有权处分其程序权利的基础上。2、由于案件的实体情况及证言的实际作用，证人不必出庭作证。如果案件情节简单、事实清楚，即便没有某一证人的证言，陪审团或法官也能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该证人也没有出庭的必要。这一例外涉及到案件实体问题以及证据证明力的判断。

（六）为保护证人的需要允许证人不出庭作证

这一例外是随着证人保护措施的完善而建立起来。刑事诉讼中的证人，特别是一些有组织犯罪的证人的人身安全经常遭受来自犯罪组织方面的威胁，为保护这部门证人的人身安全，现在世界上已经出现利用电视录像和多媒体技术在庭审中实行录像询问，即对需要特别保护的证人，就在其住所地或专门的询问室进行即时的录像询问，而免除他们出席法庭的担忧。这只对证人作证的补救。当然也可应用于性侵犯中的受害人。其好处在于（1）减少证人出庭作证的心理障碍。（2）使质证得以进行。（3）更少受到职业询问者询问技巧的影响。（4）更有利于保护证人的合法权益。在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证人即使不出庭，但录像询问技术确保了其证言同样发挥作用，这是刑事诉讼走向现代、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七）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41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附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刑事诉讼法的缺陷。但对于符合上述情况的证人证言应如何使用缺乏相应规定，尤其是“有其它原因的”规定过于笼统，为执法和守法留下了很大的空白，实践中可以任意出入，可能使“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流于形式。

（八）对以上各种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特殊情形，在列举的条款中：“有其他原因的”列为一条，对该条的例外，建议在立法时对某些情况能详细规定的，就应该作出详细规定。本文认为对于例外情形的应该完善以下几方面：1、对于主张拒绝作证的证人免除其出庭作证义务；2、证人是未成年人的或者证人在庭审期间死亡、患精神病且在短期内无法恢复或者患有严重疾病短期无法治愈从而不能出庭作证的，允许提出证据在一方使用书面证言；3、证人下落不明或者在国外短期内无法回国的，允许提出证据的一方使用书面的证人证言；4、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无异义且同意证人不出庭的，法庭可以采纳该证人的书面证言；5、案情比较简单、事实清楚，且证人证言在其中不起主要证明作用的，法官在征求控辩双方意义的基础上裁定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所包含的内容丰富而具体，它涉及到社会各方面，完善证人作证制度，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环节，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此，我国在建立自己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时，必须要与三大诉讼法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相协调才行。

参考文献：

[1]黄京平等三人：我国刑事证据展示的模式选择与制度建构。人民检察（京）2001.7.31

[2]成良文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法学杂志（京）2002.4，P76

[3]法律释义全书，张春生等主编，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北京，P399

[4]王进昆刑事证人证言论[D]中国政法大学，50

[5]刘敏，论强制证人出庭作证[J]，法法，2000.7

证人范文篇10

一、易使人对审判的公正性产生疑虑。追求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永恒的主题。作为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在打击犯罪的同时讲究公正性，法院审理案件主张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何以以事实为依据？则是主张整个案件审理的真实性，因此，就要有大量的证据予以证实。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基本上是以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等七种证据中的一部分或全部作为起诉指控的依据来证明其指控的罪名成立。而对此证据在庭审中经过质证，合议庭经查实后，就可作为定案的依据。然而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有时被告人、辩护人会提出对其中的部分证人证言产生异议，认为有失公正性。因为，这是公安、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他们所站的立场不同，不利于被告人一方。因此经常提出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认为这样当着法官、检察官、辩护人、被告人的面所作证言的真实性较前面公诉机关出示的书面证人证言大，具有公正性。所以说，如果证人能出庭作证，对案件审理的公正性、案件事实的认定、被告人的认罪服法等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不利于审判效率的提高。前面谈到的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辩护人在法庭调查阶段的质证中，常会对公诉机关提供的书面证人证言产生不同的意见，认为其有失公正性，并且根据刑诉法规定中提到的被告人在庭审中有通知新的证人到庭的权利，因此他们经常提出要求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而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辩护人的这类合法的请求，就应该按照法定的程序通知证人到庭。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影响审判的效率。因为正在进行的庭审就会因此而休庭，导致了案件审理时间的推延，降低了审判的效率，有的甚至因为证人难以通知，经过多方的周折，而延误了审限，造成了审判程序上的违法。

三、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另一个弊端就是直接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案件认定事实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及运用的过程，证人不出庭作证，而只宣读书面的证言，控辩双方的当庭询问、质证只能是一句空话，根本无从进行，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也就无从判断。证人证言的特点决定了它反映案件事实有可能失真，也容易由于种种外界因素影响产生变化。首先，就证人而言，他们知道不出庭接受当庭质证，在提供证言时，虽然取证人员对他宣布了作证的相关法律规定，但证人还是容易产生轻率随意的念头，有的甚至对案件的事实回忆不清，就凭空想象或加上个人的主观臆断而信口乱说。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的取证人员不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取证，而是先入为主，对证人施加某种暗示或压力，以获取符合自己需要的证言。在当庭宣读证人证言时，也有可能断章取义、任意取舍，只宣读对已方有利的部分，回避对已方不利的部分。这些问题如果不通过当庭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去伪存真，很有可能影响认定案件事实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上面简要地分析了证人不出庭作证在司法实践中造成的弊端，以下来谈谈证人不出庭作证现象之所以普遍存在的原因。

一、刑诉法只规定了证人作证的义务，却没有规定证人拒不履行出庭作证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及可以采取何种强制措施。另外，法律赋于公诉人和辩护人在调查取证上的不平等的权利，也是造成证人不能出庭作证的原因之一。根据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须经证人同意，而对公诉方则无此规定。虽然该条同时规定了辩护律师可以申请检察院和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但由于检察院是诉讼对立的一方，不可能积极配合。而如果要法院出面调查取证，似乎又回到了法院包办代替调查取证的职权主义的老路上去了。

其二、在审判的实践中，检察机关思想上的未解放也是造成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之一。公诉方为了证实其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列举相当多的证据来证实指控的犯罪事实，这些证据中当然的就有证人证言，且有的是以主要证据的形式提供的。而公诉方所提供的证人证言是有利于证实自己指控的事实的且这类证人证言是书面的、确定的，具有稳定不可变更性。这样在庭审的举证阶段，该证言就作为证据链中的一个环节，紧紧相扣，相互印证，以证实犯罪事实。而相反的，如果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在庄严的法庭上，面对着多方的询问，有的会因为紧张等多方面的原因，致使回答糊涂，反而会给被告人、辩护人抓住空子，不能达到原来期望的证明效果。因此，从证明效果上讲，公诉方是宁愿采取书面的证人证言的形式而不愿意让证人出庭作证的。

最后，影响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还有：对证人的保护问题；整个国民的素质，即证人出庭作证的意识还未达到，证人有的惧于被报复而不愿出庭作证；证人出庭费用应由谁承担等等。

以上分析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弊端及成因，而在我们司法实践中从完善审判制度出发，是迫切要求证人能出庭作证的，因此就要从以下方面来逐步地完善。

首先，要不断加强这方面的立法。为了使证人能出庭作证，除应积极完善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的各项配套制度外，还应注意加强对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证人的制裁。制裁的对象不应该是所有知道案件情况而不出庭作证的人，而应该是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义务的人，也就是说要对制裁对象先做合理的排除。要排除那些不具有证人资格的人，刑诉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因此，对于证人的选择必须先排除这部分人。刑诉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向证人调取证据必须经证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同意；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的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根据此规定的意思，对于证人的选择还要排除享有拒绝作证权的证人，即以上规定中提到的证人、被害人，如果要想向他们调取证据首先必须要经过他们的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则不能强行要求他们作证，更谈不上出庭作证了。因此，对于此类人他们属于享有拒绝作证权的证人，故而也要作相应的排除。所以，只对上述排除之后才能对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予以制裁。当然，目前我国法律在这方面是很薄弱的，对证人不到庭毫无强制力而言，甚至传唤证人到庭也只能采用通知的形式，竟不能用传票，更不用说对证人拒不到庭给予相应的制裁了。因此，在这方面应尽快地从法律上加以完善。是否考虑对那些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作证的人采取一些较强硬的措施，如责令限期到庭，对一些恶意不到庭的证人采取拘传等措施，利用法律来保障该出庭作证的证人出庭作证。

另外，针对证人保护的问题，由于在我国对保护证人的重要性一直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是当作一种具体措施来对待。我国的刑诉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该法律条文中只笼统地提到了关于证人保护，但就具体的如何保护？公、检、法三机关应当如何分工？对证人保护方面有哪些强制措施等等内容都没有规定。因此，在现在尚无明细的法律对证人保护制度加以规定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实施对证人的保护？我们认为，对证人及其近亲属人身权利的预防性保护及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由公安机关负责；对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不构成犯罪的，依法应给予严厉的批评、教育，指出其行为的危害性，限其立即停止侵害，对一些行为较严重，对其教育不足以制止其行为时，应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而对构成刑事犯罪的，则应根据案件不同的性质，由公安或者检察机关负责侦查，应由检察机关起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对一些应当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并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依法判处，共同作好保护证人合法权益的工作。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