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范文10篇

政党政治范文篇1

民国初年，政党勃兴。据台湾学者张玉法统计，当时政治性的社团有312个，而由以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党影响最大，也更具有西方政党特征。

1.国民党。国民党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实行政党政治、对抗立宪派、限制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在宋教仁等人的积极主持下，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4个小党派组成的，1912年8月25日正式成立。辛亥革命以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12年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决定把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大会制定并通过了新的《中国同盟会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为总务部主任干事，张继为交际部主任干事。改组后，会务有所扩张，不到几个月时间，会员增至10万余人，支部遍于18个省区。临时政府北迁后，同盟会本部由南京迁至北京。同盟会改组后，大批旧官僚、立宪派和各种投机政客纷纷涌入，成分复杂，组织上严重不纯，革命性减弱。孙中山和黄兴虽被推举为主要领导成员，但不注重党务，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实际事务只是宋教仁一人操持。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5个党派，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宣告国民党成立。

2.共和党。共和党是立宪派为了对抗同盟会，联合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党同志会、民国公会5个小政党政团而组成的，1912年5月9日正式成立。共和党以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为政纲。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国家主义就是反对同盟会、支持袁世凯的同意语。由于共和党视同盟会为第一政敌，因此共和党的成立及其活动，自然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欢迎和支持。其两者的关系，正如同盟会的激进分子戴天仇所揭露的那样：“袁氏欲利用共和党而固其位置，共和党亦欲利用袁氏而开其升官发财之路。”

3.。是1912年10月在上海合并组成的政党。并入的有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促进会、民国新政社、共和统一会、共和俱进会等6个政团。4.统一党。在统一党并入共和党8天后，章炳麟于5月17在北京本部召开大会公开宣布与共和党分裂，统一党复行独立，并改理事制为总理制由他自任总理。政治倾向与共和党基本一致，因此，并没有什么作用，存在时间并不长。

二、民国初年多党制政治失败原因

对民初多党制政治失败的命运进行具体考察,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缺乏实行多党政治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明末清初,中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新式工业逐渐增多,但仍然显得微弱和单薄,资本主义企业数量仍然很少,截至1911年,中国近代工矿企业仅有562家,资本1亿3千2百余万元。据记载,1911年中国历年创办的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约953家,创办资本额共计20380.5万元。民初全国资产阶级约10万人,约占全国4.068亿人的0.02%。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队伍还相当弱小,而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又分化为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大资产阶级和具有妥协性和软弱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因而,仅仅依靠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去实现政党政治和多党制,无疑难以逃离覆亡的厄运。

2.缺乏对政党的认识和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体上是一种与西方的公民型政治文化大相径庭的臣民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竞争、平等的念几乎是不存在的，相反,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而政党政治是近代民主政治产物,要求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识、党派意识,并积极投身到政党活动当中去,这是实行政党政治和多党制的必要条件。民初政党的名目虽然繁多,但许多政党是随意组合起来的,少则几个人、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而知晓政党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孙中山说“:中国人多不明白党字之真义,就是已入政党的党员,也不能人人知道政党之作用。”就连国务总理赵秉钧也坦然承认这一点。他们入党虽然各有目的，或作为装饰品,或作为牟利的工具,但的确不知道政党的真谛。更为可笑的是跨党者不乏其人“,往往一个党员既挂名于甲党,同时又挂名于乙党,甚至并挂名于丙党的。”最多者竟跨10余个党,实为欧美各国政党所罕见。正因为如此,在选举投票过程中,政党被操纵在少数政客手里,任凭其万般舞弊,愚弄民众,最后酿成天下政党不应有的败局。

3.缺乏必要的政治法律制度环境。政党所在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环境对政党的产生和发展产生直接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民初的中国,政党虽然取得了合法地位,但资产阶级的力量仍然十分脆弱,除短暂的南京政府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外,其余的都是封建专制政权和军阀独裁政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套政治制度。

政党政治范文篇2

[关键词]民初；政党政治；失败原因

民国初年，中国政坛实行了政党政治，但经历了两年就走向失败，它的失败既有外部原因，又有深刻的自身因素，给中国后来的政治发展带来很深的警思。

一、民初政党政治发展轨迹

辛亥革命后，组党热潮风靡一时。据统计，辛亥革命后到民国2年间，全国出现“党”、“会”之类的政治性团体多达320个。在民初政党政治运作之中，最重要的几个政党分别是由同盟会转变而来的国民党，由昔日资政院时代旧议员为主组成的，由光复会转化而来的统一党，以及由清末预备立宪公会和湖北黎元洪派军人势力为主的民社联合而成的共和党。民初各种政党的建立、消亡及分合离散十分频繁，几令人有应接不暇之感。在民国建立时，由于国民党风头正劲，大有包揽政局之势，遂导致其他党团的联手对抗之局。

1913年5月29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组成立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独大之势。政党政治进入了第二阶段，即两极分化和对峙阶段。两党对峙、两极分化，成为民初政党政治中的一大高潮。但是进步党内三党之联合局面未久，内部再次纷争和离析；在此期间，国民党党势渐衰，导致其议会势力的大减；袁世凯用各种手段对国民党内部分议员进行分化瓦解，以及运用暴力对政党政治及议会进行的公然非法践踏，则从外部扭曲了政党政治的正常进程。

两党和平竞争之前景早已黯淡下来，政党在萎缩，舆论在消沉，国民心态则日益绝望，而1913年9月18日袁世凯御用党公民党的成立，则正式标志着政党政治走入了末路。可以说，它已基本上不属于政党范畴而沦为了私人权欲之工具。它的出现并操纵议会，议员形同傀儡，也标志着民初政党政治从内部已腐烂变质。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438人，导致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正常开会。国会成为“行尸走肉”，政党政治已名存实亡。至次年1月10日，袁氏非法取消国会，代之以其御用工具政治会议。釜底抽薪，政党失去其合法活动场所，政党政治至此名实俱亡。

由希望到失望，由兴而衰，政党政治之所以在民初的中国遭扭曲而失败，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

二、失败原因浅析

(一)经济因素

绝大部分关于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研究的材料都认为政党政治失败是由当时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即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极为有限，资本主义经济同封建主义经济实力相比尚有巨大的差距，这就使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缺乏实现的必要条件。虽然这种结论有经济决定论的影子，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表面上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实权却掌握在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手里，资产阶级并未真正掌握权力，其民主共和是虚假的，在这虚假的共和国体上，希图建造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大厦，根基原本就不牢靠，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一个不能代表本阶级经济利益的政党，是没有生命力的。一个政党本身没有经济来源，不能代表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就是从根本上失败的，因为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是代表一定利益集团的政党。而中国农耕社会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和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脆弱性和强控制特点，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被完全遏制和破坏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才开始产生和得到一定的发展，至辛亥革命前夕仍很微弱。中国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社会结构分化和分工程度很低，没有产生独立的利益集团，因此也就没有形成代表一定独立利益集团的政党。那么民初的政党政治也就不具有纯粹性，其走向衰亡，在所难免。

(二)政治因素

首先，政党政治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内容，虽经清末十数年的鼓吹与宣传，但相当一部分^对西方的政党政治认识极为肤浅，对政党制度的精义了解不够，将之与中国古代之朋党相提并论，认为政党不过是野心家借以争权夺利之工具。因此政党政治在民初试行即是畸形的、残缺的。同时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仍然是传统小农文化，人治观念未能向法制观念转变，帝制观念仍很强大，共和观念非常薄弱，要在这样的情况下采行西方的政党政治必然遭到失败。民初政党活动范围仅仅限于国会中，最高目标就是组织内阁，缺乏具有远见的政纲，因此脱离阶级，脱离群众，认为中国下层社会群众愚昧落后，素质低下，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不能以下层群众作为一种借用力量，政党活动成为少数上层人的活动，由此广大民众对于政党政治也好，议会政治也好，几乎都是漠不关心，也完全不了解何谓政党政治，何谓议会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民初政党政治走向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人治观念未能向法制观念转变，缺少规范认同。在个人主义的西方，宪法被视为保持个人权利、协调利益冲突的准则。而在中国，宪法被看成是可以唤起集体力量的当下社会目标的根本表述，或某种促进共识、防止失误的装置。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人治的必然结果。既然对宪法有此内在的误解，那么民初政党对于“程序违宪”似乎视而不见则是容易理解的了。人治观念还渗入政党观念和政治行为中，表现为“以党为政”，政党之争流为个人之争。

最后，就政治伦理化，竟以“有道伐无道”作为攻击政敌的口号，因而模糊了对政治权威的理性构造。传统文化将政治伦理化，人们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往往用道德的眼光，因此要求王权圣化，“圣治”是最高的道德政治。道德的观念又和大一统的国家观念结合在一起，那些标榜和致力于“大一统”建设的人容易获得民众道德力量的支持。民国初年，袁世凯就常以代表国家统一的形象标榜，因而赢得不少民意支持。而政党纷争却给人一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坏印象。虽然民主势力和专制势力都打着“有道伐无道”的旗号，但传统的政治道德标准却妨碍了人们对构建新政治权威的理性认识。(三)文化因素

重点就政党文化而言，政党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人们对政党组织、政党活动和政党制度的价值判断、认同心理和评价取向等等因素形成的政党活动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政党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它，政党制度的生存和发展更离不开它。政党文化由三方面内容构成，即知性认识、社会心理、情感倾向。民初对西方政党政治的知性认识比较贫乏，不仅未尽了解西方政党制度的精神和发展过程，而且没有注意到各国政党制度发生差异的缘故，甚或忽视中国对政党制度的准备程度。在社会心理方面，则缺乏与政党政治相适应的心理认同。法国著名政治学家克罗齐认为，政党政治是以理性模式为基础的。整个西方一直存在着一种理性的模式。但民初党派成员对待政党的心理模式却是马基雅维里式的。对不同党派往往只有反感，缺乏共存与妥协意识，甚至表现为极端敌对的党派意识。

在政治文化的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到政党政治失败的某种必然性。首先，共和观念薄弱，儒家观念仍很顽强。从人本主义出发，西方人认为“公意是永远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人民的呼声代表着最终的权威和无限的智慧；国家只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它只能遵从民意而不能压制民意，统治者不过是人民的公仆。而儒家文化强调亲疏等级关系，强调人身隶属，其造就专制权力的内在机制在民初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因为延续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到近代虽面临着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但直到民国成立之前，这种挑战都是在民间进行的，官方的法律、制度以及学校教育都在维持着儒家独尊的局面。民初虽然从《临时约法》和学校教育改革上打倒了儒家独尊的地位，但影响却难以立即显现和奏效。而且袁世凯不久又企图重修儒学的地位。因此，民初对帝制仍有相当强大的心理认同。

总之，政党政治的运作需要有与它相适应的文化氛围，而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在封建意识和中国传统文化很浓厚的资产阶级革命党、立宪派、旧官僚、封建遗老们的操作下，其失败的命运便很难避免了。

(四)政党本身

其又可以分为两大原因：

政党自身原因：第一，接纳党员有很大的随意性，民初各党领导人对党员人数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党员的质量。第二，党员跨党严重入党本是人生对政治信仰的一种重大抉择，对自己选择的政党应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但民初政客视入党为争权牟利的工具。第三，党纲成了空洞的招牌，政党认同非常淡薄。民初各政党竞相宣传自己的政纲，但其内容大同小异，党纲只是政党之争的工具。第四，缺乏政治基础。政党本是将国家机构和公民联系起来的工具，但民初国民不知通过何种渠道表达个人政见，更不识政党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此时政党不过是乡绅官人的专用工具，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第五，缺乏对党员必要的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

政党外部原因：由政争而党争，由党争而军争。在种种非正常的干扰中，政党政治无法实现最重要的功能，即以合法、和平手段调和各阶层、各集团矛盾，规范中国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政治的发展和完善进程。最典型的干扰破坏莫过于依仗北洋私军以逞权欲的袁世凯了。“宋教仁案”、非法取消议员资格案，以至于取消国会，其对政党政治的违规操作，是政党政治无法正常进行的重要原因。同时政党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宗派期，政党缺乏群众参与。众多的社会势力包括商会只是议会中政党斗争的旁观者，这些斗争并不反映他们的利益，他们也并未通过政党途径真正参与政治。尽管像近代商会这类重要的社会中间团体曾一度积极参加在民初的有关政治实践，但它们并未切身感受到民主政治与他们的命运攸关，以至于当旧势力对民主议会和政党政治进行公然破坏时，他们对之漠然置之。同时民初的政党政治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给它们以任何的安全感和信任感。这种责任是双方的而非一方的，不能仅仅归咎于某个个人而只能归因于整个社会结构和思想。

综上所述，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同封建主义经济实力相比尚有巨大差距，不能形成独立的利益集团；政党政治存在所要求的配套政治体制不能建立，资本主义国体不能形成；旧的传统政治文化土壤的制约与缺乏民众的支持亦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民初政党的权力和派系之争削弱了其自身的战斗力，政党本身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运作方式。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

政党政治范文篇3

一、新加坡政党政治形态

新加坡共有24个登记政党，除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外，注册的反对党有23个，主要包括工人党、新加坡、新加坡人民联盟、统一、人民党、泛马来亚伊斯兰教党、马来民族机构、统一人民党、社会主义阵线、统一阵线、国家团结党等等。目前最大的反对党是工人党、和新加坡民主联盟。新加坡政党政治形态的特殊性在于，虽然新加坡存在合法的反对党，但由于强势的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而反对党虽然从1980年代起被允许通过选举进入国会，却长期在执政党的压力下，一直处于新加坡政党体制的边缘，不足以形成对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竞争与制衡的力量。缘于此，新加坡政治体制往往被认为具有“威权主义”的特征。比如，有学者根据人民行动党对反对党的打压和对选举的操控，将其视为一种“选举权威主义”。“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通过控制选举规则和选举程序削弱反对党、利用法院制裁打击反对党、通过财政资金的投放控制选民的投票方向、运用国家传媒力量营造持执政党的舆论，使得反对党根本无法与之竞争，议会长期被人民行动党垄断，周期性的选举只不过是合法化威权统治的形式。”①具体说来，新加坡政党政治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政，并具有“包容性执政党”的特点。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的历届选举，始终在国会中占据绝对优势，一直保持执政地位并一党独揽大权，控制和主导了新加坡的政治生活，类似于萨托利所说的“主导党体制”，即“一种存在一个以上政党的体制，在这一体制中，轮流执政实际上并不会发生。同一个政党总是能够长期赢得议会席位(不一定是选票)中的绝对多数”。②新加坡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和主导，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方面体现在人民行动党对于反对党和社会的严格控制。人民行动党反对在新加坡实施具有充分竞争性的多党制，认为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会造成政治失序和社会混乱，导致优秀人才因党派竞争而分散，难以全心全力为国家和人民服务，而政府不得不将许多时间和精力用于应对和解决政治分歧，影响政府的正确决策和办事效率。因此，人民行动党选择利用行政和司法手段来限制反对党的成长，并利用对选举制度和规则的设计来确保反对党在竞选中不会对其构成实质性挑战。这些技术性的手段包括限制对反对党选区的公共拨款，重新划分反对党选区的范围，操纵选举时间表来压缩反对党竞选活动的时间，减少新闻媒体对反对党的报道篇幅等等。同时，人民行动党也通过强化对社会的控制来巩固执政地位。首先，人民行动党政府通过社区中心、公民协商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实现对民众的控制。

在这样的控制体系下，社会的自主性被削弱。其次，人民行动党通过《社团法》严格控制民间自发的结社活动。为社团登记设置了严格的规定。再次，严格监管大众传媒。强调新闻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必须让位于国家完整和政府的首要目标。政府垄断经营电台、电视台，对报纸、杂志采取减少发行量、逮捕或驱逐记者、编辑和发放许可证等措施。同时还禁止和严惩涉及攻击李光耀和行动党、鼓吹西方自由民主、言论结社自由的舆论报道。另一方面，执政党对新加坡政治生活的控制与主导则体现在，在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下，为了确保自身的合法性，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人民行动党以维护人民利益为宗旨，通过推行国家合作主义的政策自上而下的把人民群众纳入执政党所设定的政治发展进程之中。这使其具有了某些选举型威权主义体系下“包容性执政党”的特点，这一类政党“通常试图把各种社会集团网罗到普遍的政党保护伞之下，并试图与政党外部的各社会集团和机构谈判。有些此类包容性政党曾试图推进积极的社会改革计划。另一些则成为综合各种社会利益的主要领域。许多包容性政党的政府允许其他政党在选举中提出候选人，只要后者没有真正获胜的机会。”③在这种具有包容性的政党体制下，新加坡政治中存在一个逆向参与机制。所谓“逆向参与”是决策者走出来，深入人民大众，与人民打成一片，了解民情，听取民意，吸取民智，实行民决。新加坡通过搭建遍及社会每个角落的组织网络，物色具有奉献精神的基层领导，构筑全面照顾人民基本需求的制度机制，并与选举政治有机结合，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逆向参与机制，④保持着政党与社会的有效沟通，而这种全面照顾民众需求的逆向参与机制也成为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反对党的边缘地位以及有限度的竞争。虽然新加坡存在23个合法的反对党，但除了工人党、以及新成立的民主联盟外，有影响力的政党并不多，大多不能发挥应有的制衡功能。可以说，长期以来，反对党在新加坡政党政治格局中都处于边缘地位，无法介入决策过程。但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人民行动党在上世纪7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但它并未参照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取缔反对党的做法，实行一党政治，而是有意保留了反对党，尽管这些力量弱小的反对党并不具备与执政党抗衡的能力，但是这种制度安排使得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在一党独大的基础上呈现一定程度的多元制衡的特点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竞争民主的某些元素。这为此后新加坡政党政治的转型，预留了民主发展的空间。而事实上，反对党的力量和地位自1980年代始，的确有所提升。1981年，反对党首次赢得议会席位，打破了人民行动党对议会的垄断。1984年，新加坡国会设立若干非选区议员席位，让落选的反对党候选人中得票率居前的若干人进入国会，他们可在国会中针对任何议题发言，尽管在很多关键议题上没有投票权，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会声音的多元化。在新加坡的政党体制中，反对党的地位体现在，执政党对反对党进行严格控制，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把其限制在国家权力之外，但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他们的发言权，以对执政党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反映不同的利益和政见。在执政党眼中，反对党被归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以批评执政党为主、比较激进的“对立的反对党”，这类反对党往往受到严格的限制和打压，另一类仅仅将在国会中发出更多声音作为诉求，致力于更多的反对党成员加入国会以改变人民行动党占绝对优势的格局，这类反对党则往往受到执政党的包容。由于执政党有充分的资源限制反对党的发展，这使得反对党对执政党的制衡作用相当有限。但是，保留了反对党的政党体制还是给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带来压力，迫使执政党始终将民众利益放在首位，以获取民心来留住选票。反对党不仅扮演着监督者的角色，同时也扮演以弱势群体的代言人的角色，促使人民行动党的政策更多地反映社会底层的利益。亨廷顿归纳了这种“主从政党体制”的特征，认为在这种体制下，只有一个政党具有统治能力，但同时也存在着两个以上通常代表着较特殊社会势力的反对党，它们有足够的力量去影响主要政党内部的决策过程”，主要政党“必须或多或少对其他政治集团的意见做出反应。”

二、新加坡一党独大体制的政治文化环境

新加坡威权体制下的政党政治形态的生成和维系，既是在一定经济社会环境下的选择，也是政治文化因素使然。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⑦政治文化是政治制度形成的背景和制度变迁的深层原因。新加坡自独立以来，逐渐形成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政党政治形态，也是根植于如下的政治文化环境:其一，“亚洲价值”。作为新加坡政治文化的重要元素，“亚洲价值观”被倡导为新加坡统一的社会意识规范，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加坡社会的政治文化心理。1991年新加坡国会通过的“共同价值观”被认为是“亚洲价值观”的官方版本。其内容是:第一，国家至上，社会为先;第二，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第三，关怀扶持，同舟共济;第四，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第五，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尽管对亚洲价值观的倡导始自90年代，但是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这种价值，一直在新加坡社会存在着，并在现实中找到了政治载体，比如，强大政党和强政府的建立。对亚洲价值观的倡导和推崇，实际上为新加坡社会强化了这样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即强调社会与国家的至上性，弱化个人主义，强调秩序与服从、忠诚与责任。在政治上则体现出权威主义的色彩，体现了权力集中于执政党的体制特色。这种价值观在新加坡社会的内化，使执政党与政府权威得到认可，并使以减少社会参与为代价来加速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理念被广为接受。其二，对秩序的尊崇。尽管新加坡是个多元文化构成的社会，但对于秩序的尊重与推崇，成为这些多元文化的共性。崇尚贤人政治、崇拜权威与强调等级秩序是儒家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此外，伊斯兰教倡导神权政治，绝对服从统治的观念在新加坡第二大种族———马来人中盛行。而印度教的特点亦是强调等级秩序、服从统治者。这些文化内涵中尊重秩序的特质对新加坡社会和民众政治文化心理的影响，有利于人民行动党建立一个强大政府，并把自己塑造为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在稳定与秩序优先于民主自由的理念指导下，人民行动党强调对全社会纪律约束、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因此，为了秩序与稳定，人民行动党需要维持执政的权威性，需要控制自发的结社活动，需要控制新闻媒体的自由，而个人也必须遵守政府规定的各种行为规范。第三，精英民主理念与去政治化的取向。在新加坡，几乎没有在其它东亚国家经常出现的街头民主和谈判妥协，包括反对党和中产阶级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也少有强烈的民主化诉求。有学者将新加坡的去政治化倾向以及民众的政治淡漠归结为东亚式的工具理性。“儒学文化圈的民众较之西方人更为理性。他们的政治冷漠是预期中的。除了少数政治人物或者知识分子，民众一般不会把民主或者自由视为一种抽象的价值。他们更多的是把这些价值视为工具来追求自己的切身利益。”⑧除了政治文化传统外，人民行动党有意采取的非政治化的策略，对社会的严格控制，限制个人和团体的政治参与，也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这种政治冷漠。尽管在新加坡，投票是强制性的，但这种被动型参与却无助于培养一种参与型文化。与此同时，新加坡民众的政治淡漠和去政治化的心理使精英民主成为一种选择，造就了少数具有强烈政治参与意识的政治、社会精英对权力的垄断，把人民行动党的威权统治当做是理所当然的看法也巩固了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李光耀的观点恰好可以作为这种精英民主的注脚:“任何社会都有一个最高阶层，其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5%，他们德才兼备。正是有了他们，我国才有效地利用了有限的资源，使新加坡成为南亚东南亚出类拔萃的地方。”⑨第四，为经济发展和稳定让渡个人自由。正是基于一种工具主义和政治冷漠，在经济发展优于自由民主的思路下，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愿意让渡出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心理。在这种政治文化环境下，虽然新加坡民众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在“一党独大”的体制下受到某种限制，但他们又从社会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等这些强政府的政绩中得到补偿。另一方面，强大政党和贤人政治所提供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福利，也影响着民众对民主政治的认知和对政治现实的妥协。

三、新加坡政党政治的转型及政治文化的变迁

2011年5月的新加坡全国大选被视为一个分水岭，“同时也反映新加坡社会的跨时代变化”。⑩这次的大选，人民行动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由于单选区和集选区制度的设计，使人民行动党仍然获得了87个国会议席中的81个，但它们实际上只获得了60．14%得票率。反对党总共拿到6个议席，但获得了接近40%的选票。从这个选举结果来看，虽然人民行动党保住了继续执政的地位，但是这次选举却被普遍认为是反对党的重大胜利。毫无疑问，这也是人民行动党执政以来所遭遇的最大的选举挫折。新加坡的政党体制将在未来面临诸多挑战。实际上在此之前，新加坡政党政治形态已逐渐开始转型。比如2010年4月，新加坡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与国会选举修正案，进一步放宽对反对党的限制，如规定非选区议员人数上限从6人增至9人，如果当选为议员的反对党人少于9名，国会将邀请落选的反对党候选人里得票最高者担任非选区议员，直到把国会里的反对党议员人数补足到9人。又如，缩小集选区规模，增设小规模集选区的设计也有利于增加反对党获胜的几率。另外，对于竞选广告的规定等都有所放宽。而2011年5月的这次大选，也显示出人民行动党比以往更能接受政治竞争。人民行动党还废止了对互联网的政治审查，允许政党和参选人在互联网上进行政治宣传。这些举措，客观上拓展了反对党的竞选空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公开强调要让政治竞争更公平。而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后，李光耀辞去资政，则被视为“一种政治责任的进步”，是对选民透过选票传递出来的讯息的回应。瑏瑡这次大选过后，反对党也加强了政党的组织活动。与以往不同的是，反对党候选人并未随着竞选活动的结束而消失在公众的视线外，工人党、新加坡和新加坡人民党开始在公众中发展基层网络资源，以便平时开展社区和政治活动。可以说，执政党和反对党各自正在发生的改变，预示着新加坡政党政治形态将向更为民主的方向转型。而这种转型的背后，政治文化所发生的变迁也悄然改变着新加坡民众的政治信念、态度和政治行为。其一，参与式政治文化正逐渐消解着政治冷漠。按照阿尔蒙德的观点，参与式政治文化意味着，“社会成员往往公开地取向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以及政治的和行政的结构与过程(换言之，取向于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两方面)”。这种参与式政治文化展示着一种民主的政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公民可以完全参与到政治过程中。瑏瑢在新加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众要求政治更加多元化，希望见到更多的政治竞争和更多的反对党议员进入国会。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加坡年轻一代，比他们的前辈有着更多的参与政治的诉求。这种参与式政治文化的生长，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新加坡人以往的去政治化的取向，逐渐消解着他们以往在威权体制下形成的政治冷漠。至少有两个因素对这种变化产生了影响。一是世界范围的民主化浪潮，从冷战后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到最近的被称为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中东、北非的民主转型。二是新媒体的作用，以网络为主的新公共领域的出现，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政治文化在代际传递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会呈现出它作为一个自变量的特征。在政治文化由政治冷漠向参与式政治文化过渡的过程中，新加坡年轻一代成为了新的政治文化的推动者。在2011年的大选中，年轻选民占据了较大比例，“65后选民”占据了46%的投票份额。他们的成长环境跟上一代人不同，价值观和关注的问题也不一样。对他们而言，经济发展不能代表一切，他们需要在政治参与上有更多的更高层次的追求。大选期间，年轻选民踊跃上网参与政治讨论，利用Youtube、Twitter、Fa-cebook等各种新媒体平台，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年轻参选人也充分利用互联网来为自己作政治宣传。新媒体降低了政治对话的准入门槛，提供着新的信息来源和更多元的讨论空间，为参与式政治文化的生长提供合适的土壤。其二，伴随着公民社会的成熟，公民文化逐渐得以培育。

随着新加坡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公民社会逐渐成熟。同时随着新加坡社会结构尤其是人口的变动，新加坡的年轻人口数量越来越多。新加坡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开始倾向于有更多的社会政治自由，希望社会走向更多元更开放，这是他们将选票投给反对党的重要原因。他们的诉求在于，执政党虽然在新加坡的执政中做得不错，但是也应该有反对党进入国会，也应该有不同声音在政治决策机构中出现。一种普遍的看法是，人民行动党执政时间太长，以致于有一种权力的傲慢。人民行动党在长期一党执政下所形成的那种不顾忌人民感受的“权力傲慢”和把人民视为“子民”的家长作风，以及“我们来决定什么是对的，别理会民众的看法”的李光耀式执政风格，已经不适合新的公民文化环境与现代民主政治。民众希望人民行动党会作出适当的调整，也更希望有多元的力量可以制衡这种权力傲慢。正如蔡定剑所形容的，尽管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如父母一般用他们的辛勤劳动给子女带来财富，“但现代社会的子女还是觉得不太舒服，愿自己过自由自在的小日子。”瑏瑣新加坡的治理曾经被归为一种“专制下的天堂”，这种治理模式也曾被视作某种亚洲特殊性的代表。瑏瑤但是，人民行动党那种认为政府应该为人民包办一切的强政府式的治理风格，也开始引起人们的不满。而且随着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所遗留的问题越积越多，如物价上涨，低收入者的民生问题，住房保障不够，贫富差距扩大，新移民与本地人的矛盾等等，执政党垄断政权的方式越来越受到质疑，人们想要表达独立的声音，不需要由执政党代劳，他们要自己进行参与，自己选择。近年来这样的民意已经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中表达出来。其三，政治理性成为对多元竞争体制认同的重要前提。当多元竞争体制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政治理性也成为一种诉求和认知。一方面，新加坡有识之士发出了理性的呼声，认为政府的确应更加重视民众的意见和反馈，也应顺应民意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更好办法，但却不能滑落到民粹的歧路上。“即使我们的社会多了不同的声音，新加坡的政治也不应该陷入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局面。否则我们就无法为新加坡人创造自我提升的环境和机会。”瑏瑥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在此次大选中并未如以往那样采取高压手法打压反对党，控制选举，而是采取一种理性竞争和开放的态度，在成功地赢得了约60%的支持率的同时，又避免了新加坡社会走向更大的分裂和动荡。通过本次大选，6名反对党议员进入国会扮演制衡政府的重要角色，选民的理性诉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满足，避免了选民的不满情绪酿成激烈的反对浪潮，也避免了反对党因得不到公平竞争而做出偏激的鼓动。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未在选举中选择民粹式的动员，这种对政治理性的追求，避免了激起新加坡社会的民粹主义情绪。而由民主诉求滑向民粹的误区，则是很多国家民主化转型的败笔。新加坡的政治理性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民社会的成熟，这也规避了从体制外开始激进民主化转型的风险。其四，一种宽容性的政治文化正在形成。民主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多元的宽容。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尽管新加坡有反对党的存在，但是人们在提到反对党的时候，还是有所顾虑，有所回避。但是在这次大选中，许多选民都公开表示，自己是支持反对党的，他们公开参与反对党的活动，在投票时也不再有恐惧感。新加坡政府从去年开始就提出了选举制度的改革，有意的通过选举制度的改革让反对党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另外他们在选票上也进行了改革，增加了连续号，这个办法可以减少选举的作弊，使选举更加公平。选票上增加序列号也不会导致政府能够追踪到投反对党的选民。这些选举制度上的改革有利于反对党，也有利于选民可以无所顾虑地投票。这种宽容性文化的出现，既是整个社会对执政党所形成的压力的结果，也是新加坡执政党有意地型塑一个更为开放和宽容的社会。李显龙就曾经在选举中几次谈到这个选举的结果将会导致产生新加坡政治的新局面。执政党的开放和宽容的态度，使得更多的新加坡选民可以投反对党的票，而不至于担心受到执政党的报复。而新加坡的媒体在以往的选举中基本上只报道执政党的活动和他们的讲话，很少报道反对党的活动和反对派的讲话。但是在这次选举中新加坡的媒体却出现了大量关于反对党领导人和反对党竞选团队的活动报道以及他们批评执政党政策的讲话，这些大篇幅的报道对选民的投票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对于新加坡的媒体来说，如此的宽容和自由度，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

政党政治范文篇4

[关键词]政党；议会；执政

一、政党的概念

西方国家议会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国家议会政治与政党政治融为一体。议会将政党与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政党通过议会内的组织，操纵或影响议会活动，进而控制或影响政府的活动，实现其掌握国家政权的目的。两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议会是政党竞争的主要领域，是政党控制公共权力的根本途径，政党的活动贯穿在议会活动的始终。政党实现政治目标和政治主张，首先是通过议会活动体现出来的。

“政党”这一概念在西方有不同的解释：“‘政党’一词在十九世纪随着欧美代议制的发展和选举权的扩大而产生。它指的是以与政治团体竞争而赢得公职选举为目标的组织。后来‘政党’的意义逐渐引申，亦包括并非从事竞争选举的政治组织，诸如无法通过选举而取得公职的小党，寻求废止选举竞争的革命组织，以及极权国家的统治集团。”“政党”为：“一群人以指导政府政策为目的而组成的团体。”“政党乃为基于大家所一致同意的某种特定主义，以共同奋斗来促进国家利益而结合的团体。”“政党乃是一个由个人基于自愿所组成之政治团体，为政府提供一般措施、建议，或者制定政策，选举与支持领导人物为公职候选人，以作为实现其主义与政策最有效之方法。”“现代意义的政党乃是具有相当持久性的社会集合，它追求政府中的权力与职位，建立起联系政府的中心领袖与政治领域内(无论中央与地方)的大批跟随者之组织结构，以产生共同的观点或至少效忠的认同之符号。”

综合以上的“政党”解释，有学者对“政党”下这样的定义：政党，是一部分政治主张相同的人所结合的，以争取民众或控制政府的活动为手段，以谋求促进国家利益实现为共同理想的、有目标、有纪律的政治团体。这一定义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政党是部分政治主张相同的人所结合的团体；(2)政党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和国家的需要而结合的团体；(3)政党是以取得政权实现政纲为目的所结合的团体；(4)政党是较具有永久性的有组织、有目标、有纪律的政治团体。

二、政党的功能

在建立议会之初，人们都对党派有戒备心理，政党最初称为“党派”一词就含有贬义，如华盛顿多次告诫人们不要让宗派争斗污染了美国民主政治。后来人们接受政党是因为它的功能有利于完善议会制度：一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功能。借用一个系统论的术语，政党是一个主要的“输入”装置，它使得公民的需要与希望能够被政府听到。公民个体以政党的形式组织起来，如果没有政党，个体将是孤立的和不被重视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整体就是力量”、“组织就是权力”。通过在一个政党内工作或者为政党投票，公民可以影响政府的政治决定。至少，政党可以给人们一种他们并不是完全无权利的感觉，而这一信念可以维持政府的合法性，这是一个连独裁者都需要有政党的理由。二是利益聚合功能。如果利益团体是社会中最高级的政治组织形式，那么，这个社会将是极端混乱与不稳定的。因为一个团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其他团体斗争，并试图沿着自己的偏好改变政府的方向，而整个社会将几乎没有共同的价值、目标或意识形态来寻求全国性的支持。政党可以通过将利益团体各自的利益聚合到一个更高的组织从而有助于消除与缓和利益团体间的冲突。利益团体会发现它们必须缓和其要求，为了政党的目标而工作与合作。作为回报，政党至少可以部分实现其要求。政党尤其是较大规模的政党事实上是利益团体的联盟。

三、政党与议会的关系

由于政党的这些功能，逐渐使之与议会政治融为一体了。第一，西方政党是在议会民主的政治基础上产生的，在性质上都归属于体制内政党。政党通过选举进入议会，政党竞选的结果，也就是所谓的“选民授权”。西方政党都把参加议会选举当作党的活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政党进入议会并争取多数党地位在各国的具体办法虽有差别，但都以这种民主形式来实现，即由竞选、选民投票及各党得票率的高低，来决定一个政党是否进入议会，在议会里是多数党还是少数党，在议会中有多大能效以及发挥何种作用等。选举使议会具有了合法性，选举也使政党的议席具有了合法性。政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必须要合乎民意，代表民意。

第二，西方国家的议会中，不论是多数党或少数党，也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反对党，都在议会中建立党团的组织。此外还组成本党的若干委员会。各个政党对议会的不同程度的作用和影响，主要就是通过党团及这些委员会的活动来实施和体现的。党团是政党组织同政府和议会之间联系的纽带。党团组织制定鲜明的党纲，作为政党的政治目标；严明党纪，以增强政党的战斗力。

第三，在西方国家，所有的法案、政府的预算、政府的重大决策、政府机构的组成或重要人事的任免与调整，都要向议会提出，经过议会审议通过或认可，方能确定和实施。议会政党的活动体现在议会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上：在提案提交议会前，政党要事先审议和审查；为了通过提案或阻止其通过，政党要在会下与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进行协商，达成谅解和妥协；要把本党的议员安排到专门委员会中，以便对具体议案施加本党的影响等等。议案议决必须在议会制度所提供的框架内进行，议事规则一般有“法定人数”制和议案“三读”制第四，执政党通过议会选举掌握国家立法权或行政权时，它的对手反对党则进行“合法的反对”。反对党监控执政党活动的主要方式有：(1)利用议会的质询权或听证会，揭露政府中的腐败行为，批评执政党的政策，借以宣传自己的主张。(2)利用在议会中的立法权、议案权、人事任免的审议程序等，对执政党政府实施牵制。(3)通过提出不信任动议案或启动弹劾程序，威胁执政党的现存地位。政党之间的争执主要是通过辩论，以一般理性(公认理性)作为原则，坚持党派的利益但又适时妥协，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的。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在议会框架内，遵循宪法原则，进行执政和“忠诚的反对”，共同维护国家利益。

第五，西方军队对党派保持中立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1)军队只向国家而不向政党负责；(2)军队只由国家而不由政党掌握与指挥。西方国家的军事机关是根据宪法和议会通过的法律而存在的。除了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由国家元首兼任外，军事机关的其他组成人员都是由议会认可或授权任命的。各国军队的组建，基本军事制度都由议会立法决定；各国军队的军费开支，作为政府预算的一部分，由议会批准。议会有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权力。军队的国家化使政党政治避免了暴力形式。

四、西方政党参政、执政的特点

综合上述方面，可以发现西方政党参政、执政的特点有：(1)由选举进入议会，通过选民授权，代表民意行使权力。(2)通过党团组织有组织有目的活动。(3)围绕有关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中最基本的议题进行讨论，议决的事项具有真实意义，辩论以一般理性(公认理性)作为原则，遵守议事规则，议决后的决定往往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有较大的促进。(4)政党之争严禁军队的介入，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坚持原则又适时妥协来解决争议，在议会制度的框架内，遵循宪法原则，无论是执政还是“忠诚的反对”，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维护国家的政权。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特点，我们来看看英国和美国早期政党政治生活中宪法原则形成的事例。英国17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议会和政府之间以及议会内部，围绕着内政、外交、宗教和王位继承问题进行了斗争，议员们的政治分歧日益明晰，尤其在排斥法案危机中，形成了两个互相对峙的政治派别——辉格党和托利党。托利党代表没落地主阶级利益，依附王室，压制政敌；而代表新贵族、商人和金融家的辉格党不仅利用议会斗争反对国王和托利党，其骨干人物还诉诸于武装叛乱和阴谋暗杀，这时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只是议会内部两个不同的政治宗派，还远不是西方学者所说的“为赢得公职选举为目标的组织”。

势不两立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的第一次合作是发动1688年政变，实现了“光荣革命”。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两派都害怕国王恢复天主教，害怕革命会使他们共同失去财产、爵位和相应的特权，他们许多利益是一致的。“光荣革命”使两派之间在政治上消除了重大的原则冲突，关系明显改变。他们互相照顾对方的经济利益，激烈持久的争吵中党派之间又常常交叉联合。但此时，两派组织分散，派别名称混乱，纲领模糊，仍然停留在宗派组织阶段。

两党制作为正式政党形成的重要标志包括自身组织建设的加强、反对党的合法化和议会外党派活动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加强。反对党起先臭名昭著，“政府反对派是一群主张不同、观点各异、离心离德、又没有任何的反政府计划的人们所组成的”，他们是一些争权夺利、沽名钓誉的帮派主义者和政治投机分子，在政治斗争中使用的往往也是宗派打击的手段，是既反对国王又反对王国政府的宗派主义团体。反对党抛弃宗派观点是从老皮特提出的“对议案，不对人”的原则开始，脱离宗派色彩是从罗金厄姆派成为既符合国民利益和历史传统，又符合宪法精神的“有组织的反对党”开始逐步完善，当反对党扮演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者和拥护者，对国家履行重要的政治职责时，反对党成为“国王陛下的反对党”从而合法化了。这一术语标志着反对党存在的重要宪法意义，“它体现了十九世纪对统治艺术的最大贡献——就是一个在野的政党，被人承认着对国家制度具有完全的忠诚，并准备着随时上台执政，而不致震撼国家的政治传统”。

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由最初的宗派争斗发展到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之内的政党政治，是由于他们在利益和原则上没有最根本的对立。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一样，也是大不列颠的大土地所有者。不仅如此，辉格党的核心正是由英国最古老、最富有和最傲慢的土地所有者构成的”，在长期的争斗中，他们学会了争取自己利益的同时，兼顾对方的利益，学会了使用和平抵制武力的协议方式，最终将双方的利益冲突归结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即统一在宪法和法律之下，将国家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

1787年美国宪法批准的过程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集团，即后来俗称的支持宪法的“联邦党人”和反对宪法的“反联邦党人”。联邦党人主要代表东北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反联邦党人主要代表南方种植园主、西部农业企业家和北部中等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在人民主权、州政府权力和国家权力的界限以及保障问题上有分歧，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联邦党人最后获胜了，重要武器在于联邦宪法本身对人民主权的确认。在这个过程中深化了传统共和思想的内涵：真正的共和政体不是要求和追求社会意见与意志的同一性，而是允许多种意见和意志在一种有秩序的体制下妥协共存。

政党政治范文篇5

但也有少数党处境艰难，地位不稳。

一、许多发展中国家执政党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政治民主压力与挑战

最近20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不少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发展较快的新兴国家内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它们在政治上普遍面对着来自国内、国际的多重民主压力，面临着经济、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动，受制因素增多，行动能力受到局限，出现了多种社会综合症。

(一)来自国内的各种挑战增多并趋于凸显

其一，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对不少国家执政党提出了新的要求。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较快发展及社会的转型，一些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发生较大分化，中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展。据统计，俄罗斯、泰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的30％，阿根廷占40％，印度则达1亿多人，南非、巴西、秘鲁、墨西哥、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中产阶级的人数也急剧上升，像俄罗斯、南非、印度等国的富裕阶层人口也在快速增长，并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不断向执政党提出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像俄罗斯等国的新富阶层则公开向执政当局提出权力分享要求。许多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对执政党在民主等方面的要求增多。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部分传统的中产阶级落人贫困阶层队伍，加上有些国家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赤贫阶层队伍有所增大。像巴西、印度等不少国家的贫困阶层也时常利用民主的武器来牵制执政党的决策。如巴西的部分农民发起“无地农民运动”，甚至对代表下层群众利益的执政党劳工党也带来一定冲击。印度的广大农民阶层在2004年的大选中，把忽视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的印度人民党赶下了台。

其二，一些国家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给执政党的协调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阶层、团体的利益多样化日显，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年轻人受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影响明显，部分知识精英时常以西方政治标准来要求本国执政党，对现行执政体制进行鞭挞。一些国家妇女参政意愿增强，要求执政当局在实现政治、经济平等上加大力度。一些国家的工会组织也不时给本国执政党施压，期望满足会员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利。一些国家的教会组织也参与乃至干预政治，如菲律宾教会支持反对派势力对执政联盟进行施压。非洲、亚洲一些国家的弱小部族、种族要求执政党给予其更大的自主或自决权。当今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南非、菲律宾等国执政党大都处于上述多种挑战之中。

其三，国内反对党或反对派对执政党所构成的政治压力明显加大。当今亚非拉不少国家执政党都程度不同地面临来自本国反对派的挑战，特别是政治民主方面的挑战更加凸显。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要求执政党开放党禁，期望通过选举向政党化转型。南非人民大会党指责非国大破坏新党的活动是“民主的倒退”，呼吁国际社会派遣观察员来监督南非在2009年举行的总统大选。哥伦比亚几个反对党也曾联手反对右翼保守党领袖乌里韦谋求连任，强调这会动摇本国的民主基础，要通过结束乌里韦的专制统治来挽救哥伦比亚的民主。近些年来，马来西亚反对派阵营在安瓦尔的率领下，高举结束巫统独断专行的旗帜，在2007年的议会选举中打破了国民阵线“一党独大”的稳定政治格局，以此推动本国政治生态向多元化的方向变革。

其四，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NGO)的兴起也对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带来一定挑战。冷战结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日益开放，NGO也在迅猛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南非、埃及等国目前分别有大约60万、60万、22万、10多万、2万人参加了NGO。这些组织活动范围非常广阔，特别是涉入政治领域的情况日益增多。这使得公民社会、NGO在民众中的影响日益增大。它们高举民主、良政、公平、

自主等口号，积极参加政府决策和治理，参与本国的选举、司法维权和促进民主化等方面的活动，坦桑尼亚的NGO还与执政党一起讨论国家修宪问题，尼日利亚的NGO积极推动本国的良政、人权、法治、新闻自由等活动。亚非拉一些NGO有时还直接参与反政府的抗议和示威活动，给执政党的统治带来了程度不同的挑战。

(二)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的挑战明显增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的推动，信息社会所带来的资讯获取的便利和人们通讯交流的便捷，使得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外部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国家传统的执政体制及方式遭到挑战，执政理念受到外部思想的冲击。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学者就认为，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压力，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变革的因素。西方的民主、良政、政权、自治等观念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亟待寻找新的应对方略。

西方特别是美国利用其强大的实力优势，加紧推销其价值观和发展模式，赤裸裸地向许多发展中国家输出“政治民主”。美欧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表示，其在全球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扶植政治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扩大民主国家，还声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支持非洲的民主化进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公开指责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当局“限制了民主”、“削弱了民主”、“剥夺了自由”，推行的是“暴政”。美国还于2004年初推出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期望从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全面改造中东和阿拉伯地区，欧盟也极力配合美国着力推进这一进程；西方又利用经援、人道主义援助等手段对非洲几十个国家及个别亚洲、拉美国家进行威逼利诱，以实行多党制、自由选举等作为其政治民主的衡量标准，要求受援国家“对号入座”；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以来，西方相继把叙利亚、苏丹、伊朗、朝鲜、缅甸等多个发展中国家认定为所谓的“暴政前哨”、“邪恶轴心”国家，对这些国家进行公开的打压、政治干预，甚至公开号召民众起来推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所谓专制政权。

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把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压力付诸行动。它们相继对前南斯拉夫、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朝鲜、缅甸、津巴布韦、海地以及部分独联体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实施经济制裁，甚至直接进行军事恫吓和军事打击。西方国家还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一些国家的反对党、反对派，如柬埔寨的森朗西党、埃及的穆兄会、津巴布韦的民革运、蒙古的等，来对本国执政党施压。它们还通过资助在发展中国家部分从事政治活动的西方非政府组织来进行分化、渗透。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部分NGO，暗中支持和怂恿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缅甸等国的反对派掀起“颜色革命”，支持津巴布韦、肯尼亚等国的反对派向执政党发难，并在把前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赶下台上起了很恶劣的作用。西方国家还利用宗教活动，借传教布道之机，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推销民主思想理念，影响其国民的价值取向。俄罗斯学者维克托?皮罗任科近期就强调，美国“传教团”比共和党人布什的单边行动对世界和独联体国家构成的威胁更大。

二、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的主要应对举措与制度安排

近些年来，不少发展中国家执政党面对内外政治压力，注意从本党本国实际出发，在推进本国民主化的总体目标下，采取了各具特色的政体改革和政策策略上的举措。

(一)在内外环境制约下，不得不或者被迫实行多党制，并结合国情进行制度改造。面对政党政治的世界性民主化大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没有逆潮流而动，而是推行多党制，实行政治多元化，定期进行公开、透明与自由的选举，在形式上向西方所要求的多党民主体制靠拢。至今，在16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已有大约130多个国家不得不被动地实行了多党制，剩下的多为无党制国家。

还应看到，那些实行和后来改行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执政党，许多不是机械地照搬西方多党制，而是根据自身国情进行了必要的制度性改造，即所谓借“西方的壳”，筑“自己的核”，探索建立符合自身政治发展要求的多样化的政党制度，表现在：一是拉美少数长期存在势均力敌的两大政党的国家(如牙买加、圭亚那、哥伦比亚等)实行了两党制。二是多数国家建立了“一党主导”型的多党制，新加坡、埃及、突尼斯、安哥拉等实行的是一党独大、多党陪衬的政党制度，贝宁等实行一党主政、多党参政的政党制度，南非、马来西亚等实行的是一党主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三是俄罗斯、委内瑞拉、中亚等国实行以政坛强人为核心的多党制，政权党主要依靠政治强人而起作用，其他政党允许存在但基本处于边缘化的状态。约旦、摩洛哥、伊朗等国也在多党制名义下实行威权领袖型体制。四是非洲的科特迪瓦、索马里等和拉美左翼当政的部分国家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则是实行带有过渡性的不稳定的政党体制，执政党也处在重塑过程中。

(二)确立并不时调整适合本国国情的权力体制与运作方式。实现执政资源的重组和有效利用，确保执政党较长时期地掌控政局。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实际特别是民族宗教、历史文化传统塑造国家权力构架，多数拉美、非洲及部分亚洲国家采取总统制的权力体制，部分国家采用半总统议会制或议会制的权力体制。印度尼西亚近期的政体改革突出了国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渐淡却了总统长期专权的阴影。有的发展中国家还通过部族头领、酋长会议和执政联盟政党领袖定期会晤来予以辅助，使得行政权力的实施至少在形式上体现出某种平衡，不过度集中于一头。在政府构成上，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为了减缓压力，化解矛盾，实行较为灵活的政策。贝宁和马里等国推行由无党派人士出任总统，不设执政党，主要政党基本都参政的模式。津巴布韦在内外压力下，实行执政党与反对党分权的模式，总统、总理各属一方掌控。柬埔寨人民党近些年来即使在获得议会绝对多数的情况下，也不搞一党执政，而是拉奉党人阁，向内外展示联合执政架势。

同时，又要看到，由于全球化、国际民主化潮流带来的风险增多，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权力体制近来出现向“重集权、轻竞争”方向变异的趋势，在宪法上大都实行中央集权式的共和政体，大权集中于个人尤其是执政党领袖，包括俄罗斯和拉美左翼等一些国家近期还推动修宪，延长总统任期或扩大总统权力。俄罗斯把每任总统任期从四年延至六年，有利于日后俄政坛强人更长时间掌权，委内瑞拉修宪则为查韦斯继续谋求连任扫清了法律障碍。在选举制度上，为缓解内外压力，包括埃及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放宽了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条件。但是，包括新加坡、俄罗斯、南非等在内的许多国家在议会选举上则通过改革选区制、提高议会门槛率等举措来限制小党特别是挤压反对党，增大执政党获胜机率。

(三)确立具有一定包容性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为执政党凝聚民心提供思想武器。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越来越重视利用“软实力”治国，注重塑造为大多数民众认同的主流价值体系。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顺应形势变化和民意夙愿，调整了原先所秉持的较为激进的指导思想。像坦桑尼亚革命党、蒙古人革党改奉社会民主主义，同时也吸纳部分社会主义的思想。马来西亚巫统则倡导广泛的民族主义，强调无论是马来人、华人还是印度人都是“一家人”，提出各族“一家亲”的口号，强调在“国旗下的忠诚”。在新的时代和环境下，包括巴西劳工党、秘鲁阿普拉党等在内的拉美一些执政党在吸纳原民众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倡导和推行新民众主义思想，淡化意识形态，在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同时，注意兼容其他思想的有益成分，注重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反对已经私有化的企业重新国有，主张对外开放，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同时强调社会公正和保护弱者，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扩大就业。俄罗斯的统俄党则基于其大国振兴和民族复兴的诉求，秉承普京倡导的“主权民主”思想，认为各国应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法律自主地选择民主模式，探索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决不照搬西方民主：强化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实现国民思想团结和精神统一；维护国家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维护国家主权，奉行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俄执政当局把“主权民主”视为主流价值观，符合国内大多数民众的心愿，具有较为坚实的社会支持基础。

(四)稳妥处理与反对派、宗教等势力的关系，减缓体制内外的冲击力。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在不影响其执政地位的前提下，结合本国实际，对于反对党或反对派的利益诉求给予一定回应，加快政体改革，放宽新闻管制，允许选举中出现“低水平的竞争”现象存在。多数较强势的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把反对党限定于“存在”，但又“不发挥实质作用”的范围内。有的侧重于对反对党的安抚，如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执政党重视对反对派的拉拢。埃塞俄比亚革命阵线党积极推动反对党在议会框架内发挥建设性作用，让反对党议员参加议会常设委员会，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坦桑尼亚革命党坚持以对话、谈判等手段处理同反对党的关系，党的领袖、总统带头做反对党工作，并形成总统出访必随带一名反对党成员的惯例，从而弱化了反对党对执政党的对抗态度。也有一些国家执政党对反对党采取打拉结合的政策。蒙古人革党2008年对反对派发起的骚乱采取紧急状态措施，同时又拉最大反对党人阁，组成联合政府，从而实现了政局和社会局势的稳定。针对一些国家反对派的上升势头，各国执政党采取各种举措进行防范和挤压，柬埔寨人民党通过拉拢人权党等办法来分化森朗西党，甚至曾在2005年冻结森朗西等三名议员的豁免权。并判处森一年半徒刑。埃及民族在推进政改的同时，又通过修宪禁止成立宗教政党或从事具有宗教背景的政治活动，彻底割断了穆兄会政党化、合法化的渠道，有效缓解了其对执政党的压力。2009年初，赞比亚执政党多党民主运动领袖、总统班达借赞航空公司(《邮报》拥有25％的股份)拖欠政府高额税款和债务问题，对反对派《邮报》进行整治，并乘机加强对媒体的控制。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南非非国大等一些国家执政党在避免宗教干政、宗教政治化的同时，又注意借重本国的教会势力来为执政党掌控政权服务，利用宗教的道义力量与较高威信来安民和降服不安分势力，收到较好效果。

(五)综合应对西方的分化和渗透，同时又注意吸纳国际上的一些进步思想理念及基本做法。面对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的压力，许多国家执政党都注意做足姿态，部分地回应西方对其提出的某些政治民主要求，以形式上的让步来换取实质利益的维护，允许本国反对党在体制内开展有限度的竞争，给予反对党一定的生存空间。如埃及民族近来进行修宪，首次确立公民权概念，叙利亚复兴党近来扩大了公民的结社与言论自由权，特赦了一批政治犯。坦桑尼亚、蒙古、中亚等诸多国家执政党主动或被动邀请西方观察员来“监督”其大选，以显示其民主、透明和公正。非洲多数国家在政治上已不再回避甚至主动使用民主、良政、自由、监督等概念。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中央委员佐海尔?穆扎法尔就强调，巩固民主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唯一途径，认为“民主是既不能倒退，也不可滥用的坚定选择”。

同时，不少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确保其执政地位与安全，非常重视防范西方的渗透、干预和破坏，一方面对西方的政治施压或曲意指责能够坚守立场，如新加坡人行党、突尼斯宪盟对西方指责其搞威权政治，敢于正面回应，开展适度、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对西方通过非政府组织、反对派插手本国内政严加防范，包括俄罗斯、越南、南非、叙利亚、加纳、尼日利亚、埃及等多国执政当局为此制定了管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本国活动的法规条例，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对其活动内容严加控制，发放许可证，特别是对涉足政治领域的国外非政府组织高度警惕，防范其与国内反对派联系和勾结，但在方法上内紧外松，避免给对手提供攻击的口实。此外，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在对外交往中，都比较重视治党与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与借鉴，注意学习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本身的一些有效机制和成功做法，从而提高其执政能力，实现长期执政目标。

三、发展中国家应对内外政治民主压力的得失及相关思考

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在针对内外政治民主压力和挑战时，所应对的矛盾焦点有所不同，所采取的举措各有侧重，因此所取得的效果也有很大差异，多数国家可以说取得了一定成效，少数国家则留下惨痛的教训。

(一)任何一种执政体制的确立都必须切合本国国情，反映国内大多数人的意愿与利益诉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也是本国历史文化、社会习俗、民族宗教传统等因素的高度凝结，这是决定一国政治体制要素组成的现实基础。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因此一国的政治体制、政党制度也不可能是一种模式的，而是丰富多彩的，迄今并没有任何依据能证明哪一种政党制度、政权模式是公认的典范，一定优越于其他类型的制度。只要能够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较好地改善民生，保持政局和社会稳定，实现高效施政和政府廉明，这样的政党制度、政权体制就必然是适合本国国情的、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和拥护的政治制度。新加坡、突尼斯、俄罗斯、坦桑尼亚等国执政党并没有模仿和套用西方政党制度标准，而是根据自身国情进行设计，甚至敢于顶住西方的政治民主压力，其所确立的政党制度运行效果较好，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可。部分独联体和非洲国家基本上是以西方政党制度为蓝本，盲目照搬西方来构建本国的政党制度，有的还以此作为融入西方世界的跳板，或以此换取西方的经济援助，结果反而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导致国内党争不断，利益集团厮杀激烈，造成国家政局动荡，有的甚至引发军事政变，以致经济衰退，人民生活困苦。像乍得、几内亚比绍、格鲁吉亚等就是写照。

(二)执政党应以变革精神对待本国的政治体制，及时调整，善于进行制度创新。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执政党作为本国政治生活的主导或引导力量，应当把握时代脉搏，适应形势变化特点和要求，敢于对传统的政权体制、政党制度进行适度和必要的调整革新，改革过时的体制机制，补充新的内容，使之保持一定的生机与活力。执政党要以开放的战略眼光看待当今的世界，打破意识形态的樊篱，善于吸取对己有利的一切政治文明成果，对某些普遍适用的机制规则，可以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突尼斯、坦桑尼亚、埃及、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巴西、秘鲁等诸多国家执政党近些年来都进行了权力体制的改革，针对宪法、党政关系、选举制度、行政管理体制、党的自身建设以及与反对派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调整，缓解了内外压力，取得了主动权。也有像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在调整中改革力度过大，尤其在指导思想上实行了重大转向，导致改革失控，反对党坐大，自己丧失了执政地位。在亚非拉国家还有一些执政党不思改革或者改革失误，导致党自身陷入困境乃至危机中，教训深刻。

政党政治范文篇6

一、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需要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当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政府扮演的仅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治变革发生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的法治建设同时担负着民主化以及发展、稳定等多重任务。其任务的艰巨性和操作上的精巧，客观上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政府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因此，中国被迫同时也是必然地走上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本来，限制政府权力是法治的出发点和基本内涵，但我国的法治建设则要将限制政府权力与维护政府权威统一起来，从而增加了制度设计的难度。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执政党在这种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中所扮演的角色。

众所周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党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居于最高的领导地位，它应该而且必须领导国家政权。因此，如果说中国走的是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那么实际上这个政府就是党抑或说是党领导下的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维护政府的权威本质上是维护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政治权威是一种使人们信从的政治力量，它集中体现在个人或某些集团身上。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政治权威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从蒙昧到文明，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近代以来，政党取代其他传统政治力量领导政治生活，成为政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据统计，在当今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严格的君主制或政教合一体制而无政党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政党，实行政党政治。①对于努力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因为，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现代化过程本身就是利益机制的调整过程，而法制的现代化从理念来说是强调一套民主、公正、自由和法的至上性的观念体系，在制度上则是要建构一套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的制度体系。其与中国传统的观念体系和权力格局的矛盾与冲突，要比经济领域的改革来得更加激烈。而且，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原有的社会政治机制逐步丧失了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而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机制来维护新的政治秩序。强有力的政党与有效的政党制度，无疑是这种新的社会政治机制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维持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中坚力量。程燎原、江山二位学者在研究了法治与政治权威的关系后，指出了政治权威在推进法治进程中的作用，即阐述或传输法治理念；制定法律和调适法度；循章守法和监督法律的施行。①看来中国法治建设不能没有执政党的政治权威。而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自己的执政地位和政治权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她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二十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和政治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必须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

我国法治建设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但是一个执政党能不能彻底完成推进法治，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人们的认同，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真正的尊严和威信，以维持并加强自己“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权威地位和力量，即解决法治化进程中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是简单地指合乎法律，而是指公民对政治权威的自愿接受性。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基本要素，它是政治权威“合法”行使权力或施行统治的重要前提，也是法治得以维系的重要条件。一些现代西方政治学家认为：：“如果大多数公民都确信权威的合法性，法律就能比较容易地和有效地实施，而且为实施法律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耗费也将减少。……一般说来，如果合法性下降，即使可以用强制手段来迫使许多人服从，政府的作为也会受到妨碍。如果人们就哪一个政权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发生争论，其结果常常是导致内战或革命。”②从根本上说，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了政治权力“正当”、“合法”运转所必需的资源和支持。它一方面表明政治权威具有使被治者认为其统治是“正当”“合法”的特性；另一方面表明被治者在没有强制力迫使其服从的情况下对政治权威的自愿服从、支持乃至忠诚。一旦政治权威具有这样的合法性，政治权威所制定、倡导和实施的法律，就能获得被治者的普遍信仰和尊崇。所以，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不仅使政治统治成为了“正当”、“合法”的统治，而且能使政治统治成为成本较低且相对持久稳定的统治，法治的实现也因此而具备了较好的条件。

政治权威如何获得合法性呢？德国的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和论述了政治权威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即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认为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威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不同。传统型统治以政治权威自称的、官员和公民相信的历代相传的神圣传统为基础；魅力型统治则以被统治者相信政治权威具有超凡的魅力、品质、才能，从而愿意服从其统治为基础；法理型统治则以政治权威、官员和公民都只对理性的法律负责为基础。③从历史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模式一般要依次经历以上三种类型。近代以来的政治权威合法性，则主要以政治权威出自于民主程序、服从法律和公众对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普遍信仰为基础。

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建立在中国人理解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的基础之上。随着的结束，中国执政党原有的合法性基础逐渐丧失：十年动乱带来的灾难，驱散了领袖身上的光环，领袖“走下神坛”标志着个人魅力型政治权威时代的结束；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初步尝试，就否定了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大生产”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由此，中国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选择了亨廷顿所谓的“政绩合法性”①，用邓小平的表述就是“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②二是通过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民主合法性基础。虽然党的领导人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的必然性，但为建立民主合法性为目的几次政治体制改革均因危及稳定的较大风险而停滞。在整个80年代甚至90年代，执政党致力于经济发展，通过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换取人民对自己的支持。政绩的合法性使其成功地经受住了“八九风波”的严峻考验和国际敌对势力的挑战。

但是，执政党的政绩合法性基础在90年代未又遇到了严峻的挑战。首先，20年的改革，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但公平问题却突显出来，基尼系数从80年代初期的0.288扩大到90年代中期的0.388，15年间增加了10个百分点③。弱势群体不满情绪在增加，报复社会的案件和有组织犯罪的逐年增长就是对社会公平状况的一种反映；其次，社会分层复杂化，作为执政党传统的阶级基础的工人和农民阶层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其社会地位在下降。而新的社会阶层由于按照执政党的传统理论，很难进入利益表达的官方渠道。第三，就是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政治腐败问题愈演愈烈。严重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人们甚至怀疑执政党治理腐败的决心和能力。上述三种社会现象对执政党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损害并未因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改善。看来政治权威的政绩合法性是有条件的。尤其是当这种“政绩”导致了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时，政治权威体制如果不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与调整，这种“政绩”给现有政治权威带来的合法性将走向反面。

为解决新形势下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适时地将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从单纯的政绩转移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先进上。同时通过对“三个代表”的阐释，扩大了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以期使执政党的政治权威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另一方面，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依法治国是党在新形势下的执政方式，以期将党的领导同法律权威统一起来，使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发展为法理性权威，增强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从逻辑上讲，三个代表最根本的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一个追求法治的国家，广大人民的利益是通过宪法和法律来体现的。因此，要实现三个代表的要求，巩固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克服政治腐败，增强合法性基础，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尊重宪法和法律，并按照法治原则对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体制进行设计和创新。

三、执政党政治权威体系的法治建构

可以肯定地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执政党一直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索如何改善党的领导，企图建立一种法理型的权威结构。如在党与人大的关系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以党的名义制定和法律文件（取代人大行使立法权）的作法；在党与政府的关系上，改变了过去党委对政府进行对口管理的党政高度一体的模式；在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上，取消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但总的说来，执政党的法理型权威模式的建构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讲了多年的“党政分开”，“党要管党”并未取得多少预期的效果。因为，党政分开是西方多党制下的政治运行模式，由于不同的政党轮流执政，而不是一个政党永久执政，政党与政府①之间形成了明确的界限，再加之有比较完善的文官制度为基础，所以执政党执政主要表现为执政党领袖组织内阁（政府）并通过内阁来主持政务，贯彻执政党的方针政策。而在我国，由于共产党是唯一执政的党，执政党与政府之间容易建立某些固定联系，从而使执政党和政府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及至出现党政合一的现象。虽然中共十三大开始了党政分开的大胆尝试，但1989年政治风波后，这一尝试基本停止了。在1989年8月28日党中央向党内《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中，又部分恢复了党政不分的领导体制。②有学者将目前党政合一现象概括为党的权力的“全面性和总体性”，具体表现为全面掌握政治录用（通过党管干部原则）、利益表达（通过控制舆论工具和对各种代表的遴选）、利益综合（通过“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和资源配置（主要通过控制政治资源而支配其他资源）的权力。③这种现实表明，在我国的政治格局中，企图通过“党政分开”，然后再建立党政之间良性互动的法治框架的制度设计几近空想。既然党政没有分开，也不可能分开，而法治又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法治架构的设计就不能抛开执政党的制度建设而空谈国家权力结构的法治化。当然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课题，笔者在这里也只是提出一些初步的设想。

1．非政党式竞争选举制。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这条法治社会的公理成了政治权威进行合法统治的根据。当然这是指国家权力，而对于实际掌握公共权力的执政党其权力来源于何处？这个问题对于西方的政党来说是明确的，因为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是在议会民主中发展起来的，议会政治需要通过政党的竞争产生议会、总统或内阁，以帮助政府获得合法地位。在竞选中获胜的政党组织政府，执掌政权并贯彻执政党的政策。因此，西方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它们对国家现政权的贡献与支持，来源于公民根据宪法所进行的选择。而中国的执政党是在战争中产生的，人民在中国近代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又通过领导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而缔造了国家，建立了政府。因此，这个政府只有体现党的意志才具有合法性，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政党。至于宪法，只是把这种革命成果“肯定下来”的一种政治记录而已，其必然的逻辑就是成为执政党“办事的参考”。对于执政党的权力，虽然党的章程和领导人的讲话、报告都说是“人民给的”，但“是我们打出来的”的潜意识却无处不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打出来的”合法性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说服力。如前所述，执政党也通过提出建设法治国家重设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而法治国家最起码的标志就是对国家领导人的定期选举，以获得选民“同意的统治”，通过定期选举赋予政治权威以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同时通过选举对政治权威予以约束。人民的授权以及对权力的约束正是法治精髓之所在。我国也进行着定期的选举，但迄今为止，选举一直是间接的，既使在县乡两级也只能是直接选举代表。况且，在党政不分的前提下，执政党控制着几乎所有重要领导职务的提名权（有的要与派协商），加之大部分领导人产生于等额选举之中，于是选举流于形式。当人们觉得自己的选举行为不是一种权利，而仅仅是证明什么的工具时，他们对选举的参与热情与对选举结果的认可度必然下降。根据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近两年来在全国近20个点的调查，在各种选举中，选民不经动员主动参加选举的不到被调查者的50％。调查还显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认为选举的对象是重要、有作用的，选举程序公正民主，会比一般人更积极参与选举；相反，他们会更为消极，甚至抵制选举。④这样的选举会使政府的民意基础下降，同时由于选举程序（包括候选人提名程序）的透明度低，也削弱了执政党的政治权威。笔者认为，为了提高政府的民意基础和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必须增强选举的竞争性，既然在一个政党执政的前提下，政府的选举难以形成竞争局面，那么首先就将增强竞争性的重点提前到执政党内的提名程序中，科学设计“非政党式竞争选举”的程序，①同时在政府选举中，不再实行等额选举制度，大大提高差额选举的比例，以增加选民选择的机会。这样经过党内“非政党式竞争选举”的候选人，再一次经过大差额比例的竞争性政府选举，当选者既有执政党的支持，又具备较雄厚的民意基础。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地位也会由于本党当选者（一般为执政党某一层次的领袖）的民意基础而得到巩固。

2．执政党官员的任期制。任期制是法治社会对公权力的一种限制，“所谓绝对的权力，不仅是指在空间范围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也是指在时间长度上不受法律限定的权力。因此，从保障自由、防止专权和厉行法治的目的出发，给那些行使政治权力的政治权威确定一个法定的任期，而且不得终身任职，就成为限制和约束政治权威的一个重要方法”。②在美国大革命时期，政治权威的任期制就为政治家、制宪者所重视，形成了“终身任职不符合人民主权和民主选举的理念与逻辑要求”的共识。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就指出：“理性和经验向我们证明：一个国家元首那样连选连任，就是一个终身官职。当一代或两代证明这是一个终身的官职的时候，每逢继任势必招致阴谋、贿赂、暴力，甚至外国干涉。”③到1951年，美国22条宪法修正案将华盛顿开创的总统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惯例上升为宪法规范。

从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来看，我国绝大部分部级领导职务有“不得超过两届”的任职限制（中央军委主席的任职未作规定），而地方领导职务却没有连续任职限制。问题在于党政不能分开，而党又居于领导地位的体制下，撇开党内领导职务的任期而考察国家领导职务的任期是没有意义的。而作为党内根本法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内领导职务的连续任职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是邓小平在80年代初对“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曾提出过严厉的批评。执政党也为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制定了相应的内部规范，如司局级60岁退休，省部级65岁退休等。但是取消终身制与设置任期制毕竟是两个问题。前者的重点在于防止领导层的年龄老化；而后者的重点在于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公民平等，轮番为政的民主意图。这是人治与法治的两种不同的思路。问题在于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党内职务无连续任职限制，国家职务的连续任职限制也只是针对某一特定的职务，那么执政党就可通过掌握的政治录用权在某人的某一职务任职届满时，“安排”到其他国家职务上去。一个人可以在各种国家职务间流转，逃避了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延续了领导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使宪法规定的连续任职限制形同虚设。这样一种实际违反宪法和法治原则的作法，极易形成政党的官僚化和既得利益集团，堵塞广大公民和普通党员进入管理层的道路，削弱执政党的群众基础，减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

既然党政未能分开，又选择了法治道路，党的章程和规定在形式上和实际运作中不得违反宪法，这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本要求。其可行的办法是按照宪法规定的任期制，设计党内领导职务的任期制，取消党内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推荐到国家机关任职的领导人的任期，按照宪法规定任期届满不得轮换它职。这不仅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要求，也是防止“每逢继任势必招致阴谋、贿赂、暴力”等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治本之策。

3．执政党内的权力约束制度。法治理论对公共权力予以约束的观点来自于以下两种基本共识：一是政府权力的扩张性是民主与法治秩序的最大威胁，如果不对其严加约束，那么，它必将形成专制的力量。二是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存在着矛盾的，要保护公民权利就必须对政府行使权力的范围与行使权力的方式进行限制，否则公民的权利必将受到破坏。这里的权力是人民“让渡”的公共权力，同时又是由公务人员行使的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在我国党政不分的政治格局中，执政党政治权力具有了公共权力的性质。因此，要实行法治，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和控制就必然延伸到党内来。对这一问题执政党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如在建党八十周年讲话中指出：“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关键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保证他们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同时通过体制创新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力度。”可见，体制创新成为约束权力的主要方法。笔者认为，在党政不能分开的情况下，约束权力的体制创新也应先从党内的体制做起。

目前执政党内的权力约束制度主要有横向的集体讨论和纪委监督，以及自下而上的批评建议和党内选举。但是这些监督制度都缺乏透明的、可操作性的程序性规定。比如党章第4条规定：党员“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党员还可以“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这即是对党员权利的保障，也是对党内决策的监督。但是，关于党员批评、建议、申诉、控告的时间、效力、方式，以及有关组织不予答复的后果及纪律责任，则没有具体规定。缺乏程序支持的规定只具有宣告的意义，不具有实质的和制度层面上的效果。笔者认为，所谓体制创新在党内约束权力方面则必须加强党章、党规、党纪的程序制度建设，使党章所规定的原则和制度成为刚性的、可操作的具体规则。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内的地位。纪律检查委员会建立20多年来，的确发挥了维护党章党纪，纯洁党的作风和组织的重要作用，是党内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主要力量。但是，制度设计上的缺憾使之不能充分发挥监督和制约功能。首先，制度设计上存在矛盾之处。党章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同级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但是却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据说这样规定是由于党章第十条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这样就有了两个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但这样是不符合逻辑的。况且，党章还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产生，前者对后者负责并报告工作。可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才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由它产生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应该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负责、报告工作，并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分别行使领导决策、党纪监督的职权。其次，党纪监督体制上存在盲区。根据党章的规定，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检查党员和党的组织执行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的情况。但是，“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现同级党的委员会委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应当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涉及常务委员的，经报告同级党的委员会后报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中国共产党章程第44条）也就是说，纪委无权单独对同级党委常委立案调查。由此，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制约功能大大减弱。更令人不安的逻辑结论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于已无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则对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也无立案检查权。对党的中央一级的纪律检查和权力监督就成了空白。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必须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党的最高决策层永远不会滥用权力；二是即使有滥用权力、决策失误的情况，自己也会迅速纠正。但历史和逻辑都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明智的制度设计则是：明确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党内的最高权威地位，明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同级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的制度，加强纪委对同级党委常委的监督和制约。

4．执政党活动的法制化和政治责任制度。

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执政党处于领导地位，但是领导地位并不等于就是绝对权力。因为绝对权力本身就是反法治的。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第5条）执政党服从宪法和法律，是他们政治权威地位被尊重和服从的基本前提。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公职人员所受到的尊重，与其说由于他所掌握的权力，远不如说是由于他自己对于法律的尊重。”①如果政治权威自己背弃法律，他就无法去号召被治者自愿服从法律和他自己。因此，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地位，必须同时建构使自己服从宪法和法律的体制。笔者认为，这样的体制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依据宪法、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将执政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以体现执政党的领导。二是完善宪法监督制度，以落实执政党的政治责任。

对于第一个方面，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中对党的活动方式加以规定。目前各国宪法和法律对政党加以规定的不多。但是，鉴于政党制度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有必要将政党立法放在重要地位。目前。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党对国家事务实行领导的基本原则，但是对党的性质、职能和活动方式没有任何规定。至于执政党如何将自己的意志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党组织如何向人大推荐重要干部、党组织与人大产生分歧时的协调和处理程序、执政党在人大开展活动的范围和方式、各级人大中执政党党员的比例等都无法可依。实践中各级党组织只好各行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往往不能落实，一些人甚至利用立法空白大搞政治腐败。②为此，有必要修改宪法和制定政党法，形成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制度体系。

对于第二个方面，要通过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我国目前的违宪审查制是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主体，以地方权力机关为补充的体制。审查范围主要是以一府两院的行为尤其是抽象行为为对象。至于政党的行为并不在审查范围之内。对于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由于存在政党式竞争选举，执政党的决策失误或政治腐败往往成为败选的原因。因此，对执政党行为的违宪审查并不显得那样重要。即使这样，不少实行宪法法院违宪审查制的国家也将政党行为纳入违宪审查范围，以规范政党行为，明确政党的政治责任，体现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性。而我国，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形成政党竞争选举的局面；另一方面，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并不审查政党行为。从而使具有“全面性和总体性”权力的执政党实际上处于无监督的政治格局中。这不仅与法治的客观要求相去甚远，而且由于“绝对的权力”造成的腐败，严重地削弱了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在目前政党体制下，可行的办法是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将政党行为纳入到违宪审查范围，使执政党承担与其权力相应的政治责任。这里的问题是人大能不能通过违宪审查监督执政党。从理论上说，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按照我国宪法，“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而执政党违宪必在受追究之列，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又负有监督宪法实施的法定职责，因此，执政党接受人大监督和违宪审查，并承担违宪责任是符合法理的。执政党对人大工作实施领导，并不排除人大对执政党的监督和违宪审查。一个循法而治，依律而为并具有明确政治责任的执政党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才能有效地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地位。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五七路9号

电话：0311－6839576－8387

①周淑真著，《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第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①程燎原、江山著，《法治与政治权威》，第196－212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②[美]加布里埃·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第36－3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③[德]马克斯·韦伯著,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整理，《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第2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①[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译本第58、5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③世界银行：《共享增长的收入——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①在本文中指广义的政府。

②参见：郭定平著，《政党与政府》，第273页，杭州，淅江人民出版社，1998。

③沈远新，《政党政治与发展进程中的政治腐败》，《中国研究》，1998年9月号。

④《中国能不能提高选举的民主化程度？》，《南风窗》，2002年3月19日。

①有人将参选各方非以政党名义参加的选举称为“非政党式竞争选举”。笔者认为，在一党之内为争取候选人提名而进行的竞争性选举也可称之为“非政党式竞争选举”，参见：崔之元，《中国政治改革的新思路：非政党式竞争选举》，《今朝风流》网站，。

②程燎原、江山，《法治与政治权威》，第18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③《杰斐逊选集》下，刘祚昌、邓红风译，1023－1028页，北京，三联书店，1993。

①[法]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和审判》，赵涵舆译，第1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政党政治范文篇7

提出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与有无专门的政党法，作者通过认真考证研究。二者之间没有肯定关系。而且，政党立法既可以维护政党，也可以限制与禁止政党；维护大党、限制与排斥小党是世界政党立法的基本特点。加强政党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工具。政党作用都具有两面性。只有当有关规范主导着政党关系与政党行为时，政党政治才是和平的有序的常态的当代，随着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提高与作用增强，如何规范政党、促进民主政治发展，政党政治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刘红凛的新着《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上海人民出版社年月出版）立足于二战后世界各国政党政治实践，从政党—国家—社会关系动身，结合政治生态、政党政治过程、基本政党政治关系来系统研究政党规范问题，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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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政治范文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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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关于政党规范的基本内容。作者把它归纳为两大方面：一是政党地位及其规范，主要涉及政党的重要地位、政党地位的形成、确立与巩固，以及与政党地位相关的一些问题；二是政党政治关系及其行为规范，主要涉及政党与社会、政党与国家、政党与政党、政党内部等四大关系及其有关行为。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英、美、德、俄等四国的政党法律地位情况、政党行为规范等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深刻指出了世界政党规范的共性与个性差异、影响与制约因素；而且，对政党提名、政党经费、政党权利、政党类型与党内民主的关系、政党民主与国家民主的关系也有着深刻论述。

政党政治范文篇9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工具。政党作用都具有两面性。只有当有关规范主导着政党关系与政党行为时，政党政治才是和平的有序的常态的当代，随着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提高与作用增强，如何规范政党、促进民主政治发展，政党政治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立足于二战后世界各国政党政治实践，从政党―国家―社会关系动身，结合政治生态、政党政治过程、基本政党政治关系来系统研究政党规范问题，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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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政治范文篇10

一、现代政党政治的由来和特性

▲政党已经成为现代化国家政治生活的中枢。当今世界五大洲共有194个国家，无党制国家已经寥寥无几，只限于一些教权统治传统极深的小国。在有党制国家，总有各种政党不断起落浮沉。凡是能促进社会协调稳定发展、造福最大多数人民大众的政党，就能赢得民心，上台执政，甚至连续执政，否则就要下台、衰落，甚至灭亡。可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下台甚至灭亡，并不会造成社会制度剧变；而在苏联和东欧这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一旦下台，为什么就要亡党亡国(改变国号和国体)亡制(社会主义制度)?亡党和亡国、亡制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呢?你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起，就教苏共党史这门课，可以说对苏共党史深有研究，能否用最简明的语言对此作出透彻的回答呢?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又非常重大。我们理论工作者的确应该追本溯源，破解这个难题。这不仅对于彻底弄清苏共亡党、苏联亡国亡制这个历史大课题大有好处，而且对于我们如何以史为鉴，切实加强和改善执政党的建设，防止重蹈苏共覆辙，建设成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苏共亡党导致亡国亡制，最根本的一条原因，从政党制度这个角度来看，就在于苏联长期以来是共产党执政的一党制国家，党内又缺少自由与民主，权力过度集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旦出错，无法自我及时调整和改正。苏共执政74年时间，大约60年之久都是急于求成，推行过左路线，积重难返，最后四年急剧转向右倾路线，先“左”后“右”，合葬了社会主义。苏共又培植了一个党政军高薪特权官僚集团，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党的极权化、官僚化、特权化，终于使苏共被广大人民群众抛弃了。苏共这个顶梁柱一旦垮台，苏共所缔造的苏联社会主义大厦也就必然坍塌瓦解。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你所提出的“追本溯源”的研究问题的方法，很有好处。这样便于人们从源头上考察事物的来龙去脉，进而从发展进程来探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据我所知，政党本是政治现代化的产物。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是如何形成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国家呢?

●这就要追本溯源，从现代政党政治的由来说起。

政治指社会的公共权威和发展大局。人类社会自从脱离原始公社，产生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以来，政治就与国家政权机关密切相关，亦即要通过国家政权机关作为社会的公共权威，并用以解决社会发展的大局问题。自古以来，国家政权机关大体上分为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两大类型。专制政治是由君主个人或少数寡头作主，它并不绝对坏，遇有昭君圣主、贤明寡头也能把国家社会治理得较好。专制政治是与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社会基础相适应的。民主政治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它并不绝对好，如果缺少正确的思想指导，或者受人蒙蔽，多数人自己也会盲目决策，盲动妄为。民主政治是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古希腊、罗马出现过民主制、共和制政体。那时的民主政治还不是政党政治。那时虽然已有法利赛党、贵族党、等说法，那只是指不同利益和主张的政治集团，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到现代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得到较大发展以后，才形成了现代政党。所谓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政党不仅是现代阶级斗争的产物，而且是现代商品市场经济竞争的产物。古代已有阶级斗争，但是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党政治是人类有史以来民主政治的高级形式，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典型形式，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

▲这么说来，现代政党政治是伴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阶级的斗争、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竞争而出现的。你能否更具体地说明现代政党政治是怎样产生的?

●现代政党政治首先形成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它通常有两种产生方式。其一，在最先发展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国家，如英、法、美等国，新兴资产阶级起先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形成不同的政派，进而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取得政权之后才在议会斗争中逐步组成正式的政党，再经由多党竞争，选民投票，实现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形成政党政治。其二，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如德、意、俄等国以及广大被压迫民族国家，则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独立之前，先组成各类政党，由政党领导或推进革命斗争，到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后才形成完全的政党政治。

▲那么，现代政党政治都有哪些特性呢?它是如何区别于古代的家族政治或暗中拉帮结派的“朋党”政治呢?

●政党政治不论通过何种方式产生，依据长期实践经验，可以看出它具有以下五个主要特性。第一，公开性。任何政党都要把它制定的党纲、路线、方针、政策等政治主张公诸于世。政党还要公开它的组织章程、组织机构、领导成员和普通党员。政党还要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总之，党内都有公开性问题，当然党内公开性与党外公开性是有区别的，但是都要有公开性。即使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某些政党的政治主张、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具有保密性，但是终究大都要逐步公开化，这样才有利于争取群众。第二，群众性。任何政党要想成为国内政治生活中有影响的政治组织，都要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增强党的群众基础。同时要把党的各种政治主张公诸于众，争取广大群众的了解、认同和支持。党还要密切联系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和呼声，反映群众要求和利益。总之，党内外都有群众性问题。一个政党要取得政权并且执掌好政权，都要反映党内外广大群众的要求，代表他们的利益，得到他们的拥护。人心的向背是政党成败的关键。第三，竞争性。政党既然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政治组织，因此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代表所有阶层人民的利益；政党既然是商品市场经济竞争的政治产物，因此政党政治必然是平等竞争的民主政治。这种竞争性表现在内外两方面。在政党内部，由于对许多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办法有不同的看法，必然形成不同的思想派别。对选举哪些人作为党的领导人也时常会有分歧意见。一个民主政党在决策和产生领导人这样重大问题上应该有党内民主自由，有竞争意识和竞争程序，通过正常公开竞争，遵照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在政党之间，按照法律规定，通过定期的公开竞选，依得票多少、多赢少败的原则，决定由哪个政党执政或者哪几个政党联合执政。第四，选择性。民主政党在党内党外都具有选择性。党内选择性指党的重大决策和领导人选，要由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党代表大会在各种不同意见自由讨论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作出选择。而不能由个别或少数领导人按照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代表大会，把代表大会变成橡皮图章或表决机器。各党之间的选择性指各党在定期民主选举中要提出自己的政纲和候选人，在自由平等的竞选中，按照法律程序，由选民选择由何党执政。而不能由某一个政党垄断民主选举，把它提出的政纲和候选人，强加给广大选民，硬要选民画圈认可。第五，轮替性。民主政党在党内党外都要不断轮换更新更替。党的政纲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变化；党的领导人要有任期，要一届一届一任一任地更新，不能搞终身制。这样才能使党永葆生机与活力，不断增强战斗力、竞争力、领导力与执政力。政党政治既然具有竞争性与选择性，那么在几年一度的竞选中就必定有难以预测的胜负，不可能由某个政党永远垄断政权。所以在多党制国家(两党制也是多党制的一种特定形式，即在多党制中只有某两党轮流执政)，执政党必然时常轮换更新更替，这完全是正常的积极的现象。只有时常轮替，才能不断调整政策，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防止社会动乱与危机加深。一党制国家由于缺乏党与党之间的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一党容易趋于保守、僵化、专断。一党制国家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必然演变为多党制。多党制国家在经济政治危机严重的特定时期，也可能又蜕变为一党制，如20世纪30—40年代的德、意等法西斯国家。但是一党制终遭覆灭，还是要再回到多党制。这是现代政党政治的标准模式。

▲你所总结的现代政党政治的这五个特性，既符合客观实际，又很有新意。不过看来它们只是适合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像苏联那样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适用。领导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固然具有公开性和群众性前两个特性，但是在一党制条件下它不具有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这后三个特性。那么像苏联这样的一党制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属于政党政治呢?

●上述政党政治的五个特性，我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我自己综合大量史料独立思考的结果，并不是简单照搬照抄别人的研究成果。政党政治的这五个特性就是政党现代化的标志，也可以说是现代政党政治区别于古代家族政治或“朋党”政治的优越性所在，是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成果。它比起古代家族政治或“朋党”政治那种黑箱操作、暗中背地巧施阴谋诡计、搞宫庭倾轧、军事政变等等要光明磊落得多，要高明文明得多。当然，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仍然有其阴暗面和局限性。各种资产阶级政客和政治投机家善于利用政党政治，拉拢、愚弄、欺骗选民，以达到维护、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无产阶级理应全面继承资产阶级政党现代化、政党政治的文明成果，又克服其弊病，在扬弃资本主义政党现代化、政党政治的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类型的社会主义政党现代化、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即便在当年苏联一党制的条件下，如果有充分的党内自由和党内民主，仍然可以保留并开创出党内的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所以我认为上述政党现代化，政党政治的这五个特性同样适用于可供苏联那样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借鉴。即便是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属于现代政党政治。可是至今我国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仍然有很大分歧。我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我应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编委会编委兼政党部分主编，在讨论“政党政治”这个条目时，组内有的专家曾经认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党制，即便存在多党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是由一个共产党长期稳定领导，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轮替大不一样，因此政党政治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独有现象，对社会主义国家不适用。我则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理应也是政党政治，它要扬弃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成果，即扬其精华，弃其糟粕。“政党政治”这个条目是由华东师大施鹏飞教授撰写的。他的看法基本上同我一致，所以这个条目把“政党政治”定义为“通常指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政权的形式。广义包括政党为实现其政纲而展开的一切政治活动和斗争。”又说：“政党政治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随着现代国家民主政治和政党的发展，政党政治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处于执政地位，政党政治表现为无产阶级政党对国家政权和社会团体实行政治领导。”为了反映理论界还有不同看法，这个条目最后写上“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政党政治这一概念属于资产阶级政党学说范畴，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7页)。坦率地说，这种观点我认为实在过于保守，太背离实际。社会主义国家既有政党，又有政治，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否认社会主义国家是政党政治，岂不是有悖常规常理，滑天下之大稽?我们只能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具有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新特点，决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政党政治。我认为苏联共产党起先是注意继承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特性，遵循政党政治的准则，从而很快取得政权并且巩固政权，赢得很大成功。可惜后来越来越背离政党政治的常规，使苏联的政党政治产生重大缺陷，而且长期无法自我改革，自我改正，实现政治体制转轨，苏共终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抛弃，遭到覆灭!其教训非常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殷鉴不远。我们切不可以为这只是苏联一国一党之事。因为苏联模式是有普遍国际影响的。

二、苏共是怎样遵循现代政党政治特性而成为执政党的

▲俄国比之英、法、美等国，属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关于俄国在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政党和政党活动、政党之间斗争的情况，没有专门学过俄国近现代历史的广大青年是不清楚的。你能否作个简要介绍呢?

●可以。沙皇俄国自1861年自上而下废除了农奴制度后，加快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已经形成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俄国资产阶级软弱无能，很大程度上依附沙皇专制制度，迟迟没有成立自己的政党。倒是无产阶级茁壮成长，捷足先登，紧跟西欧先进国家，于1898年率先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当即遭到沙皇政府取缔。到1903年重新建党后，因政见不同，党内出现布尔什维克(意为多数派)与孟什维克(意为少数派)两派。1902年成立主要代表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1906年其右翼又从中分出另立人民社会党。1905年形成资产阶级的立宪和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十月党。在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各政党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公开亮出自己的政纲，各自开展政治活动，争取群众的支持，初次出现政治竞争的局面。到1907年革命失败后，各政党还继续在沙皇专制政府被迫虚设的国家杜马(意即议会)中进行政治角逐。参加第一届国家杜马(1906年4月至7月)的有立宪、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到第二届国家杜马时(1907年2月至6月)，布尔什维克认识到这时革命已转入低潮，于是改变抵制杜马的策略，决定参加到杜马中去揭露沙皇专制政府，用自己的革命纲领努力争取群众。第一、二届国家杜马都犹如昙花一现，只露头几个月就被沙皇专制政府借故解散了。然而俄国民主的潮流势不可挡。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都存在五年之久，即1907～1912年和1912～1917年。布尔什维克都继续推出代表参加竞选，并在杜马中成立独立的党团，利用公开的合法斗争，坚持不懈地唤起民众。到1917年2月，俄国爆发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民大众终于奋起斗争，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然而却由第四届国家杜马于3月间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这时临时政府大权落到了资产阶级立宪手中。该党宣布准备召开立宪会议，正式成立民主共和国，使俄国走上资本主义立宪民主的道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原本也是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然而他们都认为俄国经济落后，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因此决定支持立宪的临时政府走资本主义之路。二月革命后俄国曾经出现过两个政权并存的奇特局面：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由二月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的广大工人和革命士兵的代表组成的各地工兵代表苏维埃组织(苏维埃意为代表会议)。临时政府是全国性的正式的中央政权，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也是全国性的非正式的民间政权。这两个实际存在的政权按其阶级本质来说本来是完全对立的。可是由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占据了苏维埃中的多数席位和领导地位，推行与临时政府妥协的路线，因此这两个政权和平并存，临时政府因得到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而显出暂时的稳固。然而由于临时政府拒不退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继续推行战争政策，拒不满足广大农民渴望得到土地的要求，物资匮乏、物价飞涨、食难果腹的现象日益严重，引起广大人民严重不满，连续不断纷纷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造成临时政府三次危机，逼使它进行三次改组。5月间第一次改组为第一届联合政府，其成员除立宪、十月党人外还吸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入阁。7月间第二次改组为第二届联合政府，9月间第三次改组为第三届联合政府，这两届联合政府都由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担任总理。但是三变不离其宗，临时政府始终推行战争政策，使人民愈益陷入苦难深渊。看来俄国的唯一出路在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样才能解救人民疾苦。当时最大的难点在于临时政府受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些社会主义政党的大力支持，甚至由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挂帅。为此，布尔什维克党就要善于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那么，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党究竟是怎样按照现代政党政治的特性、通过政党现代化之路取得了政权、变成为执政党呢?

●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即于4月初从西欧赶回俄国亲自领导党开展政治斗争。4月底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又称四月代表会议。列宁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进一步发挥了他先前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所提出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现在俄国的政权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手中，这表明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下一步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把政权交给在苏维埃中联合起来的工人和贫农。列宁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作为党的最近任务。四月代表会议在决议中强调：“必须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进行全面的工作，增加苏维埃的数目，加强苏维埃的力量，在苏维埃内部团结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分子。”(注：《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56页。)会后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报刊、集会等各种渠道向广大群众公开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6月上旬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在首都彼得格勒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822名代表中，社会革命党人285名，孟什维克248名，布尔什维克只占105名，其余代表属其他小派别。列宁虽然出席发表揭露临时政府本质的演说，但是由于妥协党的代表占绝对多数，因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被否决。俄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这个阶级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妥协党正是反映了这个阶级的目前状况。因此只有耐心地继续争取群众，提高群众的认识与觉悟。这只靠宣传鼓动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实践的检验和耐心的教育。果然7月间临时政府因在前线进攻失败，恼羞成怒，疯狂镇压了举行反战示威游行的人民大众，严厉取缔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活动，封闭党的报刊，逮捕党的活动家。布尔什维克被迫转入地下，决定采取武装起义的方针。8月间前线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调兵遣将，举行叛乱，妄图彻底消灭苏维埃。结果遭到工人和士兵奋起反击。于是苏维埃又重新复苏。布尔什维克鲜明地提出“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来争取群众，这是当时俄国最广大人民最迫切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于是参加各地苏维埃组织的工、兵、农群众开始纷纷转向布尔什维克方面。这时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尽管仍然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居多数，终于被迫定于10月下旬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于9月底在《工人之路报》发表的《革命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现在还能够(看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通过实践来考验各政党的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231页。)即是说，布尔什维克党还是力争在苏维埃内部通过各党之间的竞争，争取得到大多数群众拥护，来实现政党的轮换更替执政。这时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已发生分化，出现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等。后来尽管布尔什维党抓紧时机于10月25日凌晨在首都举行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逮捕立宪头目，但是在起义胜利的当天晚上立即召开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全部政权已经归苏维埃。出会的代表645名，代表全国各地400多个苏维埃组织。其中布尔什维克390名，占60%多，社会革命党人153名，孟什维克72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14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7名，还有一些是更小党派的代表。很多农民苏维埃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大会在26日晚选出了由15个布尔什维克组成的工农政府，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大会还选举产生了由101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国家最高立法、号令和监督机关。其中布尔什维克62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0名，社会国际主义统一派6名，乌克兰社会主义者3名，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1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为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到1917年12月初，布尔什维克党进而吸收7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中央工农政府，分别担任司法、农业、城市、邮政、国有资产、城市自治等部人民委员(即部长)，实现了两党联合执政，即建立了共产党领导执政、左派社会革命党参与执政的联合政府。1918年1月中旬召开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起初有707名，其中布尔什维克441名，占62%多。大会宣布俄国为工兵农苏维埃共和国，是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的联邦。同年3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不同意苏俄政府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而退出政府。然而该党一部分左翼革命者于9月间又另建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继续参加政府，担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等，实现俄共(布)领导的三个共产党联合执政。从上述可见，布尔什维克党正是遵循政党政治所具有的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的原则，以公开的政纲和政治活动，争取到广大工兵农群众的拥护，在竞争中打倒了资产阶级立宪，击败了并且取代了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妥协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党，而且成为执政党后还注意联合同盟者，实现共产党领导的两党或三党联合执政，对资本主义政党政治进行了必要的扬弃，实现了政治体制转轨，在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雏形。列宁在1918年1月总结布尔什维克党如何在苏维埃内部通过公开的争夺群众的竞争而取代妥协党成为执政党的历史经验时，还强调指出：“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各政党，它是根据革命的经验，根据千百万人的经验建立的；苏维埃在1905年诞生，而在1917年成长起来，建立了新型的共和国，这决不是偶然的。”“苏维埃共和国一定会在各个国家取得胜利”。苏维埃政权“使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政党的时候，可以改选自己的代表，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就可以改组政府。”(注：《列宁全集》第33卷，中文第2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306页。)可见列宁在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后，仍然承认在苏维埃政权内部存在各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仍然强调苏维埃政权是高于各社会主义政党的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群众性政权组织。可以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正是俄国共产党现代化斗争的政治成果。可惜此后列宁的思想和苏共的实践发生了很大变化。

三、苏共是怎样逐步背离政党政治的特性而亡党亡国亡制的

▲看来俄国共产党是第一个通过政党现代化之路，采取非法武装斗争与合法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公开争取到多数工兵农大众，联合多数革命派，共同执掌了政权。这是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的。可是后来列宁的思想和革命的实践又如何发生了变化呢?为什么有这些变化呢?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虽然在创建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方面有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但是有四个问题还需要列宁等人加以解决。可惜列宁晚年有的解决错了，有的没有解决好，有的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些很值得我们重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第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否长期实行两三个共产党联合执政的政党政治体制。如前所述，从1918年9月起俄共(布)同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实行三党联合执政。可是仅隔两个月时间，民粹主义共产党因人数很少，于11月间决定自行解散，其成员全部加入俄共(布)。至此俄国还保留俄共(布)与革命共产党两党联合执政。到1919年3月建立了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之后，又出现新问题，即一个国家成立了两个共产党，如美国于1919年8月新建了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9月又另建有美国共产党。那么凡是一个国家出现两个共产党的是允许其并行发展，还是必须合并为一个共产党呢?为此，1920年7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明文规定：“每个国家只应有一个统一的共产党。”(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08页。)列宁等共产国际领导人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显然是考虑到统一为一个共产党便于统一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与行动。依此，9月间俄国革命共产党就宣布并入俄共(布)。如果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对政党政治的特性有充分、深刻的认识，就应该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到俄国既然是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欠发达国家，保留一个与民粹主义有传统联系、代表农民利益、反映农民要求的俄国革命共产党，放手让它在农民中发展党员，逐步壮大队伍，这样对于巩固工农联盟、协助俄共(布)领导执政理应大有好处。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真诚合作，联合执政，这将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新创造。为了不与共产国际二大的决定相违背，可以建议俄国革命共产党改名为俄国革命农民党或农民革命党。可惜当时由于思想认识的局限，并没有这样做。这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提出的新看法。我们当然不能自以为高明，苛求前人。事实上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决定，俄国从1920年9月起就开始形成的政治体制，俄共(布)已经自行砍去党外合作与竞争的政治伙伴。俄共(布)不仅结束了政府中的两党合作，而且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也清除了孟什维克和其他各派社会主义者。当然，在不具备充分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政党民主尚无先例可循的历史背景下，如此作法，也不失为一种尝试。但其后的关键问题是，党内民主是否能获得充分保证。转▲社会主义既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新型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又正开始在苏俄大地上试验创建，众人难免对社会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布尔什维克这样唯我独革、唯我独社，显然是自行斩除了社会主义统一战线，自行砍杀了多党合作制，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在一党制条件下还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呢?

●列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解决以党代政。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在1918～1920年三年内战和外战(反对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帝国主义武装入侵)期间，由于党刚刚夺取政权，政权机关还很不完善，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不得不由布尔什维克党直接发号施令，由党的机关和领导人直接处理该由政权机关管辖的事情，于是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权高于政权的政治体制。这样是背离政党政治的常规的。政党政治固然要求由政党来执掌政权，但是政党不是政权机关，所以不能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运作模式和具体机制通常是由在竞选中获胜的政党领袖代表该党执掌政府领导权，按照该党的竞选纲领由执政党领袖决定政府的内外政策，党组织、党中央从不干预政府决策，所以不可能出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问题。1921年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已经发现以党代政体制的弊病非改不可。他于1922年3月23日在写给中央全会的信中提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象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既然要实现党政分开，又还要党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进行干预，只是要求不要过份频繁、琐碎的干预。这样党政岂不是难以分开吗?可见列宁只是提出了解决党政分开问题的总原则，并没有真正解决好这个大难题。

▲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问题之所以很难解决，原因出在哪里呢?

●这恐怕难有简单的答案。不过，由此便涉及到列宁考虑的第三个问题，即如何发扬党内民主。在一党制条件下，缺少其他政党的制约和制衡，发扬党内民主是使党在执政中尽量减少失误的主要途径。党内民主的主要之点是要重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作用，因为它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领导党的工作六年之中，以身作则，召开了六次党代表大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在党执政之后确立了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做到每年重新审议、调整党的重大决策。这是列宁对共产党现代化、对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重要贡献。然而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和在党代表大会上，对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决策，党内难免时常发生分歧，由此形成不同派别。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党内曾经出现过：“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军事反对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通过党内思想斗争和自由讨论，终于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统一到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上来。为了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其中指出：“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派别活动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加深党的分裂”；同时又强调“党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检举、揭发和驱逐混进党内来的分子，如此等等。”(注：《列宁选集》第4卷，中文第3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9、471页。)然而，既要反对派别活动，又要扩大党内民主自由，两者是很难严格划清界限的。因为在扩大党内民主自由中，持有不同思想观点的同志很自然要互相沟通，交换意见，商议对策，进行活动。正如中国人所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思想观点上的不同派别有时因有串连活动就很容易被党的主要领导人扣上派别活动的帽子，从而限制、扼杀党内民主自由。而且列宁已经看到党的总书记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太粗暴”，“是最残忍的党员”，担心党会发生分裂。可见在如何发扬党内民主问题上，列宁已发现存在不少矛盾，但是也没有解决好。实践证明，后来苏共终因缺少党内民主而灭亡。

▲政党本来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而且是民主政治的高级形式，既是政党就必须有党内民主。可以说任何政党都应该是民主政党，固然其民主的性质和程度有所区别。例如有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无产阶级民主政党；党处于地下秘密斗争环境民主不免少些，党处于合法执政地位民主就要更充分。如果窒息了党内民主，岂不变成为专制政党?这是违背政党的民主本性的。如果共产党变成为专制政党那该怎么办呢?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还有一个更加重大的问题，那就是第四个问题，即共产党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后还会不会下台再被其他政党取而代之。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直到列宁等人，一直都认为：只要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了政权之后能够巩固政权，而不像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那样只维持七十二天就被颠覆了，那么经过一个不太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就可以很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改造各种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阶级，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一国带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后会发生连锁反应，引起世界革命。世界革命成功后各国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那时国家和政党都逐步消亡。“自由人联合体”将在全世界普遍建立，那就是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境。列宁的设想比马克思、恩格斯更加具体。他于1921～1923年间认为，赢得三年内战外战胜利之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已经站稳了脚根。俄共今后对内要领导各民族人民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对外要领导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他认为俄国工兵农创造的苏维埃就是当年马克思所赞扬的巴黎公社式的“世界共和国”的再现和进一步发展。所以遵照列宁的意见，1922年底，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文简称苏联。采取这样一个既无民族标志又无任何其他标志的异常奇特的国名，对内是为了不突出俄罗斯，有利于克服大俄罗斯主义，对外是为了表明其国际主义、世界主义性质，便于未来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都可以加入苏联，苏联将成为未来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合国。但这只是对党内团结和社会主义前景的一个美好预期，并基于如下假设：共产党执政后永远不会下台，直到国家和政权消亡，世界共产主义普遍实现。没有根据十月革命前的经济土壤、民主条件、集权传统，对党内派别关系和社会主义在一国突破后的艰巨性、复杂性，作出充分的考虑。于是事与愿违。1924年列宁逝世后苏联和苏共党内长期大俄罗斯主义难以消除，世界革命虽然有所进展，但是远没有实现。如果苏共体制的弊病和决策的失误长期改正不了，世界资本主义依然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那么苏共是否允许党内不同政派的平等竞争，以保住并且更新社会主义的天下呢?或者是否可能由于受西方影响在苏联国内形成另外一些反共的资本主义政党来取代苏共执政，实现颠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政党轮替，使苏联又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呢?后者列宁等人可能想到，前者大概是他们想象不到的。

▲列宁想到和没有想到的以上这四大问题，在列宁之后是如何发展变化呢?

●列宁之后斯大林执政30年之久。斯大林不仅在消灭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之后还要捕风捉影地清查各种反革命政党，而且进一步加强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体制，加强了他个人集权。到1941年斯大林以党的总书记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个人独揽党政军三大权力。他还搞个人崇拜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他破坏党代表大会年会制，相隔二年、三年、四年、五年甚至十三年之久才开代表大会。在1952年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即上，在党章中规定每四年才开一次代表大会。而且在代表大会上只能歌颂他，不许不同意见发表出来，搞一言堂。他把党内在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同他持有不同观点者先后打成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和布哈林—李可夫集团，不仅把他们都开除出党，而且用逼供信等手段定案，都当作敌特、暗害分子和卖国贼加以处决或长期监禁。如果能够像列宁那样允许党内在决策方面可以自由争论，甚至在党刊上开辟“争论专页”，不轻易把持有不同政见者定性为集团，苏共就不至于长期执迷不悟，积重难返。即便硬把持不同政见者定性为集团，党内的最高处分是开除党籍。如果允许托、季和布、李作为党内的少数派而合法存在，并借此警示、制约、消解一派独大、个人专制的潜在威胁，从而充实党内民主制，砥励、激活、保存党的适应力、创造力与生命活力，形成和而不同的党内民主机制与文化氛围，也许苏共体制的弊端和决策的失误还能及早得到改正。如果说在列宁时期清除了或合并了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变社会主义多党制为一党制，但是还拥有党内民主自由的话，那么在斯大林时期则进而消灭了反对派，取消了党内民主自由大搞个人崇拜和个人专制。斯大林的悲剧在于他自以为是受亿万人民群众拥护、代表亿万人民利益的领袖，他是无产阶级民主自由集中的化身。历史上有过古罗马恺撒的个人专制，那是奴隶主阶级的专制，第一个沙皇的个人专制是封建主阶级的专制，这固然是古代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基础的产物，都难以持久存在。希特勒的个人专制是现代资产阶级的专制，斯大林的个人专制是现代无产阶级的专制。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现代工业社会商品市场经济竞争的产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需要有自己的民主政治、政党政治，不能允许有人开倒车再搞个人专制。所以法西斯主义的希特勒式的个人专制很快就被人民消灭了，德、意等国都回归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类型的民主。斯大林晚年搞的个人专制已严重背离社会主义民主制，把现代化的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专制政党，使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基本特性大受损害，甚至荡然无存。

▲那么，在斯大林过世后的几十年间，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政党政治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为什么苏共拖到1991年悄然“自行解散”，苏联自行解体呢?

●斯大林于1953年73岁谢世后，苏联经过38年的改革，更换了五任领导人，依然改不掉斯大林带头确立的个人崇拜制、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以党代政制、干部特权制等等固有弊端，不能回到社会主义民主制，不能认同现代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特性，致使亿万人民群众对苏共失望了。斯大林从1922年担任总书记达31年之久，为苏共第一代终身制领导人。他本来指定曾担任过他的秘书的马林科夫破天荒第一次取代斯大林来做中央工作总结报告可以看出。可是他最后嫌马林科夫太软弱，又想换马。还来不及安排好后事，他就突然中风于3月5日身亡。马林科夫只继任九天，就辞去苏共中央书记，并成立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书记处。赫氏担任党中央第一书记之后，又搞新的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在经济方面乱改一气，引起中央内部很多人不满，于1964年10月逼迫他辞职。如果他不是被撵下台，肯定也是搞终身制死在任上(他死于1971年77岁)。赫氏执政十一年，勉强可以算作第二代。第三代是勃列日涅夫，从1964年到1982年，执政长达十八年之久。新的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搞得更厉害。勃列日涅夫自己不断给自己授勋章。76岁死在任上。随后由68岁的安德罗波夫接任总书记，只有一年零三个月就病故。再由73岁的契尔年科接任总书记，只有一年零一个月又病故。随即于1985年3月推选出54岁的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终身制与老人政治使苏共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三易其主。到第六任领导人戈氏上任时，较为年轻，大家对他曾经寄以厚望。可是几十年来社会矛盾重重，问题堆积如山，戈氏依然独断专权。头两年多，他照样推行“左”的路线方针，要加速发展。然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各种压力之处，急剧转向右倾方面。从1988年召开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起指导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他不再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在社会主义体制内去寻求一条发展党内民主与苏维埃民主的体制更新的改革新路，而是转向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指导，亦即要改向去走西欧社会的改良主义旧路。更为严重的是这次党代表会议竟同意实行“社会团体多元化”，实际上是开始开放党禁。如果严格控制在按法律程序内，可以成立其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那还不失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可是不加限制地允许成立各种非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政党，只能是制造混乱，使政局失控。可以说到这时苏联社会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思想文化危机已集中表现为政党危机。如何寻求出路，党内主要形成了三派，即以戈氏为首的社会民主主义派，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保守主义派，和以叶利钦为首的自由主义派。这三派指导思想虽然有区别，但是都一致同意转去实现西方那种多党制。到1990年5月居然建立了立宪，它公开表明继承1918年被取缔的立宪。甚至连主张恢复沙皇制度的君主立宪党也出笼了。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在坚持一党制长达近七十年之久的苏维埃大地上一下子冒出了一百多个乌七八糟的政党。苏共既然无力主动地自觉地从社会主义一党制转轨到社会主义多党制，就只能被动地被迫转轨到资本主义多党制。民主政治、政党政治、多党政治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同意推行西方那种多党制，从此苏联多党激烈竞争，政局急剧动荡。到1991年发生8·19事变，显然这是苏共中央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保守派企图力挽狂澜的重大举措。可是广大苏联人民非常担心此举如果成功，苏联又将回到原先一党制个人专断严酷统治的旧体制。保守派由于得不到人民群众甚至军队和克格勃的支持，所以8·19事变迅即失败。同年6月刚当选俄罗斯第一任民选总统的叶利钦(他原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因思想上完全转向自由主义方面于1990年7月退党，另外组织反对派向苏共夺权)则在8·19事变后的8月23日停止俄共活动和限制苏共活动的决定。8月24日戈尔巴乔夫眼看苏共大势已去，他为保住自己总统地位竟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建议苏共自行解散，此时尚有近1500万党员的苏共就这样悄然消失，没有多少人出面去保卫苏共。到12月21日叶利钦又暗中联络苏联十一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宣布各自独立并成立独联体，完全脱离苏联。至此苏共亡党之后又进而亡国亡制(社会主义制度)。苏共既然无力自我改革，实现共产党的现代化，回到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正轨，最终必然滑到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老路。

四、苏共兴亡的最基本经验教训：共产党要站在时代最前列实现现代化

▲从苏共兴亡的全过程可以看出，它同政党的现代化、同政党政治的特性是紧密相关的。最后能否请你再谈一谈苏共的兴亡给我们提供的最基本经验教训是什么。

●苏共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创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20世纪的第一个共产党，又是在20世纪第一个执政长达74年之久的最强大的共产党。20世纪有10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是按照苏共模式建立起来的。所以能否正确吸取苏共失败和灭亡的经验教训，能否真正改革掉苏共的种种弊端，使共产党自身彻底现代化，这是涉及各国共产党命运和前途的头等重要大事，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我认为苏共兴亡的最基本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共产党要始终站在时代最前列，首先使共产党自身彻底现代化，这样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全面成功，逐步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

▲从前面所讲可以看出，政党是政治现代化的产物，共产党本身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产物。你为什么又提出共产党应该站在时代最前列实现自身彻底现代化的问题?

●这有两方面原因。第一，现代化是一个动态概念，是一个长达数百年时间的历史进程，其内容是不断创新、更新的；第二，苏联共产党从指导思想、基本路线到组织制度、工作作风，有好多是背离共产主义理论、背离政党现代化轨道的。

▲怎样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共产党应该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实现自身的彻底现代化呢?

●世界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从古代以个体分散手工劳动的农业社会改变为现代机器大生产的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现代化至少包括十个“化”的内容，即劳动社会化、国家工业化、生产机械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法治化、文化多元化、乡村城市化、大众知识化和思想自由化。其中政治民主化的核心内容就是由现代化的民主政党来领导国家政权。现代化起源于英国。英文“现代化”一词作为动词(modernize)出现于1748年，作为名词(modernization)产生于1770年。二百多年来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约三十个，即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余约一百五十个国家不同程度地正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世界现代化经历了18世纪末的蒸汽化、19世纪末的电气化和20世纪末的信息化三次大浪潮。现代化的资产阶级政党形成于蒸汽化的年代，也就是资产阶级刚取得革命胜利不久的年代，如英国保守党建于1833年(其前身为1679年出现的托利党)，它代表新贵族阶级；英国自由党建于1839年(其前身的1679年成立的辉格党)，代表工业资产阶级。这两党都有自己独立的组织和政纲，较长期轮流执政。为了发扬党内民主、及时调整政策，这两党每年都举行一次年会，作出决策建议，供党的领袖参考，党的领袖掌握最高决策权与领导权。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政党来领导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习来的。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创建了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它明确按照民主制原则建立，规定党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为执行机关。吸取英国资产阶级政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的民主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参与起草的盟章明文规定每年8月举行党代表大会。当然在党尚未夺取政权前很难做到年会制。到现代化的第二次浪潮即电气化阶段，资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几乎已遍布资本主义各国。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在列宁领导的头六年，每年都举行一次党代表大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自由，来进行民主决策并民主选举党的领导人。众望所归的党的领袖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中只有一票表决权，他多次处于孤立少数地位，也无法改变多数人的决定，而只能耐心地反复地说服别人。1922年4月俄共(布)中央处理日常工作的书记处才开始设立总书记一职，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这是书记处首脑的称呼，中文也可译为秘书处的秘书长。总书记并非党的领袖的职称，苏共中央从未设过主席一职，党的领袖列宁也只是政治局委员之一。共产党设政治局也始于俄共(布)。它成为大国执政党后肩负重担，从1919年起党中央才设立三个机构，即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分管政治、组织和日常工作。政治局与组织局各设几名委员，书记处设几名书记。这体现了党的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各国共产党大体上是模仿苏共模式建立的。这些是共产党现代化和现代化共产党的主要体现。到当代，迎来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即信息化浪潮之后，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面貌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化，现代化已推进到空前未有高水平、新阶段。共产党理应与时俱进，站在时代的最前列，自觉改革，进一步彻底现代化。信息化使脑力劳动者的比重愈益增多，作用越来越大，传统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愈益减少，白领、灰领、金领、粉领、绿领(环保工作者)等五颜六色衣领的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因此共产党应该转向大量吸收脑力劳动者入党，还要接纳中间阶级和私营企业主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以壮大党的队伍，主要依靠脑力劳动者为主力军去进行掌握政权的斗争和开展现代化建设。当今现代化社会涌现了众多社会主义派别，不少国家有好几个共产党，而且除共产党以外还有社会党、绿党、民族社会主义政党、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等等。共产党要善于求同存异，通过多党竞争与合作，形成广泛统一战线，在多党制条件下致力于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宏伟事业。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有所缓和，难以激化到爆发暴力革命的程度，同时议会民主、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又有所发展。现代化的共产党要善于探索一条比较和平地逐步发展到社会主义、实现世界大同的新路。现代化的共产党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由年会制的代表大会来进行民主决策并民主选举党的主要领导人；党的领导人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通过电视与网络定期同党员和群众对话并解答人民关心的各种问题。……

▲现代化的新发展，信息化社会的来临，的确给共产党的彻底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那么，从吸取苏共灭亡教训、克服苏共弊病这个角度，共产党应该怎样加快自身的改革呢?

●苏共是深受教条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实用主义三害而亡党亡国亡制的。因此从党的指导思想到组织结构和思想作风都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才能使共产党彻底现代化。共产党，顾名思义应该以共产主义科学为指导，关键是各国共产党要彻底现代化就要善于把共产主义科学同当今信息时代各国的实际相结合，来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探索各国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路，而不要停留在蒸汽时代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电气时代出现的列宁主义之上，更不能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列宁在1920年发表的《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共产主义者是个拉丁词，communis是‘公共’的意思。”⑦中文“共产党”、“共产主义”都是从日文移植照搬过来的。这种译法容易引起误解，使人以为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要把私人财产共有化。如果改译为公共党、公共主义，这样就更准确、更符合原意。公共党，以公共主义为指导思想，立党为公，旨在建立公共权力，发展公共生产，增加公共设施，弘扬公共精神，推行公共道德，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成就公共事业，这样必定会受到公众拥戴，共同实现共有共享理想。当然公共与私人并非截然对立，公共要组织私人合作，涵盖私人权益，协调公私关系，化解公私矛盾。既然信息化的浪潮已经使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重大的新变化，现代化的共产党就要改变传统苏联模式对待世界资本主义的那种错误路线方针：即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封闭，同资本主义国家对立、对峙、对抗，推动世界革命，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实践证明，资本主义既然还能带头掀起作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信息化浪潮，足见资本主义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对外开放中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既交往、合作，又竞争、斗争，善于借鉴、吸收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文明成果，逐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做到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共荣共赢。各国的革命留待各国的党和人民独立自主地去探索。共产党的彻底现代化更要着力清除渗透到苏联模式中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影响，改革权力过度集中的领导体制。首先，要杜绝个人崇拜、个人集权，限制领导人年龄与任期，切实加强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促进领导人年轻化。其次，自下而上民主选举各级党委领导人，并且随时可以罢免，铲除等级制、特权制，防止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真正实现1871年巴黎公社工人民主的两大原则(选举制与低薪制)。要牢记苏联因采取干部任命制和高薪特权制而培植了一个官僚集团而遭致覆灭的深切教训。再次，要把党的权力中心从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和常委转归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要确认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要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与年会制，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政治局及其常委只是中央委员会的常设机构，而不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要把“全党服从中央”的传统提法改变为“全党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地方和部门服从中央”。要由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各级党委平行并且专门监督各级党委成员的监察委员会。最后，要实现党政分开。党的总书记和各级书记要集中精力管好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抓党员的培训和考察工作，不断大力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使每个党员在各个岗位不仅起螺丝钉作用，而且起发动机作用。这样就会极大地增强党的战斗力、竞争力、领导力和执政力。在政权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要遵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依法独立自主地管好立法、司法和行政工作，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样党政在职务、职权、职责、职能四个方面都分开，岂不是对党和政双方都大有好处吗?共产党的彻底现代化还要在思想作风方面克服苏共长期难改的实用主义痼疾。党的各级领导人不能以保密为借口对党员和人民群众隐瞒真相，或者报喜不报忧，甚至弄虚作假。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首先是知情权。不全面知晓真实情况，就难以正确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质询、民主建议等权利。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思想作风。可是在苏共历史上，时常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庸俗地从苏联一国和俄罗斯狭隘民族利益实际出发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横行，严重脱离群众，甚至愚弄群众、欺压群众；以领袖至高无上原则，随意批评下级和群众，从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立场，随意批判别国别党。这些恶劣思想作风极大地败坏了苏联共产党的声誉。自从1923年斯大林在苏共十二大上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总结报告起，只讲中央的成绩与正确，不讲或者极少讲中央的缺点和错误，这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的传统。共产党中央所犯的错误大多是由下一任中央甚至下一代中央领导人来加以揭发和纠正。这样势必要付出重大代价，造成重大损失，也有损党的声誉。要实现共产党的现代化就应该由党中央带头善于作自我批评。在党代表大会年会上既讲成绩与正确，又讲缺点与错误。如果中央工作总结报告未讲到缺点和错误，就应该由代表们畅所欲言。有不同看法就要展开争鸣，这样党代表大会才能开得生动活泼，做到激浊扬清，集思广益，众志成城，循序渐进。现代化的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球化的尽头使“自由人联合体”遍布全球，像《共产党宣言》所指明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