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关系范文10篇

政党关系范文篇1

一、对于和谐政党关系的理解

理解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是和谐的政党关系”？和谐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以矛盾和差异为基础的，承认矛盾和尊重差异，正确认识和处理差异，矛盾的双方就能和谐共处；否则，矛盾的双方不仅难以和谐，而且会在一定条件下走向对抗。在我国政党关系中，中国共产党和派之间在共同理想、共同利益、共同目标一致的基础上，也存在着性质、纲领、社会基础与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差异”。否认这种区别，或者使这种差异超出合理的范围，都会造成政党关系之间的不和谐，都会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或者否定派的参政党地位。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不能忽视或否认这种矛盾，必须正视这种矛盾。

其次，政党间关系和谐有具体丰富的内涵，政党和谐的内容应包括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彼此满足、互为补充。从和谐的内涵来看，当代中国和谐政党关系中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合作的双方在规模上能给人以匹配和相互适宜的印象；二是合作双方地位作用的优势互补；三是合作双方均本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勇于担纲，共同承担历史与现实的责任。

第三，政党和谐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还表现为和谐的程度上。如监督到什么程度、哪些层面？不仅表现为合作，还表现为一定程度的竞争；不仅表现为公平，还表现为正义；和谐既是一种主观评价，同时是一个客体的评价，而客体的评价更关键；合作关系中的相互依存程度，两者不能和为一体，但又不能彼此分离；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竞争型政党就没有和谐，如认为美国两党制下的相互竞争就是不和谐。对于西方政党关系是否和谐、有没有和谐、在什么情况下会比较和谐等，需要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比如德国的基民盟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它们在传统上是相互对立的两党，但在现实政治中共组“大联合政府”，共同担负政府的责任。所以对西方多党制要做具体的分析，不应从主观意志出发简单化地对其利弊得失下结论。

二、我国政党关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从历史角度看，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比较和谐的政党关系；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给政党关系带来了巨大影响，使我国和谐政党关系建设既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首先，从政党制度本身看，和谐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本质特点，但这并不是说和谐的政党关系能够自然而然地实现。因为多党合作制度只是提供了实现政党关系和谐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要真正做到政党关系和谐，还需要我们作艰苦的努力。我国的政党制度本身既存在着和谐的前提、基础和根据，又包含或者说潜藏着某些导向不和谐的因素和可能，如容易出现忽视参政党的地位和作用，把参政党的合作作为一种“摆设”的危险；在缺少竞争压力下，执政党的各级组织难以在实际工作中重视和激发参政党的活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架构中，参政党会对执政党形成惯性的依赖等等，这些都会成为构建和谐政党关系的实际障碍。

其次，在社会多重转型期与发展期，社会利益急剧分化、多样化，我国的政党制度需要不断强化政党的民意表达、利益整合功能，拓宽和深化政治参与的渠道，使多党合作制度确实成为表达民意的平台。这就要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政治生活运行机制的每一环节上强调派的监督职能和作用。这样做一则可以提高我国政党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水平，二则可以充分发挥政党监督这一预防和惩治腐败利器的作用。

政党关系范文篇2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工具。政党作用都具有两面性。只有当有关规范主导着政党关系与政党行为时，政党政治才是和平的有序的常态的当代，随着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提高与作用增强，如何规范政党、促进民主政治发展，政党政治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立足于二战后世界各国政党政治实践，从政党―国家―社会关系动身，结合政治生态、政党政治过程、基本政党政治关系来系统研究政党规范问题，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结合具体的政治生态，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一书共六大部分、十六章。作者从政党的历史发展与类型变化。对政党观念、政党类型、政党概念、政党特点、政党属性、政党功能等政党政治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考证、比较与类型分析；进而深入系统研究政党规范的基本类型、基本特点与价值追求，深刻剖析各种政党规范形式的效力范围与相互关系。此基础上，对战后世界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情况进行概括与归纳，重点对英、美、德、俄等四个在当今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政党政治国家的政党规范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深入探讨政党规范的共性与个性差异，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值得深思的思想观点。

对政党规范的界定和分类。作者在对二战后世界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进行概览的基础上，比方。提出所谓政党规范是关于政党的各种规范的总称，各种规范形式组成的一个规范体系，主要包括政党法律规范、政党社会规范、政党内部规范等三种基本类型。并且指出，不同的政党规范的制定者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其效力范围也有所不同，应注意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不可相互取代。

政党关系范文篇3

提出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与有无专门的政党法，作者通过认真考证研究。二者之间没有肯定关系。而且，政党立法既可以维护政党，也可以限制与禁止政党；维护大党、限制与排斥小党是世界政党立法的基本特点。加强政党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工具。政党作用都具有两面性。只有当有关规范主导着政党关系与政党行为时，政党政治才是和平的有序的常态的当代，随着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提高与作用增强，如何规范政党、促进民主政治发展，政党政治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刘红凛的新着《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上海人民出版社年月出版）立足于二战后世界各国政党政治实践，从政党—国家—社会关系动身，结合政治生态、政党政治过程、基本政党政治关系来系统研究政党规范问题，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结合具体的政治生态，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一书共六大部分、十六章。作者从政党的历史发展与类型变化。对政党观念、政党类型、政党概念、政党特点、政党属性、政党功能等政党政治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考证、比较与类型分析；进而深入系统研究政党规范的基本类型、基本特点与价值追求，深刻剖析各种政党规范形式的效力范围与相互关系。此基础上，对战后世界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情况进行概括与归纳，重点对英、美、德、俄等四个在当今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政党政治国家的政党规范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深入探讨政党规范的共性与个性差异，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值得深思的思想观点。

对政党规范的界定和分类。作者在对二战后世界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进行概览的基础上，比方。提出所谓政党规范是关于政党的各种规范的总称，各种规范形式组成的一个规范体系，主要包括政党法律规范、政党社会规范、政党内部规范等三种基本类型。并且指出，不同本文来自转载请保管此标记。政党规范的制定者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其效力范围也有所不同，应注意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不可相互取代。公务员之家

政党关系范文篇4

《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一书共六大部分、十六章。作者从政党的历史发展与类型变化，结合具体的政治生态，对政党观念、政党类型、政党概念、政党特点、政党属性、政党功能等政党政治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考证、比较与类型分析；进而深入系统研究政党规范的基本类型、基本特点与价值追求，深刻剖析各种政党规范形式的效力范围与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战后世界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情况进行概括与归纳，重点对英、美、德、俄等四个在当今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政党政治国家的政党规范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深入探讨政党规范的共性与个性差异，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值得深思的思想观点。

比如，对政党规范的界定和分类。作者在对二战后世界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进行概览的基础上，提出所谓政党规范是关于政党的各种规范的总称，是各种规范形式组成的一个规范体系，它主要包括政党法律规范、政党社会规范、政党内部规范等三种基本类型。并且指出，不同的政党规范的制定者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其效力范围也有所不同，应注意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不可相互取代。公务员之家

又如，关于政党规范的基本内容。作者把它归纳为两大方面：一是政党地位及其规范，主要涉及政党的重要地位、政党地位的形成、确立与巩固，以及与政党地位相关的一些问题；二是政党政治关系及其行为规范，主要涉及政党与社会、政党与国家、政党与政党、政党内部等四大关系及其有关行为。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英、美、德、俄等四国的政党法律地位情况、政党行为规范等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深刻指出了世界政党规范的共性与个性差异、影响与制约因素；而且，对政党提名、政党经费、政党权利、政党类型与党内民主的关系、政党民主与国家民主的关系也有着深刻论述。

政党关系范文篇5

一、议会是政党活动的核心场所

政党与议会的这一层关系大体上可以从政党的产生、政党的性质及议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等三个方面体现出来，试述如下：

政党是在近代议会民主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早在17、18世纪的英国议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和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中，因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出现了议员联盟，如在英国，在讨论旨在取消詹姆士二世的王位继承权的《排斥法案》时，形成被称为“辉格党”的支持派和被称为“托利党”的反对派；在美国，因对联邦与州的关系主张不同，而出现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联邦党”和主张维护州的民主权利的“反联邦党”；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更是政治派别众多。它们是西方首批政党的雏形或萌芽。19世纪，随着选举制度的发展，原来主要局限于议会内活动的政治派别，纷纷走出议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选举委员会。当这些选举委员会联合起来建立全国性组织时，就形成了第一批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激进党等。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里，在议会制的基础上纷纷效仿英、法、美的做法组建政党。由此可见，虽然西方国家的政党具体产生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它们是共通的，这些国家的议会民主为政党的形成和政党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制度空间、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脱胎于议会，议会是政党的母体，所以政党自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是以议会为活动场所的。

政党在西方国家产生之初，其价值和进步因素并没有得到认可，相反，曾遭到普遍的批判，如美国第一任总统、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在写他那篇著名的《告别词》时所想到的政党一词的含义是这样的：“一个派别对另一个派别的交替统治，由于党派纷争所产生的天然报复心理而使斗争愈演愈烈。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中，这种交替统治干下了最令人厌恶的罪行，它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专制主义。”[1]美国的另一位缔造者詹姆斯·麦迪逊也曾表述过类似观点，他在《联邦主义派》一书中写道：“依照我的理解，所谓派别就是由于某些共同感情或利益的推动而彼此结合和行动起来的若干公民（不论占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他们的感情或利益，是违背其他公民的权利或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2]当然，和许多思想家一样，后来麦迪逊对政党的看法有修正。那么，为什么早期的思想家们会对政党持批判的态度呢？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能正确理解政党的性质，而把政党等同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宗派，类似于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朋党。事实上，政党与宗派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宗派是以私人的利益以及私人之间的感情关系为基础建立的小团体。它以追求私人利益为目标，因此，其往往把自己的活动凌驾于社会的整体之上，损害公共利益以满足宗派成员的一己私利。而政党虽然也是一部分人组成的团体，但这个部分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整体的利益，它为了整体而行动，诚如18世纪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伯克所言：“党派是团结一致的人组成的团体，目的是在一些共同认可的特定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共同的努力推动国家利益(nationalinterest)。”[3]从伯克给政党下的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政党对宗派的超越是因为它们建立的基础不仅仅是利益和情感，还有共同的政治原则，并且它的奋斗目标是促进国家利益。当然，政党与宗派之间的实际区别有时并不总是那么清晰的，因为有时候很难判断一个团体到底是在为整体利益而行动还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行动，而且更为糟糕的是，一个为整体利益而行动的政党也很有可能退化为为私人利益而行动的宗派。对于这样一种危险性，作为有着对权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传统的西方民族来说，并不太难预见。当然，西方国家并没有因噎废食，相反，他们不断探索避免或减少这种危险性的方式。目前，西方国家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有两条：一方面通过宪法，甚至专门的政党法对政党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和组织活动等问题进行法律规范。如法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各政党和政治团体协助选举表达意见……它们应该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意大利宪法第四十九条也规定：“为了在确定国家政策方针方面以民主方式进行合作，全体公民有自由地组织政党之权利。”德国《基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各政党应互相协作以实现国民的政治愿望。它们的建立是自由的。它们的内部组织必须与民主原则相符合。它们的经费来源必须公之于众。”此外，德国专门制定政党法对政党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和组织活动等问题进行了规定。另一方面通过多党或两党竞争性选举，使政党周期性地接受公民的检验。实践表明，政党为了在竞争性选举中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它就必须不断对人民的要求作出回应、反映民意。这样，就较好地防止了政党堕落成宗派。由此可见，在西方人看来，政党在性质上应当是以整体利益为依归的，同时，为了保证政党不至于沦落为追求私人利益的宗派，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是必须的。而我们知道，无论是政党追求整体利益，还是进行竞争性选举都离不开议会这个大舞台。（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当然，我们说在西方国家议会是政党活动的核心场所，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惟一场所。事实上，议会对于政党的重要性因国家的政体不同而有所不同。在西方国家中，最典型的政体是议会制和总统制，而所谓融合了总统制和议会制因素的半总统制，“在实际运作中，要么表现为议会制，要么表现为总统制”[4]，所以本文仅分析总统制和议会制中的情形。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里，如美国，因总统不是在议会中选举产生，不对议会负责，而且总统拥有很大的行政权力，所以，在这些国家中，各政党首先为争取总统职位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当然，议会或国会选举并不是不重要，因为毕竟议会也拥有立法权、财政预算批准权、高级行政官员的批准权及弹劾权等重要权力。所以，在总统制国家里，议会仍然是政党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里，如英国，议会对于政党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除了拥有总统制下议会所享有的权力外，还有组阁权、质询权和倒阁权，而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政党如果掌握议会，那么，它就同时也控制了行政部门。所以，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里，议会当仁不让地成为政党的核心场所。

二、政党是议会开展活动的核心动力

这是政党与议会另一个层面上的关系。近代西方议会的出现和议会制度的确立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的根本意义在于以资产阶级人权否定封建等级特权，重构了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以议会民主制取代了封建王权专制，从而奠定了国家权力的民主基础。一般认为近现代议会具有代议、利益整合、控制和监督政府等基本功能，而议会每一项基本功能的实现都离不开政党的活动。

第一，关于议会的代议功能。资产阶级革命后，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取代了封建专制下的君主主权原则。那么，作为主权者的广大人民如何实践自己作为主权者的权力呢？每一个人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只能通过选举代表自己意志的议员进入议会的方式间接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当然，议会代议功能的实现有一个前提性问题，即有广泛代表性的议员选举的问题。这一基础问题主要是通过政党活动来完成的。我们知道选举获胜是西方民主中合法执掌国家政权的根据。西方国家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标志主要表现为通过立法选举或总统选举获取议会多数或占据总统职位，诚如美国学者古德诺所言，“政党不仅担负起了挑选在政府体制理论中表达国家意志即立法人员的责任，而且担负起了挑选执行这种意志的人员即执行官员的责任。”[5]因此，西方国家的政党一般将其工作中心和重点首先置于选举活动上。为赢得选举胜利，各政党都全力以赴，决定并提出本党候选人，制定竞选纲领，筹集竞选经费，利用现代传媒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鼓动，进行民意测验，千方百计吸引广大选民的注意和支持，并力图通过控制和操纵以保证本党候选人进入议会和政府。

第二，关于议会的利益整合功能。议会作为民意机关，首要的任务是民意的表达、凝聚和整合问题。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人们分属不同的阶级、阶层，他们无论作为个体或某个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希望得到国家权力的承认与保障。但这些利益诉求纷繁复杂，不一而足，如果任由各利益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其他利益主体斗争，并试图沿着自己的偏好改变政府的方向，那么，整个社会将几乎没有共同的价值、目标或意识形态来寻求全国性的支持。而政党作为通过选举来实现控制政府政策的政治组织，必然要对不同的利益进行筛选、协调，整合成共同的利益和要求，将其传达到议会，并按照一定的程序加以采纳和立法，即变成国家的意志，加以贯彻执行。

第三，关于议会的控制和监督政府的功能。西方国家议会控制和监督政府的最有力的手段是财政，即由议会掌握政府的财政收支达到监督政府的目的。这是议会所拥有的一项非常原始的权力。它几乎伴随着议会的产生而同时产生了，因为据学者考证在标志着议会成形的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中就规定国王在征税前必须召开大会议，以征求全国同意”[6]。实践表明，议会的这项权力的确比较好地发挥了控制政府的功能。此外，随着议会制度的演进，议会还发展出不信任案、质询、国政调查、弹劾、罢免等监督控制政府的方式。当然，议会的这些监督控制方式之所以能发生作用与政党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反对党更是功不可没。在早期，人们常常把反对党等同于“叛国者”、“里通外国者”，因为在他们看来反对党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其责任不在于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是反对一切，处处与执政党作对，以把执政党赶下台为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党制度的实践发展，反对党的特殊作用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如有学者论证道，反对党对国家“履行极为重要的政治职责”，“扮演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者和拥护者，大臣行为的检查者，大臣们失职和不端行为的告发者的角色，并作为民族的领导者反对大臣的议案，试图把他们赶出政府。”[7]也有学者从维持民主政治的高度来评价反对党的作用，如认为反对党的存在，是对专制主义的一种抑制[8]。有鉴于此，许多国家从法律上认可反对党的地位，这大大加强了反对党监督控制政府的作用。例如，在英国两党制中，反对党与执政党一样，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还有一个“影子内阁”，即反对党按照内阁的模式建立一套工作班子，对内阁的运作进行监督，在条件成熟时，便取代执政党上台执政。

结语

总之，在西方国家，一方面，议会为政党实现自己的使命提供了大舞台，促使政党制度得以确立和发展；另一方面，政党为议会活动提供原动力，使得议会各项活动的开展成为可能，反过来，促进了议会民主制度的完善。

注释：

[1][2]【美】哈罗德·F·戈斯纳尔、理查德·G·斯莫尔卡：《美国政党和选举》，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3]【美】乔瓦尼·萨托利：《作为部分的政党》，载于中国政府创新网。

[4]刘建飞等著：《英国议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5]【美】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6]杨祖功、顾俊礼等著：《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政党关系范文篇6

一、议会是政党活动的核心场所

政党与议会的这一层关系大体上可以从政党的产生、政党的性质及议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等三个方面体现出来，试述如下：

政党是在近代议会民主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早在17、18世纪的英国议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和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中，因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出现了议员联盟，如在英国，在讨论旨在取消詹姆士二世的王位继承权的《排斥法案》时，形成被称为“辉格党”的支持派和被称为“托利党”的反对派；在美国，因对联邦与州的关系主张不同，而出现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联邦党”和主张维护州的民主权利的“反联邦党”；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更是政治派别众多。它们是西方首批政党的雏形或萌芽。19世纪，随着选举制度的发展，原来主要局限于议会内活动的政治派别，纷纷走出议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选举委员会。当这些选举委员会联合起来建立全国性组织时，就形成了第一批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激进党等。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里，在议会制的基础上纷纷效仿英、法、美的做法组建政党。由此可见，虽然西方国家的政党具体产生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它们是共通的，这些国家的议会民主为政党的形成和政党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制度空间、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脱胎于议会，议会是政党的母体，所以政党自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是以议会为活动场所的。

政党在西方国家产生之初，其价值和进步因素并没有得到认可，相反，曾遭到普遍的批判，如美国第一任总统、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在写他那篇著名的《告别词》时所想到的政党一词的含义是这样的：“一个派别对另一个派别的交替统治，由于党派纷争所产生的天然报复心理而使斗争愈演愈烈。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中，这种交替统治干下了最令人厌恶的罪行，它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专制主义。”[1]美国的另一位缔造者詹姆斯·麦迪逊也曾表述过类似观点，他在《联邦主义派》一书中写道：“依照我的理解，所谓派别就是由于某些共同感情或利益的推动而彼此结合和行动起来的若干公民（不论占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他们的感情或利益，是违背其他公民的权利或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2]当然，和许多思想家一样，后来麦迪逊对政党的看法有修正。那么，为什么早期的思想家们会对政党持批判的态度呢？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能正确理解政党的性质，而把政党等同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宗派，类似于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朋党。事实上，政党与宗派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宗派是以私人的利益以及私人之间的感情关系为基础建立的小团体。它以追求私人利益为目标，因此，其往往把自己的活动凌驾于社会的整体之上，损害公共利益以满足宗派成员的一己私利。而政党虽然也是一部分人组成的团体，但这个部分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整体的利益，它为了整体而行动，诚如18世纪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伯克所言：“党派是团结一致的人组成的团体，目的是在一些共同认可的特定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共同的努力推动国家利益(nationalinterest)。”[3]从伯克给政党下的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政党对宗派的超越是因为它们建立的基础不仅仅是利益和情感，还有共同的政治原则，并且它的奋斗目标是促进国家利益。当然，政党与宗派之间的实际区别有时并不总是那么清晰的，因为有时候很难判断一个团体到底是在为整体利益而行动还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行动，而且更为糟糕的是，一个为整体利益而行动的政党也很有可能退化为为私人利益而行动的宗派。对于这样一种危险性，作为有着对权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传统的西方民族来说，并不太难预见。当然，西方国家并没有因噎废食，相反，他们不断探索避免或减少这种危险性的方式。目前，西方国家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有两条：一方面通过宪法，甚至专门的政党法对政党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和组织活动等问题进行法律规范。如法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各政党和政治团体协助选举表达意见……它们应该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意大利宪法第四十九条也规定：“为了在确定国家政策方针方面以民主方式进行合作，全体公民有自由地组织政党之权利。”德国《基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各政党应互相协作以实现国民的政治愿望。它们的建立是自由的。它们的内部组织必须与民主原则相符合。它们的经费来源必须公之于众。”此外，德国专门制定政党法对政党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和组织活动等问题进行了规定。另一方面通过多党或两党竞争性选举，使政党周期性地接受公民的检验。实践表明，政党为了在竞争性选举中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它就必须不断对人民的要求作出回应、反映民意。这样，就较好地防止了政党堕落成宗派。由此可见，在西方人看来，政党在性质上应当是以整体利益为依归的，同时，为了保证政党不至于沦落为追求私人利益的宗派，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是必须的。而我们知道，无论是政党追求整体利益，还是进行竞争性选举都离不开议会这个大舞台。

当然，我们说在西方国家议会是政党活动的核心场所，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惟一场所。事实上，议会对于政党的重要性因国家的政体不同而有所不同。在西方国家中，最典型的政体是议会制和总统制，而所谓融合了总统制和议会制因素的半总统制，“在实际运作中，要么表现为议会制，要么表现为总统制”[4]，所以本文仅分析总统制和议会制中的情形。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里，如美国，因总统不是在议会中选举产生，不对议会负责，而且总统拥有很大的行政权力，所以，在这些国家中，各政党首先为争取总统职位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当然，议会或国会选举并不是不重要，因为毕竟议会也拥有立法权、财政预算批准权、高级行政官员的批准权及弹劾权等重要权力。所以，在总统制国家里，议会仍然是政党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里，如英国，议会对于政党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除了拥有总统制下议会所享有的权力外，还有组阁权、质询权和倒阁权，而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政党如果掌握议会，那么，它就同时也控制了行政部门。所以，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里，议会当仁不让地成为政党的核心场所。

二、政党是议会开展活动的核心动力

这是政党与议会另一个层面上的关系。近代西方议会的出现和议会制度的确立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的根本意义在于以资产阶级人权否定封建等级特权，重构了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以议会民主制取代了封建王权专制，从而奠定了国家权力的民主基础。一般认为近现代议会具有代议、利益整合、控制和监督政府等基本功能，而议会每一项基本功能的实现都离不开政党的活动。

第一，关于议会的代议功能。资产阶级革命后，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取代了封建专制下的君主主权原则。那么，作为主权者的广大人民如何实践自己作为主权者的权力呢？每一个人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只能通过选举代表自己意志的议员进入议会的方式间接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当然，议会代议功能的实现有一个前提性问题，即有广泛代表性的议员选举的问题。这一基础问题主要是通过政党活动来完成的。我们知道选举获胜是西方民主中合法执掌国家政权的根据。西方国家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标志主要表现为通过立法选举或总统选举获取议会多数或占据总统职位，诚如美国学者古德诺所言，“政党不仅担负起了挑选在政府体制理论中表达国家意志即立法人员的责任，而且担负起了挑选执行这种意志的人员即执行官员的责任。”[5]因此，西方国家的政党一般将其工作中心和重点首先置于选举活动上。为赢得选举胜利，各政党都全力以赴，决定并提出本党候选人，制定竞选纲领，筹集竞选经费，利用现代传媒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鼓动，进行民意测验，千方百计吸引广大选民的注意和支持，并力图通过控制和操纵以保证本党候选人进入议会和政府。

第二，关于议会的利益整合功能。议会作为民意机关，首要的任务是民意的表达、凝聚和整合问题。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人们分属不同的阶级、阶层，他们无论作为个体或某个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希望得到国家权力的承认与保障。但这些利益诉求纷繁复杂，不一而足，如果任由各利益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其他利益主体斗争，并试图沿着自己的偏好改变政府的方向，那么，整个社会将几乎没有共同的价值、目标或意识形态来寻求全国性的支持。而政党作为通过选举来实现控制政府政策的政治组织，必然要对不同的利益进行筛选、协调，整合成共同的利益和要求，将其传达到议会，并按照一定的程序加以采纳和立法，即变成国家的意志，加以贯彻执行。

第三，关于议会的控制和监督政府的功能。西方国家议会控制和监督政府的最有力的手段是财政，即由议会掌握政府的财政收支达到监督政府的目的。这是议会所拥有的一项非常原始的权力。它几乎伴随着议会的产生而同时产生了，因为据学者考证在标志着议会成形的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中就规定国王在征税前必须召开大会议，以征求全国同意”[6]。实践表明，议会的这项权力的确比较好地发挥了控制政府的功能。此外，随着议会制度的演进，议会还发展出不信任案、质询、国政调查、弹劾、罢免等监督控制政府的方式。当然，议会的这些监督控制方式之所以能发生作用与政党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反对党更是功不可没。在早期，人们常常把反对党等同于“叛国者”、“里通外国者”，因为在他们看来反对党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其责任不在于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是反对一切，处处与执政党作对，以把执政党赶下台为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党制度的实践发展，反对党的特殊作用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如有学者论证道，反对党对国家“履行极为重要的政治职责”，“扮演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者和拥护者，大臣行为的检查者，大臣们失职和不端行为的告发者的角色，并作为民族的领导者反对大臣的议案，试图把他们赶出政府。”[7]也有学者从维持民主政治的高度来评价反对党的作用，如认为反对党的存在，是对专制主义的一种抑制[8]。有鉴于此，许多国家从法律上认可反对党的地位，这大大加强了反对党监督控制政府的作用。例如，在英国两党制中，反对党与执政党一样，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还有一个“影子内阁”，即反对党按照内阁的模式建立一套工作班子，对内阁的运作进行监督，在条件成熟时，便取代执政党上台执政。

结语

总之，在西方国家，一方面，议会为政党实现自己的使命提供了大舞台，促使政党制度得以确立和发展；另一方面，政党为议会活动提供原动力，使得议会各项活动的开展成为可能，反过来，促进了议会民主制度的完善。

注释：

[1][2]【美】哈罗德·F·戈斯纳尔、理查德·G·斯莫尔卡：《美国政党和选举》，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3]【美】乔瓦尼·萨托利：《作为部分的政党》，载于中国政府创新网。

[4]刘建飞等著：《英国议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5]【美】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6]杨祖功、顾俊礼等著：《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政党关系范文篇7

理论上这个问题是明确的，宪法和党章也有所规定，诸如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就表明在全国人大之上不能再有比它更高的国家权力机关，执政党也要服从人大制定的法律和作出的决定，即各政党（当然包括执政党及其党员）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章也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既然宪法和党章已有明确的规定，为什么党与人大的关系仍然长期未能妥善解决呢？其主要根源，一是陈旧的观念与惯性的阻碍；二是宪法中所确定的党与政权的关系原则，没有通过宪政立法和健全的制度加以规范。

一、关于观念问题

必须承认的是，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对党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还沿袭革命时期的旧观念旧制度，没有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没有从长期以来实行的以党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在有些地方和有些干部中，还多少存在党委和书记凌驾一切、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习惯思维与习惯动作和对既得权力的依恋。

对党与人大关系在思想认识和观念上的误差，实质上是混淆了党的领导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把党的决策权威等同于或凌驾于人大的决定权力。

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这种领导，就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而言，主要指方针、政策、路线的政治领导，这种领导权的性质是属于政党的政治权威和权利，而不直接是国家权力。党的这种受人民拥戴和服膺的政治权威，不同于国家权力的强制力和普遍约束力，而主要是政治号召力、说服力和政治影响力。党的领导权不是凌驾于人民主权、国家政权和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之上或与之并列的权力。中在极左路线影响下产生的1975年宪法，曾在第16条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就无异于把党视为更高于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都删去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语，这不是否定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而是改变党政不分，把党权置于人大权力之上的偏颇。

早在1941年4月，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批评一些同志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的法令，甚至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党员高于一切。他认为，党对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政策，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0－12页、19页）

在党权和政权（人大）的关系上，党政分开首先是权能分开，即在权的性质与作用上要分开，不能把党的政治权威同国家权力混同。在党权与民权关系上，列宁也讲过，苏维埃高于一切政党（《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6卷第467页）。无产阶级专政不等于党专政，必须划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界限。（列宁在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24－225页。）我国党与人大的关系也是如此。在国家事务中，人大的权力是至上的，人大也高于一切政党。党一方面要在政治上领导人大的工作，一方面又要遵守人大通过的法律与决定，亦即党的意志既要体现人民意志，又要服从人民的意志。二者有冲突而又不能说服人民群众与人大时，也应以人大或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意志为依归。

在党与人大的关系上，一个重要问题是党与法的关系。这是通常混淆不清的一个老问题，所谓党大还是法大。

列宁说过，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是不能制定法律的。（《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2卷第216页。）党规（党的章程与党内生活规则）、党的政策不能代替国法。国家法律是由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制定、并具有国家强制性与普遍约束力的。党规、党的政策不具备这一性质与法定条件。所谓不能以党代政，实质上是不能以党权代国权、以党规代国法，更不能以党权、党规压国权、国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显然应是法大。

不过，国家、政府的立法工作，又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宪法修改草案和各项重要的政治立法和经济立法，一般都要由全国人大与政府中的党组事先报党中央审查，然后才由国家机关经过立法程序，制定为法律。重要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一般事先也要经过省级党委审查（属于党内程序，非国家立法程序）。所以，宪法和法律一般是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的统一。党和党员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守宪法和法律，也是遵从党的领导与人民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党与法是同源的，都是源于人民的意志与利益。服从党领导与依法、守法是一致的，二者无所谓谁高于谁。但当党的主张（特别是地方党委的主张）同人民的意志（法律）不一致时，则应当服从法律，服从人民的意志。这时，仍是法大于党。

地方党委在遇到人大通过的决定或选出的政府成员同党委原定方案不一致时，把党的决策权混同于人大的决定权，企图以之取代或不经法定程序擅自变更人大的决定，甚至批评人大向党闹独立性，是不服从党的领导、以法抗党等等，这显然是把党委（甚至只是党委中的个别领导人）置于人大权力之上，以党权压政权、民权，以党压法，是错误的。

强调党政分开和党不具有凌驾于国家权力（人大）之上的权威，是否会削弱党在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呢？

作为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享有一般政党所应有的政治权利（不是国家权力）；特别是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还在事实上享有比其他政党和社会组织处于优位的权威与权利，如向人大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权，向政权机关推荐国家领导人选的建议权（都是权利），等等，这已成为我国不成文的宪政惯例。至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提出的治国方略（如改革开放、依法治国）、经济与政治改革的决策（如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五年计划和十年远景规划的建议草案等等对国是的主张，都具有最高的政治权威（不是最高国家权力），一般都能得到全国人大和政府的拥护与支持，经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政府的行动纲领与法律、法规。因此，党政分开并不是削弱或否定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而是要加强党在政治上对国策的领导，加强党在国家中所处的重要的政治地位与作用。

二、如何规范党与人大的关系

观念与认识问题解决后，并不意味着党与人大关系的最终解决。问题往往发生在党的决策与人大的决定产生矛盾的时候，应当怎么办？这就要求有一定的制度规范。

这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1、党的政策主张超越了现行立法。如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超越了现行宪法有关计划经济的规定。党的这一决策，是作为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对国是的主张，属于执政党的议政、领政（对国策的领导）权利，不属于违宪行为。但这只限于议（议政和建议权利），而不是行（执行权力），即在宪法或法律未经修改以前，不得立即强制政府去执行与现行宪法不一致的党的决定。这时，正确的程序应是立即将党的主张付诸法律程序，即向全国人大提出修宪建议或立法建议（权利），再经由人大依修宪或立法程序，采纳这种建议，形成立法案，经过人大审议、表决，修改宪法或制定法律，在全国贯彻执行。当然，这里可能会出现议与行上的时差和建议与立法的时差，这是难以避免、可以暂时容许的，但必须尽快、及时按法定程序转化为修宪或立法行为。否则，长期拖延修宪或立法，而仅以党代会或党中央甚至地方党委的主张为依据去贯彻执行，也会构成违宪、违法的行为。

2、党的政策主张或推荐的人选有不适当的地方。人大党组应如实地向党中央或地方党委反映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党委修改不适当或与现行宪法、法律不一致的地方，再经人大审议通过。党中央过去有文件规定，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有权对党委提出的人选提出不同的意见，党委应认真考虑。如果意见有道理，应当重新考虑人选；如果党委认为人选不宜改变，或认为代表的意见不全面或与事实有出入，应当耐心说明、解释；如果多数代表或委员不同意，不要勉强要求保证通过。

3、如果党委的决策或人事安排建议是错误的或违法的，而人大和人大的党组、党员在向党委反映意见后未能改变党委的决定时，有权按照法律和人民的意志，不予贯彻。刘少奇在1962年曾经指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刘少奇选集》下集第452页）人大代表或常委会委员对党委向人大提出的错误或违法的决定投反对票，这也是为了保证宪法和法律及中央的政策在本地的贯彻实施，并对地方保护主义或地方党委领导人的以权压法专横的抵制。地方党委对地方人大作出的决定，即使有违党委的决策，党委也应当尊重，不得擅自推翻。这是对人民负责也是对党负责，同党中央和国家法律保持一致的态度。

政党关系范文篇8

一是要正确处理好机关党委和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机关党委协助行政领导完成局党委确定的各项任务，对完成各项中心工作起到服务保证作用；同时，又要对包括行政负责人在内的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监督，这就必须协调好二者的关系。在这方面，机关党委要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及时了解和正确把握局党委在各个阶段的目标、方针、任务和总体意图，在局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做到协助有力，监督到位。局党委也要切实加强对机关党委的领导，重视和支持机关党委的工作，把机关党的建设纳入党委工作的议事日程，以保证机关党的建设健

康发展。

二是正确处理好党建工作与行政业务工作的关系。邮政局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局党委制定的邮政改革与发展的各项方针目标开展工作，为全市邮政的中心任务服务。各基层党组织更要紧紧围绕本单位本部门的中心任务开展活动，用完成本单位任务的实际效果来检验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当前，全市邮政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发展大邮政，不断向良性循环的轨道迈进。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这个中心，这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和全市邮政长远利益的角度提出的并且必须要完成的政治任务。对此，一定要坚定不移，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退缩。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都要学习和发扬拼搏精神，紧紧地围绕邮政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从事专兼职党务工作的同志和各单位各业务部门的领导同志，都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做到“一岗双责”，把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三是正确处理好加强监督和搞好服务的关系。机关党组织要认真履行监督职能，保证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法规，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作为邮政部门的党员还要模范遵守邮政行业和本单位的有关纪律和规定，从而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好监督职能，实际上就起到了对机关工作的政治保证作用。这种监督职能的发挥主要应该通过健全党风廉政责任制等规章制度、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督促定期开好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参加和列席有关会议、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等方式，在为工作大局服务、为加强机关建设服务中实现的。监督与服务是相互统一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各级专兼职党务工作同志要增强服务意识，提倡奉献精神，认识要明确，工作要到位。

政党关系范文篇9

在影片《生死决择》中讲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党的作风关系到党的形象，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人民群众认识党、拥护党不仅要看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是否符合和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而且还要看党是否有好的作风。

党的作风好、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密切，党就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历史表明，什么时候党风建设的好，什么时候党群关系就更加密切，我们的事业就更加顺利地发展，如果一个政党不注重自身作风建设，听任各种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恶化党群和干群关系，就会失去民心，所领导的事业就会走向失败。

“党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作风建设要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党员抓起，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为全党、全社会做出榜样，那些“坐着车子转，隔着窗子看”的干部，老百姓不欢迎。通常来说，老百姓对党的评判既要看你“怎么做”，更要看你“怎么说”，老百姓向党买的是“期货”。而对执政党的评判标准不仅看你“怎么说”，更主要的是看你“怎么做”，老百姓向党买的是“股票”。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党执政以后，掌握了各种国家权力，而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产生腐败。因此，执政党必须树立监督意识，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确保权力在有效的监督下良性运行。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十五大以来我国在作风建设方面，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力倡导求真务实，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建设、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邓小平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无负于人民重托和希望的执政党。要继续抓好党的作风建设，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要深刻认识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要在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纠正不正之风等方面不断取得了新的进展，逐步建立健全了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进一步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政党关系范文篇10

【正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党际关系理论为指导，全方位开展与各国政党的交往，在党的对外工作指导思想、目的宗旨、对象范围、形式内容等方面不断丰富与发展，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为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政党是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政党交往是普遍的国际政治现象，党际关系即各国政党之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外交是各国对外关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超越冷战思维、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集团政治，不称霸、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以国家利益为准绳处理国家关系，开创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党际关系也在理论及对外交往的实践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曾多次阐述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各国政党的关系问题，他在论及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时讲过：“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这些国家都采取俄国的模式。”他特别指出：“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1］（P318）“总之，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原则。”。［1］（P319）他提出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关系，即新的、健康的友好关系。邓小平的深刻总结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己过失的深刻自我批评，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改善和发展党际关系的真诚愿望。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并第一次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写入党章。在处理党际关系上有一个观念的更新和工作思路的转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情况下，处理党际关系的理念也就发生了转变。因此，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扩大到适用于处理同各国各类政党的关系。使邓小平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思想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原则。

“独立自主”原则是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基础和核心。各国政党根据本国实际和自身条件，自己选择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道路和方式，各国党有权独立管理和决定党内一切事务，包括判断与评价党与党关系中的成败得失和是非曲直，自己观察国际、国内形势并决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邓小平特别强调独立自主原则，他指出；“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2］（P191）他还指出：“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一个党犯错误是难免的，就是犯了错误也要由自己去总结，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样才靠得住。”［2］（P27）独立自主的核心和目的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本国国情出发，不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

“完全平等”是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保证，也是进行党际交往的前提。只有各国党一律平等，才能保证各国党的独立自主性。邓小平指出：“党与党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和同志式的关系，不应该是‘父子’关系。”［3］每个国家的政党，不论是大党还是小党，历史长的党还是历史短的党，执政党还是非执政党，都不能有尊卑上下之分。任何党都没有理由自命特殊，把自己凌驾于其他政党之上，以领导党自居，对其他政党发号施令，把自己的观点、做法强加于其他党。坚持完全平等的原则，就是要反对“老子党”、“领导党”、“父子党”。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正常关系只能是平等的、同志式的、朋友式的，而对于各国性质不同的政党而言，更要以平等原则为前提。

“互相尊重”是完全平等原则的表现。互相尊重就是尊重各国党独立自主处理本党本国事务的权利，尊重他们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他们在探索和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邓小平指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的对了。”［2］（P236—237）各国党的经历不同，处境各异，对问题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党与党之间存在分歧是难免的，不能强求一律。党与党的关系就是真正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了解，甚至还包括互相谅解的基础上。只有互相尊重才有利于党与党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求同存异、互谅互让。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原则的客观要求，是检验是否遵循以上三个原则的客观标准。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就是互不干涉对方行使独立自主处理党和国家内外事务的权利。不利用党的关系去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对别国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说三道四、横加指责；不利用同一个党的关系去针对第三方政党；不利用党的关系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也绝不接受别国党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我们。反对强迫别国党的政策为本党本国的政策服务。

二

中国共产党坚持邓小平关于党际关系的理论原则，积极开展与各国政党的交往，党际关系呈现全方位发展的良好势头。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重视同各国政党的关系，其目的就是要在四个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本着求同存异精神，增进相互了解和合作。”1997年9月，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要在四项原则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利益、国家关系与党际关系，发展同世界各国各类合法政党的关系、以及扩大党际交往的内容上理论更充实、实践更丰富，主要表现在指导思想、目的宗旨、对象范畴、形式内容等方面有了新的发展。

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利益，把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党际关系作为党的对外工作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利益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利益的要求应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要求。每个国家的政党都有各自的纲领和主张，无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这是区别其他政党的标志。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和政党政治更加具有多样性，用一种模式或一种政治主张来规范多样化的世界政党显然是行不通的。事实上，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之间未必不发生矛盾和冲突，意识形态相左的政党之间未必不能和平共处。由于两种制度的斗争处于特殊时期，不同类型的国家都面临着发展问题，各国政党大都把发展本国经济和解决社会问题放在首要地位，要和平、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主流，也是各国政党政策选择的主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有条件暂时撇开意识形态分歧，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使各国政党之间的和平共处成为可能。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和国家关系问题上，基于各种因素，导致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往往采取不尽相同的、甚至完全相左的政策，从而在一定条件下促成超越意识形态的联合。90年代以来，面对世界政治一极与多极的较量、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政党政治和政党格局又有新的变化，在实行多党制的许多国家，不同政治倾向的政党之间出现政治趋同现象，不同意识形态政党之间注意寻求共同点，求同存异，协调关系，发展合作，各国政党之间超越意识形态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世界各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历史背景、发展水平都不尽相同，各国政党的情况也千差万别，这正是丰富多彩世界的必然反映。世界的多样性、各国政党的多样化，可以成为相互之间共同交流、相互借鉴、彼此合作的动力和活力。世界各国的各类政党和政治组织除了个别极端反动的外，只要愿意遵循新型党际关系原则，我们都欢迎与它们接触和交往。

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利益为重，正确对待意识形态利益问题，为全方位外交战略的展开做出新的贡献。

正确处理国家关系与党际关系，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国际环境，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的繁荣与发展，以党际关系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以此为党的对外工作的宗旨。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内容。党际关系泛指各国政党之间的关系，它更多地体现了各国间阶级利益或阶层利益的合作。国家关系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主权、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环境等内容在内的综合性的国家利益，在内容上远比党际关系广泛得多。但是，任何国家的政党都是和它所在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具有一致性，尤其对执政党而言，党际关系必须从国家关系的大局出发。发展党际关系的目的宗旨就是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贡献。增进政党之间、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增加彼此的交流与合作，为国家关系服务。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对外工作，在对外工作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为开拓、巩固和发展国家关系做出了贡献。据统计，90年代中期以来，我党每年接待的各国执政党、参政党和重要在野党高级领导人或代表团就达100多个，中央领导人亲自会见来自五大洲的政党朋友，同时也频频应邀访问许多国家，通过党的高层往来，把握国家关系发展的战略全局。各国政党领导人从战略高度就共同关心的国内、国际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看法，妥善处理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国家关系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证。1999年12月，黎可漂就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后首次访华，中越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共同确立了面向21世纪两国关系发展框架，明确了解决两国边界领土问题的时间表。接着两国就陆地边界问题达成协议，扫除了困扰两国关系的一大障碍，2000年底，两国又成功地结束了北部湾划界谈判，这是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1998年我们党与日本共产党在断绝往来30多年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在共同致力于中日关系的世代友好上达成共识，我们还同日本朝野各主要政党实现全面交往，拓宽了中日交往的渠道，为培养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后继力量做了准备。1998年9月社会党国际主席莫鲁瓦率高级代表团访华，这是14年来的第一次，接着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纷纷派团访华，我们与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恢复与发展关系，有益于带动与西欧各国的关系发展。这些都是是通过党际关系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最好例证。

尊重政党政治的多样性和政党格局的多样性，把同世界各国各类合法政党普遍交往并建立友好关系作为党的对外交往对象范围。政党是各种政治力量的代表，它们引导国家的发展方向，对各国政治以及政局的演变，乃至世界格局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今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国际间政党之间的交往。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客观上要求它必须摆脱思想束缚、更新观念，冲破非敌即友的旧模式，加强同各国不同类型政党间的交往与合作，解决与各类政党发展关系的问题。基于这种战略考虑，中国共产党将处理无产阶级政党关系原则扩展为同所有政党建立和发展关系的原则，不断拓宽党际交往的对象范围。首先，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政党的关系，致力于创造睦邻友好、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对友好邻国通过政党交往巩固加强国家之间的传统友谊和密切合作；对有分歧和争端的国家坚持增信释疑、求同存异。近些年，我们同越南、老挝、俄罗斯、日本、印度以及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各国主要执政党、在野党的关系都在不断改善与深化。其次，中国共产党重视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关系，巩固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我们党本着不忘故交、广交新友、突出重点、多方联系的方针，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160多个各类政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交往，其中执政党占1／3。再次，开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的合作，营造宽松、有利的国际环境。开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类政党的关系，通过多领域、多渠道的对话，增进理解、超越分歧，推进双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使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政党调整对华关系，要求与我党交流合作，我们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关系有了长足的进展。多数国家的政党同中国共产党恢复了交往，不少在欧洲影响较大的政党纷纷派团访华或派人与中国共产党接触。我们党同一些欧洲左翼政党的交往有较大发展，同一些右翼保守党，如美国保守党思想库、英国保守党、德国基督教联盟也有了新的接触。最后，通过与未建交国政党往来，增进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中国共产党已经与半数以上未建交国家的30多个主要政党建立了多种形式的联系，并绕过国家关系的障碍，派团访问了与中国未建交的国家，结交了朋友，推动了经济贸易合作，也为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架设理解和友谊的桥梁。此外，同一些国际政党组织的多边交往明显增多，我们与社会党国际、欧洲民主联盟、欧洲议会党团、美洲基民党等国际政党组织都有往来。我党出席了社会党国际、基民党国际代表大会。总之，我们既同各类政党的高级领导人往来，又同一般领导人保持经常联系；既同共产党、工人党往来，又同其他性质政党往来；既同执政党往来，又同参政党、重要在野党往来；既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往来，又同发展中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往来。形成了全方位发展党际关系的新局面。扩大发展与不同类型国家政党关系，拓展了中国外交的活动舞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政党外交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把加强对外经济交流，促进经贸合作，作为党对外交往的重要内容，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党际关系的全新领域。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经济利益、经济安全、经济关系因素突显，加快经济发展成为各国首要目标，谋求经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经济外交成为各国外交的主要内容，中国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成为外交活动的基点，拓展对外经贸合作，引进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维护经济利益、经济安全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所追求的最大国家利益。党的第三代领导在对外交往中，明显加大了经济外交的力度。中国共产党在同许多国家政党的交往中都已不满足一般性的交往，更加注重交往的实质性内容，注重就各国普遍关心的经济发展战略、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学习与借鉴。中国共产党也更加注意考察、研究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的新情况、新变化，吸收、借鉴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由于经济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党关注的焦点，许多外国政党在党际交往中要求加强经贸合作的愿望非常强烈，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也将促进贸易合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有关省市和经济部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提供信息、牵线搭桥，广辟双边、多边合作途径，作为对外工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由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率团出访，在外国政党朋友的协助下与往访国企业广泛接触并达成了一些经贸合作意向，受到我有关省市、自治区和往访国的欢迎。另外，有针对性的派出一些团组对外国经济发展模式、投资环境、城市交通管理、农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进行专题考察。随着中国加入WTO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党际交往中经济活动的内容将会进一步加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各类政党间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发展顺利，已同世界上近140个国家和地区的340多个不同类型的政党和组织建立和保持着广泛的、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往，形成了一个以各国执政党、参政党和重要合法在野党为主要对象的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党际交往的新格局。目前，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形势和政党形势都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各国都在进行结构性调整，都在谋求更大的发展机遇和争取有利的国际地位，政党政治更具多样性。随着国际关系相互依存的深化，各国政党之间的交往也必然更加密切和活跃，党际关系在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推动国家关系的稳定与健康发展、加强国际事务中的交流与合作中的作用更加不容忽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担负的历史责任更加重大，领域更为宽广。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