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范文10篇

战时范文篇1

有专家作过统计分析，在现代战争中，直接伤亡炮火之下的人口仅占20%，而间接伤亡于次生灾害之下的占80%。由此可见，提高公民的自救意识和防护能力是赢得生命的有效措施。为此，我们特编著《战时防空袭人员疏散隐蔽防护指南》，以便使公民正确掌握科学的救援常识和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愿这些知识能为大家带来安全。

1、怎样识别防空警报信号？

防空音响警报信号有三种，即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由国家统一规定，城市防空指挥机关决定发放。

预先警报：预先告诉人们敌人即将空袭城市，要求做好防空袭的准备。规定音响信号为鸣36秒，停24秒，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

空袭警报：表明敌空袭兵器已临近本市，空袭即将开始，警告人们迅速隐蔽。规定音响信号鸣6秒，停6秒，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

解除警报：表明敌空袭已结束，且没有其他威胁的敌空袭兵器出现。规定音响信号连续一长音，时间3分钟。

2、听到防空警报后怎样行动？

当听到预先警报后，要立即切断电流，关闭煤气，熄灭炉火，关闭门窗，携带事先已准备好的个人防护必备物品，离开住房，奔向人防工程掩蔽。

当听到空袭警报后，应就近进入人防工程隐蔽，来不及进入人防工程的人员，要离开房屋，佩戴个人防护器材，利用地形地貌就近疏散隐蔽。

当听到解除警报后，市民应配合做好灭火、救护、清理废墟等消除空袭后果工作，要了解解除警报后人员行动的注意事项，如哪条路不能行走，哪类食物、饮水不能食用等，并做好再次防空行动的准备。

3、个人防护必备物品主要有哪些？

主要有：

（1）证件类：身份证、学生证、工作证、信用证、保险单、现金等；

（2）饮食类：食物和必需的简单餐具、优先携带婴儿食品，少量的饮水及饮水净化剂和饮水消毒剂（两天用量）。

（3）服装类：个人的衣服和简易呼吸道和皮肤防护用品。

（4）工具类：防护眼镜、多用工具刀等。

（5）照明类：手电简、蜡烛、火柴、电池等。

（6）毛巾、纱布、卫生纸和塑料袋之类清洁用品。

（7）药品类：急救药品、急救包、抗生素、食盐、消毒剂、防蚊虫药剂、个人特需药品以及碘化钾抗辐射药品等。

（8）卧具类：棉被或毯子。

（9）求生类：人防手册、求生指南、家人联络方法及收音机等。

（10）其他类。

上述物品要放入合适的包内，家里每个成员的东西要分开放，体积不超过肩宽，重量不超过20公斤。为了空出双手，使动作更方便，应尽量采用双肩背方式。

4、进入人防工程隐蔽应注意哪些事项？

（1）在得到转入战时状态的预警号令后，要保持沉着镇静，服从城市人防指挥部的统一指挥，迅速而有秩序地做好防护准备。

（2）准备好进入人防工程隐蔽携带的物品：包括密闭存放不易腐烂的食品和饮用水，个人常用药品，手电筒，可用作个人防毒的器材。个人生活必需品以及证件等。切忌携带有味、易燃易爆物品。带入工程的包裹体积不能过大，要便于进出工程。

（3）要懂得各种防空警报信号及其相应的行动内容，熟悉自己待蔽工程的位置、通往工程最短的路线，以及人防工程白天、黑夜的识别标志。

（4）听到空袭警报后，要以最快的速度进入附近的人防工程。进入人防工程时，要保持镇静，服从人防工作人员的组织指挥，切忌在工程口部造成人员混乱和拥挤，以影响进入工程的速度。

（5）在人防工程内严禁使用明火，不吸烟，少饮水，不随地大小便，饮食残余物、垃圾要集中密闭存放。

（6）待蔽时要安静坐、卧，少活动，不打闹，保持体力，减少工程内氧气消耗。不要乱动工程内的各种设备。

（7）当工程局部发生坍塌、漏毒等意外情况时，待蔽人员要利用简易防护器材进行个人防护，并听从指挥，有秩序地转移或进行隔绝防护工作，切不可产生混乱。

（8）空袭警报解除前，待蔽人员不得开门离开工程，防止周围受污染空气和放射性物质被带入工程。警报解除后，要防止人员突然拥出人防工程，造成混乱和拥挤。

5、怎样在玻璃门窗面贴纸条？

在玻璃上贴纸条，主要是为了防止炸弹爆炸时，震碎玻璃伤害人员。但是，贴纸条不是随便乱贴都行，这里面也还有点小小的学问。（1）在纸的选择上，要用一些柔软且较厚的纸，如棉纸、高粱纸等。（2）纸条宽度一般在二、三厘米，长度分别要能包括上下左右的门窗框。（3）贴时，纸条要均匀全部涂上浆糊，每条的两端贴在窗框上，成“米字形”即可。

6、怎样对核武器进行防护？

（1）人防工程能防护各种杀伤因素

人防工程深入地下，具有抗力高、防核、化学、生物武器性能全面、可长期使用等特点。只要核武器不直接命中，人员在工程内是安全的。因此，对核袭击的最好防护措施是进入人防工程。在战时，利用人防工程，能坚持生活、工作。在平时，城市发生地震、漏毒等突发性事故时，人员也能利用人防工程做应急防护之用。

（2）室内防护

室内人员发现核爆炸闪光后，应立即在墙的内拐角或墙根处卧倒，最好在靠近墙角的桌下或床下跪趴，也可以在较小的房间或门框处躲避。掩蔽位置应避开玻璃片击伤，待瞬时杀伤因素过后，可采用个人防护办法防止放射性灰尘沾染或迅速进入人防工程。当地震发生时，这样做也能减少伤亡。

（3）室外防护

对于来不及进入人防工程和其他掩蔽场所的室外人员发现核闪光后应立即就近利用地形地物进行防护。暴露人员防护动作要领：立即背向爆心卧倒，双手交叉垫胸前，脸部尽量夹于两臂之间，两肘前伸，双腿伸直并扰，闭眼、闭口、停止呼吸15～20秒钟。就近几步利用地形地物，如土丘、矮墙、花坛等防护，可横向爆心卧倒，也可利用沟、坑、渠等地形防护，方法是立即跃入坑内，跪、坐或卧于坑内，双手掩耳，闭眼、闭口暂停呼吸。在防护时应避开高大建筑物、高压电线及易燃易爆物。待瞬时杀伤因素过后，应立即进行人员呼吸道和皮肤的简易防护，戴上防毒面具或口罩，披上防毒斗篷或雨衣、塑料布，按人防指示转移出沾染地域或就近进入人防工程掩蔽。

7、怎样对化学武器进行防护？

听到化学袭击信号或发现敌机施放毒剂时，应迅速戴好防毒面具，或使用事先自制的浸水、浸碱或包土颗料的口罩、纱布、毛巾等简易器材，首先对呼吸道进行防护。呼吸道防护必须在5～7秒内完成。在及时做好个人防护的同时，应采取各种方法向周围人员报警。

在露天无防毒准备的人员，可临时用手绢、围巾、口罩等浸水或浸尿捂住口鼻，穿上雨衣、大衣，或披上塑料布、毛毯等并用破布、稻草等连同鞋包住脚，迅速朝上风方向离开染毒区。

对皮肤防护，除了穿戴制式防毒衣外，还可利用就便器材进行防护。在通过染毒地域时，可利用雨靴对腿部进行防护，也可以捆扎塑料布、帆布或毯子进行防护。若要通过染毒的树林，可利用雨衣、油布等隔绝材料对全身进行防护。

有条件的可利用有“三防”设施的人防工程进行防护，它能有效地防护各种状态的所有毒剂。

8、对生物战剂怎样防护？

生物战剂传染疾病的途径主要有吸入、误食、昆虫叮咬。对生物战剂的个人防护方法主要是做到戴、扎、涂、服。戴：即戴防毒面具、戴口罩或用毛巾捂住嘴和鼻子、戴手套、戴帽子，穿塑料衣、防疫服、胶鞋等。扎：即扎好领口、袖口、裤口。涂：即在身体暴露部位涂抹防虫油或驱虫剂，尤其要保护好伤口。服：即按要求服高效、长效预防药。针对敌人使用的生物战剂，还可进行相应的预防接种，提高免疫能力。有“三防”设施的人防工程是很好的防护场所，要尽量利用。

9、如何制作简易防护口罩？

（1）纱布棉花口罩。用长100厘米、宽50厘米的纱布，在中间铺开一层30×20、厚2厘米的棉花，用上下两边纱布折盖住棉花垫。然后从纱布两端剪出30～50厘米的开口，形成头带。必要时可缝好固定。在防毒眼镜或粘有透明塑料薄膜的情况下，再绑好固定在头上。

（2）铁丝框密封口罩。即用22号铁丝，结合自己的口鼻形状制作一个铁丝环，记好四条固定系带。用8～12层毛巾或20～30层纱布，在稀小苏打水溶液中浸湿、微干，贴脸加一层干毛巾或手帕，然后用密闭铁丝框扣紧，用系带固定，就能起到防毒作用。

（3）毛巾系带口罩。用一条浸湿拧干水、40～50厘米宽的毛巾和两条一米长的绳带。制作时，先将毛巾短边对折，再长条对折。这时把绳带夹入，把四层毛巾再折两次，变成12层，固定在鼻梁上。并用毛巾上方的两角折塞入鼻子的两侧，增加密封性。戴好的防毒口罩，应该不漏气，一般跑跳动作、口罩仍能固定不动。

10、哪些日常用品可成为最简易的防护口罩？

用围巾、毡帽、手帕、衣物做成口罩或直接捂住口鼻，或用长筒丝袜，中间加些填料，做成口罩，直接捆扎在头上都可算是最简易的防护器材。材料致密、层数越多、效果越好。如是从火灾区逃生，浸湿的头罩斗篷也有些降温作用。

11、怎样制作简便皮肤防护器材？

许多用帆布、防火织物、涂胶布料、呢绒布制成的工作服、连衣裤、带风帽的罩衫、雨衣、棉大衣等都可改做简易皮肤防毒器材。有资料表明，这些材料都有十多分钟到1小时的防液滴毒剂的能力，足够撤离毒区、通过染毒地段使用。要使简易皮肤防毒器材充分起到防毒作用，在制作和穿着方面要做到如下几点：

（1）在前胸开襟和裤子开襟处，要加宽25厘米的胸护布和宽10厘米的裆护布。用密实材料制成，布长比实际开口要长6～7厘米。

（2）脖子、头部用风帽、围巾缠实。

（3）妇女不穿裙，一律着长裤。

（4）用高腰雨靴、长袖涂胶或皮革手套与之配套。

（5）扎紧三口。即把衣领立起来，脖子用头巾围严，袖口在手腕处用带子缠住，裤脚口放在高腰靴外，并用带子扎住。上衣可扎裤腰内。各口扎紧后，在外面再披上塑料防雨斗篷。

（6）所有的带子结扣，都要做到结实，即使戴手套也容易解开。

有资料提到，这些简易皮肤防护器材和简易防毒面具配合，可防护1小时。用后，在人防专业人员指导下统一处理销毁这些染毒简易器材。

12、怎样保护食品和饮水？

食品保护：（1）密闭存放，低温、防潮、防虫，并经常检查之。家庭密闭储藏室内充氮排氧存放，或用塑料真空存放，可保证两三年不变质。（2）存放在地下工程、山洞、地道内，能避免空袭各种危害因毒的影响，时间可达数天至几个月。（3）用粘接的膜质材料密闭包装和双层包装以防污染空气进入和带菌昆虫进入。（4）用密实织物、布袋等密封，采用两道结扎法包装。取用时剪开外包装结，翻叠外袋口，再解开内袋结，可防止污染尘埃进入袋内。（5）用罐头盒、玻璃容器、塑料盒等密封包装。所有应急包装的食品，都要求做到：密封；分品种分类包装；小袋包装。够一人一包或一家一包，一次吃完为度，避免再包装；注意区别不同污染类型的食品，如带菌食品，要煮沸食用，放射性沾染食品要充分利用其衰减效果，袋式包装要减少皱折，罐瓶包装要能冲洗，多层包装能分层拆开；此外各类包装，均宜盖15～20厘米干草，再用苫布盖严或复土掩盖，以防液态毒剂污染。

保护饮水：（1）家庭用密封容器存放，如水缸、水桶，都要加盖加苫布或双层膜质材料罩严存放。启用时，先顺序拭去外层尘埃再开封取水，谨防取水时被尘埃污染。家用锅炉也有密封存水作用。（2）个人饮水可用瓶装、罐装或消毒聚乙烯塑料袋封闭保存。饮用时擦拭瓶罐外壁尘埃，有条件时宜用吸管吸饮。（3）有水进的地方，要加盖厚20厘米直径1.5米的土堆盖，水井手压泵也要用密封材料包好。同样，在水的防护上也要注意饮用水和生活水分别保存，饮用水尽量小包装。由于时间长，水会变质，所以应急包装的水在储存期要经常更换。

13、对污染食品和饮水应怎样处理？

对密封包装未破坏的食品和饮水，将包装洗消、开口处用热水和洗消剂洗消后就可食用。对已沾染的粮食，有包装的可采用扫除或拍打法对外包装进行消除。对未包装受到沾染的粮食，要铲除2～3厘米厚的沾染层，然后用水淘洗2～3次，清除率能达90%以上。对沾染的粮食及外包装，不要乱扔乱放，要做出标志，统一处理，避免误食；对染毒的食品，也要将污染物集中，但对被沾染的蔬菜、水果可用水洗和去皮的方法消除沾染后食用。当然所有洗消人员都要有个人防护措施。

水被沾染，一般不要再用，必须使用时，可采用过滤法、吸附沉降法或专业净水装置净化，没有条件的也可采用土壤净化法。江河湖泊等水源被污染，在距岸边5～10米处挖滤水井，使水经沙层土壤渗滤至井内，取用井水。无论用什么方法净化，一定要经检验合格后方可食用。在没有检测手段时，可寻找泉眼、流动水源头的水使用，饮用时要煮沸15分钟以上。

14、核电厂发生重大事故时怎么办？

（1）听到警报，室外人员应尽快进入室内，不得外出。

（2）关闭门窗，打开收音机、电视机，注意事故动态

（3）若发放药品，应按时服药，不要不吃，也不要多吃。

（4）需要撤离时，保持镇静，携带适量必用品，有组织、有秩序撤到指定地点。

15、发生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化学事故怎么办？

（1）一旦发生化学事故要迅速采用各种器材保护自己。可以用防毒面具、湿口罩、湿毛巾等保护呼吸道；用雨衣、手套、雨靴等保护皮肤；用防毒眼镜、游泳潜水眼镜、开口透明塑料袋保护眼睛。

（2）不到事故现场围观，应迅速向侧上风方向转移。有条件的可进入有滤毒通风设施的人防工程。

（3）来不及撤离时，应在结构较好的建筑物内，关闭门窗、通风机、空调机，熄火，堵住明显的缝隙，尽可能躲在背风无门窗的地方，同时用电话等方式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4）离开染毒区后要脱去污染衣物，及时进行洗消，必要时去医院进行检查。

16、逃离火灾现场十要点

火灾是一种终极型灾害，无论是空袭还是其他灾害，最后都可能导致火灾。人员在火场逃生时要注意十个要点：

（1）要会选择几条不同方向的逃生路线；

（2）要躲避烟火，但不要往阁楼、床底、大橱内钻；

（3）火势不大时，要当机立断披上浸湿的衣服或裹上湿毛毯、湿被褥勇敢地冲出去，但千万不要披塑料雨衣；

（4）不要留恋财物，尽快逃出火场，千万记住，既已逃出决不回头跑；

（5）在浓烟中避难逃生，要尽量放低身体，并用湿毛巾捂住嘴鼻；

（6）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身上火苗；

（7）不要盲目跳楼，可用绳子或把床单撕成条状连起来，紧拴在门窗档或重物上，顺势滑下；

（8）充分利用房内的天窗、阳台、水落管或竹竿等逃生自救；

（9）楼上居民被火围困，快向室外扔抛沙发垫、枕头等软物或其他小物品，夜间则可打手电，发出求救信号；

（10）若逃生路线被火封锁，立即退回室内，关闭门窗、堵住缝隙，有条件的向门窗上浇水。

17、人员被废墟埋压应如何自救？

（1）被埋压人员要有信心和勇气，尽快清理压在身上的物体，设法脱离危险区。

（2）一时不能脱险的，要设法扩大安全空间，防止重物坠落压身。

（3）保持呼吸道畅通，防止灰尘造成窒息，可用手帕、衣服等捂住口鼻。

（4）要保持体力，不要急躁，不要盲目高声呼叫，可用敲击等方式与外界联系。

（5）积极寻找代用食品和水，尽可能延长生命。

18、抢救被埋压人员应注意什么？

（1）注意倾听被埋压人员的呼喊、呻吟、敲击声，大致确定被埋压人员的位置。

战时范文篇2

本文的一个基本设定是：目前阶段的中美关系，是与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代”直接相关联的；我们必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来理解当前的中美关系。简言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把世界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后冷战时代”。相对于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既受世界战略格局的这一根本性变化的制约，又反过来影响着新的世界战略格局的形成。

在这个基本设定下，我们将把中美关系的变化与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来考察。首先，我们将简要地回顾中美关系从冷战时代到后冷战时代的历史发展，判定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次，我们将考察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上的中美关系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三，我们将给出一个分析当前背景下的中美关系的基本层次构架，从而进一步归纳后冷战时代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内容。最后，我们会结合目下的情势发展，来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一、从冷战到后冷战：中美关系的背景发生了什么变化？

从冷战时代到今天，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变化。简略地说，可以把这些发展变化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三个阶段上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是不同的，因此可以分别称之为“战略对立”阶段、“战略合作”阶段和“战略摩擦”阶段。以下，试对此三个阶段分别加以论述。

（一）战略对立阶段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上奉行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完全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结盟，并成为这一阵营的重要一员，站到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相抗衡的立场上。而美国则延续其支持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政策，扶持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稳住脚跟，隔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峙。因此，中美两国当时的关系，主调是相互敌对和隔绝。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的参战，直接导致了中美两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对峙。同时，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中美对峙进一步扩大。所有这些，都进一步恶化了中美两国关系，在两国之间形成了看来难以逆转的敌对局面。

东西方冷战是当时世界的基本战略格局，而中美之间的对立关系正是冷战的一种具体表现。因此，当时中美之间的对立，具备了冷战的所有因素：这包括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包括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这包括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上的冲突，也包括领导者和民众互不了解的因素；这包括外交结盟政策等方面的大异其趣，也包括军事上的直接对峙。不过，这种对立关系的形成，却不完全是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或对立造成的。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与初期，美国曾经试图与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建立某种起码是善意的关系。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却由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作用，忽略甚至是拒绝了这种善意，而迅速地采取了靠拢苏联的外交政策。一旦靠拢苏联，中国在世界冷战格局中的位置马上定位，与美国的关系也就定位在隔绝与敌对的基调上，中美之间的战略对立就此形成。随着中国在朝鲜参战，中国的对外政策就更从靠拢苏联而演变为直接对抗西方与美国，中国对自己在冷战中的位置的界定就更加明确了。

六十年代初期中国与苏联交恶，在世界战略架构上改变了中国依附苏联及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这一重大关系。但是，由于中国靠拢苏联而在中美之间已经形成的敌对关系，在当时并没有马上发生改变。这里的重要原因可能有三个：第一，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促使中国人相信美国正在实行对中国本身（而不单单是对苏联）的战略包围；冷战不单单是美苏冷战，也是中美冷战。第二，中国内部正在奉行强硬的比冷战还冷战的政策，即同时反美反苏，“反帝反霸”。第三，中苏之间的争吵最初还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摩擦还主要体现在经济等领域，而军事和外交方面尚未形成对峙，中国对于来自苏联的威胁可能还没有强烈的体认。所以，虽然中苏交恶，在当时却并不马上意味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冷战在中美之间依然继续，双方关系的基调仍然是敌对与隔绝。

（二）战略合作阶段

但是，中苏关系的改变，毕竟是世界战略架构层次的改变，它或迟或早会体现为中国的主要对外战略关系的改变。美国是世界大国，中美关系就是中国的一种主要战略关系。同样，中苏关系的改变，也会或迟或早地表现到世界主要大国对中国的关系上来。中国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地位和战略力量，对苏冷战中的美国也需要重新审视对中国的关系：昨天，中国是敌人的朋友，美国因此与中国的关系是敌对的；今天，中国是敌人的敌人，美国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对华关系呢？

我们看到，中美开始实行战略接近，继而实现了战略合作。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可以追溯到一九七零年代初期所谓的“乒乓外交”为止。不过，正式说来，中美关系的“战略合作”阶段应该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九七二年的北京之行为标志。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固然也有很多的摩擦与争吵，但是，总的基调是战略上的合作。所以，我们说，一九七二年之后的中美关系，基本特点是缓和多于紧张，合作多于摩擦。

很明显，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与上一阶段的中美关系有重大的区别，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性质。但是，同样很明显地是，第一，冷战的世界战略格局并没有改变；第二，中国内部的政治制度并没有改变；第三，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没有改变。两个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的世界大国，为什么能够形成一种战略伙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美双方关系的重大改变呢？我认为，我们只能从世界战略的整体架构中去寻找原因，也就是从当时世界的冷战格局中寻找中美双方形成战略合作关系的根据。

东西方冷战的主要内容，是美国与苏联两强争霸世界。换句话说，在冷战时代，美国与苏联的对立和竞争形成了世界的轴心战略关系。相应地，国际上其他的双边和多边关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轴心战略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在中苏交恶之后，中国在冷战格局中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导致了中美最终能够实现双方的战略接近和战略合作。为了共同对付苏联，美国和中国找到了最大的共同战略利益。中美之间的战略接近、关系正常化和战略合作，就是在这样一种所谓“苏联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也就是说，是在冷战时代世界战略格局的架构下形成的。

由于这一因素的强大作用，中美之间自一九七零年代起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当时的冷战时代背景下，既没有因为双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而不克达成，也没有因为美国或中国的内部政治变化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在早期达成这一战略合作的时候，由于双方内部的制度都没有重大的变化，中美双方要从战略敌对走向战略合作，都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冲破自身内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于各自的国际战略的制约。我们看到，在内部继续推行极左路线的同时，在外交上作出了接近美国的战略决定。同样，在美国，强硬反共的尼克松在坚持其右派立场的同时，亲自造访北京以缔造美中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后来，美国方面所出现的周期性政府更替，并没有影响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人总统卡特继续了共和党人总统尼克松的路线，最终在外交上完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里根总统在竞选期间表现出强烈的亲台湾、反中国的立场，但是，当选之后，依然奉行与中国实行战略合作的外交方针。同样，在这一阶段上，中国方面在内政上出现了重大变化，实现了由路线向邓小平路线的转折，开始注重于现代化建设，对外则实行开放政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人事也大幅度更新。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变革的效应甚至开始在制度层面表现出来，促使中国原有的共产主义制度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个层面出现重大变化。但是，这样大幅度的内部变革，在冷战格局没有发生改变之前，并没有影响到中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出现根本变化。这从反面证明了：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和根据，不在于双方内部的政治或经济制度，不在于双方各自的意识形态，也不在于双方的领导层之构成，而在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架构，在于苏联威胁这一因素的存在，在于中国在美苏争霸关系之中所处的战略位置。

（三）战略摩擦阶段

既然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关系的根据在于当时世界的冷战格局，那么，当世界冷战格局最终解体、后冷战时代开始的时候，中美关系也不可能不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认为，自九十年代起，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第三阶段，即目前这一充满摩擦和紧张的阶段。与此前的摩擦与争吵不同，中美目前的争吵、摩擦和冲突具有战略意义。换句话说，中美双方目前的紧张关系，根据在于双方战略上的摩擦。因此，我把这一阶段叫做“战略摩擦”阶段。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中美关系开始明显恶化的起点，追溯到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在后来的中美关系变化中，发生了多个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凸现了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的差别乃至对立；第二，凸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加剧了中美关系中的“人权战”；第三，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内环境，美国民众和舆论从对华友善转而为对北京政权采取敌对的态度；第四，在美国开始形成中国政治反对力量的独立政治活动，其中他们的国会游说活动直接着眼于人权等问题，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形成一定影响。

但是，在中美关系中的意义，主要不是在于它对中国内部政治的作用，而在于它是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解体的先声，是冷战格局即将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先兆。与北京的相接续，东欧发生巨变，苏联最终解体，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崩溃。这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根本变化，使冷战时代走入历史。苏联因素的消失，使得冷战时代中美苏之间的战略大三角关系解构，中美关系的基本背景因此产生了根本变化。具体地说，前苏联的解体改变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政策中的战略地位，直接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两个重大的负面因素：首先，中国不再成为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伙伴，中美关系对于美国不再具有冷战时代那样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其次，中美之间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变得突出起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唯一一个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一句话，中国作为美国伙伴的因素大大降低，而作为美国对手的因素却同时大大凸显。只有这一变化，才最终决定了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的基调。

从这一全球战略结构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因此不难理解两个现象：第一，虽然中国发生了，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华政策仍然主要是合作而非敌对；第二，虽然中国在一九九二年开始重新实行大幅度经济变革，中美关系依然不能走出颓势。这两个相反相成的事例都只表明一个事实：中美关系并不单纯决定于双方的内部状态，而主要决定于世界战略格局。设想之后没有迅速发生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解体的情况，美中关系应该还会在增加争吵的情况下保持战略合作的基调；设想冷战结构依然存在，则中国无论是否发生市场化变革，都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中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反过来，正是由于冷战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中美两国关系无可避免地走上从战略合作到战略摩擦的变化之路。

在我看来，与冷战时代相比，中美关系在后冷战时代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中美之间在冷战时代基于针对苏联而架构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解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力在市场化改革中迅速增强，但是依然维持其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因此被美国视为对现行以美国为霸权的世界体系的最大潜在威胁，从而在中美之间正在逐渐形成新的具有战略轴心特征的紧张关系。基于这种战略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自九十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摩擦多于谅解、紧张多于缓和、竞争多于合作的新时代。在诸多的竞争领域和摩擦议题之中，经济、安全、人权与台湾问题等都在事实上对全球战略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究其本质都与美国霸权的衰落和中国国力的崛起相联系。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世界战略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将围绕中美之间在上述领域的争吵或合作而形成。

二、从战略合作到战略竞争：中美关系出现了什么新特点？

在前苏联崩溃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霸权。与此同时，中国则在实行市场化经济改革并坚持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的情况，国力正在迅速发展。美国的独霸和中国的崛起，因此成为后冷战时代世界战略格局的两个突出景象。在苏联因素消失这一基调主导下，美国独霸和中国崛起这两个因素，不仅没有缓和两国关系的作用，而且也都促使中美关系变得严峻起来。

我们首先来看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美国虽然赢得了冷战，但是，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在后冷战时代，美国能不能保持其赢得冷战而带来的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的地位，成为美国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所最为关注的问题。在政治上，在共产主义阵营崩溃之后，美国国内和世界上对于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的迷信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因素大大增加。无论在情绪上还是在战略上，美国都希图抓住冷战结束和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机遇，在世界上迅速推广民主制度，扩大西方式民主国家的阵营，从而在政治巩固美国对于世界的领导地位。与这种政治上的雄心相比较，美国在经济上的处境则相对要困难的多。冷战对美国的经济实力也有巨大的损耗作用；美国经济制度本身在经过长期的发展之后也开始面临众多的问题；美国在世界高度经济竞争的情况下正在越来越不具有原有的优势。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警觉到本身霸权的“衰落”，因此更加具有危机意识。在文化上，世界在迅速全球化、西方化的同时，也在各地开始产生强大的抗拒力量，全球不同文化、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差别与冲突越来越突出，并投射到不同国家相互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上来，特别是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来。能否适当处理这样的文化冲突，对于美国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保持领导地位，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果说，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所面临的主要困境，表现为其空前巩固的霸权地位与其逐渐衰微的领导能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其国际战略的根本点乃在于提高其经济与政治能力，以巩固其霸权地位；那么，中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基本国际处境，则也是由两个又联系又矛盾的基本方面所构成：一方面，通过经济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在迅速提升，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介入世界事务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独特性，使得中国国力的提高被邻近各国和西方世界视为对自身安全和世界秩序的一大挑战，从而为中国的开放、进而是为中国的进一步经济发展带来了国际环境上的制约。这种处境，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世界冷战格局的解体，暂时消弥了大国之间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反过来因此进一步突出了大国之间的国际经济竞争。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各国之间的国际竞争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而是更加在经济领域本身体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加快和国力的迅速提高，对紧张的世界经济竞争是一个强烈的刺激。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条件下通过部分市场化而实现的，其进一步发展的逻辑应该是外向的，即：市场化本身的扩张力会推动中国向世界范围寻求经济发展的要素，而人口与资源之比的沉重压力也会推动中国逐渐具有外向的扩张性。第三，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改变了周边国家之间和亚太地区范围的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的本来格局，增加了周边国家的不安全感，加强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未来经济竞争和安全冲突的强度。第四，中国的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形成了对于世界既存秩序的严重挑战。在这样四重因素的背景下，中国国力的迅速提高，不仅形成了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一大特点，而且构成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中一大变数。

对比来看，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希图维持世界霸权的国际战略，与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外向力之间，必定产生新的多重对立。这些对立会在多个方面表现出来。在政治上，美国鼓动与推行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的战略与中国坚持共产主义权威政治的方针形成尖锐对立；在经济上，美国的相对衰落及持续维持自身经济霸权的努力与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潜力形成了鲜明对照；在文化上，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与之相伴随的文化冲突正在加剧，而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性质与悠久历史文明的大国，与美国之间的差别与冲突也在日益凸显；在地区层次，美国的目光有自东向西均势发展的趋向，认为自己应该理所当然地在未来可能成为世界发展重心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扮演领袖角色，而中国则因为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开始东向发展，走向海洋，也在日益成为东亚太平洋地区无可争议的大国；在全球层次，美国希图借助西方盟国和国际组织而加强所谓“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or”internationalregimes“），以通过这些因素来巩固和加强美国本身的霸权地位和领导能力，而中国则借助其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可以成为上述运作中的一个有能力的”捣乱者“，进而联合第三世界阻挠西方发达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企图。

但是，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独霸地位和中国的迅速崛起这两个因素，对于中美当前关系所带来的作用，都完全是负面的、消极的。美国的世界强国地位，决定了正在热切寻求经济发展的中国必然希图从美国获得多种多样的技术、经济和管理资源。反过来，中国的经济起飞，则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契机。因此，在上述背景下，经济因素在中美目前关系中起着重要的良性作用。第一，一般来说，商界乃至整个经济界，都是推动美国外交政策趋向务实的主要力量，在当前也是推动美国对华政策降低意识形态色彩、降低对抗调门并改取合作态度的主要力量；第二，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美国、特别是美国经济界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是目前中美关系中最有正面作用的因素。

战时范文篇3

一、安徽地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概况

为了进一步发展韩国爱国武装力量，1942年春，韩国光复军派高级参谋金学奎赴安徽北部地区设韩国光复军招募委员会，以后又成立了光复军第三支队，金学奎被任命为韩国光复军招募委员会主任和第三支队支队长。开始在安徽北部一带活动。金学奎这样的韩国独立运动中的资深人物被派往皖北工作，并身兼韩国临时政府特派代表和韩国独立党安徽支部执行委员长，表明了抗战时期韩国独立运动力量对安徽的重视［1］。韩国独立运动力量把安徽地区视为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的重要地区，派出重要骨干、设立各种机构、借助第三种力量在此地区招募人员、筹建军队、安抚侨民、举办培训班，等等。在安徽地区活动的韩国独立运动力量主要是光复军的第三支队、征募六分处以及朝鲜义勇军。之所以韩国独立运动力量把安徽北部作为重要活动基地，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皖北地区交通优越、自然资源丰富。阜阳、蚌埠等皖北地区，是南北交通的要脉所在，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而且人口稠密，有着丰富矿产资源，韩侨在此地居住较多。全面抗战爆发后，从华北地区流入安徽的韩侨便有117户，其他如淮南有25户、宿县39户，韩侨在此主要从事谷物贸易、食品杂货贸易等［2］16。大量韩侨的迁入，有利于韩国独立运动力量在皖北地区征募兵员。二是皖北地区在抗战时期战略位置重要。1938年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强调“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决定各战区划分若干游击区。皖北各地多被划为游击区。1940年冬，第一战区鲁苏豫皖边区游击总司令部成立于皖北临泉（1944年改为临泉指挥所），主要辖有第三十一、十五集团军、山东挺进军等部和数十个游击纵队。1944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平汉路以东、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划为第十战区，李品仙为司令长官。这样以皖北为中心，麋集了大量军队。这些部队集中驻扎在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此外，随同这些军队来阜阳的还有江苏、山东两个省政府以及其下属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与家属、工厂企业、商贸人士、学生团体等［3］。随着抗战的深入，苏鲁豫皖交界处的皖北地区也出现了韩国独立运动力量的活动［4］101。韩国光复军征募六分处在皖北的发展以及展开的工作引起了多方的关注，美国战略事务局也注意到在阜阳频繁活动的韩国光复军。1942年韩国光复军征募第六分处在安徽阜阳成立后，那些侨居在皖北的韩侨纷纷来投，举起抗日复国的大旗。甚至周边的山东、江苏、河南等省的韩侨子弟也被吸引过来。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之后，国统区及中国沦陷区等地的韩国民众纷纷打电报给临时政府，希望临时政府能通过整训韩籍青年，为日后复国积聚力量，“久蛰思动之国内外民众，如死囚之蒙释放恩典，如痴如狂，跃跃欲试……而自国内及中国沦陷各区，设法脱出敌网分别投入较近之自由中国地事者，日见增加。彼等函电纷至，要求临时政府实施敌后扩大组织，招抚侨胞，加紧训练，预事布置，伺机总动员之工作网”［5］。1944年3月8日，金九［5］代表韩国临时政府向重庆政府递交《韩国临时政府工作大纲》，表示将“选派干员，分别设置机构，于接近敌区的自由中国地带，派人深入敌后各地，扩大组织，实行招抚训练等工作”［4］101。根据大纲，韩国临时政府决定：为加速筹备战后复国事宜，在韩侨或韩国光复军力量较集中的地区设置招抚敌后侨胞事务委员会总办事处，总办事处以下设招待所，分别负责各地区招抚韩侨的工作。在这项招抚工作中，皖北地区又是颇受重视并积极展开工作的重点地区。根据临时政府决定，招抚委员会共设总办事处三处。其中皖北界首属于华北总办事处工作区域，下设了一个招待所，负责招抚皖北及周边地区的韩侨［6］。由于皖北地区长期处于游击区的形势，故征募处人员能相对较自由地出入抗战前线开展活动，加上金学奎的积极努力，光复军征募六分处的招募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经过三年的发展，总人数已达205人之多。［2］16为了积聚力量复国，韩国临时政府也意识到培训韩国青年的重要性，在呈递给中国国民政府的信函中请求给予帮助，“扩大实施国内及敌后有系统的组织后，继即开始相当训练，况值思想派系纷杂之此际，不可不紧密注力于严格的训练。但敝临时政府过去因种种难题，未克设置训练机构，实属极大的缺陷。除即速设法筹设机构，实施训练外，拟尽先选拔较优青年若干人，由敝临时政府负责保送于中央训练团。分别施以相当的训练，对党务、政治、军事掌握后，分派各地，与各该地中国国民党战地工作人员，结成密切的联络，扩大实行敌后工作，此拟请特准施行者也。临时政府还拟定了训练工作计划：在敌后实行扩大组织后，必须分地训练。其初步工作，因限于教材及预算，暂先分设于甲、乙、丙三办事处，在各该地中国战地党政工作机关协助之下，次第实行”［7］。1945年5月28日（农历四月十七），金九致函请求在西安、阜阳设立韩国来归青年训练班，电文称“有志青年源源来归，翘首待命于阜阳一带者无未可计。西安、阜阳两方面现已准备成立训练班，不日即行开始。业敦请盟国及侨美侨中著名之军事教授从事积极训导，以期早日成功”［5］416。并请求西安、阜阳军政当局予以协助。6月11日，正式批准了金九的请求，同时电令西安、阜阳军政当局“随时协助”［5］416。1945年6月16日，国民政府秘书长吴铁城致函金九，“顷奉总裁代电，以关于阁下请在西安、阜阳成立训练班并电该两处军政当局随时协助一节，经准照办，饬转达等因，特此奉达”［2］16。吴铁城又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给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函，要求他们速办光复军训练班，安置来归青年，“查关于韩国来归青年之安置一案，前经函复韩国临时政府径与贵会洽办，在光复军中予以安置，并以渝机字第350号函达在案。现据报，韩国青年陆续逃来后方者为数颇多……韩国临时政府尚无妥善安置办法，彼等颇感失望等语，拟请贵会迅即设立光复军训练班，在西安、老河口等处就地收容，予以训练，分派前方各部队服务，俾得有所效力。相应函达，查照核办，讯予见复为荷”［8］。后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第十战区司令李品仙与金学奎协商，决定在第十战区干部训练班临泉（阜阳下属县）分团内特设韩国光复军训练班，由金学奎任韩国光复军训练班主任，学员们接受政治和军事技术的培训。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阜阳训练班共培训了三期学员。第一期就有50名毕业生，全部被派往前线，开展反日复国的工作。第二期学员毕业后，留在光复军招募处工作，协助培训新入伍的韩国光复军战士。第三期学员毕业后被派往重庆，充实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和韩国临时政府。培养了相当一批政治军事干部，使韩国光复军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发展，而且运动骨干的军事素质也有所提高［9］。征募六分处设立后，光复军总司令部派金学奎赴皖北地区，负责征募人员，后在征募六分处的基础上筹建韩国光复军第三支队。1945年6月30日，在阜阳剧场举行了成立典礼，金学奎任支队长［10］。除此以外，1945年美国陆军战略作战部专门邀请以阜阳为主要活动基地的光复军征募六分处主任金学奎前往昆明，讨论韩美军事合作的问题［11］。从此，安徽阜阳地区成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活动的重点地区之一。综上所述，以皖北为中心的苏鲁豫皖交界地区是抗战时期韩国临时政府及韩国光复军等韩国独立运动力量在华活动的重点区域之一，驻地在阜阳的主要为金学奎所领导的征募六分处。韩国独立运动力量在阜阳地区的积极活动，反映了国民政府给予韩国民族独立事业的大力支持，同时也体现了韩国独立志士为追求祖国光复的斗争精神。其活动的主要驻地为阜阳市城郊的九里沟。

二、安徽地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的保护

（一）注重规划引领，完善保护机制

注重规划引领，科学制定并完善《安徽省韩国光复军保护管理规划》，进一步明确旧址保护的基本原则和管理措施，协调解决旧址科学保护与群众增收致富、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制定系统的、科学的世界遗产阐释和展示策略，向社会公众介绍韩国光复军的历史沿革。重视并启动相关旧址的保护工作，以创新的思路，正确处理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关系，切实把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的保护与开发变成加强中韩友好往来的过程。从国家战略高度，建立统一协调机构，制定旧址保护的法律法规，统筹保护与发展规划，实施有效保护，科学合理利用。应强化对以安徽地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的保护和管理职责，更新保护的法律理念，走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要在宪法的大原则下，进一步制定统一的文化专门立法，并辅之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予以补充完善，形成保护与利用并重的法律法规体系。

（二）发挥政府主导，注重科学管理

历史遗迹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同时保护与开发具有公益性质，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历史遗迹的保护与开发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且资金的投入往往短期内不能收回或者完全不能收回，这种公益性质的资金投入与商业投资具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只有政府才能因其公益性提供充分的资金保障。在我国，历史遗迹的保护与开发主要由文物保护单位负责，因此充分发挥其作用非常重要［12］。各级保护单位应切实负起监督和管理责任，打击各种破坏行为。要积极落实经费，及时合理有效地保护和修缮旧址。注重科学管理。建立乡镇、村保护领导机构，形成省、市、县、乡、村五级保护管理体系；成立安徽省韩国光复军旧址管理委员会，由相关职能部门任管理委员会成员，明确工作职能职责，促进旧址保护管理规范化、科学化。加强对旧址的保护和控制，防止破坏占用。对旧址的原有风貌进行保护和技术修复。

（三）坚持可持续开发

在保护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基础上，适当地将开展旅游活动、筹措的资金用以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缮，达到自我康复的目的。总结和宣传各地在保护与发掘中韩交往深厚历史文化内涵方面的经验。对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在安徽的主要驻地旧址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要遵循严格保护、合理开发、持续发展、永续利用的原则。注重旧址历史元素的发掘。在开发旧址旅游业的同时要善于发掘其历史元素，将丰富多彩的历史元素运用到文化旅游、文化影视、文化演出上。因此要对光复军旧址进行深入的研究，充分挖掘其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打造品牌旅游项目，注重旅游产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既体现当地旅游的特色，又促进本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产业除了追求经济效益，更应成为传播中华文化和中韩友好交往的有力工具。

（四）发挥专家积极作用，注重文化挖掘

正确处理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与中韩交往的关系，正确处理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关系。由相关专家、城市参加，收集资料，摸清家底，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开展调查研究和价值评估工作，向有关部门提出可行性建议。专家在旧址开发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是听证会、恳谈会［13］。当然近年也有不少专家亲自参与了历史遗迹开发的规划工作。总的来讲，专家只有与遗迹亲密接触，才能发现问题。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专家通过调研指出，目前中国的各类文化遗产地和民族景区普遍存在着“表演文化”的现象。不断对遗产开发进行指导和问题纠正是专家的职责。注重文化挖掘。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在安徽地区的斗争历史，不仅承载了韩国民族独立的重任，同时还带动了中韩的文化交流。因此，要加大对光复军驻地旧址的文化资源挖掘力度。

三、安徽地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的开发路径

（一）引导媒介对旧址进行积极、真实的宣传

在对遗产地的认识与理解过程中，媒介起着连接旧址与大众的作用。这些媒介包括宣传媒介、旅游服务机构等。媒介既对旧址进行宣传，也传播大众对旧址的感受。时间紧迫、空间相隔、知识局限迫使大众通过媒介获得对光复军旧址的印象，大众需要根据这种印象去感受心仪的历史文化遗产。因此，媒介的传播作用是很重要的。

（二）重视解说对旧址“原真性”的展示

通过解说系统，大众可以更好地了解旧址资源。解说员和解说媒介构成了遗产的环境解说技术手段层面上的软硬件两个方面。安徽地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的解说系统是对中韩交往的展示，其中解说牌的制作和解说员的培养最为重要。解说系统的理念、形象设计和空间布局要经过科学的规划，解说牌制作的数量、内容详略、文字的趣味性、位置的选择、字体清晰度都要经过斟酌［14］。解说员在游客体验过程中特别是在以文化交流的情境中组织解说特别重要，他们的语言不仅要生动，而且要很好地处理传说和历史的关系，注重科学性与趣味性的结合。解说员与大众的互动非常重要，应注意跨文化交流问题，应通过解说增加大众对旧址的兴趣。

（三）完善服务性配套设施，加快旧址旅游业转型升级

为应对旧址参观考察带来的承载压力，旧址所在的安徽各地只有完善服务配套设施建设，更好地保护旧址，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应科学地进行功能分区规划，即在旧址保护区严格禁止各种方式的新建筑，在缓冲区适当开展生态性开发及体验性活动，在扩展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来满足吃、住、行等需求，才能更好地保护旧址的资源。做好安徽地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的大文章，进一步提升其附加值。充分挖掘旧址文化留存，丰富旧址文化旅游内涵，将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进来，力争还原安徽地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的历史魅力和深厚的人文神韵，使旧址的内涵体现得更加完整和深刻，促进旧址旅游业转型升级，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

（四）完善利益分配机制，让群众共享保护与开发成果

战时范文篇4

一、党在边区进行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依据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拉开序幕，大批热血男儿拿起武器，投身抗战洪流。与男子相比，中国妇女，尤其是边区妇女思想保守，政治觉悟低，抗战积极性不高，党却对这个群体相当关注，并对她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其依据概括如下：

（一）党对边区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有着清醒的判断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1868年12月12日寄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给予妇女很高的评价：“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2］586。受马克思妇女观的影响，其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十分重视妇女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之母”克拉拉•蔡特金指出：“如果没有妇女参加，无产阶级就不能将自己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进行到底”［3］17。列宁在1920年2月《致女工》中说：“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就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自由”［4］307。斯大林也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他曾在1934年1月26日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妇女占我国人口的半数，她们是一支劳动大军，并且她们负有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即我们的将来的使命。”［4］361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十分重视妇女的作用，积极推动妇女运动向前发展。抗战爆发后，对广大妇女中蕴藏的巨大抗战潜力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许多场合都有提及。在参加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四期女生队开学典礼时，就指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女同胞积极参加，就不能彻底成功”［5］98。1939年7月23日，中国女子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亲自到场祝贺，并对妇女与抗战胜利的关系进行了精辟地论述：“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6］44，还发出“全中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的壮志豪言。由此观之，对妇女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清醒判断是党进行边区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观原因。

（二）妇女是受战争迫害最严重、最仇恨日本侵略者的群体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了深重的灾难，中国妇女所受到的伤害尤为严重。首先，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下，妇女操持家务、相夫教子，过着稳定的生活，尽管可能处于弱势地位，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她们把到丈夫的强势当作为一种幸福和依靠，也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丈夫和儿女身上，以他们为生活重心。而日本侵略者打破了这种稳定的生活，他们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很多妇女的丈夫、儿女都死在了敌人的刺刀下，这使得她们饱受无所依靠、家破人亡的痛苦。同时，她们自身随时都会成为日军蹂躏的对象。据外国学者廷珀利所著《侵华日军暴行录》一书记载，当时南京国际委员会曾给日方递交公函69份，共提出奸淫暴行事件425起；还有很多妇女被迫沦为慰安妇。丧亲之痛与受辱之耻激起了她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覆巢之下无完卵”，她们清楚地认识到：个人命运与祖国存亡息息相连，在这个国破家亡的时刻，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广大妇女的悲惨遭遇及对时局的清醒认识使她们成为最具抗战潜力的群体，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原因。

（三）边区妇女自身存在着许多不利于其加入抗战队伍的因素

争取广大妇女加入抗战队伍对于赢得持久战的胜利有着重要意义，而边区多为地理位置偏僻的农村，农村妇女多目不识丁，思想闭塞，自身存在着许多不利于其加入抗战队伍的因素。首先，边区妇女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封建社会构建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在广大边区依旧盛行。这种分工模式易使男子掌握经济大权，处于社会的中心，妇女的经济权受到剥夺，而沦为丈夫的附庸，不得不事事顺从丈夫，这就使得她们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丧失了发言权及独立人格，成为了男子的私有财产。在这种环境下，她们只能遵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伦理纲常，因此依附性极强。其次，边区妇女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边区不仅地理位置偏僻，而且文化教育落后。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对边区教育情形作了这样的描述：“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凤毛麟角，识字者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7］26。由于贫穷加之对文化的漠视，许多地方没有学校，穷人家的孩子没有地方上学，上不起学，也没有时间去上学。男子如此，女子更不必说，而且女子还要受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除了少数富家女子粗略接触些《女四书》、《列女传》之类书籍，广大边区妇女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文化程度非常低。极强的人身依附性使得边区广大妇女足不出户，局限在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狭小天地里；偏低的文化程度又使得她们目不识丁，难以挣脱封建宗法的铁链，难以接受新的思想。这两个因素相互交织，导致广大妇女对政治冷漠，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不关心，从而影响了她们参战的热情。这也是党必须进行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原因。

二、党在边区进行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

妇女对抗战胜利的作用非常大，帮助广大妇女克服自身问题，充分调动她们的抗战积极性，刻不容缓。因此党认真总结大革命时期及土地革命时期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并积极探索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和方法，在边区进行了规模浩大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探索。

（一）积极制定纲领政策，创建妇女组织

抗日战争时期，党为了保证边区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制定了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并努力推动各类妇女组织的建立。

1.颁布《妇女工作大纲》等指导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纲领性文件根据洛川会议精神，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了规范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宪法”——《妇女工作大纲》。这是一个对妇女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它将党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概括为“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5］92，并详尽地规定了妇女工作的斗争纲领和具体工作中的策略等细节。该文件还要求在开展妇女工作、争取各阶层广大妇女参加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和发动普通劳动妇女。这为抗战时期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确定了目标，指明了方向。

2.建立“妇救会”等开展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妇女组织抗日战争爆发后，最大限度地挖掘妇女的抗战潜力是党的边区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而原苏维埃政权下的女工农妇代表会的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在《妇女工作大纲》的指引下，1938年3月6日，晋察冀边区成立了“妇女抗日救国会”。1938年3月8日，陕甘宁边区也宣告了“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成立。此后，其他边区纷纷效仿，各类妇女组织数量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门，加入到这些妇女组织之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妇女救国联合会或妇女抗敌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农妇为主体的各阶层妇女反抗日本侵略，争取自身解放的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8］144这些妇女组织的成立为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认真推行脱盲教育和政治教育，发展女子高等教育

教育是人们摆脱蒙昧、提高思想觉悟与政治认识的重要途径。要发动边区妇女参加抗战，必须先赋予她们受教育的权利，对她们进行脱盲教育和政治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使她们明白事理，主动关心国家的命运，积极投身到抗战之中。

1.坚持“以妇女为本”的教学方针，采取有别于男子的教学方式在脱盲教育的过程中，党坚持“以妇女为本”的教育方针，从妇女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有别于男子的教学方式。妇女纺织识字小组是妇女脱盲运动中最常见的教学模式，它充分适应了妇女劳务繁琐、没有专门时间学习的实际情况，边纺织、边学字，使生产和识字两不误，因而受到妇女学员的推崇。以小学生为教员的“小先生制”是妇女教育过程中的创举，它很好地适应了受传统观念影响而不愿与男子同室学习的妇女的需求。将妇幼保健知识作为教学内容，是妇女脱盲教育与男子脱盲教育在内容上的最大不同。这些灵活多样的妇女教育形式与内容不仅保证了脱盲教育任务的顺利完成，还赢得了边区广大妇女对边区政府的好感。另外，将政治教育蕴含在脱盲教育的过程中，识字班的教材多以抗战英雄故事、劳动模范事迹及革命道理为主要内容，这就将党的抗战主张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了广大妇女。

2.发展女子高等教育，注意对妇女干部的培养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注意对边区广大妇女进行脱盲教育，还大力发展女子高等教育。为了培养专门的妇女工作者，在边区多所干部学校的学员中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女学员。1939年7月，由提议，经中共中央决定创立中国女子大学。在抗战背景下成立的女大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以培养理论水平高和工作能力强的妇女干部为教育目标。根据培养目标的不同，分为普通班、陕干班、特别班和高级研究班，学员们不仅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和妇女运动等基础课程，还要了解医药卫生常识、军事知识，外语、新闻速记、会计等也是选修科目。短短两年时间，女大就向各部队输送了十二个班、一千余名优秀妇女干部。毕业学员有些上了前线，有些到敌占区工作，大多数在抗战边区从事妇女动员工作，她们是进行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力军。

（三）解决妇女日常生活实际问题，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宣传方法

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文化水平很低、政治觉悟不高的妇女，单纯向她们灌输马列主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理论，收效甚微。因此，为了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除了对妇女进行必要的时局政治教育外，还要关注她们的生活疾苦，并注意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的方式方法。

1.关注妇女生活疾苦，保障妇女特殊利益党在进行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关注妇女的家庭生活，从她们的生活疾苦着手，为她们解决实际问题。在“四三决定”的指引下，广大妇女走上了生产前线，取得了经济独立；《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使许多妇女摆脱了封建婚姻枷锁的束缚，自由地追求幸福；《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一系列条例的颁布保证了妇女的政治权利；禁止缠足的相关条例和放足运动更是将让广大妇女身心饱受摧残的陋习彻底打破。这些实实在在的利益使得妇女积极拥护和执行党的主张。

2.提高宣传人员水平，丰富宣传教育形式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人员主要是知识界的妇女和学生，面对受封建思想毒害很深的边区广大妇女，提高宣传水平势在必行。女青年会下的一支抗日宣传队在万寿宫举办了个妇女培训班，对学员进行抗日教育、妇女解放教育，并教唱抗日歌曲等培训。宣传人员还学习边区方言、研究边区民歌，用方言与边区妇女们拉家常，把抗日主张编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民歌，让边区妇女听起来亲切，容易接受。这一时期的宣传形式丰富多样，家庭访问式就是其中的创举，通过挨家挨户走访宣传、个别谈心等方法来动员妇女参加抗战，使得“一家八姐妹齐出家门，参加抗战”。利用文艺宣传动员妇女参战是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教唱抗日歌曲、组建抗日剧团，利用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激发妇女群众的抗战热情。

三、党的边区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边区领导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符合时局需要，坚持国情与民情相统一，教育形式灵活多样，取得了巨大成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壮大了抗战队伍，保障了后勤供应

经过深入细致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边区妇女的政治觉悟有了提高，她们以无比高涨的热情，投入到了支援抗战和建设边区的各项活动中。为了保证持久战的兵源，她们无私地送自己的亲人上前线，“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还有未过门的媳妇冲破封建习俗到婆婆家动员未婚夫参军，更有一些妇女拿起武器，直接参战。她们或者成为“红色娘子军”，奔赴抗战前线，同男人一样浴血奋战，英勇不屈，视死如归；或者加入女子自卫队，“参加诸如麻雀战、地雷战等游击，铲除汉奸，保卫家乡。”［9］为了给前线提供尽可能充足的给养，广大妇女克服自身体力上的困难，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开荒种菜，这不仅保证了前方的物质供给，还丰富了边区军民的生活。除了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妇女们还加入到纺织的行列，很好地解决了军队对布匹的需求。此外，她们还不顾劳动的艰辛，全力为抗日军队提供各类后勤服务：运送物资、缝制衣物、照顾伤员与传递消息等。

战时范文篇5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

民国初年以来，中央政权的力量式微，国内派系林立，军阀横行。1927年在南京建立统治后，这种局面也没有完全改变，地方与地方之间，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斗争十分激烈。某个派别的领导人在争夺中央政权而不得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

由于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事实上出现了许多独立王国。这种状况导致部分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对此，孙中山先生忧愤不已，他将这种状况称之为“一盘散沙”。而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华纷纷扶植自己的势力，上述状况都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上的势力不能达全国。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拉开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的序幕。当时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结果，东三省很快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为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政权。

伪满政权主要由东北人组成，“在伪满高级官员中东北人有35人，占被统计人数的71%，奉系背景占82%。”（注：汪朝光：《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册，第68、72-73页。）可以看出，伪满高级官员集团基本上是在东北任职的原奉系人员所组成，体现了民国时期东北长期脱离中央政府，在父子统治下浓重的、封闭的地域色彩和派别色彩。

除了全国有不同的政治力量外，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内部也派别林立，相互之间政见分歧，争权夺利。长期与争夺最高领袖地位而不得。三十年代初期，领导下的行政院没有实权，“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甚至“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注：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24页。）为争做最高领袖，“原计划在西南地区依靠龙云、刘文辉、邓龙光、张发奎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成立反共的‘中央政府’”。（注：蔡德金：《伪国民政府始末》，载江苏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汪伪政权内幕》，江苏省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89年出版，第3页。）从汪伪政府成员组成可以看出，追随投敌者多是汪派人物，如陈公博，褚民谊等。当然，投敌除了权力之外，还与其反共与民族失败主义思想有关。

的投敌，影响很大。是国民党副总裁，有一定的号召力，汪伪政权的国民党名称、三民主义旗号、国名、国都、国歌、国旗等都未作改变。其“和平建国”理论颇能迷惑一部分民众。因此在投敌后，汉奸数量迅速增多。如下表，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抗击伪军兵力统计表

(1938-1945)

年代抗击伪军数

193878000

1939145000

1940255000

1941348000

1942555000

1943735000

1944782000

1945955782

（资料来源：引自《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下）第597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1938年伪军数量是78000人，投敌后，伪军数量迅速上长到145000人，上升了85%，以后数量连年增加。尤其在1942-1943年期间，伪军有过猛烈的发展。这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的结果。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暂时得势，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多年来执行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已无多大战斗力，加上“曲线救国”论的影响，在日汪的软硬兼施下，纷纷叛国投敌。

伪军数量惊人，其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众，他们比日军多出一倍以上，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伪军的大量存在对全民族的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二、政治腐败造成严重社会矛盾是汉奸产生的社会原因

抗战时期实行独裁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这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合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此是抗战时期汉奸大量产生的又一个原因。如陈璧君公开宣称“抗战就是为一具人殉葬”。而部分民众国家意识淡漠，他们只有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一些人或为钱财，或为利欲，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如淞沪抗战中，日军军曹山田武一洋洋得意地描述了他所从事的间谍活动：“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的居民的观察来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69页。）

一位英国侨民柯林斯写道：“由于政府的无力，或者说是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这位外国侨民的话出可以从侧面印证当时社会矛盾之深是致使汉奸大量出现的重要因素。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对汉奸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现代进程曲折迟滞，农村地区土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城市，内外交困之下工商业发展凋弊，就业机会太少，人口就业压力大。由于上述原因，很多下层汉奸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日军服务。如淞沪战场我军右路军总指挥张发奎亲口告诉郭沫若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一个17岁的汉奸交待了他所知道的汉奸组织，他说：‘敌人总是用大汉奸收买小汉奸，有的可得100块、200块、10块或者50块，好像包工式的，然后由他们分钱给小汉奸，虽则他是为了3块钱去做汉奸的，但也有12、13岁作汉奸的女孩子，只能得到5角或1块。’张发奎听了连连叹息，心情十分沉重。”（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63页。）中国的老百姓穷困到如此地步，以至不得不去做汉奸来维持生计，痛恨之余，更让人感到痛心。由于旧中国老百姓生活极端贫困，很多人不得不靠做伪军来谋生。如汪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为笼络伪军的意见书上记载：“一、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阴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注：《汪伪军委会军事顾问影佐意见书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这些薪金在当时足以让伪军士兵养家糊口，吸引了大量的下层民众去做伪军谋生。

更多的下层汉奸是社会上的无业游民，如流氓、无赖、兵痞、土匪、失意军人等。据一份调查记录报告，“在河北满县，被某锄奸队打上名单者，共有18人，其中无业者为10人占总数56%，商人、工人占11%。在无业者10人中，他们均为赤贫。华北屡遭战祸，天灾也时有发生，加之地方保甲勒索渔肉，土地高度集中，破产者甚多，遂产生对社会不满情绪，有些人在落水前，已有打劫、偷摸之前科。”（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47页。）

另外还有部分下层汉奸是因被汪伪政权抓去被迫做了汉奸。如当时汪伪军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警卫三师其兵员“由从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抓来的壮丁和从伪军别的部队中挑选的士兵组成。”（注：韩贤俊、吴树山：《伪警卫第三师弃暗投明经过》，载《江苏文史资料集粹》军事卷，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5年出版，第221-222页。）

三、文化教育的失误是汉奸产生的深层原因

五四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汉奸思想意识的流行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英国侨民柯尔斯曾这样描述上海一带居民的生活，“这里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显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关于日本人收买汉奸的手段，柯林斯感到惊讶，“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58页。）

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三民主义的旗号下，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全盘复古运动。以其为首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公开宣扬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胡汉民曾一针见血的揭示了鼓吹传统道德的真正目的。他指出：“一部分人抛开了三民主义，目的只是在愚民。”他痛斥这是三民主义的“流氓化”。（注：《三民主义的心物观》，载《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4期。）政府推行的党化教育是国民党的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混种。由于固守传统，拒绝全面的社会改革，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成就只能成为空洞的口号和说教，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这导致部分中国人化为一盘散沙，缺乏向心力。“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注：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四期。）这是汉奸大量产生的深层原因。

陈公博在自白书中对教育上所持的某些看法，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当年教育所存在的严重弊端。他认为“教育重要是老生常谈，我最近十余年来是承认教育失败的，在政府不易得一个奉公舍己的公务员，在军队不易得一个洁身自肃的军人，在社会不易得一个尽责守己的国民”。“最后一个严重的问题却是民德的堕落。自从此次中日战争，不独物资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在沦陷区中，我觉得大众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大家不知道有国家，有社会，有朋友，只知道自己；不知道有明日，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理想，只知道有享乐。”（注：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9页。）

四、日本的威胁利诱是造成汉奸的直接原因

汉奸的大量产生还与外部环境有关。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于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使一些中国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以及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使部分中国人因此丧失抵抗信心。甚至连的亲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对抗战前途也悲观失望，他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注：周佛海：《回忆与前瞻》（1939年7月22-24日），载黄美真、张云编《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5、10页。）许多汉奸官员认为“日本经济发达，势力强大，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打是打不过的”；“中国民族性差，不团结，像一盘散沙，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们这些人了解日本情况，日语又好，认识日本人又多，可与日本人周旋，必要时争一争，能减轻点压迫。”（注：纪敏主编：《伪满皇帝群臣改造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227、229页。）这是部分汉奸的心态。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一向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尤其是两国文字在一定程度上的共通性，使中国人有亲切感。中日同在亚洲，人种相同，文化教育相似。在追求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过程，大批革命党人曾得到日本的庇护和资助。因此部分中国人对日本有亲近感。这些为日本对中国人的文化争取提供了有利条件。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公开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帮助亚洲从欧洲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也麻痹了部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也使中国人深为佩服。在“以日为师”的口号下，中国掀起了赴日留学的热潮。其中一些赴日留学生接受了日本的思想与生活习惯，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对日本有亲切感和崇拜感。这部分人非常容易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为汉奸。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发现：“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被统计人数的38%，占接受过近代教育人员的49%。”（注：汪朝光：《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册，第68、72-73页。）这既显示了近代中日文化联系之密切，也显示出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深远用心。

汉奸的产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他们策划和推行“以华治华”政策的需要。为了弥补其在战争中人力、物力的不足，巩固占领区，掩盖其侵略面目，泯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日本便对中国进行威胁利诱，并十分重视利用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如1938年日本和汪派人物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虚伪地宣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两年内从中国撤兵”。接着，日本内阁对华提出近卫三原则，进行欺骗诱降，最终促使抗日营垒中的派分化出来，并成立汪伪傀儡政权。

日本在华的四大特务机关也不择手段地从事间谍活动，其具体任务之一就是制造汉奸。他们或金钱勾引，或私利相诱，或武力威逼，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拉拢腐蚀部分国人。加之国民党统治腐败，不得人心，部分民众为了私利而忘记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卖身投敌。

结语

战时范文篇6

关键词：；教育思想；抗战时期

纵览全部教育思想，始终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他的这些思想，在抗日战争中就多次出现他的言论里或中共中央以及其他一些文件中，并在各抗日根据地得到广泛贯彻执行，为促进抗战事业的全面发展和取得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抗战时期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实行抗战教育政策，强调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

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的紧急关头。在抗战时期，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成为中国革命最紧要的任务。为使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政策、措施都适应抗日救亡的要求，多次提出要实行抗战教育政策。卢沟桥事变的前两个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向全国人民指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1]报告还对红军和抗日根据地提出了要求：“要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立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1]抗日根据地在实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卢沟桥事变不久，作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指示——反对妥协退让，坚决实行抗战。指出：只有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采取一整套坚决抗战的方法，才能达到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坚决抗战的方法之一便是实现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

1937年8月，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写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这个提纲的思想内容在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指出必须实行“抗日救国的教育政策”，这个政策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2]这是抗日根据地实施各项教育政策的总方针。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新的形势下，党在1938年10月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总结十五个月来抗战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当时抗日战争即将过渡到相持阶段的新形势，规定了全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紧急任务。在教育方面，重申全民族的紧急任务之一就是“实行抗战的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并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根据的意见，六中全会做出了《实现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决议。关于实行抗战教育的指示在根据地得到了全面的贯彻执行。如陕甘宁边区：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关于教育工作规定了“必须采取适当的办法，实施以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为中心内容的普及教育”。在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中，更明确地规定了关于实施国防教育的办法，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说：“边区实行国防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加强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使人民自愿的、积极的为抗战建国事业而奋斗培养抗战干部，供给抗战各方面的需要，教育新后代使之成为将来新中国的优良建设者。”[3]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政策及教育建设的经验，对其他各解放区的教育建设都起到了示范和指导作用。

的抗战教育政策，是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的教育内容，培养具有民族意识、有胜利信心、有政治与生产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的抗日国民和抗日干部。

（二）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的方针。在抗战期间，他继续强调执行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经常提醒教育工作人员和广大师生注意生产，参加劳动。

同志提出：“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必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意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4]他在1939年5月4日所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报告中，表扬了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因为他们能够和工农群众结合，能够实行生产劳动。他说：“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2]各根据地的青年学生们，在的教导和鼓励下，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同时还热烈响应党在1943年提出的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大力发展学校的生产事业。

各抗日根据地各类学校，都结合本身的特点，组织广大师生参加劳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都把生产列为学校教育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学校还规定生产劳动的时数占学时数的20%。

1943—1944年，各解放区开展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以后，党和政府在教育工作中提出了加强生产教育，教育与生产结合的指示。在陕甘宁边区，确定国民教育的工作方针为：学校要与劳动社会家庭相结合，同时发展生产，扩大学校。晋察冀边区在1944年春召开的边区教育会议上，也确定国民教育和大生产运动相结合是三大主要工作之一。在编写各科教材时，也把这一方针作为主要指导原则之一。例如，在小学的常识课里、民教的宣讲课里，都增加了生产指示的内容。这样，既充实了教学内容，又能使教育和群众的生产实际、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因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由于各根据地坚决地、深入地贯彻执行了同志的这一方针，使各根据地学校的生产有了蓬勃的发展，大部分学校都能做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全部或部分生产自给。这样，当时各根据地虽处于战争及财政困难的环境中，各级各类学校仍能坚持办学，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

（三）主张进行教育改革

为使延安及各根据地的教育工作更能适合于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为了使根据地的教育进一步地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必须进行教育改革。即必须将教育工作中脱离抗战实践，脱离根据地建设实际和脱离生产劳动的哪些现象加以改正，使之符合抗战的需要。在《论新阶段》中，对改革教育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认为进行教育改革应该这么做：“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后代。”

根据同志的建议，党在总结苏区教育经验的基础上，还明确规定了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方针。依据同志的指示，各根据地在恢复、发展教育事业的同时，就着手进行教育的改革工作。

抗争开始后，各根据地为适应培养干部的需要，举办了许多干部学校和训练班。这些干部学校和训练班都改变了旧的学制和课程，修业年限缩短了，课程设置是根据抗战和解放区建设需要而确定的。由于我党对干部教育的重视及干部学校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因而能迅速、有效地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对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他如群众教育、小学教育等也都围绕着抗日战争和生产建设的需要进行了必要的改革。

在规定新的教学内容后，对教学方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地各级学校否定了注入式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而着重启发和研究讨论。根据地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的进行，大大推动了抗战教育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并且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准备了数量可观的干部。

二、抗战时期教育思想的几个特点

（一）现实性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一定的环境，抗战时期的教育思想也不例外。抗战期间，我党的工作重点是农村地区，最直接的工作对象是广大目不识丁的农民。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平均“全区人仅占全人数的1%”。文盲的大量存在，对动员广大农民投身抗战，更好地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巩固根据地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同志在1939年4月为《新中华报》题词时提出“为消灭文盲而斗争”。针对严峻的抗战形势，一直强调实行“国防教育”、“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等。针对抗日战争需要大量的革命干部，同志在1938年召开的六中全会上就对培养和提高干部问题作了指示，指出了培养干部和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对抗日战争和边区建设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并且指示各抗日各根据地都要大力举办干部学校，说：“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因而党明确提出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方针。这都说明的这些教育思想是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有着极大的现实需要性。

（二）群众性

同志历来十分重视群众路线，认为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应该走群众路线，文化教育也必须走群众路线。

抗战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战事频繁，物质短缺，工作紧张，干部不足，单靠政府有限的人力物力是远远不能满足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的。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同志于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做的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讲演中指出：“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4]同志所说的需要，就是群众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教育工作者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所说的自愿是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教育工作者代表群众下决心。“群众的需要”和“群众的自愿”是群众路线中的两条基本原则。

抗日战争后期，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采取“民办公助”的政策，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发展教育事业上的具体运用。“民办公助”，就是发动群众自己办学，政府在方针上加以指导，在物质上给予一定的补助。“民办公助”政策和群众“需要与自愿”原则的贯彻，这就解决了学习与生产的矛盾，克服了教育与实际需要相脱节的错误倾向，大大促进了根据地社会教育和儿童教育的发展。

（三）明确性

同志在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总结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特点、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以及新民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在文化教育方面，同志科学地历史地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化斗争的经验。这些经验的总结，就是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理论。

由于一定的文化教育是为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的，这就必然涉及到领导权的问题。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了“五四”以前和以后的情况，从根本上解决了“五四”以前，中国的教育是进民主主义性质的，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五四”以后，由于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已经落到无产阶级的肩上，所以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只能是由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也就是由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思想都是不能领导的。

在《论联合政府》中同志说：“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教育。”[4]

战时范文篇7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谬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权威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长文，以极其阴郁低沉的笔调为西方人描述了一幅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从而也在美国和全世界引起了一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

一、亨廷顿的基本观点

后冷战的时代意味着什么？与沉浸于自得和自满的西方众多政治精英们不同，亨廷顿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结束，相反，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将更加剧烈，范围更广，也更加难以消除，因为引起冲突的基本根源变化了。他提出：“新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1]在国际事务中，民族国家仍然是基本的政治角色，其力量仍举足轻重，“但是，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2]

冷战期间，区分国家的原则或者是意识形态，形成所谓的“西方”与“东方”，或者是经济发展水平，形成所谓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亨廷顿认为，在后冷战的新世界中，这些旧原则都失去了意义，应该用“文明”取而代之。文明到底是什么？亨廷顿给文明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明是人类文化最高层次的组合，也是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领域，……它一方面由语言、历史、宗教、风俗、制度等共同的客观因素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有个人主观自我认同的因素。”[3]按照亨廷顿的看法，当今世界存在着七、八种文明，即“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以及可能还有非洲文明。”〔4〕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将取决于这些文明之间的互动。

亨廷顿认为，自17世纪以来的国际冲突，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都是“西方的内战”。他将这一历史时期的冲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7世纪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西方世界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君主之间；第二个阶段从1793年到1917年的俄国革命，这时冲突的主线由君主变为民族国家；第三个阶段从1917年到冷战结束，这段时期意识形态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冲突的根源。在亨廷顿看来，“君主、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基本上是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5]但是，在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这种一直由西方人玩的游戏发生了变化。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已迈出西方阶段，重心转到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上。”〔6〕非西方文明国家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对象，而同西方一起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角。

后冷战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一个重大历史转折：西方权力已达到顶点而逐渐衰落，但仍企图维持其全球霸权；非西方国家开始成为历史主角，并试图按照自己的利益、意志和力量重塑世界。据此，亨廷顿提出，在后冷战世界，国际政治的轴心已从“西方对西方”变为“西方对非西方”。亨廷顿并不讳言，西方目前利用其优势的经济资源、军事力量和国际组织来倡导西方的价值观，维持西方的霸权，确保对整个世界的支配。他也坦然承认：“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作的决定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的利益，但却假借代表世界共同体愿望的面目出现。”〔7〕在其精心刻划的“西方对非西方”这种后冷战时代的政治框架中，亨廷顿断言，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西方的利益、权力和价值观念构成了严重挑战，并煞有介事地声称一个反西方的“儒家—伊斯兰联合”已经出现。

如果文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冲突的基本根源，那么文明为什么会发生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提出了六个原因：1、与政治意识形态相比，文明的差别更为基本；2、世界变小，互动增加，强化了人们的文明意识，激发了文明的差别和敌意；3、现代化过程既削弱了国家认同，又超越了本土认同，使宗教原教旨主义乘虚而入，世界出现了非世俗化；4、在西方权力达到顶峰的同时，非西方文明发生了归根现象；5、与经济和政治相比，文化特性更少变化，文化差别更难消除；6、经济区域主义方兴未艾，当它植根于同一文明时才能成功，而其成功又将强化文明意识。[8]

二、批评与反驳

亨廷顿的文章标志着西方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从混沌中渐显雏形。1989年之后，由于突然失去了冷战对手，西方特别是美国曾一度表现出对新世界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和无所适从。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们开始寻找国际政治的“新理论”，开始建立解释后冷战世界的“新范式”，并制订西方在21世纪继续其全球霸权的“新战略”。《文明的冲突？》是这种“新理论”、“新范式”和“新战略”的明确宣示。此文一发表，立即在美国、西方、伊斯兰世界和儒家文化圈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众多批评。

对亨廷顿的各种批评就其实质可归纳为如下主要三点。第一，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冲突时代的结束”，〔9〕全世界的文明将按照现代化的路线走向统一。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现代化等于西化”，[10]所以，他们所说的统一文明意味着西方的经济体系、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全球将不可避免的西化。第二，国家按照利益为自己定位，不是按照文明定位。换言之，利益重于文明，国家追求的是经济利益，而不是华而不实的文明。所以，亨廷顿看作国家为文明而战斗的事情，实际上是“它们在争夺市场份额，在世界经济中从事残酷的竞争”。[11]第三，国家高于文明。尽管冷战结束了，但国家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基本单位。用阿加米极其明确的话说：“不是文明控制国家，而是国家控制文明。”[12]

笔者认为，这些批评既没有把握住“文明冲突论”的实质，也没有击中其中要害。第一，冷战的结束不是“历史的终结”，全世界的统一文明并不存在，非西方国家并不必然地走向“西化”。第二，亨廷顿没有否定利益，《文明的冲突？》的唯一目的就是捍卫西方在后冷战时代的利益。只不过他认为，在后冷战世界，国家通常按照文明来确定利害关系，例如，西方文明国家在对付非西方文明国家时通常有着相同的利益。第三，亨廷顿承认国家仍然是“全球事务的基本角色”。但是，全球事务往往是超出单一国家的。在超国家场合，民族国家通常属于某种国家集团。在冷战时代，这样的集团按照意识形态划分；而在后冷战时代，亨廷顿认为只能按照文明来划分。

由于这些批评确实没有对“文明冲突论”构成有力的批驳，所以亨廷顿在一篇对批评的答复中显得更加成竹在胸。一方面，他批评批评者们提不出对后冷战世界图景的更好描述，也拿不出比“文明冲突论”更好的理论。另一方面，他竟然向挑战者们提出了挑战：“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13]

我认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由二个基本观点支撑着。第一，文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全球冲突的基本根源。第二，“西方对非西方”变为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构架。如果我们证明这两个基本观点是错误的，那么“文明冲突论”便不攻自破。

第一，文明不是后冷战时代全球冲突的唯一根源。在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是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世界按照“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划分为“西方”和“东方”两大集团，从而形成了二极结构。在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这个支配因素的作用下降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与经济和文明等一起成为全球冲突的基本根源。因为引起冲突的因素由一元（意识形态）变为多元（意识形态、经济和文明等），所以，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结构才由两极变为多极。虽然亨廷顿宣称文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冲突的主要根源，但实际上在许多场合，他所说的“文明冲突”仍然是“意识形态冲突”，即冲突产生于“基本价值和信仰”方面的差异，也就是西方将“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立宪制度、人权、平等、自由、法规、民主、自由市场、政教分离等观念”作为普遍真理强加给非西方文明国家。[14]

第二，“西方对非西方”这种世界政治构架不是后冷战时代的“新范式”，而是冷战“范式”的剩饭重温。在新世界图景下面，冷战的旧机制仍在发挥作用。首先，表面上新世界图景是多极的，历史舞台的主要角色是七、八种文明，但是，国际政治的中轴仍然是两极结构，即亨廷顿的“西方对非西方”。不同的地方仅在于过去的“东方集团”现在被扩大到了“世界的其余”。其次，“西方”与“非西方”的划分原则是相当陈旧的。亨廷顿的“西方”意味着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主义，“非西方”则意味着权威主义或专制主义。这种原则完全是意识形态上的，与冷战时划分“东方”与“西方”如出一辙。最后，“文明冲突”同冷战一样，以权力为直接对象，以意识形态为原则，以利益为归宿。最基本的东西没变，变化的只是对手。过去的敌人是苏联及其集团，现在则变为所谓的“儒家——伊斯兰联合”。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许多外交政策制订者对没有对手的世界感到困惑和不自在，所以需要在后冷战时代制造出新的对手，而制胜对手的万应灵药还是“遏制政策”。

三、西方中心论的破产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包含着一个真理：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之间的相对地位正在经历着一种历史变化。问题是：这种变化的真正历史意义是什么？我认为，这种变化意味着“西方中心论”的破产。

长期以来，西方一直认为西方文明作为整体是普遍的，其他文明作为整体都是特殊的。西方的价值观念对全世界都有效，其他文明的价值观念则不适用于西方，从而西方文明比其他文明都更为“高明”。这种普遍主义的具体表现就是政治哲学中的“现代化理论”。针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现的现代化过程，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文明是一个普遍主义的整体，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与带来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程式是深深连在一起的。按照科克帕特里克的说法：“不西化，就无法实现现代化。”[15]

但是，十几年来，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北美和西欧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如果东亚国家能够健康地完成现代化任务，确立一种现代化而不西化的新儒家文明，就能证明现代化过程中确实存着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模式，从而粉碎西方文明普遍主义的神话。如果这种儒家模式显现出具有竞争优势，如家庭稳定、犯罪率低、工作勤奋、生活简朴等，其观念体系对包括西方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那么作为西化之基础的“西方中心论”必然寿终正寝。只有从这一角度才能彻底揭示亨廷顿的思想秘密：表面上担心儒家文明国家作为竞争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实质上害怕儒家文明作为竞争模式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

“西方中心论”的破产预示了一种全新的历史可能性：西方的非西方化。在《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一文中，亨廷顿提出了一个对西方人意味极为深长的问题：美国的非美国化和非西方化。亨廷顿认为，美国的统一建立在两块基石之上，即欧洲文化和政治民主。但目前美国正流行两种侵蚀其基石的趋势。一种是知识分子推行的“多种文化主义”，要求从非欧洲群体的观点来重写美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另一种是少数民族争取权力的斗争，这种斗争随着白人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逐渐减少而愈显重要。如果这些趋势持续下去，那么美国还能忠于欧洲文化和政治民主吗？这就是亨廷顿深为忧虑的美国的“非美国化”和“非西方化”。亨廷顿以一种悲沧的历史感确信：“如果确实如此并且美国人不再坚持植根于欧洲的自由民主政治意识形态，那么我们所知的美国就会跟随另一个由意识形态规定的超级大国而步入历史的灰烬而不再存在。”[16]这是亨廷顿内心真正恐惧的东西，也是“文明冲突论”被杜撰出来的真正原因。

注：

[1][2][3][4][5][6][7][8][14]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美国《外交事务》，1993年夏季号，第22页，第22页，第24页，第25页，第23页，第23页，第39页，第25－28页，第40页。

[9]R.L.巴特利：《乐观的际遇》，美国《外交事务》，1993年9－10月号，第15页。

[10][15]J.J.科克帕特里克：《现代化的命令》，美国《外交事务》，1993年9－10月号，第24页。

战时范文篇8

“历史终结论”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历史的终结？》。而后，福山将此文扩展为一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于1992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题出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应，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主流是佳评如潮，赢得了一片喝采声。

一、普遍历史的观念

1989年苏联和东欧骤变之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后冷战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怎样将冷战与后冷战时代嵌入对人类历史的统一理解之中？

面对欢欣而又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我们面对的东西既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这一特殊时期的消逝，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1]

福山的这种观点由两个思想支撑着。第一，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2〕他认为，混乱的外部历史事件是表面现象，意识支配它们的本质。换言之，“意识是原因而不是结果，并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自动发展，从而作为混乱外部事件之基础的真实主题是意识形态的历史。”〔3〕如果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那么当人类满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后，历史便停止前进了。

第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4〕从“初民”的历史开端到20世纪的今天，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专制主义，但自由民主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福山宣称：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将先前的所有重大政治矛盾都解决了。“所有人类需要都被满足了，”〔5〕今后不再有“大问题”；另一方面，它不仅现在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存在更好的价值选择。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它是最终的。

在上述第一种思想中，福山犯了一个双重错误，他一方面追随黑格尔将历史的发展错误地理解为精神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断言这种精神发展作为意识形态演化已经达到了终点。在第二种思想中，他首先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绝对化了，宣称它解决了所有政治问题；其次，他又将这种自由民主制度普遍化了，认为这种政府形式对全世界都有效。

二、历史发展的双重梁柱

福山主张：第一，历史是有趋向性的，朝向一个终极的目标；第二，历史是进步的，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发展过程；第三，历史是普遍的和统一的，全人类最终都将达到“普遍的同质国家”。〔6〕果真如此，那么推动历史朝向这个普遍统一的终极目标的发展动力是什么？

福山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为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提供了有趋向性的机制。”[7]自然科学不仅产生历史变化，而且这种历史变化代表着进步，趋向于统一和普遍的目标。他特别指出，自然科学以两种方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第一种方式是军事竞争。古往今来，漫长的人类历史充满了冲突和战争，而科学技术赋予那些拥有它们的国家以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任何国家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和完整，想使自己在强手如林的世界中继续存在下去，想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就不得不接受科学技术，并沿着最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建立其社会制度。军事竞争和战争的可能性“对于社会的合理化和创造跨文化的统一社会结构是一种巨大力量”，[8]从而，自然科学为人类的全球统一提供了基础。

第二种方式是经济发展。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满足人类的生存欲望——衣食住行等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为满足人类欲望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展示为社会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工业化创造出新的机器和制造工艺，产生出新的产品、行业和市场，另一方面，工业化要求劳动分工的不断合理化，导致新的劳动组织和产业阶级的涌现。两者交织在一起使各种不同文化的社会发生了相同的双重社会结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结构基本成分的解体，如部落、部族、宗教团体、村落和传统家庭等等；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中各种现代机构的出现，如官僚机构、工会、公司、政党、传媒、大学和专业社团等等。整个社会发展全球趋同，而支配的原则是合理性。“强加给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发展以相同性是合理性的要求。”[9]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一种什么关系？经济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福山承认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经验相关性。但他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相信自然科学和经济现代化能对民主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民主被选择决非基于经济方面的理由。”[10]在他看来，就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言，东亚的“市场权威主义”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更为有效。

那么到底推动历史发展并导向历史终结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福山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汲取了灵感，认为历史的前进动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的“承认要求”。人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要求被其他人作为人加以承认。这种被福山视为人性的“承认要求”完全是精神性的，与物质利益无关，与人的自保本能也无关。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人甘愿冒生命危险从事于追求承认的血战，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主人—奴隶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主人（统治）—奴隶（奴役）关系开创了历史并贯穿历史的始终，而造成这种关系的“承认要求”则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这种“承认要求”的体现：君主制承认一个人（国王），贵族制承认一些人（统治阶级或精英），自由民主制承认所有人（公民）。

在“承认要求”这种精神欲望的亢奋、扩张乃至发展为自大狂中，在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中，福山所描述的历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进步。最终，一个“普遍的同质国家”出现了，它用法律规则确认了人人平等，一劳永逸地满足了人一直所渴望的“承认要求”，从而历史就此终结了。“在历史终结处显现出来的普遍同质国家可以被看作依赖于经济和承认要求这双重梁柱，趋向于它的人类历史过程既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所驱动，也同样为要求承认的斗争所驱动。”[11]

三、最后的人

福山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在自由民主制度内部，基本的政治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都被解决了，而且今后也不会有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自由民主制度之外，不存在可以与之竞争的其他意识形态，并且将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给自己描述一个本质上不同于现在但又更好的世界。”[12]既然内无压力外无对手，今后世界必定是一派太平景象，几个世纪以来由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冲突和战争将永远消失，人类再也没有价值选择了，当然再也不必为意识形态之争而牺牲了。由此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后历史时期。

福山的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圆圈：由于有了“最初的人”（theFirstMan），才有了历史和进步；现在历史已经终结，人从而变成了“最后的人”（theLastMan）。

福山在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但在面对“最后的人”时，他心中却充满了悲凉之感：“最后的人”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精神追求，永远失去了为实现理想和信念所必需的毅力、勇敢、牺牲和奉献：“最后的人”不再有冒险的战斗精神，他因曾历经沧桑而厌倦——驱使人们英勇战斗的神圣信仰被后续历史证明不过是愚蠢的偏见，他认识到了历史充满了无意义的战斗，同时又感到内心空虚：“最后的人”失去了对抽象价值的追求，而满足于直接价值的体验——沉溺于物质享受，沉溺于安逸的私人生活，沉溺于自我之中。

在福山看来，人与动物相脱离而成为“最初的人”，在于人有精神追求和理想。因此，人失去了精神和理想之后，“最后的人”便不再是人，“他们重新变成了动物”。[13]历史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后历史”同时也是“前历史”。

福山的历史观有两根支柱，即政治和经济。那么这两根支柱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福山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是什么？这个支撑着政治、经济以及整个历史的基础就是人性。福山信从柏拉图，认为人性有三个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精神，并相信它们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经济发展的人性根据是欲望和理性，其中，欲望表现为人的自我保存，而理性是实现欲望的最好工具。所以，经济进步的实质是在理性指导下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欲望。政治发展的人性根据是精神，精神追求产生价值、信念和理想，产生各种意识形态，并驱使人们从事为之献身的战斗。因为福山错误地将人性当作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错误地将精神视为整个人性的本质，所以，在他毫无根据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不可避免地宣称人已经成为“最后的人”。

四、后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福山对历史的理解是黑格尔式的，与统治英美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迥然不同。但他的政治结论，他对后冷战时代的看法，与英美乃至西方的主流是完全合拍的，是对冷战结束后遍布西方的喜悦情绪的一种理论表达。

作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福山的思想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

首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论证到结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第一，他的理论完全依据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依赖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但他却将西方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将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确定为永恒的“普遍的同质国家”。第二，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他判定西方文明是高级的，其他文明都是低级的。特别是价值体系方面，他认为只有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特殊的。第三，他将西方的政治发展认定为唯一正确的模式，现代化就是西化，现在通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实际上，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东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明证。

其次，福山的历史观是极端唯心主义的。表面上，他将历史发展置于经济和政治这双重支柱之上，经济为科学技术所推动，政治则源于人的精神追求。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历史发展仅仅是精神的发展、观念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一方面，他将经济与政治完全分开，政治发展与经济毫无关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政治制度是人的意识状态的外在化和客体化。另一方面，他又把价值观念当作衡量历史的唯一标准，将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将政治制度看作历史前进的基本标志。一句话，精神代表了历史的全部。没有精神，历史也就“终结”了。

最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历史主义的终结。他本来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中汲取了灵感和思想推动力，但是，当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便抛弃了历史主义。他的历史观是后历史主义的：历史已经进入后历史，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意识形态争论，不再有需要加以解决的“大问题”。后历史犹如一潭死水，正如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结尾处描述的一样。但是，历史现在毕竟没有终结，将来也不会终结。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不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从而，人类也就永远会相互争论按照什么观念去开创历史。

注：

战时范文篇9

论文摘要：一般认为，的和谐社会思想集中体现在建国后《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关于和平赎买资本主义工商业等论著之中。本文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统一战线理论、“三三制”民主政权理论与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分析，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冲突中求平衡，以及在对民主政治的阐释和实践中追求公平与正义，已经含有丰富的和谐社会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十分复杂与艰难的社会环境和革命实践中激发和孕育的理论，既是指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法宝，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之中。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本来由西方列强支配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暴露了占领全中国的狼子野心。这样就改变了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格局，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当时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矛盾，从而把中国同其它帝国主义的矛盾推到了次要的地位，同时也扩大了日本自身与其它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日本侵华改变了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官僚阶层甚至军阀都遇到了相同的生死存亡问题。在民族矛盾加剧、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缓解的同时，国内各阶级、各阶层有了团结合作、共同对敌的意向与要求。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针对国难当头、大敌当前的严峻局势，在如何赢得战争胜利、取得民族独立，以及如何处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造，倡导建立、维护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制度、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等。充分体现了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冲突中求平衡的领导艺术和对民主政治与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实践中形成的这些理论、政策，既是指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法宝，又是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思想资源，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吸收和借鉴。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外部矛盾的加剧促使内部矛盾的缓解，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被侵略民族内部各派势力的整合。但是，此种情势的出现离不开人为因素的因势利导，更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指导。抗日战争爆发后，及时地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任务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①即“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②，通过对国内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人们的分析，他充分论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初步建立抗日民族统—战线的基础上，又多次强调“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③可以看出，认为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要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统一，即要靠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人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方略，其思想、理论，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高度的成熟、高超的发挥和成功的运用。统一战线是保障抗战胜利的基础，在把握和解决这个基础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和谐思维，正确地协调各种矛盾，最大限度地维持国内的团结与一致，构造了一个战时的和谐局面。其和谐社会思想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

其—，以和为贵，不计前嫌，努力促成国共两大军事集团能够合作的和谐局面。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便向国民党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力倡国共合作，并成功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随后又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做出四项保证，以重大的让步来谋求国共两党的和平共处与合作抗日。纵观中共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这一战略转变意义重大。因为国共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不仅不能有效地形成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合力，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状况。社会动荡不安，生产完全停滞，人民就不能得到最起码的生命和生活保证，社会就得不到最基本的和谐保障。有人也许会反驳，国难当头之际，人民自是不得安宁，又何谈和谐？其实不然，既然对外战争不可避免，国内的矛盾冲突减少一些，人民所受的苦难自然减少几分，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也便降低几分，这极大地有利于对日作战。况且，当时的和谐社会，主要是对抗日势力和抗日群体包括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至于沦陷区，也有一个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和凝聚抗日力量，孤立亲日势力，集中全部力量打击日寇和汉奸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国共合作是在特殊形势和特定环境中我党谋求战时社会和谐的一大创举，展现了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整体和全局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反映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④与“和为贵”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其二，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尽管当时中共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在做出最大让步、顾全抗日大局的良好愿望的前提下阐发的，但现实情况是复杂的，不仅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集团惧怕抗日军民的大团结，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而且在抗日阵营内部，反对团结、制造分裂的声音和行动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针对这种形势，提出了“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和“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主张在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即使是在1941年1月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皖南事变的巨大损失面前，中国共产党人也相忍为国，始终以民族大业为重，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力挽濒于破裂的国内政局。

其三，根据实践的检验和需求，不断深化和发展和谐社会的理论创新。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并不表明时时、事事都和谐，也不表明没有矛盾。根据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外、党内外、抗日统一战线内外的复杂情况，在延安的窑洞里进行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创造和哲学创作。他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问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及《矛盾论》、《实践论》等重要著作，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深刻分析了中国具体实际，指明了抗日战争必然胜利的大方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述中无不阐发和贯穿了一条和谐思想的线索，尤其在《矛盾论》中，站在哲学高度全面把握和深入分析了社会矛盾的构成、发生和发展的原理以及应该如何对待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态度与方法。他指出，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的双方构成的，矛盾双方既有对立、斗争的一面，又有统一、和谐的一面，且相伴相生，互相转化，但始终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事物能否达到协调、平稳与和谐地发展，关键要看事物发展过程中斗争性和统一性谁占主导地位。若能克服斗争性使统一性占主导地位，就能保持和促进事物得到和谐、平稳的发展。社会发展本身即是在不断解决各种矛盾、调适各种关系、协调各个方面、衔接各个过程，使整个社会系统处于良性运行、健康运转之中。的哲学理论指导我们党能在复杂形势下注意斗争的策略和方法，在大节不失、原则灵活的前提下求同存异，从而消除了各种不协调与不平衡现象，避免了一些重大的不良突发事件的发生，使得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保持了抗战时期国内的统一和谐与一致对外。

其四，在巩固和发展国内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同时，积极谋求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反侵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明确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英、法、美援助的策略，并始终坚持亲苏、联苏政策，突出在与各国互相尊重与平等的基础上“助我者友之”的和平外交原则，正是在这一和平、和谐外交政策的影响下，国际上掀起了一定规模的援华运动。因此，建立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仅仅是使敌人陷于孤立和包围之中，重要的是既为我们争取了外援，又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

由上述可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抓住了当时的主要矛盾和斗争目标，正确处理了国内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做到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在国难当头之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起到了稳定时局、安定人心、维护国内团结和发挥全民抗日积极性的不可取代的重大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理论实际上就是谋求国内外和平与追求普遍社会和谐的战略思想的阐发和运用。

二、民主政权理论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抗日战争是一场异常艰苦和残酷的战争，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是巨大的，要想夺取战争的胜利，关键是全国人民的团结统一，而一个有效且强有力的民主政权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有利于团结人民，扩大和增强民族凝聚力。于1940年3月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首次明确提出“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⑤要求建立由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组成的各党各派合作的“三三制”民主政权。随着这一民主政权的普遍推广和实施，各抗日根据地呈现出一片和谐的民主政治新景象。回顾和总结我们党创立这一制度的历史经验，至今仍有着强烈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公务员之家

首先，“三三制”政权体现了战时的最大民主化，它扩大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范围，明确规定“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⑥较之以前的苏维埃政权时期，取消了选举与被选举的阶级身份限制，这不仅有利于调动最广大的民众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而且也有利于提高解放区居民的民主政治觉悟和参政、议政与管理政权的意识与能力。同时，“三三制”政权注意调节一切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心保障一切抗日军民的合法权益，明确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个人都有同等的人权，包括财产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随着“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实施与推广，一些本来不太合作的地主阶级人士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转而拥护政府并与政府友好合作。这些情况有力地表明：“三三制”政权的建立不仅加强了根据地人民的团结，增强了抗日的力量，而且使抗日根据地成为政治民主、政府廉洁的社会，人民群众在根据地内真正过上了当家作主的崭新生活。其次，“三三制”政权保证了党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领导地位。和谐社会是各种社会要素、力量和势力的协调一致与合理配置，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能否保证先进政党和先进文化对民主政权的领导与指导地位，是民主政权能否巩固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由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特殊地位和当时国内各阶层人民先进性的状况决定，中国共产党在“三三制”政权中始终居于领导地位。对于在贯彻“三三制”过程中如何坚持党的领导，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要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⑦由此，中央对各级党委和政权机关中的党员干部规定了一系列明确的纪律。抗战时期党对民主政权的这种领导，突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理念，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党政之间、军民之间、政民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使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各阶级、各阶层的向往光明、背弃黑暗，向往民主、反对专制的进步青年和人士，为新中国的建立积蓄了人才，训练了干部积累了经验。

再次，“三三制”政权的具体运作实行相互合作、共同协商和民主参政议政的方式。“三三制”政权要求我党工作人员必须要有善于与其他民主人士和团体合作的精神，尊重并虚心听取合作者的各种意见，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认为，“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习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⑧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民主作风，正是在抗战时期形成、发展和成熟的。当然，作为用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对于来自社会基层、各个方面和各种利益群体的意见要分析合理性，区别对待。对于合理、应急的事关重大的意见或建议，当取则取；对于修改变通后就是上策的意见或建议，则给予必要的修改变通；对于合理但并非应急且一时无法实行的意见或建议，则备案在册，来日再说。

抗战时期，共产党员不仅注重加强与其它各党派的团结与合作，而且注重以正确的思想和理论引导他们，及时的批评、教育和帮助他们一道前进。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共建中共与其他各党派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和谐关系，从而使得战时的根据地和谐、团结、充满活力。

“三三制”政权的实行，团结了根据地各抗日阶级和阶层，调动了各方面抗日人士的积极性，有力地保证了抗战的最终胜利，同时也是一次民主政治的试验和实践过程。正是在选举制、参议制、保障人民大众享有一切合法权益等制度的实施下，才使得战时的根据地出现一派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新气象，一首“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谣传遍神州大地，解放区成为热爱自由、向往民主的人们的圣地，这对全国的民主化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记者斯坦因这样评价说：“在中国历史上，民主第一次在中国的一部分土地上实行了。这是敌后根据地的军事成功和延安区域的社会进步的主要原因。”⑨

三、减租减息上地政策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抗战时期，为了争取和团结国内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和进一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最高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同时，还在经济上实行让步政策，中止使用强制性手段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改为用减租减息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对此，指出：“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⑩这是一个既符合中国土地革命、又符合民族革命实际要求的土地政策，这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革命性与策略性相结合的政策，闪烁着实事求是和追求社会普遍和谐的思想光辉。

首先，农业人口占解放区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是抗日和生产的基本力量，必须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实行减租减息，既能保持社会稳定，又能充分调动解放区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这不但有利于改善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更有利于持久抗战。因为只有这样，农民群众才会真诚拥护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不会因为生计所迫引发社会冲突，从而稳住了抗日的后方阵线，发展了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壮大了抗日的基本队伍，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后勤保障。

其次，中国的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大都从农村中转移而来，他们与农村中的各种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党在抗战时期的十地政策，务必要考虑到照顾他们的利益，至少不能使他们的利益受到过多的损害。况且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但有抗日的要求，主动为抗日筹款捐物，出谋献策，而且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要求。这样，在农村中实行减租减息，既有利于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又有利于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同时也是对一切有利于抗日有利于社会进步力量的尊重与肯定。

第三，在大敌当前、民族矛盾激化且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前提下，用减租减息的政策取代没收地主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的做法，不仅减轻了农民尤其是贫雇农的负担，也降低了地主阶级与我党的对立情绪，从而缓和了农村的阶级矛盾，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避免因使农村阶级矛盾尖锐化，造成一部分反动地主卖身投敌而扩大敌人阵营的不良后果。再说，地主中的大多数人也是爱国的，有抗日的要求，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为了尽可能多地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参加抗战，现实情势也不允许继续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采用减租减息确是唯一能使他们接受的政策，这十分有利于战时我国农村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实践证明，切实贯彻农民减租减息政策，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而且保障了地主、富农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使大部分地主、富民愿意站在民族大义一边，共同抗战，甚至一些外逃的地主在经过一段犹疑和观望之后，也陆续返回家乡，参加生产与抗日。

在减租减息这一兼顾多方利益的土地政策的指导下，通过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当时全国最进步，经济发展最快，人民群众精神面貌最好的地方。减租减息政策是抗日战争时期正确处理农村问题的一种特殊的土地政策，是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创举。减租减息虽不能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种平稳的、渐进式的土地改良政策，它有效地避免了土地革命所带来的剧烈的社会动荡，从而稳定了人心，维护了团结，释放了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减租减息政策就是一种和谐的土地政策。

在抗日战争复杂和特殊的环境下，创造性地提出和阐发的和谐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迪价值。

第一，继续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需要这一法宝。我们应当继续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加强同各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爱国人士的合作，努力营造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我们必须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政权、基层村民自治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确保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健康有序地发展。要始终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完善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制度，尊重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保护群众管理基层经济组织、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积极性。认真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治省规划，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不断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不断提高法制化管理水平。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平衡、稳定发展、永无止境的，且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谐社会建设都有不同的具体目标。因此，我们既要协调目标和过程的一致，又要把握长远性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统一。要坚持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不可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当前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协调好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局之间的利益关系，努力做到互利、互补和相容。同时在实现国家长远目标进程中，个人和局部不仅要肯于放弃一些既得的利益，做出必要的牺牲，以求得社会整体的协调与和谐，而且要懂得放弃一些眼前利益，以求得未来利益和长远发展，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①②《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37，138页。

③⑤⑥⑦⑧《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703，700，701，700，700～701页。

④《诗经》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战时范文篇10

在这赤日炎炎的盛夏，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抗战时期离休干部座谈会，共同庆祝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84周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家欢聚一堂，共同回忆烽火岁月，共话我党84年来的风雨历程，此情此景，我很受感染，也很受触动。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县委组织部、县委老干部局向在座的各位老领导并通过你们向我们广大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战士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回顾我们党84年来的风雨历程，我们由衷地感到，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了种种困难，战胜了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无论是革命史还是建设史都证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实践也必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和伟大复兴。我们的党不愧是伟大的党。84年的风雨历程，可以说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也是来之不易的。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把增强自身的执政地位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课题和重要任务，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新形势下党的根本性建设。今年上半年，我们开展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就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三个代表”，永葆党员先进性，就一定可以更好地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就能够更好地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从1840年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05年间，饱经外辱的中国惟一赢得的，就是60年前的那场抗日战争胜利。那是近100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第一次在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取得胜利，这场胜利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唤醒了沉睡了几个世纪的中国。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抗战时期的离休干部，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你们无私无畏，浴血奋战，换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你们是光荣的缔造者，是历史的见证人，你们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历史不能忘却。今年恰逢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今天5月份，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云集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纪念庆典。我们的国家主席也在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会见了当年曾在中国东北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俄罗斯老战士代表，对他们的功勋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也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表率。我们说尊重历史，首先就要尊重曾经经历过重大历史，并且为我们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干部、老战士。我们也欣喜的看到，近年来，我县各级党委和政府对老干部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对老干部的感情不断加深，对老干部工作领导力度不断加大。县委、县政府每年都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办公会议研究部署老干部工作，解决老干部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该说，我县老干部的“两个待遇”还是得到了很好的落实。今后，我们会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强协调，更好地为老干部做好服务。同时也希望各位老领导对老干部工作能一如既往的给予支持和帮助，支持永嘉的发展大计，共创我们永嘉的美好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