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范文10篇

彰显范文篇1

顾名思义，“特殊党费”就是在特殊时期交纳的义务之外的党费。“特殊党费”彰显党性光辉，它体现着广大党员特殊的形象、特殊的责任和特殊的情意，是党同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动写照。

“特殊党费”体现特殊形象。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党支部就是一座战斗堡垒。这次特大地震发生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心系灾区，情系受灾群众，以交纳“特殊党费”的实际行动支援抗震救灾工作，充分展示了广大党员的一种责任、一种境界、一种政治品质。这是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一次具体表现，是对党的宗旨最直接、最形象的诠释，彰显了新时期共产党员自觉保持先进性的时代风采。

“特殊党费”体现特殊责任。当前，抗震救灾是头等大事。缴纳“特殊党费”，为国分忧，为民解愁，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特殊责任。一笔笔“特殊党费”，交在了灾区最需要关爱的时候，交在了祖国最需要支持的时刻，交在了党和政府经受大考的紧要关头，其背后蕴含的是*多万共产党员对党、国家和人民不变的誓言与责任。

彰显范文篇2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

党中央和国务院情系灾区、果断决策、正确指挥、公开信息，显示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快速救灾能力。总书记、总理身先士卒，亲临一线，靠前指挥，慰问伤员和受灾群众，鼓舞士气。并号召，抢救生命，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要作百倍的努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全党全军全民凝聚起抗震救灾的巨大力量。这一切，表明了党和政府全力以赴抗震救灾的坚强决心，是党同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动写照。我们党和政府抗震救灾的正确决策和迅速行动，坚定了灾区人民战胜灾害的信心，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爱戴和信任自己的领导人，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人民军队坚决执行命令，迅速集结，义无反顾地奔赴灾区，充分发扬了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地震使通讯中断，路桥摧毁，交通阻隔。是人民子弟兵，争分夺秒，不分昼夜，没有道路就徒步开进，道路毁坏就抢修道路，没有空降条件就盲降、强降；是人民子弟兵，最先突进灾区报告灾情，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依据；是人民子弟兵，最先投入抗震救灾第一线，迅速抢救废墟下的生命，救治受伤群众。以党指引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宗旨为宗旨，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这就是新时期我们最可爱的人。有了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这样的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任何灾难都是可以战胜的。

灾区党组织奋起自救，凝聚力量，是震不垮的战斗堡垒。有的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组成党员抗灾自救突击队，立即投入抗震救灾工作；有的组织“敢死队”，冒着强烈余震的巨大危险，抓紧抢修垮塌路段，打通灾区生命线；有的重新组织力量，自觉地履行职责，哪里最需要就赶往哪里，把满腔的热情献给受灾群众，让群众深深地感受到了党的温暖。大量事实证明，不怕灾难、挺身而出、顽强奋斗的基层党组织，是稳定人心的主心骨、是排危除险的先锋队、是扶危济困的贴心人，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

彰显范文篇3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一条路：一条光明之路，一条幸福之路，一条通向繁荣富强之路！长征是一首歌：一首英雄赞歌，一首胜利凯歌，一首惊天地泣鬼魂的歌！长征是一幅画：一幅山水风情画，一幅人物肖像画，一幅二万五千里历史画！

进行在30年代的长征，是中外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谋求解放和发展的凯歌。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上伟大、壮观、神奇的一页，虽已翻阅过去达70年，但是，长征精神却具有永恒不变的历史价值和光照千秋的缤纷异彩。七十年前的今天，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八万红军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从南中国的崇山峻岭中开始了漫漫长征。长征路上，面对着自然界种种艰难困苦，地方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他们都毅然挺过去了。瞧！那冰冷的空荡荡的十三根铁索，他们“飞”过去了；瞧！那高耸入云的大雪山，他们翻过去了；瞧！那杳无人烟的草地，他们踏过去了。在整个长征的368个日日夜夜里，他们一共爬过了18座崇山峻岭，渡过了24条湍急的河流，穿越了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大大小小的城市，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部队的包围，挺进和顺利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这支由年轻人组成的红色大军，面对着30万武装精良的敌军，携带着数量庞大的辎重，在一个地球上最为险峻的地带迂回穿插，最终征服了二万五千里的艰难险阻。

长征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典范。纵观整个长征的过程：放弃湘西，转向贵州；舍弃川西，北上陕甘；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每一个战略方向的改变，每一项战略任务的确定，每一次战斗胜利的取得，都无不与探索和求实精神息息相关。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艰苦奋斗精神的楷模。长征途中，红军将士面对的是一条条波涛汹涌的大河，一座座巍然耸立的雪山，一片片茫无涯际的草地，前有敌军，后有追兵，可就是在这“敌军围困万千重”的逆境中，红军转战两万五千里，终于从100万的敌人中杀出了一条生路。

长征是充满着无私奉献精神的史诗。无论是难以自拔的沼泽，还是茫茫无际的草地；无论是皑皑白雪，还是飞机大炮；无论是酷暑严寒，还饥饿干渴…红军将士都抱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与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将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死的威胁留给自己。

彰显范文篇4

清晨，当黎明的曙光射进教室，我已静候在三尺讲台旁聆听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那是天底下最动听的乐章，而我仿佛在享受人世间最美的旋律；黄昏，踏着最后一抹儿夕阳，我目送他们安然的离去，我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夜晚灯光下，看着孩子那稚嫩的笔迹，在我严格要求之中，逐渐成熟起来，我便感到：这就是我人生最大地追求与安慰。

然而，工作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班里淘气韧性、不求上进、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自暴自弃的学生时常有之，他们常常使我头疼万分，不知所措。但身为人师的这颗心告诉我：不要放弃！每一朵花都有盛开的理由，每一颗草都有泛绿的时候。用爱去宽容他们，呵护他们，赋予他们怒放的生命。我相信：野百合也有美丽的春天。

二十年的工作实践，使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感悟，特别是做为一名班主任，既要有严师的风范，又要有慈母的情怀。人生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失去母爱的痛苦。今年的正月十五，当我们沉浸在合家团聚的欢庆时刻，而年幼的他却承受着失去母亲的悲痛，我心里在痛恨这位年轻的母亲自私冷酷、不负责任之余，更多的时候是对他充满着忧虑与同情。我该用什么方式来抚慰这颗受伤的心呢？开学那天，他一如既往地来到学校，当我真正地面对他时，我觉得一切言语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沉默了好久，我说：“到老师跟前来好吗？”我牵着他的手，望着他那无助的眼神，那颗幼小的心灵现在也许还无法丈量生与死的距离。我轻轻地告诉他，你知道吗？你不在的这几天，我们都很想你，同学们有很多知心话想对你说，你一定要坚强！你是男子汉！几句简单的话，使他顿时泪如雨下。他哭着说：“会的，老师，同学们，我一定会坚强！”在以后的日子里，学习上我们时时关心他，生活中，我们处处照顾他。我惊喜地发现：久违的阳光又一次回到他的脸上。公务员之家

彰显范文篇5

歧视，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仅为简单一句话：不平等地看待。歧视本是人的一种主观思维活动，属观念范畴，也无所谓贬褒。只有当它具有了外在性或者说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他人的时候，亦即由不平等地看待变成不平等、差别地对待时，才进入社会范畴。歧视的范畴极其广泛，首先我们需要承认，并非所有的差别对待都不合理，因为对于个体的人而言，差异是存在的，这其中有自然属性的差异也有后天努力所形成的差异。根据后天努力所形成的差异进行区别对待，比如根据技能和知识，恰是促进人发展的动力。而只有以自然属性差异为标准进行的差别对待才构成需要社会加以谴责和禁止的歧视行为。对此，欧洲国家早有判例法明确指出：并非任何区别对待都等于被禁止的歧视，只有那些没有客观或者合理理由的区别对待，即非追求合理目的或者手段和目的不相称的区别对待才是被禁止的歧视。

从社会文明的角度来看待那些非合理的歧视行为，概源于其构成了对现代社会人类平等权利的威胁和侵害。人类本能中存在天生的利己倾向，会选择风险最小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这本无可厚非。但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意味着人类必须作为群体来生存才能实现群体的利益最大化，亦即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兼顾他人的利益，因而文明必须有超越人类自身本能的标准。人类社会业已认识到，文明社会的最基本标志不仅是GDP等那些物化的指标，而是每一个个体的人在社会中能不能得到平等的尊重，人能不能关心同类，能不能关爱弱者，能不能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得到基本的尊严。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歧视行为由于构成了对他人的权利特别是平等权利的威胁和侵害，因此社会就需要通过立法、道德或其他约束方式来加以禁止。

在一个标榜文明的社会中，之所以要明确反对包括就业歧视在内的诸多非合理性歧视，首先是宪法价值的需要。因为平等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最基本性的权利，而平等就业权更是人类个体权利中最具有民本意义的重要权利之一。在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现象中，被歧视群体往往是社会上某方面的弱势者，他们因先天的自然禀赋或其他非主观因素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而使他们能够在公平竞争的规则下避免因自身的非主观因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从而获得基本平等的劳动权利和就业机会，甚至为了兼顾更广泛层面的社会公正而得到特定的保护，是文明社会公民平等权的必然要求。

其次，反对就业歧视也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需要。人类进入商品社会以来，公平与效率便构成了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在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固然是其经营自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这种建立在企业逐利本性基础上的自主性权利必须要符合基本的社会公平原则，必须以不侵害特殊群体的平等权利为前提，为此企业也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也正是因此，已被广泛认同的《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性公约均把劳动权作为基本人权并上升到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高度，要求加以特殊的保护。

最后，消除不合理的就业歧视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平等进入和机会均等。在当前我国特定的国情条件下，严峻的就业形势和贫富差距扩大化已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必须正视并需要妥善解决的重大课题。无论是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还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来看，如果不能够在程序上保证各群体的包括平等就业在内的劳动权利，不能在分配体制上适度改善群体间的收入不公和差距过大，不能在机制上破除非自然垄断的职业壁垒，实现文明社会所要求的平等、公平与公正只能是一句空话。

彰显范文篇6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独创的工作方法，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搞好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有力保证。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教育人的手段，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十分重视和倡导的工作方法。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教育人的方法，常常是通过教育者的理性分析、言传身教，道德灌输等方法，通过“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的教育形式，让被教育者在思想、认识、观点、立场等方面得到提高，从而达到启迪被教育者心智的目的。

今天，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认知水平、价值取向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们的这些变化，无形给思想政治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换言之，也即无形地向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确保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在人们价值取向出现变异的情况下，如何确保被教育者转变观念：在人们善恶标准出现扭曲的情况下，如何让被教育者树立正确的认知标准。

思想政治工作要与时俱进，要创新，这毋庸置疑是党建工作者们共同的愿望。但，究竟该如何创新，该如何与时俱进，党建工作者们在探索，在尝试。今天，总书记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新名词，这无疑是为思想政治工作指出了方向。

据一些专家解读说这两个新名词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思路的新变化”。“以前思想政治工作是教育人，现在提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体现了执政党对人的关怀、社会对人的关爱，严肃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始关心人内心的感受，这拉近了执政党与人民的距离。”

人民是一个政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社会得以发展的有生力量。关注民生，也即为关注了党的千秋大业，关注了民情，也即为关注了党的执政地位。

由总书记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新字眼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已经发生了变化：民生、民情、民本成为共产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改善与百姓的关系成了共产党的首要工作；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成为共产党的工作目标。

“人文关怀”、“心理疏导”，充分彰显了党中央的人本情怀。

彰显范文篇7

一、描写对象由主我到现世的逆转:女权对男权的依附与摈弃

施老小说中的描写主体都是以男性为注脚，其作品笔下叙事中的女性亦成为男性觊觎的对象。《蝴蝶夫人》收录了施老不少经典短篇小说，如《上元灯》、《将军的头》、《薄暮的舞女》等。施老早期的小说对男女情爱和两性关系的描写带有诗意的论调，但经常把传统的文化心理诉诸笔端。如《将军的头》在单纯表现情欲的基础上糅合了情欲和种族的双重推力。《石秀之恋》有极其浓烈的弗氏学说味道，文中认为石秀的行为是情欲和伦理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斗争的极限导致性变态甚至性虐待。在其作品中，女主角也偶尔会偷窥男性。对施老而言，其作品也认为西方生活方式属于“新潮”和“时髦”的代名词，同时也暗示了一种走在时代尖端、更为“新潮”的生活。诚然，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具体生活的实践者，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并非虚构。在这个阴阳合一的世界中，男性与女性不仅是对立的而且也是统一的。在传统的价值理念中，女性是天然的弱者。在远古时代，女人属于天然被保护的对象，男人在外狩猎，女人在家生育，这犹如现代的男耕女织。但男性与女性的交融不仅体现在生活本身，更多的是为了将每个生活事件的线索捋顺，都必须从一项计划中勾勒出，就必须将神秘的东西统统地抛弃。波伏娃曾说过，宗教、诗歌等文艺形式中推演出来的从来不是来自女人本身，因为男人把女人弱化了。如《薄暮的舞女》的主人公素雯本是一届舞女，但其非常厌恶现实社会给予她的舞女生活，为了摆脱生活的窘境，素雯把脱离苦海的念想寄托于交往的情人。正因为如此，在男性视界中，女性时常成为被欲望化和色情化了的尤物。再如《蝴蝶夫人》中，耐不住寂寞的李老太总是习惯性地撅起嘴:“九点一刻，我要回来睡觉了，她耸耸肩膀走了。”其实，老太太非常希望得到丈夫的陪伴，她撅起的嘴和延后回家的时间都是其对寂寞的表露。而施老在其作品中正是通过无拘无束的蝴蝶来完成女性对男性的心理依赖。石秀杀嫂的故事(《石秀之恋》)中，虽然经过了施老的精心安排，但潘巧云在小说中仍然扮演着一个喜欢勾引男人的淫妇角色。《花梦》、《梅雨之夕》和《闵行秋日记事》这几篇作品大多是在刻画男子的猎艳心理。在人类文化史上，蝴蝶更多的是诠释了女性的魅力。在施老作品中构造的爱情神话中，女性在构建主人角色的同时，也赋予男性更多的责任与关照。男性却在维持固有现状的同时，也不得不逐渐放弃自己的主体地位。

二、女权符号的外化标签:异性互引的伦理界限

蝴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具有浪漫的寓意。中国文人都会将翩翩起舞的蝴蝶视为自由的象征。无论是庄子《齐物论》中的蝴蝶梦还是《梁祝》中的化茧成蝶、比翼双飞，以及在弗洛伊德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性文化镜像中都清晰可鉴。不难看出，施老是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范式来研究性别的互引还比较鲜见。弗洛伊德认为，性和欲一脉相承，情和欲的争辩也时常跨越时空的距离。在中国，“女人祸水”论是妖妇形象产生的心理基础。但是，在老的小说中，男性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勾勒常常被异化为“天使”与“妖妇”两个极端。施老通过妖妇的描写直入人心，给“妖妇”以平凡，从而解构了传统意义上妖妇的本源意义。在施老作品中，《扇》和《上元灯》这两篇写得婉约优雅，隐约让人感到沁人心脾，完全勾勒出了生活中真实的女性。尤其在《上元灯》中，女主人公如同《浮生六记》里的陈小姐———曾经被林语堂大师认为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最可爱的妙龄女子。施老作品《将军的头》中对“溪边的青春少女”，“凯旋而归的无头将军”，有点类似聊斋中对正义的内心指向，男和女都是互相吸引，互相利用，其伦理界限不仅在于性别的对等性，而且也在于对女性更多的期望与重视。波伏娃曾说过，男人使神话合法化了，且自然地接受了书本中对“女妖”的认知与解读。《蝴蝶夫人》相应地被阐释为像蝴蝶一样的夫人，与有着爱神之称的彩蝶翅膀的暗合。蝴蝶在外表上都是美丽的，但在作品中蝴蝶不仅是“美人”，也是浪漫、自由与和谐的象征。作为爱情指向的尤物，对具有蛊惑力的女性，施老宁愿将她夸张美化，使其变成具有特征描述的象征符号，于是凭着蝴蝶的美，她便以神的身份成为受众加以褒扬的另一半。这样一来，女人和蝴蝶一样，成为施老作品中不可缺少的对象。施老作品把蝴蝶的化身藏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时时处处顶礼膜拜。在笔者看来，所谓神，在唯物世界里也仅仅是供人玩赏的翩翩蝴蝶标本。施老作品对蝴蝶的研究与对女性自由权利相互耦合，正是通过无拘无束的蝴蝶，来剥夺女性的主体地位。在作家的心中，只知道妖妇“可敬”与“可畏”，但并不知道妖妇为什么“可敬”与“可畏”。在施老作品中女权作为一种符号来诠释，通过女权彰显出男女性别互引的伦理界限。

三、女性自我权利的张扬:角色塑造与权利彰显

彰显范文篇8

在价值哲学的视域当中，人是意义世界或价值世界的主体。离开人的存在和发展，整个世界就成为一种主体“空场”或缺失的世界。这种与人无关的世界作为一种纯粹“物”的存在，其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因此，离开主体的存在和发展或者忽视主体的存在和发展，简单把人作为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和工具，片面谋求所谓物质财富的最大增长，就必然导致意义世界的价值流失和现实社会的道德沦丧。

不论是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还是作为价值评价的主体，都意味着发展要以人为本，评价领导干部的政绩也要以人为本。换言之，坚持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要求，也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和基础。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在尊重人、爱护人和关心人的基础上，充分满足人的需要。把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统一起来，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这不仅是对片面追求经济指标的“物本主义”发展观的否定，而且更重要的还是对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官本位”意识的消解。

“物本主义”的发展观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只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尽管“物本主义”的发展观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其特点都是把人的存在看成是纯粹的“经济人”的存在，把人的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工具和手段，把发展的目的看成是经济指标（GDP）的实现，把发展过程看成是对自然的不断征服和经济利益的不断扩张。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往往容易受“物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这种以物欲追求为目的的发展观在实践上必然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生态的严重破坏、环境的严重污染，乃至人格的严重扭曲和社会道德的严重失范。进入21世纪，面对各种恶性发展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人类迫切需要认真反思自己在价值观上所存在的急功近利的“物本”偏误，及时调整发展思路，以摆脱发展困境。

彰显范文篇9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来自）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一条路：一条光明之路，一条幸福之路，一条通向繁荣富强之路！长征是一首歌：一首英雄赞歌，一首胜利凯歌，一首惊天地泣鬼魂的歌！长征是一幅画：一幅山水风情画，一幅人物肖像画，一幅二万五千里历史画！

进行在30年代的长征，是中外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谋求解放和发展的凯歌。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上伟大、壮观、神奇的一页，虽已翻阅过去达70年，但是，长征精神却具有永恒不变的历史价值和光照千秋的缤纷异彩。七十年前的今天，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八万红军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从南中国的崇山峻岭中开始了漫漫长征。长征路上，面对着自然界种种艰难困苦，地方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他们都毅然挺过去了。瞧！那冰冷的空荡荡的十三根铁索，他们“飞”过去了；瞧！那高耸入云的大雪山，他们翻过去了；瞧！那杳无人烟的草地，他们踏过去了。在整个长征的368个日日夜夜里，他们一共爬过了18座崇山峻岭，渡过了24条湍急的河流，穿越了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大大小小的城市，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部队的包围，挺进和顺利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自）这支由年轻人组成的红色大军，面对着30万武装精良的敌军，携带着数量庞大的辎重，在一个地球上最为险峻的地带迂回穿插，最终征服了二万五千里的艰难险阻。

长征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典范。纵观整个长征的过程：放弃湘西，转向贵州；舍弃川西，北上陕甘；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每一个战略方向的改变，每一项战略任务的确定，每一次战斗胜利的取得，都无不与探索和求实精神息息相关。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艰苦奋斗精神的楷模。长征途中，红军将士面对的是一条条波涛汹涌的大河，一座座巍然耸立的雪山，一片片茫无涯际的草地，前有敌军，后有追兵，可就是在这“敌军围困万千重”的逆境中，红军转战两万五千里，终于从100万的敌人中杀出了一条生路。

长征是充满着无私奉献精神的史诗。无论是难以自拔的沼泽，还是茫茫无际的草地；无论是皑皑白雪，还是飞机大炮；无论是酷暑严寒，还饥饿干渴……红军将士都抱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与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将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死的威胁留给自己。

彰显范文篇10

公共性体现着一种道德理想和价值原则,它是公共行政学的逻辑起点和本质属性,是公共行政学赖以生长和发展的基础,是公共行政追求的目标。然而,在行政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传统官僚制行政理论将价值中立奉为圭臬,视效率至上为根本追求,把花最少的钱和最少的努力获得最大的产出作为衡量效率的唯一尺度,倡导开展工作和行为方式严格以书面和法定的规章制度为基础。传统官僚制行政理论家选择了一条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形式化理论建构路径,其所固守的“价值中立”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想,是一个被抽象掉内容、虚有其表的“公共性”,正是这样的理论建构方式把公共行政导向了行政公共性迷失的方向,并使之走上了片面的形式化道路,使西方国家行政实践一度陷入困境。

继官僚制行政理论之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倡导者们认为官僚制组织集权的、等级制的结构导致了行政的僵化、迟钝、缺乏竞争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官僚机构对组织规章制度的关注超过了组织目标的实现,导致了对公众需求的忽视,正是基于对传统官僚制行政理论及其实践后果的反思,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倡导者们提出了诸如顾客导向、绩效评估、结果为本、掌划分离、战略管理等一系列学术主张,试图摆脱传统管理主义对官僚行政的束缚和实现对公共服务质量和供给绩效的提升。然而,在实践中,新公共管理在管理主义的道路上滑得更远。诚然,与传统官僚体制相关联的术语是集权、规制、稳定性等;而与新公共管理相关联的术语是分权、市场化、顾客导向、灵活性等。但是,在这些“新鲜”的术语背后,“绩效”仍是其主要标准、“效率”仍是其主要目标。新公共管理沿袭了管理主义的传统,用企业管理的理念、方法和技术重塑政府,这同样具有鲜明的管理主义色彩。因此,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神话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是管理主义的一个现代翻版。它似乎既不新,也不“公共”。不仅如此,新公共管理理论将公民比喻为顾客,降低了公民的合法地位,损害了现代公共生活的公平性,导致了政府公共性资源的大量流失;新公共管理理论模糊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差别,唯效率为终极目标、无视政府的公共责任,导致一系列恶果:如公共精神缺失、政府忽视公私差别、盲目崇拜市场,片面追求效率,忽视民主、公平、正义等重要价值。新公共管理将“公共性”从西方行政学中逐步抽离,由此引发了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和实践的危机。作为对行政实践影响深远的理论流派,新公共管理理论和传统官僚制理论如出一辙,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行政公共性放置于边缘的位置。

管理主义导向的公共行政对效率过度追求往往带来行政公共性的丧失,引发社会的全面危机和公共行政学自身的学科认同危机。管理主义神话最终面临幻灭,新公共管理运动也将慢慢归于沉寂。传统的官僚制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无论拥有何种美好的初衷和愿望,但其导致行政公共性面临迷失的局面却是无可奈何的事实。战争阴霾、能源与环境危机、民族与宗教冲突等一系列持续而强烈的危机的到来,暴露出既往公共行政理论在现实面前的捉襟见肘。随着人类社会步入新的全球化、网络化、市场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公共行政亟需逃离致使行政公共性迷失的丛林。面对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的重重危机,面对行政公共性日渐衰微的困境,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闪亮登场。后现代公共行政是“后现代”话语跨领域使用的背景下形成,是后现代思潮、批判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运用的混合体,其理论基础包括两大方面:其一,后现论和批判理论为后现代公共行政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养分,并使其不可避免地带有后现代的烙印;其二,公共行政学的理论也形成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的重要知识渊源,尽管传统行政学中的几乎所有重大命题都将在这个混合体中得到批判和解构。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哲学家约翰•法默尔,在《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一书中,高屋建瓴地批判了官僚制的弊端,并从语言哲学的学科视阈展开了对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分析;福克斯与米勒则通过其代表作《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打通了政治学和哲学的话语壁垒,建立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独特的话语体系。后现代先锋派学者们在反思传统行政学理论和管理主义思潮的基础上,从批判现代性人手,颠覆传统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效率主义、独白式对话方式,利用自己具有锋芒性的哲学和社会理论创造出一整套词汇和概念集,建构起全新的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力求开辟出彰显行政“公共性”的话语途径。令人欣慰的是,在后现代公共行政学的话语理论中,我们终于找到了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应有的位置。

二、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对行政公共性之凸显

(一)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探寻

1•法默尔的出场

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话语构成了一切组织过程的中心点和主要方面,公共行政也不例外。法默尔基于对后现代主义及其功能方法的认识,赋予公共行政概念全新的诠释。所谓公共行政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语言。语言不仅仅是用来表达和交流思想的思维工具,它还是观念、方法、直觉、假定和强烈欲望的加工厂,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观,塑造着我们的形态和人格。这种反思性的语言范式是一种就公共官僚机构语言的潜在内容进行宽松协调的对话过程”,将“重新整理和安排”对官僚体制的思考[1]。法默尔提出了独特的话语理论,他指出公共行政理论即公共官僚机构的语言应成为揭示公共行政问题的动力机,他还探讨了如何解构官僚的效率问题。总之,法默尔一方面强调公共行政与现代性的关联性,认为公共行政理论作为一种认识和改变官僚体制的力量显然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他基于后现代的特质将后现代公共行政视为“对现代性思想的否定”,透过后现代主义,他指出公共行政语言形式具有特殊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企业逻辑以及解释学等方面的局限性,进而提出了可以引导我们对公共行政理论进行后现代重建的四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即想象、解构、非领域化和他在性[1]。由此可见,法默尔揭示官僚体制所隐含的深刻的价值冲突,意识到“官僚哲学”的研究意义,引领我们于公共行政的思维和语言世界中畅游,其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2•福克斯和米勒的解读

福克斯和米勒持有后现代思维方式,对传统治理模式进行了深刻批判,指出了现有的公共行政理论的局限和问题,他们批评传统公共行政所主张的实证研究方法;挑战传统公共行政所认为的绝对权威;批判传统公共行政独白式的对话。他们将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研究置于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之上,批驳了诸如公共管理学、制度主义、社群主义等目前广为流行的理论,致力于建构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他们尖锐地指出:“尽管传统治理模式已经死亡,尽管学术界不停地为其举行送葬仪式,但其灵魂仍徘徊于公共行政的上空,并在所有的管理理论方面以及在几乎每一个实际的公共机构中都能够看到它的影子……到目前为止,改革的努力不是试图超越传统的治理模式,而是使其复活。”[2]他们对民主代表负责制的反馈循环民主模式做出了深刻质疑,认为其并不是在任何一种所谓民主政治下都能起到作用。程序民主理论开始于个人倾向,然后集中于大众意愿,由立法机构编纂成法典,再由各级官僚机构来实施,最后由专门的选民进行评估,缺少可信性。……声名狼藉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政治方面并不能有机地服务于民主[2]。他们认为宪政主义实际上是在强化传统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而社群主义似乎也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提议。福克斯和米勒在对传统治理模式成功解构的基础上,从公共能量场、话语的正当性和真实的话语形式等方面建构了自己的话语理论。福克斯和米勒话语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公共能量场”,该概念是一系列不确定的现象学要素的集合,是现代物理学的场理论和现象学的方法相互修正的结果,它包含着情境、语境和历史性。它和建立在层级控制模式基础上的官僚组织显著不同,后者对于诸如官僚制、组织化等概念所意指的结构的关注,可以看作是对非规则、存在于外部的、可能的骚乱力量的排斥[2]。两位作者试图把各种联合体和它们的各种经验、目标或最终理论合并到官僚制中,而不是完全抛弃它,或者把它严格限定在韦伯的定义中本源的、历史的、现代主义的命令———控制的意谓中[2]。因此,公共事务就是这样一种能量场,在这个能量场中,有着各种能量和力的作用,它们各有自己的意向性或目的。意向性产生于身体———主体,它是为了能动性,为了行动,为了身体———主体。在公共能量场中,保持话语的正当性必须遵守四个规则:交谈者的真诚、表达的清晰、表达内容的准确以及言论与讨论语境的相关性。法默尔、福克斯和米勒等三位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家都由反公共行政对人性本质的质问转向话语分析,他们的话语理论是融合后现代的现象学、构成主义以及能量场等理论基础上建构的。尽管不同的学者在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立场方面存在一些区别,但他们的理论观点都具有反对将所有复杂现象简单抽取本质的反本质主义以及消解僵化话语并打破思想禁锢的反权威主义特征。因此,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语言或话语理论。这种话语理论以其另类的表达方式引起了轰动性的效应,也招致了尖锐的批判。例如,吉登斯、赫勒、哈贝马斯等曾批评后现代不合时宜、是华而不实的虚构等等。

(二)彰显行政公共性的后现代公共行政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固然存在晦涩难懂的缺憾和企图解构一切的冲动,但其理论成就和学术地位在公共行政学理论流派的演进历程中是不应被忽视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后现代公共行政基于独特的话语维度,开辟出了彰显行政公共性的“话语途径”,为公共行政领域开辟了新天地,其对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加以彰显,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后现代公共行政在对民主化行政的倡导中体现行政公共性。由于与现代性所强调或体现的理性主义、普遍主义、基础主义、确定性、权威性和中心主义相比,后现代以差异、断裂、多元、分解、零散性、破碎性、片断性、游戏性、或然性、散漫性等范畴表现出的不确定性、碎片性、反整体性及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化、反权威化等,着实对现代性进行了成功的解构。因此,一般认为,后现代公共行政包含民主行政、多元参与、责任伦理、权力解构、市场自由、弹性组织和放松规制几个方面[3]。在实践中,后现代公共行政思考公共行政民主化的问题,思考如何通过变革社会治理结构来实现公共行政的民主化。正是在对民主化行政的思考过程中,彰显了行政公共性的价值。福克斯和米勒对传统公共行政“非民主性”做出了准确诊断:“由于交流失去了对话所提供的真实性的检查,公共对话衰败了。……日趋没落的宏观文化和强劲的亚文化群———使民主意愿的形成和对话越来越棘手。这反而会导致一种伪政治,在那里,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专于抽象的政治符号假象而非业绩。……我们发现,在大多数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领域带有偏见的基础假设导致了当前还在继续的认知危机”。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两位学者认为公共行政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缺乏沟通的体系,换而言之,它就是一个话语霸权的体系,自上而下的指标、指令是必须逐级执行的过程,不容许有什么讨价还价,更不允许提出怀疑和表示异议。他们的这些论断这对我们转变思维方式并进行实践提出了重要的参考意见和现实指南。正如古德赛尔在《后现代公共行政》一书的序言中所言,“在公共行政管理领域的研究中,就目前来看,它代表了最高水平、在提高公共行政民主化和公共政策的质量方面迈出了积极的一步”。据此,后现代公共行政基于话语理论视阈来重新解读公共行政,超越了通过技术、管理手段的层面追求纯粹形式上的行政公共性,而更加关注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是对行政公共性开拓性的探索。

(2)后现代公共行政在对新公共行政学派的批判中彰显行政公共性。福克斯和米勒认为,新公共行政学派主张让非选举产生的公务员首先对宪法负责,其次才对选举的和政治任命的现行在任官员负责,通过这一方式将政治与管理统一起来。显然,新公共行政学派努力在民主与控制之间作出调解。但在福克斯和米勒看来,这一做法至多是“抛向在水中挣扎的官僚机构的救生圈,也是传统的环式民主令人耳目一新的、具有创意的替代品……这种方式已无法服务于后现代的管理”,因而其在实践中很难真正得以实现。在威尔逊首倡行政学研究的独立自主性、古德诺阐发政治与行政二分法、韦伯主张价值中立式的组织设计的理论背景下,公共性逐渐迷失了。官僚制始终是主导理论,只要官僚制占据主导地位,公共行政作为一个话语霸权体系的时代就不会终结。新公共行政试图去寻找行政公共性,使行政回归到政治。但是新公共行政的努力在后现代学者福克斯和米勒看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新公共行政运动的主张在实践中也没有真正得以实现。福克斯和米勒朦胧地意识到,只要社会治理在结构上分主次,存在一种“中心———边缘”的线型结构,在民主问题上,就会导致一种“伪政治”。新公共行政的民主行政理论同样难以超越官僚制框架,新公共行政理论并不比其它理论走得更远。在既有的官僚制框架中,公众参与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伪政治”,在公共行政过程中,就会拒绝民主。因此,对新公共行政的超越就意味着对官僚制本身的超越。笔者认为,这种批判无疑是深刻的,后现代公共行政更大程度体现了行政公共性,行政公共性在此更加有保障。

(3)后现代公共行政对行政公共性的凸显亦体现在其较之于社群主义更加彻底。后现代公共行政的理论家们认为,话语的准入应该是免费的。他们指出,和社群主义理想相比,话语理论是一种“弱”形式的民主,但是不像社群主义,我们不会被责备强迫人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追求自由。我们对话语理论并不完全满意,因为它没有包含社群主义所包含的那些“强”民主的方面。话语理论设想了一个所有人的民主,但是只有那些投身于公共事务的人会参与它。所有人,包括公共行政人员,只要接受了授权给他们的真实参与和代表的责任,就可以用他们的参与来加强民主。此外,福克斯和米勒设想了一种社区,在那里,有大家能普遍理解的话语规则以及参与互动型讨论会,不同的观点可以相互碰撞。易言之,就福克斯和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观点来看,到位的公共行政,是在提供基本公共产品的基础上,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实现公共产品的供求。这些观点无疑都充分体现了行政公共性。

(4)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从公共领域向公共能量场的转变最能彰显行政公共性。福克斯和米勒对美国现代公共行政的现状和理论进行批评性反思,传统行政学理论中公共政策的达成,基本上是官僚们自说自话的“独白式对话”的过程,他们用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符号取代它们源自的“现实”,并且构成社会所共享的唯一文化,公民基本上被这种话语所支配,因而不可能提出与政府政策不一致的对抗性政策建议,即使有这种建议,也没有正常表达的渠道,因而也就进入不了政策的对话过程。即使公共领域中有公民的参与,这种参与也无法对公共政策发挥实质性影响。针对“独白式对话”,作者福克斯和米勒的基础上,通过吸收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现象学与现代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建立了公共能量场的核心概念。公共能量场是一个充满公共意义并作为政治与行政的中介的理想共同体。公共能量场是公共政策得以制定和修改的表演社会话语的场所。从某种角度而言,公共事务就是这样一种能量场,在这个能量场中,有着各种能量和力的作用,它们各有自己的意向性或目的。在公共能量场中有三种不同的政策对话形式:少数人的对话、多数人的对话和一些人的对话。福克斯和米勒认为,一些人的对话优于少数人的对话或多数人的对话,而切合意境的意向性和真诚性则是挽救一些人对话的正当性之良方。概而言之,后现代公共行政对传统行政理论进行了解构与建构。解构是针对行政学的价值层面,具体而言体现在消解权威,解除官僚制,超越理性、解除正典。建构是对公共行政的价值重新塑造,即形成了后现代公共行政形而下的人性观、多元化参与行政,公共领域向公共能量场的转向,政策网络中的话语转向以及公共政策的公共共同体趋向。正是在解构与建构的学术旅程中,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家们从话语理论维度唤回了一度失落的行政公共性,此乃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卓越贡献。

三、后现代行政话语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作为质疑、批判现代公共行政实践的产物,既前卫又不无传统。然而,“后现代”一词毕竟在中西方不同的语境中存在天壤之别。西方后现代公共行政赖以生长的土壤是高度发达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而中国的公共行政尚不具备发达的工业化基础,无现代性的充分发展,就谈不上后现代,更用不说是后现代的公共行政。因此,我国距离“后现代”似乎并非一步之遥,中国政府和公共行政学界面对问题的复杂性、挑战性和严峻性却丝毫不亚于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政府面临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政府机构膨胀、管理成本递增、财政负担加剧等问题。面对这些巨大挑战,我国政府如履薄冰,困难重重,一度面临信仰危机。地方政府则对此难辞其咎:地方政府决策缺乏科学化、民主化和透明度,行政效率低下,存在一些失信于民的现象;官僚主义盛行,公共领域腐败问题严重;政府忽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的“缺位”、“错位”、“不到位”;政府责任意识淡化,行政问责制不健全;政府领导人出现“能力恐慌”,缺乏应对复杂公共事务和危机管理的能力;地方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公,多头执法,执法扰民,执法监督不力。由此可见,政府的低效率、腐败等问题引发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仰危机。

中国公共行政信仰危机的根源何在?通过反思与批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不足是我国公共行政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公共性在我国的缺失,主要归咎于政府本位的公共行政理念,而公民参与意识的贫乏则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传统管理理念中“官本位”思想和“全能政府”理念一度作祟,公共权力的人往往误把自己当作权力的所有者和社会的主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把公共权力的所有者和委托者当作公共权力统治和管理的忠实对象和观众,强调公民对政府管理的高度服从的义务。长期以往,公民也逐渐习惯于服从政府的管理,甚至依赖政府和官员替自己做主。“官代民言”,某些乡镇政府的官员实际上剥夺了农民的话语权。有时候政府不是问题的解决者,反而成为问题的制造者,这样,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一种鸿沟,这种距离导致了我国公共行政过程中公共性普遍缺失。公民参与意识的贫乏是一个历史顽疾,传统臣民文化和官本位文化抑制了社会公共空间和公民的主体地位,公民缺乏真诚参与公共事务的态度,最终造成了公民参与意识淡薄、公民精神的孱弱和信任匮乏。中国的公共行政面临困境的真实写照便是,“传统挥之不去,后现代招之不来!”中国的公共行政和西方的公共行政均在不同程度上面临了由于公共性缺失所导致的危机。彷徨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于西方与中国之间,中国公共行政何去何从?放宽历史的视野,公共行政的“溢出效应”表明中西方公共行政有一定的可通约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的后现代公共行政为我国的公共行政既开辟了理论新天地,又为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路径。我国学术界历来十分重视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研究、借鉴及批判。就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而言,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及其以前全部西方人文传统的一次大质疑和大改写,其弊端在于:后现代公共行政在批判与反叛现代公共行政中走向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某些后现代公共行政学者对现代公共行政的批评走向了偏激、固执和自负。但实事求是地说,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取得学术成就迄今为止尚无先例。如丁煌教授所言,后现代公共行政学哲学认识论浓厚于行政管理本身,该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可能优越于具体公共行政问题本身;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意义,方法论层面的理论探讨对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发展具有更重大且深远的意义。

处于转型时期中国政府面临多元性与复杂性的环境,社会问题的日趋复杂性,使政府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空前增加。后现代的话语民主理论并非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其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穿越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指引,中国公共行政学界将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自觉运用到我国公共政策制定、公民政治参与、地方治理的研究中,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学者认为,后现代公共行政所倡导的哲学理念和方法同时恰恰似曾相识地可看作是向我国古老的“中庸”、“权变”等政治思想的回归,充满着政治智慧的中国人不仅可以从容应对历史对之的政治挑战,而且今天依然可以在再建自己的政治文明中继往开来地重铸时代的辉煌[4]。有学者指出,尽管我国现阶段无法直接吸收后现代公共行理论作为改革的政策选择,但可以提炼其中富有启发的理念,意在开阔眼界、启发思路[5]。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启迪和影响下,有学者将行政主体间性用于分析我国错综复杂的府际争议问题。行政主体间性倡导理性、创制规则,尊重多元行政主体的独立性,破除行政级别窠臼以实现多元行政主体间的全方位交流,营造排除强制力介入的自生自发秩序,实现后现代语境的多元政府间良性互动[6]。在实践方面,中国学者亦进行了深入研究,有学者欣喜地发现,后现代公共行政以“平等、自由、参与”等为价值取向的话语民主理论与公共行政精神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普遍形成与善治的实现[7]。还有学者通过对近年来我国一系列典型“焦点事件”的定类统计分析,指出后现代性在我国公共行政领域中已非常明显,从某种程度而言,解决行政问题需要在“公共能量场”上完成,但由于“拐点时期”管理情境的特殊性,话语理论在我国具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即零星对话→公共能量场→公共能量束→公共行政议程→结果,根据该规律,我国“拐点行政”有两种走向,即“审议行政”与“民意数据挖掘”[8]。

中国学术界对后现代公共行政的研究不能浅尝辄止。与之同时,“公共能量场”可在我国公共行政实践中屡见不鲜。始于1999年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历经起步到逐步完善的过程,由“无主题变奏”到“有主题商议”;民主恳谈被引入基层重大事项决策过程;民主恳谈的制度化阶段,将镇听证决策制度与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衔接,将村级、村民议事制度与村民代表大会制度相衔接。[9]从温岭市的恳谈会中,有学者指出民主恳谈与后现代公共行政理念的契合性,民主恳谈是一种对话机制,民主恳谈是“一些人的对话”,乡镇民主听证制度和村级民主议事制度是不同层级的“公共能量场”,尽管民主恳谈模式曾经遭遇一定的现实困境,但通过完善制度设计,我们可以预见其美好的未来。继民主恳谈之后,2002年伊始的南京市“市民论坛”活动,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开展的“政府上网工程”,在某种程度上为实现这种“公共能量场”中的话语民主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土壤。言而总之,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已在我国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实践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政府如今也并非唯一的“元语言”,而是通过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话语民主”,达到共同治理,通过社会资本的培养和释放,加强政府责任,形成民间与政府之间的协商网络,以实现治理的有效性。

四、结论与探讨

综上所述,传统官僚制行政理论倡导行政价值中立,以工具理性和技术化手段去追求公共性,它仅仅实现了形式上的公共性,却丧失了实质性的公共性,导致了行政公共性的迷失。新公共管理学派为超越官僚制作出过不懈努力,在实践中它具有强大生命力,但忽视了公私差别,盲目崇拜市场,片面追求效率,对公平、公共利益和民主等政治价值视而不见,其在编织管理主义的神话故事的过程中,仅是对官僚制管理主义传统的延续,没有实现行政公共性的复兴,反而导致自身在回归行政公共性的问题上渐行渐远。与新公共管理学派相比,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家们并没有简单地喊出“摒弃官僚制”的理论口号,而是站在哲学的高度构建其话语理论,藉此凸显了公共行政的“公共”色彩,为行政公共性的复归指明了前行的方向。后现代公共行政高度关注问题或政策旨在达成的目标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其核心概念“公共能量场”直接指向在公共行政的实践,具有强烈的“问题解决导向”,赋予后现代公共行政鲜活的现实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