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范文10篇

张居正范文篇1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见的一位。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1)。

“救时”，是很高的称誉，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改革发生在明朝后期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1582)，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这是国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进则亡。

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传奇的人生。

这个出身湖北江陵的农家子弟，自幼就以神童蜚声乡里，十岁通读四书五经，十三岁作了《咏竹》的绝句: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

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显示了他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人，主考的湖广巡抚顾*慧眼识俊杰，看到这少年的不同凡响，故意使他落选，让他经受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奋进。果然，三年后张居正再度赴试，一举成名，时年16岁，成为最年轻的举人。顾*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带的玉坠赠给他，鼓励他成为辅国的英才。

张居正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明通鉴》说:“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这是清代人对他公允的评价。但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毁誉纷纷，人们对他是非功过的评论，众攻，相互抵捂，不胜其多。在《万历野获编》、《涌幢小品》、《五杂俎》、《定陵注略》、《寄园寄所寄》等明清笔记中，为张居正是否陷害朋友，接受贿赂，

勾结内监，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是否暗通关节等等，有的责难，有的辩解，褒贬不一，而至“人情汹汹”，这样多的是非荣辱集于一身，在历史上也不多见。

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遭遇到不幸。如果说，这一切在历代改革家的经历中并不鲜见的话，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辅张四维，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有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也属闻所未闻。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二、临危受命

明朝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明初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

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怠。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这种现象，不仅在封建王朝历史上见所未见，到清末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2)，“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3)。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

财政上的困难比政治危机还要紧迫。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4)，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万两，而支出达到400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

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根据《明实录》的记载，隆庆年间的农民起义共有三十多次，年平均数还低于明初洪武年，大都是零星、分散的打家劫舍式的小股队伍，尚未对王朝的统治构成主要威胁。列宁在论述俄国革命规律时，曾经把下层不愿照旧生活和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作为起义成功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在阶级斗争还没有全面激化，统治机构却已经瘫痪，达到不能按照原样统治下去时，却可能先期爆发执政危机。嘉靖、隆庆年间政治、经济的动荡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这是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统治阶级中并非没有开明人士力图改弦易辙，但都难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5)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无能通观全局，驾御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他们都是首辅中的干才，为了兴利除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问题在于，这种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改革没有击中要害，更没有触动政治、经济的主要流弊，因而无能支撑破败的帝国大厦，所以，他们都很快地败下阵来，狼狈离职。

张居正则是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时局的败坏，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

目极心如*，顾望但怀愁。(6)

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厌六年(1572)，意外的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神宗，即北京定陵的墓主)。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得以循序升为首辅。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成功之道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他有句名言:“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非耶?都已成为既往。历史关注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策，使王朝转危为安，力挽狂澜于既倒!

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一)、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7)“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8)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9)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10)，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11)，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12)的主张。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

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恶势力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他还依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13)

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二)、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

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但是官官相互，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张居正为政不久却取得成功。主要办法有三条。

其一，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

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14)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其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15)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三)、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16)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17)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18)

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19)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见议，也不该不听从。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20)这在言必称孔孟，道先贤的时代，提出不体察民情，便是学业不到家的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他自憾位居高官，对民间猥俗犹如隔岸观花，不如底层下属了解民间疾苦。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

对于有些道学先生借口天象灾异攻击新政的无知行为，他在严加批驳中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撰写《葬地论》，认为人一死，精神消散，僵硬的遗体如同土石一样，不复再有知觉。世人所谓人死变成鬼神，风水吉凶预兆祸，等等，都是一派胡言。自古以来，尸陈山野，鸟啄鹰食的，子孙后代也有显贵人士；风水再好，也不见朽木再生，枯骨复华的，哪能长保后代的富贵?又说:“葬者，藏也。”就是避免尸身外露而已，没有什么深文大义。在《杂著》中又进一步说明，人畜死于雷击，是因为偶然与雷相撞，受到火气烧灼，身上留下焦纹是自然现象，并非符咒。张居正的无神论思想不仅反击了猖獗一时的迷信说教，也表现出对祖宗家法的批判精神，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由此可见，张居正改革是并不是一般的政策变动，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正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形成自己的新政系统，所以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把改革推向前进。

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21)重现出现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这丰硕的成果已经载入史册，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四、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

这十年成效得来并非易事，一事一议都历经艰难。这不仅是因为改革要触动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顽强的抵制，还因为封建体制发展到明后期，已经衰老而僵化，能允许改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态，因循守旧，姑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变动，稍许更新，也不易为现实所接受，连反对张居正的著名文人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文吏不习见祖宗制，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相率而为怨谤。”(22)对此张居正有敏锐的感受，他说:“明兴二百余年矣!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23)

当此因循难振之时只有顽强破除积习，才能打开局面。海瑞秉公执法，遭受非难，他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谣之议，褒奖奉法之臣。在惩办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有人攻击他“执事太严”(24)，借口雷击端门，胡说上天降灾，要求撤消新政，他鄙夷地申斥:“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25)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由于对反改革的势力无情反击，所以能消除阻力，把新政引向前进。

但是，反对派并不轻易消声匿迹，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一离任，形势可能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26)，“背公议而殉私情”(27)，“亲死而不奔”是“禽彘”(28)，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侧目而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29)对于“恋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恋字一字，纯臣所不辞!”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30)进行无情打击，致使反对者再也无力公开抗争。自此，反改革的斗争不再表现为正面的冲突，而是用隐蔽形式，暗传各种流言蜚语，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按朝廷的旧规矩，京师冬天，皇帝要赐朝臣貂皮帽以御风寒，这一项支出要花费数万缗，为了节省开支，张居正带头不带貂帽，革除这项赏赐本是一件好事，有人却放言，这是张居正吃春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31)万历五年和八年，张居正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此事招致非议，其中是否有弊，史无明证，但这一件未经证实的流言，广为流传，至今也未弄清楚。似这类传言令人不胜其眩，追寻又莫究其端的事例不胜其多。张居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有可能怯于人言，畏缩不前。然而对这一切他都处之泰然，认为“浮言私议，人情必不可免”(32)，不必大惊小怪，只要认定所作所为合于安邦定国之理，“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33)，在新政遭受非难时他扬言:“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34)任其“谤书盈箧，终不为所动”。不仅如此，他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称:“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也。”

张居正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魄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据此指责他“时政苛猛”、“刚鸷”等等，也有人为之辩解说:“人习于玩，一旦法绳，若见为苛，而居正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一二非常奇举，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挟术。”(35)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中，如果没有这样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改革将会寸步难行，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勇气，才使中央政权内部没有出现北宋改革那样强有力的反对派，不象王安石变法几起几落，新政因而较少引起正面冲突，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功效显著。可以这样说，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张居正在主观上具有把新政引向胜利的忠诚和能耐，16世纪后期的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充分活动的舞台，使他主导了王朝败落时期重又复苏的新局面。

五、祸发萧墙

由张居正个人主导的这场改革的成功，也预示身后隐伏的危机，这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发难，张居正满门查抄，家属饿死十多人，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至于他一腔心血建树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

废除新政，首先从放松驰驿的限制开始，恢复权贵乘驿的特权，继而取消考成法，一切皆与新政反其道而行之，“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36)

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身后一败涂地”。

为什么苦心经营十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却一朝颠覆，毫无招架之力，从客观上说有两个原因:

(一)、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张居正的威势是因为代行皇帝的权力，反对派不足与之抗衡，但这只是为时不久的特殊条件。新政初期，神宗是个不甚解事的少年，张居正是他的老师，处处听从张的指点，对改革自无二议。随着年龄的增长，神宗已成长为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至上的皇权刺激他无限膨胀享受一切的欲望，对张居正规劝戒游宴，节赏赐，却珍玩和勤读书的说教已有所不满，这一裂隙早就被反对派窥视在心。帝权和相权本是一组相依相克的矛盾，权高振主，遭到皇帝的忌恨，往往成为宰相的悲剧，张居正也不例外。在皇帝年幼时可以忍受的，到成年却成为削夺相权的口实。张居正暴病身亡后，反对派的发难首先得到皇帝的支持，落井下石的，乘机报复的，群起而攻之，祸延所有支持改革的官员，不到一年改革派被清洗殆尽。

十年新政，毁于一旦，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执政者面临社会危机的时候，苦于谋求出路，保全统治地位，可能同意或支持改革，从而约束自己的贪欲，一朝改革初见成效，危机解除，贪婪的阶级本性又促使他们摆脱改革所带来的节制，进而废除改革。在皇帝一言定法或废法的时代，政以人举也必将以人亡。成于斯者败于斯，这是专制主义政体下政治变迁和社会改革的普遍现象。作为改革家的个人命运与新政连为一体，往往以喜剧开场而以悲剧而告终。虽然他们鞠躬尽卒为王朝解除危机，但终将成为王朝统治的牺牲品，这几乎是地主阶级改革家难以逃脱的命运，商鞅车裂，王安石郁郁而终，张居正也不例外，重蹈了他们的覆辙。

(二)、改革思想的局限是致祸之由

张居正以近民便俗为改革的依据，是超群出众的见解。但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37)高度赞扬“政必法祖”(38)的精神，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变法，“法祖”是反对改革的旗号，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誉青史，但这旗号到张居正手里却变成新政的法宝。固然，皇帝年幼，首辅出身的门第不高，需要借助祖先亡灵来稳定统治，这是不得已的方式。但是寓革新于法祖这种思想模式的出现，并不决定于改革家的个人品格，而是隐藏在这思想后面阶级关系的制约。16世纪的地主阶级经过漫长的岁月，已经迈过它的黄金时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的历程，使得统治阶级的眼光愈来愈趋向保守，即便像张居正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这个阶级局限，提不出远大的政治理想。凋零的现实给了他今不如昔的教训，国初的兴盛局面又常常令他心醉神往。“每思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39)其后“法之不行，人不力也。”(40)他把明初的法制看得尽善尽美，只是由于不肖子孙违背祖制，才逐渐败落。所以他努力的目标是“守成业而致盛治”(41)，“日取祖宗之法修饬而振举之”(42)。这就是按照旧规章，绘制新蓝图。所以“法祖”对他而言又不仅是方式，更是一种社会理想。“寓法祖于革新”的思想较之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气魄，革新精神大为逊色。这种守成的社会理想，前进而又怀旧的精神状态，使他袭用进取不足的旗号，致使他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没有鲜明的旗帜，甚至给对立面提供口实，御史刘台就此责难改革说:“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以祖宗法正之。”(43)洋洋洒洒反对新政，用的就是法祖的名义，这就在实践上增加了改革的阻力。

打击不法权贵是新政致力最多的重头问题，其出发点是为了“严治为善爱”，告诫他们“但能守法安靖，自可长保爵禄。”(44)贯彻封建法制，打击不法权贵，是为了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也是为了保全权贵们永远的荣华富贵。改革体现的是以朝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其中也包含权贵的利益。这种性质决定改革与反改革的分歧，是在同一阶级内部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争，它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两者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激化，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缓解。随着地主阶级的日趋保守，能够体恤王朝整体利益的社会力量愈来愈加单薄，即使地主阶级中最有为的政治家，其革新精神也相应地减弱，所以改革是触动不深的社会改良运动。这也决定了改革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也不可能真正摧抑豪强，往往是浅尝辄止，半途而废。以清丈土地为例，补税的范围只限于自置田地中非法占有的部分，对大批钦赐的田地，不纳粮税的不在清丈之列。凡是清出的土地，一经交税，就可以合法所有，这虽然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却不能解决土地高度集中的弊病。清丈也不彻底，欺隐舞弊的弊端，犹如鼠穴，此塞彼通，难以堵绝。所以《野获编》说:“励精之始，力杜*门，以后又渐滥觞。”

权贵的不法行为经营日久，盘根错节，对他们打击而又虎头蛇尾，不能真正铲除，只会刺激他们的不满和仇恨，以致贻留后患，一朝反扑，反遭其害。张居正身后罹难一大罪状就是“假丈量遮饰，骚动海内。”他的一番苦心招来的却是残酷无情的打击，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六、末世英雄的悲歌

作为一个改革家，张居正不愧有杰出的才干和坚强毅力。他治学，人谓:“最称严核”(45)；他治家，人谓:“教子极严”(46)；他治国，人谓:“有才有识，故能担荷宇宙，勿徒以权臣相拟。”(47)风云际会中形成他刚毅、深沉、傲然、机警的品格，在改革中充分展示了他卓而不群的风采。然而，他骄横、专断、偏狭，喜奢华，且好听阿谀奉承之词，致使他用人选才失误，加速新政的破灭，是改革失败的主观因素。

张居正生前起用了一批得力的改革派，其善用文官武将的佳誉已经载入史册。但他在用人方面唯一也是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及时物色一个能肩担重任的后继者。他并非是没有深谋远虑之人，但他从没有想到由于他威权独揽，气势夺人，以至没有第二个能孚众望的继承人取代他的声威。刚愎自用，偏听偏信，使他自蔽视听，不能客观地考察人选。更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当58岁精力犹旺之时，一场宿疾痔疮的复发，三个月即告病危。弥留之际，匆促接受司礼太监冯保的建议，保举原礼部尚书潘晟入阁，潘本是平庸之辈，还未上任即遭弹劾而辞职，继任者是一向受到张居正垂青的张四维，此人家资万贯，倜傥有才，但品行素来不端，可他攀附权势，曲意奉承，“岁时馈问居正不绝”(48)，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一朝大权在握立即转向，起用一批被张罢职的官员。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的李植，就出自他的门下，废除乘驿之禁也是他的授意。继任的申时行也是张居正的助手，他以一手漂亮的文字博得张居正的欢心，于万历六年入阁，协理政务。但他的为人正如明末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评价:“柔而多欲”(49)，是个貌似宽厚，实则利欲薰心的伪君子。张四维回乡奔丧，他继任首辅后，拟旨宣布张居正“诬蔑亲藩”、“专权乱政”、“谋国不忠”(50)等几大罪状，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在他主政期间一切新政全都报废。如果没有这样的两面派和伪君子窃居要职，推波助澜，新政尚可延续时日。张居正英明一世，却毁于偏好奉迎，没有洞察埋伏在身边的异己分子，以致祸发萧墙，遭此败北。

张居正熟读经书史籍，对历代改革家的厄运并非无动于衷，明人史书记载说，他晚年“亦自知身后必不保”(51)，但他仍然矢志不移推行改革，一再嘱告下属:“诸公宜及仆在位，做个一了百当。”(52)充分表现出他的坚强意志和自我献身的精神。虽然他有过人的胆识和魄力，驾驭群臣有使“百僚皆惕息”(53)的威势，但他无法变更改革蕴有的脆弱性质。这是时代和阶级注定的局限，不以他个人刚强性格为转移地呈现在新政之中。

可以说，张居正的失败也是他的成功招致的必然结果，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时代改革家很难幸免的悲剧。他以一农家子弟，登上宰相的宝座，推行皇亲贵戚难以容纳的新政，自是困难重重，他也不是没有沮丧的时候，在遭受困扰时，他仰天长叹:“奈何积习成风，因循难振”(54)，种种努力无异是“顾涓流徒烦于注海，而寸石何望于补天。”(55)自述“仆以孤焰，耿耿于迅飚之中”(56)。一个威权盛极一时的最大当权派，力图推进一些改良，其处境竟然像是狂风中的孤焰，摇摇欲灭。明知改革如涓流入海，寸石补天一样无改于发展的颓势，但他一如既往，不改初衷，即如孤焰置于风口，也要以那微弱的光芒照亮王朝复苏的通途。这就是一个地主阶级英雄人物的自白，也是一个末世英雄的悲歌。

张居正不惜摩顶放踵为之点燃的革新之火，为衰败的王朝赢得一度光华。明末有人说他是“救时宰相”(57)，这是褒奖，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时者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那发生在衰老机体上蓦然一现的迥光，并不能招还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灭了。

在他身后迄于明亡的六十多年中，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地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一个能人志士力挽狂澜。这表明地主阶级当权派再也无能医治封建社会的痼疾，即便是有识者也不过尾随张居正的后尘，梦想“循居正成规”(58)，要求各衙门按照万历十年前的规章行事，作一东施效颦。当初大骂张居正是禽兽被廷杖致残的邹元标，竟然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试图召回失去的新政，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古老的帝国大厦终于被历史的巨浪冲击得分崩离析了。

历史就是这样令人悲欢啼笑，当年诽谤新政的又何尝料到日暮途穷时梦想追回改革的盛景而又时不再来呢?唯有一代勇士燃起的点点星火，长留中华民族的星空。历史嘲讽的不是张居正改革，而是断送改革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这是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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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16)、(35)、(57)、(58)《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吏部卷一。

(2)《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十。下简称《全集》

(3)《谷山笔*》卷三。

(4)《全集》书牍六。

(5)《明史》《列传.高拱》。

(6)《全集》文集《杂著》。

(7)、(17)、(19)、(20)《全集》书牍十五。

(8)《全集》书牍八。

(9)《全集》奏疏一。

(10)、(15)《全集》文集八。

(11)《万历野获编》卷十三。

(12)、(33)、(34)、(39)《全集》书牍十二。

(13)《全集》书牍九。

(14)《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

(18)《全集》书牍二。

(21)、(53)《明史》《列传.张居正》。

(22)《首辅传》卷七。

(23)《全集》书牍五。

(24)、(25)《全集》杂著。

(26)、(29)、(30)《全集》奏疏六。

(27)《明史》《列传.赵用贤》。

(28)《明史》《列传.邹元标》

(31)《万历野获编》卷九。

(32)《全集》卷十五。

(36)《首辅传》卷九。

(37)《全集》奏疏二。

(38)《全集》文集二。

(40)《全集》文集三。

(41)《全集》奏疏九。

(42)《全集》文集三。

(43)《明史》《列传.刘台》。

(44)、(54)《全集》书牍一。

(45)《万历野获编》卷二。

(46)、(51)《万历野获编》卷九。

(47)《寄园寄所寄》、《焚尘寄遗闻》卷六。

(48)《明史》《列传.张四维》。

(49)《明通鉴》卷六九。

(50)《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

(52)、(55)《全集》书牍十三。

张居正范文篇2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见的一位。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1)。

“救时”，是很高的称誉，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改革发生在明朝后期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1582)，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这是国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进则亡。

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传奇的人生。

这个出身湖北江陵的农家子弟，自幼就以神童蜚声乡里，十岁通读四书五经，十三岁作了《咏竹》的绝句: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

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显示了他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人，主考的湖广巡抚顾*慧眼识俊杰，看到这少年的不同凡响，故意使他落选，让他经受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奋进。果然，三年后张居正再度赴试，一举成名，时年16岁，成为最年轻的举人。顾*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带的玉坠赠给他，鼓励他成为辅国的英才。

张居正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明通鉴》说:“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这是清代人对他公允的评价。但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毁誉纷纷，人们对他是非功过的评论，众攻，相互抵捂，不胜其多。在《万历野获编》、《涌幢小品》、《五杂俎》、《定陵注略》、《寄园寄所寄》等明清笔记中，为张居正是否陷害朋友，接受贿赂，

勾结内监，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是否暗通关节等等，有的责难，有的辩解，褒贬不一，而至“人情汹汹”，这样多的是非荣辱集于一身，在历史上也不多见。

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遭遇到不幸。如果说，这一切在历代改革家的经历中并不鲜见的话，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辅张四维，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有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也属闻所未闻。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二、临危受命

明朝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明初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

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怠。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这种现象，不仅在封建王朝历史上见所未见，到清末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2)，“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3)。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

财政上的困难比政治危机还要紧迫。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4)，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万两，而支出达到400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

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根据《明实录》的记载，隆庆年间的农民起义共有三十多次，年平均数还低于明初洪武年，大都是零星、分散的打家劫舍式的小股队伍，尚未对王朝的统治构成主要威胁。列宁在论述俄国革命规律时，曾经把下层不愿照旧生活和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作为起义成功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在阶级斗争还没有全面激化，统治机构却已经瘫痪，达到不能按照原样统治下去时，却可能先期爆发执政危机。嘉靖、隆庆年间政治、经济的动荡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这是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统治阶级中并非没有开明人士力图改弦易辙，但都难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5)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无能通观全局，驾御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他们都是首辅中的干才，为了兴利除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问题在于，这种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改革没有击中要害，更没有触动政治、经济的主要流弊，因而无能支撑破败的帝国大厦，所以，他们都很快地败下阵来，狼狈离职。

张居正则是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时局的败坏，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

目极心如*，顾望但怀愁。(6)

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厌六年(1572)，意外的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神宗，即北京定陵的墓主)。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得以循序升为首辅。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成功之道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他有句名言:“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非耶?都已成为既往。历史关注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策，使王朝转危为安，力挽狂澜于既倒!

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一)、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7)“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8)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9)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10)，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11)，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12)的主张。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

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恶势力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他还依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13)

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二)、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

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但是官官相互，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张居正为政不久却取得成功。主要办法有三条。

其一，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

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14)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其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15)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三)、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16)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17)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18)

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19)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见议，也不该不听从。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20)这在言必称孔孟，道先贤的时代，提出不体察民情，便是学业不到家的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他自憾位居高官，对民间猥俗犹如隔岸观花，不如底层下属了解民间疾苦。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

对于有些道学先生借口天象灾异攻击新政的无知行为，他在严加批驳中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撰写《葬地论》，认为人一死，精神消散，僵硬的遗体如同土石一样，不复再有知觉。世人所谓人死变成鬼神，风水吉凶预兆祸，等等，都是一派胡言。自古以来，尸陈山野，鸟啄鹰食的，子孙后代也有显贵人士；风水再好，也不见朽木再生，枯骨复华的，哪能长保后代的富贵?又说:“葬者，藏也。”就是避免尸身外露而已，没有什么深文大义。在《杂著》中又进一步说明，人畜死于雷击，是因为偶然与雷相撞，受到火气烧灼，身上留下焦纹是自然现象，并非符咒。张居正的无神论思想不仅反击了猖獗一时的迷信说教，也表现出对祖宗家法的批判精神，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由此可见，张居正改革是并不是一般的政策变动，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正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形成自己的新政系统，所以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把改革推向前进。

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21)重现出现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这丰硕的成果已经载入史册，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四、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

这十年成效得来并非易事，一事一议都历经艰难。这不仅是因为改革要触动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顽强的抵制，还因为封建体制发展到明后期，已经衰老而僵化，能允许改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态，因循守旧，姑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变动，稍许更新，也不易为现实所接受，连反对张居正的著名文人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文吏不习见祖宗制，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相率而为怨谤。”(22)对此张居正有敏锐的感受，他说:“明兴二百余年矣!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23)

当此因循难振之时只有顽强破除积习，才能打开局面。海瑞秉公执法，遭受非难，他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谣之议，褒奖奉法之臣。在惩办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有人攻击他“执事太严”(24)，借口雷击端门，胡说上天降灾，要求撤消新政，他鄙夷地申斥:“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25)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由于对反改革的势力无情反击，所以能消除阻力，把新政引向前进。

但是，反对派并不轻易消声匿迹，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一离任，形势可能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26)，“背公议而殉私情”(27)，“亲死而不奔”是“禽彘”(28)，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侧目而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29)对于“恋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恋字一字，纯臣所不辞!”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30)进行无情打击，致使反对者再也无力公开抗争。自此，反改革的斗争不再表现为正面的冲突，而是用隐蔽形式，暗传各种流言蜚语，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按朝廷的旧规矩，京师冬天，皇帝要赐朝臣貂皮帽以御风寒，这一项支出要花费数万缗，为了节省开支，张居正带头不带貂帽，革除这项赏赐本是一件好事，有人却放言，这是张居正吃春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31)万历五年和八年，张居正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此事招致非议，其中是否有弊，史无明证，但这一件未经证实的流言，广为流传，至今也未弄清楚。似这类传言令人不胜其眩，追寻又莫究其端的事例不胜其多。张居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有可能怯于人言，畏缩不前。然而对这一切他都处之泰然，认为“浮言私议，人情必不可免”(32)，不必大惊小怪，只要认定所作所为合于安邦定国之理，“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33)，在新政遭受非难时他扬言:“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34)任其“谤书盈箧，终不为所动”。不仅如此，他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称:“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也。”

张居正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魄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据此指责他“时政苛猛”、“刚鸷”等等，也有人为之辩解说:“人习于玩，一旦法绳，若见为苛，而居正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一二非常奇举，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挟术。”(35)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中，如果没有这样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改革将会寸步难行，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勇气，才使中央政权内部没有出现北宋改革那样强有力的反对派，不象王安石变法几起几落，新政因而较少引起正面冲突，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功效显著。可以这样说，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张居正在主观上具有把新政引向胜利的忠诚和能耐，16世纪后期的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充分活动的舞台，使他主导了王朝败落时期重又复苏的新局面。

五、祸发萧墙

由张居正个人主导的这场改革的成功，也预示身后隐伏的危机，这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发难，张居正满门查抄，家属饿死十多人，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至于他一腔心血建树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

废除新政，首先从放松驰驿的限制开始，恢复权贵乘驿的特权，继而取消考成法，一切皆与新政反其道而行之，“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36)

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身后一败涂地”。

为什么苦心经营十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却一朝颠覆，毫无招架之力，从客观上说有两个原因:

(一)、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张居正的威势是因为代行皇帝的权力，反对派不足与之抗衡，但这只是为时不久的特殊条件。新政初期，神宗是个不甚解事的少年，张居正是他的老师，处处听从张的指点，对改革自无二议。随着年龄的增长，神宗已成长为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至上的皇权刺激他无限膨胀享受一切的欲望，对张居正规劝戒游宴，节赏赐，却珍玩和勤读书的说教已有所不满，这一裂隙早就被反对派窥视在心。帝权和相权本是一组相依相克的矛盾，权高振主，遭到皇帝的忌恨，往往成为宰相的悲剧，张居正也不例外。在皇帝年幼时可以忍受的，到成年却成为削夺相权的口实。张居正暴病身亡后，反对派的发难首先得到皇帝的支持，落井下石的，乘机报复的，群起而攻之，祸延所有支持改革的官员，不到一年改革派被清洗殆尽。

十年新政，毁于一旦，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执政者面临社会危机的时候，苦于谋求出路，保全统治地位，可能同意或支持改革，从而约束自己的贪欲，一朝改革初见成效，危机解除，贪婪的阶级本性又促使他们摆脱改革所带来的节制，进而废除改革。在皇帝一言定法或废法的时代，政以人举也必将以人亡。成于斯者败于斯，这是专制主义政体下政治变迁和社会改革的普遍现象。作为改革家的个人命运与新政连为一体，往往以喜剧开场而以悲剧而告终。虽然他们鞠躬尽卒为王朝解除危机，但终将成为王朝统治的牺牲品，这几乎是地主阶级改革家难以逃脱的命运，商鞅车裂，王安石郁郁而终，张居正也不例外，重蹈了他们的覆辙。

(二)、改革思想的局限是致祸之由

张居正以近民便俗为改革的依据，是超群出众的见解。但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37)高度赞扬“政必法祖”(38)的精神，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变法，“法祖”是反对改革的旗号，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誉青史，但这旗号到张居正手里却变成新政的法宝。固然，皇帝年幼，首辅出身的门第不高，需要借助祖先亡灵来稳定统治，这是不得已的方式。但是寓革新于法祖这种思想模式的出现，并不决定于改革家的个人品格，而是隐藏在这思想后面阶级关系的制约。16世纪的地主阶级经过漫长的岁月，已经迈过它的黄金时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的历程，使得统治阶级的眼光愈来愈趋向保守，即便像张居正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这个阶级局限，提不出远大的政治理想。凋零的现实给了他今不如昔的教训，国初的兴盛局面又常常令他心醉神往。“每思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39)其后“法之不行，人不力也。”(40)他把明初的法制看得尽善尽美，只是由于不肖子孙违背祖制，才逐渐败落。所以他努力的目标是“守成业而致盛治”(41)，“日取祖宗之法修饬而振举之”(42)。这就是按照旧规章，绘制新蓝图。所以“法祖”对他而言又不仅是方式，更是一种社会理想。“寓法祖于革新”的思想较之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气魄，革新精神大为逊色。这种守成的社会理想，前进而又怀旧的精神状态，使他袭用进取不足的旗号，致使他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没有鲜明的旗帜，甚至给对立面提供口实，御史刘台就此责难改革说:“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以祖宗法正之。”(43)洋洋洒洒反对新政，用的就是法祖的名义，这就在实践上增加了改革的阻力。

打击不法权贵是新政致力最多的重头问题，其出发点是为了“严治为善爱”，告诫他们“但能守法安靖，自可长保爵禄。”(44)贯彻封建法制，打击不法权贵，是为了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也是为了保全权贵们永远的荣华富贵。改革体现的是以朝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其中也包含权贵的利益。这种性质决定改革与反改革的分歧，是在同一阶级内部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争，它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两者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激化，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缓解。随着地主阶级的日趋保守，能够体恤王朝整体利益的社会力量愈来愈加单薄，即使地主阶级中最有为的政治家，其革新精神也相应地减弱，所以改革是触动不深的社会改良运动。这也决定了改革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也不可能真正摧抑豪强，往往是浅尝辄止，半途而废。以清丈土地为例，补税的范围只限于自置田地中非法占有的部分，对大批钦赐的田地，不纳粮税的不在清丈之列。凡是清出的土地，一经交税，就可以合法所有，这虽然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却不能解决土地高度集中的弊病。清丈也不彻底，欺隐舞弊的弊端，犹如鼠穴，此塞彼通，难以堵绝。所以《野获编》说:“励精之始，力杜*门，以后又渐滥觞。”

权贵的不法行为经营日久，盘根错节，对他们打击而又虎头蛇尾，不能真正铲除，只会刺激他们的不满和仇恨，以致贻留后患，一朝反扑，反遭其害。张居正身后罹难一大罪状就是“假丈量遮饰，骚动海内。”他的一番苦心招来的却是残酷无情的打击，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六、末世英雄的悲歌

作为一个改革家，张居正不愧有杰出的才干和坚强毅力。他治学，人谓:“最称严核”(45)；他治家，人谓:“教子极严”(46)；他治国，人谓:“有才有识，故能担荷宇宙，勿徒以权臣相拟。”(47)风云际会中形成他刚毅、深沉、傲然、机警的品格，在改革中充分展示了他卓而不群的风采。然而，他骄横、专断、偏狭，喜奢华，且好听阿谀奉承之词，致使他用人选才失误，加速新政的破灭，是改革失败的主观因素。

张居正生前起用了一批得力的改革派，其善用文官武将的佳誉已经载入史册。但他在用人方面唯一也是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及时物色一个能肩担重任的后继者。他并非是没有深谋远虑之人，但他从没有想到由于他威权独揽，气势夺人，以至没有第二个能孚众望的继承人取代他的声威。刚愎自用，偏听偏信，使他自蔽视听，不能客观地考察人选。更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当58岁精力犹旺之时，一场宿疾痔疮的复发，三个月即告病危。弥留之际，匆促接受司礼太监冯保的建议，保举原礼部尚书潘晟入阁，潘本是平庸之辈，还未上任即遭弹劾而辞职，继任者是一向受到张居正垂青的张四维，此人家资万贯，倜傥有才，但品行素来不端，可他攀附权势，曲意奉承，“岁时馈问居正不绝”(48)，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一朝大权在握立即转向，起用一批被张罢职的官员。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的李植，就出自他的门下，废除乘驿之禁也是他的授意。继任的申时行也是张居正的助手，他以一手漂亮的文字博得张居正的欢心，于万历六年入阁，协理政务。但他的为人正如明末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评价:“柔而多欲”(49)，是个貌似宽厚，实则利欲薰心的伪君子。张四维回乡奔丧，他继任首辅后，拟旨宣布张居正“诬蔑亲藩”、“专权乱政”、“谋国不忠”(50)等几大罪状，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在他主政期间一切新政全都报废。如果没有这样的两面派和伪君子窃居要职，推波助澜，新政尚可延续时日。张居正英明一世，却毁于偏好奉迎，没有洞察埋伏在身边的异己分子，以致祸发萧墙，遭此败北。

张居正熟读经书史籍，对历代改革家的厄运并非无动于衷，明人史书记载说，他晚年“亦自知身后必不保”(51)，但他仍然矢志不移推行改革，一再嘱告下属:“诸公宜及仆在位，做个一了百当。”(52)充分表现出他的坚强意志和自我献身的精神。虽然他有过人的胆识和魄力，驾驭群臣有使“百僚皆惕息”(53)的威势，但他无法变更改革蕴有的脆弱性质。这是时代和阶级注定的局限，不以他个人刚强性格为转移地呈现在新政之中。

可以说，张居正的失败也是他的成功招致的必然结果，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时代改革家很难幸免的悲剧。他以一农家子弟，登上宰相的宝座，推行皇亲贵戚难以容纳的新政，自是困难重重，他也不是没有沮丧的时候，在遭受困扰时，他仰天长叹:“奈何积习成风，因循难振”(54)，种种努力无异是“顾涓流徒烦于注海，而寸石何望于补天。”(55)自述“仆以孤焰，耿耿于迅飚之中”(56)。一个威权盛极一时的最大当权派，力图推进一些改良，其处境竟然像是狂风中的孤焰，摇摇欲灭。明知改革如涓流入海，寸石补天一样无改于发展的颓势，但他一如既往，不改初衷，即如孤焰置于风口，也要以那微弱的光芒照亮王朝复苏的通途。这就是一个地主阶级英雄人物的自白，也是一个末世英雄的悲歌。

张居正不惜摩顶放踵为之点燃的革新之火，为衰败的王朝赢得一度光华。明末有人说他是“救时宰相”(57)，这是褒奖，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时者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那发生在衰老机体上蓦然一现的迥光，并不能招还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灭了。

在他身后迄于明亡的六十多年中，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地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一个能人志士力挽狂澜。这表明地主阶级当权派再也无能医治封建社会的痼疾，即便是有识者也不过尾随张居正的后尘，梦想“循居正成规”(58)，要求各衙门按照万历十年前的规章行事，作一东施效颦。当初大骂张居正是禽兽被廷杖致残的邹元标，竟然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试图召回失去的新政，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古老的帝国大厦终于被历史的巨浪冲击得分崩离析了。

历史就是这样令人悲欢啼笑，当年诽谤新政的又何尝料到日暮途穷时梦想追回改革的盛景而又时不再来呢?唯有一代勇士燃起的点点星火，长留中华民族的星空。历史嘲讽的不是张居正改革，而是断送改革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这是公正的。

注释:

(1)、(16)、(35)、(57)、(58)《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吏部卷一。

(2)《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十。下简称《全集》

(3)《谷山笔*》卷三。

(4)《全集》书牍六。

(5)《明史》《列传.高拱》。

(6)《全集》文集《杂著》。

(7)、(17)、(19)、(20)《全集》书牍十五。

(8)《全集》书牍八。

(9)《全集》奏疏一。

(10)、(15)《全集》文集八。

(11)《万历野获编》卷十三。

(12)、(33)、(34)、(39)《全集》书牍十二。

(13)《全集》书牍九。

(14)《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

(18)《全集》书牍二。

(21)、(53)《明史》《列传.张居正》。

(22)《首辅传》卷七。

(23)《全集》书牍五。

(24)、(25)《全集》杂著。

(26)、(29)、(30)《全集》奏疏六。

(27)《明史》《列传.赵用贤》。

(28)《明史》《列传.邹元标》

(31)《万历野获编》卷九。

(32)《全集》卷十五。

(36)《首辅传》卷九。

(37)《全集》奏疏二。

(38)《全集》文集二。

(40)《全集》文集三。

(41)《全集》奏疏九。

(42)《全集》文集三。

(43)《明史》《列传.刘台》。

(44)、(54)《全集》书牍一。

(45)《万历野获编》卷二。

(46)、(51)《万历野获编》卷九。

(47)《寄园寄所寄》、《焚尘寄遗闻》卷六。

(48)《明史》《列传.张四维》。

(49)《明通鉴》卷六九。

(50)《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

(52)、(55)《全集》书牍十三。

张居正范文篇3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成效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尽管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为了救弊图兴而进行的改革,他们的改革却产生了迥异的社会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策略不同。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但即使是同一类型改革,也会因改革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而产生不同效应。和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阻力较小在于他具有较高的策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5年(1160年)上《万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如范纯仁向神宗上疏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在向神宗上《尚书解》时又说:“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⑤实际上就是要神宗不事更张,奉行“祖宗法度”,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因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张居正的做法与王安石则不同,隆庆5年(1571年),他担任会试主考时撰写了《辛未会试程策》⑥,其中第二部分“法先王与法后王”的策题答案体现了他的变法思想,他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说明他主张变法应以顺应民心为要,即应“法后王”。但他又说,“法后王”并不是更改明太祖所制定的各种制度,相反,对于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太祖是“后王”,因此“法后王”就是恢复太祖之制中本来面貌,革除正德以来的弊政。而对于明中叶诸帝来说,太祖又是“先王”,这样,改革并没有违背先贤所主张的“法先王”之旨。居正任首辅后,在明神宗召见时表示:“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然后又在谢恩疏中说:自己要“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⑦这样,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抑制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改革步骤不同。宋、明两朝发展到中叶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然而,在制定改革方针,应该孰先孰后时,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⑧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⑨否则,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⑩,即是当时官僚作风的写照。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败所致,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由此,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第三,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权至高无上。因此,要革旧图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权支持,故韩非说:“事在四方,在要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大小,也决定了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如张居正改革之处。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调入京师后,宋神宗谦虚地说:“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虽然孙固、唐介等力言安石不可任相,但神宗不为所动,次年就以其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此时神宗对变法充满了幻想,因此在变法初期对安石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开。但是,随着反对派声势的高涨,神宗对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对变法也动摇起来。当他看了韩琦指责青苗法的上疏后,对安石等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虽然安石作了辩驳,神宗仍半信半疑,安石不得不“称疾家居”。神宗欲罢青苗法,直到安石以辞职相胁时,这才“为巽辞谢之”。又如神宗在亲策贤良方正时,太原判官吕陶奏请罢理财之说,神宗让安石读卷,见安石神色沮丧时,他又让反对变法的冯京续读,并称其言有理,这对安石等变法派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打击。此类事例甚多,不再枚举。

其实,宋神宗对安石的牵制远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变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神宗表面允诺,却又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牵制和监视变法。这些人后来虽因政见不合而离开朝廷,但也为反对派阻挠变法提供了条件。对神宗这种态度,安石也有所觉察,叹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并暗责神宗“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这些情况都表明,当反对派大举进攻新法时,神宗的动摇性就暴露出来,使反对派抓住他这一弱点,从而给变法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个十多岁的孩童,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居正任首辅后,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临冯保的信任,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这样,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因此,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明神宗成年后,更把居正视为顶梁柱,万历5年(1577年)9月,居正父在江陵病逝,按封建伦理,他必须回原籍守制三年,然而此时改革正处关键时刻,反对派在暗中活动,居正一旦离去,改革和他本人的前程都将凶吉难卜,因此无论对朝廷还是对他本人来说,居正都不能离开。这一点神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议居正“夺情”时,神宗立即同意,并下诏说:“父制当守,君父尤重”,明确表示要居正夺情,使舆论大哗,甚至有人上疏称:“国有非此不可以为国,家有非此不可以为家,人而非此则禽兽矣,中华而非此则夷狄矣”,并说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正好这年有慧星从东南方升起,反对派便把它附会为上天对夺情的不满,甚至有人“悬谤书通衢”。对这些攻击性言论,神宗不为所动,并下诏:再论此事者诛无赦。同年12月,朝野又议论纷起,说居正将有异举。为了辟谣,神宗再次出来为居正说话,重申:“纲常人纪,君臣为大”,斥责反对派“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排挤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悖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反对派果然被镇住,使居正得以集中精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尽管有人认为神宗对居正的尊敬是长期受李太后、居正严格管束所产生的敬畏心理的表现,并不是其内心思想的真实反映,但不可否认的是,神宗在改革过程中是给予了居正以极大的支持的,而不是像宋神宗那样处处制肘王安石。至于居正死后,神宗几乎尽废其法,并抄居正家产和削官夺爵,却不是神宗反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引发的悲剧。

第四,与同僚关系不同。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赖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改革者如何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张居正显然又比王安石略胜一筹。

王安石在变法时,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就扫清变法障碍而言,此举无可指责。然而,对那些只是指陈新法过失、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安石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而是一律予以压制,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方,壮大了对立势力,给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此外,变法派内部也存在集团利益之争,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斗争。当安石应诏二次任相时,吕惠卿“忌安石复用,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廷臣“遂更朋附之”。安石复相后,立即上疏反斥惠卿,终于把他赶出朝廷。但惠卿并不甘心,又在地方上疏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力行力年岁之间。虽矢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竭力想扳倒安石。可见,安石不仅不善于处理与中间派的关系,即使同是变法派内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时,他们也会作殊死搏斗,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短视,这就难怪变法会以失败而告终了。

张居正在处理与同僚关系方面的情况,要分期来看。在夺情以前,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很有理智,对于那些“以言乱政”者坚决予以清除,而对持不同政见者,则把他们安排到非要害部门,或令其退休。同时,他又注意录用人才,“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事实上,居正也是按这一原则来举荐官员的,如素逆于居正的马自强因精明能干而受推荐,自强“不自意得之,颇德居正”。高拱的心腹杨博也被任为吏部尚书。这样,一些怀才不遇的官员把居正看成了升迁的希望,一部分高拱旧属也转而支持居正,居正也因此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威信和权力,故时人称“相权之重,本朝罕俪”。正是凭借这一有利形势,居正得以把改革全面推行开来。在夺情以后,居正受到极大刺激,加上已大权在握,对形势判断不清,凡反对改革,或上疏言事但有利于改革的士大夫,他一概贬斥不用。从此以后,居正开始以个人感情任用官员,给改革造成了不利影响。不过,由于居正掌握了内外大权,仍能按既定的方针施政,所以改革能推行无阻,但居正身死之后新法被废的隐患也由此种下。

第五,改革者信念和毅力不同。历来凡是改革者都会遭到攻击和诽谤,因为改革会触动一部分人利益,他们势必不遗余力地阻挠、破坏改革。这时,改革者信念和毅力就会经受严峻考验,其信念和毅力也将决定他们采用什么态度来反击反对派的进攻,从而继续推行改革,取得更大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也不如张居正。

王安石任相前,曾大力提倡要求重视人才,可当他开始变法时,却没按这一方针来推行吏治改革,而是把目光放在经济改革方面,这其中固然有宋神宗急于求成的原因在内,但安石鉴于庆历新政的失败,不敢得罪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正因为下面官吏的阳奉阴违,才使王安石变法失去了初衷。因此,不敢力行吏治改革,可以说是安石毅力欠缺的一种表现。安石任相后,御史中丞吕诲上疏说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希望神宗不要受其欺骗。神宗不受,吕诲求去,安石亦求去。当神宗说:“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时,安石立即向神宗表示:“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从安石的话表面看来,他似乎真的是“以身许国”,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但言外之意却是只有吕诲被斥后,他才出来变法!宋神宗当然听出了话外之意,只好贬出吕诲,安石这才满足心愿。在以后的变法中,安石也多以谢病来消极抵抗神宗的动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复相后意气消沉,屡次谢病求去,还在信中对人说“自念行不足以悦众”,“智不足以知人”。这时他对变法的畏难情绪是显而易见的。当他儿子王雨方死后,安石更是悲伤难抑,力请辞职。神宗见他去意已决,也对他失去信心,让他去了江宁。从此,王安石就以写诗来消愁解闷。由此可见,王安石对变法并没有坚定的信念,他本人的毅力也不足以使他担当北宋中叶救弊图兴的变法重任。

相反,张居正在这方面却胜过王安石。早在隆庆年间,徐阶致仕,将国事托付居正,他表示:“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改开始后,居正明知整顿吏治会招致既得利益者反对,但他毫无畏惧,表示自己“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怨诽有所弗恤也。”当他遭到自己门生刘台弹劾时,仍坚持初衷,声称“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表现了改革者的无畏精神。居正直到临死时还把改革大权抓在手中,在病榻上还想着如何把改革推向深入。因此,张居正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与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勇于任事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张居正范文篇4

一、“一条鞭法”产生的背景

（一）政治腐败，财政危机严重

明初，因元末战乱，人口逃亡，田园荒芜，户籍地籍混乱，赋税来源困难，政府编制黄册和鱼鳞册（黄册以户为主，掌握纳税户；鱼鳞册掌握地籍情况），扩大和稳定了税源基础。但行至明中期，皇帝不理朝政，官宦专权，皇室糜费，大量修建宫殿及陵墓。军队大量募兵，国家财政每年的军饷开支急剧增加，军费数额越来越大。由于财政支出巨大，而财政收入得不到增长，国家财政亏空长期存在并不断增长。

（二）土地兼并严重，人民流亡

明中期，皇帝、王公、宦官抢占民田，建置庄田，土地兼并活动愈演愈烈。这些宦官、权贵的田庄一方面任意压榨、格杀庄佃，一方面通过优免或隐占而逃避税收。田赋收入的减收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大量的自耕农民离开了土地，无法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出现了严重萎缩局面，不少地方出现了抛荒现象。

（三）赋税、徭役和地租加重

黄册和鱼鳞册到了中期，因官吏与豪滑奸民相互勾结，久不登造赋役册籍，篡改图册，富豪奸民通过贿赂以避重役，赋役册籍遭到破坏，赋役征收出现了混乱状况。赋役制度的破坏，使财政亏空严重，为补充亏空，明朝便广开聚敛之门，课征杂敛不断增加。伴随着土地兼并而出现的赋役不均，政府把失额田的赋税摊派给农民，农民既要负担地主增收的税粮，又要分摊政府的失额田赋，所受的剥削更加沉重了。

（四）阶级矛盾日益加剧，人民起义持续不断

明中期，沉重的剥削和徭役，使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斗争多于前。工商业者及市民与封建政府的矛盾也逐步激化，政府为满足日益庞大的费用，加重了对城市工商业的掠夺，致使都市居民和工商业者的反抗斗争也开始出现。

（五）工商业的发展

汉唐以后人头税的废除，使得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明中期，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和活跃，从事工商业的人越来越多，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在这时候产生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货币的流通，力役形式开始转变。（明初的赋役制度是赋和役分别征收的，赋以土地为对象征收，按田亩计算；役以人为对象征收，分为按丁和按户征收两种。在征收内容上主要是征收实物和劳役。这种赋役制度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当时是比较合理的，但到明朝中期时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变化，一方面大量田地迅速向地主手中集中，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在迅速发展，带来土地管理体制的变化。）

二、“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与意义

（一）具体内容

公元1578年，张居正时任内阁首辅，他认为，国家田赋减少的原因是“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偏累小民”（《明史•记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田额顿减”。为了抑制兼并，均平赋役，他下令清丈全国土地。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公元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新税制——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内容据《明史•食货志》记载：“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金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一条鞭法的目的是化繁为简、平均赋役，其具体内容有：

1.赋役合并。即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役等名目繁多的徭役合并在一起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之中，把过去按户丁出办的徭役，改为据丁数和田粮数摊派，并入田赋的夏、秋二税一起征收。

2.田赋征银。由地方官征收，田赋中除了苏、松、杭、嘉、湖等地仍收“本色”供皇室、官僚食用外（一条鞭法施行以前，仍然规定一夏税秋粮为本色），其余一律折收银两。差役中的力差也全改为缴纳代役银，官府收银后自行雇役。

3.量地计丁。即征税的依据为土地和人丁。部分丁役摊入土地征收，分摊的比例各地不一，但丁役摊入田亩的倾向是一致的。

4.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赋役统一交银，轻便易结存和运输。赋役的征收，由地方官直接管理，废除了原来通过粮长、里长办理的办法。

5.正杂统筹。正税和杂税、额办与派办、力差与银差等，均按田地、定额均摊。

（二）解析“一条鞭法”的意义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一条鞭法按亩征收的特质使政府的财政负担大部份的从农民身上转移到大地主身上，大地主成为了赋税的主要来源，农民的负担减少，自然推动生产力。一条鞭法之最大特色为役归于地，一些商人、手工业者无田则无须履行赋役，结果“逐末者千金而手不沾一役”；一条鞭法适应了社会发展趋势，松弛了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税收开始转为以资产计征，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一条鞭法明文规定，税以银征收,从此银的流通便有了法律的根据,促进了货币流通的发展，史书称“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我们理解一条鞭法的社会经济意义还应从两个重要的方面看，一是南北社会经济背景的差异，特别从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在国际贸易中大量银元的流入，引起的南方社会经济变动，是一条鞭法得以在南方迅速推广的社会背景；二是透过一条鞭法的赋役征收制度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各层的关系及其利益冲突，从中可以了解政府与人民、富户与贫民之间关系的许多真相。

总之，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它即上承了唐宋的两税法，又下启了清代的“摊丁入亩”制，改变了历代赋与役平行的征收形式，统一了役法，简化了赋税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的势力，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松弛了对农民的控制，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赋税统一征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发展。

（三）“一条鞭法”的局限性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目的，主观上还是为了怎样更好地从农民身上掠夺更多的财富，因此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减轻农民的负担。其改革赋役的局限性在于两方面，一是社会本身的痼疾，二是赋役改革自身的弊病。从社会方面看，改革取缔了贵族特权，因此，皇亲国戚、宦官采取种种手段转嫁、逃避赋役，甚至阻挠改革的施行，限制了一条鞭法的积极作用。从赋役改革自身看，有以下几点不足：

1.一条鞭法无征收税额总额的规定。他只是把嘉靖以来的各种加派固定下来并使之合法化，剥削依然很重。

2.一条鞭法计亩征银，虽是一种进步，但百姓在这换成白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商人的盘剥，钱贵粮贱，受剥削的总是贫苦百姓，这必然加重人民的赋税负担。

3.一条鞭法的实行是以整顿财政、增加税收为目的的，它并不是一种减税政策，因此从制度上没有保证封建国家不继续加重人民的负担。实际上，赋役合并后，杂役仍在征收，虽为一条鞭，但编外有编，农民的负担又加重了。

4.一条鞭法的赋役合一是不彻底的。它将各种随田起征的赋役合并征收，手续固然简便，但纳税人无从确切知道所纳何税，弊病百出。另外，一条鞭法没有彻底废除丁银。《明史》卷七中记载：“如有丁无粮者，编为下户，仍纳丁银。”

由于一条鞭法计亩征银损害了大地主的利益，加上其改革执行得不彻底，出现偏差，改革十余年后，趋于紊乱，农民的负担也日益加重，因此，张居正死后，改革的措施逐渐被破坏了。

三、“一条鞭法”对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启示

农业税作为一种在农村征收，来源于农业并由农民直接承担的税赋，已在中国存续了2600年之久，期间共经历了五次大的调整和变化。但不管什么调整，历史上农业税制变化的趋势是由繁到简，无论形式多变、名称多变却未改变农业税作为国家主要税种和收入来源的地位和作用，“皇粮国税”一直是农民天经地义必须缴纳的。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这在历史上是一大神话。

“一条鞭法”和目前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均属于并税除费，按亩计税式的改革，有很多的共性。回顾“一条鞭法”从实行到失败的历史，我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应注意以下的问题：

（一）注意避免不合理收费的存在

并税除费的改革往往发生于杂费丛生的特定历史时期，改革本身是为了清除杂费、简化手续，但也可能将减免的临时杂派并入常税，固化了不合理收费的存在。

（二）解决农村基层的相关利益问题

实行并税除费，关键在于能够妥善处理好农村基层利益的问题。“一条鞭法”最终失败的原因，在于农村基层的利益关系调整跟不上，即并税后，一旦有新的名堂，又会在向农民收费，而忽略杂费已并入税收的事实。农业税取消后，我国乡村两级的财政收入大大减少了，加上财政转移支付滞后，导致乡村基层机制的运行面临困难，加重了地方的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因此，我们要防止乡镇对于现实的财政缺口，而巧立名目进行各种收费。

（三）注意并税除费改革的差异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打击的是人少地多的豪强，受惠的是人多地少的农民，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更好发展。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城镇人多地少，边远乡村则是人少地多，同是农户，因土地的多少不同，按亩计税造成的税负差异可能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参照“一条鞭法”的历史经验，对我国现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还有很多的问题有待于探讨解决，我们应将农村问题作为整个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关键部分来考虑，才能求得农村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和谐建设。

四、“一条鞭法”对当前税费改革的借鉴

（一）治赋应与治政相结合

张居正认为吏治腐败是弊政的根源，因此他于公元1573年颁布实施“考成法”，加强对各地官员进行监督考察。与此同时，他还大力精简机构，载汰冗官，对贪官污吏坚决惩处，用人上，唯才是举。张居正“治政与治税相结合”思想的另一体现就是严法制。他兼施并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全面清丈土地，堵塞税粮漏洞，促使负担均平。如为保证清丈顺利进行，官吏认真执行命令，曾下令：“各该巡抚丈田均粮，但有执违阻扰，不分宗室、军、民，据法奏来重处。”

我国正在全面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三方利益关系的调整，我们不能单纯地就费而谈税，必须把税费改革与政府职能改革紧紧联系在一起。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推进村民自治，中央政府必须加强对地方政府的领导和监督，要使中央的政策真正地落在实处，促使地方政府规范管理，建立地方公共财政。加快制定关于农民负担和农村税费征管的法律，靠制度规范农村分配行为。界定政府、农民的权利和义务，约束双方的行为，农民依法纳税、依法享有纳税人的权利，政府依法行政，在农村形成一套科学的体现民主法治的管理农村财政与财务新机制。

（二）强化赋税征管，节约开支，不增设新税

张居正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财务不足的根本症结方面确定改革的步骤和重点，在实施上采取较为稳重的办法，从收支两方面着手，收入上不增设新税，强化赋税征管，疏通财源。除此之外，还降低了供给标准，控制贵族特权，力求缩减皇室费用，裁减外戚恩赏等。

在税费改革的同时，我们必须完善各种配套改革，精减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农村教育布局，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精简和优化教师队伍，节约教育经费；改革干部人事考核标准，减少“政绩工程”的投入；改革城市就业体制，清除一切歧视农民的政策，给予农民在劳务市场上平等就业的机会等。当然这些配套改革不仅要着眼于支出方面，更要围绕收入多做文章，多方面增加农民的纯收入，推动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

（三）吸取教训，防止农民负担反弹

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国道得失的过程中，提出了“有积累莫返之害”的观点，即他认为历史上的每改革一次税制，赋税就加重一次，这就形成积重难返。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他过世之后，为解决财政缺口问题，其改革措施多被废除，矿监税监遍扰天下，赋税常例尽被破坏，“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命密如牛毛。”

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税费改革前相比，农民的负担减少了1200多亿元。但我们要走出“积累莫返之害”，还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税收刚性，现在税费改革，往往是变昔日随意性强的“人收费”为强制性的“法收税”，农民负担的“弹性”变为“刚性”。这种改变的确能有效降低农民的负担，但它也为我们提出了几个问题:如何在长期内使老百姓的负担合理化。特别是实行税费以后，地方财政往往形成一定的收支缺口，为弥补这种收支缺口，地方政府可能将来仍收取费。因此，税收刚性可能导致在纳税的基础上，农民又得缴费，负担依旧甚至可能加重。

张居正范文篇5

一、史馆基本面貌

明代史馆的基本面貌迄今仍显得比较神秘和朦胧，它的隶属关系、设置地点、内部结构和机关性质等，都没有集中而系统的记载。笔者将对这些问题逐一考订。

第一，明代史馆既隶属于翰林院，又受制于内阁，翰林院对史馆有具体的管理权，但无决策权。

明代史馆隶属于翰林院，但翰林院内并无史馆，加上内阁对史馆的影响，使得它与翰林院的关系变得比较微妙。翰林院与史馆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机构，翰林院是起草诏书、文学顾问和艺术供奉机构，史馆是修史和著述机构，至元代则将二者合而为一。明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至洪武十四年，“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但仍“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隶翰林院”（注：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建文改制，曾于翰林院下设文翰、文史二馆。太宗立，废之，复洪武之制。明初翰林院内的机构和职官设置虽屡有变动，但翰林院下设史官并负责修史的制度却并无改变。据《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二》记载，翰林“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表明修史是翰林院的主要职责之一，其下设的修撰、编修和检讨是法定的史官，“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凡记注起居，编纂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咸充之”。明代史学史也向我们证明了翰林院的确负有修史之责。如洪熙元年闰七月修《仁宗实录》时，宣宗皇帝于乙巳日下的诏书是要求“礼部悉恭依修皇祖《太宗文皇帝实录》事例，通行中外采辑（史实），送翰林院编纂《实录》”（注：《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乙巳。）。这一制度直到明朝后期都没有改变。

那么，翰林院具体承担史书纂修的机构是什么呢？当然是史馆。太宗虽然废除了文翰、文史二馆的格局，但事实上保留了修史的机构——史馆。明代史馆是历史的存在，各种文献均能加以证明。如文震孟《孝思无穷疏》指责改修本《光宗实录》有五条“尤悖谬者”，要求崇祯皇帝“即敕史馆逐一改正”。再如《孝宗实录》卷五十四载：进呈《宪宗实录》前一日，“设宝舆、香亭于史馆”。明代史馆无疑隶属翰林院。我们仍以修纂《仁宗实录》为例，宣宗在乙巳日的敕令中，要求礼部采辑史料“送翰林院编纂”，一周后（即壬子日），“行在礼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实录》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门，及遣进士陆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事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备登载”（注：《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壬子。）。这两处对应的史料说明，翰林院具体修纂史书的机构是它的史馆。由于翰林院负有修史之职，下面又设有史馆机构，因此使明代的整个翰林院也有了“史馆”和“史局”的别称。如朱瞻基在《幸史馆》诗中道：“退朝史馆咨询处，回视文星烂有光。”（注：朱瞻基：《宣宗皇帝御制诗》，《国朝典故》卷之二十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这里的史馆显然是以备咨询和顾问的翰林院。再如霍兀崖曾上疏倡言“谓翰林不当拘定内转，宜上自内阁以下，而史局俱出补外；其外寮不论举贡，亦当入为史官”（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词林》。）这里的史局，便泛指翰林院。这则史料还表明，由于史馆与翰林院的密切关系，致使翰林院的所有官员也有了“史官”的别称。

然而，史馆在行政上又常常受制于内阁。内阁本是翰林院设在禁中文渊阁备皇帝顾问和为皇帝起草诏敕的机构，由于“预机务”并接近皇帝，所以地位日渐升高，“虽无相名，实有相职”，反过来凌驾于翰林院之上。加之史馆与翰林院相隔悬远，而与内阁相毗邻，因此史馆的修纂活动常常受到内阁的左右。其一，史馆修纂与否，都由内阁决定，据《寓圃杂记》卷六载，成化初，内阁大学士彭时、商辂、陈鉴等“会饮于王廷尉概家”，论及前史，认为《新唐书》体例不一，遂决定重修。只因为在所举的总裁人选上有分歧，事才告吹。明代史馆修纂的主要史书《实录》，便是由内阁大学士作出修纂决策的。如英宗时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人便上疏请修《宣宗实录》。神宗时，“大学士张居正等请纂修《穆宗庄皇帝实录》”（注：《神宗实录》卷五，隆庆六年九月乙巳。）。其二，重大修史活动如《实录》修纂，均由内阁首辅为总裁，翰林院掌院学士最多只能当副总裁。其三，修史的史料按规定由礼部采辑后径“送翰林院纂修”，但内阁常常插手，要求经由内阁转发史馆，如张居正在其《议处史职疏》中曾提议，内阁所藏的文件，由“阁臣令两房官录送史馆”，同时各衙门章奏，“全抄一通送阁转发史馆”。这就越过了翰林院。然而，内阁对外没有独立的印钤，它的文移关防，又是用的翰林院印。这样，史馆从名义上来说，仍然属于翰林院管辖。史馆与内阁的这种暖昧关系，使史馆在隶属关系上呈现出复杂性和模糊性特征。

第二，史馆设置的地点不在它所隶属的翰林院中，而在禁中左顺门内的内阁及其诰敕房东阁附近。

明清各种关于明代制度的史书都记载了翰林院的情况，却很少提及史馆。因为明代的翰林院与史馆并不在同一个地方。明代的翰林院职责比较冗杂，制诰、史册、文翰等事均属其职掌，因此，翰林官员工作的地点和机构不可能都在翰林院内，有的与翰林院在一起，有的则远离翰林院，“盖翰林院乃朝廷司笔札文翰之臣，分局供职，讲读有讲读厅，修撰、编修在史馆，检讨有检讨厅”（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二，《史八》。）。根据赵洛所绘的明清翰林院的平面图，可知翰林院中有署堂、编检厅（即上述之检讨厅）、讲读厅、待诏厅和典籍厅，但无史馆（注：赵洛：《明清玉堂之署——翰林院》，《文史知识》，1982年第6期。），说明史馆是单独开设，与翰林院公署不在一处。另据清代永瑢《历代职官表》卷二三的案语称：从明代起，由于“图籍文史移之翰林院，于是翰林始有馆阁之目”，但是明代翰林院中并无馆的建置，所以明代“虽有此称，而并无其地，于名实仍不相副”（注：黄本骥：《历代职官表》卷二十三，永瑢案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但是，这并不是说史馆就不存在，只能说史馆与翰林院不在一处。

明翰林院的位置与清朝一样，在北京承天门（清称天安门）以东的东长安门（清称长安左门）外、御（玉）河桥西南。据明代对翰林院十分熟悉的孙承泽称：“翰林院在东长安门外，北向，其西则銮驾库，东则玉河侨，元之鸿胪署也。正统七年始建为院。”（注：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二，《翰林院》。）从翰林院的位置来看，它显然处于午门外的外朝之地（注：翰林院原是萃集文土、画家、御医诗人以为皇帝供奉顾问的内朝机关、到明清时才逐渐转为外朝官，处理国家之事。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词目》中有关“翰林院”的解释云：“明代始将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并归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历代职官沿革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3月。）。然而，翰林院下属的史馆却设在午门内的皇宫中。确切地说，明代史馆距翰林院的内署机构——内阁相距不远。关于史馆的位置，明代未见有专门而集中的介绍，但从很多零散的史料中，我们可以考证出史馆的大致方位。从午门进入皇宫，迎面相对的是奉天门，奉天门后面便是明代最主要的朝堂奉天殿（嘉靖后改为皇极殿），午门—奉天门—奉天殿这一南北轴线的东面，有一排平行的庑房，庑房的正中有一门，坐东朝西、这便是左顺门，它与午门及奉天门相垂直。进入左顺门后的东南处，便是内阁的办公地点文渊阁，据明代内阁大学士彭时称“文渊阁在午门之内之东，文华殿南面”，“凡十间，皆覆以黄瓦。”（注：彭时：《彭文宪公笔记》，《国朝典故》卷之七十二，第1586—15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又黄佐：《翰林记》卷二同。关于内阁的方位，还见于黄瑜：《双槐岁抄》卷四，宜庙御制文渊阁铭序；杨士奇：《杨文贞公文集》卷一，“御书阁颂”；太监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宫殿规制”；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七，“明内阁有象牙棋”。）。具有“内阁私门”之称的东阁，则是内阁的诰敕房。焦竑指出：“东阁在六馆之下，……以翰林学士年深者居之，专管文官诰敕事。”（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六，《事例》。）。而修纂了实录等众多史书的史馆，便与东阁相连。《明会要》载：“东阁在左顺门，廊接史馆。虽有大学士官，其职在文渊阁，而司诰敕官多坐东阁。”（注：龙文彬：《明会要》卷三十，《职官二·宰辅杂录》引王圻《通考》。）据曾为史官的尹直讲，景泰间某日，帝驾从对面的右顺门过，正在史馆修史的“左顺门诸公（史官）多踦东阁门争睹之”（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足证史馆在禁中的左顺门附近，距东阁不远。更有说明力的是，黄佐在《翰林记·史馆》中明谓“今史馆凡十所，在东阁之右”。由于史馆紧邻东阁，所以史官若旷工，史馆的负责人便会“揭不至者职名于东阁上”。史馆总裁陈循曾为此写了一幅对联：“朝参未到，荷圣朝恩有覃时；纂述不来，奈史馆书无成日”（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明实录》的修纂就是在史馆中进行的，据其进呈程序，也可以发现史馆的确切方位。《宣宗实录》卷六十一载：“（宣德五年正月）壬戌，进两朝《实录》。前一日，设实录案、表案于丹陛之东……设宝舆及香亭于史馆。是日早，监修官英国公张辅等率总裁、纂修官皆朝服，捧《实录》置舆中……鸿胪寺官朝服引《实录》舆……从左顺门东廊出，由金水桥中道行、监修等官皆后随至奉天门下。监修、总裁、纂修等官捧《实录》置于案。”送《实录》的宝舆设在史馆，说明《实录》是在史馆修纂的；史官迎《实录》的路线，正是从左顺门东廊经过，然后到奉天门进呈，说明史馆的方位就在左顺门附近的内阁及东阁一带。

第三，明代史馆共分为十馆，其中东面四馆主编纂史料，西面六馆主修纂史书。

明代史馆的内部结构，据前引黄佐之说，分为十所（十馆）。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证据。尹直曾称，成化间编纂《宋元通鉴纲目》时，是“各馆分修”而“通行校正”的（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三。）。这表明史馆内部并非只设一馆。对此，查继佐《罪惟录·艺文志》有进一步的记载：“（成化九年）十一月，命纂辑《宋元续纲目通鉴》，亦亲为序。时纪事纪言之制不复，凡修史取诸司奏牍，分六部即十馆成之，总裁主删润……”这里明谓史馆分为十馆。关于这点，费宏的《进武宗实录表》也可以证实：“臣宏等发金匮之秘藏，萃皇华之咨度，义例准乎前史，笔札给于尚方。十馆星分，礼乐政刑之不紊。”十馆星分，既证明了史馆下设十馆，也说明十馆不全在一栋房子里面。张居正的《议处史职疏》向我们提供了更详细、更有说服力的史料，他说：“照得东西十馆原系史臣编校之所，密迩朝堂，纪述为便，今合用东馆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户，三礼兵，四刑工。”（注：《张太岳全集》卷三十九；又《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三十五。）张居正明确指出史馆共有东西十馆，是史臣编纂校正的场所，离朝堂奉天殿很近，这种描述，与我们上面考证的方位大体一致。十馆分为东面四馆与西面六馆，二者在职能上有所区别：西面六馆一般是修纂史书的场所，如修《武宗实录》时，检讨陈寰曾提到过“迩者采尚书故实，上六馆”（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四，《纂修》。）。上六馆，意思是将政府六部的公文档册交史馆中的西面六馆编纂。六棺与东阁相连，所以才有“东阁在六馆之下，廊接史馆”的记载；至于东面四馆，则可能曾经用来编纂和整理史料，所以张居正才建议将此四馆用作起居注和六曹章奏的编校场所。

第四，明代史馆是虚体和实体相兼的修史机构。

所谓“实”是指它有固定的场馆，并有相应的设施，如图书资料等；“虚”是指它没有固定的官员，平常关闭，依靠项目才维持运转。正如黄佐所说：“今史馆凡十所，在东阁之右，藏列圣《实录》、古今书史，每被命修书，则本院官日聚集焉。常时公会后，恒扃钥之，无复载笔于其间者。”（注：黄佐：《翰林记》卷一，“史馆”。）可见，明代史馆虽是常设机构，但并非常开，而是根据修史任务来决定开馆与否。我们知道，清代的修纂机构书馆分为常开、例开和特开三种，“由于清廷修书任务日益增多，常设书馆不能满足需要，往往是每修一书，经奏准特别开设书馆、书一告成，即行停馆”，结果所设书馆名目繁多，如实录馆、圣训馆、上谕馆、明史馆、通鉴纲目馆、会典馆、古今图书集成馆、四库全书馆等等，遍及紫禁城中，甚至延及禁城之外（注：杨玉良：《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清代宫史探微》，第299页，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7月。）。明代情形有所不同。明代例修的史书主要是《实录》、《宝训》和《玉牒》，其他如《会典》和《永乐大典》、《宋元续通鉴纲目》等都是特开，修史任务没有清代那么繁重，仅只史馆已能应付，所以明代没有像清代那样遍地设馆修书，明代也从没有“实录馆”、“会典馆”、“续通鉴纲目馆”等名目。据史载，上述明代著作均是在左顺门附近东阁旁的史馆修纂的。由于史馆比较单一和固定，所以明代修史往往要按先后顺序排队进行，据《謇斋琐缀录》载：景泰间，朝廷打算修《续通鉴纲目》，但当时正在修纂《寰宇通志》，所以只能“伫俟志书完日开馆”（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另据前引《寓圃杂记》的记载，彭时、商辂等内阁大臣，鉴于“今馆阁无事”，才决定将《新唐书》重修的。说明只有当史馆没有纂修项目时，才会想到修纂其他史书。当然，也有一些史书是同时修撰的。如万历初年修世宗、穆宗《实录》，本来打算“俟《实录》完日”（注：《穆宗实录》卷二十一，隆庆二年六月庚子。）修纂《会典》的，但因故提前，与实录同时修纂。不过，会典与实录的修纂人员多相互兼任，如张居正、汪镗等既是《世宗实录》和《穆宗实录》的正副总裁，又同时担任《大明会典》的正副总裁，“时马自强等方纂修《世宗实录》，诏不妨以原务兼修（《大明会典》）”（注：《神宗实录》卷五十一，万历四年六月乙酉。），这表明它们仍可能是在同一史馆中修纂。因此，明代修史的机构基本上就是史馆一家。

二、史馆管理制度

明代史馆隶属翰林院，因此修史虽然是各衙协作，具体管理仍由翰林院实施。据黄佐《翰林记·修书升赏》载，每次史书修成后的奖励和升擢，都是吏部根据翰林院开报的名单“具题请旨”的，反映了翰林院在史馆修史中具体组织的地位。翰林院学士常兼副总裁，凡“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同时负责史馆平时的日常管理工作。史馆的管理制度包括人事、供给、门禁、考勤，修纂和奖惩等等。

第一，人事制度。明代史馆的人事制度是一种松散而临时的制度。它依据开馆修纂的需要而组织人力，搭建班子，一旦史书修竣，修纂集体便告解散。史馆自身没有人事权，监修、正副总裁等由皇帝钦命，纂修官以下的史官，有时出自钦命，但一般是由内阁提出人选。据《大明会典·翰林院》载：“凡修实录、史志等书，内阁官充总裁，本院（翰林院）学士等充副总裁，皆出钦命。纂修从内阁于本院及詹事府、春坊、司经局官内具名题请，誊录、催纂，制敕诰敕房官皆预。”入居史馆的史官，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以翰林院的修撰、编修和检讨等法定史官为核心，扩及翰林院内的所有官员。事实上，翰林院内部虽有一定的分工，但分工并不明确，正如陆容《菽园杂记》所说的那样，翰林院“官名虽异，然皆不分职。史官皆领讲读，讲读官亦领史事”。那些作为法定史官的修撰、编修和检讨，常兼司他职，如“经筵充展卷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等等（注：《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二·翰林院》。）；而那些并非史职的翰林院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侍读等，一旦史馆运转，也责无旁贷地加入史书的修撰之中。第二个层次是与翰林院相关的在京政府机构的官员，如詹事府、春坊、国子监、司经局、光禄寺、太常寺、大理寺等各衙门的官员，每临修史，也常被征调入馆。第三个层次是外地官员，如知州、知县、王府官员等，也曾于开馆时被征入馆中。这一层次的史官不稳定，早期较多，后期较少。正如焦竑在《修史四事》所说的那样，“国初修书，多招四方文学之士，不拘一途”。虽然史馆实际上的负责人是担任副总裁的翰林院学士，但人事权却在内阁。内阁辅臣挂名总裁，较少直接处理史馆事务，但史馆的人事变动却一直由他们掌握。一般而言，参与史书尤其是实录修纂的人员，在书成之后，都会得到升擢和赏赐，因此，史馆修纂人员的调入，常常成为内阁大臣扶植亲信的机会。他们“各荐所知”，不顾才质，结果有时举荐的史官非老即病，或入馆“经宿而死”，被人讥为：“生老病死苦，史馆备矣。”（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史馆人员，除监修、正副总裁以原职兼任外，其他人员自到馆之日起，即由原衙开缺，以原品级在史馆供职，由史馆分配修史任务。史馆虽无权升降在馆人员的官职，但可以向其所属衙署提供考勤、考绩情况和参考意见，以间接影响其地位的升沉。

由于史馆没有人事调动及升降权，因此造成了一些运作弊端。根据史馆操作的实际步骤，一些史官可以在修纂后期再征召入馆，以避免人员浪费，但由于入馆人员事先已由内阁决定，史馆对此无可奈何。焦竑曾针对这一现象指出：“至史馆两房中书，本供缮写。今始事之日，方翻阅遗文，搜讨故实。下笔之期，茫无影响，誊录之官，安所用之？似当暂为停止，俟他日脱稿之后，经总裁改定，方可取用，量为资给，不但冗费可裁，而亦侥倖少抑。”（注：焦竑：《修史四事》，《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二，《翰林院》。）更为可笑的是，有的誊录官征入史馆后未及誉写，即遇丁忧服阕，至服满回京，书已修成，“未举一笔”，仍照常获得升赏，“曾无一人举觉”（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一。）。

第二，供给制度。史馆并没有独立的财务权，所需办公用品都实行供给制。史馆的供应包括酒饭、笔墨、木炭、桌、凳、砚、炉、象牙书圈、纸札等。《神宗实录》卷五十二载：“（万历四年七月）丁未，大学士张居正等以重修《会典》，请日给副总裁、纂修等官及各员役供事者酒饭、笔墨、木炭等项，照旧开支。其桌、凳、砚、炉、大小象牙书圈，内监照数送用。刑部、都察院按月支送纸札”。此外，史馆还由政府提供校尉、办事吏、裱褙匠等员工，以解除修纂史官的后顾之忧。重修《会典》时，张居正还建议“外用办事吏二十名，分送各馆管理册籍，启闭馆门，匠役并校尉照旧应用”。史馆官员的酒饭，例由光禄寺负责供给，“凡翰林官内府供职，日给光禄黄封，内膳有常制。景泰中，以水旱故，省三之一，以后渐省过半。然有承命内馆教书者，则两给之。或兼纂修时，又倍焉”（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四。）。说明明代对史官担任纂修任务期间的酒饭供给，是比较丰厚的，超过了在内府教书和入值的翰林官员。

第三，门卫制度。由于史馆是机密单位，常常修纂《实录》这样事涉宫闱的秘典，所以一般是不准闲杂人员随便出入的。万历间史馆总裁张居正要求“除典守誊录人役随同共事外，一应闲杂人等，不许擅入！”（注：张居正：《议处史职疏》，《张太岳全集》卷三十九。）太宗时曾与修《太祖实录》的史官李至刚，“尝以罪褫冠服，平巾（即着便服）入史馆供职，阍人谁何之。李既不敢举其衔，又非徒役，乃自称‘修史人’”（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八，《谐谑》。）。这则记载说明明代史馆的门卫——“阍人”是比较负责的。此外，史馆还设有校尉负责守卫。修《大明会典》时，就有“校尉照旧应用”。

第四，考勤制度。凡是在史馆修史的史官，每天上班必须签到，倘若迟到或旷工，则进行登录，并将其名字公布出来以通报批评。景泰间，史馆纂修《环宇通志》，“馆中诸公日多不至”，史馆令“门吏每晨会后具报到否，揭不至者职名于东阁上”（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

第五，纂修制度。它是史馆的业务管理制度。明代史馆依据修纂项目的需要，设立监修，以勋戚充任，对史馆进行政治监督；业务上设立正副总裁，由内阁辅臣和翰林院学士充任，进行业务领导和规划，由纂修官具体编纂，同时设立催纂加以督促，此后又有校正官进行文字校正和史实核订，最后由誊录官进行缮写。在史官进行修纂的同时，还设有收掌典籍官，负责档案邸报奏疏等史料的管理。可以说基本上做到分工合作，行之有效。史书修完，还要进行统一体例的工作，廖道南指出：纂修国史，每分为十馆，……十馆所修不能统一，则择人总勘。”（注：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七，“开局”。）然而，纂修管理上也存在一些积弊，使得史籍的修纂久拖不成。万历时，首辅大学士兼总裁张居正鉴于《世宗实录》迟迟未能修完的局面，提出了实行正副总裁责任制，专任责成，定期完成的目标管理制度：“事必专任乃可以图成，工必立程而后能责效。……盖编撰之事，草创、修饰、讨论、润色，必工夫接续不断乃能成书，而职责要紧又在副总裁官。吏部右侍郎诸大绶、礼部右侍郎王希烈原系《世宗皇帝实录》副总裁，今各馆草稿未经修饰，宜责二臣专管……立为程限，每月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详；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删润。每年五月间、十月间，臣等将纂完稿本各进呈一次。大约终月可完一年之事，终季可完三年之事，从此渐次积累，然后后功可期。”（注：《神宗实录》卷五，隆庆六年九月辛亥。）这种修纂制度上的改革，使卷帙浩繁的《世宗实录》得以顺利完成。

第六，奖励制度。史馆每完成一部史书都要实行奖励，其形式是赏赐和升擢。以纂修实录为例，监修和总裁在明代前期各赏赐白金一百两、彩币六表里，织金罗衣一袭，马一疋并鞍一副；纂修官各赏四十两白金，后期略少。赏赐对象是所有参加实录修纂的史馆工作人员，甚至裱背、军校、匠役、吏员等。除了病故或受处分的外，可谓人人有份。赏赐钱物外，明朝政府还要对实录修纂人员进行升擢。升擢一般都是晋升一级官职或升俸一级，且都为京官而不外升。那些位极人臣的监修、总裁官已极品，无法再迁，便加授荣誉职衔如少师、太保、太傅、柱国、光禄大夫等。那些位低职卑的官员，实录修成后并不升其职，而是升俸一级。史馆的奖励制度对史馆修纂活动的正常进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是，史馆并非完全的实体机构，没有人事权，对来自各衙门的史官难有有效的管理和约束，所以有时候史馆管理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史官常常散漫无纪：他们随便请假不来上班，在外面租私寓“逍遥宴饮”（注：《熹宗实录》卷五十五，天启五年正月癸酉。），他们天热时不顾体面，竟在史馆“多亵服执笔”，以致于景泰帝看见后，还以为是收拾笔墨并负责锁门的匠人（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他们甚至在史馆中吵闹对骂，斯文扫地。景泰间修《寰宇通志》，史官丁＠①与宋怀“忿怒失色，詈言于馆中”，有人写诗讽刺道：“参议丁公性太刚，宋卿凌慢亦难当。乱将毒手抛青史，故发伧言污玉堂。……”（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这些管理上的缺陷，使史馆的修书活动常常出现懈怠弛废的局面。

明代史馆的更革，与明代皇权强化息息相关。首先，明代史馆承元之制，改变了唐宋以前相对独立的馆阁形式，并入以文学侍从和艺技供奉为主职的翰林院中，并由内阁插手其中，以致于使史馆的面目变得十分模糊。其次，第一次设立了以政治监督为专职的监修一职。唐代虽设监修，但由文臣（宰相）担任，其职能是业务领导，相当于明代的总裁。明代的监修则由武臣担任，这些人多为朝廷勋戚，代表皇帝对史馆进行监控。这些更革，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从清代实录馆的运作来看，很多方面都吸收了明代史馆的经验教训（注：参见王清政《清代实录馆考述》，《江汉论坛》，1999年第2期。）。比如正副总裁的专任责成制度，便是对张居正经验的继承。再如清代修史机构对监修总裁（相当于明代的监修）的人选进行改进，由既是皇帝亲信又具有业务能力的高级文臣担任，便是汲取了明代监修由外行的勋戚武臣担任而形同虚设的教训。明代史馆在史书修纂机构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张居正范文篇6

关键词：历史教学；“板块式”设计；知识结构；认知规律；教学立意

“板块式”教学设计的倡导者是语文特级教师、湖北省荆州市教科院中学语文教研员余映潮。他认为，作为一种理念、思路的“板块式”教学设计，“就是在一节课或一篇课文的教学中，从不同的角度有序地安排几次呈‘块’状分布的教学内容或教学活动，即教学的内容、教学的过程都是呈板块状分布排列”[1]。应该说，这种教学设计思路最初是有着很强的学科针对性的。语文教学面对的就是“一大块”———一篇课文；而语文教学的任务却是繁杂的字词识读、写作手法剖析、写作艺术鉴赏、情感体验、思想教育等等。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任务，都有让人无处着手之感。“板块式”教学设计恰恰为语文教学提供了处理教材、策划教学进程的恰当方法，能有效解决诸如“大面积课堂教学中步骤杂乱、思绪不清”“就课文教课文”等问题[2]。由于这种教学设计思路切合了课改之初倡导的“用教材教”的理念，为授课者重构教材内容、创造性使用教材提供了路径，所以一经提出，其他学科纷纷效仿采用，历史学科也不例外。在这个过程中，广大教师改进了课堂教学形式，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也增强了自身把握教材、驾驭教材的能力。但是，随着“板块式”教学形成“潮流”，人人趋时跟风，难免出现“为板块而板块”的现象。鉴于此，有必要正本清源，通过具体剖析中学历史教学中“板块式”设计的成功范例，明确历史教学中“板块式”设计应追求什么样的目标，以便于老师们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明确设计意图，增强设计的针对性与目的性，更好地发挥“板块式”教学的作用。历史教学与语文教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比如，历史教学的内容原本就是“分块”的：从教材呈现形式上看，每节课都分为2~3个子目；从教学内容上看，历史知识的特点决定了每节课内容都可以在逻辑上分为背景、经过、结局或原因、经过、影响（意义、作用）等板块。这其实是增加了历史教学“板块式”设计的难度。如果教学设计仍是沿用教材的内容结构，缺乏深入分析，仅仅是在板块名称上下功夫，把过去常用的“背景”“经过”等换个说法，那就大失“板块式”设计的价值。历史教学中成功的“板块式”教学设计，其作用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彰显知识结构，切合认知规律、凸显教学立意。当然，实际教学中这三方面很难截然分开，很多教学案例都是综合体现多方面的作用。

一、彰显知识结构

深度教学理论认为，“学科知识教学不是对知识的简单占有和机械的训练，而是基于知识的内在结构并对知识进行完整深刻的处理，即知识广度解读、知识关联度解读、知识深度解读等，引导学生从符号学习走向学科思想和意义系统的理解与掌握，并导向学科素养的培养”[3]。“板块式”教学设计的一个作用就是便于将知识的内在逻辑结构明确彰显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刻处理，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知识背后的意义与价值。广西教育学院历史教研员夏辉辉老师执教的“张居正改革”一课。夏老师将整个教学内容设计为三部分：张居正其人（外貌性格、任职经历、死后待遇）；张居正其事（从“新、难、功”三个角度分析改革内容）；张居正其时（从三个不同维度看张居正改革的价值和意义）。三个板块完整清晰地呈现出知识的内在结构。讲解张居正其事，先介绍张居正其人，既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更让学生对事件主角有一个完整全面的认识；分析改革事件本身，则从改革的创新性、艰巨性及作用等几个方面着手，层次分明；最后知人论世，重点分析张居正所处时代，指出其改革的价值与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个板块里，授课者大板块套小板块，又设计了三个板块，分别从“内外交困的明代中晚期”“君主专制日益强化的明清时期”“世界日益连成一个整体的16世纪”三个时空维度进行分析如图1所示，以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的视野评价张居正改革的历史意义。上述设计在体现知识内在结构的同时，也清晰展示出授课者的分析框架。历史教学要落实“过程与方法”目标，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示范展示。教师在具体分析历史问题的同时，将自己的分析思路与分析过程也完整地呈现给学生，有助于学生更快捷地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夏老师通过这样的授课过程，使学生不只是对张居正改革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也直观地看到老师剖析这件事的思路，体验到其中蕴含的分析问题的方法，从而能提高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天津十九中田红彩老师执教的“经济体制改革”。依照教材，这节课分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部分。如果按照教材顺序，按部就班地呈现各目内容，未免抽象枯燥，且只能让学生粗略地了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形成一些肤浅的认识。如何从更深的层次整体构建课堂教学，让学生深入认识理解经济体制改革的内涵和本质呢？田老师整合课程内容，将4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设计为“问题与困惑”“尝试与突破”“阵痛与嬗变”“瓶颈与突围”“深改与创新”五个板块。通过对教学内容的整合重组，清晰揭示了知识的内在结构，引导学生在时空背景、因果关系、逻辑联系中整体把握和深刻理解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4]。

二、切合认知规律

好的教学设计，不但要遵循知识的内在逻辑，更要遵循学生的认知逻辑，切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一节好的历史课，应该“能顺应学生的认知逻辑”，“课堂教学以学生为旨归，认知逻辑是促使学生‘能学’‘会学’的关键要素”[5]。“板块式”教学设计通过对教学内容的分化重组，在体现知识内在逻辑的同时，也要符合学生认知逻辑，遵循学生认知规律，便于学生学习掌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李军老师执教的原人教版高中历史“古代商业的发展”。李老师课前进行了专门的问卷调查，了解了学生的知识储备与问题困惑。在此基础上，将教学内容分为三部分：“初识全貌：中国古代商业发展概况”“聚焦个案：探究宋代商业城市发展”“提升认识，还原中国古代商人形象”。很明显，第一部分是先让学生对中国古代商业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为整节课的学习奠定基础。第二部分从一般到特殊，通过个案分析，深化对第一部分的认识思考。授课者在这里设计了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对待人类本性中追逐财富的心理是因势利导还是与民争利？引导学生思考探究。第三部分是基于课前问卷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在前两部分学习的基础上解决学生的困惑，升华学生的认识。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挖掘商业文化价值，还原商人真实形象，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商业文化，激发学生文化传承的动机与情怀。这样由概况到个案再到整体，由知识梳理到问题分析到释疑解惑，由知识建构到理论探索到情感培养，三部分由浅到深，层层递进，切合学生的认知水平与思维逻辑[6]。山东济宁兖州11中马晓春老师执教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这节课是山东省优秀德育课例一等奖的获奖作品。马老师将整节课设为三个板块：寻近代民族工业发展之历程、探近代民族工业发展之特征、忆近代民族工业发展之精英。通过第一板块先对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发展做总体梳理，让学生对史实有个完整的认识，然后总结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特征。这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对具体史实的学习到对历史的分析解释。就教学目标而言，也可以说是从知识建构到能力培养。在此基础上，第三板块通过对近代民族工业领域精英人物的介绍，对学生进行情感价值观教育。从一般到特殊，从具体到抽象，从知识能力到情感态度，授课者的这个板块设计在遵循知识内在逻辑的同时，也符合学生的认知逻辑。

三、凸显教学立意

教学立意应该是建立在对教学内容的深刻理解与透彻把握基础之上的，而“板块式”教学设计则是着眼于对教材内容做形式上的灵活重组。对内容的凝练升华，恰恰可以借助这种灵活创新的教学组织形式表现出来，相得益彰。一个好的“板块式”教学设计，首先应该是为教学立意服务，围绕教学立意，凸显教学立意。中学特级教师、江苏省泗洪中学周明老师执教的原人教版“辛亥革命”。若按照教材结构，该课分为三目：武装起义、中华民国的成立、中国民主进程的丰碑。周老师分析说：“如果按照文本的顺序，则是革命的过程、结果和影响。但这样的顺序不仅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无法厘清辛亥革命的发展线索，更无法挖掘辛亥革命的核心价值。”周老师认为，“追求共和”是辛亥革命的“灵魂”，是辛亥革命的史学价值。通过进一步具体深入分析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探究其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内核”，得出结论——“辛亥革命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就是‘走向共和’，这也应该成为“辛亥革命”一课的‘课魂’”。这里的“课魂”，也即整堂课的教学立意。在如此分析提炼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授课者最终“探讨并完善了这样的教学线索：共和之土壤（三民主义思想）→共和之花蕾（武装起义）→共和之果实（中华民国的成立）→共和之遗憾（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共和之回响（民主进程的丰碑）”[7]。周老师这里所谓“教学线索”，也即教学结构上的板块呈现。可以看出，这个“板块式”设计，层层递进，正是密切围绕、强烈凸显了“走向共和”这个教学立意。山东大学附属中学赵然老师执教的“北魏政治和北方民族大交融”。赵然老师这节课也是山东省教科院德育优秀课例展评一等奖作品。就教材而言，本课内容分为三目：淝水之战、北魏孝文帝改革、北方地区的民族交融。赵老师将本课的教学立意确立为，“民族交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阶段特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围绕教学立意，赵老师将教学内容设计为三个板块：“历史的教训：兵戈声里看交融”“历史的趋势：改革潮中看交融”“历史的延续：胡风汉韵看交融”。从内容上看，“淝水之战”一目似乎与“民族交融”这一主题关系不大。赵老师在“历史的教训：兵戈声中看交融”这一板块，将“淝水之战”作为民族交融的“反面教材”，在分析前秦失败原因时重点指出其中一点：前秦军队中的其他民族与前秦政权离心离德。尤其在讲到前秦政权瓦解时，引用了日本史学家川本芳昭的一句话，“前秦这个由各民族各个势力组成的马赛克般的政权，瞬间瓦解”。强化突出了淝水之战与民族交融的关系。这样，以民族交融贯穿始终，将三个板块有力地粘合在一起，为凸显教学立意服务。历史教学中的“板块式”设计有其难度，授课者应该在透彻理解教材的基础上，创造性使用教材，重新组织教材内容。如果缺乏对教材内容的深入把握提炼，板块设置仅仅是对教材固有内容结构的重复，那就成了“为板块而板块”，流于形式，失去了意义。当然，实践中也有一些“板块式”教学设计，尽管缺乏对教材内容的重组或深度阐释，仍然沿用了教材的结构，但是另起了一些既与教材内容切合，又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经验的板块题目，用语或新颖独创，或活泼智慧，能起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作用。这样的“板块式”教学设计，也有其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1]余映潮.简说“板块式教学思路”[J].中学语文教学，2014（02）：70.

[2]余映潮.我与“板块式”教学思路的创立[J].中国教师：上半月刊，2017（03）：45.

[3]郭元祥.课堂教学改革的基础与方向———兼论深度教学[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5（06）：5.

[4]田红彩.学科素养导向的初中历史深度教学初探———以“经济体制改革”一课的教学为例[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19（04）：74-79.

[5]王德民，赵玉洁.“一节好的历史课”标准的操作性维度探讨[J].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4（15）：61.

[6]李军.《古代商业的发展》教学实录[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8（09）：46-50.

张居正范文篇7

一、史馆基本面貌

明代史馆的基本面貌迄今仍显得比较神秘和朦胧，它的隶属关系、设置地点、内部结构和机关性质等，都没有集中而系统的记载。笔者将对这些问题逐一考订。

第一，明代史馆既隶属于翰林院，又受制于内阁，翰林院对史馆有具体的管理权，但无决策权。

明代史馆隶属于翰林院，但翰林院内并无史馆，加上内阁对史馆的影响，使得它与翰林院的关系变得比较微妙。翰林院与史馆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机构，翰林院是起草诏书、文学顾问和艺术供奉机构，史馆是修史和著述机构，至元代则将二者合而为一。明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至洪武十四年，“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但仍“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隶翰林院”（注：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建文改制，曾于翰林院下设文翰、文史二馆。太宗立，废之，复洪武之制。明初翰林院内的机构和职官设置虽屡有变动，但翰林院下设史官并负责修史的制度却并无改变。据《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二》记载，翰林“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表明修史是翰林院的主要职责之一，其下设的修撰、编修和检讨是法定的史官，“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凡记注起居，编纂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咸充之”。明代史学史也向我们证明了翰林院的确负有修史之责。如洪熙元年闰七月修《仁宗实录》时，宣宗皇帝于乙巳日下的诏书是要求“礼部悉恭依修皇祖《太宗文皇帝实录》事例，通行中外采辑（史实），送翰林院编纂《实录》”（注：《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乙巳。）。这一制度直到明朝后期都没有改变。

那么，翰林院具体承担史书纂修的机构是什么呢？当然是史馆。太宗虽然废除了文翰、文史二馆的格局，但事实上保留了修史的机构——史馆。明代史馆是历史的存在，各种文献均能加以证明。如文震孟《孝思无穷疏》指责改修本《光宗实录》有五条“尤悖谬者”，要求崇祯皇帝“即敕史馆逐一改正”。再如《孝宗实录》卷五十四载：进呈《宪宗实录》前一日，“设宝舆、香亭于史馆”。明代史馆无疑隶属翰林院。我们仍以修纂《仁宗实录》为例，宣宗在乙巳日的敕令中，要求礼部采辑史料“送翰林院编纂”，一周后（即壬子日），“行在礼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实录》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门，及遣进士陆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事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备登载”（注：《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壬子。）。这两处对应的史料说明，翰林院具体修纂史书的机构是它的史馆。由于翰林院负有修史之职，下面又设有史馆机构，因此使明代的整个翰林院也有了“史馆”和“史局”的别称。如朱瞻基在《幸史馆》诗中道：“退朝史馆咨询处，回视文星烂有光。”（注：朱瞻基：《宣宗皇帝御制诗》，《国朝典故》卷之二十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这里的史馆显然是以备咨询和顾问的翰林院。再如霍兀崖曾上疏倡言“谓翰林不当拘定内转，宜上自内阁以下，而史局俱出补外；其外寮不论举贡，亦当入为史官”（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词林》。）这里的史局，便泛指翰林院。这则史料还表明，由于史馆与翰林院的密切关系，致使翰林院的所有官员也有了“史官”的别称。

然而，史馆在行政上又常常受制于内阁。内阁本是翰林院设在禁中文渊阁备皇帝顾问和为皇帝起草诏敕的机构，由于“预机务”并接近皇帝，所以地位日渐升高，“虽无相名，实有相职”，反过来凌驾于翰林院之上。加之史馆与翰林院相隔悬远，而与内阁相毗邻，因此史馆的修纂活动常常受到内阁的左右。其一，史馆修纂与否，都由内阁决定，据《寓圃杂记》卷六载，成化初，内阁大学士彭时、商辂、陈鉴等“会饮于王廷尉概家”，论及前史，认为《新唐书》体例不一，遂决定重修。只因为在所举的总裁人选上有分歧，事才告吹。明代史馆修纂的主要史书《实录》，便是由内阁大学士作出修纂决策的。如英宗时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人便上疏请修《宣宗实录》。神宗时，“大学士张居正等请纂修《穆宗庄皇帝实录》”（注：《神宗实录》卷五，隆庆六年九月乙巳。）。其二，重大修史活动如《实录》修纂，均由内阁首辅为总裁，翰林院掌院学士最多只能当副总裁。其三，修史的史料按规定由礼部采辑后径“送翰林院纂修”，但内阁常常插手，要求经由内阁转发史馆，如张居正在其《议处史职疏》中曾提议，内阁所藏的文件，由“阁臣令两房官录送史馆”，同时各衙门章奏，“全抄一通送阁转发史馆”。这就越过了翰林院。然而，内阁对外没有独立的印钤，它的文移关防，又是用的翰林院印。这样，史馆从名义上来说，仍然属于翰林院管辖。史馆与内阁的这种暖昧关系，使史馆在隶属关系上呈现出复杂性和模糊性特征。

第二，史馆设置的地点不在它所隶属的翰林院中，而在禁中左顺门内的内阁及其诰敕房东阁附近。

明清各种关于明代制度的史书都记载了翰林院的情况，却很少提及史馆。因为明代的翰林院与史馆并不在同一个地方。明代的翰林院职责比较冗杂，制诰、史册、文翰等事均属其职掌，因此，翰林官员工作的地点和机构不可能都在翰林院内，有的与翰林院在一起，有的则远离翰林院，“盖翰林院乃朝廷司笔札文翰之臣，分局供职，讲读有讲读厅，修撰、编修在史馆，检讨有检讨厅”（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二，《史八》。）。根据赵洛所绘的明清翰林院的平面图，可知翰林院中有署堂、编检厅（即上述之检讨厅）、讲读厅、待诏厅和典籍厅，但无史馆（注：赵洛：《明清玉堂之署——翰林院》，《文史知识》，1982年第6期。），说明史馆是单独开设，与翰林院公署不在一处。另据清代永瑢《历代职官表》卷二三的案语称：从明代起，由于“图籍文史移之翰林院，于是翰林始有馆阁之目”，但是明代翰林院中并无馆的建置，所以明代“虽有此称，而并无其地，于名实仍不相副”（注：黄本骥：《历代职官表》卷二十三，永瑢案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但是，这并不是说史馆就不存在，只能说史馆与翰林院不在一处。

明翰林院的位置与清朝一样，在北京承天门（清称天安门）以东的东长安门（清称长安左门）外、御（玉）河桥西南。据明代对翰林院十分熟悉的孙承泽称：“翰林院在东长安门外，北向，其西则銮驾库，东则玉河侨，元之鸿胪署也。正统七年始建为院。”（注：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二，《翰林院》。）从翰林院的位置来看，它显然处于午门外的外朝之地（注：翰林院原是萃集文土、画家、御医诗人以为皇帝供奉顾问的内朝机关、到明清时才逐渐转为外朝官，处理国家之事。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词目》中有关“翰林院”的解释云：“明代始将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并归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历代职官沿革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3月。）。然而，翰林院下属的史馆却设在午门内的皇宫中。确切地说，明代史馆距翰林院的内署机构——内阁相距不远。关于史馆的位置，明代未见有专门而集中的介绍，但从很多零散的史料中，我们可以考证出史馆的大致方位。从午门进入皇宫，迎面相对的是奉天门，奉天门后面便是明代最主要的朝堂奉天殿（嘉靖后改为皇极殿），午门—奉天门—奉天殿这一南北轴线的东面，有一排平行的庑房，庑房的正中有一门，坐东朝西、这便是左顺门，它与午门及奉天门相垂直。进入左顺门后的东南处，便是内阁的办公地点文渊阁，据明代内阁大学士彭时称“文渊阁在午门之内之东，文华殿南面”，“凡十间，皆覆以黄瓦。”（注：彭时：《彭文宪公笔记》，《国朝典故》卷之七十二，第1586—15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又黄佐：《翰林记》卷二同。关于内阁的方位，还见于黄瑜：《双槐岁抄》卷四，宜庙御制文渊阁铭序；杨士奇：《杨文贞公文集》卷一，“御书阁颂”；太监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宫殿规制”；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七，“明内阁有象牙棋”。）。具有“内阁私门”之称的东阁，则是内阁的诰敕房。焦竑指出：“东阁在六馆之下，……以翰林学士年深者居之，专管文官诰敕事。”（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六，《事例》。）。而修纂了实录等众多史书的史馆，便与东阁相连。《明会要》载：“东阁在左顺门，廊接史馆。虽有大学士官，其职在文渊阁，而司诰敕官多坐东阁。”（注：龙文彬：《明会要》卷三十，《职官二·宰辅杂录》引王圻《通考》。）据曾为史官的尹直讲，景泰间某日，帝驾从对面的右顺门过，正在史馆修史的“左顺门诸公（史官）多踦东阁门争睹之”（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足证史馆在禁中的左顺门附近，距东阁不远。更有说明力的是，黄佐在《翰林记·史馆》中明谓“今史馆凡十所，在东阁之右”。由于史馆紧邻东阁，所以史官若旷工，史馆的负责人便会“揭不至者职名于东阁上”。史馆总裁陈循曾为此写了一幅对联：“朝参未到，荷圣朝恩有覃时；纂述不来，奈史馆书无成日”（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明实录》的修纂就是在史馆中进行的，据其进呈程序，也可以发现史馆的确切方位。《宣宗实录》卷六十一载：“（宣德五年正月）壬戌，进两朝《实录》。前一日，设实录案、表案于丹陛之东……设宝舆及香亭于史馆。是日早，监修官英国公张辅等率总裁、纂修官皆朝服，捧《实录》置舆中……鸿胪寺官朝服引《实录》舆……从左顺门东廊出，由金水桥中道行、监修等官皆后随至奉天门下。监修、总裁、纂修等官捧《实录》置于案。”送《实录》的宝舆设在史馆，说明《实录》是在史馆修纂的；史官迎《实录》的路线，正是从左顺门东廊经过，然后到奉天门进呈，说明史馆的方位就在左顺门附近的内阁及东阁一带。

第三，明代史馆共分为十馆，其中东面四馆主编纂史料，西面六馆主修纂史书。

明代史馆的内部结构，据前引黄佐之说，分为十所（十馆）。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证据。尹直曾称，成化间编纂《宋元通鉴纲目》时，是“各馆分修”而“通行校正”的（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三。）。这表明史馆内部并非只设一馆。对此，查继佐《罪惟录·艺文志》有进一步的记载：“（成化九年）十一月，命纂辑《宋元续纲目通鉴》，亦亲为序。时纪事纪言之制不复，凡修史取诸司奏牍，分六部即十馆成之，总裁主删润……”这里明谓史馆分为十馆。关于这点，费宏的《进武宗实录表》也可以证实：“臣宏等发金匮之秘藏，萃皇华之咨度，义例准乎前史，笔札给于尚方。十馆星分，礼乐政刑之不紊。”十馆星分，既证明了史馆下设十馆，也说明十馆不全在一栋房子里面。张居正的《议处史职疏》向我们提供了更详细、更有说服力的史料，他说：“照得东西十馆原系史臣编校之所，密迩朝堂，纪述为便，今合用东馆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户，三礼兵，四刑工。”（注：《张太岳全集》卷三十九；又《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三十五。）张居正明确指出史馆共有东西十馆，是史臣编纂校正的场所，离朝堂奉天殿很近，这种描述，与我们上面考证的方位大体一致。十馆分为东面四馆与西面六馆，二者在职能上有所区别：西面六馆一般是修纂史书的场所，如修《武宗实录》时，检讨陈寰曾提到过“迩者采尚书故实，上六馆”（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四，《纂修》。）。上六馆，意思是将政府六部的公文档册交史馆中的西面六馆编纂。六棺与东阁相连，所以才有“东阁在六馆之下，廊接史馆”的记载；至于东面四馆，则可能曾经用来编纂和整理史料，所以张居正才建议将此四馆用作起居注和六曹章奏的编校场所。

第四，明代史馆是虚体和实体相兼的修史机构

所谓“实”是指它有固定的场馆，并有相应的设施，如图书资料等；“虚”是指它没有固定的官员，平常关闭，依靠项目才维持运转。正如黄佐所说：“今史馆凡十所，在东阁之右，藏列圣《实录》、古今书史，每被命修书，则本院官日聚集焉。常时公会后，恒扃钥之，无复载笔于其间者。”（注：黄佐：《翰林记》卷一，“史馆”。）可见，明代史馆虽是常设机构，但并非常开，而是根据修史任务来决定开馆与否。我们知道，清代的修纂机构书馆分为常开、例开和特开三种，“由于清廷修书任务日益增多，常设书馆不能满足需要，往往是每修一书，经奏准特别开设书馆、书一告成，即行停馆”，结果所设书馆名目繁多，如实录馆、圣训馆、上谕馆、明史馆、通鉴纲目馆、会典馆、古今图书集成馆、四库全书馆等等，遍及紫禁城中，甚至延及禁城之外（注：杨玉良：《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清代宫史探微》，第299页，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7月。）。明代情形有所不同。明代例修的史书主要是《实录》、《宝训》和《玉牒》，其他如《会典》和《永乐大典》、《宋元续通鉴纲目》等都是特开，修史任务没有清代那么繁重，仅只史馆已能应付，所以明代没有像清代那样遍地设馆修书，明代也从没有“实录馆”、“会典馆”、“续通鉴纲目馆”等名目。据史载，上述明代著作均是在左顺门附近东阁旁的史馆修纂的。由于史馆比较单一和固定，所以明代修史往往要按先后顺序排队进行，据《謇斋琐缀录》载：景泰间，朝廷打算修《续通鉴纲目》，但当时正在修纂《寰宇通志》，所以只能“伫俟志书完日开馆”（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另据前引《寓圃杂记》的记载，彭时、商辂等内阁大臣，鉴于“今馆阁无事”，才决定将《新唐书》重修的。说明只有当史馆没有纂修项目时，才会想到修纂其他史书。当然，也有一些史书是同时修撰的。如万历初年修世宗、穆宗《实录》，本来打算“俟《实录》完日”（注：《穆宗实录》卷二十一，隆庆二年六月庚子。）修纂《会典》的，但因故提前，与实录同时修纂。不过，会典与实录的修纂人员多相互兼任，如张居正、汪镗等既是《世宗实录》和《穆宗实录》的正副总裁，又同时担任《大明会典》的正副总裁，“时马自强等方纂修《世宗实录》，诏不妨以原务兼修（《大明会典》）”（注：《神宗实录》卷五十一，万历四年六月乙酉。），这表明它们仍可能是在同一史馆中修纂。因此，明代修史的机构基本上就是史馆一家。

二、史馆管理制度

明代史馆隶属翰林院，因此修史虽然是各衙协作，具体管理仍由翰林院实施。据黄佐《翰林记·修书升赏》载，每次史书修成后的奖励和升擢，都是吏部根据翰林院开报的名单“具题请旨”的，反映了翰林院在史馆修史中具体组织的地位。翰林院学士常兼副总裁，凡“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同时负责史馆平时的日常管理工作。史馆的管理制度包括人事、供给、门禁、考勤，修纂和奖惩等等。

第一，人事制度。明代史馆的人事制度是一种松散而临时的制度。它依据开馆修纂的需要而组织人力，搭建班子，一旦史书修竣，修纂集体便告解散。史馆自身没有人事权，监修、正副总裁等由皇帝钦命，纂修官以下的史官，有时出自钦命，但一般是由内阁提出人选。据《大明会典·翰林院》载：“凡修实录、史志等书，内阁官充总裁，本院（翰林院）学士等充副总裁，皆出钦命。纂修从内阁于本院及詹事府、春坊、司经局官内具名题请，誊录、催纂，制敕诰敕房官皆预。”入居史馆的史官，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以翰林院的修撰、编修和检讨等法定史官为核心，扩及翰林院内的所有官员。事实上，翰林院内部虽有一定的分工，但分工并不明确，正如陆容《菽园杂记》所说的那样，翰林院“官名虽异，然皆不分职。史官皆领讲读，讲读官亦领史事”。那些作为法定史官的修撰、编修和检讨，常兼司他职，如“经筵充展卷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等等（注：《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二·翰林院》。）；而那些并非史职的翰林院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侍读等，一旦史馆运转，也责无旁贷地加入史书的修撰之中。第二个层次是与翰林院相关的在京政府机构的官员，如詹事府、春坊、国子监、司经局、光禄寺、太常寺、大理寺等各衙门的官员，每临修史，也常被征调入馆。第三个层次是外地官员，如知州、知县、王府官员等，也曾于开馆时被征入馆中。这一层次的史官不稳定，早期较多，后期较少。正如焦竑在《修史四事》所说的那样，“国初修书，多招四方文学之士，不拘一途”。虽然史馆实际上的负责人是担任副总裁的翰林院学士，但人事权却在内阁。内阁辅臣挂名总裁，较少直接处理史馆事务，但史馆的人事变动却一直由他们掌握。一般而言，参与史书尤其是实录修纂的人员，在书成之后，都会得到升擢和赏赐，因此，史馆修纂人员的调入，常常成为内阁大臣扶植亲信的机会。他们“各荐所知”，不顾才质，结果有时举荐的史官非老即病，或入馆“经宿而死”，被人讥为：“生老病死苦，史馆备矣。”（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史馆人员，除监修、正副总裁以原职兼任外，其他人员自到馆之日起，即由原衙开缺，以原品级在史馆供职，由史馆分配修史任务。史馆虽无权升降在馆人员的官职，但可以向其所属衙署提供考勤、考绩情况和参考意见，以间接影响其地位的升沉。

由于史馆没有人事调动及升降权，因此造成了一些运作弊端。根据史馆操作的实际步骤，一些史官可以在修纂后期再征召入馆，以避免人员浪费，但由于入馆人员事先已由内阁决定，史馆对此无可奈何。焦竑曾针对这一现象指出：“至史馆两房中书，本供缮写。今始事之日，方翻阅遗文，搜讨故实。下笔之期，茫无影响，誊录之官，安所用之？似当暂为停止，俟他日脱稿之后，经总裁改定，方可取用，量为资给，不但冗费可裁，而亦侥倖少抑。”（注：焦竑：《修史四事》，《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二，《翰林院》。）更为可笑的是，有的誊录官征入史馆后未及誉写，即遇丁忧服阕，至服满回京，书已修成，“未举一笔”，仍照常获得升赏，“曾无一人举觉”（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一。）。

第二，供给制度。史馆并没有独立的财务权，所需办公用品都实行供给制。史馆的供应包括酒饭、笔墨、木炭、桌、凳、砚、炉、象牙书圈、纸札等。《神宗实录》卷五十二载：“（万历四年七月）丁未，大学士张居正等以重修《会典》，请日给副总裁、纂修等官及各员役供事者酒饭、笔墨、木炭等项，照旧开支。其桌、凳、砚、炉、大小象牙书圈，内监照数送用。刑部、都察院按月支送纸札”。此外，史馆还由政府提供校尉、办事吏、裱褙匠等员工，以解除修纂史官的后顾之忧。重修《会典》时，张居正还建议“外用办事吏二十名，分送各馆管理册籍，启闭馆门，匠役并校尉照旧应用”。史馆官员的酒饭，例由光禄寺负责供给，“凡翰林官内府供职，日给光禄黄封，内膳有常制。景泰中，以水旱故，省三之一，以后渐省过半。然有承命内馆教书者，则两给之。或兼纂修时，又倍焉”（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四。）。说明明代对史官担任纂修任务期间的酒饭供给，是比较丰厚的，超过了在内府教书和入值的翰林官员。

第三，门卫制度。由于史馆是机密单位，常常修纂《实录》这样事涉宫闱的秘典，所以一般是不准闲杂人员随便出入的。万历间史馆总裁张居正要求“除典守誊录人役随同共事外，一应闲杂人等，不许擅入！”（注：张居正：《议处史职疏》，《张太岳全集》卷三十九。）太宗时曾与修《太祖实录》的史官李至刚，“尝以罪褫冠服，平巾（即着便服）入史馆供职，阍人谁何之。李既不敢举其衔，又非徒役，乃自称‘修史人’”（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八，《谐谑》。）。这则记载说明明代史馆的门卫——“阍人”是比较负责的。此外，史馆还设有校尉负责守卫。修《大明会典》时，就有“校尉照旧应用”。

第四，考勤制度。凡是在史馆修史的史官，每天上班必须签到，倘若迟到或旷工，则进行登录，并将其名字公布出来以通报批评。景泰间，史馆纂修《环宇通志》，“馆中诸公日多不至”，史馆令“门吏每晨会后具报到否，揭不至者职名于东阁上”（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

第五，纂修制度。它是史馆的业务管理制度。明代史馆依据修纂项目的需要，设立监修，以勋戚充任，对史馆进行政治监督；业务上设立正副总裁，由内阁辅臣和翰林院学士充任，进行业务领导和规划，由纂修官具体编纂，同时设立催纂加以督促，此后又有校正官进行文字校正和史实核订，最后由誊录官进行缮写。在史官进行修纂的同时，还设有收掌典籍官，负责档案邸报奏疏等史料的管理。可以说基本上做到分工合作，行之有效。史书修完，还要进行统一体例的工作，廖道南指出：纂修国史，每分为十馆，……十馆所修不能统一，则择人总勘。”（注：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七，“开局”。）然而，纂修管理上也存在一些积弊，使得史籍的修纂久拖不成。万历时，首辅大学士兼总裁张居正鉴于《世宗实录》迟迟未能修完的局面，提出了实行正副总裁责任制，专任责成，定期完成的目标管理制度：“事必专任乃可以图成，工必立程而后能责效。……盖编撰之事，草创、修饰、讨论、润色，必工夫接续不断乃能成书，而职责要紧又在副总裁官。吏部右侍郎诸大绶、礼部右侍郎王希烈原系《世宗皇帝实录》副总裁，今各馆草稿未经修饰，宜责二臣专管……立为程限，每月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详；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删润。每年五月间、十月间，臣等将纂完稿本各进呈一次。大约终月可完一年之事，终季可完三年之事，从此渐次积累，然后后功可期。”（注：《神宗实录》卷五，隆庆六年九月辛亥。）这种修纂制度上的改革，使卷帙浩繁的《世宗实录》得以顺利完成。

第六，奖励制度。史馆每完成一部史书都要实行奖励，其形式是赏赐和升擢。以纂修实录为例，监修和总裁在明代前期各赏赐白金一百两、彩币六表里，织金罗衣一袭，马一疋并鞍一副；纂修官各赏四十两白金，后期略少。赏赐对象是所有参加实录修纂的史馆工作人员，甚至裱背、军校、匠役、吏员等。除了病故或受处分的外，可谓人人有份。赏赐钱物外，明朝政府还要对实录修纂人员进行升擢。升擢一般都是晋升一级官职或升俸一级，且都为京官而不外升。那些位极人臣的监修、总裁官已极品，无法再迁，便加授荣誉职衔如少师、太保、太傅、柱国、光禄大夫等。那些位低职卑的官员，实录修成后并不升其职，而是升俸一级。史馆的奖励制度对史馆修纂活动的正常进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是，史馆并非完全的实体机构，没有人事权，对来自各衙门的史官难有有效的管理和约束，所以有时候史馆管理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史官常常散漫无纪：他们随便请假不来上班，在外面租私寓“逍遥宴饮”（注：《熹宗实录》卷五十五，天启五年正月癸酉。），他们天热时不顾体面，竟在史馆“多亵服执笔”，以致于景泰帝看见后，还以为是收拾笔墨并负责锁门的匠人（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他们甚至在史馆中吵闹对骂，斯文扫地。景泰间修《寰宇通志》，史官丁＠①与宋怀“忿怒失色，詈言于馆中”，有人写诗讽刺道：“参议丁公性太刚，宋卿凌慢亦难当。乱将毒手抛青史，故发伧言污玉堂。……”（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这些管理上的缺陷，使史馆的修书活动常常出现懈怠弛废的局面。

明代史馆的更革，与明代皇权强化息息相关。首先，明代史馆承元之制，改变了唐宋以前相对独立的馆阁形式，并入以文学侍从和艺技供奉为主职的翰林院中，并由内阁插手其中，以致于使史馆的面目变得十分模糊。其次，第一次设立了以政治监督为专职的监修一职。唐代虽设监修，但由文臣（宰相）担任，其职能是业务领导，相当于明代的总裁。明代的监修则由武臣担任，这些人多为朝廷勋戚，代表皇帝对史馆进行监控。这些更革，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从清代实录馆的运作来看，很多方面都吸收了明代史馆的经验教训（注：参见王清政《清代实录馆考述》，《江汉论坛》，1999年第2期。）。比如正副总裁的专任责成制度，便是对张居正经验的继承。再如清代修史机构对监修总裁（相当于明代的监修）的人选进行改进，由既是皇帝亲信又具有业务能力的高级文臣担任，便是汲取了明代监修由外行的勋戚武臣担任而形同虚设的教训。明代史馆在史书修纂机构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张居正范文篇8

一、本土立场与最后辉煌的温情回眸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和烂熟的时期，但在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内里却蕴藏着忽喇喇大厦将倾的深刻危机。与“盛唐”不同，在这一完整的长时段的历史时期里，世界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原来后进的西方经过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崛起，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殖民扩张。于是，中华民族在不得不进行痛苦、屈辱和无奈转型的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杰姆逊所说的“民族焦虑”。特别是作为民族代表的知识分子，更是站在时代的前沿，以精神与心灵的全部力量，在方生未死之间探索民族文化的新生之路与转型之途。90年代以来关于明清的历史书写也不例外，不同的是，这种本土民族文化自我认同增添了更多的反思成份，被有意识地纳入与异域民族平等对话交流的理性框架中进行审思。这样，历史小说的明清叙事，无意就成为与西方文化的“他者对峙的中国的文化危机的寓言”，作品中所深寓的民族文化思考自然也就成为“被殖民者／殖民者对峙的整个视野”①的思考。

凌力的《梦断关河》、“百年辉煌”系列，唐浩明的《曾国藩》、《旷代逸才》、《张之洞》，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落霞”系列，刘斯奋的《白门柳》，熊召政的《张居正》，蔡敦祺的《林则徐》都把目光落在明清时期凝聚着优秀民族精神的人与事之上，尤其是将笔力集中于中国封建文化的最后辉煌阶段。借着对最后辉煌的温情回眸，作家们“把蕴含在封建王朝内质中与人类社会发展不谐和的因素、民间百姓罹遇的苦难、优秀传统文化等提炼凝聚成为鲜活可感的艺术形象,借助文学的形式,向世人展示了华夏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②煌煌十三大卷的“落霞”系列，以恢宏的气势写出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走向衰落前的最后辉煌。二月河选择具有雄才大略和拯世责任的康熙、雍正、乾隆等封建帝王为表现对象，努力从他们身上寻找与阐扬优秀的汉文化传统。这三个封建帝王以一介独夫，为天下谋划，不惜背负“恶与孤独”，其间蕴藏的人格力量，正是外儒内法的政治权谋文化传统所能迸发的积极能量。作品以野史、民间史、神话传说等与正史相融的叙说方式，展开了以王朝图治为核心的民间、市井、官场、朝廷等全景式社会扫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神道妖鬼时时嵌入质实的史实叙说之中，把施政大略转化为生动的人事纠葛，以此建立自己对本土文化的审美和意义的重构。“我写这书主观意识是灌注我血液中的两样东西：一是爱国,二是华夏文明中我认为美的文化遗产。我们现在太需要这两点了,我想借满族人初入关时那种虎虎生气,振作一下有些萎靡的精神。”③这分明流露了二月河浓浓的民族本土立场。

熊召政的《张居正》则以明王朝中叶的万历新政始末为题材，同样集中笔力写张居正在历史漩涡中挽狂澜于即倒的巨大的个人作用。在中国的传统历史叙事中，本来就有帝王将相的描写传统。但经过革命历史叙事对人民作用的强调，加上90年代以来新历史小说的兴起，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以及对小历史小人物的重新关注等多重因素，今天的帝王将相题材，其实早就冲破了原来的英雄崇拜格局，而是指向民族精英的文化人格塑造。在明君或贤相的身上，凝聚的是传统文化的菁华力量。张居正不避物议，外拒清流，是对传统文化中自标清高、空疏无用的纠正；其务实耐烦的精神又是对好高骛远式的激进改革的纠偏。正因此，万历新政才成为明王朝的一剂救命良方，而使它的气脉又延续多年。“不以道德论英雄，应为苍生谋福祉”，④这是作家创作《张居正》的历史观，也是小说审视历史人物与事件时的一个文化视角。作品中所展现的绚烂的“落霞”，是封建王朝最后的回光返照。其间的人与事，是封建文化在大厦将倾之前的最后一搏。作家集中笔力写它的美丽和辉煌，同样也显露了他潜意识深处的本土文化反抗。

但这又毕竟只是最后的一搏了。这最后一搏，固然绚烂多姿，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缺陷。封建文化具备强大的体制惰性：权谋文化虽然充当着驱动历史演进的重要政治力量，但它却无法抹去其自身抑制民主、摧残人性的落后因素。尤其是以今日全球化的宏大视角重新审视这段“落霞”时光，我们会发现，在作家们津津乐道的康亁盛世的同时，西方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势蓬勃兴起，中西差距就是在这个时段被迅速拉大的。回避这个问题，而孤立地描写所谓的煌煌盛世，这是一种封闭和短视，甚至还暗含了某种“天朝心态”。实际上，明中叶的万历新政之后，紧接经济繁荣的是腐朽颓败的晚明习气；康亁盛世之后是中国传统社会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土崩瓦解。这里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专制独裁的“落霞”式体制改革，往往寄托在某些强有力的封建英雄人物身上而无法获得正常的政策延续性。甚至专制体制还无法保证这样的强力意志的出现，无法保证杰出英才顺利进入历史权力舞台。因为在传统明哲保身的文化惯性之下，优游不迫、漠不关心的政治态度，才是一般官僚最常见的人生观。像雍正、张居正那样对权力的眷恋和对经济的重视，就会被视为“苛政”、“俗吏”。雍正之所以背负骂名，居正夺情之所以引起如许大的波澜，就在于他们对实际政务的热衷和对可保他们大政顺利执行的权力的热衷。无论是雍正还是居正，都无法保证身后之事。不仅他们的改革难以为继，甚至无法避免死后声名被诋和守旧势力的卷土重来。权势，是他们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关键所在。尽管作家对描写对象充满了深切的同情，但历史理性却无法化解他们“荣辱兴衰转瞬间”的权势循环悲剧。

从统治阶层的角度出发，“落霞”辉煌产生的是封建英杰个人力量无法延续的历史悲剧。而下降到社会民众层面，这种悲剧则是封建专制文化对现代民主萌芽的压抑，使得社会经济繁荣和初始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文化无法走上持续发展的正轨。相当多的史料表明，在明末，我国已经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在苏州及江南地区的纺织工业蔚为壮观。在对15世纪末与16世纪初的全球经济的考察中，学者们更进一步发现，自地理大发现始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中，晚明出人意外地充当着经济强势力量。⑤繁荣的海上贸易交通，大力促进了太湖流域的经济发展。而正是在中国南方地区，“海面和陆地犬牙交错，形成一种溺谷型海岸……在这一地带，海上的旅行和冒险推动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只是在逃脱国内的监督和约束时，才能充分施展其才能。”⑥而这些民间的经济力量和资本主义及现代民主的无法正常生长等相互关涉，却在反映这一时代的历史小说中被民族本土立场有意无意地遮蔽了。《雍正皇帝》采取的是缺席策略，《张居正》虽写到海上走私，也写到以何心隐等为代表的民主萌芽的私学兴起；但前者被处理成产生于权力交易中的腐败，后者则被视为世道人心的毁灭力量。恰恰是对这一问题缺乏更深入的思考，使作家们对本土文化的崇扬失之片面。何以西方语境下正常的经贸交易演变为官商勾结的腐败？何以西方话语中健康的个性自由走上狷狂放荡的邪途？如果我们能就此来进一步审视封建文化的末世辉煌，那么这对打破历史小说作家封闭狭隘的创作心态，理性地重建民族本土文化无疑十分重要的。

二、文化冲突与转型自救的悲剧写真

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巨大冲击力，这才有了本土文化退守的应对策略。从另一角度讲，这种冲击也就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本土情结其实是相当理想化了，现实语境中的文化冲突远不是简单的退守便能解决的。而作为一种独特的小说艺术，为了应对西文文化的侵渗，也是基于对历史的真切的生命体验，不少历史小说都选择了与当代转型期有着相似文化心理结构的明清代际裂变为表现对象。因为这段文化冲突异常激烈的历史，与当前现实脉息相通，相当合适地成为作家们表达现实思考的历史时空。明清之际中国传统文化在异族文化或西方文化冲击下的被迫转型，正与当下“全球化”激发起来的民族身份认同具有深刻的应和关系。

明清叙事的代际裂变有两个代表性的时段：一是明清鼎革，二是近代转型。《白门柳》、《倾城倾国》、《少年天子》等表现的是前者，《曾国藩》、《旷代逸才》、《张之洞》等则反映的是后者。实际上，从异族文化入侵的角度来看，两者有很大的相似性。清兵入关，雉发令一下，酷烈的民族矛盾造成的扬州十日，嘉定、江阴屠城的血泪阴影与近代史上枪炮下的民族屈辱如出一辙。刘斯奋的《白门柳》写明清鼎革，其超出同类题材的地方在于通过对现实文化转型期中的现代民主自由话题的关注，使旧有的《桃花扇》主题有了崭新的开拓。在《白门柳》铺写的历史文化长卷中，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心路历程被格外凸现出来。小说特意择选的这些明末士人，他们把传统的忠君死义当作高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对人生的眷恋和对尘俗人性的自然要求，又使他们陷入两难境地不能自拔：方以智从李自成手中逃出后名士做派的大转变，黄宗羲卷入南唐实际政务后对明王朝的彻底失望，冒襄逃难途中的家国矛盾。这是传统文化遭到异质文化冲击后产生的深刻危机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痛苦裂变。一方面，民族气节要求他们死难；另一方面，清王朝入关后的充满生机同明王朝的糜烂腐朽形成鲜明对比，又使他们酿生解构封建纲常的某种现代民主思想萌芽。于是作家笔下的这些人物似乎日益明显地看到狭隘民族立场的负面价值，这也就预示了在这场前现代化的文化冲突中传统文化的败北及其产生转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跳出了民族矛盾与朝代兴衰更替循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产生真正意义上代际裂变？如何使现代西方话语中的民主自由凭借“代际裂变”的文化交融力量，以健康的方式生长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上？这也是现实要求作家回答的，而小说也正是凭藉对这段历史的描写，以凝聚理性思考的艺术感性形式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阐释。

然而，明清鼎革与近代转型虽然有着民族文化心理上的相似处，但满清入关与近代殖民化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对满清，传统知识分子仍可保持高度文化优越感。清入关后的迅速汉化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溶解力量，也使满汉的文化危机得以缓解。但近代殖民化历程一俟启动，传统文化却再也不能保持它“天朝”的心态了。这次的异质文化也迥异于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异族入侵，它从民族冲突上升到种族冲突，从军事优势上升到现代文化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全面对峙。由之，《曾国藩》、《旷代逸才》、《张之洞》等作品，便着力描写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等在西方文化与传统桎锢间的挣扎，写他们以积极的人生历程回应着他们身处的时代，但仍逃不脱悲剧性的失败命运。这种失败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代表了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进攻面前的全面退却。作家以巨大的同情写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个人奋斗，以此弘扬历史人物身上济世拯国的精神力量，因而虽败却发人深思。曾国藩可以成功地维护备受太平天国打击的儒家传统，却在标志着中外文化冲突的天津教案中内愧神明、外惭清议；张之洞的渐进式改革如搅动一塘搅不动的稠水，其文化自救失败也正是当代知识分子文化忧患的真实写照。作家们对这些历史人事的选择，反映了历史小说从政治爱国主题向文化反省主题转换的创作走向。

按照史家的观点，中国近代殖民化实际上也就是全球化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初级阶段”启动。⑦这一阶段是以欧洲实现对全世界的统治为实质内容的。西方现代文化以凌厉的攻势袭击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成就了他们在十九世纪的辉煌。但与西方人眼里全球化的胜利不同，东方视角下的这场全球化却充满血泪与耻辱。由于代际裂变和文化鼎革，这种状况迫使一些知识分子滑出了旧有的政治体制之外，或是游移在体制崩溃的间隙睁眼看世界。《白门柳》中的黄宗羲、《张之洞》中的张之洞就是站在这种体制的空白点上，展现了独立思考的文化人格。作家写他们在“天崩地解”社会巨变中从举兵抗清到著述民主思想，从以清流立身到办洋务运动，孜孜以求地思考和实践“中体西用”这样一个时代课题。这里既交织了小说主人公艰难多舛的探索，同时也融涵作家对文化自救的深沉思考。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试图在旧体制内修修补补，寻找出路。如唐浩明笔下的另外二个人物：《曾国藩》中的王闿运和《旷代逸才》中的杨度，他们热衷传统的帝王术而拒绝现代变革，结果一生穷途末路，扮演悲剧的角色。这说明传统文化不经过彻底的涤除与转换，是不可能成为建设性的文化因子的。王闿运、杨度的道路，在近代知识分子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面临的挑战，也就是“传统的书院文化面临的挑战”；而他们悲剧性的失败，更是“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运。”⑧由此，唐浩明的文化批判也就指向了更为深刻的体制原因；当然在这之中，他也隐隐地流露出对传统文化不由自主的情感依恋，从而使同情与理解成为小说叙述的基调。

其实岂止是唐浩明，几乎所有的当下历史小说的软肋都源于这种理性批判与情感依赖的矛盾状态。作家们之所如此热衷明清题材的书写，包括影视作品中之所清宫戏层出不穷，在很大程度上就可归因于对传统文化的这种挥之不去的“天朝”情结以及对这些近代精英人物的倾心赞许。因为他们此时继承了传统文化的菁华，而且做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卓绝表演；他们的探索失败，浓缩了几代人的悲剧命运，凝聚了国家和民族难以言传的历史创伤，这就很容易触发我们的民族情感。而相对而言，近代民主转型，除了陈军的《北大之父——蔡元培》和唐浩明的《旷代逸才》之外，写的不多，成功的就更少。这里分析起来，自然有可以理解的客观因素：如题材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古今关系处理难度较大，对纷繁复杂的近代人事把握不准等，但同时恐怕也与恋古的民族文化思维惯性不无有关。不少作家还是抱持比较陈旧的历史观，没有树立起真正的“近代”意识，更没充分认识它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和转换中的特殊意义。这说明，面对全球化的新语境特别是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历史小说的确亟需以开放的胸襟和视角在自身的内在文化结构方面进行调整。割断对传统的温情留恋也许是痛苦的，但它却是文化新生的必要前提。而这是需要我们站在现性的高度，用文化批判的眼光进行冷静审视的。

三、文化整合与人类大同的浪漫构想

从某种意义上，十九世纪西方的殖民扩张与当下基于文化趋同态势下的全球化，乃是工业大生产后发起的两轮异形同质的人类文明的冲突与整合过程。与赤裸血腥的殖民掠夺不同，今日的“文化”全球化更隐蔽，也更危险。历史叙事中的明清题材，恰是第一轮全球化的全面启动；而叙述历史的今日，则是又一轮全球化的开端。站在开端，以文化整合的包容与大度来追忆过去，作家对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往往籍借对明清历史的理想文学书写来获得缓释。凌力的“百年辉煌”系列与她的新作《梦断关河》，正是在这种体认下完成浪漫大同构想的。

《倾城倾国》、《少年天子》、《暮鼓晨钟》反映的是清朝初入关到巩固其统治的近百年的历史。皇太极、布木布泰(即后来的庄太后)、福临与玄烨祖孙三代人，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座右铭，乱世求治，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提倡和颂扬的“仁政”，开创了清代前期百年多的和平与繁荣的盛世局面。在他们围绕求治革新进行激烈权力争斗的背后，是满汉民族矛盾。而这种民族矛盾，说到底就是“传统的党同伐异的种族观念和族群认同”在作崇：“许多最极端的‘我群’、‘他群’之分别，主要是建立在主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上。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敌对关系,并未发生于生物性的种族差异上，而是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冲突方面。生物的种族差异只是附属的原因,甚至可能还是文化差异的结果。”⑨在守旧的满族大臣眼里，汉文化的精致优美是奢侈糜烂的亡国之征。简亲王济度在目睹两个前明宰相的子孙手无缚鸡之力，陷入穷困潦倒中后，越发认定顺治皇帝的学习前明制度，尊崇儒教、重视文士、渐习汉俗，分明是要把满族子孙送上前明败落的老路。鰲拜为首的四辅臣，恢复满洲旧制，大肆镇压汉官，抵制玄烨亲政，也都是为了维护崇武尚力的淳厚祖风。济度、鰲拜以及后宫里的康妃、谨贵人，能以大义凛然的姿态谋逆、劝谏甚至加害皇四子及皇帝本人，都不是为的自身的争权，而是为了满清旧制和祖宗家风。这是满汉一体的民族融合理想与颟顸守旧的民族仇视心理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凌力在描写福临、玄烨的政治事业，在写其对立面济度谋乱、鰲拜擅权之时，就有效地跳出了狭隘的权谋文化的视角，而获得了深邃的文化观照力量。

为了强化满汉民族的文化整合，凌力还有意在小说中凸显了独特的“第三只眼”。这“第三只眼”就是贯穿小说始终并联结亲汉亲满两派的一个重要人物——汤若望。汤若望作为传教士，以宗教的平等博爱和西方文化第三只眼的独立视角，对满汉两个民族施以不分彼此的关怀；但正是因此，他才有可能对彼时满汉民族的文化差异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满族的杀戮是嗜血的鸷鹰，关闭了他们自己通向上帝的大门；汉族文化的精致优雅和悠远流长的道德教化，却对汤若望充满了吸引力。汤若望也就是据此才劝导福临和玄烨采用汉制、施行仁政，从而遭到满族贵戚的忌恨和残酷迫害，成为亲汉派与守旧派争斗的砝码及其彼此拉锯交锋的牺牲品。汤若望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作家的视角，它赋予传统的满汉民族冲突以专制愚昧与现代文明冲突的新内涵，而具有广博的人类学视野。当然，满族被强大的汉文化同化的同时，它也为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整个中华文化重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中心文化发生合理化和失去创造力的时候，往往有一些形质特异的、创造力充溢的边缘文化或民间文化崛起，……在文化调整和重构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生机蓬勃的边缘文化的救济和补充，给它输入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⑩对此，作家也有相当生动而精彩的描写，并将它与汉文化由于自身的高度成熟走向封闭僵化和满族文化野蛮愚昧的另一面融为一体，纳入到满族兴起到入关统治的“百年辉煌”之中。作家借书中人物对话发出的有关“大明骨、大金肉”的民族新生的构想，特别是用优美笔调书写的乌云珠、费耀色、冰月、孙幼蘩等优秀人物形象，都成为小说温馨浪漫的抒情篇章，这也是凌力开放开阔的现代民族观的形象显现。

如果说凌力上述的《倾城倾国》、《少年天子》、《暮鼓晨钟》有关满汉民族矛盾描写基本属于中华民族内部的兄弟阋墙，那么她的新作《梦断关河》展现的鸦片战争则明显具有中西文化冲突的时代新质。在这里，面对新的文化全球化(而不是原有的本土化)语境，凌力对民族冲突和融合问题作出了更为严肃而又充满浪漫构想的新思考。在这部以梨园戏子悲剧命运折射时代的长篇小说中，作家一方面坚守正义的民族立场，绝不回避这场战争的殖民侵略性质，另一方面也鞭辟入里地写出清王朝的腐朽昏愦才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歌颂葛云飞、彭松年等人的民族节气，另一方面也指出他们以孙子兵法等传统战争方式来抵御现代战争，因而在摧枯拉朽的西洋火力下不堪一击。对满族地方官海龄，作家更是充满了基于历史辩证法的深入描写。镇江都统海龄出于强烈的民族歧视心理，视全体汉人为汉奸，闭城封门，禁止平民出城逃难，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但同时她又用精细的笔墨显示，海龄此举同样也出于誓死保卫家园的心理，并借小说中海龄的仆女大香之口肯定了他率全体清兵以死殉国的壮怀激烈。正是在这样清醒的历史理性观照下，《梦断关河》对鸦片战争的言说，才跳出了以往的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和民族正义感的狭隘视野，不再象《林则徐》、《火烧圆明园》和一些描写义和团的小说、电影那样，把二元对立的侵略与反侵略视作价值判断的底线；也不同于唐浩明在描写曾国藩晚年对天津教案举措失当蒙羞含垢的史事时，仍然局限于传统文化之内，未能提出应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建设性思路；而是以全球化的大视野、大境界，重新思考和审视中华民族的近代鼎革和汲取外来文化菁华进行自我重构的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还塑造了英国军医亨利的形象。他向往东方文化，对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充满了怀疑，并冲破民族偏见，与自幼相识的童年伙伴天寿相爱而终成眷属。通过这一人物及其异国恋情的虚构描写，凌力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突破民族偏见的人类大同的理想图景。当然不必讳言，这种将全人类的文化大同模式化地寄托在异文化恋情上，多少也显得有些纤弱与理想化，少了些深邃凝重的历史气魄。从某种意义上，亨利形象其实就是“百年辉煌”中汤若望、荷兰教官可莱亚的延续。他们身为西方人，却醉心华夏文明。如果说福临、玄烨等满族统治阶级对汉文化的向往认同是低位文化对高位文化的自然倾慕的话，那么西方文化作为高位文化对处于低位的汉文化认同则有意无意地表明了汉民族在承认自身弱势的同时，却仍然坚守着文化上的优越心理。跨国恋情也好，文化倾慕也好，它们似乎都存在将文化整合的理想过于夸饰的倾向。这大概就是福临、玄烨等少年天子写得太浪漫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历史和现实证明，文化征服和民族冲突从来都是血泪斑斑的胜利者颂歌。不论是处于低位的满族文化，还是位居强势的西方文化，作家刻意描写其对华夏文明的醉心与倾慕，这之中是否也程度不同地隐含着某种本土自恋情结乃至天朝大国的心态呢？19世纪的全球化是建立在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殖民扩张的基础之上的，过于强调西方文化中的友爱成分，把民族文化新生的实现过多寄希于汤若望、享利等人的善良和友爱，是不切实际的，容易遮蔽了全球化背后潜在的反现代的问题和负面影响。第三世界的文化崛起只有依靠自身的强大与抗争，才能赢得与“他者”平等交流对话的可能，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为此，我们历史小说在进行人类大同浪漫构想时，应该有必要冷峻地把历史书写还原到彼时残酷的文化殖民语境中去。惟有这样，其文化整合的浪漫构想方能闪烁出令人震憾的历史质感和美感。

①［加］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②刘克：《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化生存——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论略》，《当代文坛》2003年第5期。

③二月河：《二月河作者自选集》，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240页。

④熊召政：《闲话历史真实》，《理论与与创作》2003年第1期。

⑤⑧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复旦学报》2003年第1期。

⑥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4页。

⑦王斯德：《世界通史》前言，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张居正范文篇9

——文化管理体制逐步理顺。以创新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初步建立起了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省直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系统实现了管办分离、局台（社）分设，政事、政企分开。省直出版系统前几年由于教材垄断经营的局面被打破，效益持续滑坡。组建长江出版集团以后，集团向经营体制转换，很快扭转被动局面，出版了一系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图书精品，去年利润增长30%，结束了连续三年利润大幅度下滑的局面。今年，省教育书刊社实现了管办分离。

——事业单位机制不断创新。以省直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为重点，引入竞争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湖北日报报业集团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去年总收入达10亿元，利润1亿元，5年翻了一番。其子报《楚天都市报》去年排名世界报纸发行量第37位，成为我国进入世界报纸发行量前100位的3家报纸之一。省作协积极创新作家管理机制，进一步激发了文学创作活力。熊召政所著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去年获茅盾文学奖，方方、池莉入选网评的中国十大最受欢迎的作家，刘醒龙、邓一光、陈应松等先后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奖，“文学鄂军”影响不断扩大。

——文化市场主体成长壮大。按照一手抓文化集团，一手抓中小文化单位；一手抓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一手抓民营文化企业成长发展的思路，培育文化市场主体，形成了一批极具优势的品牌文化产品和品牌文化企业。一是省和武汉市组建了8个国有文化集团。长江出版集团、知音集团、今古传奇报刊集团转制为国有文化企业集团，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盘活了国有文化资产。二是国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活力增强。省新华书店大力实施企业化改造和股份制试点，按现代流通体制整合全省发行资源，去年实现销售收入20.5亿元，比上年增长12%。电影发行放映由过去多级多家整合为2家院线，去年全省院线票房收入8652万元，比2004年增长25%，排名全国第七。三是民营文化企业迅速成长。国有民营的洪湖市艺术团，企业办的武汉邮政艺术团、武汉电信艺术团，社会办团的武汉星海合唱团等生机勃勃。在武汉等大中城市，由民间资本投资的歌厅迅速发展。以民营为主体的股份制企业江通动画被国家广电总局授予“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四是农村民营文化主体蓬勃发展。引导扶持农民办文化，大力培育农村文化市场主体，全省已有3000多个民间文艺团队、1万多家“文化中心户”活跃在广袤的农村大地。

——文化市场体系不断完善。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文化资源开始突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束缚，显现出优势资源整合的良好势头。一是优化报刊市场。在全国率先进行报刊治理，报刊资源得到有效整合，迅速形成市场优势，全省期刊业综合实力居全国第二，《知音》、《今古传奇》、《特别关注》分别成为期发行量过500万、200万和100万的全国大刊。荆楚网采取招标的方式进行重组，点击量最高突破1400万人次，进入全国省级新闻网站第一方阵。二是整合省直文艺院团。省直7家文艺院团整合为4家，机构减了，支出少了，机制活了，公共文化服务更多更好，演出场次逐年增加。三是开展文化招商。2004年成功举办了武汉国际文化产业博洽会，签约到位资金超过20亿元。在荆楚网上设置了“湖北省文化产业招商”栏目，列出了150个重点项目。武汉渡江节、十堰武当节、宜昌龙舟节、仙桃体操节和孝感孝文化研讨会等富有地方特色的节会活动，促进了文化招商的蓬勃发展。四是利用文化要素市场发展湖北文化。广播影视业面向全国集聚优势资源，加快发展步伐。去年，故事片《沉默的远山》等3部影片获政府“华表奖”，刚刚拍摄的电视连续剧《万历首辅张居正》，可望在中央电视台明年春节期间播出。

张居正范文篇10

关于税费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古今中外，皆有之。就中国而言，春秋时期，鲁国实行“初税亩”，是我国征收土地税的开始；秦朝时期赋税沉重，农民要把收获物的三分之二交给政府；西汉时实编户制度，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文帝时实行三十税一，东汉光武帝把田租恢复到三十税一；北魏实行租调制；唐前期实行租庸调制，后实行两税法，这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实行方田均税法和募役法；明朝时实行“一条鞭法”；清朝实行“地丁银”。

许多仁人志士也对此作过研究，著名的有威廉.配第的《赋税论》。他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他认为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土地和劳动,而课税的最终对象也只能是土地的地租及其派生收入.他把地租看成是剩余劳动的产物,从而也是赋税的最终源泉”。

二、历史经验明清以来的赋税问题

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缓和阶级矛盾，改革赋役制度，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将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并成一条”，折成银两，把从前按户、丁征收的役银，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一条鞭法是我国赋役史上一次重大改革，纳银代役的规定，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赋役征银的办法，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一条鞭法实行以后，明朝政府的财政一度好转，“太仓栗可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万”。但它触动了一些大官僚和大地主的利益，遭到激烈反对。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因贯彻不利，弊端百出。最终还是没有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农民仍然是最终受害者。

1669年，康熙帝宣布原来明朝藩王的土地，归现在耕种人所有，叫做“更名田”.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帝一上台就推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这样，人头税废除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隐蔽人口的现象也逐渐减少。摊丁入亩对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但这毕竟还是地主阶级的税制，仍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民还不得缴纳其他的各种徭役和赋税，农民仍然课税繁重。

三、当今的税费改革的现状

随着中国加入WTO，像美国等一些粮食大国，生产的粮食产品不断输入国内，由于其价格低廉，对我国的粮食生产造成巨大压力，使得粮价低的问题更加突出。

四、当今的税费改革的问题

自从朱镕基提出将农村的三提五统及各种费制改为农业税，一直到才实现。虽然，现在农民免交农业税，有的地方，还发农业补助，但中国的农业苏费改革仍然没有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即在税费改革之初，农民确实受益，但以后农民就有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农民仍然是税费改革的受害者。在青岛早报上，刊登的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的领导人，也看到了这个问题，文章指出：“要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粮价低、农资贵、上学贵、看病难的问题。”我们应该关心一下“粮价低、农资贵”这个问题了。农民虽然不交税了，可是，农民的农业生产需要投资、购买肥料、机械，而生产肥料、机械的工厂企业还需交税，因此这些工厂企业就不得不提高产品的价格，把一部分税价转嫁给农民。农民的粮食生产成本就增加了，而粮价就底了。这使得农民的收入偏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五、评价分析

1、历代赋税制度的调整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我国古代的赋税制度的调整，从原因上划分，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一是王朝建立之初，吸取前朝教训而减轻赋税；二是在国家控制大量无主土地而推行均田制时实行租庸调制；三是为解决经济困难，增加财政收入，调整赋税制度；四是临时加派的税款如辽饷。

2、不同的赋税制度分别产生的影响

第一种情况，迅速改变了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状况，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第二种情况，扩大了国家税源，增加了政府收入；第三种情况，通过税制改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第四种情况，加重了人民负担，成为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

3、从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发展过程看，呈现的趋势

有四种趋势：一是由向国王纳贡到国家征收土地税；二是由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到以土地、财产为主的征税标准，直至取消人头税；三是由赋役分征到赋役分征，名目的手段简化；四是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过渡。

4、这些变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使劳动者有较大的人身自由，有利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但这毕竟还是地主阶级的税制，仍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民还不得缴纳其他的各种徭役和赋税，农民仍然课税繁重。最终还是没有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农民仍然是最终受害者。

六、解决方案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出，中国从古代一直没有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要解决农民的“粮价低、农资贵”这个问题，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关键要从源头上解决。要从根本上处理好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消除农业发展的障碍，解决农资贵的问题。发展先进的科技含量高的新作物，解决粮价底的问题。对于那些科技含量底的农产品，要尽可能的降低生产成本。

其次改革的方法有：

1、发展农业科技，科技兴农。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如美国，为农民免费提供科技产品与信息服务。例如给农民提供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药剂等。

2、发展与农业相关的工业国家适当减少对其税收，以使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最低。使各种农业生产资料能像日常生活用品一样普遍且廉价。

3、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生产，农场经营。

要允许有能力的人承包足够的土地，以便实现规模经营，就像西方的农场主一样。以便于利用先进的农业生产科技进行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例如全部机械化作业，从播种、管理、撒肥、浇灌到收获。全部电脑控制。

4、实现农业的专业化生产。

在一些农产品聚集的地方，实行农业专业化生产。以利用地区专业化优势，利用现代化的技术管理。

在这里涉及一个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出租问题，国家曾实验过这个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出租转让，不过现在还没有普及实行。要想实现农业的专业化生产，就必须使得农民的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合法化，防止纠纷的产生。

5、发展教育，培养农民科学家。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要培养一大批农民科学家，鼓励农民的科技创新，使有能力的农民成为专门的科技人员。这也可以转移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实践出真知，所以要重视农民的科技创新。

6、开发绿色新产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为适应人们的要求，我们就不得不开发绿色新产品，为解决我国粮食面临的现状和国外的压力，我们也不得不发展一些科技含量高的绿色新产品和一些价格高的经济作物。

7、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对农民进行岗前技术培训。